第121章 勤政殿决胜千里！紫光阁活佛洗尘(1)
第一节 邓小平运筹大西藏班禅坎坷回归故土
格达活佛不幸遇害身亡，圆寂后全身乌黑，皮肤触手即行脱落，其状惨不忍睹。当时国民政府虽自顾不暇，还是派蒙藏委员会委员长关吉玉为专使，前往西宁主持了十世班禅的坐床大典。十世班禅一行在翻越唐古拉山的七天时间中，恶劣的环境夺去了十几个人和上万头骆驼、马、牦牛的生命。
震惊中外的“驱汉事件”
西藏地方自古就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藏族是中国境内具有悠久历史的民族之一。自近代以来，英帝国主义势力挟着鸦片战争的炮火，从喜马拉雅山脉南麓的印度打开侵入西藏的缺口，他们打着通商的旗号长期从事阴谋活动，妄图将西藏从中国的图上分离出去，实现其殖民化的迷梦。这一段历史，造成了汉藏之间和藏族内部关系的不融洽。早在20年代，藏传佛教历来遵奉的两大领袖失和，九世班禅额尔德尼因不赞同投靠英帝国主义而被逐出后藏日喀则，流亡于青海塔尔寺。西藏地方嘎厦拥戴达赖喇嘛为领袖，但西藏地方与中央政权的隶属关系并无改变。十三世达赖喇嘛圆寂后，热振活佛担任摄政，他承袭了内地中央的历史传统，反对西藏地主与祖国分离，为此受到嘎厦内部亲英势力的攻讦而被迫引退，后遭囚禁遇害。西藏地方最高行政权力遂由亲帝派摄政达扎活佛把持。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大英帝国在南亚的势力迅速衰落，意欲尽快使西藏脱离中国版图，或使中国政府对西藏的控制和影响力削弱至最低限度，以便为其插手西藏事务提供更多的契机。为此，以英印为背景的各色人物以商务为掩护，活跃于西藏政教上层，利用国共内战的急剧演变来挑拨西藏地方与中央政权的关系。随着国民党政权日益走向崩溃，商务代办处代表英国人理查逊向噶厦官员捏造说：“拉萨汉人中有共产党和倾向共产党的人，留他们在此，将来会充当内应，把解放军引进来。”当时噶厦正为如何防止共产党以推翻国民党政权为由进入西藏而苦无良策，理查逊的怂恿为其指点了迷津。
1949年7月8日，拉萨街头气氛异常紧张，全副武装的藏军在巴廓街实行戒严。噶厦官员突然通知国民政府驻藏办事处代理处长陈锡璋说，由于国共两党内战，国民党军队和官员走到哪里，共产党就追到哪里，故西藏民众大会（实系官员大会）决定西藏政府与国民政府暂时断绝政治关系，保留宗教关系，限令办事处全体人员及其他机关准备于两周之内启程赴印。同时，噶厦还派人捣毁了国民政府交通部设在拉萨的电台，断绝与内地一切通讯和邮件往来。次日，西藏当局经印度噶伦堡将此决定电告国民党政府，声称：“中国国民党与共产党战争正在进行，凡中国政府官员及其军队所在地，亦即产生共产主义与动乱”，“为西藏佛法领域长治久安计，吾人必须遣走一切可疑之共产党秘密工作人员”。当时西藏并无共产党组织的地下活动，西藏当局假此伎俩，妄图断绝西藏与祖国之间的联系，抵制人民解放军对西藏的解放。当时已迁往广州的国民政府，虽气息奄奄自顾不暇，仍复电西藏当局指出，这一做法：于法于理殊多未合。但这个陷入风雨飘摇中的所谓国民政府，已根本无法维持中央对西藏地方的主权，不得不在西藏当局限定的期限内，令其驻藏人员及眷属、夫役等200余人，分三批取道印度返回内地。其他在拉萨的汉人，包括商人、学校教师、医务工作者、寺庙杂役等，甚至连汉籍喇嘛，也悉数被逐。
西藏当局的“驱汉事件”，在国际社会引起强烈反响。西方通讯社乘机鼓噪，遥相呼应。美国合众社电讯说：“西藏利用国民党的行将崩溃，完全可能脱离中国政府之主权。”英国路透社专稿称：“英国从未承认西藏是中国一部分并受中国管辖的说法。”在帝国主义势力参与下，拉萨原有通讯联络电台一变为“西藏广播电台”，昼夜用藏、英、汉三种语言向外界传播：“汉藏关系只是宗教上的供施关系，西藏在历史上就没属于过中国。”噶厦当局公然草拟了所谓《西藏独立宣言》，准备派员去联合国呼吁，请求支持。值此中国革命取得全国胜利的前夜，西藏上层集团加快了与祖国分离的步伐，西藏地方与中央的关系出现了前所未有的严重危机。
当时整个中华民族的命运正发生着历史转变，以谋求全民族最大多数人民的最大利益为宗旨的中国共产党发出了强有力的声音。1949年9月2日和7日，新华社和《人民日报》连续发表社论：《决不允许外国侵略者吞并中国的领土――西藏》，《中国人民一定要解放西藏》。社论指出：“西藏地方当权者驱逐汉族人民及国民党驻藏人员的事件，是在英美帝国主义及其追随者的策划下发动的，其目的就是企图在人民解放军即将解放全国的时候，使西藏人民不但不能得到解放，而且进一步丧失独立自由，变为外国帝国主义的殖民地奴隶。”然而，中国任人宰割的时代行将过去，“中国人民解放军必须解放包括西藏、新疆、海南岛、台湾在内的中国全部领土，不容有一寸土地留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统治以外。”这是正在接收全国政权的中国共产党人对西藏问题明确提出的基本原则和政治主张。
“亲善使团”无疾而终
逆历史潮流而动、背全国人心所向的“西藏独立”阴谋，受到全国各族人民的一致声讨和谴责，尤其是藏民族各阶层爱国人士对此分裂行径表示了极大的愤慨。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这一天，藏民族两大主教之一的十世班禅额尔德尼？却吉坚赞，从居留地青海致电毛泽东主席和朱德总司令，表示坚决拥护中央人民政府，期盼西藏早日解放。11月，从西藏逃亡内地的爱国人士“热振派”代表益西楚臣，在西宁拜见了中央代表，痛陈西藏当权者迫害爱国势力的暴行，敦请人民解放军尽早进军西藏，拯救同胞于水深火热，使西藏回到祖国的怀抱。
中共中央、中央人民政府十分关心100万藏族同胞的命运。开国大典后不久，毛泽东、朱德即明确指出：“西藏人民是爱祖国而反对外国侵略的，他们不满意国民党反动政府的政策，而愿意成为统一的富强的各民族平等合作的新中国大家庭的一分子。中央人民政府和中国人民解放军必定能够满足西藏人民的这个愿望。”到1950年春天来临的时候，人民解放军胜利地完成了向大西南、大西北的挺进，凡四川、云南、西康、甘肃、青海诸省境内的藏族聚居地区全部获得解放，并陆续建立起人民民主政权。祖国大陆尚未解放的国土，只剩下西藏这最后一个省份。
可是，封闭在雪山高原的噶厦地方政府，却置藏民族的前途命运于不顾，摄政达扎等人伙同理查逊和美国神秘人物劳尔？汤姆斯密商，策划组织所谓“亲善使团”分赴美、英、印度、尼泊尔等国请求援助。1950年1月14日，合众社伦敦电讯首次向外界披露：“西藏将派出亲善使团分赴英、美、印、尼和北京表示独立”，这立即引起世界舆论的密切关注，也激起全国各族人民的极大愤慨。1月20日，新华社发表我国外交部发言人谈话，严正驳斥了这种分裂祖国的背叛行为，指出西藏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这一铁的事实，申明拉萨当局根本无权擅自派出任何“使团”，更无权表示所谓的“独立”，要求拉萨当局在西藏人民成为祖国民主大家庭的一员的原则下，派出代表到北京谈判西藏和平解放问题。同时，向有关各国发出严正警告：“任何接待这种非法使团的国家，将被认为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怀抱敌意。”
1月31日，班禅堪布会议厅代表西藏爱国人士致电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谴责拉萨当局的倒行逆施，“恭请速发义师，解放西藏。”2月，康藏甘孜、芒康地区的藏族上层爱国知名人士格达活佛等，派出代表前来北京，向中央人民政府致敬，进一步表达了藏族各界人民要求解放西藏，并统一于祖国大家庭的迫切愿望。由于中国政府的严正警告和藏族各界人民的坚决反对，英、美等国出于各自利害的考虑，表示不能接待西藏代表团。所谓“亲善使团”只到达印度便无疾而终，未能到英、美等国进行非法活动。
非法派遣对外使团的分裂活动被挫败后，拉萨当局仍迷途难返，他们对来自中央的警告和规劝充耳不闻，在分裂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在那世界屋脊下的雪域之乡，凄厉的法号撕裂了阴霾的天空，各大寺院幽暗的庙堂里，诅咒汉人解放军的咒经不绝于耳。16岁以上60岁以下的男丁陆续被征召入伍，藏军的人数骤然膨胀了一倍。大批美式武器装备经印度加尔各答源源运到拉萨，足够装备起10000人的军队。在通往藏东的古驿道上，日夜兼程的藏军和辎重车卷起滚滚的烟尘。专门从事间谍活动的英国特务福特，在昌都藏军兵营里架设了电台，神秘的电波时断时续地穿透诡谲的夜空……
西藏――这片喜马拉雅山下古老神奇的土地，环绕3000多个湖泊的美丽高原，遍布原始森林、蕴藏无数宝藏的雪域之乡，成为西方敌视中国的势力争相插足制造民族纠葛的策源地，也成为当时国际社会瞩目的一个焦点。
在此情况下，西南军区进藏部队普遍进行了解放西藏、建设边疆、巩固国防的教育、艰苦奋斗的传统教育和民族政策教育，开展了学习藏文、藏语和西藏政治、经济、兵要地志的活动；同时，进行在高寒地区行军作战的适应性训练，并投入相当大力量修筑进藏公路，筹措和抢运军需物资。
经过多方面的准备，西南军区进藏部队分别从康西、川中、滇西出发，于10月初陆续到达康藏交界处的甘孜、邓柯、德格一线，直逼藏东重镇昌都。西北军区密切配合，派出青藏骑兵支队和新疆独立骑兵师，分别进至青海交界的玉树和西藏阿里地区的改则一带。中国人民解放军就此拉开了进军西藏的序幕。
和平谈判一波三折
向历史上长期封闭的内陆省份西藏进军，必然涉及政治、宗教、民族等一系列的复杂问题。对此，中共中央采取了十分慎重的态度，指示有关部门尽量收集西藏情况，邀请藏族知识分子座谈，组织西藏问题研究会，以为制定政策提供依据。西南局还专门请来大学教授，调查研究西藏历史、地理和社会情况，并向中央提出具体建议。邓小平在听取进藏部队的汇报时强调说：“我们进军西藏，就是要靠政策走路，靠政策吃饭，一切要从西藏的历史、社会情况和民族宗教特点的实际出发，要调查研究清楚了再办事。”遵照这一指示，18军前敌指挥部进至西康地区后，即实地考察康藏情况，广泛收集资料，了解藏族人民的宗教信仰、风俗习惯，并相应制定了进军守则、入城纪律等，把执行民族政策和宗教政策、团结上层人士放到极为重要的地位，真正做到“靠政策走路，靠政策吃饭”。
在汇集和详细研究了各个方面情况之后，中央认为：在国内外的有利形势下，西藏上层集团已开始分化，亲英势力已不能像过去那样有恃无恐。在政教界颇有影响的三大寺不赞成打仗，上层爱国力量在逐渐发展，下层人民则渴望解放，这表明，和平解放西藏的可能性比较以前增长了。为此，中央提出在对西藏准备采取军事行动的同时，争取实现和平解放的方针。5月17日，中央在给西南局的指示中指出：“军事进攻的同时，利用一切可能，进行政治争取工作是十分必要的。”实行这一方针的基本问题是：“西藏方面，必须驱逐英美帝国主义的侵略势力，准许人民解放军进入西藏。我们方面则可承认西藏的政治制度，连同达赖的地位在内，以及现有的武装力量、风俗习惯不变更，并一律加以保护。”实现这一方针，将有助于加强汉藏民族团结，有利于西藏社会稳定。
在重庆嘉陵江畔的曾家岩，中共中央西南局所在地，邓小平伏案疾书，代中央起草关于与西藏地方政府谈判的条件。5月29日，中共中央批准同意邓小平草拟的十项谈判条件。这十项条件，当时通称“十大政策”或“十大公约”。它体现了中国共产党民族平等、民族团结的原则，是争取西藏和平解放的和指导进军行动的基本依据。在争取和平解放西藏的方针下，中央一面命令人民解放军充分做好进藏准备，一面通知西藏地方政府派代表来北京谈判，以便订立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由于当时西藏与内地断绝了通邮与电讯联系，寄信都要绕道印度，要把和平解放西藏的方针政策传达到拉萨，并非易事。为此，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开办了少数民族节目，直接用藏语广播《共同纲领》、中央对西藏的十大政策以及新华社有关社论，揭露帝国主义的阴谋，表达中央对西藏的关怀。在西藏上层有不少弟子的喜饶嘉措大师等爱国人士，也通过发表广播讲话，托人带信等方式，呼吁达赖喇嘛勿听信帝国主义的谣言，速派代表赴京协商解决西藏问题。这些努力，在西藏上层集团内部产生了很大影响。此外，中央还通过宗教界爱国人士自发组织劝和团，设法前往拉萨直接做达赖喇嘛的工作，表明中央和平解放西藏问题的真诚愿望。
但是，西藏少数分裂主义者把持噶厦政府，仍继续同中央顽固对抗。在和平谈判问题上，西藏当局原于1950年2月派出一个代表团到印度噶伦堡，竟然荒谬地以西藏“外交代表”的名义要求与中央政府在香港谈判“两国”之间的关系。中央人民政府秘书长李维汉复函严正指出：“只能是西藏地方政府派至中央人民政府商谈西藏地方方面事务的代表团，不能称作西藏赴中国外交代表团，谈判的地点必须在北京，不能在香港。”中国驻印度大使馆代办申健两次会见西藏代表团官员厦格巴等人，阐明中央的立场及关于解放西藏的方针政策，要他们迅速到北京谈判。该团接噶厦密电称难以接受中央的条件，就借口要派人回拉萨请示，故意拖延时间，以达到迟滞人民解放军的军事行动的目的。
对于受中央委托赴西藏劝和的代表团，噶厦政府用尽了阻挠、拦截直至加害等各种手段。当年春夏之交，康藏甘孜白利寺著名的爱国活佛格达致电朱德总司令，主动请求去拉萨促进和谈，朱德复电请他在安全有保证的条件下方可前往。格达活佛为西藏早一日祥和解放所激励，毅然于7月10日以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西康省副主席的身份，从甘孜启程赴西藏。格达活佛一行携中央的十项条件，沿途向藏族僧俗群众宣传中央的政策，以亲身所见介绍人民解放军尊重藏民宗教信仰、保护喇嘛寺庙的事实，劝说土司、头人、藏军官兵勿以解放军为敌。7月24日，格达抵昌都，向拉鲁总管说明来意，并写信给拉萨的熟人旧友，表示即将前往促进和谈。格达入藏劝和的爱国义举，在西藏僧俗各界产生很大影响，同时也引起亲帝分裂主义势力的忌恨。噶厦密示务将格达提留于昌都，不准继续西行。昌都的分裂主义分子伙同英国特务福特，竟冒天下之大不韪，秘密在茶水里下毒，致格达饮茶中毒后将他软禁，不准与随行人员和善男信女接近。格达活佛在生命垂危之际，仍表示死而不悔，但求到拉萨一见达赖活佛，以完成中央交付的使命。这更引起帝国主义特务分子的恐惧，再次暗下毒药。8月22日，格达活佛不幸遇害身亡，圆寂后全身乌黑，皮肤触手即行脱落，其状惨不忍睹。
格达活佛的被害，实为一桩于教于法于理均不见容的暴行，立刻激起西藏僧俗民众和全国各族人民的极大愤慨。与昌都隔江相望的18军进藏部队指战员，更是群情激奋，纷纷请战。三天之后，中央军委批准了西南局关于10月中旬占领昌都的作战计划。26日，西南军区下达了关于昌都战役的作战命令。局势的发展证实了毛泽东所言：解放西藏问题不出兵是不可能的。集结于康藏金沙江东岸的人民解放军官兵，枕戈待旦；解放全国大陆的最后一战，只待扣弦即发……
昌都之战
位于澜沧江上游两大支流交汇处的昌都，是由川康入藏的必经之路，也是藏东扼进藏南、北、中三路的咽喉要道。噶厦在昌都设置了总管署，并陆续向这里增兵。藏军全部17个代本（团）中，号称能征善战的10个代本基本上被调至藏东，并配有英美式武器装备，加上民兵共计8000余人，分别部署在以昌都为中心的金沙江西岸地区，企图倚仗其军事力量，阻止人民解放军进入西藏。
毛泽东密切注视着国际上围绕西藏问题的新动向。鉴于印度已发表声明承认西藏为中国领土，惟希望和平解决勿用武力；英国也改变了不允许西藏代表团来京谈判的态度，毛泽东认为：“如我军能于10月占领昌都，有可能促使西藏代表团来京谈判，求得和平解决。”为此，他在审阅昌都战役计划时，指示西南局一方面要对藏军的战斗力有足够的估计，必须准备打几个硬仗，并保证到昌都的公路能随军队攻进速度修筑通车；另一方面，在占领昌都后，暂不进拉萨，并将主力撤回甘孜，以向西藏方面表示和平解决的诚意。这是一个“以和为上，以打促谈”的精心部署。昌都战役部署就绪后，毛泽东在8月29日的一个批示中，让外交部向印度方面透露：我军就要向西藏前进了，希望西藏代表团能于9月中旬到达北京谈判，并请印度政府给予可能的协助。正所谓有言在先，莫谓言之不预也。
从早春到仲秋，北京一直耐心等待西藏当局醒悟，希望他们能自己敞开谈判的大门。可是，拉萨的真实意图不过是打着“谈判”的幌子，欺骗世界舆论，延宕对西藏的解放。尽管中央通过新任驻印大使袁仲贤，再三敦促西藏代表团在规定期限前至京，夏格巴等人却依然滞留印度，迟迟不来北京。然而，等待不是无限期的。进军行动从任何角度讲都不可能再推迟。在中央对西藏当局的政治争取做到仁至义尽之后，必须采取必要军事行动，对集结于昌都妄图阻止人民解放军前进的藏军给以坚决打击。
格达活佛不幸遇害身亡，圆寂后全身乌黑，皮肤触手即行脱落，其状惨不忍睹。当时国民政府虽自顾不暇，还是派蒙藏委员会委员长关吉玉为专使，前往西宁主持了十世班禅的坐床大典。十世班禅一行在翻越唐古拉山的七天时间中，恶劣的环境夺去了十几个人和上万头骆驼、马、牦牛的生命。
震惊中外的“驱汉事件”
西藏地方自古就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藏族是中国境内具有悠久历史的民族之一。自近代以来，英帝国主义势力挟着鸦片战争的炮火，从喜马拉雅山脉南麓的印度打开侵入西藏的缺口，他们打着通商的旗号长期从事阴谋活动，妄图将西藏从中国的图上分离出去，实现其殖民化的迷梦。这一段历史，造成了汉藏之间和藏族内部关系的不融洽。早在20年代，藏传佛教历来遵奉的两大领袖失和，九世班禅额尔德尼因不赞同投靠英帝国主义而被逐出后藏日喀则，流亡于青海塔尔寺。西藏地方嘎厦拥戴达赖喇嘛为领袖，但西藏地方与中央政权的隶属关系并无改变。十三世达赖喇嘛圆寂后，热振活佛担任摄政，他承袭了内地中央的历史传统，反对西藏地主与祖国分离，为此受到嘎厦内部亲英势力的攻讦而被迫引退，后遭囚禁遇害。西藏地方最高行政权力遂由亲帝派摄政达扎活佛把持。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大英帝国在南亚的势力迅速衰落，意欲尽快使西藏脱离中国版图，或使中国政府对西藏的控制和影响力削弱至最低限度，以便为其插手西藏事务提供更多的契机。为此，以英印为背景的各色人物以商务为掩护，活跃于西藏政教上层，利用国共内战的急剧演变来挑拨西藏地方与中央政权的关系。随着国民党政权日益走向崩溃，商务代办处代表英国人理查逊向噶厦官员捏造说：“拉萨汉人中有共产党和倾向共产党的人，留他们在此，将来会充当内应，把解放军引进来。”当时噶厦正为如何防止共产党以推翻国民党政权为由进入西藏而苦无良策，理查逊的怂恿为其指点了迷津。
1949年7月8日，拉萨街头气氛异常紧张，全副武装的藏军在巴廓街实行戒严。噶厦官员突然通知国民政府驻藏办事处代理处长陈锡璋说，由于国共两党内战，国民党军队和官员走到哪里，共产党就追到哪里，故西藏民众大会（实系官员大会）决定西藏政府与国民政府暂时断绝政治关系，保留宗教关系，限令办事处全体人员及其他机关准备于两周之内启程赴印。同时，噶厦还派人捣毁了国民政府交通部设在拉萨的电台，断绝与内地一切通讯和邮件往来。次日，西藏当局经印度噶伦堡将此决定电告国民党政府，声称：“中国国民党与共产党战争正在进行，凡中国政府官员及其军队所在地，亦即产生共产主义与动乱”，“为西藏佛法领域长治久安计，吾人必须遣走一切可疑之共产党秘密工作人员”。当时西藏并无共产党组织的地下活动，西藏当局假此伎俩，妄图断绝西藏与祖国之间的联系，抵制人民解放军对西藏的解放。当时已迁往广州的国民政府，虽气息奄奄自顾不暇，仍复电西藏当局指出，这一做法：于法于理殊多未合。但这个陷入风雨飘摇中的所谓国民政府，已根本无法维持中央对西藏地方的主权，不得不在西藏当局限定的期限内，令其驻藏人员及眷属、夫役等200余人，分三批取道印度返回内地。其他在拉萨的汉人，包括商人、学校教师、医务工作者、寺庙杂役等，甚至连汉籍喇嘛，也悉数被逐。
西藏当局的“驱汉事件”，在国际社会引起强烈反响。西方通讯社乘机鼓噪，遥相呼应。美国合众社电讯说：“西藏利用国民党的行将崩溃，完全可能脱离中国政府之主权。”英国路透社专稿称：“英国从未承认西藏是中国一部分并受中国管辖的说法。”在帝国主义势力参与下，拉萨原有通讯联络电台一变为“西藏广播电台”，昼夜用藏、英、汉三种语言向外界传播：“汉藏关系只是宗教上的供施关系，西藏在历史上就没属于过中国。”噶厦当局公然草拟了所谓《西藏独立宣言》，准备派员去联合国呼吁，请求支持。值此中国革命取得全国胜利的前夜，西藏上层集团加快了与祖国分离的步伐，西藏地方与中央的关系出现了前所未有的严重危机。
当时整个中华民族的命运正发生着历史转变，以谋求全民族最大多数人民的最大利益为宗旨的中国共产党发出了强有力的声音。1949年9月2日和7日，新华社和《人民日报》连续发表社论：《决不允许外国侵略者吞并中国的领土――西藏》，《中国人民一定要解放西藏》。社论指出：“西藏地方当权者驱逐汉族人民及国民党驻藏人员的事件，是在英美帝国主义及其追随者的策划下发动的，其目的就是企图在人民解放军即将解放全国的时候，使西藏人民不但不能得到解放，而且进一步丧失独立自由，变为外国帝国主义的殖民地奴隶。”然而，中国任人宰割的时代行将过去，“中国人民解放军必须解放包括西藏、新疆、海南岛、台湾在内的中国全部领土，不容有一寸土地留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统治以外。”这是正在接收全国政权的中国共产党人对西藏问题明确提出的基本原则和政治主张。
“亲善使团”无疾而终
逆历史潮流而动、背全国人心所向的“西藏独立”阴谋，受到全国各族人民的一致声讨和谴责，尤其是藏民族各阶层爱国人士对此分裂行径表示了极大的愤慨。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这一天，藏民族两大主教之一的十世班禅额尔德尼？却吉坚赞，从居留地青海致电毛泽东主席和朱德总司令，表示坚决拥护中央人民政府，期盼西藏早日解放。11月，从西藏逃亡内地的爱国人士“热振派”代表益西楚臣，在西宁拜见了中央代表，痛陈西藏当权者迫害爱国势力的暴行，敦请人民解放军尽早进军西藏，拯救同胞于水深火热，使西藏回到祖国的怀抱。
中共中央、中央人民政府十分关心100万藏族同胞的命运。开国大典后不久，毛泽东、朱德即明确指出：“西藏人民是爱祖国而反对外国侵略的，他们不满意国民党反动政府的政策，而愿意成为统一的富强的各民族平等合作的新中国大家庭的一分子。中央人民政府和中国人民解放军必定能够满足西藏人民的这个愿望。”到1950年春天来临的时候，人民解放军胜利地完成了向大西南、大西北的挺进，凡四川、云南、西康、甘肃、青海诸省境内的藏族聚居地区全部获得解放，并陆续建立起人民民主政权。祖国大陆尚未解放的国土，只剩下西藏这最后一个省份。
可是，封闭在雪山高原的噶厦地方政府，却置藏民族的前途命运于不顾，摄政达扎等人伙同理查逊和美国神秘人物劳尔？汤姆斯密商，策划组织所谓“亲善使团”分赴美、英、印度、尼泊尔等国请求援助。1950年1月14日，合众社伦敦电讯首次向外界披露：“西藏将派出亲善使团分赴英、美、印、尼和北京表示独立”，这立即引起世界舆论的密切关注，也激起全国各族人民的极大愤慨。1月20日，新华社发表我国外交部发言人谈话，严正驳斥了这种分裂祖国的背叛行为，指出西藏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这一铁的事实，申明拉萨当局根本无权擅自派出任何“使团”，更无权表示所谓的“独立”，要求拉萨当局在西藏人民成为祖国民主大家庭的一员的原则下，派出代表到北京谈判西藏和平解放问题。同时，向有关各国发出严正警告：“任何接待这种非法使团的国家，将被认为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怀抱敌意。”
1月31日，班禅堪布会议厅代表西藏爱国人士致电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谴责拉萨当局的倒行逆施，“恭请速发义师，解放西藏。”2月，康藏甘孜、芒康地区的藏族上层爱国知名人士格达活佛等，派出代表前来北京，向中央人民政府致敬，进一步表达了藏族各界人民要求解放西藏，并统一于祖国大家庭的迫切愿望。由于中国政府的严正警告和藏族各界人民的坚决反对，英、美等国出于各自利害的考虑，表示不能接待西藏代表团。所谓“亲善使团”只到达印度便无疾而终，未能到英、美等国进行非法活动。
非法派遣对外使团的分裂活动被挫败后，拉萨当局仍迷途难返，他们对来自中央的警告和规劝充耳不闻，在分裂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在那世界屋脊下的雪域之乡，凄厉的法号撕裂了阴霾的天空，各大寺院幽暗的庙堂里，诅咒汉人解放军的咒经不绝于耳。16岁以上60岁以下的男丁陆续被征召入伍，藏军的人数骤然膨胀了一倍。大批美式武器装备经印度加尔各答源源运到拉萨，足够装备起10000人的军队。在通往藏东的古驿道上，日夜兼程的藏军和辎重车卷起滚滚的烟尘。专门从事间谍活动的英国特务福特，在昌都藏军兵营里架设了电台，神秘的电波时断时续地穿透诡谲的夜空……
西藏――这片喜马拉雅山下古老神奇的土地，环绕3000多个湖泊的美丽高原，遍布原始森林、蕴藏无数宝藏的雪域之乡，成为西方敌视中国的势力争相插足制造民族纠葛的策源地，也成为当时国际社会瞩目的一个焦点。
在此情况下，西南军区进藏部队普遍进行了解放西藏、建设边疆、巩固国防的教育、艰苦奋斗的传统教育和民族政策教育，开展了学习藏文、藏语和西藏政治、经济、兵要地志的活动；同时，进行在高寒地区行军作战的适应性训练，并投入相当大力量修筑进藏公路，筹措和抢运军需物资。
经过多方面的准备，西南军区进藏部队分别从康西、川中、滇西出发，于10月初陆续到达康藏交界处的甘孜、邓柯、德格一线，直逼藏东重镇昌都。西北军区密切配合，派出青藏骑兵支队和新疆独立骑兵师，分别进至青海交界的玉树和西藏阿里地区的改则一带。中国人民解放军就此拉开了进军西藏的序幕。
和平谈判一波三折
向历史上长期封闭的内陆省份西藏进军，必然涉及政治、宗教、民族等一系列的复杂问题。对此，中共中央采取了十分慎重的态度，指示有关部门尽量收集西藏情况，邀请藏族知识分子座谈，组织西藏问题研究会，以为制定政策提供依据。西南局还专门请来大学教授，调查研究西藏历史、地理和社会情况，并向中央提出具体建议。邓小平在听取进藏部队的汇报时强调说：“我们进军西藏，就是要靠政策走路，靠政策吃饭，一切要从西藏的历史、社会情况和民族宗教特点的实际出发，要调查研究清楚了再办事。”遵照这一指示，18军前敌指挥部进至西康地区后，即实地考察康藏情况，广泛收集资料，了解藏族人民的宗教信仰、风俗习惯，并相应制定了进军守则、入城纪律等，把执行民族政策和宗教政策、团结上层人士放到极为重要的地位，真正做到“靠政策走路，靠政策吃饭”。
在汇集和详细研究了各个方面情况之后，中央认为：在国内外的有利形势下，西藏上层集团已开始分化，亲英势力已不能像过去那样有恃无恐。在政教界颇有影响的三大寺不赞成打仗，上层爱国力量在逐渐发展，下层人民则渴望解放，这表明，和平解放西藏的可能性比较以前增长了。为此，中央提出在对西藏准备采取军事行动的同时，争取实现和平解放的方针。5月17日，中央在给西南局的指示中指出：“军事进攻的同时，利用一切可能，进行政治争取工作是十分必要的。”实行这一方针的基本问题是：“西藏方面，必须驱逐英美帝国主义的侵略势力，准许人民解放军进入西藏。我们方面则可承认西藏的政治制度，连同达赖的地位在内，以及现有的武装力量、风俗习惯不变更，并一律加以保护。”实现这一方针，将有助于加强汉藏民族团结，有利于西藏社会稳定。
在重庆嘉陵江畔的曾家岩，中共中央西南局所在地，邓小平伏案疾书，代中央起草关于与西藏地方政府谈判的条件。5月29日，中共中央批准同意邓小平草拟的十项谈判条件。这十项条件，当时通称“十大政策”或“十大公约”。它体现了中国共产党民族平等、民族团结的原则，是争取西藏和平解放的和指导进军行动的基本依据。在争取和平解放西藏的方针下，中央一面命令人民解放军充分做好进藏准备，一面通知西藏地方政府派代表来北京谈判，以便订立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由于当时西藏与内地断绝了通邮与电讯联系，寄信都要绕道印度，要把和平解放西藏的方针政策传达到拉萨，并非易事。为此，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开办了少数民族节目，直接用藏语广播《共同纲领》、中央对西藏的十大政策以及新华社有关社论，揭露帝国主义的阴谋，表达中央对西藏的关怀。在西藏上层有不少弟子的喜饶嘉措大师等爱国人士，也通过发表广播讲话，托人带信等方式，呼吁达赖喇嘛勿听信帝国主义的谣言，速派代表赴京协商解决西藏问题。这些努力，在西藏上层集团内部产生了很大影响。此外，中央还通过宗教界爱国人士自发组织劝和团，设法前往拉萨直接做达赖喇嘛的工作，表明中央和平解放西藏问题的真诚愿望。
但是，西藏少数分裂主义者把持噶厦政府，仍继续同中央顽固对抗。在和平谈判问题上，西藏当局原于1950年2月派出一个代表团到印度噶伦堡，竟然荒谬地以西藏“外交代表”的名义要求与中央政府在香港谈判“两国”之间的关系。中央人民政府秘书长李维汉复函严正指出：“只能是西藏地方政府派至中央人民政府商谈西藏地方方面事务的代表团，不能称作西藏赴中国外交代表团，谈判的地点必须在北京，不能在香港。”中国驻印度大使馆代办申健两次会见西藏代表团官员厦格巴等人，阐明中央的立场及关于解放西藏的方针政策，要他们迅速到北京谈判。该团接噶厦密电称难以接受中央的条件，就借口要派人回拉萨请示，故意拖延时间，以达到迟滞人民解放军的军事行动的目的。
对于受中央委托赴西藏劝和的代表团，噶厦政府用尽了阻挠、拦截直至加害等各种手段。当年春夏之交，康藏甘孜白利寺著名的爱国活佛格达致电朱德总司令，主动请求去拉萨促进和谈，朱德复电请他在安全有保证的条件下方可前往。格达活佛为西藏早一日祥和解放所激励，毅然于7月10日以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西康省副主席的身份，从甘孜启程赴西藏。格达活佛一行携中央的十项条件，沿途向藏族僧俗群众宣传中央的政策，以亲身所见介绍人民解放军尊重藏民宗教信仰、保护喇嘛寺庙的事实，劝说土司、头人、藏军官兵勿以解放军为敌。7月24日，格达抵昌都，向拉鲁总管说明来意，并写信给拉萨的熟人旧友，表示即将前往促进和谈。格达入藏劝和的爱国义举，在西藏僧俗各界产生很大影响，同时也引起亲帝分裂主义势力的忌恨。噶厦密示务将格达提留于昌都，不准继续西行。昌都的分裂主义分子伙同英国特务福特，竟冒天下之大不韪，秘密在茶水里下毒，致格达饮茶中毒后将他软禁，不准与随行人员和善男信女接近。格达活佛在生命垂危之际，仍表示死而不悔，但求到拉萨一见达赖活佛，以完成中央交付的使命。这更引起帝国主义特务分子的恐惧，再次暗下毒药。8月22日，格达活佛不幸遇害身亡，圆寂后全身乌黑，皮肤触手即行脱落，其状惨不忍睹。
格达活佛的被害，实为一桩于教于法于理均不见容的暴行，立刻激起西藏僧俗民众和全国各族人民的极大愤慨。与昌都隔江相望的18军进藏部队指战员，更是群情激奋，纷纷请战。三天之后，中央军委批准了西南局关于10月中旬占领昌都的作战计划。26日，西南军区下达了关于昌都战役的作战命令。局势的发展证实了毛泽东所言：解放西藏问题不出兵是不可能的。集结于康藏金沙江东岸的人民解放军官兵，枕戈待旦；解放全国大陆的最后一战，只待扣弦即发……
昌都之战
位于澜沧江上游两大支流交汇处的昌都，是由川康入藏的必经之路，也是藏东扼进藏南、北、中三路的咽喉要道。噶厦在昌都设置了总管署，并陆续向这里增兵。藏军全部17个代本（团）中，号称能征善战的10个代本基本上被调至藏东，并配有英美式武器装备，加上民兵共计8000余人，分别部署在以昌都为中心的金沙江西岸地区，企图倚仗其军事力量，阻止人民解放军进入西藏。
毛泽东密切注视着国际上围绕西藏问题的新动向。鉴于印度已发表声明承认西藏为中国领土，惟希望和平解决勿用武力；英国也改变了不允许西藏代表团来京谈判的态度，毛泽东认为：“如我军能于10月占领昌都，有可能促使西藏代表团来京谈判，求得和平解决。”为此，他在审阅昌都战役计划时，指示西南局一方面要对藏军的战斗力有足够的估计，必须准备打几个硬仗，并保证到昌都的公路能随军队攻进速度修筑通车；另一方面，在占领昌都后，暂不进拉萨，并将主力撤回甘孜，以向西藏方面表示和平解决的诚意。这是一个“以和为上，以打促谈”的精心部署。昌都战役部署就绪后，毛泽东在8月29日的一个批示中，让外交部向印度方面透露：我军就要向西藏前进了，希望西藏代表团能于9月中旬到达北京谈判，并请印度政府给予可能的协助。正所谓有言在先，莫谓言之不预也。
从早春到仲秋，北京一直耐心等待西藏当局醒悟，希望他们能自己敞开谈判的大门。可是，拉萨的真实意图不过是打着“谈判”的幌子，欺骗世界舆论，延宕对西藏的解放。尽管中央通过新任驻印大使袁仲贤，再三敦促西藏代表团在规定期限前至京，夏格巴等人却依然滞留印度，迟迟不来北京。然而，等待不是无限期的。进军行动从任何角度讲都不可能再推迟。在中央对西藏当局的政治争取做到仁至义尽之后，必须采取必要军事行动，对集结于昌都妄图阻止人民解放军前进的藏军给以坚决打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