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20章 唇亡齿寒颐年堂决策！临危受命彭帅抗美帝(12)
斯大林不愿意看到中国人失去彻底战胜美国人的信心。他在5日给毛泽东的回电中说：“我同您一样认为，不应加速朝鲜战争，因为持久的战争第一能够使中国军队在实战中学习现代战争；第二将会动摇美国杜鲁门政府和打破美英军队的军事神话。”他鼓励毛泽东说，你们目前遇到问题并不十分严重，只要按照目前计划在接近前沿的后方构筑强大的防御工事，加强敌后游击队的活动，进一步装备新的大炮和其他武器，情况就会改善。他说他感到奇怪的是：来电抱怨火炮和反坦克武器少，而两个月前我就已经通知您，我们今年可以提供给您新的大炮和其他武器，为什么始终没有收到您的订单？在他看来，目前最大的难题是，由于几度后撤，志愿军的士气已出现问题。“如果不准备和不实行对敌人的重大打击，消灭其三四个师，就不可能消除这些不健康的情绪。”他确信，只有努力再打好一仗才可以提高士气，并为志愿军下一步实行有效的消耗战创造重要的前提条件。
但是，就在斯大林来电的同时，毛泽东与前来北京的金日成举行了会谈。金日成也已得到了有关美国有意谈判的情况通报。经过这两次战役，他已看出短期内再不存在解放南朝鲜的可能性，因而也倾向于赞同停战了。鉴于这种情况，毛泽东终于开始考虑要不要停战的问题。他在5日傍晚发给斯大林的另一封电报中，明确提出要派高岗前往莫斯科，就“我们在朝鲜战争过程中遇到的一些严重问题”提出报告，并请求指示。在得到斯大林的同意后，毛泽东第一次在电报中暗示了中共中央想要寻求停战的意向。在9日的电报里，他通知斯大林说，高岗此行准备报告我们“关于战争与和平问题”的想法。
6月13日，斯大林在莫斯科听取了高岗和金日成就朝鲜战争问题进行的汇报。他很痛快地答应了中国方面提出的关于补充提供60个师的武器装备的申请订货单，和毛泽东提出的为彭德怀派遣军事顾问的要求，并告诉高岗说，志愿军的装备与敌人相比有很大的差距，必须加强坦克和火炮的数量。然而，当高岗代表中共中央开始提出，是否可以考虑以三八线为界举行停战谈判的问题时，斯大林显得十分不安。他有些激动地表示：你们现在打得很好，为什么要停战？害怕打下去的应当是美国人，不是我们。我了解美国人的心理，你们多打死一名美国兵，他们多往国内送回一具棺材，他们国内反对这场战争的压力也就越大，最后要停战的一定是美国人。在高岗和金日成反复解释了中朝方面的困难之后，斯大林最终作了让步，说如果你们一定想停战，那就试一试吧，也许是件好事。在会谈后给毛泽东的电报中，斯大林只简单地提到了一句：“我们认为，现在停战是件好事。”
斯大林的答复，使毛泽东很快下了决心。他一收到电报当天就致电高岗和金日成，要他们与斯大林协商争取停战的办法。毛泽东表示：“现在由我们自己提出这个问题对朝鲜和对中国都是不适宜的，因为在最近两个月内朝鲜军队和中国志愿军都得采取防御态势”。在这种情况下要求停战，很容易被敌人看成是软弱的表现，即使能够谈判，中朝方面也必定处于不利的地位。因此，“最好这样做：1.等待敌方提出；2.最好由苏联政府根据凯南的声明向美国政府试探停战问题”。毛泽东显然主张苏联利用这个机会促成谈判。
严格地说，美国确定谋求朝鲜停战的方针要早于中国方面。还在4月5日，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已经得出结论：“‘单靠军事行动’，是无法解决朝鲜问题的”。5月17日，杜鲁门总统批准了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就此作出的决定：争取结束在朝鲜的敌对行动。5月31日，参谋长联席会议正式下达命令给联合国军司令李奇微，要求他在努力使中朝军队付出重大牺牲的情况下，争取“缔结合理的停战协定，终止敌对行动”。凯南会见马立克就是美国这一政策的具体体现。
6月23日，经过斯大林的批准，马立克利用在联合国发表演说的机会提议：朝鲜“交战双方应谈判停火与休战，并把双方军队撤离三八线”。25日，中美双方都非正式地表示了愿意和平谈判的意向。紧接着，根据苏联方面的建议，朝鲜战争交战双方前线司令官在6月30日和7月1日就直接谈判停战问题交换了意见，正式确定以位于双方军事接触线中朝一侧的开城作为谈判地点。随后，7月10日，朝鲜停战谈判开始了。
斯大林说：想要继续谈判的是美国，不是我们
确定了谈判的方针，具体谈判起来却是一个相当复杂的问题。提出过高的条件，必使谈判陷入僵局；主动进行退让，又难免给对方造成错觉，从而步步进逼，使自己陷于被动。因此，从一开始，毛泽东就频繁地与斯大林通电，交换对谈判方针和具体对策的看法，甚至明确主张由斯大林“亲自主持谈判”。但斯大林拒绝了，声称：“这是不可想象的和没有必要的。是您，毛泽东同志应该指挥谈判。我们最多可以对某些问题提出建议。”
根据协商，经过斯大林同意，由毛泽东最后拟定的中朝方面关于停止朝鲜军事行动协议草案。包括以下几点：
（一）双方同时发布命令，停止军事行动。
（二）双方军事力量从三八线各后撤10英里，建立非军事区。
（三）双方停止从外部向朝鲜的一切军事调动。
（四）在停止军事行动后3个月内分批全部交换战俘。
（五）所有外国军队在3个月内分批全部撤离南北朝鲜。
（六）南北朝鲜的难民在4个月内应返回从前居住的地区。
从上述条件可以看出，谈判一开始，中国方面就不得不放弃了一些过去它最为关心的问题，如台湾问题和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问题等。因为还在凯南与马立克会谈时，他就明确表示了美国反对将这些问题列入谈判内容的立场，而现实的军事形势，也不容许中国为此与美国讨价还价。比较1951年1月13日美国曾经投票赞同过的那个五步方案，这不能不说是一个相当大的让步。
但是，即使是这样一个谈判条件，也还是不足以让美国人接受它。难民问题不用说了，从一开始毛泽东就怀疑美国人和南朝鲜方面是否能够接受。就是被中、朝、苏方面视为“最基本的原则问题”的两条，即限期撤退一切外国军队，和以三八线为界，恢复1950年6月15日以前的状态，美国方面也不答应。不得已，中、朝方面被迫又作出让步。就撤退所有外国军队问题争论一周后，毛泽东即明确提议：“不要提出把外国军队撤退问题作为停止军事行动的必要条件”，因为事实上我们目前也没有这个实力。金日成也表示，只要各自军队能够从三八线后撤10英里，可以暂时放弃这一要求。而后就是以三八线为界的问题了。双方围绕着这个问题整整争论了一个月。由于美国和南朝鲜所占三八线以北的面积远远多于中朝所占三八线以南的面积，再加上美国在海上和空中占有绝对优势，美方不仅不肯以三八线为界，甚至还提出什么“海空补偿论”，要求中朝军队从实际军事接触线后撤，来划定军事缓冲区的界限。
考虑到“敌方的最终目的是要在当前战线所在地区停止军事行动”，在这方面不可能让步，志愿军副司令员邓华和谈判代表团在双方相持不下一个月后即明确提出，为避免谈判破裂，“最好考虑在当前战线所在地区停止军事行动的问题，不再为三八线而进行斗争”。但斯大林最初对这种让步感到担心，并且明确反对毛泽东提出的关于邀请中立国家代表介入谈判，以制约美国的意见。他再三强调：应该“是美国人更愿意继续谈判”，而不是我们。如果提出这样的建议，“将会被美国人认为是中朝方面更需要尽快签订停战协议”，这是示弱的表现，“没有任何好处”。结果，停战谈判终于8月23日被迫中断。
双方军队重新进行了大约两个月的激烈较量之后，美军在整个战线上平均又推进了两公里左右，但付出的代价相当沉重。因此，新一轮谈判于10月25日重又开始，只不过谈判地点按照美国人的要求，移到位于双方实际接触线中间的板门店去了。谈判继续围绕军事分界线问题进行争论，但中朝方面已经决定不再坚持以三八线为界的要求，主张“以双方实际接触线为军事分界线，并且由此线各后退二公里，以建立非军事区”。斯大林在提醒中朝方面要“实行强硬路线，不能有急于结束谈判的表现”的同时，也转而同意“采取灵活战术”。最终，谈判双方在11月27日就军事分界线问题原则上达成了妥协。
斯大林说：毛泽东是对的，对美国人必须强硬
随后的谈判，出乎意外地卡在战俘问题上。本来，无论是毛泽东，还是斯大林，都十分乐观地相信：“该问题不难达成一致意见”，认为“敌人很难对此提出异议”。想不到，中朝方面坚持战俘全部遣返，美国和南朝鲜坚持“自愿遣返”，两方就此相持不下，以致其他问题解决后，还是长时间不能停战。
战俘问题的关键在于双方俘虏的人数相差悬殊。根据双方公布的数字，美方俘虏朝籍战俘11.2万人，俘虏中国籍战俘2.08万人；而中朝方面俘虏的战俘，只有美英籍战俘4417人，南朝鲜战俘7142人。眼看在其他问题上占不到多少便宜，美国方面极力想利用战俘问题，为自己在朝鲜战场上所受到的挫折捞回一些面子。而南朝鲜李承晚政权和台湾蒋介石政权，也抓住这个机会，千方百计地插手其间，想在反共宣传上或充实军力上为自己捞一些好处。这种情况不能不使谈判复杂化并无限期地拖延下去。这种局面给北朝鲜带来了相当大的压力。因为美国在陆地上的进攻虽然屡屡受挫，但由于战争没有结束，美国空军仍可对北朝鲜狂轰滥炸。因此，当1952年7月13日美国把它同意的遣返战俘人数从最初的7万人增加到8.3万人之后，中、朝、苏三国之间不可避免地进行了一系列紧张磋商。
7月14日，金日成给毛泽东发了电报，建议接受美国人的提议，尽快就停战问题达成协议，因为北朝鲜方面正在经受着巨大的损失，仅7月11日到12日夜，平壤居民就因为敌机的狂轰滥炸死伤了6000多人。但是，毛泽东于第二天告诉他说：“对这个问题我们进行了两天的研究，一致认为，正当敌人对我们狂轰滥炸之际，接受其实际上没有任何让步的、具有挑拨性和欺骗性的建议，对我们来说是极不利的”，它“必然会使敌人更加自负、傲慢并有损我们的形象”。我们必须迫使敌人让步，或者采取军事行动来寻找改变目前形势的出路。对于朝鲜方面的困难，中国人民将竭尽全力予以帮助，“请您不客气地向我们提出朝鲜局势所要求迫切解决的各种问题”。
毛泽东与金日成对美国提议的不同看法，有着重要的背景。周恩来8月间在莫斯科与斯大林谈到了这一点。他解释说，问题出在美国人同意遣返的8.3万人中，7.6万人是朝籍战俘，中国战俘只有6400人，这还不到中国被俘人数的1/3.他告诉斯大林，中朝之间的分歧在于，毛泽东认为必须坚持遣返全部战俘，金日成认为这样不利，因为每天损失的人数已经超过了未能得到遣返的战俘人数。但毛泽东确信，继续打下去对我们有利，因为这有助于打破美国发动第三次世界大战的企图。
对此，斯大林表示了肯定的态度。他指出：“毛泽东是对的。这场战争伤了美国的元气。北朝鲜人除了在战争中遭到牺牲以外，并没有输掉任何东西。”他明确讲：“对美国必须强硬。中国同志必须了解，如果美国不输掉这场战争，那么中国永远也收复不了台湾。美国人是一批商人，每个美国兵都是投机商，都做买卖。德国人20天就占领了法国，美国已经打了两年了，却对付不了小小的朝鲜。这算什么实力？”“当然。”斯大林也强调：“要理解朝鲜人，他们有很大的牺牲。”“对朝鲜必须帮助、支持他们。”“为了朝鲜我们不惜一切。”至于战俘问题的谈判策略，斯大林建议：可以考虑宣布照比例交换战俘，美国人扣留多大比例的战俘，中朝方面也宣布扣留多大比例的战俘；如此不行则可考虑由中立国进行调解，先解决停战问题。
战俘问题在10月份再度陷入僵局，并导致停战谈判长期休会。这种情况直到1953年3月5日斯大林逝世才得以改变，斯大林逝世不久，莫洛托夫在苏共中央内率先提出了一份关于立即在朝鲜停战问题的备忘录。这一文件认为，朝鲜战争拖延至今，给苏联以及中、朝两国都造成极大的负担。以往曾经有过几次实现停战的机会，但都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这是一个错误。现在已经到了需要立即停止这场战争的时候了。莫洛托夫的提议迅速得到了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团的同意。根据这一文件起草的苏联政府致毛泽东和金日成的信提出：继续执行迄今为止推行的路线“是不正确的”，从中国、朝鲜和苏联三国的利益出发，应当在停止战争方面表现出一种“主动精神”。据此，苏联方面提议：立即由金日成和彭德怀就联合国军司令克拉克2月22日发出的关于交换伤病战俘问题的呼吁，做出积极的回答。然后由周恩来和金日成分别发表声明，说明积极解决战俘问题，保证朝鲜停战和缔结和约的时机已经到来。3月21日，苏共领导人与前往莫斯科参加斯大林葬礼的周恩来就朝鲜停战问题举行了会谈，并正式递交了这一信件。
不难看出，苏联政府对朝鲜战争的态度与斯大林在世时有了极大的不同。既然苏联也持如此态度，毛泽东自然不能单方面坚持遣返全部战俘的立场。很快，中国公开表示有条件地接受美国的所谓“自愿遣返”原则。又经过了一系列的交涉，双方终于就战俘问题于6月8日达成妥协。战俘问题基本解决后，朝鲜停战问题也就很快解决了。到7月27日，交战双方正式签订了朝鲜停战协定。至此，朝鲜战争总算是结束了。
必须看到的是，在这个时候、这种条件下来结束朝鲜战争，对中国并不是一种好的选择。正如志愿军1953年7月13日取得金城战役胜利后克拉克所承认的，这个时候志愿军已经极大地改善了它的后勤、空防和火力状况，它能够随时集中起足够的部队，“在它所希望的地点和时间突破我们的防线”。毛泽东甚至确信部队已经具备了重新夺取汉城的能力。因此，几十年后彭德怀还在惋惜：“当时我方战场组织，刚告就绪，未充分利用它给敌人以重大打击，似有一些可惜。”当然，最让中国人感到遗憾的是，由于苏联的干预，中国方面在战俘问题上受到了不小的损失。这不仅是因为中国最后只得到了7110名战俘，更重要的是，1.4万名志愿军战俘“拒绝遣返”这件事本身，便利了美蒋的反共宣传，损害了新中国的政治形象。
但是，就在斯大林来电的同时，毛泽东与前来北京的金日成举行了会谈。金日成也已得到了有关美国有意谈判的情况通报。经过这两次战役，他已看出短期内再不存在解放南朝鲜的可能性，因而也倾向于赞同停战了。鉴于这种情况，毛泽东终于开始考虑要不要停战的问题。他在5日傍晚发给斯大林的另一封电报中，明确提出要派高岗前往莫斯科，就“我们在朝鲜战争过程中遇到的一些严重问题”提出报告，并请求指示。在得到斯大林的同意后，毛泽东第一次在电报中暗示了中共中央想要寻求停战的意向。在9日的电报里，他通知斯大林说，高岗此行准备报告我们“关于战争与和平问题”的想法。
6月13日，斯大林在莫斯科听取了高岗和金日成就朝鲜战争问题进行的汇报。他很痛快地答应了中国方面提出的关于补充提供60个师的武器装备的申请订货单，和毛泽东提出的为彭德怀派遣军事顾问的要求，并告诉高岗说，志愿军的装备与敌人相比有很大的差距，必须加强坦克和火炮的数量。然而，当高岗代表中共中央开始提出，是否可以考虑以三八线为界举行停战谈判的问题时，斯大林显得十分不安。他有些激动地表示：你们现在打得很好，为什么要停战？害怕打下去的应当是美国人，不是我们。我了解美国人的心理，你们多打死一名美国兵，他们多往国内送回一具棺材，他们国内反对这场战争的压力也就越大，最后要停战的一定是美国人。在高岗和金日成反复解释了中朝方面的困难之后，斯大林最终作了让步，说如果你们一定想停战，那就试一试吧，也许是件好事。在会谈后给毛泽东的电报中，斯大林只简单地提到了一句：“我们认为，现在停战是件好事。”
斯大林的答复，使毛泽东很快下了决心。他一收到电报当天就致电高岗和金日成，要他们与斯大林协商争取停战的办法。毛泽东表示：“现在由我们自己提出这个问题对朝鲜和对中国都是不适宜的，因为在最近两个月内朝鲜军队和中国志愿军都得采取防御态势”。在这种情况下要求停战，很容易被敌人看成是软弱的表现，即使能够谈判，中朝方面也必定处于不利的地位。因此，“最好这样做：1.等待敌方提出；2.最好由苏联政府根据凯南的声明向美国政府试探停战问题”。毛泽东显然主张苏联利用这个机会促成谈判。
严格地说，美国确定谋求朝鲜停战的方针要早于中国方面。还在4月5日，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已经得出结论：“‘单靠军事行动’，是无法解决朝鲜问题的”。5月17日，杜鲁门总统批准了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就此作出的决定：争取结束在朝鲜的敌对行动。5月31日，参谋长联席会议正式下达命令给联合国军司令李奇微，要求他在努力使中朝军队付出重大牺牲的情况下，争取“缔结合理的停战协定，终止敌对行动”。凯南会见马立克就是美国这一政策的具体体现。
6月23日，经过斯大林的批准，马立克利用在联合国发表演说的机会提议：朝鲜“交战双方应谈判停火与休战，并把双方军队撤离三八线”。25日，中美双方都非正式地表示了愿意和平谈判的意向。紧接着，根据苏联方面的建议，朝鲜战争交战双方前线司令官在6月30日和7月1日就直接谈判停战问题交换了意见，正式确定以位于双方军事接触线中朝一侧的开城作为谈判地点。随后，7月10日，朝鲜停战谈判开始了。
斯大林说：想要继续谈判的是美国，不是我们
确定了谈判的方针，具体谈判起来却是一个相当复杂的问题。提出过高的条件，必使谈判陷入僵局；主动进行退让，又难免给对方造成错觉，从而步步进逼，使自己陷于被动。因此，从一开始，毛泽东就频繁地与斯大林通电，交换对谈判方针和具体对策的看法，甚至明确主张由斯大林“亲自主持谈判”。但斯大林拒绝了，声称：“这是不可想象的和没有必要的。是您，毛泽东同志应该指挥谈判。我们最多可以对某些问题提出建议。”
根据协商，经过斯大林同意，由毛泽东最后拟定的中朝方面关于停止朝鲜军事行动协议草案。包括以下几点：
（一）双方同时发布命令，停止军事行动。
（二）双方军事力量从三八线各后撤10英里，建立非军事区。
（三）双方停止从外部向朝鲜的一切军事调动。
（四）在停止军事行动后3个月内分批全部交换战俘。
（五）所有外国军队在3个月内分批全部撤离南北朝鲜。
（六）南北朝鲜的难民在4个月内应返回从前居住的地区。
从上述条件可以看出，谈判一开始，中国方面就不得不放弃了一些过去它最为关心的问题，如台湾问题和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问题等。因为还在凯南与马立克会谈时，他就明确表示了美国反对将这些问题列入谈判内容的立场，而现实的军事形势，也不容许中国为此与美国讨价还价。比较1951年1月13日美国曾经投票赞同过的那个五步方案，这不能不说是一个相当大的让步。
但是，即使是这样一个谈判条件，也还是不足以让美国人接受它。难民问题不用说了，从一开始毛泽东就怀疑美国人和南朝鲜方面是否能够接受。就是被中、朝、苏方面视为“最基本的原则问题”的两条，即限期撤退一切外国军队，和以三八线为界，恢复1950年6月15日以前的状态，美国方面也不答应。不得已，中、朝方面被迫又作出让步。就撤退所有外国军队问题争论一周后，毛泽东即明确提议：“不要提出把外国军队撤退问题作为停止军事行动的必要条件”，因为事实上我们目前也没有这个实力。金日成也表示，只要各自军队能够从三八线后撤10英里，可以暂时放弃这一要求。而后就是以三八线为界的问题了。双方围绕着这个问题整整争论了一个月。由于美国和南朝鲜所占三八线以北的面积远远多于中朝所占三八线以南的面积，再加上美国在海上和空中占有绝对优势，美方不仅不肯以三八线为界，甚至还提出什么“海空补偿论”，要求中朝军队从实际军事接触线后撤，来划定军事缓冲区的界限。
考虑到“敌方的最终目的是要在当前战线所在地区停止军事行动”，在这方面不可能让步，志愿军副司令员邓华和谈判代表团在双方相持不下一个月后即明确提出，为避免谈判破裂，“最好考虑在当前战线所在地区停止军事行动的问题，不再为三八线而进行斗争”。但斯大林最初对这种让步感到担心，并且明确反对毛泽东提出的关于邀请中立国家代表介入谈判，以制约美国的意见。他再三强调：应该“是美国人更愿意继续谈判”，而不是我们。如果提出这样的建议，“将会被美国人认为是中朝方面更需要尽快签订停战协议”，这是示弱的表现，“没有任何好处”。结果，停战谈判终于8月23日被迫中断。
双方军队重新进行了大约两个月的激烈较量之后，美军在整个战线上平均又推进了两公里左右，但付出的代价相当沉重。因此，新一轮谈判于10月25日重又开始，只不过谈判地点按照美国人的要求，移到位于双方实际接触线中间的板门店去了。谈判继续围绕军事分界线问题进行争论，但中朝方面已经决定不再坚持以三八线为界的要求，主张“以双方实际接触线为军事分界线，并且由此线各后退二公里，以建立非军事区”。斯大林在提醒中朝方面要“实行强硬路线，不能有急于结束谈判的表现”的同时，也转而同意“采取灵活战术”。最终，谈判双方在11月27日就军事分界线问题原则上达成了妥协。
斯大林说：毛泽东是对的，对美国人必须强硬
随后的谈判，出乎意外地卡在战俘问题上。本来，无论是毛泽东，还是斯大林，都十分乐观地相信：“该问题不难达成一致意见”，认为“敌人很难对此提出异议”。想不到，中朝方面坚持战俘全部遣返，美国和南朝鲜坚持“自愿遣返”，两方就此相持不下，以致其他问题解决后，还是长时间不能停战。
战俘问题的关键在于双方俘虏的人数相差悬殊。根据双方公布的数字，美方俘虏朝籍战俘11.2万人，俘虏中国籍战俘2.08万人；而中朝方面俘虏的战俘，只有美英籍战俘4417人，南朝鲜战俘7142人。眼看在其他问题上占不到多少便宜，美国方面极力想利用战俘问题，为自己在朝鲜战场上所受到的挫折捞回一些面子。而南朝鲜李承晚政权和台湾蒋介石政权，也抓住这个机会，千方百计地插手其间，想在反共宣传上或充实军力上为自己捞一些好处。这种情况不能不使谈判复杂化并无限期地拖延下去。这种局面给北朝鲜带来了相当大的压力。因为美国在陆地上的进攻虽然屡屡受挫，但由于战争没有结束，美国空军仍可对北朝鲜狂轰滥炸。因此，当1952年7月13日美国把它同意的遣返战俘人数从最初的7万人增加到8.3万人之后，中、朝、苏三国之间不可避免地进行了一系列紧张磋商。
7月14日，金日成给毛泽东发了电报，建议接受美国人的提议，尽快就停战问题达成协议，因为北朝鲜方面正在经受着巨大的损失，仅7月11日到12日夜，平壤居民就因为敌机的狂轰滥炸死伤了6000多人。但是，毛泽东于第二天告诉他说：“对这个问题我们进行了两天的研究，一致认为，正当敌人对我们狂轰滥炸之际，接受其实际上没有任何让步的、具有挑拨性和欺骗性的建议，对我们来说是极不利的”，它“必然会使敌人更加自负、傲慢并有损我们的形象”。我们必须迫使敌人让步，或者采取军事行动来寻找改变目前形势的出路。对于朝鲜方面的困难，中国人民将竭尽全力予以帮助，“请您不客气地向我们提出朝鲜局势所要求迫切解决的各种问题”。
毛泽东与金日成对美国提议的不同看法，有着重要的背景。周恩来8月间在莫斯科与斯大林谈到了这一点。他解释说，问题出在美国人同意遣返的8.3万人中，7.6万人是朝籍战俘，中国战俘只有6400人，这还不到中国被俘人数的1/3.他告诉斯大林，中朝之间的分歧在于，毛泽东认为必须坚持遣返全部战俘，金日成认为这样不利，因为每天损失的人数已经超过了未能得到遣返的战俘人数。但毛泽东确信，继续打下去对我们有利，因为这有助于打破美国发动第三次世界大战的企图。
对此，斯大林表示了肯定的态度。他指出：“毛泽东是对的。这场战争伤了美国的元气。北朝鲜人除了在战争中遭到牺牲以外，并没有输掉任何东西。”他明确讲：“对美国必须强硬。中国同志必须了解，如果美国不输掉这场战争，那么中国永远也收复不了台湾。美国人是一批商人，每个美国兵都是投机商，都做买卖。德国人20天就占领了法国，美国已经打了两年了，却对付不了小小的朝鲜。这算什么实力？”“当然。”斯大林也强调：“要理解朝鲜人，他们有很大的牺牲。”“对朝鲜必须帮助、支持他们。”“为了朝鲜我们不惜一切。”至于战俘问题的谈判策略，斯大林建议：可以考虑宣布照比例交换战俘，美国人扣留多大比例的战俘，中朝方面也宣布扣留多大比例的战俘；如此不行则可考虑由中立国进行调解，先解决停战问题。
战俘问题在10月份再度陷入僵局，并导致停战谈判长期休会。这种情况直到1953年3月5日斯大林逝世才得以改变，斯大林逝世不久，莫洛托夫在苏共中央内率先提出了一份关于立即在朝鲜停战问题的备忘录。这一文件认为，朝鲜战争拖延至今，给苏联以及中、朝两国都造成极大的负担。以往曾经有过几次实现停战的机会，但都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这是一个错误。现在已经到了需要立即停止这场战争的时候了。莫洛托夫的提议迅速得到了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团的同意。根据这一文件起草的苏联政府致毛泽东和金日成的信提出：继续执行迄今为止推行的路线“是不正确的”，从中国、朝鲜和苏联三国的利益出发，应当在停止战争方面表现出一种“主动精神”。据此，苏联方面提议：立即由金日成和彭德怀就联合国军司令克拉克2月22日发出的关于交换伤病战俘问题的呼吁，做出积极的回答。然后由周恩来和金日成分别发表声明，说明积极解决战俘问题，保证朝鲜停战和缔结和约的时机已经到来。3月21日，苏共领导人与前往莫斯科参加斯大林葬礼的周恩来就朝鲜停战问题举行了会谈，并正式递交了这一信件。
不难看出，苏联政府对朝鲜战争的态度与斯大林在世时有了极大的不同。既然苏联也持如此态度，毛泽东自然不能单方面坚持遣返全部战俘的立场。很快，中国公开表示有条件地接受美国的所谓“自愿遣返”原则。又经过了一系列的交涉，双方终于就战俘问题于6月8日达成妥协。战俘问题基本解决后，朝鲜停战问题也就很快解决了。到7月27日，交战双方正式签订了朝鲜停战协定。至此，朝鲜战争总算是结束了。
必须看到的是，在这个时候、这种条件下来结束朝鲜战争，对中国并不是一种好的选择。正如志愿军1953年7月13日取得金城战役胜利后克拉克所承认的，这个时候志愿军已经极大地改善了它的后勤、空防和火力状况，它能够随时集中起足够的部队，“在它所希望的地点和时间突破我们的防线”。毛泽东甚至确信部队已经具备了重新夺取汉城的能力。因此，几十年后彭德怀还在惋惜：“当时我方战场组织，刚告就绪，未充分利用它给敌人以重大打击，似有一些可惜。”当然，最让中国人感到遗憾的是，由于苏联的干预，中国方面在战俘问题上受到了不小的损失。这不仅是因为中国最后只得到了7110名战俘，更重要的是，1.4万名志愿军战俘“拒绝遣返”这件事本身，便利了美蒋的反共宣传，损害了新中国的政治形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