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越然忙跟随李银桥上楼走到毛泽东寝室。只见他老人家独自一个,静坐床边,双手放在膝上,一副若有所思的神情。李越然在距离他三米远的地方站立,听候指示。
毛泽东招招手,李越然走到他身边。他用很轻的声音吩咐说:“请你帮我办件事。成了更好,不成再说。你去告诉苏联同志,说这间房子太大,请他们给调一下。你们搬上来住,我下去住到你们那里去,好不好?”
李越然一怔,头立刻摇起来:“这可不行,这可不行。”
“你看,你这个人还没去讲,也不知道人家是怎么想的就说不行,主观主义。”
“这是专门为您准备的。”
“你去说,先去说说看。”毛泽东做个手势。
李越然走出屋,没去找苏联同志说,先跑去报告杨尚昆主任。杨尚昆忙邀集几位领导同志一起走进毛泽东寝室……
毛泽东终于做出让步,没有再坚持搬家。
与赫鲁晓夫多次交谈
莫斯科会议是12个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以及64个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的简称。会前重要的准备工作是起草宣言。《宣言》由中苏双方讨论起草,中方首席代表是邓小平,苏方首席代表是苏斯洛夫。
毛泽东与赫鲁晓夫在不同场合(包括会议休息室、宴会席间,乃至汽车上等)有过多次交谈,涉及的内容也很广泛。
赫鲁晓夫本人也曾在不同场合多次与毛泽东交谈,基本内容一是关于如何对待铁托。抵达莫斯科后不久,赫鲁晓夫到克里姆林宫看望毛泽东。赫说:“这次我们也给铁托发了请帖,他可能不来。”又说:“他不来是他自己失礼,如果来了,正好可以批他……”
毛泽东不赞成这样做。他说:“铁托不来,要理解他们。斯大林整了人家,情报局把人家赶跑了,肚子里能没有气吗?”
毛泽东微微一笑,又问:“铁托不来,别人来不来?”“来,是卡德尔。”赫鲁晓夫介绍说,“他是一个笔杆子,南共的重要文件多半出自他的手。”
“那好啊。”毛泽东兴致高涨:“我倒很想会会他,听听他有什么见解?”
赫鲁晓夫表示赞成。
二是关于会议文件(指宣言草案)。赫说:“苏中是两个大党,大家都在看着我们,文件要早些搞出来好,兄弟党都在等着。”
毛泽东着重讲了我党对和平过渡问题的看法。
当天夜间,毛泽东把李越然叫到他的房间里。他侧身卧在床上,拿起一个苏联的信封,他口述,要李越然写,写完他一看说:“不是要你写中文,是写俄文……”接着,毛泽东又重新给李一个信封,这回李越然写成了俄文,内容是:
赫鲁晓夫同志:
我已经睡了。关于和平过渡的问题,由邓小平同志和你们谈,我们俩不谈了,好吗?
李越然写完,他就在这个信封上签上了毛泽东三个字。
第二天,邓小平和苏斯洛夫会谈,并正式提出了关于和平过渡问题的书面提纲。
三是关于现代战争和物质生活。在拜会赫鲁晓夫、布尔加宁的时候,毛泽东讲过这样的观点:“我们对现代战争一是反对,二是不怕……”又说:“古时候打仗没有原子弹和火箭,刀、枪、剑、戟打起来,死人不见得比现在少。”
赫不表态。布尔加宁很欣赏,说:“这是很有意思的分析。”
谈到物质生活时,毛泽东说:“人身上的热量是很有限度的,不能昼夜都吃,也不能同时穿十件皮大衣,享受也有自然的限度……”
双方都认为,到了共产主义,享受也不是无止境的。
四是关于苏联专家。在会议休息时,赫鲁晓夫说:“我们专家在中国没有什么事情做,是不是可以回来?”
毛泽东表示:“事情是有得做的,不过不一定要那么多。我们的同志应该学会自己走路……”
赫鲁晓夫对米高扬说:“你听见了没有,毛泽东同志同意专家回来。”
米表示:“想想再说。”
五是关于核武器。毛泽东出于后发制人的观点,在会见场合问赫鲁晓夫:“敌人使用核武器,我们可不可以等一等再还击。”
赫说:“一秒钟也不能等,必须立即还击。”
“你怎么能算得那么准,知道他什么时候放?”毛泽东问。
“能知道。”接着,赫鲁晓夫又说:“任何一个社会主义国家遭受帝国主义进攻,我们都将迅速回击。”
“这种说法不对。”毛泽东不同意这一观点,“每一个国家都是独立的,要看人家请你没有?”
六是对赫鲁晓夫的批评。在宴会席间,毛泽东对赫鲁晓夫忠告说:“你这个人脾气不好,很容易伤人。在兄弟国家之间有什么不同意见,让人家讲出来以后,慢慢谈,着急不行……”
赫没有完全听进去,他说:“你不了解,有些人拿了我们的东西,还骂娘,真使人生气。”
七是关于以苏联为首。毛泽东强调社会主义阵营要以苏联为首。
赫鲁晓夫说:“应以苏、中两家为首。”
毛泽东说:“我们没有资格……”
接触其他国家共产党的领袖
在莫斯科期间,毛泽东接触了其他共产党的领袖们,多方面听取意见,并阐明自己的观点。
毛泽东到郊外别墅看望了法国共产党领袖多列士。
多列士身材匀称,不是金发,是像亚洲人一样的黑头发,鼻梁高,脸膛红红的,可是他自己说身体不好。据说,谈话的主要内容是关于议会中的合法斗争问题。
毛泽东说:“中国共产党夺取政权之前,也搞过合法斗争。但是搞合法斗争的时候从来也没有放弃过不合法的斗争,至少心里一刻也没有忘记,一旦有条件,就要轰轰烈烈干一场。你只在资产阶级的法律所允许的范围内斗争,怎么可能夺取政权?”
多列士持有自己的观点,他摇着头说:“不能搞冒险,流血总不是好事情……”
“这要看为什么而流血,巴黎公社不是有极大的牺牲吗?”多列士没再多说什么。
毛泽东邀请陶里亚蒂来到他下榻的克里姆林宫,交谈中他仔细地了解了意大利的社会情况和意共的斗争。这位意大利共产党领袖的额头已经看得出明显的深纹,大背头,眼镜后两只眼睛特别亮,但又总是漾出一种哲学家的思索的神情。
陶里亚蒂行止稳重,对毛泽东表示出极大的尊重。走路、入座、谈话都坚持礼让毛泽东在先。陶里亚蒂比较详细地介绍了西欧和意大利的情况。强调西方与东方社会情况不同。
毛泽东赞赏这种讲求实际的态度,也承认:“我对西欧党的情况不太熟悉。”
陶里亚蒂点头说:“中国党要加强与西欧党互通情况。中国党是大党,应该多了解西欧各党的具体情况。”说着,便简略介绍了一下西欧的政治经济特点及西欧各党的概况。
陶里亚蒂说:“在资产阶级统治还比较稳固的意大利,在社会各种矛盾还没有尖锐化,在人民群众也没有改变这个社会制度的迫切要求的情况下,我们共产党必须善于和执政党很好合作。条件不具备,强调无产阶级专政,会脱离实际。”
毛泽东想了想,说:“坚持实事求是,这样对。我们过去和国民党也合作过,搞统一战线。”
“共产党当然不会忘记自己的目标,但是斗争方法是多种多样的。”陶里亚蒂慢条斯理地说,“我们目前的主要任务是团结广大工人阶级,让社会各阶层了解我们的党是为各阶层人民谋利益的,意大利政治是多元化的,政党很多,我们是一个大党,在政府里也是有一定发言权的。我们要发动劳动人民起来,共同争取利益。”
毛泽东只是认真听,并没有对这些观点做评论,但是对陶里亚蒂本人有评价,认为他是一个有思想的人。
以后的事实发展表明,毛泽东认为陶里亚蒂的思想就是典型的修正主义思想。而且毛泽东也指出来,苏共“二十大”路线在国际共运中大有市场。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提出了两个新理论――通过取得议会多数“向社会主义和平过渡”以及不仅有可能同帝国主义和平共处,而且还可以合作。毛泽东反对这两条新理论,陶里亚蒂显然是支持这两个论点,那么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共产党是什么态度呢?
这一天,毛泽东又驱车来到莫斯科郊外的一座别墅,拜访波兰共产党领袖哥穆尔卡。哥穆尔卡出迎到院外,他细高个子,背稍驼,已经歇顶,鼻梁不高,但是鼻头却倔强地翘起,面带一种深沉的微笑,寒暄着将毛泽东让入客厅。
“社会主义国家应该是兄弟关系。”哥穆尔卡像老朋友一样,坐下后便用抱怨的语气向毛泽东发牢骚。在波苏关系问题上,哥穆尔卡是感谢中国共产党的公正态度的。“我不赞成‘以苏联为首’的提法,国家不分大小都是平等的么。”
毛泽东当然明白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难言之苦,他们国土上有苏联驻军。然而,还要顾大局,讲团结。讲团结就不能搞小动作跟着发牢骚。
“要不要有人为首,这不是我们单方面的事。”毛泽东将手划一道线,在战争年代他常用这个手势表明形势,“帝国主义有个头,我们也要有个头,一旦有了事,总得有个人来召集一下,就拿这次开会来说吧,苏联不出来,我们怎么办?”
哥穆尔卡抿嘴耸肩,表示没办法。
“苏联有多少力量,你我有多少力量?我们谁能代替苏联这个角色?”
“嗯。”哥穆尔卡鼻子里哼一声,勉强喃喃,“这个道理还可以讲得通。”
“当然,为首不是为尊,不能一家说了算,讨论问题必须是平等的。比如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的观点,我们就不同意。没有先例么。”
哥穆尔卡对涉及苏共“二十大”路线的问题似乎不愿多谈。稍停片刻,他很直率地说:“毛主席,你是有很高威望的无产阶级领袖,但是你讲的‘纸老虎’这个观点我不同意。我认为这意味着对帝国主义的力量估计不足。”
毛泽东也很坦率:“谢谢你对我的批评。不过你的批评还不够,对于帝国主义我不是什么估计不足的问题,而是根本就要把它踏在脚下。”
哥穆尔卡听着翻译的话有些发怔。
毛泽东侃侃而论:“我们讲人民的精神状态,帝国主义天天在那里张牙舞爪,你怕它,它就老实了吗?所以我们说,在战略上要蔑视它,它没什么了不起的,是纸老虎,但是在一个个具体问题上,必须认真对待,不容轻率,这就是要在战术上重视它。哪个讲它就是个纸糊的玩艺儿,一捏就碎,这样还叫马克思主义吗?”
“又是纸老虎,又不是纸老虎,这话怎么讲……”
“这就是辩证法,一个是从战略上讲,一个是从战术上讲……”毛泽东反复讲解,哥穆尔卡没再说什么。不过,在场的人能观察他对事物的理解好像是跟原来有所不同了。
这番关于辩证法的讨论引得毛泽东思考很久。他说:“看来辩证法不讲不行。”他将胡乔木、郭沫若等同志请来一道用餐。
毛泽东风趣地与郭沫若等人纵谈三国历史,官渡之战、赤壁之战、夷陵之战,讲了诸多战例。你一段,我一截,夹叙夹议,谈到热烈处,毛泽东忽然转向李越然问:“李越然同志,你说说,曹操和诸葛亮这两个人谁更厉害些?”
李越然听到问话,一时不知如何回答好。
“诸葛亮用兵固然足智多谋,可曹操这个人也不简单。唱戏总是把他扮成个大白脸,其实冤枉。这个人很了不起。”毛泽东停下筷子,谈得兴致勃发,“古时候打仗没有火箭和原子弹。刀枪剑戟打了起来,死人也不见得少。汉桓帝时有多少人口?”
郭沫若说:“《晋书?地理志》载5600万。”
“现在还统计不全,总有一些不入户之人口,那时就能统计全?姑且算作5600万,到了三国混战还剩多少人口?”
“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毛泽东引建安七子中王粲所作《七哀诗》,说:“曹操回原籍,‘旧土人民,死丧略尽。国中终日行,不见所识’。第一次世界大战死了多少人?第二次世界大战又死多少人?比比么,三国混战又死多少人?原子弹和关云长的大刀究竟哪个死人多?”
毛泽东深深叹息一声,说:“现在有人很害怕战争,这一点不奇怪。打仗这东西实在是把人害苦了。战争还要带来饥荒、瘟疫、抢掠……为什么要打仗哟!应该防止它,打不起来再好不过,可是光顾怕,这不行,你越怕,它就越要落在你头上。我们要着重反对它,但不要怕它。这就是辩证法!”
后来,毛泽东与苏共领导人及其他党的领袖们又讲了以上观点。
胡乔木根据毛泽东口述,整理了一大段关于辩证唯物论的文稿,建议写进会议文件。
苏斯洛夫为此来看望毛泽东,用商量的口气说:“毛主席,这是大家都熟悉的道理,不添进去好像也可以……”
毛泽东将手轻轻一摆:“说大家都熟悉,不见得。如果说有人知道,那必然也就有人不知道。这个观点你信不信?”
《宣言》本来就是中苏协商,你一段,我一段。苏斯洛夫同意将辩证法的论述写入会议文件。
妥协不是单方面的,毛泽东也决定做出妥协。
毛泽东点“家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