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2章 怀仁堂新政府成立！开国大典千古胜事(12)
在此之前，中央军委为了保卫北平的安全，保卫政协会议的顺利召开和开国大典的顺利进行，指示军航空局立即组织一批飞机飞往北京南苑机场。
7月3日，先检修出的9架飞机飞到南苑机场。
到8月5日，陆续飞来的各种飞机达17架。当天，航空局成立了“南苑飞行队”。从9月5日开始，执行北平的空防任务。
飞行队长是由原国民党空军军官学校14期毕业生徐兆文担任。后徐跳伞受伤，便改由邢海帆为代理飞行队长。
邢海帆原是国民党空军军官学校12期毕业生。
1948年秋，邢海帆从国民党统治区来到解放区，后被调到华北军政大学任教，负责防空课程。
不久，他接到了赴北平进行航空接管工作的通知。原来党中央已决定任命华北军政大学校长兼政委叶剑英为北平军管会主任，并组建了航空接管组，由军委四局童陆生局长任组长，邢海帆和另外几位搞航空的同志任组员。
当年12月中旬，他们从石家庄附近的获鹿县南新城步行出发，去接管敌人在北平有关航空部门的一切。
他们在北平的良乡县城过了阳历新年后，于1949年1月18日，奉命进驻南苑机场，与第四野战军所属由东北老航校组织的航空接管组会合，合组成了“北平军管会航空接管处”。由老航校航空接管组长、时任东北老航校大队长的方华同志任处长，油江同志任副处长，吴钟昆同志任副政委，下设各科队和办公室，邢海帆和另外两个同志在办公室当秘书。
同年5月，北平军管会航空处改建为华北军区航空处，人事没有变动。
1949年5月下旬的一天，方华处长告诉邢海帆，周恩来副主席向军航空局长常乾坤、处长方槐和他，传达了党中央很快要在北平召开新政协会议，商讨成立中央政府的意图。为了保证北平的防空安全，需要组建一支能担负防空作战任务的空军部队，简称飞行队。
为什么要组织飞行队呢？
因为1949年5月4日，国民党的6架B-24轰炸机空袭了刚解放不久的南苑机场，使机场遭受了一些损失。
飞行队的队长内定由方华处长兼任。
为了贯彻落实中央意图，方华处长立即进行准备。
6月4日他同邢海帆登上去东北的火车，先到了哈尔滨，他即去牡丹江大队部办理手续，邢海帆则在招待所里等他。他们于6月下旬到达长春市老航校校部，受到校首长的接见，并向他们汇报了工作与此行的使命与任务。
7月初方华同邢海帆到长春市附近的公主岭机场。老航校新成立的P-51飞机训练队就设在这里。队长是红军老干部、曾在新疆学习过飞行的夏伯勋，负责飞行训练工作的是驾P-51机起义的杨培光主任，受训学员由老航校选调，飞机主要是将各地缴获的P-51机，集中在沈阳东塔机场修好后，经试飞合格，才交付公主岭P-51训练队，为北京飞行队使用做准备。
方华和邢海帆来这里的目的，主要是尽快掌握与恢复P-51机的飞行技术。方处长过去只飞过苏联飞机，美机P-51从未飞过，须进行改装训练。邢海帆虽有P-51机老手，但也一段时间未飞行，须恢复技术，更负有帮助方处长的改装训练任务。他们俩心急如焚，到达后第二天一大早儿，就迫不及待地赶到机场，开始学习和训练。
邢海帆为方华开始P-51机座舱实习，介绍各种仪表的作用与性能、各操纵系统的功能与操作方法，大约用了两个多小时的时间。这时飞行训练结束了，但空中还有一架飞机正进入航线，准备着陆。就在这时方华跨出了座舱，走下飞机，即沿着滑行道进入跑道口处，停站在那里全神贯注观看最后一架飞机的着陆动作。就在这时，负责训练的一位同志没有注意滑行道口站着人，即开动停机线的一架P-51机，滑向滑行道口方处长站立处。
邢海帆还站在飞机上未走下，见状虽大声惊叫，但被轰鸣的发动机声所淹没，无济于事。顷刻之间，眼看着方华被螺旋桨打得粉身碎骨，惨不忍睹。这场意外事故给新中国正在起步的航空建设事业造成了巨大的损失。
方华处长是一位德才兼备的老红军、受人尊敬爱戴的好领导。他从小参加革命，经历了长征，后在新疆学习飞行，学术兼优，几经磨难险阻，才回到延安。1945年后在东北创建老航校并负重责，这次又肩负重要使命来进行P-51机改装学习，不幸牺牲。
这次意外事故发生后，组织上决定邢海帆留在公主岭，由他负责P-51机的飞行训练工作。
邢海帆受命于重大事故之后，深感责任重大，惟有充分集中发挥飞行教员、机务人员和有关人员的集体智慧，群策群力，在训练队领导下，兢兢业业，竭尽全力，将过去所学的知识，积累的训练工作经验，根据现实条件，灵活运用，才能把P-51机训练工作保质保量保安全地完成好。
1949年8月15日，中央决定成立的飞行队，仍按预定计划在北平南苑机场成立。队长由徐兆文担任，他原名徐思义，中共地下党员，国民党空军军校14期毕业生，曾留学美国，参加过对日作战。队里飞行员由中共地下党员、起义飞行员和老航校训练的飞行员担任；机务人员则由老航校训练的和报到的原机务人员担任；并配备了政工和行政人员。队里的主要作战飞机P-51，是集中修好选调来的，有十多架。
这是一支具有一定防空作战能力的空军部队，也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支空军部队。
飞行队正式成立后，就开始一边训练和一边担任防空警戒值班任务，由飞过P-51机曾参加过作战的飞行员担任。
同年8月的一天，队长徐兆文驾P-51机练飞行，飞机发生故障跳伞，降落在马驹桥的田地里，脚被高粱茬子扎坏，伤势很重不能走动，短期不得痊愈。在这种情况下，组织上决定急电将邢海帆调回北平，由他担负起代理飞行队长职务。
邢海帆接到电报后，很快赶到沈阳东塔机场，驾驶一架修好试飞合格的P-51机，飞赴北平。
当他降落在南苑机场后，看到许多熟悉的面孔，停机线上停放着一些各型飞机，一派热气腾腾的景象。别来仅两个多月，这里发生巨变。只是景物依旧，人事已非，不禁令他感慨万千。
9月初，飞行队又接到上级指示参加开国大典的空中受阅任务。
作为飞行员，这真是千载难逢的机遇，大家无不欢欣鼓舞。
高兴之余，邢海帆作为代理队长，更感到肩上沉重的压力。空中校阅飞行，他虽然见过，可没有亲自参加并负责组织过；时间又如此紧迫；飞行员也是不久前才从各处集中一起的，彼此还不很熟悉；而且所有飞机大都是缴获的破烂，机种庞杂，性能各异。要完成这项空中校阅任务，真是困难重重。
飞行队受领开国大典空中受阅的光荣任务后，队领导立即开会研究贯彻落实。随即召开全队大会，进行传达、动员和部署。
当邢海帆传达上级下达的校阅任务、队政委王平阳作动员讲话之后，大家纷纷表示要在这千载难逢的机遇面前，尽最大的努力，千方百计，排除万难，完成这一伟大而光荣的任务。
会后各单位又召开小会，表决心，拟计划，订措施，热火朝天地行动起来。
关于校阅飞行方面要研究解决的问题，邢海帆会同所有飞行员进行了反复研究，一致认为要确定参加受阅飞机的机型和数目，以及如何使多种性能不同的飞机，队形整齐，秩序井然，准时通过天安门上空，而且还要预防敌人空袭和显示军威与实力。
飞行队研究确定的具体方案是：
参加校阅的飞机为P-51机9架，编为一、二、三分队；蚊式机两架，编为四分队；C-46机3架，编为五分队；L-5通讯机1架与PT-19教练机两架，合编为六分队。除两架蚊式机成一字横队外，其他各分队皆为三机成品字队形。
参加校阅的飞行员编组是：空中总领队、机群指挥员，由邢海帆担任并兼第一分队长机，左右僚机为林虎与孟进；第二分队长机杨培光，左右僚机为阎磊与王延洲；第三分队长机赵大海，左右僚机为麻汉洲与毛履武；第四分队长机邓仲卿，僚机为王玉珂；第五分队长机刘善本，左右僚机为谢派芬与徐俊英等人；第六分队长机方槐，左右僚机为安志敏与任永荣等人。所有受阅飞机除单座机只有一名飞行员外，其余多座机俱有两名以上飞行员和机组人员参加受阅飞行。
受阅飞行的飞机和飞行人员编组方案确定之后，即进行航行的研究确定。
首先将各参阅飞机的飞行时速做出规定。计P-51机为340英里，蚊式机为300英里，C-46机为25英里，L-5机与PT-19机为70英里。其次选定校阅航线由东向西飞行，东郊的双桥无线电铁塔上空为起航点，距天安门30公里左右，目标非常明显。再次，立即根据上列条件，进行细致的航行计算和图上作业，得出由起航点按速度不同，各分队之间前后距离与出发时间先后的数据等，务求达到井然有序地出现在天安门上空。
在进行航行计算和图上作业时，当时没有航行图，只得用北平市的五万分之一普通地图代替，好在航线距离不长，误差也小，可以忽略不计。
在考虑防备敌人的空袭方案时，建议上级特准P-51机中的四机带弹受阅，一有敌机来袭，即从空中前往拦击。这是特殊情况的特殊处理，按通常惯例，校阅飞行的飞机是不准带弹参加的。
为显示军威和实力，飞行队又精心制定了这样一个计划：
P-51机9架，最先通过天安门上空后，再直飞并右转弯，沿北城墙外侧飞行，正好接上第六分队，再次通过天安门上空。使人们看见天空飞机是一个整体编队，前后都有9架P-51机受阅。
在开国大典正式进行空中校阅那天，在场的外国记者，见状发出电讯，惊异中共空军一夜之间，竟有如此实力，真是奇迹。
这消息也威慑着国民党空军，从此再也不敢来北平捣乱了。
以上措施都是集群众智慧，报上级批准，才得以实施的。
图上作业完成之后，为检验飞行方案和各种计算是否准确可行，又进行了总领队和各分队长机的多次试飞，证明方案可行，各种航行计算也准确，符合飞行实际。最后还组织了一次全部参加受阅飞机的预演。
在准备开国大典飞行队参加空中校阅的预演时，发生了一个值得一提的插曲。
这天正值怀仁堂里新政协开大会，周恩来副主席在会上发言。
忽然，传来了隆隆的飞机声。
代表们忽听隆隆的机群轰鸣声，由远而近，以为是国民党的飞机来轰炸北平城来了，心里不安起来。
周恩来见状，面带笑容地告诉大家：请不要误会，这是我们自己的飞机，他们是担负防空任务，是保护我们的，这是他们在进行飞行演习。
代表们听后，顿时反忧为喜，止不住心中的喜悦，热烈鼓掌和欢呼，久久才平静下来。关于飞机的保障准备工作，则分工由队政委和机务部门领导组织大家研究，制订出措施方案和行动计划，报队里批准组织实施。因为要圆满完成防空和校阅任务，保障飞机不出事故，是关键之一。
当时全部飞机都是缴获后经拼凑修理而成，又加上器材缺乏，给保证飞行带来异常繁重的检修任务，机务人员们的辛劳可想而知。
他们常是夜以继日地工作，飞机不准备好就不吃不睡。他们这种不怕苦不怕累，极端负责的精神也感动和激励着飞行员们，大家说，只有尽心尽力飞好，才对得起机务同志们。机务同志们还将所有飞机精心擦拭，使破旧飞机像新的一样。
朱德总司令在聂荣臻代总长陪同下，于9月中旬视察了南苑机场，检阅了飞行队的飞机和空、地勤人员，他在训话中对飞行队慰勉有加，给了很大的鼓励与鞭策。
政工和行政人员的工作，都是围绕着防空与校阅两项重大任务进行的。他们跟班操作，起到很好的检查、督促和保证作用，使全队精神振奋，斗志昂扬，团结协作，干劲十足。
航空处的领导和工作人员，也深入飞行队、亲身指导、检查、督促各项工作，也是使防空和校阅各项准备工作得以顺利进行并获得成功的重要原因。
飞行队按上级批准的防空和校阅飞行准备计划，经过各部门认真细致周到的准备，又经过严格的检查，并经过多次试飞和预演，认为符合上级的要求，于是向上级写出报告，经开国大典阅兵总指挥部批准实施。
眼看新政协会议即将正式开幕，开国大典空中校阅也日益临近，飞行队担负的防空任务也更加吃紧。这时为了加强警戒值班和增强战斗实力，除每天有4架P-51机值班外，又将所有能作战的P-51机和能作战的飞行员，都组织动员起来，做好战斗准备。一旦敌机大批来袭，就将凡能升空作战的人机全部出动，打击来犯之敌。
这一时期上至中央军委领导，下至飞行队所有人员，都非常重视防空作战任务，没有丝毫的疏漏和怠慢。
1949年9月下旬的一个凌晨，飞行员比机务人员稍后来到了机场，忙着尽快做好战斗准备，以防备敌机拂晓来袭。
忽然，值班参谋跑来叫邢海帆接电话。当他问道你是哪位，对方即答：“我是聂荣臻。”邢海帆骤感骇然，怎么聂代总长直接来电话了？聂代总长继续说：“刚才下面向我报告说，他们听见远处有轰隆隆的声音好像是飞机的声音，怕是敌机来袭，故我问问你们，得到有敌机空袭的情况没有？”
邢海帆当即回答，这里没有收到敌机空袭情报，也没有听到轰隆的声音，我们飞行队已做好战斗准备，以防意外。
过了一会儿，代总长办公室来电话说，经查原来是一场误会，是下面的人听见了老百姓早起推大磨的声音，误以为是远处敌机的机声。
一场误会，一场虚惊。这一事情也足以说明当时刚解放了的北平，上上下下的人们对防空是多么的重视与关心。
飞行队的各项准备工作做好后，就憋着一股劲，急盼着校阅时刻早些到来，可这时好像时间有意过得慢似的，大家都感觉度日如年。
好不容易才盼到了1949年10月1日下午3时，开国大典隆重举行。飞行员们预先对准表，严阵以待。
下午4时整，校阅飞行预定的起飞时间到了。
总领队一声令下，受阅飞机就按计划依次起飞，编好队形，按高度差配置，在北京东郊双桥无线电铁塔上空，盘旋待命出航。预定的时间到了，总领队准时下令，各分队即按预定方案，依次飞向天安门上空，接受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广场上30万群众的检阅。
邢海帆此时的心情万分激动，也有些紧张，全神贯注在领队机的操纵动作上。
他这时不敢东张西望，当毛主席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群众欢声雷动时，他也几乎要大声欢呼，但只能屏住气不敢乱动，怕引起飞机的丝毫偏差。
当机群通过天安门上空时，也正是地面机械化装甲部队列队通过，一时间天上是飞机，地面是坦克，一副威武雄壮场面，既是为新中国的诞生献礼，也使百年来受尽屈辱和苦难的中国人扬眉吐气。
当蓝天上突然出现新中国的战鹰，天安门城楼上，党和国家领导人无不高兴地挥手致意，在广场上的30万军民，更是欣喜若狂。
校阅飞机通过天安门上空后，空中校阅宣告结束。机群即向左转平安降落在南苑机场。这时飞行队的全体人员都聚集在停机线前，欢呼开国大典空中校阅飞行任务胜利圆满地完成，大家日日夜夜的辛劳，结出了丰美的硕果，很多人兴奋得流下了热泪，兴高采烈的心情久久不能平息。
晚饭时，食堂为庆祝新中国诞生和圆满完成空中校阅任务，略备酒菜以示庆祝，大家开怀畅饮，度过光荣幸福的一夜。邢海帆在全部受阅飞机都安全降落之后，才舒了一口长气，顿觉肩上的重担减轻了不少。庆幸飞行队同心协力，团结一致，共同完成了这艰巨重要的任务。
飞机安全降落以后，邢海帆等几位受阅飞行员代表，很快匆匆驱车进城，赶到北京饭店参加开国的第一个国宴。
那天晚上除毛主席未参加外，所有党政军领导都参加了，也有很多民主人士和外宾，宴会非常盛大隆重。席间周总理走过来敬酒，他笑容满面地说：同志们你们飞得很好。今后国家还要建设强大的空军，希望你们继续努力。
接着朱总司令出来敬酒，他带着浓厚的四川口音说：
“同志们你们飞得很好。从今天起，我就算是名副其实的海陆空三军总司令了。”
说得大家都高兴地笑起来。
首长们的嘉勉鼓励，使在座的飞行员代表们终生难忘。国宴结束后，代表们又去中山公园，观看文艺演出，有法捷耶夫和西蒙诺夫为正副团长的苏联文化代表团的表演，大家第一次欣赏到乌兰诺娃的芭蕾舞和其他精彩节目。
紧张繁重的工作圆满完成后，上级给假三天，进行短暂休整，然后进行从下而上的总结，找出工作中的优缺点并表扬好人好事，推荐出立功受奖者上报，最后召开全队人员的总结大会。
会后邢海帆才得以进城，看望一下妻儿。很快邢海帆又接到通知，代表飞行队去天津参加开国大典阅兵总指挥杨成武召开的阅兵总结会。杨成武同志时任20兵团司令兼天津警备司令，驻防天津。
总结会上，飞行队的受阅工作受到大会的表扬。
会后回京，邢海帆向领导做了汇报。至此，邢海帆在飞行队的任务已告结束，随即得到通知调新建的济南第五航空学校工作。他即去东北老航校办理了手续，于1949年12月向正在筹建的济南第五航校报到，踏上了建设祖国航空事业的新征程。
为开国大典拍照的记者
共和国开国大典，在中华民族历史上，是一个让人难以忘怀的庄严日子。
那伟大的瞬间，有多少颗激动的心，有多少张欢乐的脸的啊。而更让人难忘的是天安门广场上那盛大的场面；天安门城楼上，毛泽东主席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的那庄严的情景。
如今，当我们打开历史画卷的时候，我们可以找到那一幅幅记录历史那伟大的一瞬间不朽的照片。
看到这些照片，人们自然会想起那位为共和国诞生留影的记者。她就是侯波。
自1949年起，她担任毛主席和中央首长的随行摄影记者达12年之久。在那4000多个日日夜夜中，她拍摄了成千上万张照片，真实地记录了共和国年轻时代的风貌。
她感到这些照片印象最深刻的，还是开国大典。
开国大典前夕，领导人十分忙碌。9月21日新政治协商会议隆重召开，30日晚8时胜利闭幕。侯波一直负责会场的拍摄工作。当时不难看出，首长们是紧张的，面孔是疲劳的，而仍然精神饱满地与各界人士讨论和制定着国家的根本大法。
当时侯波也很兴奋，回忆起自己是个苦孩子，14岁到延安，是“吃延安人民的小米长大的。”（毛主席语），知道老百姓所受的苦，也体会得出革命胜利的来之不易，那真是千千万万先烈的鲜血换来的。过去“三座大山”压在中国人民头上，没人看得起自己。现在共产党领导人民推翻了反动的统治，中国人民真正做了自己的主人，就要扬眉吐气地屹立在世界的东方。这是中国有史以来最值得欢欣鼓舞的大事，怎不使人兴奋，怎不令人激动！
当庆典的准备工作紧张地进行的时候，天安门城楼上一面开会，工作人员一面布置。当时国家非常困难，没有很好的条件，也没有足够的时间打扮这个庄严的地方。首都人民以高度的热情清除了天安门两侧和长安街等地的垃圾，拔掉了杂生的荒草，把天安门及广场打扫得干干净净。虽然没什么装饰，却是朴素大方，八盏红红的宫灯给城楼增添了无尽的喜庆气氛。
10月1日下午3时整，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宋庆龄和各民主党派的代表人物走上天安门城楼，整个天安门广场沸腾了。在广场上奏起慷慨激昂的国歌，一面“血”染的五星红旗在54门礼炮震天动地的响声中冉冉升向高空。
毛泽东向全国各族人民和全世界人民庄重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
侯波从照相机的镜屏上看到天安门广场上数十万双含着莫大幸福的眼睛和数十万双充满感激的手，朝着伟大的领袖毛主席欢呼万岁的情景，看到毛主席不断地扬起双手向大家高呼：“同志们万岁！”“人民万岁！”心里异常激动，按下一个个快门，抢拍了一个个历史性镜头。
当时天安门城楼的围墙不像后来那样有栏杆，只覆着光秃秃的琉璃瓦。侯波拿着一个120相机，捕捉着每一个珍贵的瞬间。
那时能得到一些胶片是很不容易的，必须节约着用，拍一张是一张。因而当时拍的照片，几乎每一张只有一个底片。
领导同志则不喜欢给他们照，总是说：“给群众多照些。”
几十年后，侯波还记得拍摄开国大典党和国家领导人检阅游行队伍那张照片时，周恩来正好站在侯波面前，走过来拉住侯波的衣角，还不住叮嘱他，别紧张，小心一点。
当时侯波激动极了，强忍着就要夺眶而出的泪水按下了快门。
这张珍贵的历史照片有许多人都看见过，但却极少有人知道有这样一个使侯波终生难忘的故事。
在这位记者的镜头面前，屹然站立着的是一群时代的伟人。他们的伟大，就在于他们来自于人民，理解人民，惦念着人民。他们的衣着、举止是那么的平凡。但他们的人格、胸怀和气魄却是无与伦比的伟大。
开国大典从下午3时一直持续到晚9时，毛泽东主席一直在向欢呼的人群挥手致意，到晚间已有些支持不住，就弯腰伏在围墙上。
这时，侯波站上了围墙，两个同志扶着侯波的腿。当时她只想着把中国人民当家做主人这段历史记录下来。
侯波曾拍摄过一张毛主席宣布共和国成立的照片，主席嘴是张着的，周围站着其他领导人。
40多年后，侯波和徐肖冰办展览时，不少群众一定要在这张巨幅照片下留影，说是可以感受到当年激动人心的气氛。作为当年给毛泽东主席拍照的侯波，对此不禁为之感动。
几十年之后，作为当年庆典的忠实记录者，抚今追昔，不禁由衷地怀念那庄严而热烈的时刻。
7月3日，先检修出的9架飞机飞到南苑机场。
到8月5日，陆续飞来的各种飞机达17架。当天，航空局成立了“南苑飞行队”。从9月5日开始，执行北平的空防任务。
飞行队长是由原国民党空军军官学校14期毕业生徐兆文担任。后徐跳伞受伤，便改由邢海帆为代理飞行队长。
邢海帆原是国民党空军军官学校12期毕业生。
1948年秋，邢海帆从国民党统治区来到解放区，后被调到华北军政大学任教，负责防空课程。
不久，他接到了赴北平进行航空接管工作的通知。原来党中央已决定任命华北军政大学校长兼政委叶剑英为北平军管会主任，并组建了航空接管组，由军委四局童陆生局长任组长，邢海帆和另外几位搞航空的同志任组员。
当年12月中旬，他们从石家庄附近的获鹿县南新城步行出发，去接管敌人在北平有关航空部门的一切。
他们在北平的良乡县城过了阳历新年后，于1949年1月18日，奉命进驻南苑机场，与第四野战军所属由东北老航校组织的航空接管组会合，合组成了“北平军管会航空接管处”。由老航校航空接管组长、时任东北老航校大队长的方华同志任处长，油江同志任副处长，吴钟昆同志任副政委，下设各科队和办公室，邢海帆和另外两个同志在办公室当秘书。
同年5月，北平军管会航空处改建为华北军区航空处，人事没有变动。
1949年5月下旬的一天，方华处长告诉邢海帆，周恩来副主席向军航空局长常乾坤、处长方槐和他，传达了党中央很快要在北平召开新政协会议，商讨成立中央政府的意图。为了保证北平的防空安全，需要组建一支能担负防空作战任务的空军部队，简称飞行队。
为什么要组织飞行队呢？
因为1949年5月4日，国民党的6架B-24轰炸机空袭了刚解放不久的南苑机场，使机场遭受了一些损失。
飞行队的队长内定由方华处长兼任。
为了贯彻落实中央意图，方华处长立即进行准备。
6月4日他同邢海帆登上去东北的火车，先到了哈尔滨，他即去牡丹江大队部办理手续，邢海帆则在招待所里等他。他们于6月下旬到达长春市老航校校部，受到校首长的接见，并向他们汇报了工作与此行的使命与任务。
7月初方华同邢海帆到长春市附近的公主岭机场。老航校新成立的P-51飞机训练队就设在这里。队长是红军老干部、曾在新疆学习过飞行的夏伯勋，负责飞行训练工作的是驾P-51机起义的杨培光主任，受训学员由老航校选调，飞机主要是将各地缴获的P-51机，集中在沈阳东塔机场修好后，经试飞合格，才交付公主岭P-51训练队，为北京飞行队使用做准备。
方华和邢海帆来这里的目的，主要是尽快掌握与恢复P-51机的飞行技术。方处长过去只飞过苏联飞机，美机P-51从未飞过，须进行改装训练。邢海帆虽有P-51机老手，但也一段时间未飞行，须恢复技术，更负有帮助方处长的改装训练任务。他们俩心急如焚，到达后第二天一大早儿，就迫不及待地赶到机场，开始学习和训练。
邢海帆为方华开始P-51机座舱实习，介绍各种仪表的作用与性能、各操纵系统的功能与操作方法，大约用了两个多小时的时间。这时飞行训练结束了，但空中还有一架飞机正进入航线，准备着陆。就在这时方华跨出了座舱，走下飞机，即沿着滑行道进入跑道口处，停站在那里全神贯注观看最后一架飞机的着陆动作。就在这时，负责训练的一位同志没有注意滑行道口站着人，即开动停机线的一架P-51机，滑向滑行道口方处长站立处。
邢海帆还站在飞机上未走下，见状虽大声惊叫，但被轰鸣的发动机声所淹没，无济于事。顷刻之间，眼看着方华被螺旋桨打得粉身碎骨，惨不忍睹。这场意外事故给新中国正在起步的航空建设事业造成了巨大的损失。
方华处长是一位德才兼备的老红军、受人尊敬爱戴的好领导。他从小参加革命，经历了长征，后在新疆学习飞行，学术兼优，几经磨难险阻，才回到延安。1945年后在东北创建老航校并负重责，这次又肩负重要使命来进行P-51机改装学习，不幸牺牲。
这次意外事故发生后，组织上决定邢海帆留在公主岭，由他负责P-51机的飞行训练工作。
邢海帆受命于重大事故之后，深感责任重大，惟有充分集中发挥飞行教员、机务人员和有关人员的集体智慧，群策群力，在训练队领导下，兢兢业业，竭尽全力，将过去所学的知识，积累的训练工作经验，根据现实条件，灵活运用，才能把P-51机训练工作保质保量保安全地完成好。
1949年8月15日，中央决定成立的飞行队，仍按预定计划在北平南苑机场成立。队长由徐兆文担任，他原名徐思义，中共地下党员，国民党空军军校14期毕业生，曾留学美国，参加过对日作战。队里飞行员由中共地下党员、起义飞行员和老航校训练的飞行员担任；机务人员则由老航校训练的和报到的原机务人员担任；并配备了政工和行政人员。队里的主要作战飞机P-51，是集中修好选调来的，有十多架。
这是一支具有一定防空作战能力的空军部队，也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支空军部队。
飞行队正式成立后，就开始一边训练和一边担任防空警戒值班任务，由飞过P-51机曾参加过作战的飞行员担任。
同年8月的一天，队长徐兆文驾P-51机练飞行，飞机发生故障跳伞，降落在马驹桥的田地里，脚被高粱茬子扎坏，伤势很重不能走动，短期不得痊愈。在这种情况下，组织上决定急电将邢海帆调回北平，由他担负起代理飞行队长职务。
邢海帆接到电报后，很快赶到沈阳东塔机场，驾驶一架修好试飞合格的P-51机，飞赴北平。
当他降落在南苑机场后，看到许多熟悉的面孔，停机线上停放着一些各型飞机，一派热气腾腾的景象。别来仅两个多月，这里发生巨变。只是景物依旧，人事已非，不禁令他感慨万千。
9月初，飞行队又接到上级指示参加开国大典的空中受阅任务。
作为飞行员，这真是千载难逢的机遇，大家无不欢欣鼓舞。
高兴之余，邢海帆作为代理队长，更感到肩上沉重的压力。空中校阅飞行，他虽然见过，可没有亲自参加并负责组织过；时间又如此紧迫；飞行员也是不久前才从各处集中一起的，彼此还不很熟悉；而且所有飞机大都是缴获的破烂，机种庞杂，性能各异。要完成这项空中校阅任务，真是困难重重。
飞行队受领开国大典空中受阅的光荣任务后，队领导立即开会研究贯彻落实。随即召开全队大会，进行传达、动员和部署。
当邢海帆传达上级下达的校阅任务、队政委王平阳作动员讲话之后，大家纷纷表示要在这千载难逢的机遇面前，尽最大的努力，千方百计，排除万难，完成这一伟大而光荣的任务。
会后各单位又召开小会，表决心，拟计划，订措施，热火朝天地行动起来。
关于校阅飞行方面要研究解决的问题，邢海帆会同所有飞行员进行了反复研究，一致认为要确定参加受阅飞机的机型和数目，以及如何使多种性能不同的飞机，队形整齐，秩序井然，准时通过天安门上空，而且还要预防敌人空袭和显示军威与实力。
飞行队研究确定的具体方案是：
参加校阅的飞机为P-51机9架，编为一、二、三分队；蚊式机两架，编为四分队；C-46机3架，编为五分队；L-5通讯机1架与PT-19教练机两架，合编为六分队。除两架蚊式机成一字横队外，其他各分队皆为三机成品字队形。
参加校阅的飞行员编组是：空中总领队、机群指挥员，由邢海帆担任并兼第一分队长机，左右僚机为林虎与孟进；第二分队长机杨培光，左右僚机为阎磊与王延洲；第三分队长机赵大海，左右僚机为麻汉洲与毛履武；第四分队长机邓仲卿，僚机为王玉珂；第五分队长机刘善本，左右僚机为谢派芬与徐俊英等人；第六分队长机方槐，左右僚机为安志敏与任永荣等人。所有受阅飞机除单座机只有一名飞行员外，其余多座机俱有两名以上飞行员和机组人员参加受阅飞行。
受阅飞行的飞机和飞行人员编组方案确定之后，即进行航行的研究确定。
首先将各参阅飞机的飞行时速做出规定。计P-51机为340英里，蚊式机为300英里，C-46机为25英里，L-5机与PT-19机为70英里。其次选定校阅航线由东向西飞行，东郊的双桥无线电铁塔上空为起航点，距天安门30公里左右，目标非常明显。再次，立即根据上列条件，进行细致的航行计算和图上作业，得出由起航点按速度不同，各分队之间前后距离与出发时间先后的数据等，务求达到井然有序地出现在天安门上空。
在进行航行计算和图上作业时，当时没有航行图，只得用北平市的五万分之一普通地图代替，好在航线距离不长，误差也小，可以忽略不计。
在考虑防备敌人的空袭方案时，建议上级特准P-51机中的四机带弹受阅，一有敌机来袭，即从空中前往拦击。这是特殊情况的特殊处理，按通常惯例，校阅飞行的飞机是不准带弹参加的。
为显示军威和实力，飞行队又精心制定了这样一个计划：
P-51机9架，最先通过天安门上空后，再直飞并右转弯，沿北城墙外侧飞行，正好接上第六分队，再次通过天安门上空。使人们看见天空飞机是一个整体编队，前后都有9架P-51机受阅。
在开国大典正式进行空中校阅那天，在场的外国记者，见状发出电讯，惊异中共空军一夜之间，竟有如此实力，真是奇迹。
这消息也威慑着国民党空军，从此再也不敢来北平捣乱了。
以上措施都是集群众智慧，报上级批准，才得以实施的。
图上作业完成之后，为检验飞行方案和各种计算是否准确可行，又进行了总领队和各分队长机的多次试飞，证明方案可行，各种航行计算也准确，符合飞行实际。最后还组织了一次全部参加受阅飞机的预演。
在准备开国大典飞行队参加空中校阅的预演时，发生了一个值得一提的插曲。
这天正值怀仁堂里新政协开大会，周恩来副主席在会上发言。
忽然，传来了隆隆的飞机声。
代表们忽听隆隆的机群轰鸣声，由远而近，以为是国民党的飞机来轰炸北平城来了，心里不安起来。
周恩来见状，面带笑容地告诉大家：请不要误会，这是我们自己的飞机，他们是担负防空任务，是保护我们的，这是他们在进行飞行演习。
代表们听后，顿时反忧为喜，止不住心中的喜悦，热烈鼓掌和欢呼，久久才平静下来。关于飞机的保障准备工作，则分工由队政委和机务部门领导组织大家研究，制订出措施方案和行动计划，报队里批准组织实施。因为要圆满完成防空和校阅任务，保障飞机不出事故，是关键之一。
当时全部飞机都是缴获后经拼凑修理而成，又加上器材缺乏，给保证飞行带来异常繁重的检修任务，机务人员们的辛劳可想而知。
他们常是夜以继日地工作，飞机不准备好就不吃不睡。他们这种不怕苦不怕累，极端负责的精神也感动和激励着飞行员们，大家说，只有尽心尽力飞好，才对得起机务同志们。机务同志们还将所有飞机精心擦拭，使破旧飞机像新的一样。
朱德总司令在聂荣臻代总长陪同下，于9月中旬视察了南苑机场，检阅了飞行队的飞机和空、地勤人员，他在训话中对飞行队慰勉有加，给了很大的鼓励与鞭策。
政工和行政人员的工作，都是围绕着防空与校阅两项重大任务进行的。他们跟班操作，起到很好的检查、督促和保证作用，使全队精神振奋，斗志昂扬，团结协作，干劲十足。
航空处的领导和工作人员，也深入飞行队、亲身指导、检查、督促各项工作，也是使防空和校阅各项准备工作得以顺利进行并获得成功的重要原因。
飞行队按上级批准的防空和校阅飞行准备计划，经过各部门认真细致周到的准备，又经过严格的检查，并经过多次试飞和预演，认为符合上级的要求，于是向上级写出报告，经开国大典阅兵总指挥部批准实施。
眼看新政协会议即将正式开幕，开国大典空中校阅也日益临近，飞行队担负的防空任务也更加吃紧。这时为了加强警戒值班和增强战斗实力，除每天有4架P-51机值班外，又将所有能作战的P-51机和能作战的飞行员，都组织动员起来，做好战斗准备。一旦敌机大批来袭，就将凡能升空作战的人机全部出动，打击来犯之敌。
这一时期上至中央军委领导，下至飞行队所有人员，都非常重视防空作战任务，没有丝毫的疏漏和怠慢。
1949年9月下旬的一个凌晨，飞行员比机务人员稍后来到了机场，忙着尽快做好战斗准备，以防备敌机拂晓来袭。
忽然，值班参谋跑来叫邢海帆接电话。当他问道你是哪位，对方即答：“我是聂荣臻。”邢海帆骤感骇然，怎么聂代总长直接来电话了？聂代总长继续说：“刚才下面向我报告说，他们听见远处有轰隆隆的声音好像是飞机的声音，怕是敌机来袭，故我问问你们，得到有敌机空袭的情况没有？”
邢海帆当即回答，这里没有收到敌机空袭情报，也没有听到轰隆的声音，我们飞行队已做好战斗准备，以防意外。
过了一会儿，代总长办公室来电话说，经查原来是一场误会，是下面的人听见了老百姓早起推大磨的声音，误以为是远处敌机的机声。
一场误会，一场虚惊。这一事情也足以说明当时刚解放了的北平，上上下下的人们对防空是多么的重视与关心。
飞行队的各项准备工作做好后，就憋着一股劲，急盼着校阅时刻早些到来，可这时好像时间有意过得慢似的，大家都感觉度日如年。
好不容易才盼到了1949年10月1日下午3时，开国大典隆重举行。飞行员们预先对准表，严阵以待。
下午4时整，校阅飞行预定的起飞时间到了。
总领队一声令下，受阅飞机就按计划依次起飞，编好队形，按高度差配置，在北京东郊双桥无线电铁塔上空，盘旋待命出航。预定的时间到了，总领队准时下令，各分队即按预定方案，依次飞向天安门上空，接受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广场上30万群众的检阅。
邢海帆此时的心情万分激动，也有些紧张，全神贯注在领队机的操纵动作上。
他这时不敢东张西望，当毛主席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群众欢声雷动时，他也几乎要大声欢呼，但只能屏住气不敢乱动，怕引起飞机的丝毫偏差。
当机群通过天安门上空时，也正是地面机械化装甲部队列队通过，一时间天上是飞机，地面是坦克，一副威武雄壮场面，既是为新中国的诞生献礼，也使百年来受尽屈辱和苦难的中国人扬眉吐气。
当蓝天上突然出现新中国的战鹰，天安门城楼上，党和国家领导人无不高兴地挥手致意，在广场上的30万军民，更是欣喜若狂。
校阅飞机通过天安门上空后，空中校阅宣告结束。机群即向左转平安降落在南苑机场。这时飞行队的全体人员都聚集在停机线前，欢呼开国大典空中校阅飞行任务胜利圆满地完成，大家日日夜夜的辛劳，结出了丰美的硕果，很多人兴奋得流下了热泪，兴高采烈的心情久久不能平息。
晚饭时，食堂为庆祝新中国诞生和圆满完成空中校阅任务，略备酒菜以示庆祝，大家开怀畅饮，度过光荣幸福的一夜。邢海帆在全部受阅飞机都安全降落之后，才舒了一口长气，顿觉肩上的重担减轻了不少。庆幸飞行队同心协力，团结一致，共同完成了这艰巨重要的任务。
飞机安全降落以后，邢海帆等几位受阅飞行员代表，很快匆匆驱车进城，赶到北京饭店参加开国的第一个国宴。
那天晚上除毛主席未参加外，所有党政军领导都参加了，也有很多民主人士和外宾，宴会非常盛大隆重。席间周总理走过来敬酒，他笑容满面地说：同志们你们飞得很好。今后国家还要建设强大的空军，希望你们继续努力。
接着朱总司令出来敬酒，他带着浓厚的四川口音说：
“同志们你们飞得很好。从今天起，我就算是名副其实的海陆空三军总司令了。”
说得大家都高兴地笑起来。
首长们的嘉勉鼓励，使在座的飞行员代表们终生难忘。国宴结束后，代表们又去中山公园，观看文艺演出，有法捷耶夫和西蒙诺夫为正副团长的苏联文化代表团的表演，大家第一次欣赏到乌兰诺娃的芭蕾舞和其他精彩节目。
紧张繁重的工作圆满完成后，上级给假三天，进行短暂休整，然后进行从下而上的总结，找出工作中的优缺点并表扬好人好事，推荐出立功受奖者上报，最后召开全队人员的总结大会。
会后邢海帆才得以进城，看望一下妻儿。很快邢海帆又接到通知，代表飞行队去天津参加开国大典阅兵总指挥杨成武召开的阅兵总结会。杨成武同志时任20兵团司令兼天津警备司令，驻防天津。
总结会上，飞行队的受阅工作受到大会的表扬。
会后回京，邢海帆向领导做了汇报。至此，邢海帆在飞行队的任务已告结束，随即得到通知调新建的济南第五航空学校工作。他即去东北老航校办理了手续，于1949年12月向正在筹建的济南第五航校报到，踏上了建设祖国航空事业的新征程。
为开国大典拍照的记者
共和国开国大典，在中华民族历史上，是一个让人难以忘怀的庄严日子。
那伟大的瞬间，有多少颗激动的心，有多少张欢乐的脸的啊。而更让人难忘的是天安门广场上那盛大的场面；天安门城楼上，毛泽东主席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的那庄严的情景。
如今，当我们打开历史画卷的时候，我们可以找到那一幅幅记录历史那伟大的一瞬间不朽的照片。
看到这些照片，人们自然会想起那位为共和国诞生留影的记者。她就是侯波。
自1949年起，她担任毛主席和中央首长的随行摄影记者达12年之久。在那4000多个日日夜夜中，她拍摄了成千上万张照片，真实地记录了共和国年轻时代的风貌。
她感到这些照片印象最深刻的，还是开国大典。
开国大典前夕，领导人十分忙碌。9月21日新政治协商会议隆重召开，30日晚8时胜利闭幕。侯波一直负责会场的拍摄工作。当时不难看出，首长们是紧张的，面孔是疲劳的，而仍然精神饱满地与各界人士讨论和制定着国家的根本大法。
当时侯波也很兴奋，回忆起自己是个苦孩子，14岁到延安，是“吃延安人民的小米长大的。”（毛主席语），知道老百姓所受的苦，也体会得出革命胜利的来之不易，那真是千千万万先烈的鲜血换来的。过去“三座大山”压在中国人民头上，没人看得起自己。现在共产党领导人民推翻了反动的统治，中国人民真正做了自己的主人，就要扬眉吐气地屹立在世界的东方。这是中国有史以来最值得欢欣鼓舞的大事，怎不使人兴奋，怎不令人激动！
当庆典的准备工作紧张地进行的时候，天安门城楼上一面开会，工作人员一面布置。当时国家非常困难，没有很好的条件，也没有足够的时间打扮这个庄严的地方。首都人民以高度的热情清除了天安门两侧和长安街等地的垃圾，拔掉了杂生的荒草，把天安门及广场打扫得干干净净。虽然没什么装饰，却是朴素大方，八盏红红的宫灯给城楼增添了无尽的喜庆气氛。
10月1日下午3时整，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宋庆龄和各民主党派的代表人物走上天安门城楼，整个天安门广场沸腾了。在广场上奏起慷慨激昂的国歌，一面“血”染的五星红旗在54门礼炮震天动地的响声中冉冉升向高空。
毛泽东向全国各族人民和全世界人民庄重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
侯波从照相机的镜屏上看到天安门广场上数十万双含着莫大幸福的眼睛和数十万双充满感激的手，朝着伟大的领袖毛主席欢呼万岁的情景，看到毛主席不断地扬起双手向大家高呼：“同志们万岁！”“人民万岁！”心里异常激动，按下一个个快门，抢拍了一个个历史性镜头。
当时天安门城楼的围墙不像后来那样有栏杆，只覆着光秃秃的琉璃瓦。侯波拿着一个120相机，捕捉着每一个珍贵的瞬间。
那时能得到一些胶片是很不容易的，必须节约着用，拍一张是一张。因而当时拍的照片，几乎每一张只有一个底片。
领导同志则不喜欢给他们照，总是说：“给群众多照些。”
几十年后，侯波还记得拍摄开国大典党和国家领导人检阅游行队伍那张照片时，周恩来正好站在侯波面前，走过来拉住侯波的衣角，还不住叮嘱他，别紧张，小心一点。
当时侯波激动极了，强忍着就要夺眶而出的泪水按下了快门。
这张珍贵的历史照片有许多人都看见过，但却极少有人知道有这样一个使侯波终生难忘的故事。
在这位记者的镜头面前，屹然站立着的是一群时代的伟人。他们的伟大，就在于他们来自于人民，理解人民，惦念着人民。他们的衣着、举止是那么的平凡。但他们的人格、胸怀和气魄却是无与伦比的伟大。
开国大典从下午3时一直持续到晚9时，毛泽东主席一直在向欢呼的人群挥手致意，到晚间已有些支持不住，就弯腰伏在围墙上。
这时，侯波站上了围墙，两个同志扶着侯波的腿。当时她只想着把中国人民当家做主人这段历史记录下来。
侯波曾拍摄过一张毛主席宣布共和国成立的照片，主席嘴是张着的，周围站着其他领导人。
40多年后，侯波和徐肖冰办展览时，不少群众一定要在这张巨幅照片下留影，说是可以感受到当年激动人心的气氛。作为当年给毛泽东主席拍照的侯波，对此不禁为之感动。
几十年之后，作为当年庆典的忠实记录者，抚今追昔，不禁由衷地怀念那庄严而热烈的时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