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周恩来说,我要把这些意见综合送主席团常委参考,并由主席团常委做出最后决定。
9月27日,政协一届全体会议第六天的记录写道:简称“中华民国”一去掉,不等于把中华民国过去革命的历史意义一笔抹煞。如辛亥革命,国共合作等都是有它的历史意义的。这一点在毛泽东开幕辞中也讲过。同时,“中华民国”这名称,因为在民间已很习惯,所以在目前,也不会禁止使用。在人民中还允许有这样的称呼,正如现在我们所用的阳历,同样也不禁止人民用阴历。其次我们用公元纪年,同样也不禁止用三十八年。慢慢地引导人民在公文上用统一的国名,统一的公元的年号,最好在正式文件上不要有这样的一个法律性的规定。
以后,政协一次会议陆续通过的大会文件,去掉了“中华民国”这四个字。
国旗、国徽、国歌大征集
国内各大报都刊登了征集国旗、国徽、国歌、纪年、国都等方案的启事。
1949年6月15日,中国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在北平召开。第二天,周恩来主持召开了筹备会常委会第一次会议。会议决定在常委会领导下设立6个小组。其中第六小组任务是研究草拟国旗、国徽、国歌、纪年、国都等方案,由著名教育家、中国民主促进会负责人马叙伦先生任组长,北平军管会主任叶剑英同志任副组长,不久又增加茅盾任副组长,主持日常工作,成员有张奚若、田汉、马寅初、郑振铎、郭沫若、翦伯赞、钱三强、蔡畅、李立三、张澜、陈嘉庚、欧阳予倩、廖承志等16人。
7月4日下午3时,在中南海勤政殿第一会议室,叶剑英主持召开了第六小组第一次会议。会议决定:(1)以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名义公开向全国人民发表启事,征集对国旗、国徽、国歌的意见和方案,并推选郭沫若、沈雁冰、郑振铎三人草拟征集条例呈送筹委会批准公布。(2)设立国旗、国徽方案评选委员会及国歌词、谱评选委员会,除组员分别参加外,聘请专家为两组委员。会中推选叶剑英、廖承志、李立三、郑振铎、张奚若、蔡畅、田汉、翦伯赞八人组成国旗、国徽初选委员会,叶剑英为召集人。推选郭沫若、田汉、沈雁冰、钱三强、欧阳予倩五人组成歌词、谱初选委员会,郭沫若为召集人。
会后拟的征集启事,经周恩来审批,7月10日送交政协筹委常委会批准,7月14日送《人民日报》《北平解放报》《新民报》《大众日报》《光明日报》《进步日报》《天津日报》,从7月15日至26日连续刊登8天。
征集启事如下:
一、国旗,应注意:(甲)中国特征(如地理、民族、历史、文化等);(乙)政权特征(工人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丙)形式为长方形,长阔三与二之比,以庄严简洁为主;(丁)色彩以红为主,可用其他配色。
二、国徽,应注意:(甲)中国特征;(乙)政权特征;(丙)形式庄严富丽。
三、国歌,(甲)歌词应注意:(1)中国特征;(2)政权特征;(3)新民主主义;(4)新中国之远景;(5)限用语体,不宜过长。(乙)歌谱于歌词选定后再行征求,但应征国歌歌词者亦可同时附以乐谱(须用五线谱)。
四、应征国旗、国徽图案者须附详细之文字说明。
五、截止日期:八月二十日。
六、收件地点:北平本会。
如此大规模地在报纸上征集国旗、国徽、国歌,不但在中国历史上,就是在世界历史上,可能也是第一次。
征集启事发出后,在全国人民及海外华侨中引起热烈反响。从工厂、矿山到田野,从闹市到前线,工人、农民、战士、教师……都在热烈地谈论这则启事。
国旗、国徽、国歌,象征着国家的主权,是国家的几个主要标志。
许多人在得到征集国旗、国徽、国歌的消息后,立即开始动手,在工余时间着手设计构思。
曾联松彻夜设计五星红旗
整个中国都在为征集方案而运转起来。
在成千上万个应征者中,上海一位默默无闻地长期在经济战线工作的人士,脱颖而出,成为国旗的设计者。
他叫曾联松,祖籍浙江再晏。少年时代就喜爱书画,并写得一手好楷体字。
在目睹自己的祖国被外国列强欺凌,人民生活痛苦悲惨之后,他放弃了自己的艺术爱好,去攻读理工科,走上科学救国的道路。后来,他感到原来的设想难以实现,又改行攻读经济。
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后,曾联松与许多热血青年一起,走上街头,举行游行,抵制日货。1935年,他在南京勇敢地参加了响应北平“一二?九”学生运动的集会游行。从此,他在党组织的教育和引导下,开始走上革命道路。
1949年7月下旬,曾联松反复阅读了报刊登载的国旗、国徽、国歌征集启事,心里再次激起波澜。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人民大众当家作主的新中国即将诞生了,中国历史将翻开崭新一页。国旗、国徽、国歌,是新中国的象征,是中华儿女的寄托,是中国人民的骄傲。
反复思考之后,他决定投身这一具有伟大意义的设计工作中去,用自己灵巧的双手,设计出一副国旗图样,表达自己热爱新中国的心愿。
曾联松苦苦地思考着,一种想法产生了,随即又觉得不合适而放弃,接下来脑子又紧张运转,思考新的方案。
国旗应征日期截止于8月20日。时间一天天过去,曾联松着急了。
夏末的一个夜晚,曾联松一个人走出家门,漫步在大上海街头。
他无意间抬头仰视天空,只见群星闪耀,众星朝着北斗。
突然,一个念头出现在曾联松的脑海里:人们不是常说“盼星星,盼月亮”吗?中国共产党难道不是人民的大救星吗?
对!曾联松兴奋地跑回家中,决定以一颗大五角星象征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以几颗小星象征广大人民,大星引导于前,小星环绕于后,如同众星拱北斗,象征着人民大众紧紧围绕在共产党的周围,从胜利走向胜利。
他又仔细体会了征集启事的要求,按自己的想法,把五角星设计为黄色,这不仅与象征革命的红色很协调,像红霞一片,金光灿灿,色彩简单而显庄重,而且也表达中华儿女黄色人种的民族特征。
色彩确定了,那么环绕大五角星之后的小星应该是几颗呢?
曾联松想到,伟大祖国有着5000多年的辉煌历史和灿烂文化,又想起不久前毛泽东刚发表的《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的论述,即人民在当时包括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于是,他决定以四颗小星象征广大人民。为了突出广大人民紧紧地团结在中国共产党周围,曾联松又决定让每个小星的中心点都通过自己的一个星尖,跟大星的中心点联成一线,这样,就在旗面上显示出中国共产党是全中国人民的领导核心这一历史结论。
那么,五颗金星放在旗面上的什么位置呢?
曾联松开始设想把大星置于旗面的正中,小星环绕在大星的四周。
这种设计看上去旗面显得端庄,但给人的视觉显得呆滞,旗面不开阔。
曾联松很快放弃了这种方案。
他苦苦构思,反复推敲。
时间一天天过去,距截止应征的时间已很近了。
经过了许多不眠之夜,终于在一天晚上,他把五星挪向旗面的左上方,顿感旗面视野开阔,五个金星居高临下,光彩闪耀,使人仿佛置身于星光照耀大地、灿烂辉煌的情景中。
不但如此,五颗金星的结合图形,大小相配,疏密相间,很自然地形成为椭圆形。这与中国疆土的几何图形很类似。这样,既体现了中国的地理特征,也显得明朗开阔,兼有恢宏的气势。
在设计过程中,曾联松又不断完善,把大星的一个角尖正向上方,使大星显得庄重安然,四颗小星由于各有一个角尖正对着大星中央,显得错落多变。色彩以红色为底,如同红霞满天。红色象征革命,表现炽热的情感。再配以黄色,显得灿烂光明。
曾联松设计的这幅国旗图案,涵义深远,极具特色。从艺术美学的角度来衡量,有几个特点:
简与繁:五星的构图注意了以简胜繁,以一当十。
大与小:五个金星所形成的椭圆形,寓涵着祖国疆土之意。画面尽管有限,但给人的联想是十分广阔的,做到了古人所描述的“物小蕴大,意趣无穷”。
静与动:五星整个位置若处于旗面的中央,由于绝对均衡,则显得静止呆滞,无动态之感;而置于左上角,从视觉原理看,使人感到昂然起升,静中寓动,使画面活跃,且居高临下,带有向外伸展的气势,视野开阔。
长与宽:曾联松的设想,完全符合“征集启事”的规定,即“开式为长方型,长宽三与二之比”。这种长方形的旗面适合美感的要求。旗面呈长方形,五星组成椭圆形,两者均向左右舒展,取势协调。椭圆形给人以完整与饱满的感觉。在椭圆形中,大星外圆半径和小星外圆半径的比例是三与一之比,使大小比例关系比较协调。大星和小星之间隔有一定的距离和空间,显得虚实结合。
另外,椭圆形仅占旗面的四分之一左右,这样的比例关系使重点集中,旗面开朗。整个旗面上的五角星、椭圆形和长方形互相结合,比例比较协调,构图也比较紧凑,在整体中富于变化,同时又显得统一。
主与宾:五星中的大星与小星,有顾盼呼应协调和谐之态。
红与黄:整个旗面上的色彩也能引起人们的联想和感情的反应。红色为热色或暖色,赤日、红光能表达庄严热的气氛。红色能给人以希望、活跃和喜爱。而黄色也是暖色,能表达优美、温和、珍贵,给人以金光闪闪的感觉。
曾联松设计的这幅国旗图案,给人以多层次、多角度的美感享受,蕴意深刻,生动活泼。
1949年8月中旬,曾联松将自己精心设计的五星红旗图案稿寄给了新政协筹备会。
国旗,在人们的心目,是一个国家直观的象征,所以应征稿件众多,截止日期,已达2992幅。
国旗方案之争
在众多的政协代表中,华侨代表陈嘉庚十分关心国旗评选一事。
国民党政府统治时期,他出于爱国之心,积极提出关于设计国旗的建议。
1940年他回国慰问抗日军民之时,就请专家为国民党政府设计了新的国旗方案,印了100多张带到重庆。到重庆后,他看到国民党政府官员傲气专横的态度,心里凉了半截。
当新中国即将诞生的时候,他更关心国旗的设计了。他自愿报名参加了筹备会第六小组的工作。
1949年8月,他从东北参观考察回北平后,专门向筹备会第六小组成员了解了国旗图案设计的征集情况。
第六小组秘书彭光涵专门向他汇报了第六小组征稿和工作情况。
陈嘉庚说:“我是非常关心国旗制作的。辛亥革命胜利后,孙中山在南京就职,用五色国旗,代表汉满蒙回藏五族,共和立国之义。到蒋介石国民党政府,却把青天白日党旗当国旗,这是我最不满意的。1940年,我到重庆向国民党官员说过,但他们不接受建议。”
接着,他详细谈了自己制作国旗的观点,并把自己设计的国旗图案托彭光涵交第六小组成员和专家研究。
9月17日,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召开第二次会议,就第六小组的工作做出决议:将国旗、国徽、国歌工作移交新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主席团领导。
9月22日,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决议,成立大会国旗、国歌、国徽、国都、纪年方案审查委员会,并委任55人为审查委员,由马叙伦为召集人,彭光涵任审查委员会秘书。
当天,彭光涵将经过大家复选的38幅国旗图案编为一册,取名《国旗图案参考资料》,作为最急件送到新华印刷厂赶印。
新华印刷厂的工程师、技术员和工人连夜加班加点,印出了《国旗图案参考资料》,每幅图上都编了号和草拟的简单说明。其中上海曾联松设计的国旗图案被编为“复字三十二号”,草拟的说明是大五角星代表中国共产党,周围四个小五角星代表工、农、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
9月23日,新政协全体代表600多人分为11个小组讨论国旗、国徽、国歌等方案,平均每组约50至60人。
各小组的讨论都热烈而认真。
但各位代表对原筹备会第六小组挑选的国旗参考图案的看法和评价不一样,选择的图案也不一致。
开始,代表们倾向于曾联松设计的“复字三十二号”五星红旗的图案,但又觉得四颗小星代表四个阶级的提法不太妥当。
随后,对旗帜上方有一颗大五角星的复字一号图案、中间加一条黄杠代表黄河的复字四号和加两条黄杠代表黄河、长江的复字三号图案,倾向的人增多。但是,反对的人也有一些,而且态度十分坚决。因为当时南方一些地方尚待解放,国旗上带有黄杠,就没有体现祖国统一。
新政协将在9月30日闭幕,意见又不一致,时间显得特别紧。
彭光涵十分着急,他把各小组争论的情况写了个请示报告,交给周恩来。
9月23日晚上,副秘书长齐燕铭和秘书彭光涵正在办公室工作。周恩来来到他们的办公室,问彭光涵:“你接触了那么多国旗图案,到底哪个图案代表意见比较一致?”
彭光涵回答:“一颗大五角星加一条黄杠的图案同意意见较多,但反对的意见也不少,而且很坚决,即使勉强通过了,意见一定很大。大家比较倾向‘复字三十二号’这个五星红旗图案,但有人不赞成用四个五角星代表四个阶级。总的看,五星红旗的图案比较好,容易通过。”
周恩来听了彭光涵的汇报,立即指示:“好!你按这个图案再画一幅大一点的,并做一面大旗明天下午交给我。”
当晚,彭光涵就按周恩来的指示操办起来。
9月25日晚8时,毛泽东、周恩来在中南海丰泽园主持召开关于国旗、国歌的座谈会。
在毛泽东主持这次座谈会之前,张治中来到毛泽东的住处。交谈中,张治中问毛泽东:“现在大家都在议论国旗图案,你的意见呢?”
毛泽东说:“我同意一颗大五角星加一条黄河的那种,你觉得怎样?”
张治中明确回答:“我反对用这种国旗图案。中间加一条横杠,把红旗劈为两半,不成了分裂国家了吗,而且杠子不能代表河流,在中国人的传统意识中,杠子是‘金箍棒’,国旗中间摆上一根‘金箍棒’干嘛?”
毛泽东听后,感到震惊,也觉得有道理。他说:“这是一个严重问题。不过,有不少人主张用这幅,也有其理由。这样吧,我再找几个人座谈一下。”
在9月25日晚的座谈会上,毛泽东说:“过去,我们脑子里老是想要在国旗上标出中国的特征,因此画一条横杠代表黄河。其实,不少国家的国旗也没有带着本国的特征,苏联的斧头镰刀,也不一定代表苏联特征,哪一国都可以有同样的斧头镰刀。英、美等国的国旗也没有什么该国的特征。代表国家特征的东西可以在国徽上表现出来。”
毛泽东拿起一张放大了的五星红旗图,说:“大家都说这个图案好,中国革命的胜利就是在共产党领导下以工农为基础,团结了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共同斗争取得的,这是中国革命的历史事实。今后还要共同努力建设社会主义。我看这个图案反映了中国革命的实际,表现了我国革命人民大团结。不但现在要团结,将来也要团结,我看这个图案是较好的图案。”
毛泽东话音刚落,丰泽园里响起热烈的掌声,参加座谈会的代表一致表示赞同。
陈嘉庚站起来谈自己的看法。他说:我从东北回来,我很关心国旗问题,我完全赞同毛主席讲的‘复字三十二号’国旗图案。
梁思成也站起来发言说;“我觉得‘复字三十二号’图案很好,多星代表人民大团结,红色代表革命,表示革命人民大团结。”
其他人也纷纷发言赞成“复字三十二号”图案,并鼓掌通过。
曾联松设计的国旗图案,终于以其构思和特色获得大家的认可和推崇。
9月26日下午3时,大会国旗、国徽、国歌、纪年方案审查委员会在北京饭店召开了第一次全体会议。经过大家讨论,一致通过用“复字三十二号”图案作国旗,并提交大会主席团审核,再提交大会讨论。
9月27日,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进行表决。
表决前,由沈雁冰报告了筹备会第六小组讨论国旗的情况,并将制作的五星红旗样品展挂在主席台中间。
看到这面熠熠生辉的五星红旗,代表们心里充满了兴奋和激动之情。
会议进行的第四项表决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为红底五星旗,象征中国人民大团结。
“复字三十二号”国旗图案,终于迎来了激动人心的一刻!
曾联松设计的国旗图案原稿,后来存入政协档案室。
“复字三十二号”图案真正用于国旗制作时,也作了一点修改。
原设计中,大五星中有镰刀斧头,经筹备会第六小组讨论删去。秘书彭光涵在原稿上写有“去镰刀斧头”五个字。图案其他部分未作修改。
关于国旗象征的说明,按毛泽东的讲话记录进行了改写。
至于国旗制法的说明,原稿显得很复杂,周恩来便指示胡乔木、梁思成和彭光涵三人重新写一个制法说明,做到使人一看制法图说明就能制作标准国旗。
三人讨论后,即由梁思成改写,胡乔木修改定稿。经审查通过后,向全国发出。
在筹备会第六小组成员和专家们中,徐悲鸿、梁思成、翦伯赞、陈嘉庚、张奚若等建议:在国旗制定之后,全国的国旗制作要严肃认真,要规定哪一号颜色,将来由国家指定专门工厂统一生产国旗用的红布,就叫“国旗红”。
陈嘉庚还提议:“应该由国家指定某些工厂专门生产统一规格的国旗。因为手工制作不合标准,又困难,并且比工厂印制的价格要贵。现在虽然不能立即办到,希望将来即可办到。”
国旗图案通过后,周恩来说:关于评选国旗图案,实行公开广泛征集的做法好,所选的国旗方案艺术性比较好,大家也很满意。虽然在讨论中有些争论,但最后大家意见统一了。
关于国旗图案意义的说明,新华社以答读者问的形式于11月15日公开发表:
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的旗面为什么是红色的?旗上的五颗五角星代表什么?为什么星是黄色的?四颗小五角星为什么有一个角尖正对着大五角星的中心点?
答: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旗面的红色象征革命,旗上的五颗五角星及其相互关系象征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人民大团结,五角星用黄色是为着在红地上显出光明,黄色较白色明亮美丽,四颗小五角星各有一尖正对着大星的中心点,这是表示围绕着一个中心而团结,在形式上也显得紧凑美观……
五星红旗确实显得美丽庄严。一星居中,众星闪烁,普照大地,让人一望便产生人民团结、国家昌盛、革命胜利的自豪感。
政协第一次全体会议闭幕后不久,曾联松收到中央人民政府办公厅的来信:
曾联松先生:
你所设计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业已采用,兹赠送人民政府纪念刊一册,人民币五百万元(旧币,相当于现在500元),作为酬谢你对国家的贡献……
次年国庆节,曾联松被邀请登上天安门观礼台。建国30年时,他再一次应邀到北京参加了庆祝活动。
如今,这面象征中国的旗帜不仅使中国人民感到自豪,它也成为国家的象征,飘扬在联合国广场,飘扬在与中国有外交关系的世界每个国家。
国徽设计者得到了800斤小米
1950年6月,集体创作的国徽图案得以通过。
国徽,也是一个国家特征的重要表现。
在征集过程中,新政协筹备会共收到国徽稿件112件,图案900幅。
然而,许多投稿者把国徽完全误为国标,因此投稿者绘的都是和国旗一样的国家标记的所谓国徽图案。
合乎国徽体制的来稿,其中又有图案意味太重、过于纤巧的毛病,比较可供参考选择者只有四五种。于是,征集小组认为国徽非近期内能完成。
朱德总司令请秘书送来了一份他亲自画的国徽草稿,底边四条黄色曲线代表黄河、长江、珠江、黑龙江,上面飘扬着一面红旗,左上方一颗黄星。
政协筹备委员会常委会在解释之前提出了包括国徽图案在内的初步意见,并未做出决定。只是把报告连同附图一齐移交政协一次会议。
会下征求意见,人们普遍认为国徽距离中国特征、政权特征以及庄严等的形式较远。
毛泽东说,国旗决定了,国徽是否可以慢一点?
于是,国徽没有提交政协大会讨论。由原小组继续设计,等将来由政府去裁决。
受中央之托,中央美院的前身国立北平美专成立了国徽设计小组,由张仃、张光宇、周令钊和钟灵四人组成。
张仃和钟灵曾设计了新中国第一套纪念邮票,还设计了政协会议的会徽。
政协会徽是由麦穗齿轮围成的圆形图案,粉红色的中国地图凸现在半个地球上,代表四面八方的四面红旗飘动,上方印有一九四九的字样。这枚政协会徽一直沿用至今。
周恩来很关心国徽的制图情况。为了不误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个国庆节使用,周恩来指示征集小组多吸收一些专家来共同设计国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