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5章 千秋家国统一梦！台独浊流定成空(2)
周恩来陪着李宗仁夫妇依次和元戎们见面，周恩来笑着说：“德邻先生，是不是还要我给你介绍一下？”李宗仁摇摇头说：“不要，都是老朋友了。啊，贺龙先生，还记得北伐途次的武昌战役吗？剑英先生，当年陈炯明炮击总统府，幸亏你机智果断，率卫队营救出了中山先生。这不是沫若吗？我记得台儿庄战役后，你带队来慰问我，我还送你一张照片呢。”郭沫若说：“怎么不记得。台儿庄战役后，你在台儿庄车站的站牌下面，身着戎装，照相留念。我去慰问你时，你送我一张，我还在《洪波曲》中专门写了这件事呢。”大家回忆往事，不禁哈哈大笑，真是相逢一笑泯恩仇。
周恩来这时对李宗仁说：“德邻先生，这里有一位朋友，你恐怕不太熟悉。我给你介绍一下。”说着拉着李宗仁的手说：“这位就是溥仪先生。”啊！是末代皇帝！李宗仁紧紧地拉住溥仪的手，连说：“不错，不错。和《我的前半生》中的照片一模一样。溥仪先生，我们都当过你的子民呢。”溥仪笑着说：“我今年五十九岁了，对于过去的一切，我是认罪了。现在我真正成了一个自由公民，越活越年轻了。”李宗仁说：“你认罪，我认输。天下大势已定，我们国民党人和海外爱国人士应该本着认输的精神让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领导建国。我在美国读了你的《我的前半生》一书，对我很有启发。”溥仪说：“你认输，我认罪，都很好。这意味着中国共产党的胜利，中国人民的胜利，祖国的胜利，也是我和德邻先生后半生的胜利。”
接着李宗仁和杜聿明等人握手见面，大家自然又是一番感慨。周恩来怕李宗仁过于疲劳，便提议道：“同志们，先生们，我们要召开隆重的欢迎大会欢迎德邻先生偕夫人郭德洁女士回国定居，全国政协也要开茶话会，大家有的是时间畅叙离情。今天是不是先送德公去寓所休息？”大家听了一致同意。周恩来一招手，一辆三排座豪华大红旗轿车开过来，周恩来送李宗仁夫妇上了车后，招呼大家都上了车，浩浩荡荡的车队在摩托车队的护送下向市区开去。为欢迎李宗仁先生到来，北京街道上挂满了彩旗，一派节日气氛。
蒋介石在台湾得知李宗仁果真回了北京，十分恼怒，把保密局长毛人凤叫去训了一顿，临了吩咐道：“想个办法，不留痕迹地把那个人干掉。李宗仁既已投共，留着那个人也没什么用了。”毛人凤心领神会，周密部署，派行动组开始行动。
李宗仁回到北京定居，人民大会堂开大会欢迎，虽然还没有给予正式职务，但明摆着要荣膺重任的，起码，现在就已是中央政府的高级顾问了。台湾很多军政要人得知这一消息后，都为之受到震动，其中白崇禧的心情更是复杂，充满了苦涩感。遥想1949年，自己因一念之差进了台湾，从此便被监视起来，没有一点自由，更不要说出岛访问了。每当李宗仁在美国发表批评台湾当局的声明或谈话时，蒋介石便授意白崇禧发表声明予以驳斥，白崇禧虽不愿意，但身不由己。现在李宗仁回了北京，他的按钮作用也完结了，说不定蒋介石就会要他的命。想到这里，白崇禧决定以后深居简出，处处小心。
但人总有七情六欲，自我禁闭的时间长了，总是有点烦闷，白崇禧便带着卫士去山里散步。他们在山里转了一回，便坐着木轨摇车往深山驶去。这木轨是专门设置的一种旅游轨道，旅游者可坐着木轨车顺山而下，驶往山里，从来没有出过事。白崇禧一行坐了两辆木轨车，木轨车顺山而下，风驰电掣，令人心胸畅快。不料前面的一辆车驶过一座桥时，桥忽然断裂，车子坠入河涧，摔得粉身碎骨。白崇禧坐在后面一辆，卫士急忙刹车，哪里能刹得住。卫士急了，一把把白崇禧推出车去，就在这一刹那间，车子驶上桥，坠入河涧。白崇禧爬起来望着山涧里摔得血肉模糊的尸体，不由着浑身冒冷汗。他知道这是谁干的，如果他摔死了，明天台湾报纸上肯定会登上条消息，说他白崇禧由于桥身朽烂，死于意外事故。
从此，白崇禧更小心，很少出门，只和服侍他的护士张小姐在房里做爱。可是毕竟年大力衰，不得不吃补药，行动组见有机可乘，乃密令医生在补药上作文章，这补药果然有劲，白崇禧不禁高兴起来。可是有天，卫士们发现白崇禧的卧室久闭不开，撞开门一看，白崇禧已经是撒手西去。医生们闻讯检验尸体，都只认为是用力过度之故，而都不知道是补药作怪。
周恩来为白崇禧误入台湾，导致严重后果深为可惜。有一次和李宗仁谈起往事，说起了白崇禧，周恩来说：“健公号称小诸葛，但他就没有把蒋看透。1949年他的老本都已在战场上打光了，蒋一再请他去台湾，还能有什么好事吗？”李宗仁叹息一声说：“是啊，当年我和思远都劝过他，他就是不听。自食其果。”
李宗仁回国定居快半年了，心情愉快，成天忙于接待各方人士。但他却没有注意到，郭德洁女士的病由于兴奋和参观访问劳累而转重了，终于在医院里一倒不起，于此年年底辞世。李宗仁十分悲痛，周恩来亲自料理丧事，安慰李宗仁。
数年以后，李宗仁先生在北京病逝，终于如愿以偿地长眠于祖国的大地，所幸的是，他的好友和后继程思远先生，却至今仍在为祖国的和平统一大业，为实现他终生的夙愿而奔走呼号！
前台湾省“主席”吴国桢魂系祖国
如果说李宗仁脱离蒋介石政权，只是个历史遗留问题的话，那么，吴国桢，这位蒋到台湾后亲自扶持的领导人，发展到公开与蒋决裂，则绝非历史的偶然。
1953年朝鲜战争结束，台湾问题就变得异常突出。蒋介石不顾美国的劝阻，想冒险“反攻大陆”，引起美台矛盾十分尖锐。在台湾岛内，蒋介石极力排斥、打击与美国关系密切的政治力量。1953年1月，受美国支持的吴国桢被迫辞去台湾省主席职务，以后又被撤销“行政院政务委员”职务及开除国民党党籍。同年11月，与吴国桢关系密切的“总统府秘书长”王世杰被蒋介石免职。1955年8月，台湾局以“兵变”和“颠覆政府”罪免去留美的国民党将领孙立人“总统府参军长”职务。
吴国桢在民国时期先后担任过“汉口市长”、“重庆市长”、“外交部政务次长”、“上海特别市市长”、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等要职。1949年12月出任“台湾省政府主席兼保安司令”，旋又任“行政院政务委员”；1953年4月辞去台省“主席”之职，5月离台飞美。
吴氏去美不久，台湾即以盛传他套取巨额外汇为导火线，掀起一场风波，致其在美国登载“辟谣启事”，连续发表激烈抨击台湾当局的言论，把他与蒋氏父子之间的矛盾公开暴露出来。这便是轰动台湾的“吴国桢事件”。1954年3月，台湾当局宣布撤销吴国桢“行政院政务委员”之职，并永远开除其国民党党籍。
吴国桢的晚年在美国大西洋边的古城萨凡纳度过。他一面在大学任教，一面著书立说，其英文史学著作《中国传统》和英文小说《永静巷》，曾风行美国。
经历过巨大创痛的吴国桢，仍然密切注视着国际风云的变幻。在70年代，中国先后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合法权益，同美国建立了外交关系，同日本实现了关系正常化。这一切，不能不引起他的深思。
1982年，吴的长婿俞益元从国内带回一张吴国桢与周恩来在南开中学结拜兄弟的照片，吴氏凝视亡龙英姿，忆及当年的兄弟情谊，不胜哀痛，百感交集，遂挥笔题词：
七十年事，今又目睹。
约为兄弟，后来异主。
龙腾虎变，风风雨雨。
趋途虽殊，旨同匡辅。
我志未酬，君化洒土。
人生无常，泪断沙埔。
1983年2月，吴国桢将此珍贵的照片翻拍后，连同题词，转赠南开老同学、曾任国民党天津市“市长”的全国政协委员杜建时。信中，吴氏回顾了当年他与周恩来结拜“把兄弟”，以及共同学习，亲切交往的情景。言词之间，怀国思乡，情深意切。
杜建时迅速将照片和信件交由全国政协副秘书长杨拯民转呈邓颖超同志，邓颖超阅后交廖承志副委员长阅处。廖承志决定，由他出面邀请吴国桢回国观光。这一消息仍由杜建时写信转告吴国桢。
远隔重洋的吴国桢获此信息后，感动不已。他在信中写道：
“这数年来，弟常得各方友好通信，鼓励催促，回国一游。弟皆避而不答，或敷衍了事。然兄与承志先生此次正式邀请，隆情厚意，非比寻常。弟思之逾旬，若依例葫芦，假辞推托，则不独有失‘君子相见以诚’之道，且人以国士视我，我岂不可以国士报之。”
“更有进言者，假使吾兄此次来函与承志先生邀请在半年以前发生，弟亦不敢肯定本身答复能有如此之深切。所以然者，盖以弟对中国前途失望，其年数几与在美时间相等。绝望之后，忽显曙光，恰在此半年间，弟对邓小平先生之措施，无论大小，莫不留心……但对年来施政大纲，实感所见相同。若能照此方针，按步推进，不曲不折，既周且澈，一代坚持，一代继行，不出二代，中华神州当可成为二十一世纪中世界上最富强康乐之一国。弟虽身入美籍，然仍炎黄血裔，能不为之欣然。”
但是，吴国桢对于回国观光，仍有一定的顾虑。他决定先派其长子、美国亚拉马巴州立大学教授吴修广和长媳耶鲁大学哲学博士凯瑟？玲？约翰逊，先到大陆访问，他在给杜建时的信中说：“弟意若能由吾兄转陈承志先生商洽一下适宜机构向其夫妇作一适当邀请，回国观光，弟当嘱其遵命不误，事若果行，到时敬谒吾兄，请求指教，自在企盼之中。若承志先生及其他当局能于公余抽暇进而教之，不独增进其对国家之认识，使其受益不浅，且可令其返美向弟表述一工，以为弟行止决定之一助。”
吴国桢的来信和要求，迅由杨拯民副秘书长转呈廖承志副委员长。廖承志当即批示：由北京大学邀请吴修广夫妇来华讲学。
不料，正当此事在廖承志主持下顺利进行之际，廖承志副委员长突然在第六届全国人大第二次会议期间，于6月10日与世长辞。吴国桢闻讯，即自大洋彼岸来函，深切致哀。
廖承志逝世后，所遗吴国桢亲属来祖国大陆访问事，由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杨静仁负责处理。
9月初，北京大学邀请吴修广夫妇回国讲学的具体安排已定，遂由杜建时详细函告，并寄去新近出版的《邓小平文选》一册，使其进一步了解祖国大陆情况与党的方针政策。
10月中旬，吴国桢夫妇在结束了两个月的欧洲之行，飞返萨凡纳寓所后，接获先期寄达的杜建时的来信与《邓小平文选》。他怀着极大的兴趣，认真阅读了《邓小平文选》。
吴国桢在回信中告诉杜建时，修广夫妇定于12月15日启程，16日可到达北京。
12月16日午夜，吴修广夫妇顺利抵达北京。杜建时与夫人李念淑去机场迎接。北京大学负责接待，安排吴修广夫妇讲学，并陪同他们游览了长城、颐和园等京城风景名胜。在此期间，因病正在休息治疗的中央统战部部长杨静仁，委托平杰三副部长作为代表，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并宴请了吴修广夫妇。接着，杜建时夫妇又邀请他们去家中作客。吴修广夫妇表示对于国家所给予的热情款待，深感满意，并转达了父亲吴国桢对杜建时夫妇的问候；同时详细询问了杜氏的工作、生活情况。杜建时告诉吴修广夫妇：国内形势和政策都很好；周恩来夫人邓颖超已任第六届全国政协主席，她对吴国桢先生是了解的，也很关心。杜再次诚恳地希望吴国桢先生能在短期内回国观光。以叙旧谊。后来，吴修广夫妇又由政府安排，参观了南京、上海、杭州、武汉等城市。
吴修广夫妇到美国后，向吴国桢报告了来自祖国大陆的最新信息，进一步增进了吴国桢对祖国的了解和感情。不久，吴国桢即于1984年1月16日致函杜建时，信中说：“修广夫妇到北京时，时值午夜，乃蒙兄嫂亲往关照。修广夫妇一月五日返美，虽以冗事及学校开学，未能来沙城（按即萨凡纳）聚会；但在电话中业已畅谈多次，并将其在国内时友人所赠书件寄来，故对其在各地观光，厚承招待之情形，知之甚详。修广夫妇当分别函谢，弟谨专诚向兄嫂致铭感之忱。”
在此基础上，杨静仁准备再次邀请吴国桢夫妇回国观光。杨静仁将这一想法同邓颖超商量时，邓颖超表示完全同意，并说：“吴国桢先生归来，应由我来出面邀请。吴国桢夫妇年事已高，归来时应由子女陪同，以便路途照料。”遂决定由邓疑超、杨静仁联名邀请吴国桢夫妇携子女回国观光。
这一信息，仍通过杜建时去信转达。吴国桢接信后，立即作复。信称：
修广夫妇归后，盛称祖国进步状况，及其接受隆重招待情形，不胜感谢，顷又得来函，示知邓颖超主席与杨静仁部长殷勤邀请，回国观光，邓主席更亲嘱带儿女同来，以便随侍。雅意深情，中民主铭感。弟虽已八十，尚称顽健，惟内子身体素弱，对于万里飞行，未免心怯。且近患骨炎及胃病，延医诊治，稍见效果，一时更不敢远离医生。请代向邓主席及杨部长敬致谢忱。
吴国桢对于国家领导人的邀请所受感动，已跃然纸上，只是因夫人黄卓群的健康原因，而不能立即成行。据此，杜建时又去一信，建议：“若兄欲归国观光心切，而因夫人有恙尚难成行，可否着夫人暂且养病，您由子女陪同返里，争取新中国国庆大典35周年纪念日前抵达北京。”这一建议，与吴国桢的想法正相吻合，他提笔复函：“于兄意见甚好，弟拟照办，刻已有此准备。”吴国桢决定于9月份，即在庆祝新中国成立三十五周之际，回到阔别30余载的祖国大陆。
5月，全国政协在北京召开了六届二次会议，邓颖超主席在会上作了重要讲话。作为全国政协委员的杜建时，出席了此次会议，并列席了全国人大六届二次会议。会后，他随即将会议关于发扬民主传统和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经济的主张，写信告诉吴国桢，俾其在归国前夕，对于祖国的情况有更多的了解。
在吴、杜二人为吴氏归国观光事书信往返期间，吴国桢于3月17日、18日两天，接受了著名作家江南的采访。进行了12小时的长谈，吴国桢尖锐地批评了“台独”的观点，他强调：“台湾是不可能独立的，独立没有前途。”他认为：中国倡导“讲信修睦”、“和为贵”，所以故宫的主要建筑物，命名为太和殿、保和殿，一切在“和”的前提下前进。西方过分重视权利，忽视责任，在一部字典里，没有一个“让”字，中国人具有忍让的美德。他还根据新近从各方面获得的感受，兴致勃勃地说：“现在中共有一个空前难得的机会，为国家、为人民、创造一个新的社会经济制度，这一点，我寄予厚望。”
可惜，吴国桢竟未能读到杜建时那封将会令他更为鼓舞的信件。正当北京积极在筹划如何盛情接待这位海外游子的时候，82岁的吴国桢先生，于6月6日突然在美国萨凡纳城的寓所病逝。噩耗传来，使吴氏生前的同学、朋友以及他供职地方的人们，深感惋惜和哀痛。上海市长汪道涵致电吴夫人黄卓群女士及其子女，对吴国桢先生的逝世，表示深切的哀悼。邓颖超、杜建时等，亦以南开校友的身份，致电吴氏遗属表示亲切的慰问。
暮年陈立夫：道出台国民党老人的心愿
号称“蒋家天下陈家党”的国民党元老陈立夫已经远离政治中心，但他和其他元老们却为两岸关系专给李登辉上了一本。
1988年7月14日，在国民党十三大闭会后的中央评议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国民党元老、国民党第十三届中央评议委员会主席团主席陈立夫以及包括蒋纬国在内的34位国民党中评委联署向国民党中常会提出了一项议案，即《以中国文化统一中国，建立共信；以投资共同实行国父实业计划，建立互信，并以争取大陆民心、以利和平统一案》。
该提案的基本内容有：
（1）中共应放弃四个坚持和武力犯台，并对中国共产党拒绝国民党的“三民主义统一中国”的主张表示惋惜。
（2）深信中国的统一是海峡两岸及海外全体同胞的共同愿望，只是时间问题。但统一必须由中国人自己努力达成，其方式是以文化与经济，而非武力，亦非第三者所愿或所能。
（3）欲谋求统一，必先建立共信，有了共信，互信乃生，互信生，自会团结统一。而光辉灿烂的中华文化是建立共信的最佳条件。
（4）复兴中华文化，“以伦理、民主、科学为纲，重振四维八德”，中共用四个坚持来凝聚全民，其力量要大千万倍。这既为大陆人民额手称庆，也与台湾的文化复兴运动趋于同一方向而合流，如此进行，和平统一之门必将自然开启。
（5）“和平之门一开，则可进一步走向经济互惠之途，台湾之财经科技的潜力，与在陆之人力资源，合为互惠之基础，共同成立‘国家实业计划推行委员会’，合力谋划国父实业计划之实施”。这样，一则可以协助大陆人民解决经济困难，二则可以奠定21世纪为中国人的世纪的经济初基。
（6）如果中共愿与国民党开诚合作，以平等及和平方式谋求中国自由、民主、均富与统一，从文化、经济两方面率先实现，那么国民党愿意向大陆提供50！100亿美元之外汇资金，作分年长期低利贷款之数。
（7）“苟能如此进行，则共信互信，自能建立，双方在各方面之敌对行为全部去除，进而作次一步政治整合之协商，根据总理‘和平、奋斗、救中国’之大方针，逐步进行，则和平统一，乃为必须之结果也。”
陈果夫、陈立夫兄弟是蒋、宋、孔、陈四大家族之一，历来以党务专家、教育专家著称，旧中国流传“蒋家天下陈家党”的政治歌谣，可见其当时的势力。1949年逃到台湾以后，陈立夫像其他国民党元老一样受到排挤，远离政治中心，潜心研究中国古文化。陈立夫与其他一些国民党元老一样，盼望祖国能够实现和平统一。他虽一再声称不再问政，但对中国统一，他一直抱有期待和使命感，排斥分离的意识和倾向。陈立夫在国民党“十三大”开会前就兴致勃勃地自撰了这个3000多字的经济援大陆的方案，从中国文化的四维八德讲到海峡两岸共同成立“国家实业计划推进委员会”，亲自一一找人闻署。在中评委员会开会期间，手边还不时拿着案文，逢人便发。
陈立夫经援大陆的主张一提出，台湾朝野为之震动，“立夫案”成为热闹话题，陈立夫等人顿时成了风云人物。台湾东吴大学经济系一教授对陈立夫等的行动表示钦佩，并称之为“可喜的思想转变”。台湾一家杂志在《反共老人在做联共先锋？》的评论中说：“这位公众形象里长年满口孔孟，‘道贵’高中中国文化教材的89岁反共守旧老人，一下子跃居为‘和平统一’的急先锋，激进的程度让国民党中以开明自居的当权晚辈们瞠目结舌。”确实，身为国民党三朝元老的陈立夫提出如此提案，很出乎人们意料，但是，又在情理之中，因为他代表着国民党众多元老盼统一的潮流，这也许是他为完成宿愿的最后一搏。
台湾经济建设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王昭明在对陈立夫等人的提案表示赞赏的同时，指出台当局可比照经援东南亚国家的办法帮助大陆改善公共建设。大陆同胞对陈立夫等34位先生这种谋求祖国统一的积极态度表示充分肯定。9月7日，《人民日报》（海外版）发表评论员文章，对陈立夫提案作了积极的评论，认为这一提案尽管有些不适宜的提法，但主张祖国和平统一，提倡对话协商、互信合作，是令人感佩的。表示国共两党“只要谈起来，一切问题都好商量，问题才有可能得到妥善解决”；“国共两党可率先就和平统一达成谅解，提出和平统一的方案，与国人共商”；“凡是为促进祖国统一提出积极、合理的主张和建议者，我们都表示欢迎，并愿意与之协商合作”。并表示希望两岸能在经济、文化方面开始实行合作，并愿就此问题与台湾方面在大陆、台湾或其他地方早日进行协商。
陈立夫等人提议以50至100亿美元的资金援助大陆，显然与台当局的三不政策相背离，因而遭到保守人士及当权人物的反对。就在7月14日的国民党中央评议会上，中评委上官业佑即当场指出：这次提案与国民党的大陆政策“完全相反”，作为口头犹可，但决不能付诸实施。李登辉在7月底接见台立委环球考察团时，对陈立夫等人的提案也予以否定。
尽管陈立夫提案未能付诸实现，但提案本身的意义，它对台湾当局的保守心态造成的冲击以及对台湾社会所造成的心理震撼，都是不可忽视的。这项提案还表明了台湾与大陆的和平统一是大势所趋，连一向被称为保守的国民党元老也开始寻找增进共识、促进和平统一的有铲渠道。1988年8月20日，陈立夫在会见台湾中国统一联盟代表时表示，他认为现在海峡两岸，若通过合作而达到中国统一，中国必将在世界地位上壮大起来，发挥无比的影响力。他说，他的一生从来都是为着中国的统一、中国的命运而奋斗。他希望在有生之年看到中国的统一。这不仅是陈立夫个人的心愿，也是许多国民党元老的共同愿望。
毛泽东：“一定要解放台湾”
1953年7月，朝鲜停战协议签字。
1953年8月8日，美国与南朝鲜签订《美韩共同防御条约》。
1954年9月8日，美国在马尼拉签订《东南亚集体安全防御条约》，同时策划与蒋介石签订《美台共同防御条约》，试图荒谬地主张国际社会承认“两个中国”，促使“台湾中立化”，并在9月15日的报纸中声称要保护台湾。
为了粉碎美国及其追随者制造：“两个中国”，“台湾中立化”的阴谋，1954年7月23日，毛泽东拍电报给正从日内瓦回国途中的周恩来指出，为击破美蒋的军事和政治联合，必须向全国、全世界提出“解放台湾”的口号，同一天，《人民日报》发表社论《一定要解放台湾》。
第二天《人民日报》社论：《人民解放军的光荣任务》中指出，人民解放军的任务就是保卫社会主义建设，防止帝国主义侵略，消灭蒋介石残余集团，解放台湾。1954年8月11日，周恩来在中央人民政府第33次会议上作的外交报告中提出“解放台湾”的政治任务。
为突出台湾问题，人民解放军展开了第一次炮击金门的战斗。9月3日和22日两天，解放军炮兵两次轰击金门。虽然每次炮击只持续一个小时（当时解放军在福建无制空权，用以用密集的炮兵进行长时间炮战），却给予国民党军以警告性打击。炮击中又有两名美军中校被击毙，引起了美国朝野一片喧嚣。
炮击金门把台湾问题突出地提到全世界面前，同时也迫使美国认真考虑金门、马祖等沿海诸岛问题。美国主张放弃金门、马祖，而台湾当局则执意不从，并扬言，如果从金门、马祖撤军，将大伤士气，台湾也将不保。美国脱身不得，便企图经由联合国或外交途径安排两岸实现停火，并怂恿新西兰提出议案。这个议案遭到海峡两岸的共同反对。
在解放沿海岛屿问题上，中共中央根据朝鲜停战后的国际形势和当时人民解放军的作战能力，改变了首先解放金门的计划，重新制定了从小到大，逐岛进攻，由北向南打的解放沿海岛屿的方针，根据这一方针，大陈岛被选定为解放沿海岛屿的第一个目标。1954年8月，中共中央军委命令正式组建浙东前线指挥部，由张爱萍任司令员。8月31日，浙东前线指挥部在宁波召开三军指挥员会议，讨论与制定攻打大陈岛的作战方案。一江山岛被确定为整个战役的突破口。11月1日，解放军空军开始连续猛烈轰炸大陈岛，海军也出动到浙东海面，于11月14日击沉了国民党海军的主力舰只“太平号”驱逐舰。这样，解放军很快夺取了大陈岛地区的制海制空权。
美国这时摆出一副战争讹诈姿态，11月16日美国国务卿在记者招待会上声称，美国要用武力“保卫”台湾。而对这一威胁，解放军一面严格遵守“不主动惹事”的规定，不在海上主动攻击美机美舰；一方面绝不示弱，继续以航空兵轰炸大陈岛的国民党军。美国鉴于朝鲜战争的经验，一直未敢采取攻击行动。因此，11月30日解放军总参谋长粟裕命令华东军区，为了打击蒋介石的卖国行径，迫使美蒋炮制的《共同防御条约》不包括大陈、马祖、金门等近海岛屿，必须积极打击敌人，决定于12月20日左右攻占一江山岛。随后，为了观察国际形势，特别是观察美台《共同防御条约》谈判的进展，中共中央军委有意延缓战役发动的时间。直到1955年1月18日才发起进攻，当天即攻占一江山岛。攻占一江山岛后，解放军火炮射程可覆盖大陈岛，再加上空军的轰炸，岛上的国民党军不仅无法坚持，撤退也有困难，只好求助于美国的协助。
一江山岛解放后，美国加紧对台湾的支持，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1955年1月25日向国会提交《授权总统合作武装部队协防台澎地区案》（又称《台湾问题决议案》）。美国国会以压倒多数批准此案以及《美台共同防御条约》。1月27日，美空军第18战斗机队从菲律宾调往台湾。28日，第七舰队及航空母舰中途岛号驶入台湾海峡。并竭力叫嚣使用核武器为打击手段。随后，美国决定将大陈岛的国民党守军撤回台湾，杜勒斯并在事先通知了苏联外长莫洛托夫，希望能劝说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军撤退时不要加以攻击。从2月8日起至12日，美国海军的大量舰只驶到大陈岛护航。守岛的国民党军2.5万人并裹胁岛上居民1.8万人全部登上美国舰船，撤往台湾。接到苏联方面转达的信息后，彭德怀电示浙东前线指挥部：此事牵涉到国际关系，就让他们撤退算了。当国民党军从大陈、披山、北麂山、南麂山撤退后，解放军进驻了这些岛屿，从而完全解放了浙东岛屿，使国民党军在大陆沿海只剩下金门、马祖两个大岛。
周恩来这时对李宗仁说：“德邻先生，这里有一位朋友，你恐怕不太熟悉。我给你介绍一下。”说着拉着李宗仁的手说：“这位就是溥仪先生。”啊！是末代皇帝！李宗仁紧紧地拉住溥仪的手，连说：“不错，不错。和《我的前半生》中的照片一模一样。溥仪先生，我们都当过你的子民呢。”溥仪笑着说：“我今年五十九岁了，对于过去的一切，我是认罪了。现在我真正成了一个自由公民，越活越年轻了。”李宗仁说：“你认罪，我认输。天下大势已定，我们国民党人和海外爱国人士应该本着认输的精神让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领导建国。我在美国读了你的《我的前半生》一书，对我很有启发。”溥仪说：“你认输，我认罪，都很好。这意味着中国共产党的胜利，中国人民的胜利，祖国的胜利，也是我和德邻先生后半生的胜利。”
接着李宗仁和杜聿明等人握手见面，大家自然又是一番感慨。周恩来怕李宗仁过于疲劳，便提议道：“同志们，先生们，我们要召开隆重的欢迎大会欢迎德邻先生偕夫人郭德洁女士回国定居，全国政协也要开茶话会，大家有的是时间畅叙离情。今天是不是先送德公去寓所休息？”大家听了一致同意。周恩来一招手，一辆三排座豪华大红旗轿车开过来，周恩来送李宗仁夫妇上了车后，招呼大家都上了车，浩浩荡荡的车队在摩托车队的护送下向市区开去。为欢迎李宗仁先生到来，北京街道上挂满了彩旗，一派节日气氛。
蒋介石在台湾得知李宗仁果真回了北京，十分恼怒，把保密局长毛人凤叫去训了一顿，临了吩咐道：“想个办法，不留痕迹地把那个人干掉。李宗仁既已投共，留着那个人也没什么用了。”毛人凤心领神会，周密部署，派行动组开始行动。
李宗仁回到北京定居，人民大会堂开大会欢迎，虽然还没有给予正式职务，但明摆着要荣膺重任的，起码，现在就已是中央政府的高级顾问了。台湾很多军政要人得知这一消息后，都为之受到震动，其中白崇禧的心情更是复杂，充满了苦涩感。遥想1949年，自己因一念之差进了台湾，从此便被监视起来，没有一点自由，更不要说出岛访问了。每当李宗仁在美国发表批评台湾当局的声明或谈话时，蒋介石便授意白崇禧发表声明予以驳斥，白崇禧虽不愿意，但身不由己。现在李宗仁回了北京，他的按钮作用也完结了，说不定蒋介石就会要他的命。想到这里，白崇禧决定以后深居简出，处处小心。
但人总有七情六欲，自我禁闭的时间长了，总是有点烦闷，白崇禧便带着卫士去山里散步。他们在山里转了一回，便坐着木轨摇车往深山驶去。这木轨是专门设置的一种旅游轨道，旅游者可坐着木轨车顺山而下，驶往山里，从来没有出过事。白崇禧一行坐了两辆木轨车，木轨车顺山而下，风驰电掣，令人心胸畅快。不料前面的一辆车驶过一座桥时，桥忽然断裂，车子坠入河涧，摔得粉身碎骨。白崇禧坐在后面一辆，卫士急忙刹车，哪里能刹得住。卫士急了，一把把白崇禧推出车去，就在这一刹那间，车子驶上桥，坠入河涧。白崇禧爬起来望着山涧里摔得血肉模糊的尸体，不由着浑身冒冷汗。他知道这是谁干的，如果他摔死了，明天台湾报纸上肯定会登上条消息，说他白崇禧由于桥身朽烂，死于意外事故。
从此，白崇禧更小心，很少出门，只和服侍他的护士张小姐在房里做爱。可是毕竟年大力衰，不得不吃补药，行动组见有机可乘，乃密令医生在补药上作文章，这补药果然有劲，白崇禧不禁高兴起来。可是有天，卫士们发现白崇禧的卧室久闭不开，撞开门一看，白崇禧已经是撒手西去。医生们闻讯检验尸体，都只认为是用力过度之故，而都不知道是补药作怪。
周恩来为白崇禧误入台湾，导致严重后果深为可惜。有一次和李宗仁谈起往事，说起了白崇禧，周恩来说：“健公号称小诸葛，但他就没有把蒋看透。1949年他的老本都已在战场上打光了，蒋一再请他去台湾，还能有什么好事吗？”李宗仁叹息一声说：“是啊，当年我和思远都劝过他，他就是不听。自食其果。”
李宗仁回国定居快半年了，心情愉快，成天忙于接待各方人士。但他却没有注意到，郭德洁女士的病由于兴奋和参观访问劳累而转重了，终于在医院里一倒不起，于此年年底辞世。李宗仁十分悲痛，周恩来亲自料理丧事，安慰李宗仁。
数年以后，李宗仁先生在北京病逝，终于如愿以偿地长眠于祖国的大地，所幸的是，他的好友和后继程思远先生，却至今仍在为祖国的和平统一大业，为实现他终生的夙愿而奔走呼号！
前台湾省“主席”吴国桢魂系祖国
如果说李宗仁脱离蒋介石政权，只是个历史遗留问题的话，那么，吴国桢，这位蒋到台湾后亲自扶持的领导人，发展到公开与蒋决裂，则绝非历史的偶然。
1953年朝鲜战争结束，台湾问题就变得异常突出。蒋介石不顾美国的劝阻，想冒险“反攻大陆”，引起美台矛盾十分尖锐。在台湾岛内，蒋介石极力排斥、打击与美国关系密切的政治力量。1953年1月，受美国支持的吴国桢被迫辞去台湾省主席职务，以后又被撤销“行政院政务委员”职务及开除国民党党籍。同年11月，与吴国桢关系密切的“总统府秘书长”王世杰被蒋介石免职。1955年8月，台湾局以“兵变”和“颠覆政府”罪免去留美的国民党将领孙立人“总统府参军长”职务。
吴国桢在民国时期先后担任过“汉口市长”、“重庆市长”、“外交部政务次长”、“上海特别市市长”、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等要职。1949年12月出任“台湾省政府主席兼保安司令”，旋又任“行政院政务委员”；1953年4月辞去台省“主席”之职，5月离台飞美。
吴氏去美不久，台湾即以盛传他套取巨额外汇为导火线，掀起一场风波，致其在美国登载“辟谣启事”，连续发表激烈抨击台湾当局的言论，把他与蒋氏父子之间的矛盾公开暴露出来。这便是轰动台湾的“吴国桢事件”。1954年3月，台湾当局宣布撤销吴国桢“行政院政务委员”之职，并永远开除其国民党党籍。
吴国桢的晚年在美国大西洋边的古城萨凡纳度过。他一面在大学任教，一面著书立说，其英文史学著作《中国传统》和英文小说《永静巷》，曾风行美国。
经历过巨大创痛的吴国桢，仍然密切注视着国际风云的变幻。在70年代，中国先后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合法权益，同美国建立了外交关系，同日本实现了关系正常化。这一切，不能不引起他的深思。
1982年，吴的长婿俞益元从国内带回一张吴国桢与周恩来在南开中学结拜兄弟的照片，吴氏凝视亡龙英姿，忆及当年的兄弟情谊，不胜哀痛，百感交集，遂挥笔题词：
七十年事，今又目睹。
约为兄弟，后来异主。
龙腾虎变，风风雨雨。
趋途虽殊，旨同匡辅。
我志未酬，君化洒土。
人生无常，泪断沙埔。
1983年2月，吴国桢将此珍贵的照片翻拍后，连同题词，转赠南开老同学、曾任国民党天津市“市长”的全国政协委员杜建时。信中，吴氏回顾了当年他与周恩来结拜“把兄弟”，以及共同学习，亲切交往的情景。言词之间，怀国思乡，情深意切。
杜建时迅速将照片和信件交由全国政协副秘书长杨拯民转呈邓颖超同志，邓颖超阅后交廖承志副委员长阅处。廖承志决定，由他出面邀请吴国桢回国观光。这一消息仍由杜建时写信转告吴国桢。
远隔重洋的吴国桢获此信息后，感动不已。他在信中写道：
“这数年来，弟常得各方友好通信，鼓励催促，回国一游。弟皆避而不答，或敷衍了事。然兄与承志先生此次正式邀请，隆情厚意，非比寻常。弟思之逾旬，若依例葫芦，假辞推托，则不独有失‘君子相见以诚’之道，且人以国士视我，我岂不可以国士报之。”
“更有进言者，假使吾兄此次来函与承志先生邀请在半年以前发生，弟亦不敢肯定本身答复能有如此之深切。所以然者，盖以弟对中国前途失望，其年数几与在美时间相等。绝望之后，忽显曙光，恰在此半年间，弟对邓小平先生之措施，无论大小，莫不留心……但对年来施政大纲，实感所见相同。若能照此方针，按步推进，不曲不折，既周且澈，一代坚持，一代继行，不出二代，中华神州当可成为二十一世纪中世界上最富强康乐之一国。弟虽身入美籍，然仍炎黄血裔，能不为之欣然。”
但是，吴国桢对于回国观光，仍有一定的顾虑。他决定先派其长子、美国亚拉马巴州立大学教授吴修广和长媳耶鲁大学哲学博士凯瑟？玲？约翰逊，先到大陆访问，他在给杜建时的信中说：“弟意若能由吾兄转陈承志先生商洽一下适宜机构向其夫妇作一适当邀请，回国观光，弟当嘱其遵命不误，事若果行，到时敬谒吾兄，请求指教，自在企盼之中。若承志先生及其他当局能于公余抽暇进而教之，不独增进其对国家之认识，使其受益不浅，且可令其返美向弟表述一工，以为弟行止决定之一助。”
吴国桢的来信和要求，迅由杨拯民副秘书长转呈廖承志副委员长。廖承志当即批示：由北京大学邀请吴修广夫妇来华讲学。
不料，正当此事在廖承志主持下顺利进行之际，廖承志副委员长突然在第六届全国人大第二次会议期间，于6月10日与世长辞。吴国桢闻讯，即自大洋彼岸来函，深切致哀。
廖承志逝世后，所遗吴国桢亲属来祖国大陆访问事，由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杨静仁负责处理。
9月初，北京大学邀请吴修广夫妇回国讲学的具体安排已定，遂由杜建时详细函告，并寄去新近出版的《邓小平文选》一册，使其进一步了解祖国大陆情况与党的方针政策。
10月中旬，吴国桢夫妇在结束了两个月的欧洲之行，飞返萨凡纳寓所后，接获先期寄达的杜建时的来信与《邓小平文选》。他怀着极大的兴趣，认真阅读了《邓小平文选》。
吴国桢在回信中告诉杜建时，修广夫妇定于12月15日启程，16日可到达北京。
12月16日午夜，吴修广夫妇顺利抵达北京。杜建时与夫人李念淑去机场迎接。北京大学负责接待，安排吴修广夫妇讲学，并陪同他们游览了长城、颐和园等京城风景名胜。在此期间，因病正在休息治疗的中央统战部部长杨静仁，委托平杰三副部长作为代表，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并宴请了吴修广夫妇。接着，杜建时夫妇又邀请他们去家中作客。吴修广夫妇表示对于国家所给予的热情款待，深感满意，并转达了父亲吴国桢对杜建时夫妇的问候；同时详细询问了杜氏的工作、生活情况。杜建时告诉吴修广夫妇：国内形势和政策都很好；周恩来夫人邓颖超已任第六届全国政协主席，她对吴国桢先生是了解的，也很关心。杜再次诚恳地希望吴国桢先生能在短期内回国观光。以叙旧谊。后来，吴修广夫妇又由政府安排，参观了南京、上海、杭州、武汉等城市。
吴修广夫妇到美国后，向吴国桢报告了来自祖国大陆的最新信息，进一步增进了吴国桢对祖国的了解和感情。不久，吴国桢即于1984年1月16日致函杜建时，信中说：“修广夫妇到北京时，时值午夜，乃蒙兄嫂亲往关照。修广夫妇一月五日返美，虽以冗事及学校开学，未能来沙城（按即萨凡纳）聚会；但在电话中业已畅谈多次，并将其在国内时友人所赠书件寄来，故对其在各地观光，厚承招待之情形，知之甚详。修广夫妇当分别函谢，弟谨专诚向兄嫂致铭感之忱。”
在此基础上，杨静仁准备再次邀请吴国桢夫妇回国观光。杨静仁将这一想法同邓颖超商量时，邓颖超表示完全同意，并说：“吴国桢先生归来，应由我来出面邀请。吴国桢夫妇年事已高，归来时应由子女陪同，以便路途照料。”遂决定由邓疑超、杨静仁联名邀请吴国桢夫妇携子女回国观光。
这一信息，仍通过杜建时去信转达。吴国桢接信后，立即作复。信称：
修广夫妇归后，盛称祖国进步状况，及其接受隆重招待情形，不胜感谢，顷又得来函，示知邓颖超主席与杨静仁部长殷勤邀请，回国观光，邓主席更亲嘱带儿女同来，以便随侍。雅意深情，中民主铭感。弟虽已八十，尚称顽健，惟内子身体素弱，对于万里飞行，未免心怯。且近患骨炎及胃病，延医诊治，稍见效果，一时更不敢远离医生。请代向邓主席及杨部长敬致谢忱。
吴国桢对于国家领导人的邀请所受感动，已跃然纸上，只是因夫人黄卓群的健康原因，而不能立即成行。据此，杜建时又去一信，建议：“若兄欲归国观光心切，而因夫人有恙尚难成行，可否着夫人暂且养病，您由子女陪同返里，争取新中国国庆大典35周年纪念日前抵达北京。”这一建议，与吴国桢的想法正相吻合，他提笔复函：“于兄意见甚好，弟拟照办，刻已有此准备。”吴国桢决定于9月份，即在庆祝新中国成立三十五周之际，回到阔别30余载的祖国大陆。
5月，全国政协在北京召开了六届二次会议，邓颖超主席在会上作了重要讲话。作为全国政协委员的杜建时，出席了此次会议，并列席了全国人大六届二次会议。会后，他随即将会议关于发扬民主传统和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经济的主张，写信告诉吴国桢，俾其在归国前夕，对于祖国的情况有更多的了解。
在吴、杜二人为吴氏归国观光事书信往返期间，吴国桢于3月17日、18日两天，接受了著名作家江南的采访。进行了12小时的长谈，吴国桢尖锐地批评了“台独”的观点，他强调：“台湾是不可能独立的，独立没有前途。”他认为：中国倡导“讲信修睦”、“和为贵”，所以故宫的主要建筑物，命名为太和殿、保和殿，一切在“和”的前提下前进。西方过分重视权利，忽视责任，在一部字典里，没有一个“让”字，中国人具有忍让的美德。他还根据新近从各方面获得的感受，兴致勃勃地说：“现在中共有一个空前难得的机会，为国家、为人民、创造一个新的社会经济制度，这一点，我寄予厚望。”
可惜，吴国桢竟未能读到杜建时那封将会令他更为鼓舞的信件。正当北京积极在筹划如何盛情接待这位海外游子的时候，82岁的吴国桢先生，于6月6日突然在美国萨凡纳城的寓所病逝。噩耗传来，使吴氏生前的同学、朋友以及他供职地方的人们，深感惋惜和哀痛。上海市长汪道涵致电吴夫人黄卓群女士及其子女，对吴国桢先生的逝世，表示深切的哀悼。邓颖超、杜建时等，亦以南开校友的身份，致电吴氏遗属表示亲切的慰问。
暮年陈立夫：道出台国民党老人的心愿
号称“蒋家天下陈家党”的国民党元老陈立夫已经远离政治中心，但他和其他元老们却为两岸关系专给李登辉上了一本。
1988年7月14日，在国民党十三大闭会后的中央评议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国民党元老、国民党第十三届中央评议委员会主席团主席陈立夫以及包括蒋纬国在内的34位国民党中评委联署向国民党中常会提出了一项议案，即《以中国文化统一中国，建立共信；以投资共同实行国父实业计划，建立互信，并以争取大陆民心、以利和平统一案》。
该提案的基本内容有：
（1）中共应放弃四个坚持和武力犯台，并对中国共产党拒绝国民党的“三民主义统一中国”的主张表示惋惜。
（2）深信中国的统一是海峡两岸及海外全体同胞的共同愿望，只是时间问题。但统一必须由中国人自己努力达成，其方式是以文化与经济，而非武力，亦非第三者所愿或所能。
（3）欲谋求统一，必先建立共信，有了共信，互信乃生，互信生，自会团结统一。而光辉灿烂的中华文化是建立共信的最佳条件。
（4）复兴中华文化，“以伦理、民主、科学为纲，重振四维八德”，中共用四个坚持来凝聚全民，其力量要大千万倍。这既为大陆人民额手称庆，也与台湾的文化复兴运动趋于同一方向而合流，如此进行，和平统一之门必将自然开启。
（5）“和平之门一开，则可进一步走向经济互惠之途，台湾之财经科技的潜力，与在陆之人力资源，合为互惠之基础，共同成立‘国家实业计划推行委员会’，合力谋划国父实业计划之实施”。这样，一则可以协助大陆人民解决经济困难，二则可以奠定21世纪为中国人的世纪的经济初基。
（6）如果中共愿与国民党开诚合作，以平等及和平方式谋求中国自由、民主、均富与统一，从文化、经济两方面率先实现，那么国民党愿意向大陆提供50！100亿美元之外汇资金，作分年长期低利贷款之数。
（7）“苟能如此进行，则共信互信，自能建立，双方在各方面之敌对行为全部去除，进而作次一步政治整合之协商，根据总理‘和平、奋斗、救中国’之大方针，逐步进行，则和平统一，乃为必须之结果也。”
陈果夫、陈立夫兄弟是蒋、宋、孔、陈四大家族之一，历来以党务专家、教育专家著称，旧中国流传“蒋家天下陈家党”的政治歌谣，可见其当时的势力。1949年逃到台湾以后，陈立夫像其他国民党元老一样受到排挤，远离政治中心，潜心研究中国古文化。陈立夫与其他一些国民党元老一样，盼望祖国能够实现和平统一。他虽一再声称不再问政，但对中国统一，他一直抱有期待和使命感，排斥分离的意识和倾向。陈立夫在国民党“十三大”开会前就兴致勃勃地自撰了这个3000多字的经济援大陆的方案，从中国文化的四维八德讲到海峡两岸共同成立“国家实业计划推进委员会”，亲自一一找人闻署。在中评委员会开会期间，手边还不时拿着案文，逢人便发。
陈立夫经援大陆的主张一提出，台湾朝野为之震动，“立夫案”成为热闹话题，陈立夫等人顿时成了风云人物。台湾东吴大学经济系一教授对陈立夫等的行动表示钦佩，并称之为“可喜的思想转变”。台湾一家杂志在《反共老人在做联共先锋？》的评论中说：“这位公众形象里长年满口孔孟，‘道贵’高中中国文化教材的89岁反共守旧老人，一下子跃居为‘和平统一’的急先锋，激进的程度让国民党中以开明自居的当权晚辈们瞠目结舌。”确实，身为国民党三朝元老的陈立夫提出如此提案，很出乎人们意料，但是，又在情理之中，因为他代表着国民党众多元老盼统一的潮流，这也许是他为完成宿愿的最后一搏。
台湾经济建设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王昭明在对陈立夫等人的提案表示赞赏的同时，指出台当局可比照经援东南亚国家的办法帮助大陆改善公共建设。大陆同胞对陈立夫等34位先生这种谋求祖国统一的积极态度表示充分肯定。9月7日，《人民日报》（海外版）发表评论员文章，对陈立夫提案作了积极的评论，认为这一提案尽管有些不适宜的提法，但主张祖国和平统一，提倡对话协商、互信合作，是令人感佩的。表示国共两党“只要谈起来，一切问题都好商量，问题才有可能得到妥善解决”；“国共两党可率先就和平统一达成谅解，提出和平统一的方案，与国人共商”；“凡是为促进祖国统一提出积极、合理的主张和建议者，我们都表示欢迎，并愿意与之协商合作”。并表示希望两岸能在经济、文化方面开始实行合作，并愿就此问题与台湾方面在大陆、台湾或其他地方早日进行协商。
陈立夫等人提议以50至100亿美元的资金援助大陆，显然与台当局的三不政策相背离，因而遭到保守人士及当权人物的反对。就在7月14日的国民党中央评议会上，中评委上官业佑即当场指出：这次提案与国民党的大陆政策“完全相反”，作为口头犹可，但决不能付诸实施。李登辉在7月底接见台立委环球考察团时，对陈立夫等人的提案也予以否定。
尽管陈立夫提案未能付诸实现，但提案本身的意义，它对台湾当局的保守心态造成的冲击以及对台湾社会所造成的心理震撼，都是不可忽视的。这项提案还表明了台湾与大陆的和平统一是大势所趋，连一向被称为保守的国民党元老也开始寻找增进共识、促进和平统一的有铲渠道。1988年8月20日，陈立夫在会见台湾中国统一联盟代表时表示，他认为现在海峡两岸，若通过合作而达到中国统一，中国必将在世界地位上壮大起来，发挥无比的影响力。他说，他的一生从来都是为着中国的统一、中国的命运而奋斗。他希望在有生之年看到中国的统一。这不仅是陈立夫个人的心愿，也是许多国民党元老的共同愿望。
毛泽东：“一定要解放台湾”
1953年7月，朝鲜停战协议签字。
1953年8月8日，美国与南朝鲜签订《美韩共同防御条约》。
1954年9月8日，美国在马尼拉签订《东南亚集体安全防御条约》，同时策划与蒋介石签订《美台共同防御条约》，试图荒谬地主张国际社会承认“两个中国”，促使“台湾中立化”，并在9月15日的报纸中声称要保护台湾。
为了粉碎美国及其追随者制造：“两个中国”，“台湾中立化”的阴谋，1954年7月23日，毛泽东拍电报给正从日内瓦回国途中的周恩来指出，为击破美蒋的军事和政治联合，必须向全国、全世界提出“解放台湾”的口号，同一天，《人民日报》发表社论《一定要解放台湾》。
第二天《人民日报》社论：《人民解放军的光荣任务》中指出，人民解放军的任务就是保卫社会主义建设，防止帝国主义侵略，消灭蒋介石残余集团，解放台湾。1954年8月11日，周恩来在中央人民政府第33次会议上作的外交报告中提出“解放台湾”的政治任务。
为突出台湾问题，人民解放军展开了第一次炮击金门的战斗。9月3日和22日两天，解放军炮兵两次轰击金门。虽然每次炮击只持续一个小时（当时解放军在福建无制空权，用以用密集的炮兵进行长时间炮战），却给予国民党军以警告性打击。炮击中又有两名美军中校被击毙，引起了美国朝野一片喧嚣。
炮击金门把台湾问题突出地提到全世界面前，同时也迫使美国认真考虑金门、马祖等沿海诸岛问题。美国主张放弃金门、马祖，而台湾当局则执意不从，并扬言，如果从金门、马祖撤军，将大伤士气，台湾也将不保。美国脱身不得，便企图经由联合国或外交途径安排两岸实现停火，并怂恿新西兰提出议案。这个议案遭到海峡两岸的共同反对。
在解放沿海岛屿问题上，中共中央根据朝鲜停战后的国际形势和当时人民解放军的作战能力，改变了首先解放金门的计划，重新制定了从小到大，逐岛进攻，由北向南打的解放沿海岛屿的方针，根据这一方针，大陈岛被选定为解放沿海岛屿的第一个目标。1954年8月，中共中央军委命令正式组建浙东前线指挥部，由张爱萍任司令员。8月31日，浙东前线指挥部在宁波召开三军指挥员会议，讨论与制定攻打大陈岛的作战方案。一江山岛被确定为整个战役的突破口。11月1日，解放军空军开始连续猛烈轰炸大陈岛，海军也出动到浙东海面，于11月14日击沉了国民党海军的主力舰只“太平号”驱逐舰。这样，解放军很快夺取了大陈岛地区的制海制空权。
美国这时摆出一副战争讹诈姿态，11月16日美国国务卿在记者招待会上声称，美国要用武力“保卫”台湾。而对这一威胁，解放军一面严格遵守“不主动惹事”的规定，不在海上主动攻击美机美舰；一方面绝不示弱，继续以航空兵轰炸大陈岛的国民党军。美国鉴于朝鲜战争的经验，一直未敢采取攻击行动。因此，11月30日解放军总参谋长粟裕命令华东军区，为了打击蒋介石的卖国行径，迫使美蒋炮制的《共同防御条约》不包括大陈、马祖、金门等近海岛屿，必须积极打击敌人，决定于12月20日左右攻占一江山岛。随后，为了观察国际形势，特别是观察美台《共同防御条约》谈判的进展，中共中央军委有意延缓战役发动的时间。直到1955年1月18日才发起进攻，当天即攻占一江山岛。攻占一江山岛后，解放军火炮射程可覆盖大陈岛，再加上空军的轰炸，岛上的国民党军不仅无法坚持，撤退也有困难，只好求助于美国的协助。
一江山岛解放后，美国加紧对台湾的支持，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1955年1月25日向国会提交《授权总统合作武装部队协防台澎地区案》（又称《台湾问题决议案》）。美国国会以压倒多数批准此案以及《美台共同防御条约》。1月27日，美空军第18战斗机队从菲律宾调往台湾。28日，第七舰队及航空母舰中途岛号驶入台湾海峡。并竭力叫嚣使用核武器为打击手段。随后，美国决定将大陈岛的国民党守军撤回台湾，杜勒斯并在事先通知了苏联外长莫洛托夫，希望能劝说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军撤退时不要加以攻击。从2月8日起至12日，美国海军的大量舰只驶到大陈岛护航。守岛的国民党军2.5万人并裹胁岛上居民1.8万人全部登上美国舰船，撤往台湾。接到苏联方面转达的信息后，彭德怀电示浙东前线指挥部：此事牵涉到国际关系，就让他们撤退算了。当国民党军从大陈、披山、北麂山、南麂山撤退后，解放军进驻了这些岛屿，从而完全解放了浙东岛屿，使国民党军在大陆沿海只剩下金门、马祖两个大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