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37章 高举社会主义旗帜！江泽民入主中南海(4)
早在江泽民同志任上海市市长、市委书记期间，吴孟超就与江泽民同志有过交往。老一辈外交家宦乡因肝癌在第二军医大学治疗时，江泽民同志曾数次前去探望。在此期间，他与吴孟超教授就肝胆外科事业的发展，党的知识分子政策的贯彻，以及发展高等教育事业、培养高层次人才等方面的问题进行了交谈，从而也有了对吴孟超教授的了解。
1994年盛夏，吴孟超被评为“全国侨界十大杰出人物”。
6月14日，江主席来到人民大会堂会见大厅，与“侨界十杰”一一握手，然后坐下合影留念。正巧吴孟超站在江主席座位之后。江主席刚一落座，吴孟超便附在他的耳边，悄悄地说：“江主席，非常感谢您给‘东方肝胆外科医院’和‘东方肝胆外科研究所’题名。我们将不负您的重托，用现代高科技手段，努力去攻克肝癌这个堡垒！”江主席听后点头微笑，并转过头对吴老说：“我等待着你们的好消息！”
说起东方肝胆外科医院和东方肝胆外科研究所，那是吴孟超和他的助手及学生在肝胆外科手术方面实现了世界性突破之后，经过多年的思考和运筹，建造起来的一幢造价达2300多万元的专科大楼。它以宏伟的规模、先进的设备、优雅的环境和一流的技术著称，吴老在这里首创了一个临床与科研相结合、医教研为一体的崭新模式。1993年4月，吴老将这一喜讯用电话报告江主席办公室，并通过总后提出，希望江主席为院、所题名。接到总后的报告后，江主席欣然挥笔，写下了“东方肝胆外科医院”“东方肝胆外科研究所”两幅浑厚有力的大字，并由总后转送到吴老手里。
5月3日，当大楼落成剪彩，人们看到江主席的这一手迹时，无不欢欣鼓舞，豪情满怀。江主席的题名是对吴老发展肝胆外科规划的肯定和支持，包含着我们党的第三代领导核心对中国肝胆外科事业所寄予的殷切期望！
为了不负江主席的重托，吴老把“吴氏刀法”毫无保留地传给自己的学生，让他们成功地为患者摘掉毒瘤。吴老深知，在今后一个较长的时间内，手术仍是对早、中期肝癌患者治疗的最好办法。为把“吴氏刀法”传给他的弟子，他将如何选刀，如何目测，如何分离，如何打结，如何预防和处理各种险情，对学生进行严教细训，一丝不苟。近几年来，已有400多名进修学员，从这里带着“吴氏刀法”分赴全国各地，从病魔手里夺回无数条生命。
为了不负江主席的重托，吴老下大气力抓基础理论研究。他说：“我开了一辈子刀，对肝癌病只能是通过手术救治。如果能通过基础理论研究，从根本上防治肝癌，那将是广大肝病患者的福音！”基于这一指导思想，他和他的战友与学生在基础理论研究上攻关不止。目前肝胆外科承担着五项总经费达313万元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课题，并已在基因工程等方面，取得了一批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研究成果。
为了不负江主席的重托，吴老独辟蹊径，运用多种高新技术向肝癌这一顽症进军。近几年来，他和他的助手及学生一起，将新兴的生物高技术和医学新材料等引入肝癌非手术治疗领域，成功地探索出了单克隆抗体导向杀伤术等五种新技术捆绑式联合疗法，使一些中晚期肝癌由不治之症变为可治之病。今天，吴老所领导的肝胆外科已发展成为拥有一个现代化实验室、五个病区、一个手术室和监护室、200多张病床的具有一流水平的临床和实验基地。
1995年5月20日，江主席在上海市市委书记黄菊，市长徐匡迪，原总后勤部部长、现任总参谋长傅全有等的陪同下，亲临吴孟超所领导的肝胆外科视察。傅全有对吴老说：“江主席这次在江浙沪等地视察的途中，就说一定要来你们这里看看。”
上午9点45分，江主席一下车便与吴老亲切握手。随后江主席兴致勃勃地参观了肝胆外科展览室。展室里挂了一张我国肝癌发病分布图。吴老指着图说：“肝癌在我国是高发区，85%的肝癌患者是由肝炎转化而成，极大地威胁着我国人民的健康。”江主席问：“为什么？”吴老讲明原因后，江主席在图前沉思良久。当吴老说肝癌诊治的重点是早期诊断和防治时，江主席插话说：“一定要把重点放在肝癌的早期诊断和防治上。怎样才能做得更好？”吴老说：“一是要对群众进行科普教育，早期发现、早期治疗，二是要加强基础理论研究，三是要加强医学人才的培养。”江主席连连点头。
紧接着，江主席参观了“肿瘤免疫和基因治疗中心”。该中心主任郭亚军教授，兼任美国哈佛大学麻省总院、俄亥俄州西方储备大学医学院教授和美国国家“肿瘤转移免疫治疗研究室”主任。他每年一半时间在美国工作，一半时间回国工作，带领中美学者穿梭在两个实验室之间。这种中国与外国进行国际科技合作和人才培养的模式，就是吴孟超院士和他的学生郭亚军教授共同创建的“哑铃模式”。当江主席了解到这些情况后，关切地问道：“你们和美国的这种‘哑铃模式’的机制怎么样？”郭亚军回答：“我们主要是利用国外最先进的设备技术和我国国内的人才优势与病例资源，做出我们国内缺少而又无条件进行研究的东西，出了成果两国分享，并拿回这里继续研究和向临床使用过渡，使我们的基础理论研究和临床医疗技术，真正做到与世界接轨。”
江主席听了高兴地说：“这个方法很好。”为了给江主席节省时间，郭亚军教授打算只请首长看几个实验室，而江主席说不急，要一个一个地看。他每走进一个实验室，都要认真地看每台仪器，和教授、研究生一一握手，问年龄多大了，正在做什么实验。郭亚军说：“这儿都是吴老带出来的博士和博士后，除了我刚到40岁外，其余都30岁左右。”江主席说：“噢，吴孟超同志后继有人啊！”
江主席视察后，吴老抚今忆昔，心潮澎湃：半个多世纪以来，自己和战友们一起在肝胆外科领域披荆斩棘，历尽艰辛，虽然开创出今天这样的局面，但要最后战胜凶顽的肝癌，还要走相当长的路，中国的肝胆外科事业任重道远。如今我已年过七旬，有生之年要多给后人留点东西，以报答生我养我的祖国和人民，不负江主席对我的期望和重托。想到这里，他挥笔写下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八个大字。
从此，吴老以只争朝夕的精神，顽强地拼搏在攻克肝癌的前沿阵地上。
吴老的日程表总是排得满满的：天涯海角，国内国外，请他开刀，等他会诊……不管工作如何繁忙，他始终坚持主管病区，亲自查房，亲自为病人做手术。70多岁的老人有时一天接连做两三台手术。有一年，他出差25次，乘飞机53次。每次出差前，他总是要把病人的医疗方案逐一过一遍，对重病患者可能出现的问题预作方案；出差在外地时，尽管天天都要接待病人，但晚上一定要挂长途电话到病房，让值班医生汇报当日的医疗情况；出差回来，一下飞机就直奔病房……
对于吴老这种“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精神，广大患者无不感动，各级领导无不称赞。1996年元月，江主席签发命令，中央军委授予吴孟超“模范医学专家”荣誉称号。当组织上将此事正式通知他本人时，吴孟超无限深情地说：“我这双当年在南洋拿过割胶刀的手，今天能操起手术刀攻克肝癌顽症，完全是党和人民培养的结果。这个殊荣不仅属于我，同时也属于我们肝胆外科的全体同志，属于中国肝胆外科事业。我国肝胆外科事业的每一步发展，都凝聚着我们党三代领导人的心血。”
吴孟超不会忘记，1956年，当毛主席发出“向科学进军”的伟大号召后，他与肝胆外科攻关小组一起，刻苦攻关，创下了一个又一个“第一”。1963年11月，吴孟超第一次应邀走进中南海，受到了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的亲切接见。巨大的关怀给吴孟超增添了无穷的力量。
吴孟超不会忘记，1978年后，他两次聆听了我党第二代领导核心邓小平同志的亲切教诲，出席了邓小平同志主持的全国科学大会，他的《肝外科新成果――正常人肝脏解剖的研究》获全国科学大会奖。邓小平同志的教诲，科学春天的到来，极大地激发了吴孟超勇攀医学高峰的斗志。
吴孟超更不会忘记这些年来与江主席的交往。他决心在有生之年，为实现江主席的重托，为攻克肝癌、制服亿万人民健康的大敌，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第一位没有打过仗的军委主席
1990年春天，数百名人民代表齐聚高大而宽阔的人民大会堂，为通过一项重要决定，他们在谨慎地行使着全国人民赋予他们的权力。
80多岁的邓小平坚决地提出了辞去军委主席的职务，这个辞职要求被接受了，没有人有权不让这位80多岁的老人退休，他已经做得很多，他最有权力提出休息。
三军不可一日无帅，必须有新的军委主席出来率领中国人民解放军陆海空三军。
党的总书记江泽民被授予指挥这威武三军的权力。这可是一个沉重异常的担子呀！
江泽民上大学时，学的是理工科不是军事，1949年后，他任上海益民食品一厂第一副厂长，上海制皂厂第一副厂长，一机部上海第二设计分局电器专业科科长。1955年赴苏联莫斯科斯大林汽车厂实习。1956年回国后，任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副总动力师、动力分厂厂长，一机部上海电器科学研究所副所长，一机部武汉热工机械研究所所长、代理党委书记，一机部外事局局长等职务。1980年后，任国家进出口管理委员会、国家外国投资管理委员会副主任兼秘书长。1982年后，任电子工业部部长、党组书记等职务。1985年后，任上海市委副书记、市长。1987年后，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书记。
他似乎什么都干过，但却从没带兵打过仗。不过，说他在军事方面没有任何经验是歪曲事实，当他任上海市委书记时，他同时是当地武警部队政委。关键是人民代表选举了他，他就负担起了这一重任。
一年前，江泽民当选为中共中央总书记，就有人问他：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何时引退？这样的职位又将由谁来接替？江泽民说，这“事关重大”，“需要由党和国家来最后决定”。
在江泽民总书记与其他五位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举行的中外记者招待会上，德国广播电台记者问：在不久的将来，中央军委主席有可能发生变化吗？
江泽民说，他注意到国外报纸这方面的报道，这不是个奇怪的问题。
他说，邓小平曾几次提出来，希望新常委能很好地负起责任，“表达过这样的愿望”（即引退）。
江泽民称邓小平是“党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是“久经考验的”，是中国这十年“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
他指出，中共中央军委主席是由中央委员会选举的。国家的军委主席的变更则要经过全国人大。
现在，人大代表们把他举到军委主席的位置上。事实上，他是先被中共中央选举为中央军委主席的。
许多人对江泽民在电视上首次以军委主席身份露面时的情景记忆犹新，回忆起来仍历历在目。
那是1989年11月的一天，空军隆重集会，庆祝人民空军成立40周年。江泽民首次以中共中央军委主席身份出现在会场。参加这次活动的还有杨尚昆、刘华清、杨白冰以及洪学智、秦基伟、迟浩田、赵南起等新的军委领导成员。江泽民身着中山装，杨尚昆身穿毛料大衣，主席台上其他人士均身着戎装，肩佩军衔。空军司令员王海上将在大会上说，40年来，特别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空军在军委邓主席、杨副主席领导下，取得了显著成就。他号召空军将士团结在以江泽民为首的中共中央周围，为空军现代化、正规化而奋斗。
杨尚昆代表江泽民主席致了贺词。
江泽民关心国防建设二三事
1991年，江泽民出任总书记离开上海已有两年多了，但他关心军队和国防后备力量建设的好作风，仍在浦江两岸流传，在军营内外传颂――
上海的人民群众说，上海的军政军民关系越来越好，江总书记起了重要作用。
上海的部队官兵说，军委江主席对军队建设一直很关心，他和我们军队早就心心相印。
作为一个统揽全局，具有远见卓识的领导人，对国防建设的关心是从整个国家利益的大局出发的。江泽民在担任上海市委书记、市长期间，尽管工作千头万绪，然而对军队和国防后备力量建设倾注了满腔的心血。
1987年8月1日。吴淞口。
江泽民率上海市委、市顾委、市纪委、市人大、市政府、市政协、市委武装委员会的100多名领导同志，来到驰名中外的军事要塞，当年民族英雄陈化成抗击英军的吴淞炮台、当年淞沪战役的重要战场，进行国防教育。他们听了警备区领导关于上海战略地位的介绍，观看了民兵军事表演，还兴致勃勃地来到海军某部，登上军舰，度过了一天难忘的军营生活。
国防教育要深化，首先领导干部的国防观念要增强。在江泽民的倡导下，上海市委常委确定，把“军营一日活动”作为一项制度坚持下去，让全市在职的数千名局级以上干部在几年内普遍到军营体验生活，加深对军队的了解，进一步懂得“天下虽安，国不可一日无防”的道理，更好地关心、爱护、支持军队建设。
江泽民调北京工作后，上海的“军营一日活动”还在延续。
1989年“八一”前夕。上海市领导率全市116名局级以上干部，来到“南京路上好八连”驻地，饶有兴趣地参观了八连的内务，观看了八连官兵3公里武装越野、跨越百米障碍、战斗班敌火下运动。官兵们走独木桥、翻“土墙”、跨壕沟、钻铁丝网，在泥地里摸爬滚打，个个汗流浃背。那敏捷娴熟的动作，雷厉风行的作风，一往无前的精神，局级干部们看了连声赞叹：“难以忘怀，难以忘怀！”
几年来，全市参加“军营一日活动”和各类军事活动的县处级以上干部有一万余名。为了增强中高级领导干部的国防意识，江泽民总是身体力行。在上海工作的几年间，凡是比较大的军事活动，他都挤出时间参加。仅1988年至1989年5月，他和市委领导一道参加军事活动，看望部队就达十多次。在江泽民的提议下，上海市委确定，每年7月，常委集体听取警备区军事工作的汇报。1988年，市委将“全市各级党政领导都要重视国防教育工作”写进了五届七次全会文件。
在对全市人民开展国防教育中，江泽民十分重视爱国主义和革命英雄主义教育，以振奋民族精神，增强市民的素质，提高市民的自信心和自豪感，为振兴上海做出贡献。为此，市委把国防观念的培养看成是城市思想教育的一项重要基础工程。
1988年6月6日下午。上海市委机关礼堂。
江泽民和市委副书记曾庆红、吴邦国，市委常委组织部长赵启正、市委常委宣传部长陈至立等领导接见了来沪治病的“钢铁战士”刘琦，并请他为上海的党员干部作了报告。
市委组织部将刘琦的事迹编成《生命之树常青》的小册子，把他的报告制成录音磁带，发到全市各基层党组织，上海人民广播电台连播了刘琦的自传小说《去意彷徨》。
1988年10月25日，江泽民在《解放军报》头版显著位置发表了《国防教育应纳入思想教育总体系》的文章。他指出，“应当认识到，开展全民国防教育是当前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的一个重要内容，在整个思想教育总体系中有着重要的位置，应当把它纳入到这个总体系中去。”他还对如何解决全民国防教育社会化，如何纳入思想教育总体系的问题作了论述。
第二天，中共上海市委机关报《解放日报》也在头版显著位置全文转载了江泽民的这篇文章，这对深化上海的全民国防教育无疑起了“推进器”的作用。
几年来，上海的国防教育方兴未艾。
江泽民在上海工作期间，对军队建设十分关心。他经常告诫“一班人”，既要看到上海在国家经济建设中的重要地位，同时也要看到上海在国防建设中的重要作用，千万不能把当年陈老总留下的军政军民团结的好传统在我们手里丢掉，要像爱护自己眼睛一样爱护军民团结，不能掺进一粒沙子。
1988年1月4日，他在上海警备区常委扩大会上指出：保持部队的稳定，对上海市整个社会的稳定，起到了保证作用。我们最困难的时候总是把部队当做一个很大的依靠。
“过去我们有句老话‘军民团结如一人，试看天下谁能敌’，我看这是一个真理。如果我们军队同志和地方同志团结一致，我看是战无不胜、攻无不克的。”
江泽民在担任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市长期间，市委、市政府为上海的驻军和优抚对象办了许许多多有目共睹的实事：
1986年，市政府拨出2000平方米统建公房指标，解决军队转业干部住房问题；拨款300多万元支持第二军医大学营房建设，并划出7000多平方米地皮给二医大长征医院；拨款90万元解决上海警备区云峰剧院和85医院的人防工事建设。
1986年5月，人武部改归地方建制，有几十名从事人武工作时间较长、家属子女户口在外地的军官需要在移交时办理随军随调手续，但这与当时上海的有关落户政策不相符合。正在驻军和有关部门感到为难时，当时任上海市市长的江泽民提出，对于人武部改归地方建制要作为支持部队精简整编的一项政治任务，给予“特事特办”。他强调指出：“中央5号文件的各项政策、规定，如干部的移交、职工的安排、家属的随迁随调等，是针对人武部改归地方这一特定情况而制定的，它同平时一年一度的军队干部转业和家属随军的规定是不同的。”经过“特事特办”，使这部分军官的实际问题很快得到了解决。
1986年至1987年，经江泽民签发，上海市政府连续下发了三个有关支持部队建设的文件，即《关于进一步做好现役军人家属工作，支持军人在部队安心服役的意见》《关于妥善解决随军的军队干部家属住房困难的意见》和《上海市优待革命烈士家属、革命军人家属和革命残废军人办法》，从而使上海的拥军优属工作逐步走向制度化、法规化。
分管全市经济工作的副市长黄菊一再对经济战线的同志说，上海对国防现代化负有重大责任，在国防经费困难的情况下，我们为部队服务应贯彻“微利保本”的精神，有时甚至准备吃点亏。从保卫国家的长远利益看，这笔账是合算的。
从1988年开始，上海市政府在地方财政也比较紧张的情况下，决定为驻军的全民所有制企业免税两年，并为驻军提供了近千万元无息、低息贷款。上海警备区14个以安置随军家属为主的小型企业，上海各有关单位从技术力量、设备到产、供、销等各个方面给予大力扶植，使这些家属工厂都取得了较好的经济效益。
江泽民在任上海市市长期间，不仅关心上海市民的“菜篮子”，而且十分关心上海驻军连队的“菜篮子”工程。在上海供需矛盾突出的情况下，市政府想方设法满足部队的需要，做到了“标准内保证供应，紧俏商品照顾供应，特殊需要优先供应”。
1988年底，部队老战士推迟退伍，给地方的优抚安置工作带来了新的问题，为此江泽民同志专门在一个文件上批示，要求地方各有关部门密切配合各部队做好工作，并请副市长倪鸿福深入区、县，具体部署落实。
每逢征兵，江泽民都亲自作动员，并向全市市民发表电视讲话。这个传统被后来的市委领导传了下来。
1986年9月19日，江泽民在全市征兵工作会议上强调：今天，我做市长的亲自过问，你们区长、县长要上行下效，回去后也要亲自动员。征兵是以命令的形式传达的，命令没有什么商量余地，命令就要坚决执行！
为了保质保量完成征兵任务，为部队送好兵，送强兵，上海市政府实行了“三招服从一征”，即招生、招工、招干服从征兵的政策；对应征青年实行了入伍、招工“两张通知”一起发的规定。1989年2月28日，市政府颁发了《上海市征兵工作惩处规定》。1989年4月16日，市政府又下发了《上海市退伍义务兵安置条例实施细则》。这些政策和规定，从很大程度上消除了应征青年和其家长的后顾之忧，保证了征兵任务的完成。近几年，上海市无责任性退兵，被南京军区评为征兵工作先进单位。
江泽民对军队转业干部的安置，军民共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活动，军地两用人才的开发使用，拥军优属工作也很关心，经常过问，听取汇报，及时指示。
江泽民还对预备役和民兵工作十分注重。
1987年3月12日。连绵的春雨刚停。上海南京路民兵正在开展为民服务活动，十里长街荡漾着春天的气息。
下午2时，江泽民等市党政领导来到南京路上，视察民兵为民服务活动。当江泽民听到南京路民兵自1981年3月以来坚持每月20日上街义务设摊为群众做好事，他连声称赞道：“好，很好！南京路民兵带头传播社会主义新风，为两个文明建设做出了贡献！”在上海市服装商店门口，江泽民见上海市民兵建设精神文明标兵陶依嘉正在开展免费为群众测血压、小病问询等服务活动时，他握着小陶的手说：“你们雷锋精神学得好！”
接着，江泽民来到第一食品商店门口，见到民兵正在为群众修补雨鞋、雨伞，他风趣地说：“你们真是送来了‘及时雨’呀！”在场的群众鼓起掌来，掌声在十里长街回荡。
南京路民兵为民服务已坚持了十年，被誉为“不穿军装的好八连”。
1987年3月，春雨。
江泽民和上海警备区领导驱车来到位于嘉定县的上海冶金设备制造厂，视察了普陀区长风民兵高炮团。
警备区和普陀区人武部领导向江泽民汇报了全市民兵和长风民兵高炮团的情况：上海民兵实现了三级武器管理网，已连续三年安全无事故，受到总参谋部和南京军区的表彰；长风民兵高炮团在南京军区和上海警备区组织的实弹射击中，四次取得了优秀成绩。
江泽民听了介绍，十分满意。这时，雨越来越大，他情绪高昂地冒雨观看了民兵高炮射击演习。
接着江泽民又到普陀区人武部和地处长宁区的上棉五厂，视察了民兵武器库。他仔细询问了民兵武器管理情况，要求各单位管好民兵武器，做到万无一失。
江泽民事务繁忙，有多少军民关心的事需要他操心啊！然而，他对民兵武器管理着实没有少操心。
在1988年1月召开的警备区党委扩大会议上，他作了有关加强军民团结的重要讲话后，会议主持人宣布散会了，他突然又说，等一等，我还有一个重要的事情说一下，武器管理可是一件大事，千万要管好，决不能出事啊！上海各级人武部门没有辜负江书记的期望，上海的民兵武器管理，已连续七年安全无事故。
1988年3月，江泽民针对改革开放，企业实行厂长、经理责任制后民兵工作出现的新情况，撰写了关于民兵、预备役工作纳入企业管理的文章。文章分析了上海具有较强的产业和科技优势，较强的城市综合功能，重要的地理位置和一支庞大的产业大军等特点，全面论述了民兵、预备役工作纳入企业管理的重要性、必要性和可行性。
文章指出：必须站在战略全局的高度，牢固树立居安思危的思想，切实重视和加强后备力量建设。
历史经验证明，只有做到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才能使一个国家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一个企业要抓好生产，离不开安全工作保障；一个国家要搞好建设，更需要有强大的国防来保证。”
1988年12月9日。这是一个令人难忘的日子。
上海市政府和上海警备区联合召开民兵、预备役工作“八纳入”学术研讨会。就在这次会议上江泽民分析了国际国内的形势后指出，我们虽然处在相对缓和时期，但并没有排除发生局部战争和边境冲突的可能性。我们决不能放松警惕，应当居安思危。
他告诫大家，上海是一个在国内外都有影响的大城市，一定要保持安定团结的局面，保持社会政治和经济的稳定局面。各种敌对势力，不论是国际的还是国内的，随时都可能对我们的经济建设进行破坏、干扰。我们要提高警惕，要警钟长鸣，切不可麻痹大意，掉以轻心。
他提醒各级领导说，为消除上海社会上的不安定因素，要充分发挥民兵在维护社会治安中的骨干作用。民兵、预备役人员是人民武装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维护社会治安方面是有义务的。真正有了紧急情况，我们的部队，我们的民兵，确实可以起很大的作用，这已被历史并且将继续被历史所证明。我们决不能把民兵、预备役建设看成是可有可无的事。只有在平时重视和加强民兵、预备役建设，才能在关键时刻拉得出，用得上！
鉴于当时的形势，这篇讲话的全文没有见诸报端，今天看来，确实意味深长。
对学生军训工作，江泽民极为关注，多次指出：“学生搞不搞军训大不一样。”
1988年8月30日，黄浦区体育馆。
刚从北戴河参加中央政治局会议回沪的江泽民，还顾不上处理各种事务，就检阅了上海市高一新生暑期军训队列会操，并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
“看了同学们的队列会操，我被同学们的青春活力和严格的组织纪律所感动。组织学生军训，有利于学生学习解放军的高度组织纪律性，有利于增强国防观念。希望全市的学生军训逐年开展，一年比一年搞得更好！”
上海掀起了空前的“军训热”。大学生要求军训，中学生也要求军训。
上海新客站落成后服务质量要求达到一流水平，于是，铁路局也要求开展对职工军训。上海石油化工总厂确定了“两个引进”的方针：对外引进国外先进设备和技术；对内引进解放军严明的纪律和优良的传统。于是，2000多名青工分期分批在上海警备区“叶挺团”帮助下搞军训，他们以新的风貌上岗工作，极大地促进了企业管理。
希尔顿、太平洋、锦江、和平、华侨、国际等上海著名涉外宾馆饭店的800多名职工先后组织军训，使这些在豪华大饭店工作的年轻人，思想上有了一根国防的“弦”。
1988年以来，上海20余所大学近10万大学生参加了军训，近12万中学生接受了军训。新一代国防后备军正在浦江两岸茁壮成长。
1989年4月，总政治部主任杨白冰上将在上海考察后作了这样的评价：“上海对国家的贡献很大，对国防建设的关心和支持同样也了不起！”
江总书记在上海工作期间对国防建设的关心和支持将载入史册。
江主席冒雨登上！望塔
1995年6月的一天，对某部边防连官兵来说，是个很不平常的日子。
几天前，连队接到通知，江泽民主席要来哨所看望指战员。喜讯传来，干部战士无不欢欣鼓舞。可这里地处边界，路途远路况也差，又赶上连下了三天雨，官兵们不免有些担心。
高高的%）+望塔上闪现出一双双翘望远方的眼睛。淅淅沥沥的雨，把还有积雪的山岭滋润出一层新绿，也使山路更加泥泞。上午11时，哨兵从望远镜中发现，缭绕山间的公路上出现了一辆中巴，在风雨交加中缓缓向哨所驶来。半小时后，一个魁梧的身影从车上走出。是江泽民主席！江主席冒雨与列队的边防连全体官兵一一握手，亲切问候。
这里的“老边防”们不止一次见到过江主席了。1991年冬天，江主席曾冒着零下30多摄氏度的严寒，登上过高高的%）+望塔。时隔四年，江主席又一次来到边防部队。他驱车四个多小时，行程数百里，顶风冒雨，风尘仆仆，来看望官兵。江主席四年两次到这一带边防，一寒一暑，两个时节，一样的深情：边关战士的冷暖时刻装在军委主席的心中，边防团团长紧紧地握住江主席的手，激动地说：“边防团全体官兵感谢总书记的关怀。”
雨没有停。江主席不顾长途驱车的劳顿，向高高的%）+望塔走去。
哨所排长见江主席步履稳健地登上77级台阶，以标准的军人姿态向主席报告了哨位执勤情况。江主席笔直地站在雨中接受报告后，走上前去，与哨所刘日行、单晓伟等七名战士亲切握手，详细地询问战士家在哪、当兵几年了、在这里生活习不习惯，当江主席看到战士们的衣服被雨淋湿时，握着哨兵韩文明的手说：“衣服穿少了吧，这里气温低，当心感冒，执勤时一定别忘带雨衣……”这时，韩文明看到，江主席的上身也全都被雨淋湿了，裤子上还溅着泥水。被雨水打湿了的韩文明虽觉透心凉，可胸中涌动着一股暖流。
在高高的%）+望塔上伫立远眺，四周树木葱茏，一片翠绿。江主席连连称赞，年轻的士兵们用青春和热血在建设着美丽的第二故乡。团政季向江主席介绍了这个边防连的光荣历史：这个连队在战争年代南征北战，屡立战功。解放后，风雨兼程，开赴这里，结茅为屋，筑起了新中国的边防哨所。官兵们凭着对祖国赤诚的热爱，历经几代人艰苦创业，才把脚下这片土地建设得如此美丽。江主席听说后，非常高兴。他欣然走到界碑旁，以身后的巍巍青山为背景，让记者照了张相。手抚那座界碑，极目远方，江主席赞扬边防连官兵：“过去你们在捍卫和平保家卫国中立了功，现在你们又为国家经济建设枕戈边关，党和人民不会忘记你们！”
当江主席从%）+望塔下来，踏着泥泞走到连队营门时，36名官兵肃立雨中。江主席朗声地问：“同志们好！大家辛苦了！”这问声同战士们“为人民服务！”的应答声一道，融入山谷，在山中回荡。进了连队荣誉室，江主席左手拉着连长的手，右手拉着指导员的手，让这两位戍边的带兵人坐到自己身边后，准确地说到连队多少人，其中有多少干部、多少战士。指导员感到又惊奇，又敬佩：总书记日理万机，却对一个边防连队了解得这般详细。当指导员汇报党支部按照江主席“五句话”总要求建设连队的情况时，江主席连说：“好，好，你们长年驻守边防，非常辛苦，请你们向今天没在场的同志转达我对他们的问候！”此时，江主席心里还惦记着在哨位上冒雨为祖国和人民站哨的战士们。
午饭时间早过了。江主席来到了连队饭堂同大家一道就餐。江主席不停地给同桌的战士朱海、刘培强、廖宏剑夹菜，指导员给江主席倒了一杯饮料，代表全连官兵向主席敬“酒”，主席见指导员站起来，也放下手中的碗筷，站起来说：“我也站起来喝，这样才平等嘛！”指导员又给主席夹了一块肉。主席问：“肉是买的吗？”指导员说是自产的，连队每月保证杀一头猪。主席说：“这很好！自力更生，丰衣足食，历来是我军的光荣传统，到什么时候也不能丢啊……”随后，江主席又拿起水杯，逐一向各桌连队官兵敬“酒”，还说“我主要是敬战士们一杯‘酒’。”这时，饭堂的气氛活跃了起来。副团长杨立成唱了一首《小白杨》，主席边听边轻轻合掌击节而歌，对身边的军区司令员说：“部队有人才啊……”随后江主席又提议北京来的同志也唱一首歌。于是，随行的一位工作人员唱起了大家熟悉的《说句心里话》，送给边关指战员。“说句心里话，我也想家，家中的老妈妈已是满头白发……”官兵们听着这亲切的歌声，想到祖国内地来的亲人没有忘记他们，这样理解他们，心里顿时感到热乎乎的。
13时零5分，江主席乘车离开连队，全连官兵列队欢送。江主席打开车窗，挥手致意。斜风细雨飘进车内，又一次打湿了江主席的衣服，可他仍不停地向战士们挥手。
中巴车渐渐远去，消失在茫茫雨雾中，却在边防战士心中……
离开连队后，总书记还牵挂着%）+望塔和哨所的77级台阶。在车上，他嘱托同行的副总参谋长、军区司令员和连队驻地省委书记说：“一定要把哨所前的77级台阶削掉，把那条小路修成一条可以四人并肩行走的水泥路，便于战士执勤、放哨，边防战士太辛苦了……”第二天，江主席又说起哨所修路的事，并和有关领导同志详细地商定了修路的时间、经费等事宜。
边防哨所的那条小路连着北京，连着中南海，总书记和边防战士心心相连啊。
十天后，当总书记听说哨所那条新修的水泥路已经破土动工的消息时，脸上露出了会心的微笑……
1994年盛夏，吴孟超被评为“全国侨界十大杰出人物”。
6月14日，江主席来到人民大会堂会见大厅，与“侨界十杰”一一握手，然后坐下合影留念。正巧吴孟超站在江主席座位之后。江主席刚一落座，吴孟超便附在他的耳边，悄悄地说：“江主席，非常感谢您给‘东方肝胆外科医院’和‘东方肝胆外科研究所’题名。我们将不负您的重托，用现代高科技手段，努力去攻克肝癌这个堡垒！”江主席听后点头微笑，并转过头对吴老说：“我等待着你们的好消息！”
说起东方肝胆外科医院和东方肝胆外科研究所，那是吴孟超和他的助手及学生在肝胆外科手术方面实现了世界性突破之后，经过多年的思考和运筹，建造起来的一幢造价达2300多万元的专科大楼。它以宏伟的规模、先进的设备、优雅的环境和一流的技术著称，吴老在这里首创了一个临床与科研相结合、医教研为一体的崭新模式。1993年4月，吴老将这一喜讯用电话报告江主席办公室，并通过总后提出，希望江主席为院、所题名。接到总后的报告后，江主席欣然挥笔，写下了“东方肝胆外科医院”“东方肝胆外科研究所”两幅浑厚有力的大字，并由总后转送到吴老手里。
5月3日，当大楼落成剪彩，人们看到江主席的这一手迹时，无不欢欣鼓舞，豪情满怀。江主席的题名是对吴老发展肝胆外科规划的肯定和支持，包含着我们党的第三代领导核心对中国肝胆外科事业所寄予的殷切期望！
为了不负江主席的重托，吴老把“吴氏刀法”毫无保留地传给自己的学生，让他们成功地为患者摘掉毒瘤。吴老深知，在今后一个较长的时间内，手术仍是对早、中期肝癌患者治疗的最好办法。为把“吴氏刀法”传给他的弟子，他将如何选刀，如何目测，如何分离，如何打结，如何预防和处理各种险情，对学生进行严教细训，一丝不苟。近几年来，已有400多名进修学员，从这里带着“吴氏刀法”分赴全国各地，从病魔手里夺回无数条生命。
为了不负江主席的重托，吴老下大气力抓基础理论研究。他说：“我开了一辈子刀，对肝癌病只能是通过手术救治。如果能通过基础理论研究，从根本上防治肝癌，那将是广大肝病患者的福音！”基于这一指导思想，他和他的战友与学生在基础理论研究上攻关不止。目前肝胆外科承担着五项总经费达313万元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课题，并已在基因工程等方面，取得了一批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研究成果。
为了不负江主席的重托，吴老独辟蹊径，运用多种高新技术向肝癌这一顽症进军。近几年来，他和他的助手及学生一起，将新兴的生物高技术和医学新材料等引入肝癌非手术治疗领域，成功地探索出了单克隆抗体导向杀伤术等五种新技术捆绑式联合疗法，使一些中晚期肝癌由不治之症变为可治之病。今天，吴老所领导的肝胆外科已发展成为拥有一个现代化实验室、五个病区、一个手术室和监护室、200多张病床的具有一流水平的临床和实验基地。
1995年5月20日，江主席在上海市市委书记黄菊，市长徐匡迪，原总后勤部部长、现任总参谋长傅全有等的陪同下，亲临吴孟超所领导的肝胆外科视察。傅全有对吴老说：“江主席这次在江浙沪等地视察的途中，就说一定要来你们这里看看。”
上午9点45分，江主席一下车便与吴老亲切握手。随后江主席兴致勃勃地参观了肝胆外科展览室。展室里挂了一张我国肝癌发病分布图。吴老指着图说：“肝癌在我国是高发区，85%的肝癌患者是由肝炎转化而成，极大地威胁着我国人民的健康。”江主席问：“为什么？”吴老讲明原因后，江主席在图前沉思良久。当吴老说肝癌诊治的重点是早期诊断和防治时，江主席插话说：“一定要把重点放在肝癌的早期诊断和防治上。怎样才能做得更好？”吴老说：“一是要对群众进行科普教育，早期发现、早期治疗，二是要加强基础理论研究，三是要加强医学人才的培养。”江主席连连点头。
紧接着，江主席参观了“肿瘤免疫和基因治疗中心”。该中心主任郭亚军教授，兼任美国哈佛大学麻省总院、俄亥俄州西方储备大学医学院教授和美国国家“肿瘤转移免疫治疗研究室”主任。他每年一半时间在美国工作，一半时间回国工作，带领中美学者穿梭在两个实验室之间。这种中国与外国进行国际科技合作和人才培养的模式，就是吴孟超院士和他的学生郭亚军教授共同创建的“哑铃模式”。当江主席了解到这些情况后，关切地问道：“你们和美国的这种‘哑铃模式’的机制怎么样？”郭亚军回答：“我们主要是利用国外最先进的设备技术和我国国内的人才优势与病例资源，做出我们国内缺少而又无条件进行研究的东西，出了成果两国分享，并拿回这里继续研究和向临床使用过渡，使我们的基础理论研究和临床医疗技术，真正做到与世界接轨。”
江主席听了高兴地说：“这个方法很好。”为了给江主席节省时间，郭亚军教授打算只请首长看几个实验室，而江主席说不急，要一个一个地看。他每走进一个实验室，都要认真地看每台仪器，和教授、研究生一一握手，问年龄多大了，正在做什么实验。郭亚军说：“这儿都是吴老带出来的博士和博士后，除了我刚到40岁外，其余都30岁左右。”江主席说：“噢，吴孟超同志后继有人啊！”
江主席视察后，吴老抚今忆昔，心潮澎湃：半个多世纪以来，自己和战友们一起在肝胆外科领域披荆斩棘，历尽艰辛，虽然开创出今天这样的局面，但要最后战胜凶顽的肝癌，还要走相当长的路，中国的肝胆外科事业任重道远。如今我已年过七旬，有生之年要多给后人留点东西，以报答生我养我的祖国和人民，不负江主席对我的期望和重托。想到这里，他挥笔写下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八个大字。
从此，吴老以只争朝夕的精神，顽强地拼搏在攻克肝癌的前沿阵地上。
吴老的日程表总是排得满满的：天涯海角，国内国外，请他开刀，等他会诊……不管工作如何繁忙，他始终坚持主管病区，亲自查房，亲自为病人做手术。70多岁的老人有时一天接连做两三台手术。有一年，他出差25次，乘飞机53次。每次出差前，他总是要把病人的医疗方案逐一过一遍，对重病患者可能出现的问题预作方案；出差在外地时，尽管天天都要接待病人，但晚上一定要挂长途电话到病房，让值班医生汇报当日的医疗情况；出差回来，一下飞机就直奔病房……
对于吴老这种“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精神，广大患者无不感动，各级领导无不称赞。1996年元月，江主席签发命令，中央军委授予吴孟超“模范医学专家”荣誉称号。当组织上将此事正式通知他本人时，吴孟超无限深情地说：“我这双当年在南洋拿过割胶刀的手，今天能操起手术刀攻克肝癌顽症，完全是党和人民培养的结果。这个殊荣不仅属于我，同时也属于我们肝胆外科的全体同志，属于中国肝胆外科事业。我国肝胆外科事业的每一步发展，都凝聚着我们党三代领导人的心血。”
吴孟超不会忘记，1956年，当毛主席发出“向科学进军”的伟大号召后，他与肝胆外科攻关小组一起，刻苦攻关，创下了一个又一个“第一”。1963年11月，吴孟超第一次应邀走进中南海，受到了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的亲切接见。巨大的关怀给吴孟超增添了无穷的力量。
吴孟超不会忘记，1978年后，他两次聆听了我党第二代领导核心邓小平同志的亲切教诲，出席了邓小平同志主持的全国科学大会，他的《肝外科新成果――正常人肝脏解剖的研究》获全国科学大会奖。邓小平同志的教诲，科学春天的到来，极大地激发了吴孟超勇攀医学高峰的斗志。
吴孟超更不会忘记这些年来与江主席的交往。他决心在有生之年，为实现江主席的重托，为攻克肝癌、制服亿万人民健康的大敌，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第一位没有打过仗的军委主席
1990年春天，数百名人民代表齐聚高大而宽阔的人民大会堂，为通过一项重要决定，他们在谨慎地行使着全国人民赋予他们的权力。
80多岁的邓小平坚决地提出了辞去军委主席的职务，这个辞职要求被接受了，没有人有权不让这位80多岁的老人退休，他已经做得很多，他最有权力提出休息。
三军不可一日无帅，必须有新的军委主席出来率领中国人民解放军陆海空三军。
党的总书记江泽民被授予指挥这威武三军的权力。这可是一个沉重异常的担子呀！
江泽民上大学时，学的是理工科不是军事，1949年后，他任上海益民食品一厂第一副厂长，上海制皂厂第一副厂长，一机部上海第二设计分局电器专业科科长。1955年赴苏联莫斯科斯大林汽车厂实习。1956年回国后，任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副总动力师、动力分厂厂长，一机部上海电器科学研究所副所长，一机部武汉热工机械研究所所长、代理党委书记，一机部外事局局长等职务。1980年后，任国家进出口管理委员会、国家外国投资管理委员会副主任兼秘书长。1982年后，任电子工业部部长、党组书记等职务。1985年后，任上海市委副书记、市长。1987年后，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书记。
他似乎什么都干过，但却从没带兵打过仗。不过，说他在军事方面没有任何经验是歪曲事实，当他任上海市委书记时，他同时是当地武警部队政委。关键是人民代表选举了他，他就负担起了这一重任。
一年前，江泽民当选为中共中央总书记，就有人问他：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何时引退？这样的职位又将由谁来接替？江泽民说，这“事关重大”，“需要由党和国家来最后决定”。
在江泽民总书记与其他五位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举行的中外记者招待会上，德国广播电台记者问：在不久的将来，中央军委主席有可能发生变化吗？
江泽民说，他注意到国外报纸这方面的报道，这不是个奇怪的问题。
他说，邓小平曾几次提出来，希望新常委能很好地负起责任，“表达过这样的愿望”（即引退）。
江泽民称邓小平是“党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是“久经考验的”，是中国这十年“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
他指出，中共中央军委主席是由中央委员会选举的。国家的军委主席的变更则要经过全国人大。
现在，人大代表们把他举到军委主席的位置上。事实上，他是先被中共中央选举为中央军委主席的。
许多人对江泽民在电视上首次以军委主席身份露面时的情景记忆犹新，回忆起来仍历历在目。
那是1989年11月的一天，空军隆重集会，庆祝人民空军成立40周年。江泽民首次以中共中央军委主席身份出现在会场。参加这次活动的还有杨尚昆、刘华清、杨白冰以及洪学智、秦基伟、迟浩田、赵南起等新的军委领导成员。江泽民身着中山装，杨尚昆身穿毛料大衣，主席台上其他人士均身着戎装，肩佩军衔。空军司令员王海上将在大会上说，40年来，特别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空军在军委邓主席、杨副主席领导下，取得了显著成就。他号召空军将士团结在以江泽民为首的中共中央周围，为空军现代化、正规化而奋斗。
杨尚昆代表江泽民主席致了贺词。
江泽民关心国防建设二三事
1991年，江泽民出任总书记离开上海已有两年多了，但他关心军队和国防后备力量建设的好作风，仍在浦江两岸流传，在军营内外传颂――
上海的人民群众说，上海的军政军民关系越来越好，江总书记起了重要作用。
上海的部队官兵说，军委江主席对军队建设一直很关心，他和我们军队早就心心相印。
作为一个统揽全局，具有远见卓识的领导人，对国防建设的关心是从整个国家利益的大局出发的。江泽民在担任上海市委书记、市长期间，尽管工作千头万绪，然而对军队和国防后备力量建设倾注了满腔的心血。
1987年8月1日。吴淞口。
江泽民率上海市委、市顾委、市纪委、市人大、市政府、市政协、市委武装委员会的100多名领导同志，来到驰名中外的军事要塞，当年民族英雄陈化成抗击英军的吴淞炮台、当年淞沪战役的重要战场，进行国防教育。他们听了警备区领导关于上海战略地位的介绍，观看了民兵军事表演，还兴致勃勃地来到海军某部，登上军舰，度过了一天难忘的军营生活。
国防教育要深化，首先领导干部的国防观念要增强。在江泽民的倡导下，上海市委常委确定，把“军营一日活动”作为一项制度坚持下去，让全市在职的数千名局级以上干部在几年内普遍到军营体验生活，加深对军队的了解，进一步懂得“天下虽安，国不可一日无防”的道理，更好地关心、爱护、支持军队建设。
江泽民调北京工作后，上海的“军营一日活动”还在延续。
1989年“八一”前夕。上海市领导率全市116名局级以上干部，来到“南京路上好八连”驻地，饶有兴趣地参观了八连的内务，观看了八连官兵3公里武装越野、跨越百米障碍、战斗班敌火下运动。官兵们走独木桥、翻“土墙”、跨壕沟、钻铁丝网，在泥地里摸爬滚打，个个汗流浃背。那敏捷娴熟的动作，雷厉风行的作风，一往无前的精神，局级干部们看了连声赞叹：“难以忘怀，难以忘怀！”
几年来，全市参加“军营一日活动”和各类军事活动的县处级以上干部有一万余名。为了增强中高级领导干部的国防意识，江泽民总是身体力行。在上海工作的几年间，凡是比较大的军事活动，他都挤出时间参加。仅1988年至1989年5月，他和市委领导一道参加军事活动，看望部队就达十多次。在江泽民的提议下，上海市委确定，每年7月，常委集体听取警备区军事工作的汇报。1988年，市委将“全市各级党政领导都要重视国防教育工作”写进了五届七次全会文件。
在对全市人民开展国防教育中，江泽民十分重视爱国主义和革命英雄主义教育，以振奋民族精神，增强市民的素质，提高市民的自信心和自豪感，为振兴上海做出贡献。为此，市委把国防观念的培养看成是城市思想教育的一项重要基础工程。
1988年6月6日下午。上海市委机关礼堂。
江泽民和市委副书记曾庆红、吴邦国，市委常委组织部长赵启正、市委常委宣传部长陈至立等领导接见了来沪治病的“钢铁战士”刘琦，并请他为上海的党员干部作了报告。
市委组织部将刘琦的事迹编成《生命之树常青》的小册子，把他的报告制成录音磁带，发到全市各基层党组织，上海人民广播电台连播了刘琦的自传小说《去意彷徨》。
1988年10月25日，江泽民在《解放军报》头版显著位置发表了《国防教育应纳入思想教育总体系》的文章。他指出，“应当认识到，开展全民国防教育是当前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的一个重要内容，在整个思想教育总体系中有着重要的位置，应当把它纳入到这个总体系中去。”他还对如何解决全民国防教育社会化，如何纳入思想教育总体系的问题作了论述。
第二天，中共上海市委机关报《解放日报》也在头版显著位置全文转载了江泽民的这篇文章，这对深化上海的全民国防教育无疑起了“推进器”的作用。
几年来，上海的国防教育方兴未艾。
江泽民在上海工作期间，对军队建设十分关心。他经常告诫“一班人”，既要看到上海在国家经济建设中的重要地位，同时也要看到上海在国防建设中的重要作用，千万不能把当年陈老总留下的军政军民团结的好传统在我们手里丢掉，要像爱护自己眼睛一样爱护军民团结，不能掺进一粒沙子。
1988年1月4日，他在上海警备区常委扩大会上指出：保持部队的稳定，对上海市整个社会的稳定，起到了保证作用。我们最困难的时候总是把部队当做一个很大的依靠。
“过去我们有句老话‘军民团结如一人，试看天下谁能敌’，我看这是一个真理。如果我们军队同志和地方同志团结一致，我看是战无不胜、攻无不克的。”
江泽民在担任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市长期间，市委、市政府为上海的驻军和优抚对象办了许许多多有目共睹的实事：
1986年，市政府拨出2000平方米统建公房指标，解决军队转业干部住房问题；拨款300多万元支持第二军医大学营房建设，并划出7000多平方米地皮给二医大长征医院；拨款90万元解决上海警备区云峰剧院和85医院的人防工事建设。
1986年5月，人武部改归地方建制，有几十名从事人武工作时间较长、家属子女户口在外地的军官需要在移交时办理随军随调手续，但这与当时上海的有关落户政策不相符合。正在驻军和有关部门感到为难时，当时任上海市市长的江泽民提出，对于人武部改归地方建制要作为支持部队精简整编的一项政治任务，给予“特事特办”。他强调指出：“中央5号文件的各项政策、规定，如干部的移交、职工的安排、家属的随迁随调等，是针对人武部改归地方这一特定情况而制定的，它同平时一年一度的军队干部转业和家属随军的规定是不同的。”经过“特事特办”，使这部分军官的实际问题很快得到了解决。
1986年至1987年，经江泽民签发，上海市政府连续下发了三个有关支持部队建设的文件，即《关于进一步做好现役军人家属工作，支持军人在部队安心服役的意见》《关于妥善解决随军的军队干部家属住房困难的意见》和《上海市优待革命烈士家属、革命军人家属和革命残废军人办法》，从而使上海的拥军优属工作逐步走向制度化、法规化。
分管全市经济工作的副市长黄菊一再对经济战线的同志说，上海对国防现代化负有重大责任，在国防经费困难的情况下，我们为部队服务应贯彻“微利保本”的精神，有时甚至准备吃点亏。从保卫国家的长远利益看，这笔账是合算的。
从1988年开始，上海市政府在地方财政也比较紧张的情况下，决定为驻军的全民所有制企业免税两年，并为驻军提供了近千万元无息、低息贷款。上海警备区14个以安置随军家属为主的小型企业，上海各有关单位从技术力量、设备到产、供、销等各个方面给予大力扶植，使这些家属工厂都取得了较好的经济效益。
江泽民在任上海市市长期间，不仅关心上海市民的“菜篮子”，而且十分关心上海驻军连队的“菜篮子”工程。在上海供需矛盾突出的情况下，市政府想方设法满足部队的需要，做到了“标准内保证供应，紧俏商品照顾供应，特殊需要优先供应”。
1988年底，部队老战士推迟退伍，给地方的优抚安置工作带来了新的问题，为此江泽民同志专门在一个文件上批示，要求地方各有关部门密切配合各部队做好工作，并请副市长倪鸿福深入区、县，具体部署落实。
每逢征兵，江泽民都亲自作动员，并向全市市民发表电视讲话。这个传统被后来的市委领导传了下来。
1986年9月19日，江泽民在全市征兵工作会议上强调：今天，我做市长的亲自过问，你们区长、县长要上行下效，回去后也要亲自动员。征兵是以命令的形式传达的，命令没有什么商量余地，命令就要坚决执行！
为了保质保量完成征兵任务，为部队送好兵，送强兵，上海市政府实行了“三招服从一征”，即招生、招工、招干服从征兵的政策；对应征青年实行了入伍、招工“两张通知”一起发的规定。1989年2月28日，市政府颁发了《上海市征兵工作惩处规定》。1989年4月16日，市政府又下发了《上海市退伍义务兵安置条例实施细则》。这些政策和规定，从很大程度上消除了应征青年和其家长的后顾之忧，保证了征兵任务的完成。近几年，上海市无责任性退兵，被南京军区评为征兵工作先进单位。
江泽民对军队转业干部的安置，军民共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活动，军地两用人才的开发使用，拥军优属工作也很关心，经常过问，听取汇报，及时指示。
江泽民还对预备役和民兵工作十分注重。
1987年3月12日。连绵的春雨刚停。上海南京路民兵正在开展为民服务活动，十里长街荡漾着春天的气息。
下午2时，江泽民等市党政领导来到南京路上，视察民兵为民服务活动。当江泽民听到南京路民兵自1981年3月以来坚持每月20日上街义务设摊为群众做好事，他连声称赞道：“好，很好！南京路民兵带头传播社会主义新风，为两个文明建设做出了贡献！”在上海市服装商店门口，江泽民见上海市民兵建设精神文明标兵陶依嘉正在开展免费为群众测血压、小病问询等服务活动时，他握着小陶的手说：“你们雷锋精神学得好！”
接着，江泽民来到第一食品商店门口，见到民兵正在为群众修补雨鞋、雨伞，他风趣地说：“你们真是送来了‘及时雨’呀！”在场的群众鼓起掌来，掌声在十里长街回荡。
南京路民兵为民服务已坚持了十年，被誉为“不穿军装的好八连”。
1987年3月，春雨。
江泽民和上海警备区领导驱车来到位于嘉定县的上海冶金设备制造厂，视察了普陀区长风民兵高炮团。
警备区和普陀区人武部领导向江泽民汇报了全市民兵和长风民兵高炮团的情况：上海民兵实现了三级武器管理网，已连续三年安全无事故，受到总参谋部和南京军区的表彰；长风民兵高炮团在南京军区和上海警备区组织的实弹射击中，四次取得了优秀成绩。
江泽民听了介绍，十分满意。这时，雨越来越大，他情绪高昂地冒雨观看了民兵高炮射击演习。
接着江泽民又到普陀区人武部和地处长宁区的上棉五厂，视察了民兵武器库。他仔细询问了民兵武器管理情况，要求各单位管好民兵武器，做到万无一失。
江泽民事务繁忙，有多少军民关心的事需要他操心啊！然而，他对民兵武器管理着实没有少操心。
在1988年1月召开的警备区党委扩大会议上，他作了有关加强军民团结的重要讲话后，会议主持人宣布散会了，他突然又说，等一等，我还有一个重要的事情说一下，武器管理可是一件大事，千万要管好，决不能出事啊！上海各级人武部门没有辜负江书记的期望，上海的民兵武器管理，已连续七年安全无事故。
1988年3月，江泽民针对改革开放，企业实行厂长、经理责任制后民兵工作出现的新情况，撰写了关于民兵、预备役工作纳入企业管理的文章。文章分析了上海具有较强的产业和科技优势，较强的城市综合功能，重要的地理位置和一支庞大的产业大军等特点，全面论述了民兵、预备役工作纳入企业管理的重要性、必要性和可行性。
文章指出：必须站在战略全局的高度，牢固树立居安思危的思想，切实重视和加强后备力量建设。
历史经验证明，只有做到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才能使一个国家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一个企业要抓好生产，离不开安全工作保障；一个国家要搞好建设，更需要有强大的国防来保证。”
1988年12月9日。这是一个令人难忘的日子。
上海市政府和上海警备区联合召开民兵、预备役工作“八纳入”学术研讨会。就在这次会议上江泽民分析了国际国内的形势后指出，我们虽然处在相对缓和时期，但并没有排除发生局部战争和边境冲突的可能性。我们决不能放松警惕，应当居安思危。
他告诫大家，上海是一个在国内外都有影响的大城市，一定要保持安定团结的局面，保持社会政治和经济的稳定局面。各种敌对势力，不论是国际的还是国内的，随时都可能对我们的经济建设进行破坏、干扰。我们要提高警惕，要警钟长鸣，切不可麻痹大意，掉以轻心。
他提醒各级领导说，为消除上海社会上的不安定因素，要充分发挥民兵在维护社会治安中的骨干作用。民兵、预备役人员是人民武装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维护社会治安方面是有义务的。真正有了紧急情况，我们的部队，我们的民兵，确实可以起很大的作用，这已被历史并且将继续被历史所证明。我们决不能把民兵、预备役建设看成是可有可无的事。只有在平时重视和加强民兵、预备役建设，才能在关键时刻拉得出，用得上！
鉴于当时的形势，这篇讲话的全文没有见诸报端，今天看来，确实意味深长。
对学生军训工作，江泽民极为关注，多次指出：“学生搞不搞军训大不一样。”
1988年8月30日，黄浦区体育馆。
刚从北戴河参加中央政治局会议回沪的江泽民，还顾不上处理各种事务，就检阅了上海市高一新生暑期军训队列会操，并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
“看了同学们的队列会操，我被同学们的青春活力和严格的组织纪律所感动。组织学生军训，有利于学生学习解放军的高度组织纪律性，有利于增强国防观念。希望全市的学生军训逐年开展，一年比一年搞得更好！”
上海掀起了空前的“军训热”。大学生要求军训，中学生也要求军训。
上海新客站落成后服务质量要求达到一流水平，于是，铁路局也要求开展对职工军训。上海石油化工总厂确定了“两个引进”的方针：对外引进国外先进设备和技术；对内引进解放军严明的纪律和优良的传统。于是，2000多名青工分期分批在上海警备区“叶挺团”帮助下搞军训，他们以新的风貌上岗工作，极大地促进了企业管理。
希尔顿、太平洋、锦江、和平、华侨、国际等上海著名涉外宾馆饭店的800多名职工先后组织军训，使这些在豪华大饭店工作的年轻人，思想上有了一根国防的“弦”。
1988年以来，上海20余所大学近10万大学生参加了军训，近12万中学生接受了军训。新一代国防后备军正在浦江两岸茁壮成长。
1989年4月，总政治部主任杨白冰上将在上海考察后作了这样的评价：“上海对国家的贡献很大，对国防建设的关心和支持同样也了不起！”
江总书记在上海工作期间对国防建设的关心和支持将载入史册。
江主席冒雨登上！望塔
1995年6月的一天，对某部边防连官兵来说，是个很不平常的日子。
几天前，连队接到通知，江泽民主席要来哨所看望指战员。喜讯传来，干部战士无不欢欣鼓舞。可这里地处边界，路途远路况也差，又赶上连下了三天雨，官兵们不免有些担心。
高高的%）+望塔上闪现出一双双翘望远方的眼睛。淅淅沥沥的雨，把还有积雪的山岭滋润出一层新绿，也使山路更加泥泞。上午11时，哨兵从望远镜中发现，缭绕山间的公路上出现了一辆中巴，在风雨交加中缓缓向哨所驶来。半小时后，一个魁梧的身影从车上走出。是江泽民主席！江主席冒雨与列队的边防连全体官兵一一握手，亲切问候。
这里的“老边防”们不止一次见到过江主席了。1991年冬天，江主席曾冒着零下30多摄氏度的严寒，登上过高高的%）+望塔。时隔四年，江主席又一次来到边防部队。他驱车四个多小时，行程数百里，顶风冒雨，风尘仆仆，来看望官兵。江主席四年两次到这一带边防，一寒一暑，两个时节，一样的深情：边关战士的冷暖时刻装在军委主席的心中，边防团团长紧紧地握住江主席的手，激动地说：“边防团全体官兵感谢总书记的关怀。”
雨没有停。江主席不顾长途驱车的劳顿，向高高的%）+望塔走去。
哨所排长见江主席步履稳健地登上77级台阶，以标准的军人姿态向主席报告了哨位执勤情况。江主席笔直地站在雨中接受报告后，走上前去，与哨所刘日行、单晓伟等七名战士亲切握手，详细地询问战士家在哪、当兵几年了、在这里生活习不习惯，当江主席看到战士们的衣服被雨淋湿时，握着哨兵韩文明的手说：“衣服穿少了吧，这里气温低，当心感冒，执勤时一定别忘带雨衣……”这时，韩文明看到，江主席的上身也全都被雨淋湿了，裤子上还溅着泥水。被雨水打湿了的韩文明虽觉透心凉，可胸中涌动着一股暖流。
在高高的%）+望塔上伫立远眺，四周树木葱茏，一片翠绿。江主席连连称赞，年轻的士兵们用青春和热血在建设着美丽的第二故乡。团政季向江主席介绍了这个边防连的光荣历史：这个连队在战争年代南征北战，屡立战功。解放后，风雨兼程，开赴这里，结茅为屋，筑起了新中国的边防哨所。官兵们凭着对祖国赤诚的热爱，历经几代人艰苦创业，才把脚下这片土地建设得如此美丽。江主席听说后，非常高兴。他欣然走到界碑旁，以身后的巍巍青山为背景，让记者照了张相。手抚那座界碑，极目远方，江主席赞扬边防连官兵：“过去你们在捍卫和平保家卫国中立了功，现在你们又为国家经济建设枕戈边关，党和人民不会忘记你们！”
当江主席从%）+望塔下来，踏着泥泞走到连队营门时，36名官兵肃立雨中。江主席朗声地问：“同志们好！大家辛苦了！”这问声同战士们“为人民服务！”的应答声一道，融入山谷，在山中回荡。进了连队荣誉室，江主席左手拉着连长的手，右手拉着指导员的手，让这两位戍边的带兵人坐到自己身边后，准确地说到连队多少人，其中有多少干部、多少战士。指导员感到又惊奇，又敬佩：总书记日理万机，却对一个边防连队了解得这般详细。当指导员汇报党支部按照江主席“五句话”总要求建设连队的情况时，江主席连说：“好，好，你们长年驻守边防，非常辛苦，请你们向今天没在场的同志转达我对他们的问候！”此时，江主席心里还惦记着在哨位上冒雨为祖国和人民站哨的战士们。
午饭时间早过了。江主席来到了连队饭堂同大家一道就餐。江主席不停地给同桌的战士朱海、刘培强、廖宏剑夹菜，指导员给江主席倒了一杯饮料，代表全连官兵向主席敬“酒”，主席见指导员站起来，也放下手中的碗筷，站起来说：“我也站起来喝，这样才平等嘛！”指导员又给主席夹了一块肉。主席问：“肉是买的吗？”指导员说是自产的，连队每月保证杀一头猪。主席说：“这很好！自力更生，丰衣足食，历来是我军的光荣传统，到什么时候也不能丢啊……”随后，江主席又拿起水杯，逐一向各桌连队官兵敬“酒”，还说“我主要是敬战士们一杯‘酒’。”这时，饭堂的气氛活跃了起来。副团长杨立成唱了一首《小白杨》，主席边听边轻轻合掌击节而歌，对身边的军区司令员说：“部队有人才啊……”随后江主席又提议北京来的同志也唱一首歌。于是，随行的一位工作人员唱起了大家熟悉的《说句心里话》，送给边关指战员。“说句心里话，我也想家，家中的老妈妈已是满头白发……”官兵们听着这亲切的歌声，想到祖国内地来的亲人没有忘记他们，这样理解他们，心里顿时感到热乎乎的。
13时零5分，江主席乘车离开连队，全连官兵列队欢送。江主席打开车窗，挥手致意。斜风细雨飘进车内，又一次打湿了江主席的衣服，可他仍不停地向战士们挥手。
中巴车渐渐远去，消失在茫茫雨雾中，却在边防战士心中……
离开连队后，总书记还牵挂着%）+望塔和哨所的77级台阶。在车上，他嘱托同行的副总参谋长、军区司令员和连队驻地省委书记说：“一定要把哨所前的77级台阶削掉，把那条小路修成一条可以四人并肩行走的水泥路，便于战士执勤、放哨，边防战士太辛苦了……”第二天，江主席又说起哨所修路的事，并和有关领导同志详细地商定了修路的时间、经费等事宜。
边防哨所的那条小路连着北京，连着中南海，总书记和边防战士心心相连啊。
十天后，当总书记听说哨所那条新修的水泥路已经破土动工的消息时，脸上露出了会心的微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