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26章 洪水激荡中南海！抗灾赈民创奇迹(1)
第一节 不祥先兆罩神州多灾并发惊全球
1991年我国多灾并发，灾期长，灾害发生地域集中，经济损失比建国以来任何一年都重，是个大灾年。1991年5月中旬至8月，特大洪灾普临中华，受灾面积波及安徽、江苏以及湖北、河南、湖南、四川、浙江、贵州、上海、广西、陕西等18个省、市自治区，以江淮地区受害最大。
不祥的先兆
历史刚刚跨入90年代，各种灾难也悄悄地向我们逼来。
1991年，海湾战争炮火已经停息，但是科威特油井燃烧后的又浓又黑的烟雾却留在了大气层中。
这一年，正是中国人民传统的羊年，五谷丰登，社会安定，人民对新的一年又多一分期待与盼望。然而，谁也没有想到，大自然竟不宣而战，一场罕见的世纪性的大水灾马上就要降临了。
每次大的自然灾害来临前都有征兆，只是人类很难准确判断与把握。
1991年5月20日，日本气象厅发布一则新闻：从太平洋附近的中部到秘鲁海面，海水温度上升，已有明显的“厄尔尼诺现象”特征。
日本气象厅不无忧虑地警告国人：“厄尔尼诺现象一旦发生，日本的天气将会受太平洋气压的骤然变化而好坏难定。”
“厄尔尼诺现象”是一种奇异的太平洋海洋带水面增暖现象，是由于太平洋赤道带大范围内海洋和大气相互作用失衡后而产生的。它的最基本特征是太平洋沿岸的海面升高，海水水位上涨，并有一股暖流向南移动，使太平洋东部的冷水域变暖，结果引起海啸、暴风和骤雨，造成一些地区干旱，个别地方洪水成灾。
果然，在日本气象厅发出警告不到20天，太平洋赤道附近的海面水温已高出上年0.5摄氏度，秘鲁海面的水温陡增2度。“厄尔尼诺”这个怪物基本上生成了。
其实，早在1990年，中国科学院上海天文台副研究员郑大伟，已在享有国际声誉的杂志《自然》上率先提出：根据预测，在1990年至1991年间，地球上将再次发生“厄尔尼诺现象”，这是自1900年以来的第33次。从赤道海洋温度增暖这一点上来说，这一次的“厄尔尼诺现象”将明显地强于上一次。
郑大伟的预测有极强的科学依据，令人信服。他长年研究地球自转与海洋温度变化的关系，发现每次“厄尔尼诺现象”的发生，都是在地球自转年际速率变化由加速变成减速之后。而当时，地球正开始进入这种变化阶段。
郑大伟的预测立即引起国际上的关注，人们一边研究他的论文，一边密切注视全球气候的种种变化。研究人员的心情越来越沉重，到1991年6月，他们不得不承认：“厄尔尼诺”灾难即将降临地球。
其实，这时候，“厄尔尼诺现象”前期的破坏性已在许多国家表现出来了，种种迹象表明承受这一次灾难的将是亚洲地区。
中国。国家气象中心。所有的工作人员已记不起，从哪天开始，他们就一直被紧张的、压抑的气氛所笼罩。“厄尔尼诺现象”就要出现这一点几乎是肯定无疑的，可是，这种现象带来的灾难有两种：大干旱和大洪涝。在中国，假如在1991年发生灾难，那么，是干旱还是洪涝？
历史上，美洲曾出现过一次大面积的“厄尔尼诺现象”，人们在防不胜防之中，对灾害的性质估计错了，结果，南美的许多国家受到沉重的打击。
气象中心5楼200多平方米大的会议室，无数次的分析、研究会议在这里举行。所有的气象资料被找出来。据资料分析，以往在中国发生的“厄尔尼诺现象”往往是长江中下游地区，气候特征多为阴雨不断而形成洪涝，少数时候是东北洪涝，南部干旱。为此，人们推测：这次灾难地点将是长江中下游地区，表现形式是洪涝！
一系列的国际性资料表明，海湾战争的烟雾使海湾地区气温明显下降，对亚洲东部的影响是降雨量增加。又是一项推测：中国要闹水灾！
与此同时，中国四大气象基地同时探测到侵袭亚洲的冷暖空气今年特别活跃，两种气流将在江淮地区交汇而且很可能稳定在那儿，这样，必然会使这一地区雨季提前且持续时间长。科学探测，今年，江淮地区有特大水灾！
各种预测终于被提前到来的雨季证实了。
广州的5月，是市民们心烦意乱的时候，连绵不断的梅雨给他们的生活带来了不少麻烦，喧闹的夜市只剩下霓虹灯在雨中无声地闪烁着。按往年，这时正是江淮地区最美的季节，春意荡尽了人们内心由严冬引起的怨气，准备去享受春夏换季的喜悦。突然，一场大雨临空而下，天气变冷，并且从此以后，再也没能如人所愿。国家气象部门发出紧急通报：江淮地区的梅雨季节提前到来，各有关部门要严密注意天气变化。
出乎人们的预料，早到的梅雨势头越来越猛。5月19日至26日，淮河流域出现了雷雨、大风和冰雹，冬小麦几乎全部倒伏；6月2日到20日，江淮地区普降大暴雨，淮河、太湖水位猛涨；6月29日至7月初，各地河流水量几乎都超越警戒线。
中国历史上百年罕见的特大洪灾终于发生了。
中国多灾并发，全球震惊
1991年在中国自然灾害史上留下了沉重而豪壮的一笔。
据1992年3月3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发布的1991年灾害核定情况表明：
“1991年我国多灾并发，灾期长，灾害发生地域集中，经济损失比建国以来任何一年都重，是个大灾年。全国农作物受灾面积8.3亿亩，其中成灾面积4.1亿亩，绝收面积8400多万亩；全国有4亿多人口受灾害影响，其中成灾2.8亿人，死亡7300多人，紧急转移安置1300多万人，倒塌房屋581万间，损坏1122万间。连同工矿企业、交通、通讯、学校等各方面遭到的破坏，直接经济损失1215亿元人民币。受灾最重的是安徽、江苏两省，其次是湖北、河南、四川、山西、陕西以及黑龙江、吉林、贵州、浙江、广东等省区的部分地区。”
“洪涝灾害――全国有3.6亿亩农作物遭受洪涝灾害，其中成灾面积2.1亿亩，绝收4827万亩；因灾死亡5113人；倒塌房屋498万间；造成直接经济损失779亿元人民币。受灾最重的安徽、江苏两省农作物受灾面积14497万亩，占两省播种面积的60.4%，成灾面积10092万亩，占播种面积的42%，绝收面积2771万亩，占播种面积的11.5%；两省倒房349万间，占全国水灾倒房的70%；经济损失484亿元，占全国水灾损失的62%。”
“旱灾――1991年的旱灾重于常年。全国农作物受灾面积3.7亿亩，其中成灾面积1.5亿亩，绝收面积300多万亩；有1000多万人，近2000万头大牲畜饮水发生困难。此外，秋冬播期间有2.3亿亩耕地墒情不好，其中有数百万亩因旱没种上，3000多万亩没出苗，5000多万亩缺苗断垄。一、二类苗与上年相比下降15%。受旱最重的河南、山西、陕西等省伏、秋、冬三季连旱。河南省最大受旱面积达7100万亩，不少中小河流断流，小型水库、塘、池干涸，有427万人，118万头大牲畜饮水发生困难。旱情之重为建国以来所罕见。”
安徽洪灾之夏，险象环生
1991年5月下旬，热气刚刚拂临南国上空，蓄积的乌云，伴随着狂风，夹杂着闪电，以万顷奔流之势，肆虐着秀美的南国。
5月下旬，安徽省阜阳地区首先蒙受了暴风雨无情的洗礼。从5月上旬至6月初，全地区11个县（市）累计降雨量达100多毫米，灾情严重的亳州市降雨量达275毫米。数百万亩麦田里的麦子出现烂根、烂杆现象。而那些已挂穗成熟的麦子，麦粒已由黄色变成了黑色，大面积地倒伏在田地里。
阜阳水灾以雷鸣和闪电拉开了安徽特大洪灾的帷幕。
5月中旬至7月中旬，安徽省普降大雨、暴雨，局部地区多次遭特大暴雨袭击。6月底以后，从淮北到江南又一次普降大到暴雨和特大暴雨，安徽灾上加灾，险象环生！
雨情：汛期提前，全省性的暴雨一场接一场，量大面广，仅7月上旬降雨量与常年同期相比，沿淮至沿江多5倍，其中佛子岭水库上游多8倍。1991年，安徽汛期比常年提前了一个月，比历史上旱梅的1956、1971和1989年提前半个月。从5月18日至7月15日，全省72个县、市中，降水量在600至800毫米的有16个，800至1000毫米的33个，1000至1500毫米的有11个，黄山太平区达到1500毫米以上。如此规模的暴雨横行两个月，江、河、湖、库水位骤升，全线告急！
汛情：长江全线超警戒水位，红灯长明。淮河先后于6月12日至6月29日，形成两次特大洪峰，沿淮22个行蓄洪区有16个行洪蓄洪，其余6个也严重内涝，几近危急。沿淮许多湖泊洼地内水接近或超过历史最高水位，沿淮两岸数百华里，一片汪洋！滁河在一个月内三次超过历史最高水位，先后两次启用4个蓄洪区和4个生产圩区。由于干流洪水的顶托，内河、内湖和低洼地带大面积严重内涝，造成内涝大于洪水的严峻局势。
灾情：安徽绝大部分地区灾上加灾，损失惨重，超过建国以来任何一年。据7月20日各地上报统计，全省受灾人口4400万人，其中重灾民1373万人，特重灾民1458.9万人；有38个县（市）地区进水，有43779个村庄，892万人被水围困，492万人被迫转移。因灾死亡556人，受伤13018人。死亡大牲畜13890头，倒塌房屋156.68万间，损害房屋225.1万间。全省夏秋两季作物受灾面积达7536.77万亩，其中成灾6544万亩，绝收2393万亩，当时预计全年粮食减少140亿公斤（夏季减产43.5亿公斤，秋季减产96.5亿公斤），油料减产900万担，棉花减产160万担，农业直接经济损失达146亿元。
后果：水灾给安徽农业、商业交通等各行各业带来的危害都是十分严重的。全省县以上工业企业，先后被迫停产半停产的有2120个。乡镇企业因水灾处于停产半停产状态的17000个。水毁公路222条，冲毁公路1693公里，停开省内外班车8544个班次。铁路有15处被水封锁或冲毁。通讯线路中断1300公里。工交战线直接损失40.8亿元（其中乡镇企业损失14.3亿元）。据统计，全省工交战线经济损失105.8亿元；商业、粮食、供销等流通行业的商品、物质和固定资产等直接经济损失8.34亿元。全省有2000多所医院、2万多所学校，以及文化、广播电视、出版等事业部门的房屋和基础设施遭到严重毁坏，直接经济损失15.2亿元。
1991年，安徽洪灾之夏，险象环生！
江苏水祸之夏，浊浪排空
5月中旬，大自然发生了一个极不寻常的信号：江苏遇到了20年一次的旱梅现象，不期而至的梅雨季节带来了大量雨水，已收割到手的小麦沉浸在雨水中，农民眼睁睁地看着小麦由金黄色变成黑灰色。心急火燎的农民甚至打开了自家的电风扇，欲将受潮的麦子吹干。
不寻常的开始孕育的不寻常的过程。
从6月底到7月上旬，江苏里下河地区再次进入警戒状态。在普降了三四百毫米的雨水后，河湖水位猛涨。扬州、盐城、淮阴三地，共计有50多万户的居民住宅进水，1000多家企业被迫停产。在里下河地区的“锅底洼”兴化市区，洪水冲垮了鱼塘，鱼儿堂而皇之地在水浸的街道、院子里“舞而蹈之”，游来游去，而街上踏水的行人也不时地用塑料网兜抓一两条活鱼。
在苏南的一些企业中，雨水冲进了厂区，肆无忌惮地覆没了机器。在镇江市的一家工厂食堂中，两位正在厨房忙着做饭的师傅被突然发生的山体滑坡埋入土中……
到6月下旬时，江苏洪灾已持续了一个多月。山洪暴发、内河水位猛涨、农田汪洋如海、城区水光一片，数十万间房屋倒塌，七八千家工厂被淹，百余人伤亡！
滔滔洪水冲击了18个省市
1991年5月中旬至8月，特大洪灾普临中华，受灾面积波及安徽、江苏以及湖北、河南、湖南、四川、浙江、贵州、上海、广西、陕西等18个省、市自治区，以江淮地区受害最大。
这次特大洪灾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是雨期提前，降雨量大而集中，洪水来势猛，持续时间长。淮河流域和长江中下游地区，从5月下旬到7月中旬长时间、大范围连降暴雨，降雨量最高的地方达1600多毫米，比常年多2！5倍，致使江、河、湖、水库的水位猛涨，形成洪水和大面积内涝。淮河发生了建国以来仅次于1954年的大洪水；太湖7月中旬水位比1954年最高水位还高0.14米；滁河接连两次发生有资料记载以来的最大洪水；湖北省一些河流也发生了建国以来的最大洪水；松花江出现了建国以来仅次于1954年的大洪水。
二是水灾发生在夏粮收获和秋粮播种的关键时期，造成两季作物大面积减收。
三是重灾区过分集中。安徽、江苏两省受灾人口占两省总人口的70%；农作物受灾面积占播种面积的60%以上；工业，特别是乡镇企业，损失也极为严重。
四是从全国来看，长江干流、黄河、珠江、海河、辽河等大江大河未发生大洪灾，所以灾害还是局部的，但由于洪灾发生在人口密集、经济发达的地区，所造成的损失是十分严重的。
请看记者们亲身记录的灾害情景：
安徽：“6月15日上午8时，地处淮河上游的安徽省阜南县王家坝闸开闸蓄洪……大部分农民都只是人和大牲口转移到安全地带，其他家产一件也没带出，无钱、无粮、无房屋。而一些撤到蓄洪区内庄台上的农民则生活更为艰难；每天一顿，至多二顿的清水煮小麦，有的小麦已经发芽。而喝的只能是发浑的洪水。”
江苏：“从6月30日开始，新一轮暴雨又降落到江苏太湖流域，受灾最重的是无锡市，这个市的青阳地区，两天之内降雨量接近290毫米，30万亩农田被淹，菜田、果园、鱼塘被淹，市内600多家工厂进水，许多家庭积水严重，居民被迫撤至高层楼房内，而水面上不时飘过几件日常小用品。”
上海：“‘水稻半条命，棉花像只钉，西瓜剩根藤，葡萄剩根茎，蔬菜变淡季，桃树一身轻’。这是在上海郊区遭受暴雨侵蚀后，农民对眼前景物的真实描述。”
贵州：“进入6月以后，贵州省有半数以上的县市普降暴雨，100多万人受灾，5000多间房屋倒塌。更为可怕的是山区突然发生的山体滑坡，据统计，全省有二三十人被山体滑坡所掩埋。有一位邮递员送信到一山村，刚走到村前突然看见山体滑坡发生了，当他刚转身要逃命时，大量的泥石无情地把他罩住了……”
广西、陕西：“同是在6月上旬，地处大西南的广西和大西北的陕西同时遭受特大暴雨袭击。广西的钦州、河池等地的部分地区降雨量达600毫米，冲倒房屋5000多间，造成30多人死亡，60多万亩农田受灾。而在陕西，降暴雨之外，冰雹也同时不期而至，100多万亩农田受灾。”
第二节 中央紧急总动员风雨同舟卫家园
中南海情系灾民！“总书记来了！”朴实的灾民一边口中念叨，一边拥了过来。“有困难就找民政部门”，这是中国老百姓的一句口头禅，话中包含着信任也包含着依赖。绿色的身影，伟岸的身躯，筑起一道人民子弟兵的血肉长城！
李鹏命令：立即对淮河流域的降雨量作出预报
大雨不停地下！
灾情快速升级！
国家防汛总指挥部办公室内，电话铃声响成一片。
指挥部设在宣武区白广路水利部院内，它是党中央国务院指挥抗洪决策的总参谋部，也是指挥全国防汛工作的中枢神经。
6月14日，“防总”办公室。人们表情严肃，来去匆匆，气氛极其紧张。洪水带来的第一个险情即将发生！
电话铃响个不停，淮河水情处一小时报一次水情：水位上涨！降雨量增大，水位继续上涨！水位超过最后一道安全线……
21点，人们极不愿意接受的事发生了，电波告急：王家坝水位高达28.7米，超出运用蒙洼分洪区分洪的规定水位。也就是说，洪水量已超出淮河大堤的承受能力，险情千钧一发。
一直守候在电话机旁的国家“防总”、水利部领导和一批防洪专家紧急磋商，65岁的高级工程师张福义率先提出意见：尽早实施蒙洼分洪！其他专家一致赞同，建议：马上分洪！
当时，雨大夜黑，蒙洼与周围区域相比，地势呈“锅底”形状，这“锅底”里还有1万多的群众，1万多条生命，马上分洪，他们怎么办？夜黑人多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全部撤出；不马上分洪，淮河决堤，数千万人家性命难保，后果难以想象。
水利部的最高官员杨振怀部长拿起了红色话机的话筒，他要请示中央、国务院。
红色话机是“防总”办公室通中南海的专线。
此时，李鹏总理正在安徽灾区。
电话传到中南海，中南海内所有的领导人都在担心。电话又转给了远在千里之外的李鹏总理。
总理听了汇报，知道自己最担心的事发生了。他看看身边的其他人，没有人说话。考虑了一会儿，他转身对秘书说，立即给国家气象局打电话，要他们在最短的时间内对淮河流域15日的降雨量作出预报。
20点，国家气象局副局长骆继宾向总理汇报：明天也即15日淮河上游降雨将减弱。李鹏总理要秘书立即把这个报告转给“防总”办公室。他知道此刻分洪，必然会有不小的生命代价，天黑雨大时间紧迫，工作做得再完善也会有疏忽的。
总理期望：如果有可能挨到天亮再分洪的话，群众就有时间完全转移了。
15日零时30分，“防总”办公室开了一个三分钟的紧急商讨会，在降雨减弱和全力保证分洪区群众生命安全的条件下，他们决定把分洪时间推迟几小时到15日早晨8时。
国务院收到了这个推迟分洪的决定。李鹏总理接到转来的电话后，他接近话机，嘱咐杨振怀部长，要有详细的撤离方案，保证灾区群众的安全。临挂机前，他又补充说：“要安排好撤离群众的吃饭和住宿”。
凌晨5点多钟，蒙洼的最后一个群众撤出来了。撤离完毕的消息从安徽传到“防总”办公室，又传到了国务院。“防总”办公室正式下达分洪命令。
15日上午8点整，王家坝大闸缓缓吊起，蒙洼顿时一片汪洋。
一万多条生命，安然无恙。
淮河大坝保住了！可与此同时，无锡告急！苏州告急！常州告急！
以勤劳、智慧、富有而闻名的苏、锡、常人民面对汹涌的洪水，他们几乎束手无策了。太湖水位猛涨，圩坝多处被冲决，挡洪墙也在摇晃。“金三角”岌岌可危。
告急电波再一次通过红色话机传到了国务院。
6月25日上午8时，国务院副总理田纪云从北京打电话给江苏省省长陈焕友，他说，为了保证苏、锡、常地区的工业发展，尽可能减少灾情带来的损失，中央、国务院决定，开启太湖的太浦闸，放水泄洪。
太浦闸建立于1959年，位于太湖东南部。6月26日中午12点，大闸拉开，滔滔太湖水从闸门涌入太浦河，流进黄浦江。
太浦闸从建成以来，第一次由中央调度开闸泄洪。
美丽的苏南在中央、国务院的重点保护下，安然度过了它的危险期。
就在田纪云通知江苏省长陈焕友开太浦闸泄洪的同时，他又给浙江省长葛洪升打了电话，通报国务院的重要决定：26日中午12时，开启太浦闸为太湖泄洪。
人们都知道，这次开闸泄洪，损失最大的将是杭嘉湖平原。葛省长心里清楚，但他还是坚定地回答副总理：“我们坚决执行”。
历史上，江、浙两省一直在水的问题上有些不愉快。这次浙江省委书记李泽民立即表态：“牺牲局部，保证全局！”
杭嘉湖人为这次的开闸泄洪付出了沉重的代价。7月8日，田纪云副总理专程来嘉兴灾区看望群众。面对数万无家可归的杭嘉湖人，副总理掩饰不住自己的情感，拉着群众的手连声道谢。
杭嘉湖人理解中央的决策，中央政府感谢杭嘉湖人的无私配合。
太湖分洪，浙江人做出了巨大牺牲，上海郊县也受损不小。为了加速太湖水的泄洪，国家防汛总指挥部决定炸开上海郊县的红旗塘坝和钱盛荡。
中南海内，中国高层领导的心又提了上来。
上海，中国第一商业重地，炸坝稍有不测，后果不堪设想。
田纪云让水利部长杨振怀就关于炸坝问题作了详细的汇报，从撤离群众、炸坝细节、水流量及群众住食安排等等，要求丝毫不能马虎。
中央、国务院领导们决定，炸坝前后，亲自飞往上海炸坝现场视察。同时要求水利部部分领导，“防总”办公室的部分领导一同下去，现场指挥。
7月5日下午4点。田纪云飞抵申城。刚下飞机，便向黄菊市长询问灾情。小汽车只在市政府门前稍作停留，便飞速驰向青浦县的莲盛乡。
此时，正是上海市民吃晚饭的时候。
22点30分，田纪云和杨振怀的汽车驰往市区，就了解的灾情，又在市政府办公室开会商讨具体对策。
第二天早晨5点多钟，国家领导的车在朦胧中再一次发动，他们去了太浦闸。
7月8日，钱盛荡圩坝被炸，太湖流域的灾情得到一定程度的缓解。大上海丝毫无损。7月9日，国家主席江泽民抵达上海。一种特别的情感使他坚持要去钱盛荡看望那里的群众。刚下车，林家草村的村民们就围了上来，看着满身泥泞的群众，江泽民主席用上海话对大家说：“你们……很了不起”。
1991年7月15日，北京。清晨4点，晚睡的人们还没从睡梦中醒来，国家防汛总指挥办公室内却显得忙乱不堪。人们面呈疲惫、焦虑之色。房间的一角是许多饭盒，没有洗，凌乱地摆放着，另一角放着一张单人折叠钢丝床，上面睡着一个七八岁的女孩，睡得很甜很浓，她的爸爸妈妈都在这里值班。
国务院副秘书长李昌安坐镇“防总”值班室，在他身边的是水利部副部长张春园、王守强、周文智，一个头发有些斑白的水利专家正在翻阅报上的灾情资料。
十几部电话不停地响着，有的是值班人员接，有的是他们亲自去接，全是告急求援电波：扬州告急！滁河告急！长江告急！白的、黑白、黄的……不同颜色的电话是不同地区的灾情专线。
国务院副秘书长李昌安，心情沉重地拿起红色话筒，拨通了号码。
新的灾情迅速传到了中南海。
一个简短的碰头会在中南海召开。
6点。红机铃声响了。值班员连忙拿起电话，李昌安接过电话，所有人的目光紧张地望着他。电话是国务院秘书长罗干打来的，针对“防总”办公室给国务院的灾情报告和防汛措施提出几条修改意见。
罗干的语调急促、果断。
防汛办公室的两位主任立即根据国务院的意见修改报告。
9点40分，水利部部长杨振怀正在召开汛情汇报、分析会。值班室的同志请他去接电话，2分钟后，他匆匆回到会场，宣布散会。
10点左右，“防总”办公室的所有负责同志都知道：一会儿中央领导要来。
10点20分，一辆小车驰进水利部院内，走下车的是国务院副总理田纪云，他径直来到会议室，没有寒暄，只和几位同志低声交谈了几句，就对着一张卫星云图仔细看起来，“防总”的一位副主任时不时作些解说。副总理的表情一直很严肃。
10点40分，李鹏总理跨进了“防总”办公室的大门，随同来的还有秘书长罗干。
李鹏总理的出现使在场的人感到一些意外，总理此刻应是在中东六国访问，怎么会出现在防汛办公室？
中国的水灾使李鹏总理匆匆结束访问，于当天上午赶回北京。他的脸上带有一丝疲惫。他默默地看着墙上挂的灾情图表，心情很沉重。
他指示杨振怀及“防总”办公室的几位负责同志向他全面汇报各地灾情和抗洪工作措施。
杨振怀急促地讲述着，李鹏总理不时打断他的话，问些具体的问题。他首先问道：“安徽灾民有吃的吗？”
1991年我国多灾并发，灾期长，灾害发生地域集中，经济损失比建国以来任何一年都重，是个大灾年。1991年5月中旬至8月，特大洪灾普临中华，受灾面积波及安徽、江苏以及湖北、河南、湖南、四川、浙江、贵州、上海、广西、陕西等18个省、市自治区，以江淮地区受害最大。
不祥的先兆
历史刚刚跨入90年代，各种灾难也悄悄地向我们逼来。
1991年，海湾战争炮火已经停息，但是科威特油井燃烧后的又浓又黑的烟雾却留在了大气层中。
这一年，正是中国人民传统的羊年，五谷丰登，社会安定，人民对新的一年又多一分期待与盼望。然而，谁也没有想到，大自然竟不宣而战，一场罕见的世纪性的大水灾马上就要降临了。
每次大的自然灾害来临前都有征兆，只是人类很难准确判断与把握。
1991年5月20日，日本气象厅发布一则新闻：从太平洋附近的中部到秘鲁海面，海水温度上升，已有明显的“厄尔尼诺现象”特征。
日本气象厅不无忧虑地警告国人：“厄尔尼诺现象一旦发生，日本的天气将会受太平洋气压的骤然变化而好坏难定。”
“厄尔尼诺现象”是一种奇异的太平洋海洋带水面增暖现象，是由于太平洋赤道带大范围内海洋和大气相互作用失衡后而产生的。它的最基本特征是太平洋沿岸的海面升高，海水水位上涨，并有一股暖流向南移动，使太平洋东部的冷水域变暖，结果引起海啸、暴风和骤雨，造成一些地区干旱，个别地方洪水成灾。
果然，在日本气象厅发出警告不到20天，太平洋赤道附近的海面水温已高出上年0.5摄氏度，秘鲁海面的水温陡增2度。“厄尔尼诺”这个怪物基本上生成了。
其实，早在1990年，中国科学院上海天文台副研究员郑大伟，已在享有国际声誉的杂志《自然》上率先提出：根据预测，在1990年至1991年间，地球上将再次发生“厄尔尼诺现象”，这是自1900年以来的第33次。从赤道海洋温度增暖这一点上来说，这一次的“厄尔尼诺现象”将明显地强于上一次。
郑大伟的预测有极强的科学依据，令人信服。他长年研究地球自转与海洋温度变化的关系，发现每次“厄尔尼诺现象”的发生，都是在地球自转年际速率变化由加速变成减速之后。而当时，地球正开始进入这种变化阶段。
郑大伟的预测立即引起国际上的关注，人们一边研究他的论文，一边密切注视全球气候的种种变化。研究人员的心情越来越沉重，到1991年6月，他们不得不承认：“厄尔尼诺”灾难即将降临地球。
其实，这时候，“厄尔尼诺现象”前期的破坏性已在许多国家表现出来了，种种迹象表明承受这一次灾难的将是亚洲地区。
中国。国家气象中心。所有的工作人员已记不起，从哪天开始，他们就一直被紧张的、压抑的气氛所笼罩。“厄尔尼诺现象”就要出现这一点几乎是肯定无疑的，可是，这种现象带来的灾难有两种：大干旱和大洪涝。在中国，假如在1991年发生灾难，那么，是干旱还是洪涝？
历史上，美洲曾出现过一次大面积的“厄尔尼诺现象”，人们在防不胜防之中，对灾害的性质估计错了，结果，南美的许多国家受到沉重的打击。
气象中心5楼200多平方米大的会议室，无数次的分析、研究会议在这里举行。所有的气象资料被找出来。据资料分析，以往在中国发生的“厄尔尼诺现象”往往是长江中下游地区，气候特征多为阴雨不断而形成洪涝，少数时候是东北洪涝，南部干旱。为此，人们推测：这次灾难地点将是长江中下游地区，表现形式是洪涝！
一系列的国际性资料表明，海湾战争的烟雾使海湾地区气温明显下降，对亚洲东部的影响是降雨量增加。又是一项推测：中国要闹水灾！
与此同时，中国四大气象基地同时探测到侵袭亚洲的冷暖空气今年特别活跃，两种气流将在江淮地区交汇而且很可能稳定在那儿，这样，必然会使这一地区雨季提前且持续时间长。科学探测，今年，江淮地区有特大水灾！
各种预测终于被提前到来的雨季证实了。
广州的5月，是市民们心烦意乱的时候，连绵不断的梅雨给他们的生活带来了不少麻烦，喧闹的夜市只剩下霓虹灯在雨中无声地闪烁着。按往年，这时正是江淮地区最美的季节，春意荡尽了人们内心由严冬引起的怨气，准备去享受春夏换季的喜悦。突然，一场大雨临空而下，天气变冷，并且从此以后，再也没能如人所愿。国家气象部门发出紧急通报：江淮地区的梅雨季节提前到来，各有关部门要严密注意天气变化。
出乎人们的预料，早到的梅雨势头越来越猛。5月19日至26日，淮河流域出现了雷雨、大风和冰雹，冬小麦几乎全部倒伏；6月2日到20日，江淮地区普降大暴雨，淮河、太湖水位猛涨；6月29日至7月初，各地河流水量几乎都超越警戒线。
中国历史上百年罕见的特大洪灾终于发生了。
中国多灾并发，全球震惊
1991年在中国自然灾害史上留下了沉重而豪壮的一笔。
据1992年3月3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发布的1991年灾害核定情况表明：
“1991年我国多灾并发，灾期长，灾害发生地域集中，经济损失比建国以来任何一年都重，是个大灾年。全国农作物受灾面积8.3亿亩，其中成灾面积4.1亿亩，绝收面积8400多万亩；全国有4亿多人口受灾害影响，其中成灾2.8亿人，死亡7300多人，紧急转移安置1300多万人，倒塌房屋581万间，损坏1122万间。连同工矿企业、交通、通讯、学校等各方面遭到的破坏，直接经济损失1215亿元人民币。受灾最重的是安徽、江苏两省，其次是湖北、河南、四川、山西、陕西以及黑龙江、吉林、贵州、浙江、广东等省区的部分地区。”
“洪涝灾害――全国有3.6亿亩农作物遭受洪涝灾害，其中成灾面积2.1亿亩，绝收4827万亩；因灾死亡5113人；倒塌房屋498万间；造成直接经济损失779亿元人民币。受灾最重的安徽、江苏两省农作物受灾面积14497万亩，占两省播种面积的60.4%，成灾面积10092万亩，占播种面积的42%，绝收面积2771万亩，占播种面积的11.5%；两省倒房349万间，占全国水灾倒房的70%；经济损失484亿元，占全国水灾损失的62%。”
“旱灾――1991年的旱灾重于常年。全国农作物受灾面积3.7亿亩，其中成灾面积1.5亿亩，绝收面积300多万亩；有1000多万人，近2000万头大牲畜饮水发生困难。此外，秋冬播期间有2.3亿亩耕地墒情不好，其中有数百万亩因旱没种上，3000多万亩没出苗，5000多万亩缺苗断垄。一、二类苗与上年相比下降15%。受旱最重的河南、山西、陕西等省伏、秋、冬三季连旱。河南省最大受旱面积达7100万亩，不少中小河流断流，小型水库、塘、池干涸，有427万人，118万头大牲畜饮水发生困难。旱情之重为建国以来所罕见。”
安徽洪灾之夏，险象环生
1991年5月下旬，热气刚刚拂临南国上空，蓄积的乌云，伴随着狂风，夹杂着闪电，以万顷奔流之势，肆虐着秀美的南国。
5月下旬，安徽省阜阳地区首先蒙受了暴风雨无情的洗礼。从5月上旬至6月初，全地区11个县（市）累计降雨量达100多毫米，灾情严重的亳州市降雨量达275毫米。数百万亩麦田里的麦子出现烂根、烂杆现象。而那些已挂穗成熟的麦子，麦粒已由黄色变成了黑色，大面积地倒伏在田地里。
阜阳水灾以雷鸣和闪电拉开了安徽特大洪灾的帷幕。
5月中旬至7月中旬，安徽省普降大雨、暴雨，局部地区多次遭特大暴雨袭击。6月底以后，从淮北到江南又一次普降大到暴雨和特大暴雨，安徽灾上加灾，险象环生！
雨情：汛期提前，全省性的暴雨一场接一场，量大面广，仅7月上旬降雨量与常年同期相比，沿淮至沿江多5倍，其中佛子岭水库上游多8倍。1991年，安徽汛期比常年提前了一个月，比历史上旱梅的1956、1971和1989年提前半个月。从5月18日至7月15日，全省72个县、市中，降水量在600至800毫米的有16个，800至1000毫米的33个，1000至1500毫米的有11个，黄山太平区达到1500毫米以上。如此规模的暴雨横行两个月，江、河、湖、库水位骤升，全线告急！
汛情：长江全线超警戒水位，红灯长明。淮河先后于6月12日至6月29日，形成两次特大洪峰，沿淮22个行蓄洪区有16个行洪蓄洪，其余6个也严重内涝，几近危急。沿淮许多湖泊洼地内水接近或超过历史最高水位，沿淮两岸数百华里，一片汪洋！滁河在一个月内三次超过历史最高水位，先后两次启用4个蓄洪区和4个生产圩区。由于干流洪水的顶托，内河、内湖和低洼地带大面积严重内涝，造成内涝大于洪水的严峻局势。
灾情：安徽绝大部分地区灾上加灾，损失惨重，超过建国以来任何一年。据7月20日各地上报统计，全省受灾人口4400万人，其中重灾民1373万人，特重灾民1458.9万人；有38个县（市）地区进水，有43779个村庄，892万人被水围困，492万人被迫转移。因灾死亡556人，受伤13018人。死亡大牲畜13890头，倒塌房屋156.68万间，损害房屋225.1万间。全省夏秋两季作物受灾面积达7536.77万亩，其中成灾6544万亩，绝收2393万亩，当时预计全年粮食减少140亿公斤（夏季减产43.5亿公斤，秋季减产96.5亿公斤），油料减产900万担，棉花减产160万担，农业直接经济损失达146亿元。
后果：水灾给安徽农业、商业交通等各行各业带来的危害都是十分严重的。全省县以上工业企业，先后被迫停产半停产的有2120个。乡镇企业因水灾处于停产半停产状态的17000个。水毁公路222条，冲毁公路1693公里，停开省内外班车8544个班次。铁路有15处被水封锁或冲毁。通讯线路中断1300公里。工交战线直接损失40.8亿元（其中乡镇企业损失14.3亿元）。据统计，全省工交战线经济损失105.8亿元；商业、粮食、供销等流通行业的商品、物质和固定资产等直接经济损失8.34亿元。全省有2000多所医院、2万多所学校，以及文化、广播电视、出版等事业部门的房屋和基础设施遭到严重毁坏，直接经济损失15.2亿元。
1991年，安徽洪灾之夏，险象环生！
江苏水祸之夏，浊浪排空
5月中旬，大自然发生了一个极不寻常的信号：江苏遇到了20年一次的旱梅现象，不期而至的梅雨季节带来了大量雨水，已收割到手的小麦沉浸在雨水中，农民眼睁睁地看着小麦由金黄色变成黑灰色。心急火燎的农民甚至打开了自家的电风扇，欲将受潮的麦子吹干。
不寻常的开始孕育的不寻常的过程。
从6月底到7月上旬，江苏里下河地区再次进入警戒状态。在普降了三四百毫米的雨水后，河湖水位猛涨。扬州、盐城、淮阴三地，共计有50多万户的居民住宅进水，1000多家企业被迫停产。在里下河地区的“锅底洼”兴化市区，洪水冲垮了鱼塘，鱼儿堂而皇之地在水浸的街道、院子里“舞而蹈之”，游来游去，而街上踏水的行人也不时地用塑料网兜抓一两条活鱼。
在苏南的一些企业中，雨水冲进了厂区，肆无忌惮地覆没了机器。在镇江市的一家工厂食堂中，两位正在厨房忙着做饭的师傅被突然发生的山体滑坡埋入土中……
到6月下旬时，江苏洪灾已持续了一个多月。山洪暴发、内河水位猛涨、农田汪洋如海、城区水光一片，数十万间房屋倒塌，七八千家工厂被淹，百余人伤亡！
滔滔洪水冲击了18个省市
1991年5月中旬至8月，特大洪灾普临中华，受灾面积波及安徽、江苏以及湖北、河南、湖南、四川、浙江、贵州、上海、广西、陕西等18个省、市自治区，以江淮地区受害最大。
这次特大洪灾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是雨期提前，降雨量大而集中，洪水来势猛，持续时间长。淮河流域和长江中下游地区，从5月下旬到7月中旬长时间、大范围连降暴雨，降雨量最高的地方达1600多毫米，比常年多2！5倍，致使江、河、湖、水库的水位猛涨，形成洪水和大面积内涝。淮河发生了建国以来仅次于1954年的大洪水；太湖7月中旬水位比1954年最高水位还高0.14米；滁河接连两次发生有资料记载以来的最大洪水；湖北省一些河流也发生了建国以来的最大洪水；松花江出现了建国以来仅次于1954年的大洪水。
二是水灾发生在夏粮收获和秋粮播种的关键时期，造成两季作物大面积减收。
三是重灾区过分集中。安徽、江苏两省受灾人口占两省总人口的70%；农作物受灾面积占播种面积的60%以上；工业，特别是乡镇企业，损失也极为严重。
四是从全国来看，长江干流、黄河、珠江、海河、辽河等大江大河未发生大洪灾，所以灾害还是局部的，但由于洪灾发生在人口密集、经济发达的地区，所造成的损失是十分严重的。
请看记者们亲身记录的灾害情景：
安徽：“6月15日上午8时，地处淮河上游的安徽省阜南县王家坝闸开闸蓄洪……大部分农民都只是人和大牲口转移到安全地带，其他家产一件也没带出，无钱、无粮、无房屋。而一些撤到蓄洪区内庄台上的农民则生活更为艰难；每天一顿，至多二顿的清水煮小麦，有的小麦已经发芽。而喝的只能是发浑的洪水。”
江苏：“从6月30日开始，新一轮暴雨又降落到江苏太湖流域，受灾最重的是无锡市，这个市的青阳地区，两天之内降雨量接近290毫米，30万亩农田被淹，菜田、果园、鱼塘被淹，市内600多家工厂进水，许多家庭积水严重，居民被迫撤至高层楼房内，而水面上不时飘过几件日常小用品。”
上海：“‘水稻半条命，棉花像只钉，西瓜剩根藤，葡萄剩根茎，蔬菜变淡季，桃树一身轻’。这是在上海郊区遭受暴雨侵蚀后，农民对眼前景物的真实描述。”
贵州：“进入6月以后，贵州省有半数以上的县市普降暴雨，100多万人受灾，5000多间房屋倒塌。更为可怕的是山区突然发生的山体滑坡，据统计，全省有二三十人被山体滑坡所掩埋。有一位邮递员送信到一山村，刚走到村前突然看见山体滑坡发生了，当他刚转身要逃命时，大量的泥石无情地把他罩住了……”
广西、陕西：“同是在6月上旬，地处大西南的广西和大西北的陕西同时遭受特大暴雨袭击。广西的钦州、河池等地的部分地区降雨量达600毫米，冲倒房屋5000多间，造成30多人死亡，60多万亩农田受灾。而在陕西，降暴雨之外，冰雹也同时不期而至，100多万亩农田受灾。”
第二节 中央紧急总动员风雨同舟卫家园
中南海情系灾民！“总书记来了！”朴实的灾民一边口中念叨，一边拥了过来。“有困难就找民政部门”，这是中国老百姓的一句口头禅，话中包含着信任也包含着依赖。绿色的身影，伟岸的身躯，筑起一道人民子弟兵的血肉长城！
李鹏命令：立即对淮河流域的降雨量作出预报
大雨不停地下！
灾情快速升级！
国家防汛总指挥部办公室内，电话铃声响成一片。
指挥部设在宣武区白广路水利部院内，它是党中央国务院指挥抗洪决策的总参谋部，也是指挥全国防汛工作的中枢神经。
6月14日，“防总”办公室。人们表情严肃，来去匆匆，气氛极其紧张。洪水带来的第一个险情即将发生！
电话铃响个不停，淮河水情处一小时报一次水情：水位上涨！降雨量增大，水位继续上涨！水位超过最后一道安全线……
21点，人们极不愿意接受的事发生了，电波告急：王家坝水位高达28.7米，超出运用蒙洼分洪区分洪的规定水位。也就是说，洪水量已超出淮河大堤的承受能力，险情千钧一发。
一直守候在电话机旁的国家“防总”、水利部领导和一批防洪专家紧急磋商，65岁的高级工程师张福义率先提出意见：尽早实施蒙洼分洪！其他专家一致赞同，建议：马上分洪！
当时，雨大夜黑，蒙洼与周围区域相比，地势呈“锅底”形状，这“锅底”里还有1万多的群众，1万多条生命，马上分洪，他们怎么办？夜黑人多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全部撤出；不马上分洪，淮河决堤，数千万人家性命难保，后果难以想象。
水利部的最高官员杨振怀部长拿起了红色话机的话筒，他要请示中央、国务院。
红色话机是“防总”办公室通中南海的专线。
此时，李鹏总理正在安徽灾区。
电话传到中南海，中南海内所有的领导人都在担心。电话又转给了远在千里之外的李鹏总理。
总理听了汇报，知道自己最担心的事发生了。他看看身边的其他人，没有人说话。考虑了一会儿，他转身对秘书说，立即给国家气象局打电话，要他们在最短的时间内对淮河流域15日的降雨量作出预报。
20点，国家气象局副局长骆继宾向总理汇报：明天也即15日淮河上游降雨将减弱。李鹏总理要秘书立即把这个报告转给“防总”办公室。他知道此刻分洪，必然会有不小的生命代价，天黑雨大时间紧迫，工作做得再完善也会有疏忽的。
总理期望：如果有可能挨到天亮再分洪的话，群众就有时间完全转移了。
15日零时30分，“防总”办公室开了一个三分钟的紧急商讨会，在降雨减弱和全力保证分洪区群众生命安全的条件下，他们决定把分洪时间推迟几小时到15日早晨8时。
国务院收到了这个推迟分洪的决定。李鹏总理接到转来的电话后，他接近话机，嘱咐杨振怀部长，要有详细的撤离方案，保证灾区群众的安全。临挂机前，他又补充说：“要安排好撤离群众的吃饭和住宿”。
凌晨5点多钟，蒙洼的最后一个群众撤出来了。撤离完毕的消息从安徽传到“防总”办公室，又传到了国务院。“防总”办公室正式下达分洪命令。
15日上午8点整，王家坝大闸缓缓吊起，蒙洼顿时一片汪洋。
一万多条生命，安然无恙。
淮河大坝保住了！可与此同时，无锡告急！苏州告急！常州告急！
以勤劳、智慧、富有而闻名的苏、锡、常人民面对汹涌的洪水，他们几乎束手无策了。太湖水位猛涨，圩坝多处被冲决，挡洪墙也在摇晃。“金三角”岌岌可危。
告急电波再一次通过红色话机传到了国务院。
6月25日上午8时，国务院副总理田纪云从北京打电话给江苏省省长陈焕友，他说，为了保证苏、锡、常地区的工业发展，尽可能减少灾情带来的损失，中央、国务院决定，开启太湖的太浦闸，放水泄洪。
太浦闸建立于1959年，位于太湖东南部。6月26日中午12点，大闸拉开，滔滔太湖水从闸门涌入太浦河，流进黄浦江。
太浦闸从建成以来，第一次由中央调度开闸泄洪。
美丽的苏南在中央、国务院的重点保护下，安然度过了它的危险期。
就在田纪云通知江苏省长陈焕友开太浦闸泄洪的同时，他又给浙江省长葛洪升打了电话，通报国务院的重要决定：26日中午12时，开启太浦闸为太湖泄洪。
人们都知道，这次开闸泄洪，损失最大的将是杭嘉湖平原。葛省长心里清楚，但他还是坚定地回答副总理：“我们坚决执行”。
历史上，江、浙两省一直在水的问题上有些不愉快。这次浙江省委书记李泽民立即表态：“牺牲局部，保证全局！”
杭嘉湖人为这次的开闸泄洪付出了沉重的代价。7月8日，田纪云副总理专程来嘉兴灾区看望群众。面对数万无家可归的杭嘉湖人，副总理掩饰不住自己的情感，拉着群众的手连声道谢。
杭嘉湖人理解中央的决策，中央政府感谢杭嘉湖人的无私配合。
太湖分洪，浙江人做出了巨大牺牲，上海郊县也受损不小。为了加速太湖水的泄洪，国家防汛总指挥部决定炸开上海郊县的红旗塘坝和钱盛荡。
中南海内，中国高层领导的心又提了上来。
上海，中国第一商业重地，炸坝稍有不测，后果不堪设想。
田纪云让水利部长杨振怀就关于炸坝问题作了详细的汇报，从撤离群众、炸坝细节、水流量及群众住食安排等等，要求丝毫不能马虎。
中央、国务院领导们决定，炸坝前后，亲自飞往上海炸坝现场视察。同时要求水利部部分领导，“防总”办公室的部分领导一同下去，现场指挥。
7月5日下午4点。田纪云飞抵申城。刚下飞机，便向黄菊市长询问灾情。小汽车只在市政府门前稍作停留，便飞速驰向青浦县的莲盛乡。
此时，正是上海市民吃晚饭的时候。
22点30分，田纪云和杨振怀的汽车驰往市区，就了解的灾情，又在市政府办公室开会商讨具体对策。
第二天早晨5点多钟，国家领导的车在朦胧中再一次发动，他们去了太浦闸。
7月8日，钱盛荡圩坝被炸，太湖流域的灾情得到一定程度的缓解。大上海丝毫无损。7月9日，国家主席江泽民抵达上海。一种特别的情感使他坚持要去钱盛荡看望那里的群众。刚下车，林家草村的村民们就围了上来，看着满身泥泞的群众，江泽民主席用上海话对大家说：“你们……很了不起”。
1991年7月15日，北京。清晨4点，晚睡的人们还没从睡梦中醒来，国家防汛总指挥办公室内却显得忙乱不堪。人们面呈疲惫、焦虑之色。房间的一角是许多饭盒，没有洗，凌乱地摆放着，另一角放着一张单人折叠钢丝床，上面睡着一个七八岁的女孩，睡得很甜很浓，她的爸爸妈妈都在这里值班。
国务院副秘书长李昌安坐镇“防总”值班室，在他身边的是水利部副部长张春园、王守强、周文智，一个头发有些斑白的水利专家正在翻阅报上的灾情资料。
十几部电话不停地响着，有的是值班人员接，有的是他们亲自去接，全是告急求援电波：扬州告急！滁河告急！长江告急！白的、黑白、黄的……不同颜色的电话是不同地区的灾情专线。
国务院副秘书长李昌安，心情沉重地拿起红色话筒，拨通了号码。
新的灾情迅速传到了中南海。
一个简短的碰头会在中南海召开。
6点。红机铃声响了。值班员连忙拿起电话，李昌安接过电话，所有人的目光紧张地望着他。电话是国务院秘书长罗干打来的，针对“防总”办公室给国务院的灾情报告和防汛措施提出几条修改意见。
罗干的语调急促、果断。
防汛办公室的两位主任立即根据国务院的意见修改报告。
9点40分，水利部部长杨振怀正在召开汛情汇报、分析会。值班室的同志请他去接电话，2分钟后，他匆匆回到会场，宣布散会。
10点左右，“防总”办公室的所有负责同志都知道：一会儿中央领导要来。
10点20分，一辆小车驰进水利部院内，走下车的是国务院副总理田纪云，他径直来到会议室，没有寒暄，只和几位同志低声交谈了几句，就对着一张卫星云图仔细看起来，“防总”的一位副主任时不时作些解说。副总理的表情一直很严肃。
10点40分，李鹏总理跨进了“防总”办公室的大门，随同来的还有秘书长罗干。
李鹏总理的出现使在场的人感到一些意外，总理此刻应是在中东六国访问，怎么会出现在防汛办公室？
中国的水灾使李鹏总理匆匆结束访问，于当天上午赶回北京。他的脸上带有一丝疲惫。他默默地看着墙上挂的灾情图表，心情很沉重。
他指示杨振怀及“防总”办公室的几位负责同志向他全面汇报各地灾情和抗洪工作措施。
杨振怀急促地讲述着，李鹏总理不时打断他的话，问些具体的问题。他首先问道：“安徽灾民有吃的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