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9章 抒写高峡出平湖！宣告神女确无恙(6)
3月30日，人代会继续召开。今天是主席团会议，由万里委员长主持，陈慕华作关于兴建长江三峡工程议案的审查报告。
陈慕华是1991年考察三峡工程的全国人大常委会三峡工程考察组组长，她是赞成三峡工程的。她的报告之后，万里开始征求到会的主席团成员对陈慕华报告的意见。
发言的人很多，话说得也很客观，没有看脸色行事之嫌。
万里饶有兴趣地听着发言。最后，他强调以个人名义而不是以会议主持人名义作了总结。他说，国务院经过40年论证，认为兴建三峡利大于弊。当然，同意兴建不等于马上就建，只是批准国务院列入十年规划之中。
主席团进行表决，那天应到144人，可实到114人。缺的人数不多，符合法律程序，可以进行表决。表决结果：赞成票90人，反对票2人。三峡工程议案获本次会议主席团正式通过。
4月2日，三峡工程最后表决的前一天，反对意见还频频出现在各省代表团的《简报》中。
甘肃两位代表提出，三峡整个工程需要15年，投资570亿元，这对我国来说，是个巨大数字。我们认为目前当务之急是对中西部的经济基础增加投入，创造发展的条件。
河南一位女代表提出，三峡工程重要，黄河小浪底工程也很重要，小浪底工程的移民平均每人只有1万元，而三峡移民73万人，费用却高达185亿元，移民标准差别太大。
4月3日下午，3点20分，历史性的时刻到了。三峡工程是否能被代表们通过就看此时。下午的会也是整个会议的闭幕式，本来应该是轻松愉快的，可当时气氛异常紧张。
许多记者开始往台湾代表团那里凑。
所有的代表都绷紧了弦，手心开始出汗。
主席台上的领导同志面部都表现出严肃的神情。
3点21分，主持大会的万里委员长宣布：“现在开始表决《三峡决议》。”
有的代表手早已放在表决器上，正准备按键钮；有的犹犹豫豫地正在抽手；有的动也没动，眼睛紧盯着表决器，在思索着。
正在这时，台湾代表黄顺兴突然站起来喊着：“主席，我要求发言。”
紧张的会场顿时变得一片哗然。
代表们不自觉地停止了表决，所有眼光集中到黄顺兴身上。
黄顺兴的举止是代表们意料中的。
大会开始前，黄顺兴曾坐在休息厅里的桌子旁向中外新闻界散发了一份《关于三峡工程议案表决方式的动议》。
许多代表看到了这份《动议》，其中说到，国务院处理建设工程，无须提交人代会审议。还说到，虽然代表们努力认真地审议过，但审议时间短，反面资料发表不充分，未知因素太多，难对工程的利弊有深入、正确的认识，因此应将本案作重大议案处理，应有三分之二以上代表赞成才能通过。
黄顺兴的“动议”风一放出来，他便再次成为新闻媒介关注的焦点。现在，闭幕式上，他突然又站起来要求发言，大家不免在心里猜测不知他又要说什么。
片刻的喧哗之后便是极其的安静，所有代表的目光转到主席台万里身上。
万里的脸对着台湾代表团的方向，不紧不慢地说：“大会没有安排发言程序。”转而向全体代表，“请代表们继续表决！”
代表们的手重新放到桌面上，可又发生了一件事：
台湾代表、紫金山天文台研究员刘彩品站起身来，退席而去，一批记者尾随他而去。紧接着黄顺兴起身，在人们的目光中走出会堂。
表决还在继续，代表们像什么事也没发生似的，认真地、庄严地按下了三个表决键中的一个。
主席台两侧巨大的电子显示器将要显示表决结果。此刻，代表们的表决基本结束，他们正焦急地盯着显示器的荧屏。决定三峡工程命运的时刻到了，几十年的论战即将结束。代表们的心提到了嗓子眼。
表决结果终于出来了，表决器屏幕显示：
赞成：1767票
反对：177票
弃权：664票
未按：25票
赞成票刚刚超过三分之二！
万里宣布：“赞成票超过半数，《三峡决议》通过！”
说到“通过”二字，万里提高了嗓门，语调中掩饰不住一种兴奋。
全场响起了热烈的掌声。
掌声持续了很长时间。代表们知道，三峡工程终于走完了它漫长的法律程序，虽然步履艰难，但力量难以阻挡。
所有的人几乎都站了起来，包括主席台上的领导同志。反对派的激动也不亚于主上派，毕竟，三峡工程经过73年的论证，得出了结果。一个工程，一个世纪，这是人类文明史上从未有过的事情。
第一节 三峡决议争论不休三代伟人梦想成真（2）
邹家华被请进四川代表团
北京，京西宾馆，无数次中央首脑会议在这里开过。“文化大革命”期间，江青、张春桥等中央文革小组的成员们在这里接见过全国各地的造反派，这里成了那场十年灾难的源头。
1992年3月，全国人大七届五次会议，四川代表团便下榻在京西宾馆。
有200多人的四川代表团阵容庞大，仅重庆的34位代表就是青海和宁夏代表的总和。在这次的人大会上，四川代表团再次成为人们瞩目的对象，原因不是阵容而是因为即将审议的三峡工程与四川省休戚相关，三峡工程的祸福就是四川省的祸福。
建还是不建三峡工程，四川代表团的意见举足轻重。中央、国务院曾多次亲临四川作实地考察，向四川省政府了解情况，最后结论是建比不建好。然而，三峡工程异常庞大，许多论证还只是纸上谈兵。一旦建成，是福则恩泽天下；如果是祸，将会殃及后代子孙。尤其是四川省，不说子孙后代，现实的灾难就不堪设想。四川代表团的成员们深感责任重大，没有一个人愿意草率地表决。
果然，人人发现，在上午李鹏报告中提出审议三峡议案之后，四川代表团的大部分同志，变得格外深沉，他们没有作好或不好的表态，而是忙着收集各种有关三峡的材料。
也许是被他们的这种责任心所感染，不少其他省、市代表也主动送资料上门。
四川代表团里最大的组是重庆组，他们的活动地点就在京西宾馆的会议楼第11会议室。凡是下榻在京西宾馆的代表们没有不知道这个房间的。
第11会议室。按照主席团日程安排，第一天下午讨论。重庆组组长、市委书记肖秧拿出一份《统计公报》正要宣读，便被打断了：“其实，这些资料我们可以利用会前会后自行阅读的。”这位代表是个工程师，他要谈三峡工程问题。
所有人表示赞同，还有几天就是决定三峡工程命运的时候了。其他组可以不急，四川省的几个组却等不及了，尤其是重庆组。
李培全，天府可乐集团的。他说，我是卖水的，所以最关心水。现在，主张三峡工程立即上马的人越来越多，我想到的是三峡水库对重庆环境的影响，要是江水受污染，你们就永远喝不到我们的天府可乐了。轻松玩笑之中提出了问题。
雷亨顺，重庆大学教授，快人快语的性格。他说：“我要向大会秘书处提一个意见。李鹏总理要我们审议三峡工程，可是我们凭什么审议？我是参加过教委组织的三峡考察团的，虽然有关部门对于存在的问题有些对策和建议，但是，有的说服得了我，有的说服不了我！”
雷亨顺不明白为什么一直看不到国务院提交的正式议案，他不相信这么大的事情中央不需要认真研究就糊里糊涂地通过。
晚上，京西宾馆有演出，毛阿敏、杭天棋等文艺界名流云集西楼大厅，但名人效应似乎在这里失去吸引力，不是因为代表们不喜欢名人的演出，而是晚饭后，代表们翘首以盼的《国务院关于提请审议兴建长江三峡工程的议案》发放下来了。
重庆组的同志没有一人去看演出，他们逐句地研究李鹏提出的议案。气氛热烈起来。与此同时，几份《科技导报》送到了重庆组，李锐的论文《三峡工程现在不能上马》使刚刚热烈的气氛又冷却了下来。文中的字字句句，使代表们越读心情越沉重。
李锐，论头衔，是中国水利发电工程学会、中国能源研究会顾问；论身份，曾是毛泽东主席的秘书，水利部副部长。他的话人们不能不信，何况文中有理有据，极能说服人。
两个月前，这个李锐曾亲笔上书江泽民总书记，声明三峡工程现在不能上马的观点。李鹏的三峡工程议案和李锐的论文同时摆在代表们面前。房间内空气很沉闷。3月21日，大会第二天，邹家华关于议案说明之后，下午，重庆组又坐在一起讨论了。这一次，拥护三峡工程议案的言论多了起来。
一位公司女经理发言：既然国务院常务会议经过认真讨论，同意建设三峡工程，而且，邹家华对议案又作了那么多有根有据的说明，那么，出于对党中央、国务院的信任，我投赞成票。
还是那位教授，满头银丝却铿然有声：邹家华报告中说的经济上合理，国力可以负担，依据是什么呢？他公布的静态投资570个亿有没有考虑到增值因素呢？我希望专家在论证和中央在审查时应采取更慎重的办法进行分析。
四川维尼纶厂的高级工程师朱裕民说，有资料表明，按1986年末价格计算，静态投资是361个亿，而按1990年末价格计算，投资总额增加到邹家华说的570个亿，照此下去，三峡工程不就成了那种先报小数，争取立项，然后调增的“钓鱼工程”了么？这是我们国家基建项目管理上的老毛病。
持折中态度的一位代表说，主上派提出的“上比不上好”“早上比晚上好”也有道理，我主张应该缓上，让时间来寻求最好的路子。
争论不断，要发言的很多，有些人根本插不上话。然而说来说去，总是上、不上、缓上三种态度，各说各的理，而且这些理大部分都是已经说过了的。
依然是持怀疑态度的人数为多，主上的为少。
就在代表们想不出再有什么论据，讨论快结束的时候，重庆组里闯进了一个人们意想不到的人物，他是重庆市环保局的总工程师，名叫幸治国。
一个非人大代表为何会出现在专供人大代表讨论的会议室里？
原来，重庆组的代表对三峡工程及工程对重庆市的影响实在难以做到心中有数，因此早在3月19日大会预备会的那天，就电传重庆，要求立即派一个重庆方面的专家来京加以说明。
幸治国这个重庆方面的环保专家，已年过半百却日夜兼程，不早不晚地赶到了京西宾馆。
宾馆门卫有严格的进出登记制度，幸治国少的就是代表们胸前挂的红色出席证。巧在重庆特殊钢厂国家级专家钟鑫圆代表因事请假，他的出席证便戴在了幸治国身上，照片上的一丝差异也没被门卫发现。
一辈子公正严明的专家第一次做了这么一件非光明正大的事，幸治国无法像平常那样坦然，可出于对重庆人民和三峡工程认真负责的态度，他不能不来。
对重庆代表们来说，幸治国就是无上的权威。他考虑的不仅是三峡工程也有重庆的得失。
幸治国说：“重庆人民从全局出发，对兴建三峡工程历来是积极支持的。”他提出了一个依据，那就是1985年以后的重庆大中型工程都是严格按照三峡工程200米方案回水高程进行控制的。对这个依据，代表们个个来自重庆，没有不知道的。从他的话里，人们听到了自己的心声，那就是，重庆人并不是反对建三峡工程，最早的150米方案和后来的180米方案都是重庆提出来的。国务院也是在此基础上才确立出最终的175米方案的。
然而，建三峡工程，重庆的好处在哪里？重庆的代表们不能不考虑这个问题。
汽车制造专家全海润说到了点子上：“以我之见，全局上讲，利大于弊；局部上讲，弊大于利。而重庆所面临的恰恰就是这个弊大于利的问题，这个问题所涉及的方方面面，重庆市政府肯定如实地反映上去了，现在问题在于，上面究竟是怎样看待这些意见的？针对这些意见，上面是否制定了有力的对策措施？”
幸治国回答：“就我的工作范围而言，我觉得重庆方面的意见得到了有关上级的充分重视。”他举了好几个例子。
自幸治国到来以后，重庆组内的争论不再像先前那样激烈，但对他的回答仍有不少是持保留意见的。
有人以重庆组的名义拟出了一项议案，准备提交大会。
议案内容从三峡工程对重庆的三大不利影响谈起，即泥沙问题、防洪问题和环境生态问题，并表示在赞成和支持兴建三峡工程的同时，强烈要求国家专题研究与评价三峡工程对重庆的经济和环境影响。
这项议案出现在小组讨论会上，大部分人认为，三大不利影响问题，国务院在各种有关三峡工程的报告中都已提出，不要再去讨论了，该重点讨论的是要求和建议问题。
议案被一条条地修改、讨论、通过，主要是如何解决三峡工程后重庆所能遇到的各种问题。
不知从哪天的讨论开始，代表们的话题由建还是不建三峡工程转到了三峡建成后如何解决重庆问题上了。
建三峡工程，已经成为人们意识中一个不可更改的现实。
《光明日报》刊登的《三峡工程论证始末》中的一句话再一次使重庆代表们心跳。
在报道了三门峡的泥沙淤积，损失惨重之后，文章说：“许多专家非常担心三峡水库也出现同样的问题，泥沙淤积会影响上游航道并使重庆变成死港，甚至会把武汉的洪灾搬到重庆……”
于是乎，重庆组的话题更多了起来，内容也更复杂，说什么的都有。好在这次大会民主气氛浓厚，什么都可以说。
有人提出，以重庆组名义来个紧急建议，建议水利部部长杨振怀到重庆组来，接受代表们的当面咨询。
陈慕华是1991年考察三峡工程的全国人大常委会三峡工程考察组组长，她是赞成三峡工程的。她的报告之后，万里开始征求到会的主席团成员对陈慕华报告的意见。
发言的人很多，话说得也很客观，没有看脸色行事之嫌。
万里饶有兴趣地听着发言。最后，他强调以个人名义而不是以会议主持人名义作了总结。他说，国务院经过40年论证，认为兴建三峡利大于弊。当然，同意兴建不等于马上就建，只是批准国务院列入十年规划之中。
主席团进行表决，那天应到144人，可实到114人。缺的人数不多，符合法律程序，可以进行表决。表决结果：赞成票90人，反对票2人。三峡工程议案获本次会议主席团正式通过。
4月2日，三峡工程最后表决的前一天，反对意见还频频出现在各省代表团的《简报》中。
甘肃两位代表提出，三峡整个工程需要15年，投资570亿元，这对我国来说，是个巨大数字。我们认为目前当务之急是对中西部的经济基础增加投入，创造发展的条件。
河南一位女代表提出，三峡工程重要，黄河小浪底工程也很重要，小浪底工程的移民平均每人只有1万元，而三峡移民73万人，费用却高达185亿元，移民标准差别太大。
4月3日下午，3点20分，历史性的时刻到了。三峡工程是否能被代表们通过就看此时。下午的会也是整个会议的闭幕式，本来应该是轻松愉快的，可当时气氛异常紧张。
许多记者开始往台湾代表团那里凑。
所有的代表都绷紧了弦，手心开始出汗。
主席台上的领导同志面部都表现出严肃的神情。
3点21分，主持大会的万里委员长宣布：“现在开始表决《三峡决议》。”
有的代表手早已放在表决器上，正准备按键钮；有的犹犹豫豫地正在抽手；有的动也没动，眼睛紧盯着表决器，在思索着。
正在这时，台湾代表黄顺兴突然站起来喊着：“主席，我要求发言。”
紧张的会场顿时变得一片哗然。
代表们不自觉地停止了表决，所有眼光集中到黄顺兴身上。
黄顺兴的举止是代表们意料中的。
大会开始前，黄顺兴曾坐在休息厅里的桌子旁向中外新闻界散发了一份《关于三峡工程议案表决方式的动议》。
许多代表看到了这份《动议》，其中说到，国务院处理建设工程，无须提交人代会审议。还说到，虽然代表们努力认真地审议过，但审议时间短，反面资料发表不充分，未知因素太多，难对工程的利弊有深入、正确的认识，因此应将本案作重大议案处理，应有三分之二以上代表赞成才能通过。
黄顺兴的“动议”风一放出来，他便再次成为新闻媒介关注的焦点。现在，闭幕式上，他突然又站起来要求发言，大家不免在心里猜测不知他又要说什么。
片刻的喧哗之后便是极其的安静，所有代表的目光转到主席台万里身上。
万里的脸对着台湾代表团的方向，不紧不慢地说：“大会没有安排发言程序。”转而向全体代表，“请代表们继续表决！”
代表们的手重新放到桌面上，可又发生了一件事：
台湾代表、紫金山天文台研究员刘彩品站起身来，退席而去，一批记者尾随他而去。紧接着黄顺兴起身，在人们的目光中走出会堂。
表决还在继续，代表们像什么事也没发生似的，认真地、庄严地按下了三个表决键中的一个。
主席台两侧巨大的电子显示器将要显示表决结果。此刻，代表们的表决基本结束，他们正焦急地盯着显示器的荧屏。决定三峡工程命运的时刻到了，几十年的论战即将结束。代表们的心提到了嗓子眼。
表决结果终于出来了，表决器屏幕显示：
赞成：1767票
反对：177票
弃权：664票
未按：25票
赞成票刚刚超过三分之二！
万里宣布：“赞成票超过半数，《三峡决议》通过！”
说到“通过”二字，万里提高了嗓门，语调中掩饰不住一种兴奋。
全场响起了热烈的掌声。
掌声持续了很长时间。代表们知道，三峡工程终于走完了它漫长的法律程序，虽然步履艰难，但力量难以阻挡。
所有的人几乎都站了起来，包括主席台上的领导同志。反对派的激动也不亚于主上派，毕竟，三峡工程经过73年的论证，得出了结果。一个工程，一个世纪，这是人类文明史上从未有过的事情。
第一节 三峡决议争论不休三代伟人梦想成真（2）
邹家华被请进四川代表团
北京，京西宾馆，无数次中央首脑会议在这里开过。“文化大革命”期间，江青、张春桥等中央文革小组的成员们在这里接见过全国各地的造反派，这里成了那场十年灾难的源头。
1992年3月，全国人大七届五次会议，四川代表团便下榻在京西宾馆。
有200多人的四川代表团阵容庞大，仅重庆的34位代表就是青海和宁夏代表的总和。在这次的人大会上，四川代表团再次成为人们瞩目的对象，原因不是阵容而是因为即将审议的三峡工程与四川省休戚相关，三峡工程的祸福就是四川省的祸福。
建还是不建三峡工程，四川代表团的意见举足轻重。中央、国务院曾多次亲临四川作实地考察，向四川省政府了解情况，最后结论是建比不建好。然而，三峡工程异常庞大，许多论证还只是纸上谈兵。一旦建成，是福则恩泽天下；如果是祸，将会殃及后代子孙。尤其是四川省，不说子孙后代，现实的灾难就不堪设想。四川代表团的成员们深感责任重大，没有一个人愿意草率地表决。
果然，人人发现，在上午李鹏报告中提出审议三峡议案之后，四川代表团的大部分同志，变得格外深沉，他们没有作好或不好的表态，而是忙着收集各种有关三峡的材料。
也许是被他们的这种责任心所感染，不少其他省、市代表也主动送资料上门。
四川代表团里最大的组是重庆组，他们的活动地点就在京西宾馆的会议楼第11会议室。凡是下榻在京西宾馆的代表们没有不知道这个房间的。
第11会议室。按照主席团日程安排，第一天下午讨论。重庆组组长、市委书记肖秧拿出一份《统计公报》正要宣读，便被打断了：“其实，这些资料我们可以利用会前会后自行阅读的。”这位代表是个工程师，他要谈三峡工程问题。
所有人表示赞同，还有几天就是决定三峡工程命运的时候了。其他组可以不急，四川省的几个组却等不及了，尤其是重庆组。
李培全，天府可乐集团的。他说，我是卖水的，所以最关心水。现在，主张三峡工程立即上马的人越来越多，我想到的是三峡水库对重庆环境的影响，要是江水受污染，你们就永远喝不到我们的天府可乐了。轻松玩笑之中提出了问题。
雷亨顺，重庆大学教授，快人快语的性格。他说：“我要向大会秘书处提一个意见。李鹏总理要我们审议三峡工程，可是我们凭什么审议？我是参加过教委组织的三峡考察团的，虽然有关部门对于存在的问题有些对策和建议，但是，有的说服得了我，有的说服不了我！”
雷亨顺不明白为什么一直看不到国务院提交的正式议案，他不相信这么大的事情中央不需要认真研究就糊里糊涂地通过。
晚上，京西宾馆有演出，毛阿敏、杭天棋等文艺界名流云集西楼大厅，但名人效应似乎在这里失去吸引力，不是因为代表们不喜欢名人的演出，而是晚饭后，代表们翘首以盼的《国务院关于提请审议兴建长江三峡工程的议案》发放下来了。
重庆组的同志没有一人去看演出，他们逐句地研究李鹏提出的议案。气氛热烈起来。与此同时，几份《科技导报》送到了重庆组，李锐的论文《三峡工程现在不能上马》使刚刚热烈的气氛又冷却了下来。文中的字字句句，使代表们越读心情越沉重。
李锐，论头衔，是中国水利发电工程学会、中国能源研究会顾问；论身份，曾是毛泽东主席的秘书，水利部副部长。他的话人们不能不信，何况文中有理有据，极能说服人。
两个月前，这个李锐曾亲笔上书江泽民总书记，声明三峡工程现在不能上马的观点。李鹏的三峡工程议案和李锐的论文同时摆在代表们面前。房间内空气很沉闷。3月21日，大会第二天，邹家华关于议案说明之后，下午，重庆组又坐在一起讨论了。这一次，拥护三峡工程议案的言论多了起来。
一位公司女经理发言：既然国务院常务会议经过认真讨论，同意建设三峡工程，而且，邹家华对议案又作了那么多有根有据的说明，那么，出于对党中央、国务院的信任，我投赞成票。
还是那位教授，满头银丝却铿然有声：邹家华报告中说的经济上合理，国力可以负担，依据是什么呢？他公布的静态投资570个亿有没有考虑到增值因素呢？我希望专家在论证和中央在审查时应采取更慎重的办法进行分析。
四川维尼纶厂的高级工程师朱裕民说，有资料表明，按1986年末价格计算，静态投资是361个亿，而按1990年末价格计算，投资总额增加到邹家华说的570个亿，照此下去，三峡工程不就成了那种先报小数，争取立项，然后调增的“钓鱼工程”了么？这是我们国家基建项目管理上的老毛病。
持折中态度的一位代表说，主上派提出的“上比不上好”“早上比晚上好”也有道理，我主张应该缓上，让时间来寻求最好的路子。
争论不断，要发言的很多，有些人根本插不上话。然而说来说去，总是上、不上、缓上三种态度，各说各的理，而且这些理大部分都是已经说过了的。
依然是持怀疑态度的人数为多，主上的为少。
就在代表们想不出再有什么论据，讨论快结束的时候，重庆组里闯进了一个人们意想不到的人物，他是重庆市环保局的总工程师，名叫幸治国。
一个非人大代表为何会出现在专供人大代表讨论的会议室里？
原来，重庆组的代表对三峡工程及工程对重庆市的影响实在难以做到心中有数，因此早在3月19日大会预备会的那天，就电传重庆，要求立即派一个重庆方面的专家来京加以说明。
幸治国这个重庆方面的环保专家，已年过半百却日夜兼程，不早不晚地赶到了京西宾馆。
宾馆门卫有严格的进出登记制度，幸治国少的就是代表们胸前挂的红色出席证。巧在重庆特殊钢厂国家级专家钟鑫圆代表因事请假，他的出席证便戴在了幸治国身上，照片上的一丝差异也没被门卫发现。
一辈子公正严明的专家第一次做了这么一件非光明正大的事，幸治国无法像平常那样坦然，可出于对重庆人民和三峡工程认真负责的态度，他不能不来。
对重庆代表们来说，幸治国就是无上的权威。他考虑的不仅是三峡工程也有重庆的得失。
幸治国说：“重庆人民从全局出发，对兴建三峡工程历来是积极支持的。”他提出了一个依据，那就是1985年以后的重庆大中型工程都是严格按照三峡工程200米方案回水高程进行控制的。对这个依据，代表们个个来自重庆，没有不知道的。从他的话里，人们听到了自己的心声，那就是，重庆人并不是反对建三峡工程，最早的150米方案和后来的180米方案都是重庆提出来的。国务院也是在此基础上才确立出最终的175米方案的。
然而，建三峡工程，重庆的好处在哪里？重庆的代表们不能不考虑这个问题。
汽车制造专家全海润说到了点子上：“以我之见，全局上讲，利大于弊；局部上讲，弊大于利。而重庆所面临的恰恰就是这个弊大于利的问题，这个问题所涉及的方方面面，重庆市政府肯定如实地反映上去了，现在问题在于，上面究竟是怎样看待这些意见的？针对这些意见，上面是否制定了有力的对策措施？”
幸治国回答：“就我的工作范围而言，我觉得重庆方面的意见得到了有关上级的充分重视。”他举了好几个例子。
自幸治国到来以后，重庆组内的争论不再像先前那样激烈，但对他的回答仍有不少是持保留意见的。
有人以重庆组的名义拟出了一项议案，准备提交大会。
议案内容从三峡工程对重庆的三大不利影响谈起，即泥沙问题、防洪问题和环境生态问题，并表示在赞成和支持兴建三峡工程的同时，强烈要求国家专题研究与评价三峡工程对重庆的经济和环境影响。
这项议案出现在小组讨论会上，大部分人认为，三大不利影响问题，国务院在各种有关三峡工程的报告中都已提出，不要再去讨论了，该重点讨论的是要求和建议问题。
议案被一条条地修改、讨论、通过，主要是如何解决三峡工程后重庆所能遇到的各种问题。
不知从哪天的讨论开始，代表们的话题由建还是不建三峡工程转到了三峡建成后如何解决重庆问题上了。
建三峡工程，已经成为人们意识中一个不可更改的现实。
《光明日报》刊登的《三峡工程论证始末》中的一句话再一次使重庆代表们心跳。
在报道了三门峡的泥沙淤积，损失惨重之后，文章说：“许多专家非常担心三峡水库也出现同样的问题，泥沙淤积会影响上游航道并使重庆变成死港，甚至会把武汉的洪灾搬到重庆……”
于是乎，重庆组的话题更多了起来，内容也更复杂，说什么的都有。好在这次大会民主气氛浓厚，什么都可以说。
有人提出，以重庆组名义来个紧急建议，建议水利部部长杨振怀到重庆组来，接受代表们的当面咨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