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9章 亲王情系中南海！中柬友谊源流长(18)
虽然如此熊熊的战火已经映红了金边以东的天空，但这里的生活似乎并没有任何陷落前的忙乱与慌张。金边广播电台仍一如既往地宣布柬埔寨军队在反击越南入侵战斗中的重大胜利；总理府所属的各部仍如同往常一样在正常运转，甚至比过去的效率还要高得多；波尔布特等高级领导人时不时地在一些场合露一下面，人们一看领导人还在坚持工作，心里也就安稳了许多。只是波成东国际机场上，援助这个国家的几千名外国技术人员和专家们从新年那天开始撤离，标志着这个城市即将遭遇陷落的命运。
1月5日晚，当西哈努克和家人刚刚从马德望返回金边后不久，乔森潘便来到了王宫。他对亲王说，波尔布特希望见见亲王，并同亲王一起品茶，希望亲王不要拒绝。莫尼克在刚刚经历了旅途劳顿之后，尚未来得及休息，一听要叫丈夫出外，心里顿时掠过一丝阴影，生怕大乱之际，亲王会遭遇不测，一时间紧抓住亲王的手不忍放开，直到乔森潘向她保证亲王不会有任何安全上的问题，莫尼克公主这才让亲王进了他的梅塞德斯轿车。
当车抵达原来的法国总督官邸时，波尔布特来到门口迎住亲王，甚至还向亲王躬了一下身。两人当时都穿着短袖的白色衬衫和黑色的长裤，这种装束是波尔布特多年前就很提倡的。波尔布特用他当年在宫中生活时就学会的宫廷语言称呼亲王，显得十分恭敬和尊重。后来，亲王对人谈起了波尔布特同他的这次会见，说：波尔布特身上反映出来的领导人气质十分让人着迷，对他的招待无可挑剔。
两个人的这次谈话持续了四个小时。他们先是互相问候、致意，使用着彼此认为对对方充满恭敬的词汇。波尔布特喝着桔子汁，回顾起了他们五年前――1973年在解放区的会见，同时他很真诚地向亲王抱歉，说自全国解放以来，他忙得不可开交，没有能去王宫看看亲王，对此他深表歉意。
亲王笑着接受了波尔布特的这种解释，很有礼貌地对波尔布特工作的繁忙程度表示理解，说他不必为没有能去王宫感到抱歉。
在对亲王的理解表示感谢后，波尔布特开始谈起了当前的形势，接着建议说：亲王去联合国的讲坛，为国家和民族的生存向全世界呼吁。他告诉亲王，第二天，也就是1月6日，一架来自中国的大型客机将从金边起飞，同机的还有一些驻柬埔寨的外国外交官和他们的亲属、随员。亲王的亲属也将乘这架飞机离开。
亲王几乎毫不犹豫地接受了这项使命。在他看来，任何矛盾都比不上国家和民族的危亡，为了国家他愿意承担任何责任。
看亲王接受了他的建议，波尔布特显得十分高兴。正是晚饭时间，波尔布特请亲王入席，第一次同亲王共进晚餐。面对摆满了可口佳肴的餐桌，两人并没有什么兴致，只继续接着刚才的话题谈起对今后局势的预测。晚饭一过，波尔布特又带亲王来到一间挂有一张巨大地图的房间，给西哈努克介绍当前的军事形势。亲王发现，波尔布特对打败越南人充满信心，言谈间尽是乐观的语气。
“由于我们的严密部署。”波尔布特告诉亲王，“我们可望在两个月内，干净彻底地歼灭入侵的越南人。到那时候，我将会非常高兴地欢迎亲王重新回到金边。”
“我相信我们的军队可以打垮任何侵略者。”亲王道，“我也将非常高兴回到没有任何外国侵略者的祖国。”
亲王回到王宫，已是深夜。莫尼克公主一看丈夫安然无事地归来，禁不住长长舒了口气。
第二天下午，即1月6日，亲王乘坐的飞机准时离开波成东国际机场，飞往北京。这正好是越南军队到达金边郊外的前24小时。这是从金边撤退的最后一架班机，上面除了西哈努克和家人之外，如同波尔布特头天告诉亲王的，还有驻金边的外国使馆的余留人员。它起飞之后，整个波成东机场除了几架直升机和几架待修的飞机外，再没有任何固定翼飞机从这里升空。
柬共政权各个部门的人员接到通知：第二天早上乘火车离开金边。
1979年1月7日晚上，越南军队攻入金边。
由波尔布特和他的丛林战士们在1975年4月17日开创的一个时代就此结束，历时将近四年。
另一个时代在炮声中拉开了序幕。
在越南入侵柬埔寨的炮火声中，中国挺身而出，仗义执言。当时担任着政府副总理的邓小平对外国记者直截了当地说：“正义在柬埔寨一边。”这位中国的第二代领袖以战略家的眼光分析着发生在不远处的这场战争，“越南人明目张胆地、大规模地侵略柬埔寨，这件事情不是孤立的，而是大国霸权主义全球战略的一部分。他的影响绝不是在越南和柬埔寨之间，甚至也可以说，它不仅影响亚洲和太平洋地区，它关系到整个国际局势。所以我们认为，全世界一切要求国际和平、安全和稳定的人，都要关心这件事情。正义在柬埔寨这一边，应当支持柬埔寨反对越南的侵略。”
向来率直的邓小平明确表达了中国的基本立场：“我们一贯支持柬埔寨反对越南霸权主义、反对越南侵略的斗争。”“我们给柬埔寨各种形式的物资帮助，但是，柬埔寨人不需要我们的顾问，他们有他们自己的经验。”
邓小平这个时候已经在向外界暗示中国的注意力：“越南在进攻柬埔寨的同时，为了实现大国霸权主义的战略意图，向中国进行不断的挑衅。理所当然，我们比其他国家更加关心这个问题。”
就在他说这番话的同时，中国军队已经在向中越边界集结，准备打一场反对地区霸权主义的战争。
1979年1月6日晚上，民主柬埔寨政府治下起飞的最后一架班机载着西哈努克抵达北京。
站在飞机的舷梯上，西哈努克就看见了冒着凛冽寒风等待他的邓小平。过去亲王到北京的时候，等候在机场的总是周恩来总理，邓小平作为周总理的副手，也常常对亲王的到来致以热情的欢迎。现在毛泽东和周恩来都去世了，但他们把中国对柬埔寨的友谊，把两国领导人之间的感情传了下来。
邓小平成为毛泽东和周恩来的继承者。
在国宾馆门前，亲王一行受到了周恩来总理的夫人、中国人大副委员长邓颖超的热情欢迎。三年多未见，人去物非，彼此都有太多的话想要叙说，亲王一时间竟然湿润了眼睛。
一个月之后，中国的第二代领袖邓小平终于说出：“要教训一下越南。”
1979年2月27日，中国军队在与越南交界的广西、云南边界，“被迫对越南侵略者奋起还击”。
这场战争一直打了十年，直到越南从柬埔寨撤军。中国人民再一次用鲜血和生命，表达了对正义与和平的责任。
北京说：越军必须撤出柬埔寨
越南对柬埔寨的占领，导致了柬国内爱国力量的强烈抵抗。从越南入侵开始，人民纷纷拿起武器，在丛林旷野里与侵略者进行战斗，各种抵抗力量逐渐融合，最后形成了三大派别：民柬政府抵抗力量；以西哈努克为主席的“争取柬埔寨独立、中立、和平与合作民族团结阵线”；以老资格政治家宋双为首的“佛教社会民主党”。
一向主持正义的中国与东盟各国多次发表声明，要求越南立即无条件地从柬埔寨撤出全部军队，并同国际社会一道对柬三方爱国力量予以大力支持。随着抗越斗争的深入，柬三方武装力量逐步发展壮大，中国和东盟各国积极促成柬三方的联合。
经过多方协商，1982年6月2日，柬抗越三方在吉隆坡发表联合宣言。7月9日，西哈努克亲王宣布民主柬埔寨联合政府正式成立，西哈努克亲王任民主柬埔寨主席，宋双任联合政府总理，乔森潘任负责外交事务的副主席。
为表达中国坚决支持柬埔寨人民的斗争，1983年4月，中国驻民柬大使在柬解放区向西哈努克递交了国书。从1983年至1989年，中国每年都邀请西哈努克亲王率领民柬联合政府代表团正式访华。在每年举行的联合国大会上，中国都投票支持有关要求外国军队撤出柬埔寨、恢复柬埔寨独立与主权的决议。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李先念曾致电西哈努克亲王，表示中国人民坚定不移地继续支持柬埔寨人民的正义斗争，支持民柬联合政府提出的解决柬埔寨问题的各项建议。中国领导人邓小平明确表示：
――只要苏联继续支持越南的侵略战争和它对柬埔寨的占领，中苏关系就不能改善和正常化。
――只要越南拒绝从柬埔寨撤出全部军队，中越关系就不能正常化。
中国的态度引起了世界各国的关注。中国把柬埔寨问题放在能否改善与苏联、越南两个周边国家关系的地位，足见中国对于柬埔寨问题的高度重视。
与此同时，法国、美国和东盟各国的领导人纷纷发表谈话，表示民柬联合政府提出的建议是“合情合理和可行的”，“越南拒绝这一建议是没有道理的”。
当然，人们不可能没有注意到，一向态度强硬的红色高棉第一次同意与韩桑林政权进行谈判，外电认为，这很可能是因为中国人做了工作，“反映了中国在方式上缓和了对越南的立场”。他们认为，在民柬联合政府三方领导人会谈结束时，中国共产党当时的总书记胡耀邦在会见中的讲话已经表示了“和平姿态”，在1979年中国对越南的自卫还击作战之后，“中国正徐徐修正路线，即由军事攻势转为和平攻势”。
另一个发生在北京的迹象也引起了外国观察家们的注意：当民柬三方领导人正在北京会谈之时，苏联副总理阿尔希波夫访问了北京。人们认为，在这个时候安排苏联领导人访华，表明中国想通过此举强调，在苏联支持的越南军队撤出柬埔寨之前，中国不会和苏联实现关系正常化，而这很快就由邓小平的讲话得到了证实。
坚决支持民柬抗越斗争的中国和一直支持越南对柬埔寨占领的苏联之间的关系，以及中国同一度发生边界军事争端的越南之间的关系，已经成为解决柬埔寨问题的关键。
此时的苏联，正在苏共总书记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倡导下，进行一系列的变革。当然，当时还没有人能意识得到，这个由列宁创建的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正在一步步走向解体，“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邦”将成为一个历史名词。
1985年，邓小平向戈尔巴乔夫表示：如果中苏双方能达成谅解，促使越南从柬埔寨撤军，他愿意同戈氏会晤。后来，苏联在“三大障碍”问题上态度有所松动，特别是1986年戈尔巴乔夫在海参崴的讲话，苏联无意于再对柬埔寨承担更大的责任，也无意于对越南占领柬埔寨继续提供援助，而是主张让这个地区的人们――首先是中国和越南――进行谈判。戈尔巴乔夫在自己祖国进行的改革一开始就困难重重，政治上举步维艰，经济陷入僵局。在国内事务已经显露危机的时刻，苏联已经无力顾及它昔日的盟友和东南亚的小伙伴了。至少在经济上苏联可以摆脱沉重的包袱：从1979年越南占领柬埔寨至1986年，苏联向柬埔寨提供了不下5亿美元的援助，此外还有大量的武器装备，如T54、T55型坦克和武装直升机、装甲运兵车等。而苏联每年给越南提供的经济和军事援助高达20亿美元以上。由于越南在经济和军事上对苏联的高度依赖，这就决定了苏联足以对越南施加决定性的影响。在苏共政治局会议上，就有人大声直言：减少对外援助，把钱用到国内的老百姓头上！
苏联关于政治解决阿富汗问题和1988年从阿富汗撤出苏军的实际行动，不仅反映了苏联在解决复杂国际问题上的立场和态度的某些变化，而且也为柬埔寨问题的解决提供了“样板”和“示范”。1989年5月中旬，戈尔巴乔夫访问中国，中苏首脑举行会晤，这一轰动世界的新闻，不仅表明了中苏两国30年对立历史的结束，也反映出苏联领导人在柬埔寨问题上立场和态度的明显变化。
国际大风向的转变，自然导致了地区性的相应变化。越南尽管在撤军问题上态度强硬，但实际上已经在原来的立场上后退，准备“第二套方案”。越南人提出：只要不把撤军作为“破坏柬埔寨的和平与稳定的机会”，那么越南就将在1990年以内分期分批地撤回它的军队。
就越南本身而言，国内已经面临许多难以克服的困难，使得侵柬战争濒临穷途末路。1987年，越南粮食歉收150万吨，全国有好几百万人在饥饿线上挣扎。就连越南士兵们也是穷途潦倒，相当一部分士兵供应不上军服，中越边界的越军士兵有四分之一穿着便服。工业情况也相当糟糕，资金短缺、设备陈旧、技术落后，工厂开工率仅达半数。从1980年至1987年，物价猛涨了50至60倍，货币流通量增加了20倍，并欠下了81亿美元的外债。越南人民已经承受了长期战争给他们带来的水深火热，已经很难容忍再进行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
1979年越南入侵柬埔寨后，曾宣布从1989年9月21日从柬埔寨撤军，并于当月26日宣布实现了“全部撤军”。这次撤军是在没有国际监督下进行的，国际社会普遍认为是一场骗局，联合国大会也在1989年11月16日以空前压倒多数的票数再次通过柬埔寨问题的决议，宣布越南的所谓“已从柬埔寨撤军无效”。
在国际舆论的谴责下，越南外长阮基石和金边洪森终于承认仍有越南军队在柬埔寨，只是把人数降到了最低点，说只有26000人。而乔森潘愤然指出，“越南正规军在柬埔寨的总数至少10万人。”
1月5日晚，当西哈努克和家人刚刚从马德望返回金边后不久，乔森潘便来到了王宫。他对亲王说，波尔布特希望见见亲王，并同亲王一起品茶，希望亲王不要拒绝。莫尼克在刚刚经历了旅途劳顿之后，尚未来得及休息，一听要叫丈夫出外，心里顿时掠过一丝阴影，生怕大乱之际，亲王会遭遇不测，一时间紧抓住亲王的手不忍放开，直到乔森潘向她保证亲王不会有任何安全上的问题，莫尼克公主这才让亲王进了他的梅塞德斯轿车。
当车抵达原来的法国总督官邸时，波尔布特来到门口迎住亲王，甚至还向亲王躬了一下身。两人当时都穿着短袖的白色衬衫和黑色的长裤，这种装束是波尔布特多年前就很提倡的。波尔布特用他当年在宫中生活时就学会的宫廷语言称呼亲王，显得十分恭敬和尊重。后来，亲王对人谈起了波尔布特同他的这次会见，说：波尔布特身上反映出来的领导人气质十分让人着迷，对他的招待无可挑剔。
两个人的这次谈话持续了四个小时。他们先是互相问候、致意，使用着彼此认为对对方充满恭敬的词汇。波尔布特喝着桔子汁，回顾起了他们五年前――1973年在解放区的会见，同时他很真诚地向亲王抱歉，说自全国解放以来，他忙得不可开交，没有能去王宫看看亲王，对此他深表歉意。
亲王笑着接受了波尔布特的这种解释，很有礼貌地对波尔布特工作的繁忙程度表示理解，说他不必为没有能去王宫感到抱歉。
在对亲王的理解表示感谢后，波尔布特开始谈起了当前的形势，接着建议说：亲王去联合国的讲坛，为国家和民族的生存向全世界呼吁。他告诉亲王，第二天，也就是1月6日，一架来自中国的大型客机将从金边起飞，同机的还有一些驻柬埔寨的外国外交官和他们的亲属、随员。亲王的亲属也将乘这架飞机离开。
亲王几乎毫不犹豫地接受了这项使命。在他看来，任何矛盾都比不上国家和民族的危亡，为了国家他愿意承担任何责任。
看亲王接受了他的建议，波尔布特显得十分高兴。正是晚饭时间，波尔布特请亲王入席，第一次同亲王共进晚餐。面对摆满了可口佳肴的餐桌，两人并没有什么兴致，只继续接着刚才的话题谈起对今后局势的预测。晚饭一过，波尔布特又带亲王来到一间挂有一张巨大地图的房间，给西哈努克介绍当前的军事形势。亲王发现，波尔布特对打败越南人充满信心，言谈间尽是乐观的语气。
“由于我们的严密部署。”波尔布特告诉亲王，“我们可望在两个月内，干净彻底地歼灭入侵的越南人。到那时候，我将会非常高兴地欢迎亲王重新回到金边。”
“我相信我们的军队可以打垮任何侵略者。”亲王道，“我也将非常高兴回到没有任何外国侵略者的祖国。”
亲王回到王宫，已是深夜。莫尼克公主一看丈夫安然无事地归来，禁不住长长舒了口气。
第二天下午，即1月6日，亲王乘坐的飞机准时离开波成东国际机场，飞往北京。这正好是越南军队到达金边郊外的前24小时。这是从金边撤退的最后一架班机，上面除了西哈努克和家人之外，如同波尔布特头天告诉亲王的，还有驻金边的外国使馆的余留人员。它起飞之后，整个波成东机场除了几架直升机和几架待修的飞机外，再没有任何固定翼飞机从这里升空。
柬共政权各个部门的人员接到通知：第二天早上乘火车离开金边。
1979年1月7日晚上，越南军队攻入金边。
由波尔布特和他的丛林战士们在1975年4月17日开创的一个时代就此结束，历时将近四年。
另一个时代在炮声中拉开了序幕。
在越南入侵柬埔寨的炮火声中，中国挺身而出，仗义执言。当时担任着政府副总理的邓小平对外国记者直截了当地说：“正义在柬埔寨一边。”这位中国的第二代领袖以战略家的眼光分析着发生在不远处的这场战争，“越南人明目张胆地、大规模地侵略柬埔寨，这件事情不是孤立的，而是大国霸权主义全球战略的一部分。他的影响绝不是在越南和柬埔寨之间，甚至也可以说，它不仅影响亚洲和太平洋地区，它关系到整个国际局势。所以我们认为，全世界一切要求国际和平、安全和稳定的人，都要关心这件事情。正义在柬埔寨这一边，应当支持柬埔寨反对越南的侵略。”
向来率直的邓小平明确表达了中国的基本立场：“我们一贯支持柬埔寨反对越南霸权主义、反对越南侵略的斗争。”“我们给柬埔寨各种形式的物资帮助，但是，柬埔寨人不需要我们的顾问，他们有他们自己的经验。”
邓小平这个时候已经在向外界暗示中国的注意力：“越南在进攻柬埔寨的同时，为了实现大国霸权主义的战略意图，向中国进行不断的挑衅。理所当然，我们比其他国家更加关心这个问题。”
就在他说这番话的同时，中国军队已经在向中越边界集结，准备打一场反对地区霸权主义的战争。
1979年1月6日晚上，民主柬埔寨政府治下起飞的最后一架班机载着西哈努克抵达北京。
站在飞机的舷梯上，西哈努克就看见了冒着凛冽寒风等待他的邓小平。过去亲王到北京的时候，等候在机场的总是周恩来总理，邓小平作为周总理的副手，也常常对亲王的到来致以热情的欢迎。现在毛泽东和周恩来都去世了，但他们把中国对柬埔寨的友谊，把两国领导人之间的感情传了下来。
邓小平成为毛泽东和周恩来的继承者。
在国宾馆门前，亲王一行受到了周恩来总理的夫人、中国人大副委员长邓颖超的热情欢迎。三年多未见，人去物非，彼此都有太多的话想要叙说，亲王一时间竟然湿润了眼睛。
一个月之后，中国的第二代领袖邓小平终于说出：“要教训一下越南。”
1979年2月27日，中国军队在与越南交界的广西、云南边界，“被迫对越南侵略者奋起还击”。
这场战争一直打了十年，直到越南从柬埔寨撤军。中国人民再一次用鲜血和生命，表达了对正义与和平的责任。
北京说：越军必须撤出柬埔寨
越南对柬埔寨的占领，导致了柬国内爱国力量的强烈抵抗。从越南入侵开始，人民纷纷拿起武器，在丛林旷野里与侵略者进行战斗，各种抵抗力量逐渐融合，最后形成了三大派别：民柬政府抵抗力量；以西哈努克为主席的“争取柬埔寨独立、中立、和平与合作民族团结阵线”；以老资格政治家宋双为首的“佛教社会民主党”。
一向主持正义的中国与东盟各国多次发表声明，要求越南立即无条件地从柬埔寨撤出全部军队，并同国际社会一道对柬三方爱国力量予以大力支持。随着抗越斗争的深入，柬三方武装力量逐步发展壮大，中国和东盟各国积极促成柬三方的联合。
经过多方协商，1982年6月2日，柬抗越三方在吉隆坡发表联合宣言。7月9日，西哈努克亲王宣布民主柬埔寨联合政府正式成立，西哈努克亲王任民主柬埔寨主席，宋双任联合政府总理，乔森潘任负责外交事务的副主席。
为表达中国坚决支持柬埔寨人民的斗争，1983年4月，中国驻民柬大使在柬解放区向西哈努克递交了国书。从1983年至1989年，中国每年都邀请西哈努克亲王率领民柬联合政府代表团正式访华。在每年举行的联合国大会上，中国都投票支持有关要求外国军队撤出柬埔寨、恢复柬埔寨独立与主权的决议。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李先念曾致电西哈努克亲王，表示中国人民坚定不移地继续支持柬埔寨人民的正义斗争，支持民柬联合政府提出的解决柬埔寨问题的各项建议。中国领导人邓小平明确表示：
――只要苏联继续支持越南的侵略战争和它对柬埔寨的占领，中苏关系就不能改善和正常化。
――只要越南拒绝从柬埔寨撤出全部军队，中越关系就不能正常化。
中国的态度引起了世界各国的关注。中国把柬埔寨问题放在能否改善与苏联、越南两个周边国家关系的地位，足见中国对于柬埔寨问题的高度重视。
与此同时，法国、美国和东盟各国的领导人纷纷发表谈话，表示民柬联合政府提出的建议是“合情合理和可行的”，“越南拒绝这一建议是没有道理的”。
当然，人们不可能没有注意到，一向态度强硬的红色高棉第一次同意与韩桑林政权进行谈判，外电认为，这很可能是因为中国人做了工作，“反映了中国在方式上缓和了对越南的立场”。他们认为，在民柬联合政府三方领导人会谈结束时，中国共产党当时的总书记胡耀邦在会见中的讲话已经表示了“和平姿态”，在1979年中国对越南的自卫还击作战之后，“中国正徐徐修正路线，即由军事攻势转为和平攻势”。
另一个发生在北京的迹象也引起了外国观察家们的注意：当民柬三方领导人正在北京会谈之时，苏联副总理阿尔希波夫访问了北京。人们认为，在这个时候安排苏联领导人访华，表明中国想通过此举强调，在苏联支持的越南军队撤出柬埔寨之前，中国不会和苏联实现关系正常化，而这很快就由邓小平的讲话得到了证实。
坚决支持民柬抗越斗争的中国和一直支持越南对柬埔寨占领的苏联之间的关系，以及中国同一度发生边界军事争端的越南之间的关系，已经成为解决柬埔寨问题的关键。
此时的苏联，正在苏共总书记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倡导下，进行一系列的变革。当然，当时还没有人能意识得到，这个由列宁创建的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正在一步步走向解体，“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邦”将成为一个历史名词。
1985年，邓小平向戈尔巴乔夫表示：如果中苏双方能达成谅解，促使越南从柬埔寨撤军，他愿意同戈氏会晤。后来，苏联在“三大障碍”问题上态度有所松动，特别是1986年戈尔巴乔夫在海参崴的讲话，苏联无意于再对柬埔寨承担更大的责任，也无意于对越南占领柬埔寨继续提供援助，而是主张让这个地区的人们――首先是中国和越南――进行谈判。戈尔巴乔夫在自己祖国进行的改革一开始就困难重重，政治上举步维艰，经济陷入僵局。在国内事务已经显露危机的时刻，苏联已经无力顾及它昔日的盟友和东南亚的小伙伴了。至少在经济上苏联可以摆脱沉重的包袱：从1979年越南占领柬埔寨至1986年，苏联向柬埔寨提供了不下5亿美元的援助，此外还有大量的武器装备，如T54、T55型坦克和武装直升机、装甲运兵车等。而苏联每年给越南提供的经济和军事援助高达20亿美元以上。由于越南在经济和军事上对苏联的高度依赖，这就决定了苏联足以对越南施加决定性的影响。在苏共政治局会议上，就有人大声直言：减少对外援助，把钱用到国内的老百姓头上！
苏联关于政治解决阿富汗问题和1988年从阿富汗撤出苏军的实际行动，不仅反映了苏联在解决复杂国际问题上的立场和态度的某些变化，而且也为柬埔寨问题的解决提供了“样板”和“示范”。1989年5月中旬，戈尔巴乔夫访问中国，中苏首脑举行会晤，这一轰动世界的新闻，不仅表明了中苏两国30年对立历史的结束，也反映出苏联领导人在柬埔寨问题上立场和态度的明显变化。
国际大风向的转变，自然导致了地区性的相应变化。越南尽管在撤军问题上态度强硬，但实际上已经在原来的立场上后退，准备“第二套方案”。越南人提出：只要不把撤军作为“破坏柬埔寨的和平与稳定的机会”，那么越南就将在1990年以内分期分批地撤回它的军队。
就越南本身而言，国内已经面临许多难以克服的困难，使得侵柬战争濒临穷途末路。1987年，越南粮食歉收150万吨，全国有好几百万人在饥饿线上挣扎。就连越南士兵们也是穷途潦倒，相当一部分士兵供应不上军服，中越边界的越军士兵有四分之一穿着便服。工业情况也相当糟糕，资金短缺、设备陈旧、技术落后，工厂开工率仅达半数。从1980年至1987年，物价猛涨了50至60倍，货币流通量增加了20倍，并欠下了81亿美元的外债。越南人民已经承受了长期战争给他们带来的水深火热，已经很难容忍再进行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
1979年越南入侵柬埔寨后，曾宣布从1989年9月21日从柬埔寨撤军，并于当月26日宣布实现了“全部撤军”。这次撤军是在没有国际监督下进行的，国际社会普遍认为是一场骗局，联合国大会也在1989年11月16日以空前压倒多数的票数再次通过柬埔寨问题的决议，宣布越南的所谓“已从柬埔寨撤军无效”。
在国际舆论的谴责下，越南外长阮基石和金边洪森终于承认仍有越南军队在柬埔寨，只是把人数降到了最低点，说只有26000人。而乔森潘愤然指出，“越南正规军在柬埔寨的总数至少10万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