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9章“两个凡是”定基调真理讨论大展开(4)
11月18日，捉拿“四人帮”立了大功的前中办主任，8341部队政委，当时，正分工主管宣传工作的汪东兴，在全国宣传工作座谈会上，作了一个从今天观点看，尚够载入史册之格的讲话。平心而论，如果汪东兴当时能够预见五年甚至十年之后，在中国大地上出现的大得民心的真正繁荣的开端，他也许就不会对邓小平1975年的所作所为说得那么绝了：“不听毛主席的，还是搞他过去那一套。”也不至于那么斩钉截铁地反对为天安门事件平反，主张继续办“四人帮”那样的样板学校――朝阳农学院，要求继续放映“四人帮”炮制的，以批评为主题的电影《决裂》……据说，这都是“主席讲过”的，“是毛主席的指示。”
没有人反驳。当时，参加会议的干部，不必说“十月的胜利”之前留下来的“直升机们”，就算有着比较清晰头脑的“老家伙”，也都如惊蜇前后的土拨鼠――他们知道春天总要来，而且也快来了，但四肢还僵着，肚里的油水也快耗尽。那次会与两年之后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根本不能比，更不必说九年半后的十三大。总有一天，会有史学家或文学家出来，将这场涉及到每个家庭的饭桌的唇枪舌剑公诸于世。只望后代不要嗤鼻――他们的先人曾在那样黑暗的蒙昧中摸索、格斗，怎么就不知点起一盏灯？
宣传工作会议的精神，不久，原样出现在最高权力机构。1976年11月30日，副委员长吴德在四届人大常委会三次会议上讲话：“凡是毛主席指示的，毛主席肯定的，我们要努力去做，努力做好。”他认为：“天安门事件中反‘四人帮’是错的，那时，他们还是中央领导，那是分裂中央。”“要把‘四人帮’和批邓结合起来。”
这就是“十月胜利”狂欢之后的那个阴沉沉的年底，人们的心紧紧地收缩了。
转眼间，到了1977年1月。不仅北京，几乎全国人民都对一年前那寒冷的祭奠记忆犹新。充斥人民内心的，不仅是悼念，更多的是抗议。这一点，“以华国锋为首的新的党中央”本来是十分清楚的，但《人民日报》就周恩来逝世一周年的宣传问题请示汪东兴时，汪规定只准发四五篇纪念文章，不准老同志用个人名义写回忆周的文章，不准提周恩来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不准周恩来的纪念展览对外开放，不准《人民日报》发社论。还说，对周恩来的评价不能超过悼词，因为悼词经主席审查过。他还质问《人民日报》写纪念社论的人，“是不是给总理另外作一篇悼词？”
1月8日，首都群众再次涌向天安门，缅怀周总理。大字报、诗词、标语，再次出现在天安门广场。这次人民已经提出这样的两个问题：要求为天安门事件平反，要求邓小平出来工作。
几乎与此同时，对“四人帮”的批判惹了麻烦。《红旗》杂志打报告，向汪东兴请示，“1975年春，张春桥发表的《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和姚文元的《论林彪反党集团》两篇文章，是否可以点名批判？”在这份报告上，汪东兴作了指示：“这两篇文章经中央和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看过”的，只能“不点名”批判文内的错误观点。
“两个凡是”的提出
这接踵而来的冲击，引出了2月7日的两报一刊社论。
《学习文化抓住纲》――《人民日报》以通栏大字标题，全文排四号宋体字，加框刊出，署名：《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首都其他报纸同一天用同样的规格转载。
“两报一刊”联合发表社论是“文革”以来的一大创造，通常表明这是在传达最高司令部或最高统帅的声音，极具威力。
社论中所谓抓住纲，是指揭批“四人帮”。社论说：“当前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集中表现为我们党和‘四人帮’的矛盾。深入揭批‘四人帮’，这就是当前的主题，就是当前的纲。紧紧抓住这个纲，斗争的大方向就掌握住了，各项工作就有统属了。”最后，社论用了六百五十多字的长段向全国发出号召：
“让我们高举毛主席的伟大旗帜，更加自觉地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谕地遵循，最紧密地团结在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周围，紧跟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战略部署，一切行动听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指挥，同心同德，步调一致，牢牢抓住揭批‘四人帮’这个纲，去夺取天下大治的新的伟大胜利。”
今天可以奉告读者，这篇社论，“两报一刊”没有任何人参加起草或讨论，不但他们的负责人不知道有这篇社论，就连当时的中央宣传口（“文革”中，中央宣传部被称为“阎王殿”而解散，粉碎“四人帮”后成立了中央宣传口）也不知道，它是由李鑫领导的中央理论学习组起草的。李鑫曾长期担任康生的秘书。康生死后，他担任了中央办公厅副主任，负责文件的起草工作。2月4日，汪东兴在这篇社论的清样上批示道：“这篇文章，经过李鑫同志和理论学习组同志多次讨论修改，我看可以用。”
这篇文章发到中央宣传口，中央宣传口负责人耿飚曾找几个负责宣传工作的同志讨论。耿飚在擒拿“四人帮”第二天，奉命迅即接管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后来又调至中宣口主持工作。他在讨论中直言道，登这篇文章，等于“四人帮”没有粉碎。如果按照这篇文章的“两个凡是”去办，什么事情也办不成。但因为这篇社论是中央批发下来的，各报只能照登。
值得回味的是，这篇社论发表的时间，正是1977年中央3月工作会议的前夕。当时，全国人民都希望邓小平赶快出来工作。然而，“两个凡是”的提出，使人立刻回想起1976年毛泽东亲自发动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也使人联想起毛泽东逝世后，10月4日发表在《光明日报》上梁效的文章《永远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办》。一时间，读者纷纷打电话、写信到报社，责问为什么要发表这篇社论。
3月工作会议如期召开。在这次会上，华国锋讲话基调虽然未变，但一种新的气息已经透出。他认为：“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是“伟大领袖毛主席决定的，批是必要的。”但明言：“在适当的时机让邓小平同志出来工作。”他又一次重复“确有极少数反革命分子制造了天安门广场的反革命事件”，但补充说：“群众在清明节到天安门，表示自己对周总理的悼念之情，是合乎情理的。”
在这次会议后，4月10日，邓小平致信华国锋、叶剑英、党中央，提出：“我们必须世世代代地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如果说，在这封信里还没有明确批评“两个凡是”的话，5月24日，邓小平在谈话里，则说得几乎不会使任何人误解：前些日子，中央办公厅两位负责同志来看我，我对他们讲，“两个凡是”不行。按照“两个凡是”，就说不通为我平反的问题，也说不通，肯定1976年广大群众在天安门广场的活动“合乎情理”的问题。把毛泽东同志在这个问题上讲的移到另外的问题上，在这个地点讲的移到另外的地点，在这个时间讲的移到另外的时间，在这个条件下讲的移到另外的条件下，这样做，不行嘛！毛泽东自己多次说过，他有些话讲错了。他说，一个人只要工作，没有不犯错误的。又说，马恩列斯都犯过错误，如果不犯错误，为什么他们的手稿常常改了又改呢？改了又改，就是因为原来有些观点不完全正确，不那么完备、准确嘛。毛泽东说，他自己也犯错误。一个人讲的每句话都对，一个人绝对正确，没有这回事。他说：一个人能够“三七开”就很好，很不错了；我死了，如果后人能给我以“三七开”的估计，我就很高兴、很满意。这样一个重要的理论问题，是个是否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问题。彻底的唯物主义者，就应该像毛泽东说的那样对待这个问题。马克思、恩格斯没有说过“凡是”，列宁、斯大林没有说过“凡是”，毛泽东自己也没有说过“凡是”。
那时，邓小平的职务还没有恢复，只有他这种性格的人，才会在处于那样微妙的位置上的时候如此直率地讲话。中国人被“礼”束缚了数千年，很少有政治家能表现他们个人的性格魅力。
几乎就在同时，中宣口简报刊登了一份《人民日报》提供的材料，引起了当时任毛泽东著作编辑办公室副主任的吴冷西相当不快。他当即给朱穆之、胡绩伟挂了电话，明白说“不应该登”。吴冷西的愤怒与担忧不是没有来由的，这份材料涉及的问题太重要了，直接关系到将中国拖进贫困、动乱、仇恨、猜忌的泥潭的绳索――“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和“全面专政”！
而那份材料道出了真相：1977年5月，《人民日报》查对了“文革”时期1967年11月6日“两报一刊”编辑部纪念十月革命节文章的原稿，证明文中第一次提出的关于毛泽东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六个要点，都没有经过中央正式讨论，是由起草人商量，根据康生讲话，由陈伯达、姚文元修改完稿的。其中关于“全面专政”的提法，也不是毛泽东的原话，而是陈伯达、姚文元写上去，排成黑体字，遂成了“毛泽东指示”的。
邓小平的职务在1977年7月十届三中全会上恢复。在这次会上，他阐述这一思想的语言已经更为规整，强调必须从毛泽东思想的整体体系去获得正确的理解。他认为，张春桥等“引用毛泽东某些片言只语来骗人、吓唬人”，只说“一个领域、一个方面的问题”，准确完整地理解方能与其针锋相对。
紧接着，也许出于冷静的判断，也许出于多年夙愿，一上任，邓小平就自告奋勇抓科学、教育工作。在8月8日召开的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上，邓小平讲了六个问题，第一个就是“关于对17年的估计问题”。
这里应该提醒读者注意，自从1966年开始对刘少奇全面批判，直到这个“八八”讲话之前，还没有任何人敢对“十七年”说一句好话。邓小平所说的：“毛泽东同志在文化大革命以前的大部分时间里，对科学研究工作、文化教育工作的一系列指示，基本精神是鼓励，是提倡，是估计到我们知识分子中绝大多数是好的，是为社会主义服务或者愿意为社会主义服务的。1957年以后讲过一些过头话，但六十年代初期，他还是支持科学十四条、高等学校六十条这些的……对全国教育战线十七年的工作怎样估计？我看主导方面是红线。”以及：“科研工作、教育工作是脑力劳动，脑力劳动也是劳动嘛。”在当时真是振聋发聩。
但细心的读者会看出，他只是把他认为正确的毛泽东谈话重复一遍。毛泽东是不是也曾讲错与做错过什么，那又怎么办呢？
当时，主管教育的刘西尧发表的感慨是：“八八”讲话，感到“震动很大，赶超有望”，但是――“心有余悸”。为什么？就是因为“两个估计”虽然已被邓小平触及，但并未正式推翻。
所谓“两个估计”，是1971年《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中的两个政治结论，即：“文化大革命”前十七年，教育战线是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是“黑线专政”；大多数知识分子的世界观根本属于资产阶级，他们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更要命的是，这个文件是毛泽东画了圈的。按照“两个凡是”的原则不能动。
这显然促使邓小平决心索性把话说个明白。9月19日，他直截了当对刘西尧等人说：毛泽东画了圈，不等于说里面就没有是非问题。我们不能简单地处理。1976年天安门事件中，关于我的问题的决议，毛泽东也是画了圈的。天安门事件涉及那么多人，说是反革命事件，不行嘛！说我是天安门事件的后台，其实，当时，我已经不能同外界接触了。《纪要》引用了毛泽东的一些话，有许多是断章取义的。《纪要》里还塞进不少“四人帮”的东西。对这个《纪要》要进行批判，划清是非界限。
“两个估计”是不符合实际的。怎么能把几百万、上千万知识分子一棍子打死呢？我们现在的人才，大部分还不是十七年培养出来的？
邓小平还要求刘西尧要“独立思考，不要东看看，西看看”，不要“胆子小，怕又跟着我犯‘错误’”。
第二节 三中全会改变中国邓小平成领导核心（1）
邓小平率先从理论上批评“两个凡是”，开了全党思想解放的先河。胡耀邦提出了研究应遵循的两条原则。5月11日，这篇历时七个月，前后修订十次的文章，在《光明日报》一版下辟专栏位置，以特约评论员名义发出。真理标准的讨论，很快就从北京向四面八方辐射，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的负责人都在严肃地思考这个问题。邓小平讲话的第二天，《人民日报》和《解放军报》在第一版以“邓副主席讲话精神阐述毛主席实事求是光辉思想”的通栏标题，对邓小平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的重要讲话作了报道。
邓小平出山，率先批“凡是”
“两个凡是”的提出，令当时尚未出来工作的邓小平深感忧虑。他觉得这是个是否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问题，是个重要的思想路线问题。针对“两个凡是”，邓小平经过反复考虑，于1977年4月给中共中央的信中指出：“我们必须世世代代地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把党和社会主义事业，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事业，胜利地推向前进。”邓小平在这里首次提出了“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的概念，这就为反对“两个凡是”提供了理论武器。5月3日，中共中央转发此信，肯定了邓小平的正确意见。
邓小平率先从理论上批评“两个凡是”，开了全党思想解放的先河。
1977年3月中央工作会议后，中央办公厅两位负责同志汪东兴、李鑫去看望邓小平时，邓小平对他们讲：“‘两个凡是’不行。按照‘两个凡是’，就说不通为我平反的问题，也说不通肯定1976年广大群众在天安门广场的活动‘合乎情理’的问题。”这是针对华国锋在3月中央工作会议上坚持“两个凡是”的错误和讲话中的矛盾而提出的批评。
5月24日，邓小平在同王震、邓力群谈话时再次指出，“两个凡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他说：“把毛泽东同志在这个问题上讲的移到另外的问题上，在这个地点讲的移到另外的地点，在这个时间讲的移到另外的时间，在这个条件下讲的移到另外的条件下，这样做，不行嘛！”“毛泽东同志说，他自己也犯过错误。一个人讲的每句话都对，一个人绝对正确，没有这回事。”又说：“马克思、恩格斯没有说过‘凡是’，列宁、斯大林没有说过‘凡是’，毛泽东同志自己也没有说过‘凡是’。”
经过9个月的拖延，邓小平的职务终于在1977年7月召开的中共十届三中全会上得到恢复。这是政治上拨乱反正的一个重大胜利。“两个凡是”在这里遭到突破，但它的影响还在，并且还很顽强。针对这种情况，邓小平在十届三中全会闭幕时的发言中进一步阐述了完整地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的问题。他指出：“我说要用准确地完整地毛泽东思想作指导的意思是，要对毛泽东思想有一个完整地准确地认识，要善于学习、掌握和运用毛泽东思想的体系来指导我们各项工作。”“我们不能够只从个别词句来理解毛泽东思想，而必须从毛泽东思想的整个体系去获得正确的理解。”邓小平认为，毛泽东倡导的作风，群众路线和实事求是这两条是最根本的东西。接着，在8月召开的党的十一大上，邓小平再次强烈呼吁要恢复和发扬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
在此前后，叶剑英、陈云、聂荣臻、徐向前等一大批老一辈革命家，纷纷发表文章和讲话，大力倡导实事求是的革命作风。
在党的十一大召开以前，按照华国锋的指导思想起草的政治报告原稿曾给邓小平看过。当时邓小平还没有出来工作，他对许多问题的提法和论述提出了意见。邓小平认为，原稿中讲了关于党内“走资派”问题，关于资产阶级法权问题，关于“唯生产力论”问题，关于无产阶级在各个文化领域专政问题，这些错误论点应当删掉。但是，华国锋仍然坚持党内有“走资派”“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的观点，坚持“无产阶级在上层建筑其中包括在各个文化领域的专政”的观点，在政治报告里加以系统阐发。
在十一大上，有相当数量的代表特别是老同志，对华国锋报告的错误观点提出过批评意见。许多代表说，报告对“文化大革命”采取全盘肯定、高度赞扬的说法，是不符合“文化大革命”的客观实际的。毛泽东讲过，“文化大革命”犯有“打倒一切、全面内战”的错误，报告否认“文化大革命”有错误，也不符合毛泽东的说法。
没有人反驳。当时，参加会议的干部，不必说“十月的胜利”之前留下来的“直升机们”，就算有着比较清晰头脑的“老家伙”，也都如惊蜇前后的土拨鼠――他们知道春天总要来，而且也快来了，但四肢还僵着，肚里的油水也快耗尽。那次会与两年之后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根本不能比，更不必说九年半后的十三大。总有一天，会有史学家或文学家出来，将这场涉及到每个家庭的饭桌的唇枪舌剑公诸于世。只望后代不要嗤鼻――他们的先人曾在那样黑暗的蒙昧中摸索、格斗，怎么就不知点起一盏灯？
宣传工作会议的精神，不久，原样出现在最高权力机构。1976年11月30日，副委员长吴德在四届人大常委会三次会议上讲话：“凡是毛主席指示的，毛主席肯定的，我们要努力去做，努力做好。”他认为：“天安门事件中反‘四人帮’是错的，那时，他们还是中央领导，那是分裂中央。”“要把‘四人帮’和批邓结合起来。”
这就是“十月胜利”狂欢之后的那个阴沉沉的年底，人们的心紧紧地收缩了。
转眼间，到了1977年1月。不仅北京，几乎全国人民都对一年前那寒冷的祭奠记忆犹新。充斥人民内心的，不仅是悼念，更多的是抗议。这一点，“以华国锋为首的新的党中央”本来是十分清楚的，但《人民日报》就周恩来逝世一周年的宣传问题请示汪东兴时，汪规定只准发四五篇纪念文章，不准老同志用个人名义写回忆周的文章，不准提周恩来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不准周恩来的纪念展览对外开放，不准《人民日报》发社论。还说，对周恩来的评价不能超过悼词，因为悼词经主席审查过。他还质问《人民日报》写纪念社论的人，“是不是给总理另外作一篇悼词？”
1月8日，首都群众再次涌向天安门，缅怀周总理。大字报、诗词、标语，再次出现在天安门广场。这次人民已经提出这样的两个问题：要求为天安门事件平反，要求邓小平出来工作。
几乎与此同时，对“四人帮”的批判惹了麻烦。《红旗》杂志打报告，向汪东兴请示，“1975年春，张春桥发表的《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和姚文元的《论林彪反党集团》两篇文章，是否可以点名批判？”在这份报告上，汪东兴作了指示：“这两篇文章经中央和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看过”的，只能“不点名”批判文内的错误观点。
“两个凡是”的提出
这接踵而来的冲击，引出了2月7日的两报一刊社论。
《学习文化抓住纲》――《人民日报》以通栏大字标题，全文排四号宋体字，加框刊出，署名：《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首都其他报纸同一天用同样的规格转载。
“两报一刊”联合发表社论是“文革”以来的一大创造，通常表明这是在传达最高司令部或最高统帅的声音，极具威力。
社论中所谓抓住纲，是指揭批“四人帮”。社论说：“当前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集中表现为我们党和‘四人帮’的矛盾。深入揭批‘四人帮’，这就是当前的主题，就是当前的纲。紧紧抓住这个纲，斗争的大方向就掌握住了，各项工作就有统属了。”最后，社论用了六百五十多字的长段向全国发出号召：
“让我们高举毛主席的伟大旗帜，更加自觉地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谕地遵循，最紧密地团结在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周围，紧跟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战略部署，一切行动听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指挥，同心同德，步调一致，牢牢抓住揭批‘四人帮’这个纲，去夺取天下大治的新的伟大胜利。”
今天可以奉告读者，这篇社论，“两报一刊”没有任何人参加起草或讨论，不但他们的负责人不知道有这篇社论，就连当时的中央宣传口（“文革”中，中央宣传部被称为“阎王殿”而解散，粉碎“四人帮”后成立了中央宣传口）也不知道，它是由李鑫领导的中央理论学习组起草的。李鑫曾长期担任康生的秘书。康生死后，他担任了中央办公厅副主任，负责文件的起草工作。2月4日，汪东兴在这篇社论的清样上批示道：“这篇文章，经过李鑫同志和理论学习组同志多次讨论修改，我看可以用。”
这篇文章发到中央宣传口，中央宣传口负责人耿飚曾找几个负责宣传工作的同志讨论。耿飚在擒拿“四人帮”第二天，奉命迅即接管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后来又调至中宣口主持工作。他在讨论中直言道，登这篇文章，等于“四人帮”没有粉碎。如果按照这篇文章的“两个凡是”去办，什么事情也办不成。但因为这篇社论是中央批发下来的，各报只能照登。
值得回味的是，这篇社论发表的时间，正是1977年中央3月工作会议的前夕。当时，全国人民都希望邓小平赶快出来工作。然而，“两个凡是”的提出，使人立刻回想起1976年毛泽东亲自发动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也使人联想起毛泽东逝世后，10月4日发表在《光明日报》上梁效的文章《永远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办》。一时间，读者纷纷打电话、写信到报社，责问为什么要发表这篇社论。
3月工作会议如期召开。在这次会上，华国锋讲话基调虽然未变，但一种新的气息已经透出。他认为：“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是“伟大领袖毛主席决定的，批是必要的。”但明言：“在适当的时机让邓小平同志出来工作。”他又一次重复“确有极少数反革命分子制造了天安门广场的反革命事件”，但补充说：“群众在清明节到天安门，表示自己对周总理的悼念之情，是合乎情理的。”
在这次会议后，4月10日，邓小平致信华国锋、叶剑英、党中央，提出：“我们必须世世代代地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如果说，在这封信里还没有明确批评“两个凡是”的话，5月24日，邓小平在谈话里，则说得几乎不会使任何人误解：前些日子，中央办公厅两位负责同志来看我，我对他们讲，“两个凡是”不行。按照“两个凡是”，就说不通为我平反的问题，也说不通，肯定1976年广大群众在天安门广场的活动“合乎情理”的问题。把毛泽东同志在这个问题上讲的移到另外的问题上，在这个地点讲的移到另外的地点，在这个时间讲的移到另外的时间，在这个条件下讲的移到另外的条件下，这样做，不行嘛！毛泽东自己多次说过，他有些话讲错了。他说，一个人只要工作，没有不犯错误的。又说，马恩列斯都犯过错误，如果不犯错误，为什么他们的手稿常常改了又改呢？改了又改，就是因为原来有些观点不完全正确，不那么完备、准确嘛。毛泽东说，他自己也犯错误。一个人讲的每句话都对，一个人绝对正确，没有这回事。他说：一个人能够“三七开”就很好，很不错了；我死了，如果后人能给我以“三七开”的估计，我就很高兴、很满意。这样一个重要的理论问题，是个是否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问题。彻底的唯物主义者，就应该像毛泽东说的那样对待这个问题。马克思、恩格斯没有说过“凡是”，列宁、斯大林没有说过“凡是”，毛泽东自己也没有说过“凡是”。
那时，邓小平的职务还没有恢复，只有他这种性格的人，才会在处于那样微妙的位置上的时候如此直率地讲话。中国人被“礼”束缚了数千年，很少有政治家能表现他们个人的性格魅力。
几乎就在同时，中宣口简报刊登了一份《人民日报》提供的材料，引起了当时任毛泽东著作编辑办公室副主任的吴冷西相当不快。他当即给朱穆之、胡绩伟挂了电话，明白说“不应该登”。吴冷西的愤怒与担忧不是没有来由的，这份材料涉及的问题太重要了，直接关系到将中国拖进贫困、动乱、仇恨、猜忌的泥潭的绳索――“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和“全面专政”！
而那份材料道出了真相：1977年5月，《人民日报》查对了“文革”时期1967年11月6日“两报一刊”编辑部纪念十月革命节文章的原稿，证明文中第一次提出的关于毛泽东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六个要点，都没有经过中央正式讨论，是由起草人商量，根据康生讲话，由陈伯达、姚文元修改完稿的。其中关于“全面专政”的提法，也不是毛泽东的原话，而是陈伯达、姚文元写上去，排成黑体字，遂成了“毛泽东指示”的。
邓小平的职务在1977年7月十届三中全会上恢复。在这次会上，他阐述这一思想的语言已经更为规整，强调必须从毛泽东思想的整体体系去获得正确的理解。他认为，张春桥等“引用毛泽东某些片言只语来骗人、吓唬人”，只说“一个领域、一个方面的问题”，准确完整地理解方能与其针锋相对。
紧接着，也许出于冷静的判断，也许出于多年夙愿，一上任，邓小平就自告奋勇抓科学、教育工作。在8月8日召开的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上，邓小平讲了六个问题，第一个就是“关于对17年的估计问题”。
这里应该提醒读者注意，自从1966年开始对刘少奇全面批判，直到这个“八八”讲话之前，还没有任何人敢对“十七年”说一句好话。邓小平所说的：“毛泽东同志在文化大革命以前的大部分时间里，对科学研究工作、文化教育工作的一系列指示，基本精神是鼓励，是提倡，是估计到我们知识分子中绝大多数是好的，是为社会主义服务或者愿意为社会主义服务的。1957年以后讲过一些过头话，但六十年代初期，他还是支持科学十四条、高等学校六十条这些的……对全国教育战线十七年的工作怎样估计？我看主导方面是红线。”以及：“科研工作、教育工作是脑力劳动，脑力劳动也是劳动嘛。”在当时真是振聋发聩。
但细心的读者会看出，他只是把他认为正确的毛泽东谈话重复一遍。毛泽东是不是也曾讲错与做错过什么，那又怎么办呢？
当时，主管教育的刘西尧发表的感慨是：“八八”讲话，感到“震动很大，赶超有望”，但是――“心有余悸”。为什么？就是因为“两个估计”虽然已被邓小平触及，但并未正式推翻。
所谓“两个估计”，是1971年《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中的两个政治结论，即：“文化大革命”前十七年，教育战线是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是“黑线专政”；大多数知识分子的世界观根本属于资产阶级，他们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更要命的是，这个文件是毛泽东画了圈的。按照“两个凡是”的原则不能动。
这显然促使邓小平决心索性把话说个明白。9月19日，他直截了当对刘西尧等人说：毛泽东画了圈，不等于说里面就没有是非问题。我们不能简单地处理。1976年天安门事件中，关于我的问题的决议，毛泽东也是画了圈的。天安门事件涉及那么多人，说是反革命事件，不行嘛！说我是天安门事件的后台，其实，当时，我已经不能同外界接触了。《纪要》引用了毛泽东的一些话，有许多是断章取义的。《纪要》里还塞进不少“四人帮”的东西。对这个《纪要》要进行批判，划清是非界限。
“两个估计”是不符合实际的。怎么能把几百万、上千万知识分子一棍子打死呢？我们现在的人才，大部分还不是十七年培养出来的？
邓小平还要求刘西尧要“独立思考，不要东看看，西看看”，不要“胆子小，怕又跟着我犯‘错误’”。
第二节 三中全会改变中国邓小平成领导核心（1）
邓小平率先从理论上批评“两个凡是”，开了全党思想解放的先河。胡耀邦提出了研究应遵循的两条原则。5月11日，这篇历时七个月，前后修订十次的文章，在《光明日报》一版下辟专栏位置，以特约评论员名义发出。真理标准的讨论，很快就从北京向四面八方辐射，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的负责人都在严肃地思考这个问题。邓小平讲话的第二天，《人民日报》和《解放军报》在第一版以“邓副主席讲话精神阐述毛主席实事求是光辉思想”的通栏标题，对邓小平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的重要讲话作了报道。
邓小平出山，率先批“凡是”
“两个凡是”的提出，令当时尚未出来工作的邓小平深感忧虑。他觉得这是个是否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问题，是个重要的思想路线问题。针对“两个凡是”，邓小平经过反复考虑，于1977年4月给中共中央的信中指出：“我们必须世世代代地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把党和社会主义事业，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事业，胜利地推向前进。”邓小平在这里首次提出了“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的概念，这就为反对“两个凡是”提供了理论武器。5月3日，中共中央转发此信，肯定了邓小平的正确意见。
邓小平率先从理论上批评“两个凡是”，开了全党思想解放的先河。
1977年3月中央工作会议后，中央办公厅两位负责同志汪东兴、李鑫去看望邓小平时，邓小平对他们讲：“‘两个凡是’不行。按照‘两个凡是’，就说不通为我平反的问题，也说不通肯定1976年广大群众在天安门广场的活动‘合乎情理’的问题。”这是针对华国锋在3月中央工作会议上坚持“两个凡是”的错误和讲话中的矛盾而提出的批评。
5月24日，邓小平在同王震、邓力群谈话时再次指出，“两个凡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他说：“把毛泽东同志在这个问题上讲的移到另外的问题上，在这个地点讲的移到另外的地点，在这个时间讲的移到另外的时间，在这个条件下讲的移到另外的条件下，这样做，不行嘛！”“毛泽东同志说，他自己也犯过错误。一个人讲的每句话都对，一个人绝对正确，没有这回事。”又说：“马克思、恩格斯没有说过‘凡是’，列宁、斯大林没有说过‘凡是’，毛泽东同志自己也没有说过‘凡是’。”
经过9个月的拖延，邓小平的职务终于在1977年7月召开的中共十届三中全会上得到恢复。这是政治上拨乱反正的一个重大胜利。“两个凡是”在这里遭到突破，但它的影响还在，并且还很顽强。针对这种情况，邓小平在十届三中全会闭幕时的发言中进一步阐述了完整地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的问题。他指出：“我说要用准确地完整地毛泽东思想作指导的意思是，要对毛泽东思想有一个完整地准确地认识，要善于学习、掌握和运用毛泽东思想的体系来指导我们各项工作。”“我们不能够只从个别词句来理解毛泽东思想，而必须从毛泽东思想的整个体系去获得正确的理解。”邓小平认为，毛泽东倡导的作风，群众路线和实事求是这两条是最根本的东西。接着，在8月召开的党的十一大上，邓小平再次强烈呼吁要恢复和发扬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
在此前后，叶剑英、陈云、聂荣臻、徐向前等一大批老一辈革命家，纷纷发表文章和讲话，大力倡导实事求是的革命作风。
在党的十一大召开以前，按照华国锋的指导思想起草的政治报告原稿曾给邓小平看过。当时邓小平还没有出来工作，他对许多问题的提法和论述提出了意见。邓小平认为，原稿中讲了关于党内“走资派”问题，关于资产阶级法权问题，关于“唯生产力论”问题，关于无产阶级在各个文化领域专政问题，这些错误论点应当删掉。但是，华国锋仍然坚持党内有“走资派”“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的观点，坚持“无产阶级在上层建筑其中包括在各个文化领域的专政”的观点，在政治报告里加以系统阐发。
在十一大上，有相当数量的代表特别是老同志，对华国锋报告的错误观点提出过批评意见。许多代表说，报告对“文化大革命”采取全盘肯定、高度赞扬的说法，是不符合“文化大革命”的客观实际的。毛泽东讲过，“文化大革命”犯有“打倒一切、全面内战”的错误，报告否认“文化大革命”有错误，也不符合毛泽东的说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