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8章“两个凡是”定基调真理讨论大展开(3)
邓小平政治生涯中第一次被打倒是30年代在中央苏区时。当时，由于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等执行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受到推行“左”的错误的临时中央的批判斗争。邓小平被撤销江西省委宣传部长的职务，受到党内最后严重警告的处分，被派往中央苏区边远的乐安县所属南村区委当巡视员。后来，在中央军委政治部主任王稼祥等人的支持下，被调到总政治部担任秘书长，随后参加了中央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和遵义会议。
邓小平政治生涯中第二次被打倒是在“文化大革命”初期。当时，身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委员会总书记的邓小平，被作为“刘少奇、邓小平资产阶级司令部”的第二号人物遭到错误批判和斗争，被剥夺一切职务，并于1969年至1972年下放到江西新建县拖拉机修造厂劳动3年。林彪事件后，邓小平于1973年复出，1975年担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中央军委副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主持党、国家和军队的日常工作。
邓小平政治生涯中第三次被打倒是在1976年。由于毛泽东不能容忍邓小平系统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又发动了所谓“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并在天安门事件后于4月7日决定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保留党籍，以观后效。
1976年，邓小平72岁。在一般人看来，邓小平的政治生命恐怕也就到此为止了。然而，邓小平以不屈不挠的毅力、锲而不舍的精神和高超的政治智慧，在他老年的岁月中谱写了他一生中最辉煌的乐章。
1976年10月6日，祸国殃民的“四人帮”被粉碎。这为邓小平第三次复出创造了历史性机遇和可能。当10月7日从叶剑英那里获悉“四人帮”被粉碎的消息时，邓小平惊喜万状，感叹道：“看来，我可以安度晚年了！”
刚刚粉碎“四人帮”，叶剑英就向华国锋提议，赶快让邓小平出来工作。在玉泉山召开的一次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叶剑英又正式提出这个问题。他说：“我建议让邓小平出来工作，我们在座的同志总不会害怕他吧？他参加了政治局，恢复了工作，总不会给我们挑剔吧？”李先念听了，马上表示同意，但华国锋没有表态。
这期间，邓小平正因病住在医院。不久，叶剑英就安排邓小平的一家搬到了北京郊区的西山。邓小平女儿毛毛回忆道：
记得，为了让父亲第三次复出，叶伯伯让他的小儿子亲自驾车，把还在软禁中我的父亲偷偷接到他的住处。当时我在场清清楚楚地记得！他们两人见面之时，万分激动，父亲叫了一声“老兄”，两人的手便紧紧握在一起。
邓小平在西山住下后，于1976年10月10日给华国锋并中央写了一封信，表达他对华国锋任中央主席、军委主席和粉碎“四人帮”的喜悦心情：
最近这场反对野心家、阴谋家篡党夺权的斗争，是在伟大领袖毛主席逝世后这样一个关键时刻紧接着发生的，以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战胜了这批坏蛋，取得了伟大的胜利，这是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胜利，这是社会主义道路战胜资本主义道路的胜利，这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胜利，这是巩固党的伟大事业的胜利，这是毛泽东思想和毛泽东革命路线的胜利。我同全国人民一样，对这个伟大斗争的胜利，由衷地感到万分的喜悦，情不自禁地高呼万岁，万岁，万万岁！我用这封短信表达我的内心的真诚的感情。
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万岁！
党和社会主义事业的伟大胜利万岁！
邓小平把这封信通过汪东兴转交给华国锋，但华国锋没有作出反应。
1977年1月8日，李冬民等人在天安门刷大标语，要求为天安门事件平反，要求让邓小平出来工作。这表达了人民的意愿。但华国锋不但未及时顺应民意，还公然提出“两个凡是”，对这两个要求加以压制。这不能不使许多老一辈革命家深感忧虑。萧劲光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
按照“两个凡是”，当时两个大家最关心的问题就无法解决，一个是“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不能改，一个是“天安门事件”的案不能翻。对此我是不赞成的，我和陈云同志谈过，和王震、王诤、耿飙等一些老同志也谈过……大家在一起议一议，谈一谈，感到大多数老同志的心都是相通的，所见也基本相同，思想上也越来越感到这两件事的解决势在必行。经过一段时间的考虑，陈云同志决心向中央上书，直言自己的意见，我们这些老同志自然十分赞同，又十分高兴，因为陈云同志德高望重，推举陈云同志挑头，代表大家向中央陈述这些意见，也正是这段时期大家在酝酿之中的事情。
中央工作会议即将召开的前夕，记不清具体是在那一天了，王震同志打电话邀我去商讨要事。同去的还有王诤、耿飙同志，大家在一起议论的中心议题还是那两件事。过了一会儿，陈云同志也来了，陈云同志发表了意见，大意是说中央工作会议要召开了，他写了一个书面意见，准备在会上做个书面发言。他对坐在旁边的我说：“请劲光同志给大家念念吧。”这篇书面发言，主要内容就是现在收集在《陈云文选》三卷中“粉碎‘四人帮’后面临的两件大事。”
在1977年3月中央工作会议刚刚开始时，华国锋就对各小组召集人打招呼，说有两个敏感的问题，一个是天安门事件问题，一个是邓小平出来工作问题，希望大家发言不要触及。但陈云、王震等人却跟华国锋“唱反调”。
3月13日，陈云在会上发表了事先准备好的书面讲话。陈云谈了自己对天安门事件的几点看法：（一）当时绝大多数群众是为了悼念周总理；（二）尤其关心周恩来同志逝世后党的接班人是谁；（三）至于混在群众中的坏人是极少数；（四）需要查一查“四人帮”是否插手，是否有诡计。陈云指出，因为天安门事件是群众关心的事，而且当时在全国也有类似事件。陈云还指出：“邓小平同志与天安门事件是无关的。为了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的需要，听说中央有些同志提出让邓小平同志重新参加党中央的领导工作，是完全正确、完全必要的，我完全拥护。”
王震的发言更为直截了当，他说：邓小平政治思想强，人才难得，这是毛主席讲的，周总理传达的。他是同“四人帮”作斗争的先锋，所以“四人帮”千方百计地、卑鄙地陷害他。现在全党全军全国人民都热切希望邓小平同志早日出来参加领导工作。天安门事件是我们民族的骄傲，是全国人民阶级觉悟和路线斗争觉悟大大提高的集中表现，谁不承认天安门事件的本质与主流，实际上就是替“四人帮”辩护。
陈云、王震的发言受到华国锋的压制，不让在会议简报上刊登，但却得到许多与会同志的拥护，正式揭开了拨乱反正的序幕。
不过，华国锋虽然仍在进行压制，但事实上已开始有所松动，这从本书前面介绍的华国锋在中央工作会议的讲话中即可清楚看出。华国锋在讲话中已明确说明：“中央政治局的意见是，经过党的十届三中全会和党的第十一次代表大会，正式作出决定，让邓小平同志出来工作，这样做比较适当。”当然，华国锋也留有尾巴，说邓小平“也犯有错误”，要“帮助他改正错误”。
1977年4月10日，邓小平再次写信给华国锋主席、叶剑英副主席并党中央，谈了自己对3月中央工作会议所提出的两个问题的意见。
根据邓小平本人的建议，1977年5月3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将邓小平1976年10月10日和1977年4月10日给中央的两封信转发全党。这为邓小平的正式复出作了准备。
1977年7月16日至21日，党的十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17日，全会一致通过《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职务的决议》，决定恢复邓小平中共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的职务。邓小平在这次全会上的讲话中，谈了自己出来工作的心情和态度。他说：
坦率地说，出来工作，可以有两种态度，一个是做官，一个是做点工作。我想，谁叫你当共产党人呢，既然当了，就不能够有私心杂念。
邓小平坦言；“这是我一种交心的话。”
1977年7月30日，在中国政坛上沉寂了一年多的邓小平突然出现在北京国际足球邀请赛的看台上。这是邓小平再度复职后的首次亮相，是一次轻轻松松的亮相。
邓小平以73岁的高龄第三次复出，引起了世人的关注和极大兴趣。新老朋友见到他时，都免不了要询问他的经历，然而他很少说自己，总是把话题更多地引向中国的实际问题。
在此后的二十年里，中国党和国家的历史及命运就同“邓小平”这个名字紧紧联系在一起了。
十一届中央领导层
1977年8月19日，中共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在北京举行。会议选举产生了中央领导机构负责人，名单如下：
中央委员会主席华国锋
中央委员会副主席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汪东兴
中央政治局委员华国锋（以下按姓氏笔画为序）韦国清 乌兰夫 方毅 邓小平 叶剑英 刘伯承 许世友 苏振华 李先念 李德生 吴德 余秋里 汪东兴 张廷发 陈锡联 耿飚 聂荣臻 倪志福 徐向前 彭冲
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按姓氏笔画为序）陈慕华赵紫阳赛福鼎
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华国锋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汪东兴
安定团结，复苏经济
面对“文化大革命”造成的混乱局面，从1976年10月至1978年底，党中央采取一系列措施，逐渐实现了全国社会经济政治的安定和复苏。
为实现全国安定团结，党代表人民的意愿，进行揭批“四人帮”的斗争，以拨乱反正。中央先后派工作组分赴保定、辽宁、云南以及郑州、兰州等铁路局，以控制局面，制止动乱和武斗，恢复正常的社会和生产秩序。在此基础上，中共中央先后有步骤地调整和加强了党、政、军各级领导班子，全面清查与“四人帮”有关的人和事，把一批与“四人帮”有联系的人及帮派骨干、打砸抢分子清除出各级领导班子。1976年12月10日，中央批发了《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罪证（材料之一）》。之后，又陆续批发了罪证材料之二、罪证材料之三。材料下达之后，全国掀起了揭批“四人帮”的群众运动。
1976年12月-1977年2月为第一阶段，集中揭批“四人帮”篡党夺权的罪行和阴谋活动，清查其帮派体系。
1977年3月-1977年8月为第二阶段，着重揭露其反革命面目和罪恶历史。
1977年9月-1978年11月为第三阶段，着重揭批其反革命理论，清除他们在各方面的影响。
党中央还领导各级党组织把揭批“四人帮”同恢复国民经济结合起来，从1976年12月到1977年5月，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先后召开农业、工业、计划、铁路等会议，消除经济上的混乱局面。同时，中央对凡纯属反对“四人帮”而遭到打击迫害的人，宣布予以平反改正。
揭批“四人帮”群众运动的开展，及时处理了某些地区的突出问题和对一部分领导班子的调整，提高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政治觉悟，对稳定社会、恢复经济、促进安定团结，起了积极的作用。
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改善人民生活，是当时党和国家十分迫切的任务。1976年12月10-27日，中央召开第二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1977年4月20日-5月13日，又先后在大庆和北京召开了全国工业学大庆会议。在此前后，国务院先后召开了铁路、煤炭、计划、农田基本建设、冶金、交通以及林业、水产等方面的全国性会议，解决国民经济中存在的问题，并很快取得了成效。1978年，国家进一步恢复了一些行之有效的管理办法。4月，中央批准了《关于加快工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即二十三条）。5月，国务院批准了《关于实行奖励和计件工资制度的通知》。11月，国务院规定在国营企业试行企业基金制度，同时，积极引进外资技术。
由于采取了上述一系列恢复和发展生产的政策和措施，使1977年、1978年两年国民经济得到很快恢复和初步发展。1977年农业生产由于受严重自然灾害影响没有完成原订计划，但到1978年，全国粮食总产量即超过了历史最高水平，棉、油、糖、烟、麻等经济作物的产量都有所提高。工业总产值1977年和1978年分别比上年增长10.9%和13.5%，国民收入和国家财政收入都有较大幅度增长。国内市场供应有所改善，对外贸易显著增加，人民生活水平有所提高。
1977年10月，《人民日报》发表在胡耀邦支持和指导下写成的《把“四人帮”颠倒了的干部路线是非纠正过来》的文章，为干部政策上的拨乱反正大造舆论，在广大干部群众中引起强烈反响。12月10日，胡耀邦被任命为中央组织部部长。他一上任即提出：“凡是不实之词，凡是不正确的结论和处理，不管是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下搞的，不管是哪一级、什么人定的和批的，都要改正过来”。胡耀邦遵循党的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原则，率领中组部全体同志经过大量切实的调查研究，坚决平反冤假错案，使许多冤假错案得以平反纠正，不少干部获得解放。各省解放干部的工作也迅速展开。这就在实际工作中冲破了“两个凡是”的束缚，破除了以前的左倾办案思想和办案方法，打开了在全国范围内大规模地平反冤假错案、落实党的政策的新局面。
科学教育文化工作也开始重新走上正轨。科学教育战线是“文革”中的重灾区，也是现代化建设能否成功的基础和关键。邓小平出来工作后不久，即自告奋勇去分管科学教育工作，在他的直接领导下，首先从科学和教育方面开始拨乱反正。1977年5月，邓小平提出要“尊重知识、尊重人才”。8月，邓小平在关于科学和教育工作的几点意见和9月19日同教育部主要负责人谈话中，肯定了“文化大革命”前17年教育战线的成绩和知识分子绝大多数是自觉自愿地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否定了“两个估计”，为知识分子恢复了名誉。从1977年开始，我国恢复高考制度，这成为鼓励青年努力学习、提高教育水平的有力措施，受到普遍欢迎。1978年3月和4月间，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先后召开了全国科学大会和教育工作会议。邓小平在会上讲话，着重阐明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知识分子的绝大多数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的观点。华国锋在全国科学大会上作了题为《提高整个中华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的报告。全国逐渐出现“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社会风气和掀起了学习科学文化的热潮。在科技、教育战线开始拨乱反正的同时，文艺战线也开始逐步否定“文艺黑线专政”论，恢复文艺工作的正常活动。
此外，我国的民主和法制建设，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统战工作，工、青、妇群众团体的工作和军队现代化建设都得到初步恢复。对外关系逐步恢复并打开了新的局面，开始出现有利于我国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的国际环境和条件。
以上几方面表明，在这两年中，党和国家的工作是前进了。然而，党的指导思想上占主导地位的仍是“两个凡是”。它为拨乱反正设置了严重障碍，延误了拨乱反正的历史进程，是一个新的思想禁锢。显然，不冲破“两个凡是”的禁锢，就不可能纠正“文化大革命”及其以前的左倾错误，类似“文化大革命”的灾难还可能重演。因此，思想路线的拨乱反正是从对“两个凡是”的抵制开始的。这也是避免走“文化大革命”的路或“文化大革命”前的老路，探索和开辟一条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道路的前提条件。
阴沉的年底
1976年，中国人民粉碎以江青为首的“四人帮”集团以后一个多月。
邓小平政治生涯中第二次被打倒是在“文化大革命”初期。当时，身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委员会总书记的邓小平，被作为“刘少奇、邓小平资产阶级司令部”的第二号人物遭到错误批判和斗争，被剥夺一切职务，并于1969年至1972年下放到江西新建县拖拉机修造厂劳动3年。林彪事件后，邓小平于1973年复出，1975年担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中央军委副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主持党、国家和军队的日常工作。
邓小平政治生涯中第三次被打倒是在1976年。由于毛泽东不能容忍邓小平系统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又发动了所谓“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并在天安门事件后于4月7日决定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保留党籍，以观后效。
1976年，邓小平72岁。在一般人看来，邓小平的政治生命恐怕也就到此为止了。然而，邓小平以不屈不挠的毅力、锲而不舍的精神和高超的政治智慧，在他老年的岁月中谱写了他一生中最辉煌的乐章。
1976年10月6日，祸国殃民的“四人帮”被粉碎。这为邓小平第三次复出创造了历史性机遇和可能。当10月7日从叶剑英那里获悉“四人帮”被粉碎的消息时，邓小平惊喜万状，感叹道：“看来，我可以安度晚年了！”
刚刚粉碎“四人帮”，叶剑英就向华国锋提议，赶快让邓小平出来工作。在玉泉山召开的一次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叶剑英又正式提出这个问题。他说：“我建议让邓小平出来工作，我们在座的同志总不会害怕他吧？他参加了政治局，恢复了工作，总不会给我们挑剔吧？”李先念听了，马上表示同意，但华国锋没有表态。
这期间，邓小平正因病住在医院。不久，叶剑英就安排邓小平的一家搬到了北京郊区的西山。邓小平女儿毛毛回忆道：
记得，为了让父亲第三次复出，叶伯伯让他的小儿子亲自驾车，把还在软禁中我的父亲偷偷接到他的住处。当时我在场清清楚楚地记得！他们两人见面之时，万分激动，父亲叫了一声“老兄”，两人的手便紧紧握在一起。
邓小平在西山住下后，于1976年10月10日给华国锋并中央写了一封信，表达他对华国锋任中央主席、军委主席和粉碎“四人帮”的喜悦心情：
最近这场反对野心家、阴谋家篡党夺权的斗争，是在伟大领袖毛主席逝世后这样一个关键时刻紧接着发生的，以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战胜了这批坏蛋，取得了伟大的胜利，这是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胜利，这是社会主义道路战胜资本主义道路的胜利，这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胜利，这是巩固党的伟大事业的胜利，这是毛泽东思想和毛泽东革命路线的胜利。我同全国人民一样，对这个伟大斗争的胜利，由衷地感到万分的喜悦，情不自禁地高呼万岁，万岁，万万岁！我用这封短信表达我的内心的真诚的感情。
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万岁！
党和社会主义事业的伟大胜利万岁！
邓小平把这封信通过汪东兴转交给华国锋，但华国锋没有作出反应。
1977年1月8日，李冬民等人在天安门刷大标语，要求为天安门事件平反，要求让邓小平出来工作。这表达了人民的意愿。但华国锋不但未及时顺应民意，还公然提出“两个凡是”，对这两个要求加以压制。这不能不使许多老一辈革命家深感忧虑。萧劲光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
按照“两个凡是”，当时两个大家最关心的问题就无法解决，一个是“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不能改，一个是“天安门事件”的案不能翻。对此我是不赞成的，我和陈云同志谈过，和王震、王诤、耿飙等一些老同志也谈过……大家在一起议一议，谈一谈，感到大多数老同志的心都是相通的，所见也基本相同，思想上也越来越感到这两件事的解决势在必行。经过一段时间的考虑，陈云同志决心向中央上书，直言自己的意见，我们这些老同志自然十分赞同，又十分高兴，因为陈云同志德高望重，推举陈云同志挑头，代表大家向中央陈述这些意见，也正是这段时期大家在酝酿之中的事情。
中央工作会议即将召开的前夕，记不清具体是在那一天了，王震同志打电话邀我去商讨要事。同去的还有王诤、耿飙同志，大家在一起议论的中心议题还是那两件事。过了一会儿，陈云同志也来了，陈云同志发表了意见，大意是说中央工作会议要召开了，他写了一个书面意见，准备在会上做个书面发言。他对坐在旁边的我说：“请劲光同志给大家念念吧。”这篇书面发言，主要内容就是现在收集在《陈云文选》三卷中“粉碎‘四人帮’后面临的两件大事。”
在1977年3月中央工作会议刚刚开始时，华国锋就对各小组召集人打招呼，说有两个敏感的问题，一个是天安门事件问题，一个是邓小平出来工作问题，希望大家发言不要触及。但陈云、王震等人却跟华国锋“唱反调”。
3月13日，陈云在会上发表了事先准备好的书面讲话。陈云谈了自己对天安门事件的几点看法：（一）当时绝大多数群众是为了悼念周总理；（二）尤其关心周恩来同志逝世后党的接班人是谁；（三）至于混在群众中的坏人是极少数；（四）需要查一查“四人帮”是否插手，是否有诡计。陈云指出，因为天安门事件是群众关心的事，而且当时在全国也有类似事件。陈云还指出：“邓小平同志与天安门事件是无关的。为了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的需要，听说中央有些同志提出让邓小平同志重新参加党中央的领导工作，是完全正确、完全必要的，我完全拥护。”
王震的发言更为直截了当，他说：邓小平政治思想强，人才难得，这是毛主席讲的，周总理传达的。他是同“四人帮”作斗争的先锋，所以“四人帮”千方百计地、卑鄙地陷害他。现在全党全军全国人民都热切希望邓小平同志早日出来参加领导工作。天安门事件是我们民族的骄傲，是全国人民阶级觉悟和路线斗争觉悟大大提高的集中表现，谁不承认天安门事件的本质与主流，实际上就是替“四人帮”辩护。
陈云、王震的发言受到华国锋的压制，不让在会议简报上刊登，但却得到许多与会同志的拥护，正式揭开了拨乱反正的序幕。
不过，华国锋虽然仍在进行压制，但事实上已开始有所松动，这从本书前面介绍的华国锋在中央工作会议的讲话中即可清楚看出。华国锋在讲话中已明确说明：“中央政治局的意见是，经过党的十届三中全会和党的第十一次代表大会，正式作出决定，让邓小平同志出来工作，这样做比较适当。”当然，华国锋也留有尾巴，说邓小平“也犯有错误”，要“帮助他改正错误”。
1977年4月10日，邓小平再次写信给华国锋主席、叶剑英副主席并党中央，谈了自己对3月中央工作会议所提出的两个问题的意见。
根据邓小平本人的建议，1977年5月3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将邓小平1976年10月10日和1977年4月10日给中央的两封信转发全党。这为邓小平的正式复出作了准备。
1977年7月16日至21日，党的十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17日，全会一致通过《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职务的决议》，决定恢复邓小平中共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的职务。邓小平在这次全会上的讲话中，谈了自己出来工作的心情和态度。他说：
坦率地说，出来工作，可以有两种态度，一个是做官，一个是做点工作。我想，谁叫你当共产党人呢，既然当了，就不能够有私心杂念。
邓小平坦言；“这是我一种交心的话。”
1977年7月30日，在中国政坛上沉寂了一年多的邓小平突然出现在北京国际足球邀请赛的看台上。这是邓小平再度复职后的首次亮相，是一次轻轻松松的亮相。
邓小平以73岁的高龄第三次复出，引起了世人的关注和极大兴趣。新老朋友见到他时，都免不了要询问他的经历，然而他很少说自己，总是把话题更多地引向中国的实际问题。
在此后的二十年里，中国党和国家的历史及命运就同“邓小平”这个名字紧紧联系在一起了。
十一届中央领导层
1977年8月19日，中共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在北京举行。会议选举产生了中央领导机构负责人，名单如下：
中央委员会主席华国锋
中央委员会副主席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汪东兴
中央政治局委员华国锋（以下按姓氏笔画为序）韦国清 乌兰夫 方毅 邓小平 叶剑英 刘伯承 许世友 苏振华 李先念 李德生 吴德 余秋里 汪东兴 张廷发 陈锡联 耿飚 聂荣臻 倪志福 徐向前 彭冲
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按姓氏笔画为序）陈慕华赵紫阳赛福鼎
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华国锋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汪东兴
安定团结，复苏经济
面对“文化大革命”造成的混乱局面，从1976年10月至1978年底，党中央采取一系列措施，逐渐实现了全国社会经济政治的安定和复苏。
为实现全国安定团结，党代表人民的意愿，进行揭批“四人帮”的斗争，以拨乱反正。中央先后派工作组分赴保定、辽宁、云南以及郑州、兰州等铁路局，以控制局面，制止动乱和武斗，恢复正常的社会和生产秩序。在此基础上，中共中央先后有步骤地调整和加强了党、政、军各级领导班子，全面清查与“四人帮”有关的人和事，把一批与“四人帮”有联系的人及帮派骨干、打砸抢分子清除出各级领导班子。1976年12月10日，中央批发了《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罪证（材料之一）》。之后，又陆续批发了罪证材料之二、罪证材料之三。材料下达之后，全国掀起了揭批“四人帮”的群众运动。
1976年12月-1977年2月为第一阶段，集中揭批“四人帮”篡党夺权的罪行和阴谋活动，清查其帮派体系。
1977年3月-1977年8月为第二阶段，着重揭露其反革命面目和罪恶历史。
1977年9月-1978年11月为第三阶段，着重揭批其反革命理论，清除他们在各方面的影响。
党中央还领导各级党组织把揭批“四人帮”同恢复国民经济结合起来，从1976年12月到1977年5月，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先后召开农业、工业、计划、铁路等会议，消除经济上的混乱局面。同时，中央对凡纯属反对“四人帮”而遭到打击迫害的人，宣布予以平反改正。
揭批“四人帮”群众运动的开展，及时处理了某些地区的突出问题和对一部分领导班子的调整，提高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政治觉悟，对稳定社会、恢复经济、促进安定团结，起了积极的作用。
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改善人民生活，是当时党和国家十分迫切的任务。1976年12月10-27日，中央召开第二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1977年4月20日-5月13日，又先后在大庆和北京召开了全国工业学大庆会议。在此前后，国务院先后召开了铁路、煤炭、计划、农田基本建设、冶金、交通以及林业、水产等方面的全国性会议，解决国民经济中存在的问题，并很快取得了成效。1978年，国家进一步恢复了一些行之有效的管理办法。4月，中央批准了《关于加快工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即二十三条）。5月，国务院批准了《关于实行奖励和计件工资制度的通知》。11月，国务院规定在国营企业试行企业基金制度，同时，积极引进外资技术。
由于采取了上述一系列恢复和发展生产的政策和措施，使1977年、1978年两年国民经济得到很快恢复和初步发展。1977年农业生产由于受严重自然灾害影响没有完成原订计划，但到1978年，全国粮食总产量即超过了历史最高水平，棉、油、糖、烟、麻等经济作物的产量都有所提高。工业总产值1977年和1978年分别比上年增长10.9%和13.5%，国民收入和国家财政收入都有较大幅度增长。国内市场供应有所改善，对外贸易显著增加，人民生活水平有所提高。
1977年10月，《人民日报》发表在胡耀邦支持和指导下写成的《把“四人帮”颠倒了的干部路线是非纠正过来》的文章，为干部政策上的拨乱反正大造舆论，在广大干部群众中引起强烈反响。12月10日，胡耀邦被任命为中央组织部部长。他一上任即提出：“凡是不实之词，凡是不正确的结论和处理，不管是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下搞的，不管是哪一级、什么人定的和批的，都要改正过来”。胡耀邦遵循党的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原则，率领中组部全体同志经过大量切实的调查研究，坚决平反冤假错案，使许多冤假错案得以平反纠正，不少干部获得解放。各省解放干部的工作也迅速展开。这就在实际工作中冲破了“两个凡是”的束缚，破除了以前的左倾办案思想和办案方法，打开了在全国范围内大规模地平反冤假错案、落实党的政策的新局面。
科学教育文化工作也开始重新走上正轨。科学教育战线是“文革”中的重灾区，也是现代化建设能否成功的基础和关键。邓小平出来工作后不久，即自告奋勇去分管科学教育工作，在他的直接领导下，首先从科学和教育方面开始拨乱反正。1977年5月，邓小平提出要“尊重知识、尊重人才”。8月，邓小平在关于科学和教育工作的几点意见和9月19日同教育部主要负责人谈话中，肯定了“文化大革命”前17年教育战线的成绩和知识分子绝大多数是自觉自愿地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否定了“两个估计”，为知识分子恢复了名誉。从1977年开始，我国恢复高考制度，这成为鼓励青年努力学习、提高教育水平的有力措施，受到普遍欢迎。1978年3月和4月间，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先后召开了全国科学大会和教育工作会议。邓小平在会上讲话，着重阐明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知识分子的绝大多数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的观点。华国锋在全国科学大会上作了题为《提高整个中华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的报告。全国逐渐出现“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社会风气和掀起了学习科学文化的热潮。在科技、教育战线开始拨乱反正的同时，文艺战线也开始逐步否定“文艺黑线专政”论，恢复文艺工作的正常活动。
此外，我国的民主和法制建设，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统战工作，工、青、妇群众团体的工作和军队现代化建设都得到初步恢复。对外关系逐步恢复并打开了新的局面，开始出现有利于我国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的国际环境和条件。
以上几方面表明，在这两年中，党和国家的工作是前进了。然而，党的指导思想上占主导地位的仍是“两个凡是”。它为拨乱反正设置了严重障碍，延误了拨乱反正的历史进程，是一个新的思想禁锢。显然，不冲破“两个凡是”的禁锢，就不可能纠正“文化大革命”及其以前的左倾错误，类似“文化大革命”的灾难还可能重演。因此，思想路线的拨乱反正是从对“两个凡是”的抵制开始的。这也是避免走“文化大革命”的路或“文化大革命”前的老路，探索和开辟一条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道路的前提条件。
阴沉的年底
1976年，中国人民粉碎以江青为首的“四人帮”集团以后一个多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