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1章 争相印四人结帮！小平二出中南海(20)
国防部长叶剑英（他在1975年至1978年间担任这一职务）为邓小平保住了这个最后的机会。这位年迈的元帅是党的最高核心――政治局常委的五位成员之一。他说，如果把邓小平开除出党，他就辞职。在当时，这会引起非常大的震动。如决定同时罢免参谋长和国防部长，军队中的大多数人就会起来反对，国家就会分裂。要得到叶剑英的支持，就得保留邓小平的党籍。根据北京的官方材料，未发生这种冲突，简单地说，是毛泽东建议保留邓小平的党籍。
这位作家的结论并不完全符合事实。当时叶剑英的处境已十分困难，他尽管尽了自己的最大努力来“保”邓小平，已是无济于事了，因为他“自身难保”。
“保留党籍，以观后效”，确实是毛泽东作出的决定。这种办法，不只对邓小平、对其他人也使用过，如1959年关于彭德怀问题的决议也同样用过类似的话。毛泽东对邓小平的问题作出这个提议和决定，有历史文献可以查考。
当时毛远新听了毛泽东的话，高兴地说：“太好了！”他赞成待将来召开三中全会时补手续，似乎还不放心，接着半带建议半发问，“是否由中央作个决议，也公开发表？”
毛泽东肯定地回答：“中央政治局作决议，登报。”
毛远新刚向华国锋等传达过毛泽东的最新指示，下午，毛泽东又作了补充指示：
“华国锋还要任党的第一副主席，并写在决议上。”第一副主席在党史上是个破例，从未有过。这使毛远新等更加不解了。其实毛泽东作出这个决定是针对“四人帮”来的。因为王洪文、张春桥曾经给他一再出过难题：不愿意参加接待外宾。他们摆出的理由是：“不好见报。”华国锋代总理，他二人，一个是党的副主席，一个是常委，名次不好排。有的省给中央写报告也写王洪文副主席，不写华代总理。毛泽东想到：王、张之外，还加个江青，都看不起华国锋，而大权又不能交给“上海帮”，于是下了这个决心，在副主席前面加个“第一”。
当晚，中央政治局开会，宣读并通过了中共中央的两个决议：
第一个是中共中央9号文件，《关于华国锋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的决议》：“根据伟大领袖毛主席提议，中共中央政治局一致通过，华国锋同志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
第二个是中共中央10号文件，《关于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的决议》：“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了发生在天安门广场的反革命事件和邓小平最近的表现，认为邓小平问题的性质已经变为对抗性的矛盾。根据伟大领袖毛主席提议，政治局一致通过，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保留党籍，以观后效。”
对于中央的这两个决议，国内议论纷纷，国际舆论也有许多“坚持不同政见者”。美国的一位传记作家抱着怀疑的口吻写道：
关键一步是毛本人授意开除邓。虽然他明显已病得不能参加这次极重要的政治局会议，但他通过其侄子毛远新向会议转达了他撤销邓的意见。
据说政治局全体一致决定开除邓，这不可信。难道军界元老们――叶剑英、许世友及其他人――会同意吗？难道邓也投票开除自己吗？“全体一致”，意在任何人都不允许公开表明已经反对过毛的意见。
洪水般的反邓商品带着毛的商标，《人民日报》抑扬顿挫地说：反革命分子赞成邓小平，并试图让他“扮演纳吉的角色”。毛还是生活在过去之中，他仍做着1956年的匈牙利事件的恶梦。
以下几点表明毛赢得的胜利代价极大：――极左派没有击垮邓；邓的盟友为他赢得了保留党籍的权利，“以观后效”。
――邓出来了，但极左派并未进去；毛把正在下降的权力授予了模棱两可的华。
――军队的元老们为目前的事件不快，但他们极少隐瞒在等待良机这一事实；他们等着毛去世，等着在他之后平息极左狂风（镇压纪念周时骚乱的不是军队，而是极左派的民兵；一般对这种骚乱，军队只要几分钟就能使它平息）。――社会舆论无疑完全接受毛撤销邓的意见，中国的舆论已达到一种虔诚的程度；不过，在中国已经传闻毛可能也不知他正在干什么了。
官方对邓的点名指责“死不改悔”倒是事实。邓没有全力反击毛――他正在寻求的是维护他今后东山再起的根基――不过，他封不住自己的嘴巴。
他对他的支持者们说：“如果他们讲你是一个走资派，这就是说你在做一件好事。”可以肯定地认为，这句话在当时不是轻视毛的，就是轻视毛思想的。
一个小时以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立即向全国广播了这两个决议文件。同时广播了《天安门广场的反革命政治事件》的报道。第二天，《人民日报》公布了中央的两个决议，发表了吴德在天安门广场的广播讲话，并以《人民日报》工农兵通讯员、《人民日报》记者名义发表了《天安门广场的反革命政治事件》一文。这篇报道竭尽颠倒黑白、造谣诬蔑之能事，把群众的抗议运动说成要“搞修正主义，复辟资本主义”，把群众拥护邓小平的领导说成“为邓小平歌功颂德，妄图抬出邓小平当匈牙利反革命事件的头子纳吉”。
从此，中国出现一个“四人帮”操纵下的短暂的恐怖时期。
1976年5月16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编辑部联合发表了《文化大革命永放光芒――纪念中共中央1966年5月16日〈通知〉十周年》的文章，再次强调了“文化大革命”理论的正确性和“文化大革命”的必要性，攻击邓小平，宣传“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的错误理论。这篇文章说：
十年来，我们同刘少奇斗，同林彪斗，同邓小平斗，这一次一次的斗争都证明：资产阶级确实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派是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进行较量、搞资本主义复辟的主要力量。这里，关键的问题在于他们是混进无产阶级专政机构内部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党内最大的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就是这次大刮右倾翻案风，直至天安门广场反革命政治事件的挂帅人物。文化大革命前，他是刘少奇资产阶级司令部的二号头目……“三项指示为纲”，是邓小平翻案复辟的政治纲领。这个修正主义纲领，宣扬阶级斗争熄灭论和唯生产力论，反对以阶级斗争为纲，否定党的基本路线，否定文化大革命的必要性。邓小平妄图把它作为今后长时期“各项工作的总纲”，强加于全党、全国人民，为全面复辟资本主义开辟道路。
“全面整顿”，是邓小平翻案复辟的行动部署。一声整顿令下，翻案妖风骤起。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和政策，文化大革命的成果，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他一律都要“整顿”掉。所谓整顿，其实质就是资产阶级整无产阶级，就是资本主义复辟。
毛主席在今年年初说过：“不斗争就不能进步。”“八亿人口，不斗行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就是我们在斗争中前进的十年，是我们国家发生巨大变化的十年。
文章混淆了是非和敌我。“资产阶级确实就在共产党内”，是完全错误、危害极大的理论。“八亿人口”为什么就要“斗”呢？
6月18日，中央办公厅发出通知，将毛泽东1964年12月12日的一个批示印发全党。这个批示指出：
官僚主义者阶级与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是两个尖锐对立的阶级。
管理也是社教。如果管理人员不到车间小组搞三同，拜老师学一门至几门手艺，那就一辈子会同工人阶级处于尖锐的阶级斗争状态中，最后必然要被工人阶级把他们当作资产阶级打倒。不学会技术，长期当外行，管理也搞不好。以其昏昏，使人昭昭，是不行的。
这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领导人，是已经变成或者正在变成吸工人血的资产阶级分子，他们对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性怎么会认识足呢？这些人是斗争对象，革命对象。社教运动绝对不能依靠他们。我们能依靠的，只有那些同工人没有仇恨而又有革命精神的干部。
印发这个批示的目的，也是为了攻击邓小平。
中央报刊上先后发表了梁效的《邓小平与天安门广场反革命事件》（4月28日《人民日报》）、程越《一个复辟资本主义的总纲》（4月5日《人民日报》）、池恒的《无产阶级专政的伟大胜利》（《红旗》杂志第五期）、梁效的《党内确实有资产阶级》（5月18日《人民日报》）、方刚的《走资派就是党内的资产阶级》（《红旗》杂志第六期）、高路、常戈的《评邓小平的买办资产阶级经济思想》（《红旗》杂志第七期）等许许多多“大批判”文章。“批邓”运动实际上为江青一伙所掌握，他们按照他们的理论观点和政治意图进行。报刊上发表的上述带有全面指导性的批判文章，更是张春桥、姚文元直接组织、授意、审定的。这种批判狂热地宣传所谓“党内资产阶级”的理论，这个理论是根据毛泽东关于“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的观点加以发挥的。这个理论认为：党内有走资派，走资派是党内的资产阶级，党内资产阶级是整个资产阶级的主体。这个理论认为：随着社会主义革命的深入，党外资产阶级在经济上政治上逐步削弱了，他们名声很臭，不可能公开聚集起来同无产阶级全面较量。因此，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斗争就越来越深刻地突出地表现在党内，走资派就作为整个资产阶级的核心力量在党内出现，成为颠覆无产阶级专政的主要力量。党中央推行修正主义路线的人就是党内外资产阶级和地、富、反、坏、右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的政治代表和挂帅人物。党内之所以会出现一个资产阶级，就是因为阶级关系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党内一部分人反对社会主义革命，从资产阶级民主派变成了走资派。显然，这个理论是混淆是非和敌我的理论。把党内反对“左”倾错误的人说成“资产阶级民主派”，说成搞“修正主义”，说成“党内资产阶级”，是荒谬的。
江青一伙特别强调：邓小平被打倒以后，阶级斗争并没有结束，“走资派还在走”，还会有新的政治代表和头面人物。他们不仅打倒邓小平，而且要整倒“一层人”，即正在台上的从中央到地方的党、政、军一些领导干部，特别是中央、国务院一些领导同志。迟群在几次讲话中露骨地提出：“有一层人势力很顽固”，要特别警惕“中央出修正主义”，要“一级盯一级”，“一级一级往上盯”，“一直盯到中央政治局”；“仍然会有斗争，还会有别的机会主义头子，别的挂帅人物跳出来”。7月1日姚文元审改的《清华大学党委在斗争中加强党的建设》特别强调，要警惕走资派篡夺各级领导权，要警惕中央出修正主义。
为了攻击中央和国务院领导同志，“四人帮”利用各种渠道，搜集和整理诬陷这些同志的大量材料。王洪文调阅了国务院、中央军委、国防工办等单位从1975年6月至1976年1月的部分文件和会议简报，拼凑材料。“四人帮”的亲信把持的上海市总工会，断章取义地整理印发了中央和地方领导同志的材料43种，25万多份，被点名的中央政治局同志、副总理、副委员长15人。1976年7月，中央召开全国计划工作座谈会。“四人帮”策动上海市委常委黄×、辽宁省委书记杨××在会上发难。根据王洪文的指使，黄×整理了20份材料，涉及国家计委、建委、外贸部、交通部等12个部委。7月16日，黄×在会上首先提出：“当前，广大干部和群众认真学、深入批，同邓小平对着干。但是，他们担心上边有些人‘批归批，干归干，还是照老样子干’。”“去年的经济工作‘务虚会’，在邓小平的指挥棒下，究竟务的是什么‘虚’？务的是哪个阶级的‘虚’？搞的是哪个阶级的政治？名曰规划国民经济，实为策划右倾翻案。有的同志，同邓小平那一套货色，岂止是共鸣？分明是合唱了！经济领域里右倾翻案风的风源，盖出于此吧？”7月20日，杨××也在会上说：“国家机关的领导权，是不是都掌握在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手里啊？我看不是。务虚会是资本主义泛滥，计划会议是掩护邓小平退却。”“这么大的一件事情，总得对大家有个交代吧！”会议期间，王洪文4次到京西宾馆向黄×了解会议情况。20日下午，杨××发言以后，王洪文在京西宾馆将上海小组和辽宁小组的人找在一起听取汇报，说：“辽宁小组的发言看到了，批得很好，问题提得很尖锐，批判就要直捅，不要不痛不痒，怕什么？”“国务院务虚会的问题很值得研究，看务的什么虚，‘二十条’‘十八条’，同一个时间各部门都搞这种东西，搞‘管、卡、压’。”又说：“要斗，不斗就不能取胜，在这可以斗，回去还可以斗。不斗，修正主义老爷就拆你的台。”按照王洪文的旨意，黄×和杨××等人串连在一起，追“风源”，批“邓小平为头子的少数人对多数人专政”。张春桥则在政治局会议上说：“有意见让大家讲嘛，要允许人家讲话嘛！”在会议结束时，中央领导人接见会议代表，这时王洪文公开支持黄×等人的发言，说：“有的同志在这次会议上开了一炮，开得好！”由此可见，黄×、杨××在计划会议上发难，是一次有计划、有预谋地向华国锋和中央其他领导人的进攻。
含和堂主人说“主席最了解我”
在中南海“丰泽园”内中心偏西处，有一座院子叫“含和堂”。1949年中共中央搬入中南海后，朱德成了“含和堂”的主人。
从1966年，中华大地骤然卷起了漫天的风暴――“文化大革命”开始了。
古老、庄严而美丽的北京城，在狂风和动乱里颤抖。广阔的天安门广场上，拥着从全国各地到北京来进行“大串联”的年轻人。他们胸前挂着毛主席像章，臂上佩着红卫兵袖章。东西长安街以及其他所有的大街两旁，贴满了两三米高的大字报和大标语。架着高音喇叭的汽车，穿梭似地在大街上来回奔驰。喇叭里传出歇斯底里的喊叫，一会儿要打倒这个，一会儿要打倒那个。一排排挂着“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黑牌子的老干部，被红卫兵押着，从这条街游到那条街。张贴在街道两旁的报纸上，嵌印着“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大字标题。报上的每一条消息、每一篇文章里，几乎都离不开“走资派”“揪出来”“批倒批臭”“彻底砸烂”这些火辣辣的字眼。工厂停工了，学校停课了，天下大乱了！
第二节 危难之秋巨星陨落华国锋初入中南海（4）
面对这纷纭混乱的局面，人们蹙目疾首，忧心忡忡，不知道该怎么办。可是，街上的高音喇叭却还在播送着林彪、江青一伙的“指示”：
“天下大乱，越乱越好！”
“还要再乱，乱得要深、要透！”
“乱得不够的地方，要重新点火，挑起大乱！”
“什么？还嫌乱得不够？他们究竟要干什么？”人们窃窃私语，冷眼观察着。
形势在继续恶化。刘少奇、邓小平等中央和国务院的许多领导同志，被点名批斗、关押或靠边站了。接着，攻击彭德怀、贺龙、陈毅、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等老帅的大字报也相继出现，甚至还有要打倒周恩来总理的大标语。
年事已高的朱德再也坐不住了。他拄着手杖，迎着刺骨的寒风，巡视在一排排大字报中间。面对那些离奇的谣言和无中生有的捏造和中伤，他时而冷笑，时而愤懑。凭着他丰富的军事斗争和政治斗争经验，他看清了林彪、江青这一伙人究竟要干什么。
“心怀叵测呀！”这是他当时常说的一句话。
他总想抽时间去和多年的老战友周恩来说说心里话。可是，动乱的局面给国家的政治生活和经济生活都带来了严重的混乱。恩来作为国家的总理，什么都要管，每天工作十几、二十几个小时，实在太忙、太累了，怎么好再去增加他的负担呢。
1967年1月，朱德在玉泉山小住了几日，又回到中南海的家里。一进门，只见屋里屋外到处都贴满了“打倒”“炮轰”之类的大标语和大字报，心里觉得十分懊恼。但稍稍冷静了一下，他又想：有什么可懊恼的呢？总有一天，人们都会看到，历史是最公正的。
这一天，有人告诉朱德，街上出现了攻击和诬蔑他的大字报，说他是“大军阀”“黑司令”“黑帮总根子”“毛主席身边的定时炸弹”，同时还带来了一份“揪朱联络站”印发的传单，说他秘密成立了一个什么党，还在什么地方开过会，是这个党的“主席”。朱德戴起老花镜，把传单从头至尾看了一遍，冷漠地笑了。
他的老战友和夫人康克清问道：“老总，你笑什么？”
“根本没有这么回事，这是造谣嘛！”他鄙夷地挥着手说，“让你们造去，将来一定会弄清楚的。”
接着，又有消息传来，说北京已成立了“揪朱兵团”，并且已派出了一部分“战士”到四川仪陇“造反”去了。
康克清有些不安地说：“如今，你是‘黑司令’，我是‘走资派’。往后，还会怎么样呢？”朱德却很坦然。他蛮有信心地回答说：“只要有主席、恩来在，就没有关系。他们最了解我。”接着，他又宽慰地说，“不要紧，定的‘走资派’越多，越不是‘走资派’，形势不会总这样下去的。”
不管那些别有用心的人怎样造谣诬蔑，但是，正像古人所说的：“是非自有公论，公道自在人心。”襟怀坦荡的陈毅站出来说话了：“如果说我们的解放军是在‘大军阀’的领导下打仗的，怎么能解释人民解放战争取得的伟大胜利？”
这位与朱德一起战斗几十年的老帅，说出了全党全军的心声！
就在这时，康克清也多次被造反派们揪去批斗。造反派头头们声嘶力竭地叫嚷：“你要老实交代你的走资派罪行！还要老实交代朱德反党反毛主席的罪行！”
康克清昂起头，冷静地回答：“我不是‘走资派’，没有反党反毛主席。朱老总同毛主席是一起战斗几十年的战友，他更不会反对毛主席。”
“那你说，是不是毛主席和林副主席在井冈山会师的？”
康克清摇摇头，说：“这不是事实，是朱德和陈毅带领湘南起义的部队上井冈山和毛主席会师的。历史在那里摆着，不是谁想改就改得了的。”
这回答，像一把明光锃亮的利剑，刺得造反派们嘁嘁喳喳地嚷嚷起来：“她还不老实呀！还不老实呀！”
其实，康克清才是真正的老实人，她讲的全是真话。
形势仍在急转直下！
软禁生活
1969年4月1日，党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了。在这次大会上，林彪、江青集团的一批骨干和亲信，被选进了中央委员会，林彪还被选为中央委员会副主席，并且定为接班人。陈伯达、康生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江青、叶群被选为政治局委员。在新选出的中央政治局委员中，林彪、江青集团的主要骨干和亲信占了半数以上。
朱德是抱病去参加“九大”的。那几天，他正患气管炎，稍微动一下就喘得很厉害。可是林彪、江青一伙却一时一刻也不肯放过他。就在这次大会期间，他们组织一帮人，多次围攻和批斗朱德，逼他作检讨。
一天，朱德开会回来，问康克清：“你认识吴法宪吗？”
康克清想了想，摇摇头。
“那邱会作呢？”
康克清又摇了摇头。
朱德有些急了，说：“你怎么会不认识邱会作？”
“我的确不认识他嘛。”康克清肯定地说。
“那你总该认识李作鹏吧？”
“李、作、鹏？”康克清慎思了半晌，想起来了，“噢，就是过去在你的警卫班里当战士的那个李作鹏吧。”
朱德“嗯”了一声。
康克清感到老总突然提到这几个人，必定是有原因的，便追问道：“你问这几个人是什么意思？”
朱德叹口气说：“这几个人呢，都‘左’得不可收哟！”其他的话，他咽下去没说。群丑登台了，对老革命家们的打击和迫害也接踵而来了。
“九大”后的一天，林彪死党黄永胜的秘书，在电话上传达了“首长”的一道勒令：
“勒令：朱德、董必武、李富春、聂荣臻、陈毅、叶剑英、李先念、徐向前，必须老实交代反党罪行！”
朱德接到这个“勒令”，冷笑了一声，说：“不要理它！”
10月18日，林彪又擅自发出了所谓“第一个号令”，要把住在北京的“老机”（机会主义者）们，全部“疏散”到全国各地去。实行这一措施，嘴上说是“为了战备”“为了安全”，实际呢？是为了对他们隔离监视，围而待歼。
一个多么阴险歹毒的计划啊！
康克清同志也曾怀疑地问过朱老总：“是真的要打仗么？”
朱德淡淡一笑，说：“战争又不是小孩子打架，凭空就能打起来的。打仗之前，总会有很多预兆。可是现在根本看不出任何战争的迹象嘛。‘醉翁之意不在酒’啊。”
根据这一“号令”，陈毅要去石家庄，徐向前要去开封，叶剑英要去湖南，谭震林要去桂林，而朱德、董必武、李富春等，则要去广州。并且限令在10月20日之前，必须全部“疏散”完毕。
就要离开北京走了。可是朱德身边什么人也没有。没办法，只好打电话给正在被“专政”的康克清。
“康克清，你得跟我一起走啊！”
康克清为难地说：“对呀，我是该跟你一起走。可是，军代表要是不点头，我想走也走不了啊。”
一个革命几十年的中央委员、高级干部，一举一动还得经过一个小小军代表的批准，谁能相信这是真的？然而，事实却就是这样。
朱德拿着电话机，沉吟了半晌，无可奈何地说：“那我就只好打电话给恩来，让恩来去跟他们说。”
电话打通了，康克清很快就回来了。
1969年10月20日，一架大型客机在广州白云机场平稳地降落了。朱德、董必武等被人搀扶着，颤颤巍巍地走下了舷梯。
迎面走过来的几个人，没有微笑，没有寒暄，只有伸过来的一只冰冷的手。
广州，这个四季都荡漾着春意的城市，朱德过去也不知道来过多少次了。那时候，一下飞机，就会有很多人微笑着迎上来，亲切地寒暄，热情地问候，然后来到早已安顿好的驻地。因为那时候，他是人民解放军的统帅、国家的副主席、人民的委员长啊！可是今天，他是什么人？他成了“大军阀”“黑司令”“反党分子”！又是谁来欢迎他这个“老机”呢？
这位作家的结论并不完全符合事实。当时叶剑英的处境已十分困难，他尽管尽了自己的最大努力来“保”邓小平，已是无济于事了，因为他“自身难保”。
“保留党籍，以观后效”，确实是毛泽东作出的决定。这种办法，不只对邓小平、对其他人也使用过，如1959年关于彭德怀问题的决议也同样用过类似的话。毛泽东对邓小平的问题作出这个提议和决定，有历史文献可以查考。
当时毛远新听了毛泽东的话，高兴地说：“太好了！”他赞成待将来召开三中全会时补手续，似乎还不放心，接着半带建议半发问，“是否由中央作个决议，也公开发表？”
毛泽东肯定地回答：“中央政治局作决议，登报。”
毛远新刚向华国锋等传达过毛泽东的最新指示，下午，毛泽东又作了补充指示：
“华国锋还要任党的第一副主席，并写在决议上。”第一副主席在党史上是个破例，从未有过。这使毛远新等更加不解了。其实毛泽东作出这个决定是针对“四人帮”来的。因为王洪文、张春桥曾经给他一再出过难题：不愿意参加接待外宾。他们摆出的理由是：“不好见报。”华国锋代总理，他二人，一个是党的副主席，一个是常委，名次不好排。有的省给中央写报告也写王洪文副主席，不写华代总理。毛泽东想到：王、张之外，还加个江青，都看不起华国锋，而大权又不能交给“上海帮”，于是下了这个决心，在副主席前面加个“第一”。
当晚，中央政治局开会，宣读并通过了中共中央的两个决议：
第一个是中共中央9号文件，《关于华国锋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的决议》：“根据伟大领袖毛主席提议，中共中央政治局一致通过，华国锋同志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
第二个是中共中央10号文件，《关于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的决议》：“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了发生在天安门广场的反革命事件和邓小平最近的表现，认为邓小平问题的性质已经变为对抗性的矛盾。根据伟大领袖毛主席提议，政治局一致通过，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保留党籍，以观后效。”
对于中央的这两个决议，国内议论纷纷，国际舆论也有许多“坚持不同政见者”。美国的一位传记作家抱着怀疑的口吻写道：
关键一步是毛本人授意开除邓。虽然他明显已病得不能参加这次极重要的政治局会议，但他通过其侄子毛远新向会议转达了他撤销邓的意见。
据说政治局全体一致决定开除邓，这不可信。难道军界元老们――叶剑英、许世友及其他人――会同意吗？难道邓也投票开除自己吗？“全体一致”，意在任何人都不允许公开表明已经反对过毛的意见。
洪水般的反邓商品带着毛的商标，《人民日报》抑扬顿挫地说：反革命分子赞成邓小平，并试图让他“扮演纳吉的角色”。毛还是生活在过去之中，他仍做着1956年的匈牙利事件的恶梦。
以下几点表明毛赢得的胜利代价极大：――极左派没有击垮邓；邓的盟友为他赢得了保留党籍的权利，“以观后效”。
――邓出来了，但极左派并未进去；毛把正在下降的权力授予了模棱两可的华。
――军队的元老们为目前的事件不快，但他们极少隐瞒在等待良机这一事实；他们等着毛去世，等着在他之后平息极左狂风（镇压纪念周时骚乱的不是军队，而是极左派的民兵；一般对这种骚乱，军队只要几分钟就能使它平息）。――社会舆论无疑完全接受毛撤销邓的意见，中国的舆论已达到一种虔诚的程度；不过，在中国已经传闻毛可能也不知他正在干什么了。
官方对邓的点名指责“死不改悔”倒是事实。邓没有全力反击毛――他正在寻求的是维护他今后东山再起的根基――不过，他封不住自己的嘴巴。
他对他的支持者们说：“如果他们讲你是一个走资派，这就是说你在做一件好事。”可以肯定地认为，这句话在当时不是轻视毛的，就是轻视毛思想的。
一个小时以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立即向全国广播了这两个决议文件。同时广播了《天安门广场的反革命政治事件》的报道。第二天，《人民日报》公布了中央的两个决议，发表了吴德在天安门广场的广播讲话，并以《人民日报》工农兵通讯员、《人民日报》记者名义发表了《天安门广场的反革命政治事件》一文。这篇报道竭尽颠倒黑白、造谣诬蔑之能事，把群众的抗议运动说成要“搞修正主义，复辟资本主义”，把群众拥护邓小平的领导说成“为邓小平歌功颂德，妄图抬出邓小平当匈牙利反革命事件的头子纳吉”。
从此，中国出现一个“四人帮”操纵下的短暂的恐怖时期。
1976年5月16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编辑部联合发表了《文化大革命永放光芒――纪念中共中央1966年5月16日〈通知〉十周年》的文章，再次强调了“文化大革命”理论的正确性和“文化大革命”的必要性，攻击邓小平，宣传“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的错误理论。这篇文章说：
十年来，我们同刘少奇斗，同林彪斗，同邓小平斗，这一次一次的斗争都证明：资产阶级确实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派是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进行较量、搞资本主义复辟的主要力量。这里，关键的问题在于他们是混进无产阶级专政机构内部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党内最大的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就是这次大刮右倾翻案风，直至天安门广场反革命政治事件的挂帅人物。文化大革命前，他是刘少奇资产阶级司令部的二号头目……“三项指示为纲”，是邓小平翻案复辟的政治纲领。这个修正主义纲领，宣扬阶级斗争熄灭论和唯生产力论，反对以阶级斗争为纲，否定党的基本路线，否定文化大革命的必要性。邓小平妄图把它作为今后长时期“各项工作的总纲”，强加于全党、全国人民，为全面复辟资本主义开辟道路。
“全面整顿”，是邓小平翻案复辟的行动部署。一声整顿令下，翻案妖风骤起。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和政策，文化大革命的成果，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他一律都要“整顿”掉。所谓整顿，其实质就是资产阶级整无产阶级，就是资本主义复辟。
毛主席在今年年初说过：“不斗争就不能进步。”“八亿人口，不斗行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就是我们在斗争中前进的十年，是我们国家发生巨大变化的十年。
文章混淆了是非和敌我。“资产阶级确实就在共产党内”，是完全错误、危害极大的理论。“八亿人口”为什么就要“斗”呢？
6月18日，中央办公厅发出通知，将毛泽东1964年12月12日的一个批示印发全党。这个批示指出：
官僚主义者阶级与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是两个尖锐对立的阶级。
管理也是社教。如果管理人员不到车间小组搞三同，拜老师学一门至几门手艺，那就一辈子会同工人阶级处于尖锐的阶级斗争状态中，最后必然要被工人阶级把他们当作资产阶级打倒。不学会技术，长期当外行，管理也搞不好。以其昏昏，使人昭昭，是不行的。
这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领导人，是已经变成或者正在变成吸工人血的资产阶级分子，他们对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性怎么会认识足呢？这些人是斗争对象，革命对象。社教运动绝对不能依靠他们。我们能依靠的，只有那些同工人没有仇恨而又有革命精神的干部。
印发这个批示的目的，也是为了攻击邓小平。
中央报刊上先后发表了梁效的《邓小平与天安门广场反革命事件》（4月28日《人民日报》）、程越《一个复辟资本主义的总纲》（4月5日《人民日报》）、池恒的《无产阶级专政的伟大胜利》（《红旗》杂志第五期）、梁效的《党内确实有资产阶级》（5月18日《人民日报》）、方刚的《走资派就是党内的资产阶级》（《红旗》杂志第六期）、高路、常戈的《评邓小平的买办资产阶级经济思想》（《红旗》杂志第七期）等许许多多“大批判”文章。“批邓”运动实际上为江青一伙所掌握，他们按照他们的理论观点和政治意图进行。报刊上发表的上述带有全面指导性的批判文章，更是张春桥、姚文元直接组织、授意、审定的。这种批判狂热地宣传所谓“党内资产阶级”的理论，这个理论是根据毛泽东关于“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的观点加以发挥的。这个理论认为：党内有走资派，走资派是党内的资产阶级，党内资产阶级是整个资产阶级的主体。这个理论认为：随着社会主义革命的深入，党外资产阶级在经济上政治上逐步削弱了，他们名声很臭，不可能公开聚集起来同无产阶级全面较量。因此，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斗争就越来越深刻地突出地表现在党内，走资派就作为整个资产阶级的核心力量在党内出现，成为颠覆无产阶级专政的主要力量。党中央推行修正主义路线的人就是党内外资产阶级和地、富、反、坏、右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的政治代表和挂帅人物。党内之所以会出现一个资产阶级，就是因为阶级关系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党内一部分人反对社会主义革命，从资产阶级民主派变成了走资派。显然，这个理论是混淆是非和敌我的理论。把党内反对“左”倾错误的人说成“资产阶级民主派”，说成搞“修正主义”，说成“党内资产阶级”，是荒谬的。
江青一伙特别强调：邓小平被打倒以后，阶级斗争并没有结束，“走资派还在走”，还会有新的政治代表和头面人物。他们不仅打倒邓小平，而且要整倒“一层人”，即正在台上的从中央到地方的党、政、军一些领导干部，特别是中央、国务院一些领导同志。迟群在几次讲话中露骨地提出：“有一层人势力很顽固”，要特别警惕“中央出修正主义”，要“一级盯一级”，“一级一级往上盯”，“一直盯到中央政治局”；“仍然会有斗争，还会有别的机会主义头子，别的挂帅人物跳出来”。7月1日姚文元审改的《清华大学党委在斗争中加强党的建设》特别强调，要警惕走资派篡夺各级领导权，要警惕中央出修正主义。
为了攻击中央和国务院领导同志，“四人帮”利用各种渠道，搜集和整理诬陷这些同志的大量材料。王洪文调阅了国务院、中央军委、国防工办等单位从1975年6月至1976年1月的部分文件和会议简报，拼凑材料。“四人帮”的亲信把持的上海市总工会，断章取义地整理印发了中央和地方领导同志的材料43种，25万多份，被点名的中央政治局同志、副总理、副委员长15人。1976年7月，中央召开全国计划工作座谈会。“四人帮”策动上海市委常委黄×、辽宁省委书记杨××在会上发难。根据王洪文的指使，黄×整理了20份材料，涉及国家计委、建委、外贸部、交通部等12个部委。7月16日，黄×在会上首先提出：“当前，广大干部和群众认真学、深入批，同邓小平对着干。但是，他们担心上边有些人‘批归批，干归干，还是照老样子干’。”“去年的经济工作‘务虚会’，在邓小平的指挥棒下，究竟务的是什么‘虚’？务的是哪个阶级的‘虚’？搞的是哪个阶级的政治？名曰规划国民经济，实为策划右倾翻案。有的同志，同邓小平那一套货色，岂止是共鸣？分明是合唱了！经济领域里右倾翻案风的风源，盖出于此吧？”7月20日，杨××也在会上说：“国家机关的领导权，是不是都掌握在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手里啊？我看不是。务虚会是资本主义泛滥，计划会议是掩护邓小平退却。”“这么大的一件事情，总得对大家有个交代吧！”会议期间，王洪文4次到京西宾馆向黄×了解会议情况。20日下午，杨××发言以后，王洪文在京西宾馆将上海小组和辽宁小组的人找在一起听取汇报，说：“辽宁小组的发言看到了，批得很好，问题提得很尖锐，批判就要直捅，不要不痛不痒，怕什么？”“国务院务虚会的问题很值得研究，看务的什么虚，‘二十条’‘十八条’，同一个时间各部门都搞这种东西，搞‘管、卡、压’。”又说：“要斗，不斗就不能取胜，在这可以斗，回去还可以斗。不斗，修正主义老爷就拆你的台。”按照王洪文的旨意，黄×和杨××等人串连在一起，追“风源”，批“邓小平为头子的少数人对多数人专政”。张春桥则在政治局会议上说：“有意见让大家讲嘛，要允许人家讲话嘛！”在会议结束时，中央领导人接见会议代表，这时王洪文公开支持黄×等人的发言，说：“有的同志在这次会议上开了一炮，开得好！”由此可见，黄×、杨××在计划会议上发难，是一次有计划、有预谋地向华国锋和中央其他领导人的进攻。
含和堂主人说“主席最了解我”
在中南海“丰泽园”内中心偏西处，有一座院子叫“含和堂”。1949年中共中央搬入中南海后，朱德成了“含和堂”的主人。
从1966年，中华大地骤然卷起了漫天的风暴――“文化大革命”开始了。
古老、庄严而美丽的北京城，在狂风和动乱里颤抖。广阔的天安门广场上，拥着从全国各地到北京来进行“大串联”的年轻人。他们胸前挂着毛主席像章，臂上佩着红卫兵袖章。东西长安街以及其他所有的大街两旁，贴满了两三米高的大字报和大标语。架着高音喇叭的汽车，穿梭似地在大街上来回奔驰。喇叭里传出歇斯底里的喊叫，一会儿要打倒这个，一会儿要打倒那个。一排排挂着“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黑牌子的老干部，被红卫兵押着，从这条街游到那条街。张贴在街道两旁的报纸上，嵌印着“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大字标题。报上的每一条消息、每一篇文章里，几乎都离不开“走资派”“揪出来”“批倒批臭”“彻底砸烂”这些火辣辣的字眼。工厂停工了，学校停课了，天下大乱了！
第二节 危难之秋巨星陨落华国锋初入中南海（4）
面对这纷纭混乱的局面，人们蹙目疾首，忧心忡忡，不知道该怎么办。可是，街上的高音喇叭却还在播送着林彪、江青一伙的“指示”：
“天下大乱，越乱越好！”
“还要再乱，乱得要深、要透！”
“乱得不够的地方，要重新点火，挑起大乱！”
“什么？还嫌乱得不够？他们究竟要干什么？”人们窃窃私语，冷眼观察着。
形势在继续恶化。刘少奇、邓小平等中央和国务院的许多领导同志，被点名批斗、关押或靠边站了。接着，攻击彭德怀、贺龙、陈毅、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等老帅的大字报也相继出现，甚至还有要打倒周恩来总理的大标语。
年事已高的朱德再也坐不住了。他拄着手杖，迎着刺骨的寒风，巡视在一排排大字报中间。面对那些离奇的谣言和无中生有的捏造和中伤，他时而冷笑，时而愤懑。凭着他丰富的军事斗争和政治斗争经验，他看清了林彪、江青这一伙人究竟要干什么。
“心怀叵测呀！”这是他当时常说的一句话。
他总想抽时间去和多年的老战友周恩来说说心里话。可是，动乱的局面给国家的政治生活和经济生活都带来了严重的混乱。恩来作为国家的总理，什么都要管，每天工作十几、二十几个小时，实在太忙、太累了，怎么好再去增加他的负担呢。
1967年1月，朱德在玉泉山小住了几日，又回到中南海的家里。一进门，只见屋里屋外到处都贴满了“打倒”“炮轰”之类的大标语和大字报，心里觉得十分懊恼。但稍稍冷静了一下，他又想：有什么可懊恼的呢？总有一天，人们都会看到，历史是最公正的。
这一天，有人告诉朱德，街上出现了攻击和诬蔑他的大字报，说他是“大军阀”“黑司令”“黑帮总根子”“毛主席身边的定时炸弹”，同时还带来了一份“揪朱联络站”印发的传单，说他秘密成立了一个什么党，还在什么地方开过会，是这个党的“主席”。朱德戴起老花镜，把传单从头至尾看了一遍，冷漠地笑了。
他的老战友和夫人康克清问道：“老总，你笑什么？”
“根本没有这么回事，这是造谣嘛！”他鄙夷地挥着手说，“让你们造去，将来一定会弄清楚的。”
接着，又有消息传来，说北京已成立了“揪朱兵团”，并且已派出了一部分“战士”到四川仪陇“造反”去了。
康克清有些不安地说：“如今，你是‘黑司令’，我是‘走资派’。往后，还会怎么样呢？”朱德却很坦然。他蛮有信心地回答说：“只要有主席、恩来在，就没有关系。他们最了解我。”接着，他又宽慰地说，“不要紧，定的‘走资派’越多，越不是‘走资派’，形势不会总这样下去的。”
不管那些别有用心的人怎样造谣诬蔑，但是，正像古人所说的：“是非自有公论，公道自在人心。”襟怀坦荡的陈毅站出来说话了：“如果说我们的解放军是在‘大军阀’的领导下打仗的，怎么能解释人民解放战争取得的伟大胜利？”
这位与朱德一起战斗几十年的老帅，说出了全党全军的心声！
就在这时，康克清也多次被造反派们揪去批斗。造反派头头们声嘶力竭地叫嚷：“你要老实交代你的走资派罪行！还要老实交代朱德反党反毛主席的罪行！”
康克清昂起头，冷静地回答：“我不是‘走资派’，没有反党反毛主席。朱老总同毛主席是一起战斗几十年的战友，他更不会反对毛主席。”
“那你说，是不是毛主席和林副主席在井冈山会师的？”
康克清摇摇头，说：“这不是事实，是朱德和陈毅带领湘南起义的部队上井冈山和毛主席会师的。历史在那里摆着，不是谁想改就改得了的。”
这回答，像一把明光锃亮的利剑，刺得造反派们嘁嘁喳喳地嚷嚷起来：“她还不老实呀！还不老实呀！”
其实，康克清才是真正的老实人，她讲的全是真话。
形势仍在急转直下！
软禁生活
1969年4月1日，党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了。在这次大会上，林彪、江青集团的一批骨干和亲信，被选进了中央委员会，林彪还被选为中央委员会副主席，并且定为接班人。陈伯达、康生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江青、叶群被选为政治局委员。在新选出的中央政治局委员中，林彪、江青集团的主要骨干和亲信占了半数以上。
朱德是抱病去参加“九大”的。那几天，他正患气管炎，稍微动一下就喘得很厉害。可是林彪、江青一伙却一时一刻也不肯放过他。就在这次大会期间，他们组织一帮人，多次围攻和批斗朱德，逼他作检讨。
一天，朱德开会回来，问康克清：“你认识吴法宪吗？”
康克清想了想，摇摇头。
“那邱会作呢？”
康克清又摇了摇头。
朱德有些急了，说：“你怎么会不认识邱会作？”
“我的确不认识他嘛。”康克清肯定地说。
“那你总该认识李作鹏吧？”
“李、作、鹏？”康克清慎思了半晌，想起来了，“噢，就是过去在你的警卫班里当战士的那个李作鹏吧。”
朱德“嗯”了一声。
康克清感到老总突然提到这几个人，必定是有原因的，便追问道：“你问这几个人是什么意思？”
朱德叹口气说：“这几个人呢，都‘左’得不可收哟！”其他的话，他咽下去没说。群丑登台了，对老革命家们的打击和迫害也接踵而来了。
“九大”后的一天，林彪死党黄永胜的秘书，在电话上传达了“首长”的一道勒令：
“勒令：朱德、董必武、李富春、聂荣臻、陈毅、叶剑英、李先念、徐向前，必须老实交代反党罪行！”
朱德接到这个“勒令”，冷笑了一声，说：“不要理它！”
10月18日，林彪又擅自发出了所谓“第一个号令”，要把住在北京的“老机”（机会主义者）们，全部“疏散”到全国各地去。实行这一措施，嘴上说是“为了战备”“为了安全”，实际呢？是为了对他们隔离监视，围而待歼。
一个多么阴险歹毒的计划啊！
康克清同志也曾怀疑地问过朱老总：“是真的要打仗么？”
朱德淡淡一笑，说：“战争又不是小孩子打架，凭空就能打起来的。打仗之前，总会有很多预兆。可是现在根本看不出任何战争的迹象嘛。‘醉翁之意不在酒’啊。”
根据这一“号令”，陈毅要去石家庄，徐向前要去开封，叶剑英要去湖南，谭震林要去桂林，而朱德、董必武、李富春等，则要去广州。并且限令在10月20日之前，必须全部“疏散”完毕。
就要离开北京走了。可是朱德身边什么人也没有。没办法，只好打电话给正在被“专政”的康克清。
“康克清，你得跟我一起走啊！”
康克清为难地说：“对呀，我是该跟你一起走。可是，军代表要是不点头，我想走也走不了啊。”
一个革命几十年的中央委员、高级干部，一举一动还得经过一个小小军代表的批准，谁能相信这是真的？然而，事实却就是这样。
朱德拿着电话机，沉吟了半晌，无可奈何地说：“那我就只好打电话给恩来，让恩来去跟他们说。”
电话打通了，康克清很快就回来了。
1969年10月20日，一架大型客机在广州白云机场平稳地降落了。朱德、董必武等被人搀扶着，颤颤巍巍地走下了舷梯。
迎面走过来的几个人，没有微笑，没有寒暄，只有伸过来的一只冰冷的手。
广州，这个四季都荡漾着春意的城市，朱德过去也不知道来过多少次了。那时候，一下飞机，就会有很多人微笑着迎上来，亲切地寒暄，热情地问候，然后来到早已安顿好的驻地。因为那时候，他是人民解放军的统帅、国家的副主席、人民的委员长啊！可是今天，他是什么人？他成了“大军阀”“黑司令”“反党分子”！又是谁来欢迎他这个“老机”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