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4章 争相印四人结帮！小平二出中南海(13)
毛泽东见到姚文元的请示信后，在上面批示了“同意”二字。
从此，在姚文元的“导演”下，《红旗》杂志、《人民日报》等各大报刊，连篇累牍地发表评论《水浒》的各种社论、评论和理论文章，在全国掀起了一个评《水浒》的高潮。
其实，“四人帮”热心于评《水浒》的目的，完全是别有用心，另搞一套，“醉翁之意不在酒”。自从评论《水浒》的运动开始以后，在1975年5月3日和5月27日、6月3日三次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分别受到毛泽东和中央政治局委员们批评、向毛泽东和中央政治局写过书面检讨、一度消沉的江青，故态复萌，借评《水浒》之机，又猖狂起来。
8月下旬，江青对文化部长于会泳等人说：“主席对《水浒》的批示有现实意义。评论《水浒》的要害是架空晁盖，现在政治局有些人要架空主席。”
9月12日，江青在大寨大队群众大会上的讲话中，借题发挥，含沙射影，无中生有，制造事端，大讲了一通评论《水浒》“要联系实际”问题。她说：
“首先向同志们报告一个好消息，咱们主席的身体很健康。最近在接见西哈努克亲王他们的时候，主席的眼睛都能看得见西哈努克头上的白发，听觉比我好。最近评《水浒》是我们主席亲自批的，因为我们党内有十次路线错误，今后还会有的。不学就不能够识别坏人嘛！林彪就学冯玉祥啊！他是大盗窃犯、大贪污犯。说他怎么艰苦啦，睡硬板床啦，烧煤球炉啦；什么一块馍馍一次吃不完留着下次吃啦，才见鬼哟！我去看了他那个床头上有一块很宽很大的木板，上头尽写着吃什么，吃什么有营养价值。其中还有很滑稽的事情，说什么吃茶叶膀胱出汗。请问膀胱出汗谁知道？还说吃杏脯，吃一个不出汗，吃两个出汗。我说好，我来试验试验，结果我吃多少也不出汗，我不吃反而拼命出汗。我有出汗的毛病，就是汗腺不平衡，因为做过放射治疗。那个家伙他是造谣，所以你们不要把评《水浒》看成是文学界的事。主席对学马列的讲话，有人就不提，胆敢删掉。现在我们批《水浒》，就是要看清宋江是如何排斥晁盖，架空晁盖的。他把那些土豪劣绅、武将文吏请到梁山上去，把重要的岗位统统都占领了。不然，他那么容易得逞？晁盖一死，第二天全部实现了。所以说，搞修正主义很容易。我每天是‘闻鸡起舞，枕戈待旦’嘛！大家要提高警惕。”
9月17日，江青又在大寨召集北京电影制片厂、长春电影制片厂、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新华社、《人民日报》、法家著作注释组、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等单位的100多人进行谈话。在谈话中，江青再次大放厥词，胡言乱语，攻击别人，美化自己。她说：
“评《水浒》就是有所指的。宋江架空晁盖，现在有没有人架空主席呀？我看是有的。”
“33条语录政治局一遍都没有学完。”“他们反对学理论，反对限制资产阶级法权。”
“党内有温和派，有左派，左派领袖就是鄙人。”
“最近，有那么一些人，把主席批评我的一封信，江某人向政治局传达的，政治局没有讨论，给传出去了。”
“我这个人天天挨骂，修正主义骂我，共产党员还怕挨骂吗？”“在北京我跟他们斗了半年多了。”
江青在大寨这两次讲话，哪里是在评论《水浒》，分明是在借古喻今，指桑骂槐，肆意诬蔑、诽谤、影射周恩来、邓小平和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发泄对中央政治局两次会议批评她的不满情绪；蓄意把评论《水浒》的矛头指向现实的政治生活，为她和“四人帮”篡党夺权制造舆论。
在“四人帮”控制下的舆论工具，也按照“四人帮”的意图，极尽影射之能事，锋芒所向，“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
8月28日，《红旗》杂志第九期发表《重视对〈水浒〉的评论》一文。文章说：“充分开展对《水浒》这部书的批判，充分发挥这个反面教材的作用，使人民群众都知道投降派的真面目。”
8月31日，《人民日报》发表《评〈水浒〉》的长篇文章。说：“在社会主义历史阶段，要反修防修，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就必须知道投降派，识别投降派，反对投降派。”
9月4日，《人民日报》发表《开展对〈水浒〉的评论》的社论。社论中把毛泽东评论《水浒》的谈话用黑体字排印出来，公开发表。并强调指出：评论《水浒》“是我国政治思想战线上的又一次重大斗争，是贯彻执行毛主席关于学习理论、反修防修重要指示的组成部分……”
在江青一伙借着评论《水浒》，大肆鼓噪“要联系实际”，大批“党内的投降派”的时候，身患癌症，重病在身的周恩来，对江青一伙的险恶用心是十分清楚的。早在四届人大闭幕以后，由于“四人帮”的“组阁”阴谋在四届人大上被彻底挫败，气极败坏，就把周恩来视为他们篡夺党和国家领导权的最大障碍，多次挑起事端，利用各种机会，进行攻击。周恩来始终以大局为重，以党和人民的根本利益为重，坚持党的原则，不给“四人帮”篡权夺权的阴谋以丝毫可乘之机。但是，他也确实考虑过同“四人帮”进行坚决的毫不调和的斗争，可能会出现的各种后果。1975年7月1日，周恩来在同来访的泰国总理克立？巴莫签署了中国和泰国建立外交关系的联合公报以后，一部分工作人员抓住摄影记者还在的机会，围住周恩来，要求同他合影。周恩来同意了大家的要求，但又语意深重地说：“照可以照，但将来可不要在我的脸上划××。”（在“文化大革命”中，凡是一个人被“打倒”了，与他合过影的人，为了表示与他划清政治界限，往往要在合影照片上的这个人脸上划上××）工作人员听了，心情都十分沉重。
面对江青一伙借着评《水浒》所进行的肆意诽谤，周恩来心中充满了悲愤。他要用一个共产主义战士的光明磊落，反击“四人帮”这一伙躲在阴暗角落里的卑鄙的政治小人的无耻攻击。
1975年9月20日，在医院对周恩来进行一次手术前。周恩来――这位把毕生的心血和精力无私地奉献给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伟大的革命家，这位在政治斗争的惊涛骇浪中拼搏了一辈子而一贯从容大度、坦然自若的著名政治家，这位既具有政治上的雄才大略，又具有钢铁般的自制力和完美无缺的伟大人格的人民的好总理，或许意识到自己将不久于人世，他要来了自己于1972年6月在中央批林整风汇报会上所作的《关于国民党造谣诬蔑地登载所谓“伍豪启事”问题的专题报告》的录音记录稿，用已经颤抖的手，郑重地亲笔签上了自己的名字，并注明了签字的环境和时间：“于进入手术室，一九七五年九月二十日”。在进入手术室时，周恩来大声说道：“我是忠于党，忠于人民的！我不是投降派！”
周恩来的这几句话，掷地有声，光明磊落，足可以惊天地而动鬼神！
这是周恩来在用自己最后的力量，来同“四人帮”这伙邪恶势力所进行的坚决的抗争！
这是周恩来在用自己最后的力量，来捍卫自己无私无畏，奋不顾身，冲锋陷阵，舍身忘死，鞠躬尽瘁，为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英勇奋斗的一生的清白历史。
这是周恩来在用自己最后的力量，来捍卫自己不容玷污的政治尊严和崇高人格！
言为心声。
惟至柔者至刚。
周恩来还在医院一次同叶剑英的谈话中，语重心长地说：要注意斗争方法，无论如何不能让党和国家的领导权落到“四人帮”手里。周恩来的嘱托，为叶剑英坚决同“四人帮”斗争增添了无穷的信心和力量。
在周恩来冷静大度、风度翩翩的崇高形象中，永远耸立着一个共产主义者所具有的勇于捍卫党和人民根本利益的钢铁般不可动摇的政治信念。
自1965年酝酿和发动“文化大革命”以来，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一伙是惯于借批判一本书掀起一场政治运动或打倒某个人的。请看下列事实：
1965年，江青、张春桥一手秘密策划，背着中共中央主持一线工作的负责人，私自在上海布置姚文元撰写了长篇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11月10日在上海《文汇报》发表以后，揭开了十年“文化大革命”的序幕。《海瑞罢官》的作者、著名历史学家、北京市副市长吴晗因此而受到批判，最后被置于死地。
1967年，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戚本禹撰写了《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评反动影片〈清宫秘史〉》的长篇文章，4月1日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不点名地对刘少奇进行大肆攻击、诬蔑。不久，刘少奇即被作为“中国的赫鲁晓夫”“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受到公开批判，最后被彻底打倒，亡命开封。
1967年9月8日，《人民日报》公开发表了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姚文元撰写的长篇文章《评陶铸的两本书》，对陶铸肆意诬蔑，并用牵强附会、捕风捉影、穿凿附会等手法，对陶铸过去出版的两本书进行“无限上纲”的批判。陶铸很快由“党内最大的保皇派”被上升为“大叛徒”，遭到关押监禁，死于合肥。
如今，“四人帮”又企图利用评《水浒》大作文章，故伎重演，含沙射影，把矛头指向周恩来、邓小平等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指向粉碎林彪反革命集团以后，恢复工作，重新走上各级领导岗位的一大批领导干部；指向四届人大新任命的国务院和各部委负责人；其狼子野心，何其毒也。早已在历时九年的“文化大革命”中看穿了“四人帮”阴谋伎俩的中国人民，对“四人帮”的罪恶行径表示了极大的义愤。
江青在大寨讲话以后，就有正直无私的新华社记者甘冒风险，将江青的讲话记录整理后，报给了新华社负责人。新华社负责人觉得此事重大，又上报给了毛泽东，引起了毛泽东对江青的极大愤慨。
当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召开期间，江青向主持大会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华国锋要求，在大会上播发她9月12日在大寨大队群众大会上的评《水浒》讲话录音时，华国锋不敢作主，请示了毛泽东。毛泽东当即批评江青的讲话是“放屁，文不对题”，又说：“稿子不要发，录音不要放，讲话不要印。”
由于毛泽东的严厉斥责，江青一伙妄图利用评《水浒》制造新的政治动乱的阴谋，终于没有得逞。
实际上，在粉碎“四人帮”以后，据当年为毛泽东读书的北京大学中文系那位女教师回忆，毛泽东评《水浒》的谈话，本意就是回答女教师提出的关于如何评价中国几部古典小说的问题，根本没有包含其他意思。
女教师是这样回忆的：
主席一向关心历史、哲学史和文学史的研究工作，重视对作家作品的评论。当时，他老人家虽在病中，日理万机之余，仍是手不释卷；尤其爱读鲁迅的文章，读时，常常发出赞许的笑声。偶或，他也让我提些问题，然后，通过解答，亲切慈祥地给我讲点历史、文学史和鲁迅。我曾向他请教过关于一些作家作品的评价问题。（1975年）8月13日，我又请教了关于他提到过的那几部古典小说的评价问题。他先讲了《三国演义》《红楼梦》等几部书的问题，然后谈到了《水浒》。关于《水浒》，学术界的基本评价，向来是很高的，甚至有的说，这是一部千古不朽的农民运动的史诗。但到1974年，《北京日报》到北大中文系约写一篇批判《水浒》的文章时，却透露说《水浒》是只反贪官，不反皇帝。由于不是正式消息，对精神实质理解不一，学术界在讨论时，分歧又很大，这篇文章没有发表。因此，当谈到《水浒》时，我顺便向主席请教了这件事。主席说，那两句话，是他在一次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讲的。接着我又请教他：既然如此，那么《水浒》一书的好处在哪里？应当怎样读它……
从以上这段回忆中，可以十分清楚地看到，毛泽东纯粹是为了答复女教师的“请教”，才谈了关于如何评价《水浒》的那一番话的。
而“四人帮”所搞的评《水浒》运动，则完全是借题发挥，另搞一套。
“四人帮”企图利用评《水浒》，发动一场政治动乱的阴谋虽然被毛泽东及时制止了，然而，随着邓小平主持的全面整顿的深入发展，毛泽东和邓小平之间，在如何看待和对待“文化大革命”问题上却出现了明显的分歧。
毫无疑问，毛泽东最初对邓小平是信任的、是坚决支持的，对邓小平的魄力、能力、才干和工作作风尤为看重。不然他也不会亲自提议把邓小平放在中央党政军的主要领导岗位上，亲自批准由邓小平主持中央党政军的日常工作，亲自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批评江青和“四人帮”，亲自把邓小平作为自己晚年选择的接班人，寄予无限的希望，授予极大的权力，赋予极重的责任，多次给予高度的评价。
但是，邓小平对全国各个方面的全面整顿，不能不否定“文化大革命”中所实行的许多错误政策，不能不逐渐发展成为对“文化大革命”错误的比较系统的纠正。而“文化大革命”又恰恰是毛泽东晚年极为重视的一件事。他已经知道这件事拥护的人少，反对的人多，也在“九？一三”事件以后逐渐纠正了一些他所意识到的“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多次表示对于“文化大革命”中的“打倒一切，全面内战”很不赞成。但总的来说，毛泽东一直没有能够从总体上、从全局上、从根本上认识到“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并且一直在全局上对“文化大革命”持肯定的态度。而1975年全面整顿给全国各行各业带来的显著变化，在事实上是对“文化大革命”错误的一个有力的否定。
邓小平所进行的全面整顿的性质，从实质上说，发展下去，将是从理论到实践对“文化大革命”的彻底否定。因此，全面整顿遭到依靠“文化大革命”才飞黄腾达、窃据党政要职，并企图继续依靠“文化大革命”篡党夺权的“四人帮”的强烈反对。
第二节 危难之秋巨星陨落华国锋初入中南海（1）
邓小平说：由我主持写这个决议不合适，我是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汉，无论魏晋”。1976年1月8日上午9时57分，周恩来在与病魔的搏斗中耗尽了生命的最后一丝精力。华国锋被毛泽东亲自选定为国务院代总理，一下子堵住了张春桥阴谋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路子”。“亿瓣心镶人民将总理永远怀念，万年长青总理为人民一片丹心。”“据此免除邓小平的一切职务，保留党籍，以观后效。”1976年7月6日下午3时1分，朱德安祥地睡了，永远永远地睡了。23秒钟内，唐山市发生了历史上最大的惨剧。1976年9月9日零时10分，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政协名誉主席毛泽东逝世。
树欲静而风不止，“四人帮”又起“批邓”风
1975年11月2日上午10时10分左右，一辆红旗牌轿车在中南海游泳池旁的一所宅院门前停下来。车门打开，一个年轻人从车里迈出来。他是毛远新。
毛远新，毛泽民的儿子，毛泽东的侄子。他刚到毛泽东身边生活时，还是一个刚刚带上红领巾的娃娃。他比李讷还小一岁，是在毛泽东身边生活的孩子中最小的一个，连李讷都称他为“小豆豆”。他那时也是最矮的一个，比李讷还低半个头。
他的妈妈朱丹华把他交付给毛泽东时的情景，可谓是催人泪下。
朱丹华领着毛远新穿过“菊香书屋”的过厅走到院内，正好毛泽东从办公室里走出来站到院子里（可能他得到讯息，他们母子要来见他）。毛泽东僵立在办公室门前看着朱丹华及毛泽民的遗孤向他走来，他没有动而是木然而呆滞地站立着，面向着西方。这个方位，正是朱丹华和毛远新走过来的方向，也是毛泽东的亲手足毛泽民烈士惨死在新疆盛世才刀下的方向。毛泽东那射向西方的茫然的视线，也许是在悼念着亡灵，是在安慰九泉之下的忠魂吧！朱丹华走到毛泽东跟前，他那呆滞茫然的神态尚未醒转过来。他心中的默默话语大概是对自己那既是同志，又是战友，又是弟弟的烈士毛泽民在叙说……
这时朱丹华已经双膝跪在了毛泽东的面前，并接连磕了三个头（这重大的礼节在中南海是很难看到的）。
朱丹华双眼含着泪花说：
“主席，我就把远新交托您抚养啦。”
“好！远新我来抚养，你放心地走罢。”
毛泽东将右手搭在毛远新的左肩上，毛远新紧靠在他的左腿前，也面向着他妈妈，毛泽东同时弯下腰去示意朱丹华起来。而后又是呆呆地平视着西方，好像仍是在凭吊他那牺牲在新疆的大弟弟毛泽民，并告他：安息吧！我会把远新照顾好的！
朱丹华站起身来，又向毛泽东深深地鞠了一躬，这是她告别的礼节，下跪是托交毛远新的礼节，然后她忍着难舍难分的离别之情，将身子转了过去。朱丹华改嫁走了，她的背影消失在“菊香书屋”大门口的南侧走廊里，她头也没有回一下地走了……
毛泽东的视线仍然凝视着西方，是目送朱丹华远去，也是再次怀念他的弟弟。毛远新紧紧地偎依在他的左膝旁，看着妈妈走去的背影……
从此以后，毛泽东把毛远新当作自己的孩子一样看待。带他游泳，教他读书，常常教导他，激励他上进。
毛远新长大成人后，对他的婚姻大事，毛泽东也曾多次过问。他对毛远新说：“干部子弟娇生惯养，吃不得苦，找对象不要找干部子弟，要找工农子弟。”伯父有言在先，毛远新只得遵从。干部子弟不能找，一般工农子弟哪个敢斗胆向他求爱？于是毛远新30多岁尚未结婚。
当时，毛远新任辽宁省革委会副主任和沈阳军区政委，始终独身一人。有关领导看在眼里，急在心头。军区参谋长杨名迪和夫人刘刚（任军区陆军总医院内科副主任）商量，欲替“远新首长”选美。决定借工作之便，在陆军总医院物色一个合适人选。果然，“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一番仔细察看比较，刘刚终于找到了一个十分理想的人选。此人是该院的一名护士，名叫全秀花，原籍浙江宁波，工人出身，现在家住上海。全秀花的长相在总医院数百名女兵当中可称首屈一指，料定毛远新准会看中。然而好事多磨，当刘亲自找全谈话时方才知晓，全已是有夫之妇，其新婚丈夫是该院一名军医。刘大失所望，不免扼腕叹惜，谁知当全弄清究竟，马上告诉刘刚说，她有一个小妹，尚未成婚，若论长相，比自己还要漂亮。
1971年下半年，刘刚便以学习的名义抵达上海，借口探望本院干部家属来到全家，见到了全秀花的小妹全秀凤，果然生就一副丽人佳色，不负所望。且全秀凤祖辈三人都是出大力的工人。祖父是踏三轮的，父亲在沪一家工厂打工，家庭经济状况属低而下之，恐怕做梦也不敢想象日后能和他们每天敬祝“万寿无疆”的伟大领袖毛泽东沾亲。刘刚匆匆回沈，先和丈夫商量一番，夫妇认为，全的家庭出身正合毛泽东为毛远新所定的调子，全秀凤本人的长相无懈可击，惟其文化水平较低，又是一个普通女工，能否配得上毛远新尚有些拿不准，不敢冒昧。最后决定，先把此事告诉毛远新的秘书李金德，让他非正式地打探毛远新的态度。不久，李回话说：“首长有意，要看看全秀凤的照片。”刘刚夫妇如接圣旨，喜出望外。亲自写信给全秀凤，要她火速寄一张放大的近照来，但不知何故，竟无回音。
以后，刘又接连发出两封信，仍是泥牛入海。刘急不可耐，遂同李金德商量，索性亲自去一趟上海，直截了当向全秀凤讲明，并把她带到沈阳，让毛远新亲眼看看。就这样，1972年11月，刘和李一同赶到上海，将全秀凤带到沈阳，住在刘家，接着安排毛、全两人见了面。毛远新时年32，全刚刚20.毛远新见了全秀凤，为她的年轻姿色所动，不但表示同意，而且向李金德暗示，尽快结婚，要让毛泽东80大寿之前抱“孙子”。时间满打满算只有一年，事不宜迟，全在沈阳住了十天，便被安排回沪办手续，马上来沈阳结婚。
1972年12月24日，毛远新和全秀凤在沈阳军区第三招待所举行了婚礼。婚后不久，毛远新即带全秀凤进京去见了毛泽东和江青。毛泽东向他们表示祝贺，并且专门和全秀凤交谈了十分钟，用全秀凤的话说：“这是我一生中最幸福的时刻。”
全秀凤和毛远新结婚的同时，便被批准参了军，以后被任命为宣传干事，行政23级。谁料，好景不长。1975年9月，毛远新被急调进京。第二年，周恩来、朱德、毛泽东相继去世。接着“四人帮”被粉碎。而远在沈阳的全秀凤对毛远新的情况却一无所知。入冬时，还托人给毛远新捎去一套毛衣、裤，另有两条高档香烟，表示对丈夫的眷恋之情。谁知不久，竟被退了回来。正当全满腹狐疑，中央传达了粉碎“四人帮”的消息，全也接到通知，毛远新作为“四人帮”的一员新干将，同时被抓。这真是晴天一声霹雳，全秀凤茫然不知所措。经过与姐姐、姐夫商量，全秀凤向组织表态，坚决拥护中央的英明决策，并表示坚决同丈夫划清界限，还提出三条具体措施：一、同毛远新离婚；二、将她与毛远新怀的胎儿打掉；三、复员回上海，重新当工人。
全秀凤提出的三条要求，其中最紧迫的就是堕胎问题。有关领导对全的离婚与回上海暂未理睬，只答覆说：考虑到全已怀孕七个月，不能堕胎。全只好怀着毛远新留下的这颗不祥的种子，在极度惶恐不安中苦熬度日。1977年1月，全秀凤临产，生下一个女孩，取名全莉莉。女孩长得酷似全秀凤，十分漂亮可爱。但不久便发现，莉莉原来又聋又哑，这是因为全秀凤在保胎期间服用了过多的药物，使这个无辜的生命受到严重伤害。1978年，全秀凤被定性为“说错话，作错事”，可以保留党籍，复员回沪。上海有关部门将她安置在针织×厂第二车间当一名收发员。1989年走出监狱的毛远新被安排在西安居住。于是全秀凤提出申请，经过批准，前不久她带上女儿由上海迁居西安，同毛远新团聚。这是后话。
从此，在姚文元的“导演”下，《红旗》杂志、《人民日报》等各大报刊，连篇累牍地发表评论《水浒》的各种社论、评论和理论文章，在全国掀起了一个评《水浒》的高潮。
其实，“四人帮”热心于评《水浒》的目的，完全是别有用心，另搞一套，“醉翁之意不在酒”。自从评论《水浒》的运动开始以后，在1975年5月3日和5月27日、6月3日三次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分别受到毛泽东和中央政治局委员们批评、向毛泽东和中央政治局写过书面检讨、一度消沉的江青，故态复萌，借评《水浒》之机，又猖狂起来。
8月下旬，江青对文化部长于会泳等人说：“主席对《水浒》的批示有现实意义。评论《水浒》的要害是架空晁盖，现在政治局有些人要架空主席。”
9月12日，江青在大寨大队群众大会上的讲话中，借题发挥，含沙射影，无中生有，制造事端，大讲了一通评论《水浒》“要联系实际”问题。她说：
“首先向同志们报告一个好消息，咱们主席的身体很健康。最近在接见西哈努克亲王他们的时候，主席的眼睛都能看得见西哈努克头上的白发，听觉比我好。最近评《水浒》是我们主席亲自批的，因为我们党内有十次路线错误，今后还会有的。不学就不能够识别坏人嘛！林彪就学冯玉祥啊！他是大盗窃犯、大贪污犯。说他怎么艰苦啦，睡硬板床啦，烧煤球炉啦；什么一块馍馍一次吃不完留着下次吃啦，才见鬼哟！我去看了他那个床头上有一块很宽很大的木板，上头尽写着吃什么，吃什么有营养价值。其中还有很滑稽的事情，说什么吃茶叶膀胱出汗。请问膀胱出汗谁知道？还说吃杏脯，吃一个不出汗，吃两个出汗。我说好，我来试验试验，结果我吃多少也不出汗，我不吃反而拼命出汗。我有出汗的毛病，就是汗腺不平衡，因为做过放射治疗。那个家伙他是造谣，所以你们不要把评《水浒》看成是文学界的事。主席对学马列的讲话，有人就不提，胆敢删掉。现在我们批《水浒》，就是要看清宋江是如何排斥晁盖，架空晁盖的。他把那些土豪劣绅、武将文吏请到梁山上去，把重要的岗位统统都占领了。不然，他那么容易得逞？晁盖一死，第二天全部实现了。所以说，搞修正主义很容易。我每天是‘闻鸡起舞，枕戈待旦’嘛！大家要提高警惕。”
9月17日，江青又在大寨召集北京电影制片厂、长春电影制片厂、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新华社、《人民日报》、法家著作注释组、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等单位的100多人进行谈话。在谈话中，江青再次大放厥词，胡言乱语，攻击别人，美化自己。她说：
“评《水浒》就是有所指的。宋江架空晁盖，现在有没有人架空主席呀？我看是有的。”
“33条语录政治局一遍都没有学完。”“他们反对学理论，反对限制资产阶级法权。”
“党内有温和派，有左派，左派领袖就是鄙人。”
“最近，有那么一些人，把主席批评我的一封信，江某人向政治局传达的，政治局没有讨论，给传出去了。”
“我这个人天天挨骂，修正主义骂我，共产党员还怕挨骂吗？”“在北京我跟他们斗了半年多了。”
江青在大寨这两次讲话，哪里是在评论《水浒》，分明是在借古喻今，指桑骂槐，肆意诬蔑、诽谤、影射周恩来、邓小平和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发泄对中央政治局两次会议批评她的不满情绪；蓄意把评论《水浒》的矛头指向现实的政治生活，为她和“四人帮”篡党夺权制造舆论。
在“四人帮”控制下的舆论工具，也按照“四人帮”的意图，极尽影射之能事，锋芒所向，“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
8月28日，《红旗》杂志第九期发表《重视对〈水浒〉的评论》一文。文章说：“充分开展对《水浒》这部书的批判，充分发挥这个反面教材的作用，使人民群众都知道投降派的真面目。”
8月31日，《人民日报》发表《评〈水浒〉》的长篇文章。说：“在社会主义历史阶段，要反修防修，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就必须知道投降派，识别投降派，反对投降派。”
9月4日，《人民日报》发表《开展对〈水浒〉的评论》的社论。社论中把毛泽东评论《水浒》的谈话用黑体字排印出来，公开发表。并强调指出：评论《水浒》“是我国政治思想战线上的又一次重大斗争，是贯彻执行毛主席关于学习理论、反修防修重要指示的组成部分……”
在江青一伙借着评论《水浒》，大肆鼓噪“要联系实际”，大批“党内的投降派”的时候，身患癌症，重病在身的周恩来，对江青一伙的险恶用心是十分清楚的。早在四届人大闭幕以后，由于“四人帮”的“组阁”阴谋在四届人大上被彻底挫败，气极败坏，就把周恩来视为他们篡夺党和国家领导权的最大障碍，多次挑起事端，利用各种机会，进行攻击。周恩来始终以大局为重，以党和人民的根本利益为重，坚持党的原则，不给“四人帮”篡权夺权的阴谋以丝毫可乘之机。但是，他也确实考虑过同“四人帮”进行坚决的毫不调和的斗争，可能会出现的各种后果。1975年7月1日，周恩来在同来访的泰国总理克立？巴莫签署了中国和泰国建立外交关系的联合公报以后，一部分工作人员抓住摄影记者还在的机会，围住周恩来，要求同他合影。周恩来同意了大家的要求，但又语意深重地说：“照可以照，但将来可不要在我的脸上划××。”（在“文化大革命”中，凡是一个人被“打倒”了，与他合过影的人，为了表示与他划清政治界限，往往要在合影照片上的这个人脸上划上××）工作人员听了，心情都十分沉重。
面对江青一伙借着评《水浒》所进行的肆意诽谤，周恩来心中充满了悲愤。他要用一个共产主义战士的光明磊落，反击“四人帮”这一伙躲在阴暗角落里的卑鄙的政治小人的无耻攻击。
1975年9月20日，在医院对周恩来进行一次手术前。周恩来――这位把毕生的心血和精力无私地奉献给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伟大的革命家，这位在政治斗争的惊涛骇浪中拼搏了一辈子而一贯从容大度、坦然自若的著名政治家，这位既具有政治上的雄才大略，又具有钢铁般的自制力和完美无缺的伟大人格的人民的好总理，或许意识到自己将不久于人世，他要来了自己于1972年6月在中央批林整风汇报会上所作的《关于国民党造谣诬蔑地登载所谓“伍豪启事”问题的专题报告》的录音记录稿，用已经颤抖的手，郑重地亲笔签上了自己的名字，并注明了签字的环境和时间：“于进入手术室，一九七五年九月二十日”。在进入手术室时，周恩来大声说道：“我是忠于党，忠于人民的！我不是投降派！”
周恩来的这几句话，掷地有声，光明磊落，足可以惊天地而动鬼神！
这是周恩来在用自己最后的力量，来同“四人帮”这伙邪恶势力所进行的坚决的抗争！
这是周恩来在用自己最后的力量，来捍卫自己无私无畏，奋不顾身，冲锋陷阵，舍身忘死，鞠躬尽瘁，为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英勇奋斗的一生的清白历史。
这是周恩来在用自己最后的力量，来捍卫自己不容玷污的政治尊严和崇高人格！
言为心声。
惟至柔者至刚。
周恩来还在医院一次同叶剑英的谈话中，语重心长地说：要注意斗争方法，无论如何不能让党和国家的领导权落到“四人帮”手里。周恩来的嘱托，为叶剑英坚决同“四人帮”斗争增添了无穷的信心和力量。
在周恩来冷静大度、风度翩翩的崇高形象中，永远耸立着一个共产主义者所具有的勇于捍卫党和人民根本利益的钢铁般不可动摇的政治信念。
自1965年酝酿和发动“文化大革命”以来，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一伙是惯于借批判一本书掀起一场政治运动或打倒某个人的。请看下列事实：
1965年，江青、张春桥一手秘密策划，背着中共中央主持一线工作的负责人，私自在上海布置姚文元撰写了长篇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11月10日在上海《文汇报》发表以后，揭开了十年“文化大革命”的序幕。《海瑞罢官》的作者、著名历史学家、北京市副市长吴晗因此而受到批判，最后被置于死地。
1967年，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戚本禹撰写了《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评反动影片〈清宫秘史〉》的长篇文章，4月1日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不点名地对刘少奇进行大肆攻击、诬蔑。不久，刘少奇即被作为“中国的赫鲁晓夫”“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受到公开批判，最后被彻底打倒，亡命开封。
1967年9月8日，《人民日报》公开发表了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姚文元撰写的长篇文章《评陶铸的两本书》，对陶铸肆意诬蔑，并用牵强附会、捕风捉影、穿凿附会等手法，对陶铸过去出版的两本书进行“无限上纲”的批判。陶铸很快由“党内最大的保皇派”被上升为“大叛徒”，遭到关押监禁，死于合肥。
如今，“四人帮”又企图利用评《水浒》大作文章，故伎重演，含沙射影，把矛头指向周恩来、邓小平等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指向粉碎林彪反革命集团以后，恢复工作，重新走上各级领导岗位的一大批领导干部；指向四届人大新任命的国务院和各部委负责人；其狼子野心，何其毒也。早已在历时九年的“文化大革命”中看穿了“四人帮”阴谋伎俩的中国人民，对“四人帮”的罪恶行径表示了极大的义愤。
江青在大寨讲话以后，就有正直无私的新华社记者甘冒风险，将江青的讲话记录整理后，报给了新华社负责人。新华社负责人觉得此事重大，又上报给了毛泽东，引起了毛泽东对江青的极大愤慨。
当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召开期间，江青向主持大会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华国锋要求，在大会上播发她9月12日在大寨大队群众大会上的评《水浒》讲话录音时，华国锋不敢作主，请示了毛泽东。毛泽东当即批评江青的讲话是“放屁，文不对题”，又说：“稿子不要发，录音不要放，讲话不要印。”
由于毛泽东的严厉斥责，江青一伙妄图利用评《水浒》制造新的政治动乱的阴谋，终于没有得逞。
实际上，在粉碎“四人帮”以后，据当年为毛泽东读书的北京大学中文系那位女教师回忆，毛泽东评《水浒》的谈话，本意就是回答女教师提出的关于如何评价中国几部古典小说的问题，根本没有包含其他意思。
女教师是这样回忆的：
主席一向关心历史、哲学史和文学史的研究工作，重视对作家作品的评论。当时，他老人家虽在病中，日理万机之余，仍是手不释卷；尤其爱读鲁迅的文章，读时，常常发出赞许的笑声。偶或，他也让我提些问题，然后，通过解答，亲切慈祥地给我讲点历史、文学史和鲁迅。我曾向他请教过关于一些作家作品的评价问题。（1975年）8月13日，我又请教了关于他提到过的那几部古典小说的评价问题。他先讲了《三国演义》《红楼梦》等几部书的问题，然后谈到了《水浒》。关于《水浒》，学术界的基本评价，向来是很高的，甚至有的说，这是一部千古不朽的农民运动的史诗。但到1974年，《北京日报》到北大中文系约写一篇批判《水浒》的文章时，却透露说《水浒》是只反贪官，不反皇帝。由于不是正式消息，对精神实质理解不一，学术界在讨论时，分歧又很大，这篇文章没有发表。因此，当谈到《水浒》时，我顺便向主席请教了这件事。主席说，那两句话，是他在一次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讲的。接着我又请教他：既然如此，那么《水浒》一书的好处在哪里？应当怎样读它……
从以上这段回忆中，可以十分清楚地看到，毛泽东纯粹是为了答复女教师的“请教”，才谈了关于如何评价《水浒》的那一番话的。
而“四人帮”所搞的评《水浒》运动，则完全是借题发挥，另搞一套。
“四人帮”企图利用评《水浒》，发动一场政治动乱的阴谋虽然被毛泽东及时制止了，然而，随着邓小平主持的全面整顿的深入发展，毛泽东和邓小平之间，在如何看待和对待“文化大革命”问题上却出现了明显的分歧。
毫无疑问，毛泽东最初对邓小平是信任的、是坚决支持的，对邓小平的魄力、能力、才干和工作作风尤为看重。不然他也不会亲自提议把邓小平放在中央党政军的主要领导岗位上，亲自批准由邓小平主持中央党政军的日常工作，亲自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批评江青和“四人帮”，亲自把邓小平作为自己晚年选择的接班人，寄予无限的希望，授予极大的权力，赋予极重的责任，多次给予高度的评价。
但是，邓小平对全国各个方面的全面整顿，不能不否定“文化大革命”中所实行的许多错误政策，不能不逐渐发展成为对“文化大革命”错误的比较系统的纠正。而“文化大革命”又恰恰是毛泽东晚年极为重视的一件事。他已经知道这件事拥护的人少，反对的人多，也在“九？一三”事件以后逐渐纠正了一些他所意识到的“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多次表示对于“文化大革命”中的“打倒一切，全面内战”很不赞成。但总的来说，毛泽东一直没有能够从总体上、从全局上、从根本上认识到“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并且一直在全局上对“文化大革命”持肯定的态度。而1975年全面整顿给全国各行各业带来的显著变化，在事实上是对“文化大革命”错误的一个有力的否定。
邓小平所进行的全面整顿的性质，从实质上说，发展下去，将是从理论到实践对“文化大革命”的彻底否定。因此，全面整顿遭到依靠“文化大革命”才飞黄腾达、窃据党政要职，并企图继续依靠“文化大革命”篡党夺权的“四人帮”的强烈反对。
第二节 危难之秋巨星陨落华国锋初入中南海（1）
邓小平说：由我主持写这个决议不合适，我是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汉，无论魏晋”。1976年1月8日上午9时57分，周恩来在与病魔的搏斗中耗尽了生命的最后一丝精力。华国锋被毛泽东亲自选定为国务院代总理，一下子堵住了张春桥阴谋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路子”。“亿瓣心镶人民将总理永远怀念，万年长青总理为人民一片丹心。”“据此免除邓小平的一切职务，保留党籍，以观后效。”1976年7月6日下午3时1分，朱德安祥地睡了，永远永远地睡了。23秒钟内，唐山市发生了历史上最大的惨剧。1976年9月9日零时10分，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政协名誉主席毛泽东逝世。
树欲静而风不止，“四人帮”又起“批邓”风
1975年11月2日上午10时10分左右，一辆红旗牌轿车在中南海游泳池旁的一所宅院门前停下来。车门打开，一个年轻人从车里迈出来。他是毛远新。
毛远新，毛泽民的儿子，毛泽东的侄子。他刚到毛泽东身边生活时，还是一个刚刚带上红领巾的娃娃。他比李讷还小一岁，是在毛泽东身边生活的孩子中最小的一个，连李讷都称他为“小豆豆”。他那时也是最矮的一个，比李讷还低半个头。
他的妈妈朱丹华把他交付给毛泽东时的情景，可谓是催人泪下。
朱丹华领着毛远新穿过“菊香书屋”的过厅走到院内，正好毛泽东从办公室里走出来站到院子里（可能他得到讯息，他们母子要来见他）。毛泽东僵立在办公室门前看着朱丹华及毛泽民的遗孤向他走来，他没有动而是木然而呆滞地站立着，面向着西方。这个方位，正是朱丹华和毛远新走过来的方向，也是毛泽东的亲手足毛泽民烈士惨死在新疆盛世才刀下的方向。毛泽东那射向西方的茫然的视线，也许是在悼念着亡灵，是在安慰九泉之下的忠魂吧！朱丹华走到毛泽东跟前，他那呆滞茫然的神态尚未醒转过来。他心中的默默话语大概是对自己那既是同志，又是战友，又是弟弟的烈士毛泽民在叙说……
这时朱丹华已经双膝跪在了毛泽东的面前，并接连磕了三个头（这重大的礼节在中南海是很难看到的）。
朱丹华双眼含着泪花说：
“主席，我就把远新交托您抚养啦。”
“好！远新我来抚养，你放心地走罢。”
毛泽东将右手搭在毛远新的左肩上，毛远新紧靠在他的左腿前，也面向着他妈妈，毛泽东同时弯下腰去示意朱丹华起来。而后又是呆呆地平视着西方，好像仍是在凭吊他那牺牲在新疆的大弟弟毛泽民，并告他：安息吧！我会把远新照顾好的！
朱丹华站起身来，又向毛泽东深深地鞠了一躬，这是她告别的礼节，下跪是托交毛远新的礼节，然后她忍着难舍难分的离别之情，将身子转了过去。朱丹华改嫁走了，她的背影消失在“菊香书屋”大门口的南侧走廊里，她头也没有回一下地走了……
毛泽东的视线仍然凝视着西方，是目送朱丹华远去，也是再次怀念他的弟弟。毛远新紧紧地偎依在他的左膝旁，看着妈妈走去的背影……
从此以后，毛泽东把毛远新当作自己的孩子一样看待。带他游泳，教他读书，常常教导他，激励他上进。
毛远新长大成人后，对他的婚姻大事，毛泽东也曾多次过问。他对毛远新说：“干部子弟娇生惯养，吃不得苦，找对象不要找干部子弟，要找工农子弟。”伯父有言在先，毛远新只得遵从。干部子弟不能找，一般工农子弟哪个敢斗胆向他求爱？于是毛远新30多岁尚未结婚。
当时，毛远新任辽宁省革委会副主任和沈阳军区政委，始终独身一人。有关领导看在眼里，急在心头。军区参谋长杨名迪和夫人刘刚（任军区陆军总医院内科副主任）商量，欲替“远新首长”选美。决定借工作之便，在陆军总医院物色一个合适人选。果然，“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一番仔细察看比较，刘刚终于找到了一个十分理想的人选。此人是该院的一名护士，名叫全秀花，原籍浙江宁波，工人出身，现在家住上海。全秀花的长相在总医院数百名女兵当中可称首屈一指，料定毛远新准会看中。然而好事多磨，当刘亲自找全谈话时方才知晓，全已是有夫之妇，其新婚丈夫是该院一名军医。刘大失所望，不免扼腕叹惜，谁知当全弄清究竟，马上告诉刘刚说，她有一个小妹，尚未成婚，若论长相，比自己还要漂亮。
1971年下半年，刘刚便以学习的名义抵达上海，借口探望本院干部家属来到全家，见到了全秀花的小妹全秀凤，果然生就一副丽人佳色，不负所望。且全秀凤祖辈三人都是出大力的工人。祖父是踏三轮的，父亲在沪一家工厂打工，家庭经济状况属低而下之，恐怕做梦也不敢想象日后能和他们每天敬祝“万寿无疆”的伟大领袖毛泽东沾亲。刘刚匆匆回沈，先和丈夫商量一番，夫妇认为，全的家庭出身正合毛泽东为毛远新所定的调子，全秀凤本人的长相无懈可击，惟其文化水平较低，又是一个普通女工，能否配得上毛远新尚有些拿不准，不敢冒昧。最后决定，先把此事告诉毛远新的秘书李金德，让他非正式地打探毛远新的态度。不久，李回话说：“首长有意，要看看全秀凤的照片。”刘刚夫妇如接圣旨，喜出望外。亲自写信给全秀凤，要她火速寄一张放大的近照来，但不知何故，竟无回音。
以后，刘又接连发出两封信，仍是泥牛入海。刘急不可耐，遂同李金德商量，索性亲自去一趟上海，直截了当向全秀凤讲明，并把她带到沈阳，让毛远新亲眼看看。就这样，1972年11月，刘和李一同赶到上海，将全秀凤带到沈阳，住在刘家，接着安排毛、全两人见了面。毛远新时年32，全刚刚20.毛远新见了全秀凤，为她的年轻姿色所动，不但表示同意，而且向李金德暗示，尽快结婚，要让毛泽东80大寿之前抱“孙子”。时间满打满算只有一年，事不宜迟，全在沈阳住了十天，便被安排回沪办手续，马上来沈阳结婚。
1972年12月24日，毛远新和全秀凤在沈阳军区第三招待所举行了婚礼。婚后不久，毛远新即带全秀凤进京去见了毛泽东和江青。毛泽东向他们表示祝贺，并且专门和全秀凤交谈了十分钟，用全秀凤的话说：“这是我一生中最幸福的时刻。”
全秀凤和毛远新结婚的同时，便被批准参了军，以后被任命为宣传干事，行政23级。谁料，好景不长。1975年9月，毛远新被急调进京。第二年，周恩来、朱德、毛泽东相继去世。接着“四人帮”被粉碎。而远在沈阳的全秀凤对毛远新的情况却一无所知。入冬时，还托人给毛远新捎去一套毛衣、裤，另有两条高档香烟，表示对丈夫的眷恋之情。谁知不久，竟被退了回来。正当全满腹狐疑，中央传达了粉碎“四人帮”的消息，全也接到通知，毛远新作为“四人帮”的一员新干将，同时被抓。这真是晴天一声霹雳，全秀凤茫然不知所措。经过与姐姐、姐夫商量，全秀凤向组织表态，坚决拥护中央的英明决策，并表示坚决同丈夫划清界限，还提出三条具体措施：一、同毛远新离婚；二、将她与毛远新怀的胎儿打掉；三、复员回上海，重新当工人。
全秀凤提出的三条要求，其中最紧迫的就是堕胎问题。有关领导对全的离婚与回上海暂未理睬，只答覆说：考虑到全已怀孕七个月，不能堕胎。全只好怀着毛远新留下的这颗不祥的种子，在极度惶恐不安中苦熬度日。1977年1月，全秀凤临产，生下一个女孩，取名全莉莉。女孩长得酷似全秀凤，十分漂亮可爱。但不久便发现，莉莉原来又聋又哑，这是因为全秀凤在保胎期间服用了过多的药物，使这个无辜的生命受到严重伤害。1978年，全秀凤被定性为“说错话，作错事”，可以保留党籍，复员回沪。上海有关部门将她安置在针织×厂第二车间当一名收发员。1989年走出监狱的毛远新被安排在西安居住。于是全秀凤提出申请，经过批准，前不久她带上女儿由上海迁居西安，同毛远新团聚。这是后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