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89章 田中光临游泳池！毛泽东礼赠楚辞(21)
碰了一个软钉子，田维新半开玩笑地说：“韩司令，我是征求你的意见，可这是总理让我征求你的意见。”
韩先楚还是不松口。
田维新深感棘手，又把情况向周恩来作了汇报。周恩来略一沉吟：“还是放韩先楚那里，开会时我与他谈。”
几天后，韩先楚奉命进京。田维新一见韩先楚便招呼：“老韩，这次总理找你谈了，你不能不给总理面子吧？”
“见了总理，我也还是有困难啊。”韩先楚说，“王建安是我的老上级！老同志多了，我也不好工作哪。”
韩先楚说的也是实话。王建安在红军时代就是军政委，而韩先楚那个时候还是师长。谁知周恩来找韩先楚一谈，韩先楚就心悦诚服地同意了。于是，福州军区又多了一位上将副司令员。
红军时代就担任政治部主任的李志民上将重新出来工作以后，也到了福州，出任福州军区政委。
四位上将就这样走到了一起。
当时，在微妙的政治形势下，军队高级将领的“解放”工作，基本上是周恩来点一个解决一个。周恩来点的方式又总是十分巧妙。
一次，政治局开会，周恩来突然向李德生和田维新提了一个问题：“杨勇、廖汉生是怎么打倒的？”
李德生和田维新面面相觑。他俩也不知底细，只好如实回答：“不知道。”
“你们去调查一下。”周恩来说。这就是周恩来的领导艺术，点到为止，从不划框框，结论由做具体工作的同志通过调查研究去下。
总政治部立即派人调查。
杨勇上将和廖汉生中将是在北京军区司令员和政委的任上，于“文革”初期被莫名其妙打倒的。有周恩来点将，两位将军的“解放”工程虽然也费了一番周折，但最终都解决了。
廖汉生将军复出后，先后担任过军事科学院政委、南京军区第一政委、沈阳军区第一政委。目前他还担任着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职务。
杨勇将军复出后，也担任了大军区的领导职务。由于他的大度，使他的结论经历了一番反复，从而体现出周恩来对干部的一片爱心。
杨勇将军被打倒时，林彪一伙无限上纲，甚至把杨勇部下的参谋、科长的事，一股脑儿地算到杨勇的账上。
总政治部重新审查杨勇将军的结论出来后，周恩来总理批示：“请田维新同志找杨勇同志谈一下，征求一下杨勇同志本人对结论的意见。”
田维新亲自跑到杨勇的住处，征求杨勇对审查结论的意见。杨勇很大度地说：“总政做的结论我没意见。”田维新说：“结论是我们做的，但是我们对你的问题不是很清楚。总理让我跟你谈一谈，你有什么意见，总理会重视的。”杨勇还是说：“我对总政的结论没有意见。”
结论作出后，杨勇将军等了半年，才被分配到沈阳军区任第一副司令员。过了不久，中央调杨勇出任新疆军区司令员。杨勇上任之后，周恩来在杨勇的结论上再次批示：“田维新同志，我们给杨勇做的结论似乎口径严了一些，请你再征求杨勇同志一次意见。”
尽管周恩来的批示口气很和缓，田维新将军深知其中分量。他再次带着总政干部部的一位处长去京西宾馆拜访杨勇。不料杨勇还是说对结论没有意见。田维新又做了半天工作，杨勇才说，结论中提到的一个问题，是一个科长干的，但是自己负有领导责任，“把这件事写在我的头上也是可以的。”
吴克华中将是1929年参加革命的老红军。“文革”初期，他在炮兵司令员的任上被打倒后，便失踪了。
“吴克华哪里去了？”周恩来在政治局讨论落实干部政策会议上发问。
总政根据周恩来的指示，立即展开调查。可是炮兵司令部的干部和一些造反派都说不知道吴克华在什么地方。后来从一位干事口中获悉：吴克华被秘密关押在地下室里。
得知了吴克华将军的下落，下一个难题是怎么把他安全地接出来？因为总政治部并没有掌握直接的证据，万一关押吴克华的那伙人闻讯拒交或把将军转移，将使问题复杂化。
李德生主任听了汇报以后，灵机一动，写下了一纸手令：“提审吴克华”，令总政保卫部当晚派人前去提人。关押吴克华将军的那伙人，一看李德生的亲笔手令，以为总政与他们持同样观点，爽快地将吴克华交了出来。
人是找到了，却引来了一场误会。
保卫战士把吴克华将军带到京西宾馆的一个会客室，向坐在那里的李德生主任和田维新副主任报告说：“报告首长，吴克华带到。”
李德生挥了挥手：“知道了！”小战士便退了出去。李德生在沙发上欠了欠身说：“吴克华同志，请坐。”
吴克华将军听说又要“提审”，以为自己又要挨整了。他对李德生主任说话口气和用词的变化毫无觉察，不敢入坐。
李德生知道吴克华误会了，便解释说：“吴克华同志，我们是奉周总理之命来找你谈话的。”
吴克华将军仍不敢相信这戏剧性的重大变化——从“提审”一变而为同志间的谈话。
“文革”这几年，挨斗挨批，受骗多了。他却一时反应不过来。
眼见时过半夜，而吴克华将军显然难以在短时间内适应这一反差巨大的突变。李德生只好顺其自然，请吴克华吃夜宵，先休息一下，然后找他再谈……几经周折，吴克华终于得到了“解放”。
吴克华将军解放后，出任过铁道兵司令员、成都军区司令员、乌鲁木齐军区司令员和广州军区司令员。
又是一次政治局会议，周恩来提出：“秦基伟、李成芳到哪里去了？”
秦基伟和李成芳都是红四方面军的老战士，都在刘邓大军和志愿军部队担任过军长，都于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文革”开始时，秦基伟是昆明军区司令员，李成芳是政委。
贺龙元帅受诬陷后，秦基伟和李成芳立即被关押了起来。
秦基伟是一员战功卓著的虎将。抗美援朝时的上甘岭战役就是他指挥的。
为了打倒秦基伟这员虎将，林彪一伙到处散布说，秦基伟是贺龙的人。
如果在贺龙元帅与秦基伟将军之间一定要扯上一点什么关系的话，那是志愿军回国之后，秦基伟先后出任云南军区副司令员、昆明军区副司令员、昆明军区司令员。而昆明军区是建国初期的西南军区撤销后组建的两大军区之一（另一个是成都军区）。贺帅是西南军区的司令员。
田维新把调查情况向周恩来作了汇报。当说到秦基伟、李成芳被打倒的情况时，周恩来指出：“他那儿是一锅端，军区6位主要领导全部被免职。”
田维新汇报说：“根据我们调查掌握的情况，秦基伟被关押在湖南，由广州军区负责，具体情况还不很清楚。”
周恩来当即指示：“把他调回来嘛！”
秦基伟到北京以后，住在京东海运仓第一招待所。当时这家招待所的后楼成了即将“解放”的将军们的驻地。将军们在这里就恢复了自由，可以外出逛街散步，探亲访友。
一天，周恩来通知田维新说，他要见见秦基伟。这个时候，总政尚未给秦基伟做结论。秦基伟的工作安排还没有定下来。在田维新的印象中，周恩来召见尚未做结论的将军，仅秦基伟一人。
接到周恩来指示后，田维新立即打电话到招待所，后楼服务员回答说，秦基伟将军散步去了。田维新告诉服务员：“你马上去找一下秦司令，让他马上给我回一个电话，总理要见他。”
不一会儿，秦基伟的电话便过来了。他听说周恩来总理要见他，很激动，在电话中问道：
“总理要见我，我穿什么衣服去？”田维新说：“穿军装。”秦基伟问：“那我还戴领章吗？”田维新说：“当然戴。”
军装，尤其是领章，是军人的标志。但是秦基伟在“文革”中受迫害七年，被剥夺了戴领章的权利七年。此刻他刚刚恢复自由，尚未恢复工作。因此他不能不有此一问。
田维新把秦基伟领到周恩来的办公室后便走了，周恩来与秦基伟作了一次单独长谈。
落实政策后，李成芳任第五机械工业部部长。秦基伟先后出任成都军区司令员、北京军区第二政委、第一政委、司令员、国防部长。
“解放”老将军的工作，大体上有个工作程序。
第一步是由总政治部审查鉴别原先把老将军打倒时所做的结论，确认哪些是无中生有的、哪些是颠倒黑白的、哪些是无限上纲的。
然后，总政治部拿出来的审查结论，还必须与把老将军打倒的原单位取得大体一致的意见。
最难的一关是政治局。按照规定，每个被“解放”的将军最后都要经政治局会议讨论通过。
政治局会议一般在下午7时半召开，一次会议通常讨论四位将军的审查结论。每位将军都有一份材料，包括本人的经历、被打倒的情况、甄别情况、总政的审查结论。个别的还要附上必要的证明材料。这些材料，与会的政治局委员人手一份，讨论之前先浏览一遍。所以，每次政治局讨论老将军的“解放”，田维新都要提一大包材料进会场。
当时的政治局会议都是由周恩来总理主持的。
材料发完，周恩来便宣布：“大家先把材料看一看。”
到了田维新讲材料时，发难的就是“四人帮”，尤其江青和张春桥为最甚。
这样，从下午7时半开始的会议，往往到半夜12时也结束不了，通常吃过夜宵后一直讨论到凌晨4时才结束。
田维新回忆说：“在讨论老将军‘解放’问题的政治局会议上，争论之激烈、时间之漫长，真令人难以忍受。后来与江青争辩得多了，也就习惯了，不怕了，无非是多几顶帽子就是了。”
在老将军的记忆中，周恩来主持这样的政治局会议，说话不多，只在要害处说一两句。不过常常是他的一两句话一出口，江青一伙就争不起来了，事情也就定了。
周恩来虽然说话不多，但是对每个人的态度都了如指掌。某个问题，他感到需要谁支持一下，便会及时点将：“剑英你说呢？”
周恩来从不在会上与江青公开争论。但是如果江青诬人太甚，帽子扣得太大太多，周恩来就会及时地出来说话。他常用很简洁的语言，把事情的来龙去脉述说一遍，然后反问一句：“这个事能扣这个帽子吗？”经周恩来这么一反问，江青常常就哑口无言了。
如果被“解放”的某个干部确实有缺点失误，江青一伙就会趁机无限上纲。这种时候，周恩来常常会说上几句：“这不算个什么错误么，这是工作中的问题，谁都会有这样的问题。”轻轻几句话，便将江青一伙扣的大帽子不动声色地顶了回去。
到大家的意见都说得差不多了的时候，周恩来还会问一句：“你们还有什么意见？”如果没有人发言了，周恩来才宣布：“这事就这样了。”然后转入下一个将军“解放”问题的讨论。
由于江青一伙的发难，175位将军的“解放”在政治局讨论时，没有几个是很顺利的。在田维新的记忆中，颜金生将军是比较顺利的一个，但也连闯了江青设置的三道关。
颜金生少将是湖南茶陵县人，1932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建国后先后任过西北军区炮兵司令员兼政委，中国人民志愿军军政委，武汉军区政治部主任。“文革”开始前不久，他转业调任国务院文化部副部长。
文化部的副部长怎么由总政来审查“解放”呢？
田维新在政治局会议上介绍说：“颜金生是军队转业干部，到文化部工作时间不长，没有什么错误。”
理由只有一句话，到文化部工作时间不长。其实呢，当时文化部系统控制在江青一伙手里。把颜金生从文化部系统调出来，由军队去安排，这就跳出了江青一伙的魔爪。这是周恩来的“解放”将军的一着巧棋。
江青一听又发难了：“颜金生有错误，他推行了资产阶级文艺路线。”
田维新说：“颜金生是工农干部，识字不多，不可能提出什么文艺路线。”
这话是有根有据的。发给政治局成员的材料上明明白白地写着：颜金生，1918年出生，1932年14岁就加入人民军队，他能读过多少年书？
朱德元帅一听江青又要无理取闹，一板一眼地说：“颜金生他就不识几个大字。”总司令为将军说话，一言九鼎，江青顿时哑了。
眼见这一关过去了，田维新又介绍说：“准备把颜金生同志派到陕西……”
话音未落，江青又反对了：“你是让颜金生到陕西给二方面军垒山头。他不应分配西南，应该分配到东南。”
江青自己拉帮结伙，故以“山头”度人。
针对这种猜忌之心，田维新说：“陕西省军区司令员黄经耀是从黑龙江省军区副司令员任上调过去的。”
李德生说：“现在情况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二方面军的同志在陕西已经不多了。”经过这么一番解释，颜金生将军去西北才获通过。田维新继续说：“我们考虑让颜金生到陕西当政委。”
江青再次反对说：“他犯那么大的错误，当正职不合适。”这是江青第三次发难。
田维新说明：“陕西省军区原来有一个政委。派颜金生同志去陕西，是考虑让他去管军工企业。现在备战，陕西军区企业很多。”
叶剑英元帅也出来说话：“现在备战，炮弹子弹很不足，急需抓一抓。”
最后周恩来表态，“我看颜金生同志调出文化部，到陕西当政委管军工是合适的。”
周恩来一锤定音，颜金生总算过了关。
落实干部政策的工作开始后，解放军报社迟迟未见行动。
这也难怪。解放军报在“文革”初期最严重的一个案子是所谓的“绑架”肖力案。肖力就是李讷，江青的女儿。定案的结论上写着：绑架肖力就是反江青、反毛主席。
在1973年的形势下，这样的案子谁敢动！
迟浩田到解放军报任副总编后，分管政治工作。他经过长时间的深入调查了解，认定军报的三大事件，包括所谓的“绑架”肖力案，都是假的。但是这三个事件都是江青直接定的。不好办。迟浩田便把情况向军报主要负责人张志作了汇报。
涉及到江青的事，张志哪敢做主。他到总政治部向田维新汇报说：“田副主任，我向你反映一个情况，我们军报的三个事件，迟浩田同志经过了解，认定都是假的。但是这三个事件都是江青定的，一动就会反映到江青那里去。所以，我们落实干部政策很难。”
不是江青直接打倒的干部，江青尚且要多方阻挠，胡搅蛮缠，若把她自己直接定的案子否定了，她还不搅个天翻地覆？
田维新想了想说：“能不能想个办法，不惹江青。”
“怎么能不惹江青呢？”张志问。
田维新说：“你们把事件撇开，就说这些干部没有犯什么错误，先把他们‘解放’出来，让他们恢复工作。”
张志说：“这办法行倒是行，不过风险也很大。”
田维新嘱咐说：“这件事你先别办，等我与李主任商量一下再说。”
第二天，田维新就与李德生商量。李德生认为也只能这么办了。如果不落实干部政策，干部受委屈，军报也没法办好。
解放军报社按照这个办法，“解放”了一批干部。有人立即向上告了黑状，送了一大堆材料给江青。江青还真看了这些材料，在这里批一个“这是一个反革命”，在那里批一个“这是个坏人”，最后要“德生同志查处”。
李德生正坐在沙发上看江青批转的这份材料，田维新进去了。“你看吧！”李德生顺手把材料往茶几上一摔，没好气地说。
田维新一看，是解放军报的事，就说：“这是意料之中的。”
“怎么办？”李德生问。
“有两条办法。”田维新说。
“哪两条？”李德生紧追着问。
“第一条，再把他们都关起来。”田维新说。
“那不行，哪能这样干。”李德生未加思索，立即否定了这一个办法。
田维新了解李德生的想法，他不慌不忙地说出了第二条办法：“那就拖。”
“拖得了吗？”李德生不放心。
“拖不了，还能再把他们关起来吗？只有拖。”田维新说。
“那能拖多久？”李德生问。
“能拖个半年。”田维新说，“江青第一次问，你可以说，材料收到了，还没来得及看。第二次问，说刚看，还没有看完。第三次问，说刚看完，还没查。如果再问，说刚查一两个，还真没问题，其他的还没有查。”
“能那么老拖着？”李德生又问了一句。
“起码可以拖半年。”田维新蛮有把握地说：“她还有那么多精力问哪！”
这件事固然拖了下来，不了了之，总政治部对迟浩田却有了一个好印象，认为这个干部能够实事求是，敢讲真话。事件过去以后，迟浩田从军报副总编（副军级）直接走上了北京军区副政委的领导岗位。后来他又先后出任副总参谋长、济南军区政委，现在是总参谋长。
经过一年多时间紧张艰难的工作，全军175位被打倒的高级将领终于全部得到了“解放”，重新走上了领导岗位。这里倾注着周恩来总理的一片心血。
毛泽东下定决心要委邓小平以重任
1973年8月24日至28日，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按照党章规定的五年期限，这次代表大会是提前一年召开的。毛泽东主持了这次大会。出席大会的有1249位代表，代表着全国2800万名党员。
十大的主要议程是：一、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作政治报告；二、王洪文代表中共中央作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并向大会提出《中国共产党章程草案》；三、选举中国共产党第十届中央委员会。大会选举了148位代表组成的主席团，毛泽东为主席团主席，周恩来、王洪文、康生、叶剑英、李德生为主席团副主席，张春桥为主席团秘书长。
大会一致通过了上述两个报告和新的《中国共产党章程》，选举产生了第十届中央委员会，195人当选为中央委员，124人当选为候补中央委员。一批久经考验、众望所归的、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排斥和打击的老同志，如邓小平、王稼祥、乌兰夫、李井泉、谭震林、廖承志等，被选为中央委员。据参加了中共十大的一位中央委员回忆：在中共十大上，她与邓小平分在一个小组，当讨论大会提出的第十届中央委员候选人名单时，她在小组发言中不同意大会提名自己为中央委员候选人。邓小平也是第十届中央委员候选人之一。邓小平发言时，认真地说：“我不反对大会提名我为中央委员候选人。”表现了一个老革命家的光明磊落的气魄。
由于党胜利地粉碎了林彪反革命集团，所以林彪反革命集团的骨干成员都被清除出了中央委员会。但是，江青反革命集团的一大批骨干分子却以“文化大革命”中涌现出来的“新生力量”的名义，进入了中央委员会。
在中共十届一中全会上，选举了中央领导机构。选举结果如下：
中央委员会主席：毛泽东
中央委员会副主席：周恩来、王洪文、康生、叶剑英、李德生
中央政治局委员（以下按姓氏笔画为序）：毛泽东、王洪文、韦国清、叶剑英、刘伯承、江青、朱德、许世友、华国锋、纪登奎、吴德、汪东兴、陈永贵、陈锡联、李先念、李德生、张春桥、周恩来、姚文元、康生、董必武
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
吴桂贤、苏振华、倪志福、赛福鼎
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
毛泽东、王洪文、叶剑英、朱德、李德生、张春桥、周恩来、康生、董必武
中共十大继续了中共九大的左倾错误，大会通过的由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等负责起草的政治报告中，没有正确地分析林彪事件发生的原因，总结正确的经验教训，反而肯定“九大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都是正确的”；号召全党“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坚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还把“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过七八年又来一次”认定为“客观规律”，预言“党内两条路线斗争将长期存在，还会出现十次、二十次、三十次”，把批判林彪的“极右实质”列为首要任务。在这样的左倾错误方针指导下，只能使“文化大革命”愈拖愈久，破坏性的后果愈来愈严重。
在中共十大上，靠“文化大革命”起家的“文革新贵”王洪文当选为中央副主席，张春桥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江青、姚文元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长期充当江青和“中央文革小组”顾问的康生当选为中央副主席，使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势力得到加强。十大以后，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在中央政治局结成“四人帮”，大肆进行篡党夺权的活动。但是，全党、全国人民已经从林彪事件中提高了政治觉悟和辨别是非的能力。一场更加激烈的否定还是肯定“文化大革命”的斗争正在逐渐地酝酿和形成。
在中共十大的宣传材料中，曾有这样一段话，党的第十届中央委员会的组成，既有建党初期的老同志，又有经过长期革命战争考验的中年同志，还有在“文化大革命”中涌现出来的“新生力量”，“这充分反映了我们党的事业兴旺发达，后继有人”。
明眼人一看得知，这个“兴旺发达，后继有人”指的是身着一套簇新的军装，梳着漂亮的小分头，唇红齿白，年轻少壮，年仅38岁的新任中共中央副主席王洪文。
这是毛泽东在林彪叛党叛国、粉身碎骨以后，又选择的一位接班人。
王洪文何许人也，一般人并不了解。
韩先楚还是不松口。
田维新深感棘手，又把情况向周恩来作了汇报。周恩来略一沉吟：“还是放韩先楚那里，开会时我与他谈。”
几天后，韩先楚奉命进京。田维新一见韩先楚便招呼：“老韩，这次总理找你谈了，你不能不给总理面子吧？”
“见了总理，我也还是有困难啊。”韩先楚说，“王建安是我的老上级！老同志多了，我也不好工作哪。”
韩先楚说的也是实话。王建安在红军时代就是军政委，而韩先楚那个时候还是师长。谁知周恩来找韩先楚一谈，韩先楚就心悦诚服地同意了。于是，福州军区又多了一位上将副司令员。
红军时代就担任政治部主任的李志民上将重新出来工作以后，也到了福州，出任福州军区政委。
四位上将就这样走到了一起。
当时，在微妙的政治形势下，军队高级将领的“解放”工作，基本上是周恩来点一个解决一个。周恩来点的方式又总是十分巧妙。
一次，政治局开会，周恩来突然向李德生和田维新提了一个问题：“杨勇、廖汉生是怎么打倒的？”
李德生和田维新面面相觑。他俩也不知底细，只好如实回答：“不知道。”
“你们去调查一下。”周恩来说。这就是周恩来的领导艺术，点到为止，从不划框框，结论由做具体工作的同志通过调查研究去下。
总政治部立即派人调查。
杨勇上将和廖汉生中将是在北京军区司令员和政委的任上，于“文革”初期被莫名其妙打倒的。有周恩来点将，两位将军的“解放”工程虽然也费了一番周折，但最终都解决了。
廖汉生将军复出后，先后担任过军事科学院政委、南京军区第一政委、沈阳军区第一政委。目前他还担任着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职务。
杨勇将军复出后，也担任了大军区的领导职务。由于他的大度，使他的结论经历了一番反复，从而体现出周恩来对干部的一片爱心。
杨勇将军被打倒时，林彪一伙无限上纲，甚至把杨勇部下的参谋、科长的事，一股脑儿地算到杨勇的账上。
总政治部重新审查杨勇将军的结论出来后，周恩来总理批示：“请田维新同志找杨勇同志谈一下，征求一下杨勇同志本人对结论的意见。”
田维新亲自跑到杨勇的住处，征求杨勇对审查结论的意见。杨勇很大度地说：“总政做的结论我没意见。”田维新说：“结论是我们做的，但是我们对你的问题不是很清楚。总理让我跟你谈一谈，你有什么意见，总理会重视的。”杨勇还是说：“我对总政的结论没有意见。”
结论作出后，杨勇将军等了半年，才被分配到沈阳军区任第一副司令员。过了不久，中央调杨勇出任新疆军区司令员。杨勇上任之后，周恩来在杨勇的结论上再次批示：“田维新同志，我们给杨勇做的结论似乎口径严了一些，请你再征求杨勇同志一次意见。”
尽管周恩来的批示口气很和缓，田维新将军深知其中分量。他再次带着总政干部部的一位处长去京西宾馆拜访杨勇。不料杨勇还是说对结论没有意见。田维新又做了半天工作，杨勇才说，结论中提到的一个问题，是一个科长干的，但是自己负有领导责任，“把这件事写在我的头上也是可以的。”
吴克华中将是1929年参加革命的老红军。“文革”初期，他在炮兵司令员的任上被打倒后，便失踪了。
“吴克华哪里去了？”周恩来在政治局讨论落实干部政策会议上发问。
总政根据周恩来的指示，立即展开调查。可是炮兵司令部的干部和一些造反派都说不知道吴克华在什么地方。后来从一位干事口中获悉：吴克华被秘密关押在地下室里。
得知了吴克华将军的下落，下一个难题是怎么把他安全地接出来？因为总政治部并没有掌握直接的证据，万一关押吴克华的那伙人闻讯拒交或把将军转移，将使问题复杂化。
李德生主任听了汇报以后，灵机一动，写下了一纸手令：“提审吴克华”，令总政保卫部当晚派人前去提人。关押吴克华将军的那伙人，一看李德生的亲笔手令，以为总政与他们持同样观点，爽快地将吴克华交了出来。
人是找到了，却引来了一场误会。
保卫战士把吴克华将军带到京西宾馆的一个会客室，向坐在那里的李德生主任和田维新副主任报告说：“报告首长，吴克华带到。”
李德生挥了挥手：“知道了！”小战士便退了出去。李德生在沙发上欠了欠身说：“吴克华同志，请坐。”
吴克华将军听说又要“提审”，以为自己又要挨整了。他对李德生主任说话口气和用词的变化毫无觉察，不敢入坐。
李德生知道吴克华误会了，便解释说：“吴克华同志，我们是奉周总理之命来找你谈话的。”
吴克华将军仍不敢相信这戏剧性的重大变化——从“提审”一变而为同志间的谈话。
“文革”这几年，挨斗挨批，受骗多了。他却一时反应不过来。
眼见时过半夜，而吴克华将军显然难以在短时间内适应这一反差巨大的突变。李德生只好顺其自然，请吴克华吃夜宵，先休息一下，然后找他再谈……几经周折，吴克华终于得到了“解放”。
吴克华将军解放后，出任过铁道兵司令员、成都军区司令员、乌鲁木齐军区司令员和广州军区司令员。
又是一次政治局会议，周恩来提出：“秦基伟、李成芳到哪里去了？”
秦基伟和李成芳都是红四方面军的老战士，都在刘邓大军和志愿军部队担任过军长，都于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文革”开始时，秦基伟是昆明军区司令员，李成芳是政委。
贺龙元帅受诬陷后，秦基伟和李成芳立即被关押了起来。
秦基伟是一员战功卓著的虎将。抗美援朝时的上甘岭战役就是他指挥的。
为了打倒秦基伟这员虎将，林彪一伙到处散布说，秦基伟是贺龙的人。
如果在贺龙元帅与秦基伟将军之间一定要扯上一点什么关系的话，那是志愿军回国之后，秦基伟先后出任云南军区副司令员、昆明军区副司令员、昆明军区司令员。而昆明军区是建国初期的西南军区撤销后组建的两大军区之一（另一个是成都军区）。贺帅是西南军区的司令员。
田维新把调查情况向周恩来作了汇报。当说到秦基伟、李成芳被打倒的情况时，周恩来指出：“他那儿是一锅端，军区6位主要领导全部被免职。”
田维新汇报说：“根据我们调查掌握的情况，秦基伟被关押在湖南，由广州军区负责，具体情况还不很清楚。”
周恩来当即指示：“把他调回来嘛！”
秦基伟到北京以后，住在京东海运仓第一招待所。当时这家招待所的后楼成了即将“解放”的将军们的驻地。将军们在这里就恢复了自由，可以外出逛街散步，探亲访友。
一天，周恩来通知田维新说，他要见见秦基伟。这个时候，总政尚未给秦基伟做结论。秦基伟的工作安排还没有定下来。在田维新的印象中，周恩来召见尚未做结论的将军，仅秦基伟一人。
接到周恩来指示后，田维新立即打电话到招待所，后楼服务员回答说，秦基伟将军散步去了。田维新告诉服务员：“你马上去找一下秦司令，让他马上给我回一个电话，总理要见他。”
不一会儿，秦基伟的电话便过来了。他听说周恩来总理要见他，很激动，在电话中问道：
“总理要见我，我穿什么衣服去？”田维新说：“穿军装。”秦基伟问：“那我还戴领章吗？”田维新说：“当然戴。”
军装，尤其是领章，是军人的标志。但是秦基伟在“文革”中受迫害七年，被剥夺了戴领章的权利七年。此刻他刚刚恢复自由，尚未恢复工作。因此他不能不有此一问。
田维新把秦基伟领到周恩来的办公室后便走了，周恩来与秦基伟作了一次单独长谈。
落实政策后，李成芳任第五机械工业部部长。秦基伟先后出任成都军区司令员、北京军区第二政委、第一政委、司令员、国防部长。
“解放”老将军的工作，大体上有个工作程序。
第一步是由总政治部审查鉴别原先把老将军打倒时所做的结论，确认哪些是无中生有的、哪些是颠倒黑白的、哪些是无限上纲的。
然后，总政治部拿出来的审查结论，还必须与把老将军打倒的原单位取得大体一致的意见。
最难的一关是政治局。按照规定，每个被“解放”的将军最后都要经政治局会议讨论通过。
政治局会议一般在下午7时半召开，一次会议通常讨论四位将军的审查结论。每位将军都有一份材料，包括本人的经历、被打倒的情况、甄别情况、总政的审查结论。个别的还要附上必要的证明材料。这些材料，与会的政治局委员人手一份，讨论之前先浏览一遍。所以，每次政治局讨论老将军的“解放”，田维新都要提一大包材料进会场。
当时的政治局会议都是由周恩来总理主持的。
材料发完，周恩来便宣布：“大家先把材料看一看。”
到了田维新讲材料时，发难的就是“四人帮”，尤其江青和张春桥为最甚。
这样，从下午7时半开始的会议，往往到半夜12时也结束不了，通常吃过夜宵后一直讨论到凌晨4时才结束。
田维新回忆说：“在讨论老将军‘解放’问题的政治局会议上，争论之激烈、时间之漫长，真令人难以忍受。后来与江青争辩得多了，也就习惯了，不怕了，无非是多几顶帽子就是了。”
在老将军的记忆中，周恩来主持这样的政治局会议，说话不多，只在要害处说一两句。不过常常是他的一两句话一出口，江青一伙就争不起来了，事情也就定了。
周恩来虽然说话不多，但是对每个人的态度都了如指掌。某个问题，他感到需要谁支持一下，便会及时点将：“剑英你说呢？”
周恩来从不在会上与江青公开争论。但是如果江青诬人太甚，帽子扣得太大太多，周恩来就会及时地出来说话。他常用很简洁的语言，把事情的来龙去脉述说一遍，然后反问一句：“这个事能扣这个帽子吗？”经周恩来这么一反问，江青常常就哑口无言了。
如果被“解放”的某个干部确实有缺点失误，江青一伙就会趁机无限上纲。这种时候，周恩来常常会说上几句：“这不算个什么错误么，这是工作中的问题，谁都会有这样的问题。”轻轻几句话，便将江青一伙扣的大帽子不动声色地顶了回去。
到大家的意见都说得差不多了的时候，周恩来还会问一句：“你们还有什么意见？”如果没有人发言了，周恩来才宣布：“这事就这样了。”然后转入下一个将军“解放”问题的讨论。
由于江青一伙的发难，175位将军的“解放”在政治局讨论时，没有几个是很顺利的。在田维新的记忆中，颜金生将军是比较顺利的一个，但也连闯了江青设置的三道关。
颜金生少将是湖南茶陵县人，1932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建国后先后任过西北军区炮兵司令员兼政委，中国人民志愿军军政委，武汉军区政治部主任。“文革”开始前不久，他转业调任国务院文化部副部长。
文化部的副部长怎么由总政来审查“解放”呢？
田维新在政治局会议上介绍说：“颜金生是军队转业干部，到文化部工作时间不长，没有什么错误。”
理由只有一句话，到文化部工作时间不长。其实呢，当时文化部系统控制在江青一伙手里。把颜金生从文化部系统调出来，由军队去安排，这就跳出了江青一伙的魔爪。这是周恩来的“解放”将军的一着巧棋。
江青一听又发难了：“颜金生有错误，他推行了资产阶级文艺路线。”
田维新说：“颜金生是工农干部，识字不多，不可能提出什么文艺路线。”
这话是有根有据的。发给政治局成员的材料上明明白白地写着：颜金生，1918年出生，1932年14岁就加入人民军队，他能读过多少年书？
朱德元帅一听江青又要无理取闹，一板一眼地说：“颜金生他就不识几个大字。”总司令为将军说话，一言九鼎，江青顿时哑了。
眼见这一关过去了，田维新又介绍说：“准备把颜金生同志派到陕西……”
话音未落，江青又反对了：“你是让颜金生到陕西给二方面军垒山头。他不应分配西南，应该分配到东南。”
江青自己拉帮结伙，故以“山头”度人。
针对这种猜忌之心，田维新说：“陕西省军区司令员黄经耀是从黑龙江省军区副司令员任上调过去的。”
李德生说：“现在情况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二方面军的同志在陕西已经不多了。”经过这么一番解释，颜金生将军去西北才获通过。田维新继续说：“我们考虑让颜金生到陕西当政委。”
江青再次反对说：“他犯那么大的错误，当正职不合适。”这是江青第三次发难。
田维新说明：“陕西省军区原来有一个政委。派颜金生同志去陕西，是考虑让他去管军工企业。现在备战，陕西军区企业很多。”
叶剑英元帅也出来说话：“现在备战，炮弹子弹很不足，急需抓一抓。”
最后周恩来表态，“我看颜金生同志调出文化部，到陕西当政委管军工是合适的。”
周恩来一锤定音，颜金生总算过了关。
落实干部政策的工作开始后，解放军报社迟迟未见行动。
这也难怪。解放军报在“文革”初期最严重的一个案子是所谓的“绑架”肖力案。肖力就是李讷，江青的女儿。定案的结论上写着：绑架肖力就是反江青、反毛主席。
在1973年的形势下，这样的案子谁敢动！
迟浩田到解放军报任副总编后，分管政治工作。他经过长时间的深入调查了解，认定军报的三大事件，包括所谓的“绑架”肖力案，都是假的。但是这三个事件都是江青直接定的。不好办。迟浩田便把情况向军报主要负责人张志作了汇报。
涉及到江青的事，张志哪敢做主。他到总政治部向田维新汇报说：“田副主任，我向你反映一个情况，我们军报的三个事件，迟浩田同志经过了解，认定都是假的。但是这三个事件都是江青定的，一动就会反映到江青那里去。所以，我们落实干部政策很难。”
不是江青直接打倒的干部，江青尚且要多方阻挠，胡搅蛮缠，若把她自己直接定的案子否定了，她还不搅个天翻地覆？
田维新想了想说：“能不能想个办法，不惹江青。”
“怎么能不惹江青呢？”张志问。
田维新说：“你们把事件撇开，就说这些干部没有犯什么错误，先把他们‘解放’出来，让他们恢复工作。”
张志说：“这办法行倒是行，不过风险也很大。”
田维新嘱咐说：“这件事你先别办，等我与李主任商量一下再说。”
第二天，田维新就与李德生商量。李德生认为也只能这么办了。如果不落实干部政策，干部受委屈，军报也没法办好。
解放军报社按照这个办法，“解放”了一批干部。有人立即向上告了黑状，送了一大堆材料给江青。江青还真看了这些材料，在这里批一个“这是一个反革命”，在那里批一个“这是个坏人”，最后要“德生同志查处”。
李德生正坐在沙发上看江青批转的这份材料，田维新进去了。“你看吧！”李德生顺手把材料往茶几上一摔，没好气地说。
田维新一看，是解放军报的事，就说：“这是意料之中的。”
“怎么办？”李德生问。
“有两条办法。”田维新说。
“哪两条？”李德生紧追着问。
“第一条，再把他们都关起来。”田维新说。
“那不行，哪能这样干。”李德生未加思索，立即否定了这一个办法。
田维新了解李德生的想法，他不慌不忙地说出了第二条办法：“那就拖。”
“拖得了吗？”李德生不放心。
“拖不了，还能再把他们关起来吗？只有拖。”田维新说。
“那能拖多久？”李德生问。
“能拖个半年。”田维新说，“江青第一次问，你可以说，材料收到了，还没来得及看。第二次问，说刚看，还没有看完。第三次问，说刚看完，还没查。如果再问，说刚查一两个，还真没问题，其他的还没有查。”
“能那么老拖着？”李德生又问了一句。
“起码可以拖半年。”田维新蛮有把握地说：“她还有那么多精力问哪！”
这件事固然拖了下来，不了了之，总政治部对迟浩田却有了一个好印象，认为这个干部能够实事求是，敢讲真话。事件过去以后，迟浩田从军报副总编（副军级）直接走上了北京军区副政委的领导岗位。后来他又先后出任副总参谋长、济南军区政委，现在是总参谋长。
经过一年多时间紧张艰难的工作，全军175位被打倒的高级将领终于全部得到了“解放”，重新走上了领导岗位。这里倾注着周恩来总理的一片心血。
毛泽东下定决心要委邓小平以重任
1973年8月24日至28日，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按照党章规定的五年期限，这次代表大会是提前一年召开的。毛泽东主持了这次大会。出席大会的有1249位代表，代表着全国2800万名党员。
十大的主要议程是：一、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作政治报告；二、王洪文代表中共中央作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并向大会提出《中国共产党章程草案》；三、选举中国共产党第十届中央委员会。大会选举了148位代表组成的主席团，毛泽东为主席团主席，周恩来、王洪文、康生、叶剑英、李德生为主席团副主席，张春桥为主席团秘书长。
大会一致通过了上述两个报告和新的《中国共产党章程》，选举产生了第十届中央委员会，195人当选为中央委员，124人当选为候补中央委员。一批久经考验、众望所归的、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排斥和打击的老同志，如邓小平、王稼祥、乌兰夫、李井泉、谭震林、廖承志等，被选为中央委员。据参加了中共十大的一位中央委员回忆：在中共十大上，她与邓小平分在一个小组，当讨论大会提出的第十届中央委员候选人名单时，她在小组发言中不同意大会提名自己为中央委员候选人。邓小平也是第十届中央委员候选人之一。邓小平发言时，认真地说：“我不反对大会提名我为中央委员候选人。”表现了一个老革命家的光明磊落的气魄。
由于党胜利地粉碎了林彪反革命集团，所以林彪反革命集团的骨干成员都被清除出了中央委员会。但是，江青反革命集团的一大批骨干分子却以“文化大革命”中涌现出来的“新生力量”的名义，进入了中央委员会。
在中共十届一中全会上，选举了中央领导机构。选举结果如下：
中央委员会主席：毛泽东
中央委员会副主席：周恩来、王洪文、康生、叶剑英、李德生
中央政治局委员（以下按姓氏笔画为序）：毛泽东、王洪文、韦国清、叶剑英、刘伯承、江青、朱德、许世友、华国锋、纪登奎、吴德、汪东兴、陈永贵、陈锡联、李先念、李德生、张春桥、周恩来、姚文元、康生、董必武
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
吴桂贤、苏振华、倪志福、赛福鼎
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
毛泽东、王洪文、叶剑英、朱德、李德生、张春桥、周恩来、康生、董必武
中共十大继续了中共九大的左倾错误，大会通过的由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等负责起草的政治报告中，没有正确地分析林彪事件发生的原因，总结正确的经验教训，反而肯定“九大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都是正确的”；号召全党“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坚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还把“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过七八年又来一次”认定为“客观规律”，预言“党内两条路线斗争将长期存在，还会出现十次、二十次、三十次”，把批判林彪的“极右实质”列为首要任务。在这样的左倾错误方针指导下，只能使“文化大革命”愈拖愈久，破坏性的后果愈来愈严重。
在中共十大上，靠“文化大革命”起家的“文革新贵”王洪文当选为中央副主席，张春桥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江青、姚文元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长期充当江青和“中央文革小组”顾问的康生当选为中央副主席，使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势力得到加强。十大以后，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在中央政治局结成“四人帮”，大肆进行篡党夺权的活动。但是，全党、全国人民已经从林彪事件中提高了政治觉悟和辨别是非的能力。一场更加激烈的否定还是肯定“文化大革命”的斗争正在逐渐地酝酿和形成。
在中共十大的宣传材料中，曾有这样一段话，党的第十届中央委员会的组成，既有建党初期的老同志，又有经过长期革命战争考验的中年同志，还有在“文化大革命”中涌现出来的“新生力量”，“这充分反映了我们党的事业兴旺发达，后继有人”。
明眼人一看得知，这个“兴旺发达，后继有人”指的是身着一套簇新的军装，梳着漂亮的小分头，唇红齿白，年轻少壮，年仅38岁的新任中共中央副主席王洪文。
这是毛泽东在林彪叛党叛国、粉身碎骨以后，又选择的一位接班人。
王洪文何许人也，一般人并不了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