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48章 中美解怨中南海！玄机犹系乒乓球(2)
1968年春天，斯诺在给住在北京的友人爱泼斯坦写信时说：“我已经认识到某些有权有势的人显然不是我的朋友。有几位我所信得过的知己对我说，那些主管这些事情的当权者们，已经不再把我看成中国的朋友了……但是，无论如何，我对中国的态度和言行，都是有目共睹，没有什么不可告人的。不管那里的少数当权派是不是把我看做中国的朋友，但毫无疑问的是，外部世界（反动派除外）都认为我对中国是友好的，而且可以肯定，人们的这种看法还会继续下去的。要是我改变态度，那才不配称为中国的朋友呢。我并不是那种在政治观点上看风使舵、反复无常的作家……”
他言辞显出十分痛心，在精神上蒙受的深沉伤痛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他一如既往，襟怀坦白，心直口快，从自己内心深处诚恳地表现出了他的尊严和信念。
毛泽东并没有忘记斯诺。毛泽东的“五二□声明”发表后，原定五月下旬在华沙举行的中美大使级第137次会谈夭折了。可是，毛泽东又另有了思路，毛于六月间嘱咐寻找“我们的美国老朋友斯诺先生。”当时得到的报告是说与斯诺失掉了联络。毛泽东让周恩来特别嘱咐中国驻法国使馆联络斯诺，把他当作毛泽东的朋友与客人邀请尽快来华访问。使馆很快就联络上了已在瑞士寓居的斯诺先生，并发出了邀请。斯诺是在1970年8月14日到达中国的，夫人洛易斯·惠勒一起同行。
电梯又一次升上天安门城楼。电梯门开了。一个身材魁伟高大、背脊微驼的人在秘书的陪同下走了出来。毛主席来了。
周恩来领着斯诺夫妇迎向毛主席。斯诺觉得毛主席似乎比在陕北窑洞的时代更为高大、丰腴。衬着金光璀璨、庄严雄伟的天安门城楼，毛主席身上焕发的非凡的气质，确实使他在刹那间感觉到这是一个至高无上的领袖。
34年前在陕北保安第一次见到毛泽东，那时毛泽东面容瘦削，一头浓密的黑发留得很长，鼻梁很高，颧骨突出，双眼炯炯有神；他第一个印象就觉得毛泽东像林肯。
满脸笑眯眯的林彪在招呼毛主席。
周恩来将斯诺夫妇领到毛泽东跟前：
“主席，您看，谁来了？”
毛泽东一看见斯诺，十分高兴：“斯诺先生，老天保佑你，我们又见面了。”
斯诺夫妇跟毛泽东亲热地握手。斯诺觉得毛泽东的幽默感不减当年。周恩来又向斯诺介绍林彪：“这是林彪副主席。”
斯诺跟林彪握手：“林彪将军，好久没有见面了。我们是在延安见过的。”
林彪总是笑：“斯诺先生是毛主席的朋友，当然也是我的朋友。好朋友。”
天安门广场上的高音喇叭群响起了《东方红》乐曲，广场上旗浪起伏，人海沸腾。“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呼声震天动地，响彻云霄。
毛泽东伸出手去，握住斯诺一只手，领着斯诺夫妇朝栏杆前走去。毛泽东领着斯诺夫妇来到天安门城楼正当中的栏杆边。广场上的人海，群众狂热到极点。人群上空，汽球拖挂着一幅巨大的标语：“伟大的导师、伟大的统帅、伟大的领袖、伟大的舵手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还有一幅号召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倒美帝国主义及其一切走狗”的大标语。
毛主席欣喜陶醉地举起右手臂向群众挥动。群众欣喜若狂。
斯诺在北京住了多年。他第一次到北京时只有27岁，住在煤渣胡同21号的一个四合院里。那时候，就来天安门城楼下观瞻过。那时，他曾经想象过明清的皇帝们在城楼上大驾光临、大展龙颜，举行领诏、大婚、祭路、祭旗、出征以及献俘等大典的情景，想象过万杆黄旗飘飞、万民长跪叩头的景况。他当时当然没有想象过有朝一日自己能在天安门城楼上站在革命领袖人物身边聆听三呼万岁。他身边的毛泽东，就是那个富于农民的幽默感的革命家。尽管当年这个人穿着打补丁的皱巴巴的布衣服，在窑洞里请他去吃夹红辣椒的馒头或是贺子珍做的酸梅，跟他一起打扑克，一边用手搓着膀子上的污垢，一边叫着佯装自己有大牌，有时还毫不在乎地当着他的面，松开裤腰带伸手进去抓虱子。毛泽东还讲过这样的话：“如果你身上还没有长虱子，那你还没有理解中国。”当时，他就觉得这个人身上有一种掌握命运的力量。这种力量不是什么昙花一现的东西，而是一种实实在在的活力。你觉得这个人身上不论有什么异乎寻常的地方，都是产生于其对中国人民大众，特别是对农民的迫切要求所作的综合和表达，达到了不可思议的程度。这些使毛泽东成为一个伟大的非凡的人物。
周恩来对第二天《人民日报》的版面作了精心安排。毛泽东与斯诺夫妇在天安门庆祝国庆典礼上的照片，发表在《人民日报》头版的显著位置。照片经过了特别处理，只有毛泽东、斯诺夫妇与站在身后的翻译四个人，他们身后或是身旁别的人物的身影已经被技术处理了。这张毛泽东跟美国人斯诺在天安门上的照片，应该被当作周恩来向美国发出的含蓄而饶有深义的信息，想不到竟被尼克松和其精于分析的顾问基辛格忽略了。
事后，基辛格在回忆录里写道：毛泽东和周恩来“不幸对我们敏锐地观察事物的能力估计过高。他们传过来的信息是那么拐弯抹角，以致我们这些粗心大意的西方人完全不了解其中的真意。10月1日，中国国庆节那天，周恩来把美国作家埃德加·斯诺和他的妻子领到天安门城楼上站在毛旁边检阅一年一度的国庆节游行，而且照了相。这是史无前例的；哪一个美国人也没有享受过那么大的荣誉。这位高深莫测的主席是想传达点什么。斯诺自己后来谈论这一事件时指出：‘凡是中国领导人公开做的事情都是有目的的。’事情过后我才终于理解到，毛是想以此作为象征，表示现在他亲自掌握对美关系；但是，这在当时真是一种远见卓识。我们在关键时刻理解不到他的真意。事情做得过分微妙反而达不到通信联络的目的。”
毛泽东曾在1949年开国大典站在天安门城楼向全世界自豪地大声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中国人民站起来了！从此，每逢国庆节，毛泽东都要在此举行盛大的国庆庆祝活动，接见人民群众。能在这种时刻站在毛泽东身边的，除了新中国的领袖人物以外，就是当时友好国家的领导人或是兄弟党的领袖。
斯诺只是一个普通的美国记者，毛泽东为什么让他站在身边检阅人民群众？
毛泽东的护士长吴旭君女士曾经陪着他参加了那天的活动。据吴女士回忆，那天上午，在去天安门之前，在中南海游泳池毛泽东的住处，帮毛泽东穿衣服时，就觉得他的心情格外激动。从天安门检阅回到住处，更完衣，毛泽东还沉浸在一种燃烧的激情之中。当时，吴旭君不理解，毛泽东为什么给一个美国记者相当于国家领导人的礼遇？就问：
“主席，斯诺是老朋友，但他不过是一个外国记者，为什么你给他那样好那样高的礼遇？”
毛笑了。他说：“醉翁之意不在酒。我是先放个试探气球，触动触动美国人的感觉神经。”
从“两个半”到“一个半”，美国战略大调整
在尼克松执掌白宫以前，国家安全事务特别助理，都是在白宫地下室办公。那里离开地面有30多级台阶，到总统办公室要走50多米远，可见国家安全委员会没有引起总统的重视。尼克松不同于他的前任，一上台就要基辛格考虑如何改革这个机构，使它发挥重大作用，成为制订对外政策的一个首脑组织。办公室也从地下搬到了地上，在白宫一楼紧挨着尼克松的椭圆形总统办公室，安排了一间宽敞明亮而华丽的房间。办公室有法国式的落地长窗，雪白锃亮的地板，油漆一新的办公桌椅。基辛格的办公桌上，有直通尼克松的电话，还摆有一架镶有尼克松照片的相框。相片上写着尼克松对基辛格的题词：“赠给亨利·基辛格：善进良策，献身尔职，逾于所司，永志不渝。你的朋友理查德·尼克松”。屋里边还设有一个遥控中心，从磁带数据箱到联结世界各地的直线电话，一应俱全。守卫办公室的安全人员，几乎要比美国肯尼迪角警卫阿波罗登月火箭发射台的人还多。基辛格就在这关系到美国安全的神经中枢，指挥部署，调度一切，主持着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日常工作。
尼克松每天要和基辛格通两三次电话，会见90分钟。通常是在上午九十点之间，两人就24小时之内的情况碰头30到40分钟，若有要事，可能在这一天还要再见几次面。尼克松从来没有找不到基辛格的时候。
美国《生活》杂志曾经发表文章描述过国家安全委员会开会的情况：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成员们来到了白宫的内阁会议室等待尼克松。他们是国务卿罗杰斯、国防部长莱尔德、紧急计划局长乔治·林肯、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穆勒、中央情报局长赫尔姆斯，还有副总统阿格纽。有时还要根据会议的性质，还吸收有关军政部门的高级助手列席会议，以便随时提供咨询。
一会儿，会议室与总统办公室连接的右边房门打开了，一个人走了进来。此人不是尼克松总统，而是基辛格。基辛格一边态度随便地用姓名的爱称向在座的各个军政要员打招呼，一边从容地在总统左边的椅子上就座。基辛格手里拿着一个夹着文件的黑夹子。夹子的厚度预示着今天会议时间的长短。基辛格夹子里文件只有一个副本，它正摆在总统座位前的桌面上。那是谁都不能伸手去翻阅的。只有基辛格一个人知道总统今天想些什么，要在会议上讲些什么。总统是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法定主席，会议怎么开，要作出什么决定，当天早上他已经找基辛格商量好了。
传来轻微的脚步声。一个助手提醒大家说：“先生们，总统来了。”
尼克松胸有成竹地从右边门里走进来，在当中主席的位置上就坐，例行公事地瞄了所有的与会者一眼。这时，与会者都稍为有点紧张，只有基辛格是例外，在令人莫测高深地微微笑着。
尼克松宣布开会了。他简单扼要地讲明今天开会的内容；然后，头微微朝左边一扬：
“亨利，你把可供选择的方案给我们谈一谈吧！”
基辛格首先清了清嗓子，清楚沉着的声调，简要地讲明早就准备好了的方案。
尼克松仰身背靠座椅，微笑地听着他当天已经批阅过的内容。基辛格好像又回到哈佛讲坛上，不过听讲的已不是学生，而是美国内阁的成员及其高级助手。基辛格抑扬顿挫地讲着，时而强调一下重点，时而解释一下不好懂的字眼，时而另外翻开一些本子，旁征博引。
这是1969年10月间的一次会议。基辛格首先回顾了美国现有的被称为“两个半战争”的战略理论。根据这个理论，美国军队要准备打“两个半战争”：“一个”是保卫欧洲，抵抗苏联的进攻；“另一个”是抵抗中国对东南亚或朝鲜的进攻；还有“半个”战争是对付别处的不测事件，例如中东冲突。“两个半战争”计划是基于50年代针对铁板一块的共产党阵营的政治现实而制定的，而与今天的政治现实不相符合了。中国苏联两个共产党巨人已经出现了分裂，中国人与苏联人同时发动战争的现实前景并不存在。美国必须抛弃那种固执地认为共产党是一块铁板的思想，而且美国的军事政策并不认为中国是一个主要的威胁。基辛格认为，即使美国战略理论的转变从没有得到北京的承认，美国仍然必须进行自己的调整。
为此，基辛格的班子提出了“一个半战争”的战略新理论。根据这个新战略，美国在和平时期保持这样的部队，它足以同时对付在欧洲或亚洲发生的一次共产党大规模进攻；援助盟国对付亚洲的非中国的威胁，或者应付其他地方发生的紧急事态。
讨论开始了。当然，免不了也会有分歧与争执；但是，与会者对基辛格所讲的不会有任何严重的诘难。除非得到总统事前暗示或以言词、表情作出的表示，否则，谁也不会提出什么意见，因为谁也经不起在重大问题上站到“错误”的一边去。
尼克松在会上也会问一些问题，不过他提问的方式就明白无误地告诉别人他需什么样的回答。尼克松显然感到十分满意。因为基辛格切合他的意图对战略理论的调整，表明了美国外交政策已经产生了一个质的转变：美国将根据敌手对美国采取的行动，而不是像以前那样根据它们的意识形态，来对待他们。
第一节 中美谈谈停停十五年周恩来基辛格费筹谋（2）
中美谈判十五年，要回一个钱学森
1970年1月20日，中断了两年整的中美华沙大使级会谈又举行了。而且，破天荒地在中国大使馆进行会谈。令人觉得意味深长的是，当天中午，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罗伯特·麦克洛斯基在例行的新闻发布会上透露，会谈将在“中共大使馆”举行。可是，几个小时以后，麦克洛斯基又奉白宫的指示，出来修正他的说法。他宣称，会谈将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馆”举行。敏感的外交界人士当然注意到，这是新中国自1949年成立以来，美国官方发言人首次用这个正式名称。麦克洛斯基反复说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三次。
他言辞显出十分痛心，在精神上蒙受的深沉伤痛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他一如既往，襟怀坦白，心直口快，从自己内心深处诚恳地表现出了他的尊严和信念。
毛泽东并没有忘记斯诺。毛泽东的“五二□声明”发表后，原定五月下旬在华沙举行的中美大使级第137次会谈夭折了。可是，毛泽东又另有了思路，毛于六月间嘱咐寻找“我们的美国老朋友斯诺先生。”当时得到的报告是说与斯诺失掉了联络。毛泽东让周恩来特别嘱咐中国驻法国使馆联络斯诺，把他当作毛泽东的朋友与客人邀请尽快来华访问。使馆很快就联络上了已在瑞士寓居的斯诺先生，并发出了邀请。斯诺是在1970年8月14日到达中国的，夫人洛易斯·惠勒一起同行。
电梯又一次升上天安门城楼。电梯门开了。一个身材魁伟高大、背脊微驼的人在秘书的陪同下走了出来。毛主席来了。
周恩来领着斯诺夫妇迎向毛主席。斯诺觉得毛主席似乎比在陕北窑洞的时代更为高大、丰腴。衬着金光璀璨、庄严雄伟的天安门城楼，毛主席身上焕发的非凡的气质，确实使他在刹那间感觉到这是一个至高无上的领袖。
34年前在陕北保安第一次见到毛泽东，那时毛泽东面容瘦削，一头浓密的黑发留得很长，鼻梁很高，颧骨突出，双眼炯炯有神；他第一个印象就觉得毛泽东像林肯。
满脸笑眯眯的林彪在招呼毛主席。
周恩来将斯诺夫妇领到毛泽东跟前：
“主席，您看，谁来了？”
毛泽东一看见斯诺，十分高兴：“斯诺先生，老天保佑你，我们又见面了。”
斯诺夫妇跟毛泽东亲热地握手。斯诺觉得毛泽东的幽默感不减当年。周恩来又向斯诺介绍林彪：“这是林彪副主席。”
斯诺跟林彪握手：“林彪将军，好久没有见面了。我们是在延安见过的。”
林彪总是笑：“斯诺先生是毛主席的朋友，当然也是我的朋友。好朋友。”
天安门广场上的高音喇叭群响起了《东方红》乐曲，广场上旗浪起伏，人海沸腾。“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呼声震天动地，响彻云霄。
毛泽东伸出手去，握住斯诺一只手，领着斯诺夫妇朝栏杆前走去。毛泽东领着斯诺夫妇来到天安门城楼正当中的栏杆边。广场上的人海，群众狂热到极点。人群上空，汽球拖挂着一幅巨大的标语：“伟大的导师、伟大的统帅、伟大的领袖、伟大的舵手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还有一幅号召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倒美帝国主义及其一切走狗”的大标语。
毛主席欣喜陶醉地举起右手臂向群众挥动。群众欣喜若狂。
斯诺在北京住了多年。他第一次到北京时只有27岁，住在煤渣胡同21号的一个四合院里。那时候，就来天安门城楼下观瞻过。那时，他曾经想象过明清的皇帝们在城楼上大驾光临、大展龙颜，举行领诏、大婚、祭路、祭旗、出征以及献俘等大典的情景，想象过万杆黄旗飘飞、万民长跪叩头的景况。他当时当然没有想象过有朝一日自己能在天安门城楼上站在革命领袖人物身边聆听三呼万岁。他身边的毛泽东，就是那个富于农民的幽默感的革命家。尽管当年这个人穿着打补丁的皱巴巴的布衣服，在窑洞里请他去吃夹红辣椒的馒头或是贺子珍做的酸梅，跟他一起打扑克，一边用手搓着膀子上的污垢，一边叫着佯装自己有大牌，有时还毫不在乎地当着他的面，松开裤腰带伸手进去抓虱子。毛泽东还讲过这样的话：“如果你身上还没有长虱子，那你还没有理解中国。”当时，他就觉得这个人身上有一种掌握命运的力量。这种力量不是什么昙花一现的东西，而是一种实实在在的活力。你觉得这个人身上不论有什么异乎寻常的地方，都是产生于其对中国人民大众，特别是对农民的迫切要求所作的综合和表达，达到了不可思议的程度。这些使毛泽东成为一个伟大的非凡的人物。
周恩来对第二天《人民日报》的版面作了精心安排。毛泽东与斯诺夫妇在天安门庆祝国庆典礼上的照片，发表在《人民日报》头版的显著位置。照片经过了特别处理，只有毛泽东、斯诺夫妇与站在身后的翻译四个人，他们身后或是身旁别的人物的身影已经被技术处理了。这张毛泽东跟美国人斯诺在天安门上的照片，应该被当作周恩来向美国发出的含蓄而饶有深义的信息，想不到竟被尼克松和其精于分析的顾问基辛格忽略了。
事后，基辛格在回忆录里写道：毛泽东和周恩来“不幸对我们敏锐地观察事物的能力估计过高。他们传过来的信息是那么拐弯抹角，以致我们这些粗心大意的西方人完全不了解其中的真意。10月1日，中国国庆节那天，周恩来把美国作家埃德加·斯诺和他的妻子领到天安门城楼上站在毛旁边检阅一年一度的国庆节游行，而且照了相。这是史无前例的；哪一个美国人也没有享受过那么大的荣誉。这位高深莫测的主席是想传达点什么。斯诺自己后来谈论这一事件时指出：‘凡是中国领导人公开做的事情都是有目的的。’事情过后我才终于理解到，毛是想以此作为象征，表示现在他亲自掌握对美关系；但是，这在当时真是一种远见卓识。我们在关键时刻理解不到他的真意。事情做得过分微妙反而达不到通信联络的目的。”
毛泽东曾在1949年开国大典站在天安门城楼向全世界自豪地大声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中国人民站起来了！从此，每逢国庆节，毛泽东都要在此举行盛大的国庆庆祝活动，接见人民群众。能在这种时刻站在毛泽东身边的，除了新中国的领袖人物以外，就是当时友好国家的领导人或是兄弟党的领袖。
斯诺只是一个普通的美国记者，毛泽东为什么让他站在身边检阅人民群众？
毛泽东的护士长吴旭君女士曾经陪着他参加了那天的活动。据吴女士回忆，那天上午，在去天安门之前，在中南海游泳池毛泽东的住处，帮毛泽东穿衣服时，就觉得他的心情格外激动。从天安门检阅回到住处，更完衣，毛泽东还沉浸在一种燃烧的激情之中。当时，吴旭君不理解，毛泽东为什么给一个美国记者相当于国家领导人的礼遇？就问：
“主席，斯诺是老朋友，但他不过是一个外国记者，为什么你给他那样好那样高的礼遇？”
毛笑了。他说：“醉翁之意不在酒。我是先放个试探气球，触动触动美国人的感觉神经。”
从“两个半”到“一个半”，美国战略大调整
在尼克松执掌白宫以前，国家安全事务特别助理，都是在白宫地下室办公。那里离开地面有30多级台阶，到总统办公室要走50多米远，可见国家安全委员会没有引起总统的重视。尼克松不同于他的前任，一上台就要基辛格考虑如何改革这个机构，使它发挥重大作用，成为制订对外政策的一个首脑组织。办公室也从地下搬到了地上，在白宫一楼紧挨着尼克松的椭圆形总统办公室，安排了一间宽敞明亮而华丽的房间。办公室有法国式的落地长窗，雪白锃亮的地板，油漆一新的办公桌椅。基辛格的办公桌上，有直通尼克松的电话，还摆有一架镶有尼克松照片的相框。相片上写着尼克松对基辛格的题词：“赠给亨利·基辛格：善进良策，献身尔职，逾于所司，永志不渝。你的朋友理查德·尼克松”。屋里边还设有一个遥控中心，从磁带数据箱到联结世界各地的直线电话，一应俱全。守卫办公室的安全人员，几乎要比美国肯尼迪角警卫阿波罗登月火箭发射台的人还多。基辛格就在这关系到美国安全的神经中枢，指挥部署，调度一切，主持着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日常工作。
尼克松每天要和基辛格通两三次电话，会见90分钟。通常是在上午九十点之间，两人就24小时之内的情况碰头30到40分钟，若有要事，可能在这一天还要再见几次面。尼克松从来没有找不到基辛格的时候。
美国《生活》杂志曾经发表文章描述过国家安全委员会开会的情况：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成员们来到了白宫的内阁会议室等待尼克松。他们是国务卿罗杰斯、国防部长莱尔德、紧急计划局长乔治·林肯、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穆勒、中央情报局长赫尔姆斯，还有副总统阿格纽。有时还要根据会议的性质，还吸收有关军政部门的高级助手列席会议，以便随时提供咨询。
一会儿，会议室与总统办公室连接的右边房门打开了，一个人走了进来。此人不是尼克松总统，而是基辛格。基辛格一边态度随便地用姓名的爱称向在座的各个军政要员打招呼，一边从容地在总统左边的椅子上就座。基辛格手里拿着一个夹着文件的黑夹子。夹子的厚度预示着今天会议时间的长短。基辛格夹子里文件只有一个副本，它正摆在总统座位前的桌面上。那是谁都不能伸手去翻阅的。只有基辛格一个人知道总统今天想些什么，要在会议上讲些什么。总统是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法定主席，会议怎么开，要作出什么决定，当天早上他已经找基辛格商量好了。
传来轻微的脚步声。一个助手提醒大家说：“先生们，总统来了。”
尼克松胸有成竹地从右边门里走进来，在当中主席的位置上就坐，例行公事地瞄了所有的与会者一眼。这时，与会者都稍为有点紧张，只有基辛格是例外，在令人莫测高深地微微笑着。
尼克松宣布开会了。他简单扼要地讲明今天开会的内容；然后，头微微朝左边一扬：
“亨利，你把可供选择的方案给我们谈一谈吧！”
基辛格首先清了清嗓子，清楚沉着的声调，简要地讲明早就准备好了的方案。
尼克松仰身背靠座椅，微笑地听着他当天已经批阅过的内容。基辛格好像又回到哈佛讲坛上，不过听讲的已不是学生，而是美国内阁的成员及其高级助手。基辛格抑扬顿挫地讲着，时而强调一下重点，时而解释一下不好懂的字眼，时而另外翻开一些本子，旁征博引。
这是1969年10月间的一次会议。基辛格首先回顾了美国现有的被称为“两个半战争”的战略理论。根据这个理论，美国军队要准备打“两个半战争”：“一个”是保卫欧洲，抵抗苏联的进攻；“另一个”是抵抗中国对东南亚或朝鲜的进攻；还有“半个”战争是对付别处的不测事件，例如中东冲突。“两个半战争”计划是基于50年代针对铁板一块的共产党阵营的政治现实而制定的，而与今天的政治现实不相符合了。中国苏联两个共产党巨人已经出现了分裂，中国人与苏联人同时发动战争的现实前景并不存在。美国必须抛弃那种固执地认为共产党是一块铁板的思想，而且美国的军事政策并不认为中国是一个主要的威胁。基辛格认为，即使美国战略理论的转变从没有得到北京的承认，美国仍然必须进行自己的调整。
为此，基辛格的班子提出了“一个半战争”的战略新理论。根据这个新战略，美国在和平时期保持这样的部队，它足以同时对付在欧洲或亚洲发生的一次共产党大规模进攻；援助盟国对付亚洲的非中国的威胁，或者应付其他地方发生的紧急事态。
讨论开始了。当然，免不了也会有分歧与争执；但是，与会者对基辛格所讲的不会有任何严重的诘难。除非得到总统事前暗示或以言词、表情作出的表示，否则，谁也不会提出什么意见，因为谁也经不起在重大问题上站到“错误”的一边去。
尼克松在会上也会问一些问题，不过他提问的方式就明白无误地告诉别人他需什么样的回答。尼克松显然感到十分满意。因为基辛格切合他的意图对战略理论的调整，表明了美国外交政策已经产生了一个质的转变：美国将根据敌手对美国采取的行动，而不是像以前那样根据它们的意识形态，来对待他们。
第一节 中美谈谈停停十五年周恩来基辛格费筹谋（2）
中美谈判十五年，要回一个钱学森
1970年1月20日，中断了两年整的中美华沙大使级会谈又举行了。而且，破天荒地在中国大使馆进行会谈。令人觉得意味深长的是，当天中午，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罗伯特·麦克洛斯基在例行的新闻发布会上透露，会谈将在“中共大使馆”举行。可是，几个小时以后，麦克洛斯基又奉白宫的指示，出来修正他的说法。他宣称，会谈将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馆”举行。敏感的外交界人士当然注意到，这是新中国自1949年成立以来，美国官方发言人首次用这个正式名称。麦克洛斯基反复说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三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