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47章 中美解怨中南海！玄机犹系乒乓球(1)
第一节 中美谈谈停停十五年周恩来基辛格费筹谋（1）
“我们是老朋友了，我对你不讲假话，我看你也不讲假话的。”毛泽东仍是十分坦诚。基辛格羡慕地说：“中国人太精细微妙了，到底经历了几千年文明的熏陶。”全美国都发愣了！全世界都吃惊了！几乎所有的电波都在载送这个消息，几乎所有的语言都在谈论这个消息。联大刚才已以七十六票对三十五票通过接纳中国，并驱逐台湾。
中美“吊膀子”，斯诺做“红娘”
中南海。南海昔日碧波粼粼的水面已经结了冰。晶莹洁白的冰面将岸边丰泽园那道蜿蜒的红墙衬得更红。墙内四合院中那七棵古柏的枝头依然苍绿。
1970年12月18日上午，在北屋西头的书房里，毛泽东和老朋友斯诺坐在沙发里谈得正酣。书房的四边都摆满了高大的书架，架上摆满了书，有中文书，也有外文书，许多书籍中插有写着注释的纸条。大写字台上高高地堆着书刊和手稿。给斯诺的印象，这儿更像一位大作家的工作室。
毛泽东一边吸烟，一边和斯诺交谈。烟吸得很厉害，间或有一两声咳嗽。斯诺关切地说：
“主席已经吸了几十年烟了。”
毛泽东端起茶杯，喝了一口水润喉，说：“医生劝我戒烟。我戒过。戒不掉。”
“我这次旧地重游，还去了保安一趟。”斯诺说。
“我们是老朋友了，我对你不讲假话，我看你也不讲假话的。”毛泽东仍是十分坦诚。“是呵。我第一次到保安，还担心村里的农民要‘共我的产’，分掉我带去的东西。当我离开的时候，感觉好像不是回家，而是离家了。”斯诺说的很真诚。
毛泽东笑了：“怪不得麦卡锡把你当作‘赤匪’。”
“我给儿子起了个名字叫‘西安’，表示对红军的祝愿和怀念，就更像‘赤匪’了。”斯诺又说。
毛泽东问：“我听讲，前两年你想来，有人反对？”
“我写过信来要求的。”斯诺答。
“在1967年和1968年这两年中，反对你到中国来的那些官们是一帮极左分子，他们在一段时间内还夺过外交部的权。但是这些人都早被清除出去了。”毛泽东说。
斯诺说：“我记得，1965年1月，你同我谈话时，曾说过中国确有个人崇拜——”
毛泽东说：“那时的情况是需要更多的个人崇拜。现在就不同了，崇拜得过分了，搞了许多形式主义。比如什么‘四个伟大’，讨嫌！在过去几年中，有必要搞点个人崇拜，现在没有这个必要了。”
毛泽东在谈到个人崇拜时，是动了点情绪的。他很明白这一点，只有他自己才了解这一切。他让斯诺上天安门看到了个人崇拜，看到了他作为领袖的绝对权威及无上优越，看到了他在亿万中国人民心目中的形象。他的手臂在天安门城楼上一挥动，人们的情感就会像波浪一样翻腾，甚至不惜在他的指引下去赴汤蹈火。他的声音从中南海的书房里发出来，亿万人民会怀着虔诚的激情当作必须绝对服从、甚至超越了法律的最高指示。可是，他的内心却是十分孤独的。在中南海红墙内丰泽园的书屋里，他已经很难单独同什么人促膝谈心、交流感情，没有任何人可以跟他讨论，没有任何人可以跟他辩解，他的副统帅也说得很明白，只要是他的话，“理解的执行，不理解的也执行，在执行中加深理解……”他的内心活动，只有同像斯诺那样的异国朋友，才能披露一点儿。他的心是痛苦的，孤独的。
历史往往会惊人地重复。1965年，毛泽东对斯诺谈要搞点个人崇拜，是为了让刘少奇下台；这次，讲“四个伟大”讨嫌，尽管斯诺还没有理解其深意，可是历史学家在今天可以据此断定，毛泽东已经觉察了林彪一伙的用心了。他又在考虑林彪是不是“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了。
在这年3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他提出了改变国家体制，不设国家主席的建议。会上大家同意了。可是，4月份林彪又提出设国家主席，并虚伪地建议由毛泽东担任国家主席。毛泽东在林的报告上批示：“我不能再做此事，此议不妥当。”此后半年内，他讲了六次不设国家主席，他不担任国家主席。人家就是不听。林彪还是强调不设国家主席，国家就没个头。他警觉了，还说“一句顶一万句”呐，狗屁！八九月间，庐山会议上，林彪不打招呼，突然在会上抛出反对所谓有人否定毛主席是天才的讲话。陈伯达接着抢先作了吹捧林彪、坚持设国家主席的发言，打乱了议程，引起庐山的一场混乱，“大有炸平庐山，停止地球转动之势。”他识破了这伙人的阴谋，严厉地批评了陈伯达。
“四个伟大”是林彪的发明，毛泽东对斯诺讲“四个伟大讨嫌”，等于点名说林彪“讨嫌”。
山南海北，海阔天空，毛泽东和斯诺谈锋极盛。午饭时分，两人在北屋中间的起居室里，共进午餐，湘菜的辣味和茅台酒的芬芳，使谈话更热烈起来。他说：
“中美会谈，15年谈了136次。”
“名副其实的马拉松会谈。”斯诺说。
“我不感兴趣了。尼克松也不感兴趣了。要来当面谈。”他说。
“主席愿见他么？”斯诺问。
“目前中美两国之间的问题，要跟尼克松解决。我愿跟他谈，谈得成也行，谈不成也行。吵架也行，不吵架也行。”他爽快地说。
“我看吵架难免，也不要紧。”斯诺说。
他幽默地伸出一个指头，对着斯诺：“他如果想到北京来，你就捎个信，叫他悄悄地，不要公开，坐上一架飞机就可以来嘛。当作旅行者来也行，当作总统来也行。我看我不会吵架。批评是要批评他的。”
毛泽东接着又说：“我们也要作自我批评，就是讲我们的错误、缺点了，比如，我们的生产水平比美国低，别的我们不作自我批评。”
斯诺曾与罗斯福总统有来往，而与尼克松没有来往，可是深知尼克松反共的极右立场，因而问：“尼克松会来吗？”
毛泽东说：“尼克松要派代表来中国谈判，那是他自己提议的，有文件证明，说愿意在北京或者华盛顿当面谈，还神秘得很，提出不要公开，要守秘密呵！”
快分手时，毛泽东说：“我早就对你说过，中美两国总要建交的。中国和美国难道就100年不建交啊？101年还不建交，我就不信。我们又没有占领你们那个长岛。”
这次谈话长达五个小时，直至午后一点。他已经很久没有对象来进行敞开肺腑的谈话了，一谈就是五个小时，几乎是他晚年与人交谈时间最长的一次。
送走斯诺后，毛泽东还沉浸在谈话激烈的波澜之中，他曾风趣地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你知道吗，我在和尼克松吊膀子，要找红娘啊。试探气球放过之后，我还要创造条件，现在就是在搞火力侦察。这一排子弹放出去，对方会呆不住的。”
毛泽东说的“火力侦察”，是指在试探如何突破中美关系的僵局。
斯诺把这次具有历史意义的谈话记载成文，以《同毛泽东的一次谈话》为标题，发表于1971年4月30日出版的美国《生活》杂志。美国几家通讯社抢先几天发表了斯诺文章的摘要。毛泽东对斯诺的谈话，不仅在美国，而且在国际上引起了巨大的反响，成为轰动全世界的新闻，许多报纸、通讯社都将此事列为头条新闻。国际新闻界以它特有的敏感，意识到这次谈话对历史转折会产生伟大的影响。联邦德国以通栏标题发表了消息。罗马尼亚电视台播发了毛泽东会见斯诺的照片。日本《朝日新闻》认为这是“中国又向世界投出一颗新‘炸弹’。”南斯拉夫报纸说：“这是一个最重要的声明，因为它证明北京决心使它同华盛顿的关系将在较短时间内正常化。”日本《读卖新闻》也清醒地意识到毛泽东的讲话始终坚持了不准干涉中国内政的坚定原则，它评论说“毛的谈话表示了灵活的姿态，但没有人认为中国会放弃‘一个中国’的大原则，甚至会在台湾问题上妥协而同美国解冻。”
尼克松政府迅速做出了积极的反应。这年4月26日，也就是美国的通讯社抢发斯诺文章摘要的当天，美国白宫新闻秘书齐格勒奉总统的意旨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尼克松总统已经注意到斯诺文章传达的讯息，他希望有一天能够访问中国。
后来，在尼克松正式准备访华时，为他准备的有关中国情况的材料中，就有斯诺著作和文章的摘要。基辛格也回忆说，为研究中国问题，他极其仔细地阅读了斯诺的著作与文章摘选。尼克松访华之前，曾写信给定居在瑞士的斯诺，他在信中问候斯诺的健康，对斯诺杰出的人生表示敬佩，并说他将访问中华人民共和国，如果斯诺能先期作为他的访华特使，他将感到极大的荣幸。
斯诺促成了尼克松的中国之行，他原是要准备为尼克松访问北京写一批报道的。但是他没能活着见到这一切，他恰恰在尼克松启程访华的三天前因病去世了。
在他重病期间，毛泽东周恩来派去了中国最优秀的大夫组成的专家医疗组。由于斯诺所患的癌症已到了无法挽救的地步，中国的大夫们只能尽力减少他去世前的痛苦。
斯诺夫妇上城楼，试探气球越大洋
1970年10月1日，天安门广场举行盛大的国庆节庆祝活动。广场早已人山人海，喧声如潮。那个时代红卫兵军装的绿色与标语口号旗帜的红色，构成了天安门广场的主色。
周恩来总理已经到了好一会，按名单能够上天安门城楼的国家领导人们已经陆续来到。叶剑英来了。林彪和叶群也来了。黄永胜、李作鹏、吴法宪和邱会作四员大将也从电梯门里出来，只是神色不像数月前那样大模大样。天安门城楼上那个专供领导人使用的电梯一次接一次地升上来，送上这些举足轻重的角色。
当埃德加·斯诺带着夫人洛易斯·惠勒·斯诺走出电梯时，周恩来快步迎了上去。
“斯诺先生，欢迎您。”周恩来伸手跟斯诺握手。
“我真是第一个应邀上天安门城楼的美国人么？”斯诺问着，棕色的眼睛透露出兴奋的光。
洛易斯更是充满了好奇心，喜悦地四处打量。天安门城楼雄浑庄严的建筑造型，富于东方古典的艺术美，使她目不暇接。天安门屋顶四个垂脊，均装饰有一个仙人和九个走兽：龙、凤、狮子、麒麟、天马、海马、狎鱼、獬、犭孔，这些雕塑，在阳光下璀璨夺目，使城楼增添了神奇色彩。
“毛主席让我请您来的。您是中国人民真诚的朋友。”周恩来热情地说。
斯诺流露出发自肺腑的激动：“34年前我穿过封锁线去找红军，遇见的第一个共产党领导人就是您。您当时用英语跟我讲话，使我很吃惊。”
周恩来说：“我还记得我替您草拟了92天旅程，还找了一匹马让您骑去保安找毛主席。”
斯诺望了望眼前的周恩来，该是72岁了。当年在陕北第一次见到周恩来时，周恩来还没满40岁，个子清瘦，骨胳小而结实，下颏上蓄着又黑又茂密的胡子，又大又深的眼睛富于热情，一笑就露出洁白的牙齿，具有领袖的自信与迷人的魅力。现在，颧骨凸了出来，两颊凹了进去，眼窝很深，斯诺敏锐地感觉出那深邃而机敏的眼神中包含的忧虑与坚毅。斯诺觉得自己常为周恩来的魅力所吸引，说：“您安排我见毛主席，采访红军，当时对西方新闻界来说是‘独一无二’的。今天，让我上天安门——”
周恩来马上将话接了过来：“在中美两国相互隔绝的情况下，您三次访问新中国，今天还上天安门参加我们国庆盛典，对一个美国人来说，这是一件独一无二的事。”
斯诺兴奋地说：“我又有独家新闻了！”
斯诺当年闯到陕北写了将红军介绍给全世界的《西行漫记》，是独家新闻。可是，斯诺在此时，还并没有完全意识到毛泽东安排其上天安门的独家新闻的重要含义。斯诺此时想得更多、更关心的是这个国家正在进行的那场“文革”。
1966年秋天，“文化大革命”的序幕拉开的时候，斯诺充满了对中国形势的焦虑。内战已经结束，革命者已经取得了政权，但是国家经受了长期动乱的浩劫，被弄得穷困不堪，又面临外国的层层封锁，这个以勤劳勇敢而著称于世界的伟大的民族，正应该为了自己的生存与振兴要克服意想不到的困难，去逾越那些旧社会留下的无穷无尽的障碍，为什么革命者内部又要开展你死我活的斗争？当斯诺从西方的报道中得知一批他敬仰的革命家刘少奇、朱德、邓小平、彭德怀等竟然受到冲击和批斗的时候，他心焦如焚。他对友人说：“从这里所能得到的消息来看，中国最近发生的事件是很难加以理解的。人们只能凭着超感官的感觉来进行工作，而我的这种感觉又不太灵敏。”
斯诺很想再次来华访问，曾用口头与书面的形式反映过自己的愿望。他却一直被拒而不纳。他当然不知道，在中国外交部大院的大字报里，有人将他的名字与“美国中央情报局派往中国的间谍”连在一起。
“我们是老朋友了，我对你不讲假话，我看你也不讲假话的。”毛泽东仍是十分坦诚。基辛格羡慕地说：“中国人太精细微妙了，到底经历了几千年文明的熏陶。”全美国都发愣了！全世界都吃惊了！几乎所有的电波都在载送这个消息，几乎所有的语言都在谈论这个消息。联大刚才已以七十六票对三十五票通过接纳中国，并驱逐台湾。
中美“吊膀子”，斯诺做“红娘”
中南海。南海昔日碧波粼粼的水面已经结了冰。晶莹洁白的冰面将岸边丰泽园那道蜿蜒的红墙衬得更红。墙内四合院中那七棵古柏的枝头依然苍绿。
1970年12月18日上午，在北屋西头的书房里，毛泽东和老朋友斯诺坐在沙发里谈得正酣。书房的四边都摆满了高大的书架，架上摆满了书，有中文书，也有外文书，许多书籍中插有写着注释的纸条。大写字台上高高地堆着书刊和手稿。给斯诺的印象，这儿更像一位大作家的工作室。
毛泽东一边吸烟，一边和斯诺交谈。烟吸得很厉害，间或有一两声咳嗽。斯诺关切地说：
“主席已经吸了几十年烟了。”
毛泽东端起茶杯，喝了一口水润喉，说：“医生劝我戒烟。我戒过。戒不掉。”
“我这次旧地重游，还去了保安一趟。”斯诺说。
“我们是老朋友了，我对你不讲假话，我看你也不讲假话的。”毛泽东仍是十分坦诚。“是呵。我第一次到保安，还担心村里的农民要‘共我的产’，分掉我带去的东西。当我离开的时候，感觉好像不是回家，而是离家了。”斯诺说的很真诚。
毛泽东笑了：“怪不得麦卡锡把你当作‘赤匪’。”
“我给儿子起了个名字叫‘西安’，表示对红军的祝愿和怀念，就更像‘赤匪’了。”斯诺又说。
毛泽东问：“我听讲，前两年你想来，有人反对？”
“我写过信来要求的。”斯诺答。
“在1967年和1968年这两年中，反对你到中国来的那些官们是一帮极左分子，他们在一段时间内还夺过外交部的权。但是这些人都早被清除出去了。”毛泽东说。
斯诺说：“我记得，1965年1月，你同我谈话时，曾说过中国确有个人崇拜——”
毛泽东说：“那时的情况是需要更多的个人崇拜。现在就不同了，崇拜得过分了，搞了许多形式主义。比如什么‘四个伟大’，讨嫌！在过去几年中，有必要搞点个人崇拜，现在没有这个必要了。”
毛泽东在谈到个人崇拜时，是动了点情绪的。他很明白这一点，只有他自己才了解这一切。他让斯诺上天安门看到了个人崇拜，看到了他作为领袖的绝对权威及无上优越，看到了他在亿万中国人民心目中的形象。他的手臂在天安门城楼上一挥动，人们的情感就会像波浪一样翻腾，甚至不惜在他的指引下去赴汤蹈火。他的声音从中南海的书房里发出来，亿万人民会怀着虔诚的激情当作必须绝对服从、甚至超越了法律的最高指示。可是，他的内心却是十分孤独的。在中南海红墙内丰泽园的书屋里，他已经很难单独同什么人促膝谈心、交流感情，没有任何人可以跟他讨论，没有任何人可以跟他辩解，他的副统帅也说得很明白，只要是他的话，“理解的执行，不理解的也执行，在执行中加深理解……”他的内心活动，只有同像斯诺那样的异国朋友，才能披露一点儿。他的心是痛苦的，孤独的。
历史往往会惊人地重复。1965年，毛泽东对斯诺谈要搞点个人崇拜，是为了让刘少奇下台；这次，讲“四个伟大”讨嫌，尽管斯诺还没有理解其深意，可是历史学家在今天可以据此断定，毛泽东已经觉察了林彪一伙的用心了。他又在考虑林彪是不是“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了。
在这年3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他提出了改变国家体制，不设国家主席的建议。会上大家同意了。可是，4月份林彪又提出设国家主席，并虚伪地建议由毛泽东担任国家主席。毛泽东在林的报告上批示：“我不能再做此事，此议不妥当。”此后半年内，他讲了六次不设国家主席，他不担任国家主席。人家就是不听。林彪还是强调不设国家主席，国家就没个头。他警觉了，还说“一句顶一万句”呐，狗屁！八九月间，庐山会议上，林彪不打招呼，突然在会上抛出反对所谓有人否定毛主席是天才的讲话。陈伯达接着抢先作了吹捧林彪、坚持设国家主席的发言，打乱了议程，引起庐山的一场混乱，“大有炸平庐山，停止地球转动之势。”他识破了这伙人的阴谋，严厉地批评了陈伯达。
“四个伟大”是林彪的发明，毛泽东对斯诺讲“四个伟大讨嫌”，等于点名说林彪“讨嫌”。
山南海北，海阔天空，毛泽东和斯诺谈锋极盛。午饭时分，两人在北屋中间的起居室里，共进午餐，湘菜的辣味和茅台酒的芬芳，使谈话更热烈起来。他说：
“中美会谈，15年谈了136次。”
“名副其实的马拉松会谈。”斯诺说。
“我不感兴趣了。尼克松也不感兴趣了。要来当面谈。”他说。
“主席愿见他么？”斯诺问。
“目前中美两国之间的问题，要跟尼克松解决。我愿跟他谈，谈得成也行，谈不成也行。吵架也行，不吵架也行。”他爽快地说。
“我看吵架难免，也不要紧。”斯诺说。
他幽默地伸出一个指头，对着斯诺：“他如果想到北京来，你就捎个信，叫他悄悄地，不要公开，坐上一架飞机就可以来嘛。当作旅行者来也行，当作总统来也行。我看我不会吵架。批评是要批评他的。”
毛泽东接着又说：“我们也要作自我批评，就是讲我们的错误、缺点了，比如，我们的生产水平比美国低，别的我们不作自我批评。”
斯诺曾与罗斯福总统有来往，而与尼克松没有来往，可是深知尼克松反共的极右立场，因而问：“尼克松会来吗？”
毛泽东说：“尼克松要派代表来中国谈判，那是他自己提议的，有文件证明，说愿意在北京或者华盛顿当面谈，还神秘得很，提出不要公开，要守秘密呵！”
快分手时，毛泽东说：“我早就对你说过，中美两国总要建交的。中国和美国难道就100年不建交啊？101年还不建交，我就不信。我们又没有占领你们那个长岛。”
这次谈话长达五个小时，直至午后一点。他已经很久没有对象来进行敞开肺腑的谈话了，一谈就是五个小时，几乎是他晚年与人交谈时间最长的一次。
送走斯诺后，毛泽东还沉浸在谈话激烈的波澜之中，他曾风趣地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你知道吗，我在和尼克松吊膀子，要找红娘啊。试探气球放过之后，我还要创造条件，现在就是在搞火力侦察。这一排子弹放出去，对方会呆不住的。”
毛泽东说的“火力侦察”，是指在试探如何突破中美关系的僵局。
斯诺把这次具有历史意义的谈话记载成文，以《同毛泽东的一次谈话》为标题，发表于1971年4月30日出版的美国《生活》杂志。美国几家通讯社抢先几天发表了斯诺文章的摘要。毛泽东对斯诺的谈话，不仅在美国，而且在国际上引起了巨大的反响，成为轰动全世界的新闻，许多报纸、通讯社都将此事列为头条新闻。国际新闻界以它特有的敏感，意识到这次谈话对历史转折会产生伟大的影响。联邦德国以通栏标题发表了消息。罗马尼亚电视台播发了毛泽东会见斯诺的照片。日本《朝日新闻》认为这是“中国又向世界投出一颗新‘炸弹’。”南斯拉夫报纸说：“这是一个最重要的声明，因为它证明北京决心使它同华盛顿的关系将在较短时间内正常化。”日本《读卖新闻》也清醒地意识到毛泽东的讲话始终坚持了不准干涉中国内政的坚定原则，它评论说“毛的谈话表示了灵活的姿态，但没有人认为中国会放弃‘一个中国’的大原则，甚至会在台湾问题上妥协而同美国解冻。”
尼克松政府迅速做出了积极的反应。这年4月26日，也就是美国的通讯社抢发斯诺文章摘要的当天，美国白宫新闻秘书齐格勒奉总统的意旨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尼克松总统已经注意到斯诺文章传达的讯息，他希望有一天能够访问中国。
后来，在尼克松正式准备访华时，为他准备的有关中国情况的材料中，就有斯诺著作和文章的摘要。基辛格也回忆说，为研究中国问题，他极其仔细地阅读了斯诺的著作与文章摘选。尼克松访华之前，曾写信给定居在瑞士的斯诺，他在信中问候斯诺的健康，对斯诺杰出的人生表示敬佩，并说他将访问中华人民共和国，如果斯诺能先期作为他的访华特使，他将感到极大的荣幸。
斯诺促成了尼克松的中国之行，他原是要准备为尼克松访问北京写一批报道的。但是他没能活着见到这一切，他恰恰在尼克松启程访华的三天前因病去世了。
在他重病期间，毛泽东周恩来派去了中国最优秀的大夫组成的专家医疗组。由于斯诺所患的癌症已到了无法挽救的地步，中国的大夫们只能尽力减少他去世前的痛苦。
斯诺夫妇上城楼，试探气球越大洋
1970年10月1日，天安门广场举行盛大的国庆节庆祝活动。广场早已人山人海，喧声如潮。那个时代红卫兵军装的绿色与标语口号旗帜的红色，构成了天安门广场的主色。
周恩来总理已经到了好一会，按名单能够上天安门城楼的国家领导人们已经陆续来到。叶剑英来了。林彪和叶群也来了。黄永胜、李作鹏、吴法宪和邱会作四员大将也从电梯门里出来，只是神色不像数月前那样大模大样。天安门城楼上那个专供领导人使用的电梯一次接一次地升上来，送上这些举足轻重的角色。
当埃德加·斯诺带着夫人洛易斯·惠勒·斯诺走出电梯时，周恩来快步迎了上去。
“斯诺先生，欢迎您。”周恩来伸手跟斯诺握手。
“我真是第一个应邀上天安门城楼的美国人么？”斯诺问着，棕色的眼睛透露出兴奋的光。
洛易斯更是充满了好奇心，喜悦地四处打量。天安门城楼雄浑庄严的建筑造型，富于东方古典的艺术美，使她目不暇接。天安门屋顶四个垂脊，均装饰有一个仙人和九个走兽：龙、凤、狮子、麒麟、天马、海马、狎鱼、獬、犭孔，这些雕塑，在阳光下璀璨夺目，使城楼增添了神奇色彩。
“毛主席让我请您来的。您是中国人民真诚的朋友。”周恩来热情地说。
斯诺流露出发自肺腑的激动：“34年前我穿过封锁线去找红军，遇见的第一个共产党领导人就是您。您当时用英语跟我讲话，使我很吃惊。”
周恩来说：“我还记得我替您草拟了92天旅程，还找了一匹马让您骑去保安找毛主席。”
斯诺望了望眼前的周恩来，该是72岁了。当年在陕北第一次见到周恩来时，周恩来还没满40岁，个子清瘦，骨胳小而结实，下颏上蓄着又黑又茂密的胡子，又大又深的眼睛富于热情，一笑就露出洁白的牙齿，具有领袖的自信与迷人的魅力。现在，颧骨凸了出来，两颊凹了进去，眼窝很深，斯诺敏锐地感觉出那深邃而机敏的眼神中包含的忧虑与坚毅。斯诺觉得自己常为周恩来的魅力所吸引，说：“您安排我见毛主席，采访红军，当时对西方新闻界来说是‘独一无二’的。今天，让我上天安门——”
周恩来马上将话接了过来：“在中美两国相互隔绝的情况下，您三次访问新中国，今天还上天安门参加我们国庆盛典，对一个美国人来说，这是一件独一无二的事。”
斯诺兴奋地说：“我又有独家新闻了！”
斯诺当年闯到陕北写了将红军介绍给全世界的《西行漫记》，是独家新闻。可是，斯诺在此时，还并没有完全意识到毛泽东安排其上天安门的独家新闻的重要含义。斯诺此时想得更多、更关心的是这个国家正在进行的那场“文革”。
1966年秋天，“文化大革命”的序幕拉开的时候，斯诺充满了对中国形势的焦虑。内战已经结束，革命者已经取得了政权，但是国家经受了长期动乱的浩劫，被弄得穷困不堪，又面临外国的层层封锁，这个以勤劳勇敢而著称于世界的伟大的民族，正应该为了自己的生存与振兴要克服意想不到的困难，去逾越那些旧社会留下的无穷无尽的障碍，为什么革命者内部又要开展你死我活的斗争？当斯诺从西方的报道中得知一批他敬仰的革命家刘少奇、朱德、邓小平、彭德怀等竟然受到冲击和批斗的时候，他心焦如焚。他对友人说：“从这里所能得到的消息来看，中国最近发生的事件是很难加以理解的。人们只能凭着超感官的感觉来进行工作，而我的这种感觉又不太灵敏。”
斯诺很想再次来华访问，曾用口头与书面的形式反映过自己的愿望。他却一直被拒而不纳。他当然不知道，在中国外交部大院的大字报里，有人将他的名字与“美国中央情报局派往中国的间谍”连在一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