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京的林立果,先与周宇驰商定了南逃方案。下午4时半,周宇驰到西郊机场的秘密据点向胡萍交底说:“毛主席最近找了很多负责同志谈了话,首长看这形势不好,决定13日离开北戴河去广州。”还具体布置胡萍安排八架南逃广州的飞机。下午五时左右,按照周宇驰的指示,胡萍把派256号三叉戟送林立果去山海关,以便将飞机留给林彪、叶群使用的任务交给了潘景寅。然后,用电话通知航行局局长说:252号(为了保密,将256说成252)晚7时飞山海关,发训练预报,要亲自掌握。又嘱:对“值班的就不要讲了”。晚上,胡萍又将其余要用的飞机配备了机组人员名单,假借训练名义,申请了假航线和起飞时间。
傍晚,林立果把周宇驰、于新野、江腾蛟、王飞、李伟信等人召集到空军学院的小楼里。此时的林立果好像失去了支柱,一心想立即依傍在父母的羽翼下。他一面收拾行装,一面对大家说:“情况紧张,我立即转移。由周宇驰跟你们谈谈。”
周宇驰对大家说:“毛主席回来以后,就要开三中全会,就要动手了。林副主席决定立即转移去广州,要军委办事组黄、吴、李、邱明天到广州。要保证他们安全地上飞机……”,“到那里以后,首长召开师以上干部紧急会议,宣布另立中央,进行割据,形成南北朝形势。”“利用广州的广播电台发表广播”,“提出条件,和北京谈判。”“我们还可以争取外援,林彪在苏联是有威望的。”可以“和苏联等国建立外交关系。要动武,就联合苏联,实行南北夹击。”……最后宣布:明天(9月13日)上午8时,首长从北戴河起飞,直飞广州沙堤进机场。明天早上6点钟,江腾蛟、王飞、于新野三人到西郊机场,7时,周宇驰先带一部分人和他们的家属飞往广州,等黄、吴、李、邱到齐后,其他人再一同直飞广州。江腾蛟负责警卫工作,保证他们安全到达。
会后,李伟信根据周宇驰的指示,通知上海蒋国璋,并让蒋国璋立即报告王维国:13日他乘去上海的那架伊尔-18飞机,到上海后,设法让飞机上的八九十名警卫人员下来,给他们找好住处,换上“上海小组”和“教导队”的人一同去广州。
王飞、于新野则根据周宇驰的指示,来到空军学院办公大楼西三楼南侧最西头的一间办公室里,和刘世英、贺德全(空军司令部情报部部长)等人一起拟定“机关”南逃人员的名单和行动计划。同时,以“首长打靶”为名,到警卫营取出了30支五九式手枪,两千发子弹及两支冲锋枪、200发冲锋枪子弹备用。
他们还手脚不停地捆装党和国家大量机密文件、胶卷、录音带及外币,以为他们即将成立的“中央”服务。
就在周宇驰带领一伙人在北京马不停蹄地准备南逃的时候,林立果带着刘沛丰、程洪珍和一大堆行李,已登上256号三叉戟,准备离开北京飞往北戴河了。当飞机在西郊机场起飞后升到空中时,林立果狠狠地说了一句话:“北京啊,暂时分别了,看来可能要割据一段时间了。”
北京,周恩来总理正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主持讨论将在四届人大会议上作的《政府工作报告》草稿。9月12日晚10时30分,周恩来接到电话,知道北戴河可能发生异常情况。他一面通过中央警卫局告诉警卫部队密切注意林彪情况,随时报告,同时要他们注意保护林立衡的安全;一面打电话向吴法宪查询:“空军有一架三叉戟飞机到了山海关机场是怎么回事?随飞机同去的有哪些人?”并“要飞机马上飞回来,不准带任何人回北京。”
吴法宪接到周恩来的电话后,立即打电话问空军司令部副参谋长胡萍:“今晚在山海关的飞机是怎么回事,总理查来了,事情闹大了。你们怎么搞的,你知道不知道?”胡萍谎称:“不知道,只听他们说进行训练。”吴法宪又问:“训练为什么不回来?”胡萍只能搪塞到:“我查一查。”
胡萍当然知道飞机的情况,他所以如此,只不过是要掩盖自己参与的阴谋活动。他还要依靠他的主子。于是,立即给周宇驰打电话通风报信,告诉他周恩来追查256号三叉戟的情况,并说:“看来事情麻烦了”,要周宇驰“早打主意”。
胡萍还给256号专机驾驶员潘景寅打电话通报情况,并说:“如果吴法宪查问你256号飞机的事,你说我根本不知道,是你们自己安排训练的。如果问训练为什么没有回来,就说飞机有点毛病。”
当吴法宪按照胡萍编造的情况报告周恩来后,周恩来指示:飞机停在那里不准动,修好后马上回来。
胡萍立即把周恩来的指示告诉潘景寅,又对潘说:如果查问你飞机是什么毛病,你就说发动机故障。同时,对专机服务队的一个副队长说:“你赶紧去周宇驰那里,告诉周宇驰事情很复杂,告诉他们赶紧行动,候机室这边有我应付。”
晚11时左右,周宇驰第二次接到胡萍传送来的消息后,立即给在空军学院研究南逃名单的王飞打电话说:“暴露了,不搞了。”正在开会的王飞一伙乱作一团,王飞当即宣布:“以上一切,统统作废。”要大家“就当没有这回事”,马上解散,注意保密。并把会议记录和几份名单拿到厕所销毁,借来的枪支也还给了警卫营。
北戴河的林彪、叶群也接到胡萍密报的周恩来追查256号专机的情报。为了掩盖他们的行径,晚上11时22分,叶群故作镇静给周恩来打电话说:“林副主席想动一动。”周便问:“是空中动,还是地下动?”叶答道:“空中动。”当周问“你那里是否有飞机”时,叶说:“没有。”这样,林彪、叶群的马脚直接暴露在周恩来面前了。
为此,周恩来立即给管山海关机场的空军负责人李作鹏打电话说:“停在山海关机场的256号专机不要动。要动的话,必须有我、黄永胜、吴法宪和你四个人一起下命令才能飞行。”但是,李作鹏将周恩来的指示下传到山海关机场时,把“四个人一起下命令”改为“四个首长其中一个首长指示放飞才放飞”,“谁来指示要报告我,要负责任”,为林彪利用山海关机场逃窜开了绿灯。
叶群和周恩来通话后,林彪、叶群心如火焚,林彪决定将“南逃”改为“北叛”,立即飞往苏联。
林彪作出这一最后抉择不是偶然的。在他们一伙气势汹汹准备谋杀,大喊大叫要制造割据局面的时候,林彪早已心虚地想到,这些可能实现的“英勇”行动,都可能在最关键的一刻化成泡影。因而,必须作好依附苏联的准备。当然,这境况是很凄惨的。用林彪的话说:其结局最好也不过是成立流亡政府,寄人篱下。为此,就在指挥林立果密谋杀害毛泽东的最紧张的时候,叶群一伙也在慌忙地作着逃往苏联的各种准备。
9月7日上午9时50分左右,叶群叫秘书通知留在北京的秘书,把俄华词典、英华词典、俄语会话、英语会话等书带到北戴河。当天晚上,解放军总参二部一位参谋准备给叶群讲“马其顿王亚力山大”“美国电影《巴顿将军》”时,叶群却一反常态,拿着《世界地图集》问授课人,蒙古有哪些大城市,哪些地方有苏联军队,中苏、中蒙边境地区有多少苏联军队等等问题。
9月8日上午,周宇驰在北京找到空军司令部航行局局长,要他迅速搞一本苏联航班地图来。
9月9日上午11时30分左右,叶群要秘书通知留在北京的秘书,把有关中美关系的文件送北戴河,为逃往苏联后提供情报。
下午,周宇驰要空军司令部雷达兵部技术处处长搞一份东北、华北、西北地区雷达兵部署图,以供“北逃”使用。
当晚九时许,周宇驰又要空军司令部情报部技侦处副处长搞一份可作导航用的周围国家广播电台频率表。
有了以上准备,9月12日晚11时22分,叶群与周恩来通话后,林彪才敢于作出立即叛逃苏联的决定。
12日晚11时40分,叶群把警卫秘书叫到林彪处,林彪阴沉沉地说了句:“今晚反正也睡不着了,你准备一下东西,马上就走。”
顿时,96号楼里乱作一团。叶群在走廊里不住地喊:电影别演了!快调车!快调车!越快越好!越快越好!接着,她把警卫秘书叫到盥洗室,告诉他:快点吧!什么东西都不能带了,有人要来抓首长,再不走就走不了了。
警卫秘书被林彪、叶群这一系列奇异的举动弄得莫名其妙,他一面叫人通知林彪司机调车,一面到值班室给北京挂电话,问胡萍:“首长要马上走,什么也不带,觉得方向不明确,林立果跟你讲过到哪儿去吧?”胡萍匆匆答道:“你不要问了,不要问了,你不要往北京打电话了,要走,你就赶快收拾收拾准备走吧!”电话便中断了。
还没有悟出名堂来的警卫秘书正在纳闷,忽又被急鼻句鼻句的林立果拉住说:“快点吧,有人要来抓首长。我给周宇驰打个电话,你在这里看一下。”警卫秘书听见林立果在电话里说:“首长马上就走,你们越快越好!”
林立果打完电话,不停地催促警卫秘书调车。叶群也赶来催促。
当汽车开进车库后,刘沛丰、叶群、林立果、林彪先后匆匆上车。
在96号楼值勤的警卫战士,将林彪一伙的举动,随时报告给了警卫大队队部:
“现在,他(指林彪)出了房门,向防空洞走去。”
“现在,他在防空洞上了红旗车。”
“现在,汽车开出去了。”
在汽车上,林彪问林立果的第一句话是:“到伊尔库次克多远?要飞多长时间?”林立果答道:“不远,很快就到了。”
这时,警卫大队的干部几乎全部出马,跑出58号楼,站到附近的马路上,只见,林彪等人乘坐的高级防弹红旗轿车开着前灯,高速驶来。警卫干部扬手示意停车。叶群在车里大吼:“8341部队对首长不忠,冲!”司机加大油门,按着喇叭,急驶而过。
汽车驶过58号楼不远,一直进行着激烈的思想斗争的警卫秘书突然喊了声:“停车!”司机没有准备,猛地把车停下,警卫秘书乘势跳下车。有人从汽车里向警卫秘书连开了两枪。警卫秘书边跑边拔枪还击。当警卫部队负责人坐着轿车、吉普车追赶上来时,林彪乘坐的汽车以每小时100公里的速度向前急驶。它超越了几分钟前奉命去机场阻拦飞机起飞的警卫部队的卡车,超越了警卫部队派去机场报信的吉普车,开进了山海关机场。
13日零点20分,当林彪的汽车接近256号飞机,而飞机尚未发动时,机场负责人三次打电话给李作鹏,问他:飞机强行起飞怎么办?李作鹏只说:“可直接报告请示总理”,而不下令采取任何阻止起飞的紧急措施。
零点22分,林彪的汽车开到了256号飞机前,一辆油罐车正在给飞机加油。林彪一伙人没等汽车停稳,便慌忙跳下车来。叶群、林立果、刘沛丰拿着手枪乱喊乱叫:“快!快!快……飞机快起动!飞机快起动!”同时,跑到飞机驾驶舱门底下,未等架上客机梯子,便顺着驾驶舱的小梯,一个紧跟一个往上爬。他们来不及等待副驾驶员、领航员和通讯报务员登机,也来不及等待关闭机舱门,就要飞机急促起动,强行滑出,由于机场奉命关闭了夜航灯,飞机又不敢开滑灯,在滑行时,飞机右翼撞坏停在滑行道旁的加油车罐口盖,撞碎了机翼上的绿色玻璃灯罩和有机玻璃等。零点32分,在没有一切通信保障的情况下,在一片漆黑中,256号三叉戟强行起飞了。
就在256号专机起飞的那一瞬间,北京接到了北戴河警卫部队的报告:“林彪坐飞机跑了。”
几乎同时,周恩来也接到空军司令部调度指挥室的报告:“林彪的飞机向北飞去!”
周恩来立即命令:关闭全国机场,所有飞机停飞,开动全部雷达监视天空。
在雷达的监视下,周恩来不断地了解着256号飞机的飞行方位和飞行角度。
周恩来又问:“用无线电向256号飞机呼叫,他们能不能听到?”
调度人回答:“能听到”。
周恩来即说,“我要对潘景寅讲话,请给我接上。”
然而,周恩来得到的回答是:“他开着机器,但不回答。”
周恩来又对调度人员说:“那就请他向256号飞机发出呼叫,希望他们飞回来,不论在北京东郊机场或西郊机场降落,我周恩来都到机场去接。”
得到的反应仍然是缄口不语。
256号飞机上的人,了解到周恩来对他们行动的态度,采取了沉默的对策。不过,为了做些假象,扰人视听,飞机耍了个花招,改变航向,往西向内蒙古西部飞去。但到了内蒙古西部上空,又突然往北直飞。
1971年9月13日凌晨1时50分,飞机越出中国国境,进入蒙古上空。
周恩来对林彪的叛国行动愤恨至极,他立即驱车至中南海毛泽东的住处报告。毛泽东回答了一句话:“天要下雨,娘要嫁人,由他去吧!”
林彪乘坐的飞机飞出中国国境后,他们一伙满以为叛逃计划已大功告成。然而,在飞机越出国境后40分钟,即13日凌晨2时30分左右,256号飞机却坠毁在蒙古温都尔汗,机上八男一女全部死亡。
现场的情况是:飞机摔得粉碎,一大片野草被烧焦,遍地是飞机的残骸,右机翼擦地留下了一道几米长的沟痕,一只飞机轮胎飞出数百米远。林彪等人的尸体被抛离飞机残骸十多米,横七竖八地躺在荒野里。林彪的左腿摔断了,叶群的左臂摔断了,林立果身体扭曲,痛苦万状,腰间却还留系着手枪,印有他姓名、年龄的工作证就在他身旁……
9月16日11时,距256飞机失事大约80小时后,林彪、叶群、林立果等人的尸体被分别装入木棺,并排埋在离出事地点大约一公里以外的一个无名高地东坡。
两条“尾巴”
林彪自我爆炸,他们的反革命政变阴谋彻底完蛋了。
但是,他们的阴谋活动还留下了两条“尾巴”。
13日凌晨1点左右,在北京的周宇驰接到林立果决定叛逃的电话后,来到空军学院小楼秘密据点,同于新野、李伟信密谋外逃。他们利用林彪的手令,编造谎言蒙骗了飞行中队长陈修文。3点15分,在北京沙河机场劫持3685号直升飞机外逃,妄图继续追随当时已经毙命的主子林彪。
外逃途中,驾驶员陈修文发觉了他们的阴谋,与这伙叛徒进行了英勇机智的斗争,采取措施回飞北京。6时47分,直升飞机在北京市怀柔县境内降落。陈修文被周宇驰杀害,周宇驰、于新野自杀身亡,李伟信被逮捕。从直升飞机上,缴获了他们所窃取的大批国家机密文件和大量美钞。
在另一个地方——空军第二高级专科学校的秘密据点里,这时还隐藏着“联合舰队”的成员王永奎、许秀绪、王琢、陈伦和等人。他们在12日下午得到了林立果、周宇驰要他们南逃广州的命令,12日深夜,奉命转移到“二高专”据点待命。可是,焦急地等了一夜,却杳无信息。他们分析,认为林立果已到广州,便决定火速坐火车去广州。9月13日下午,王永奎搞来了通行证,一起到了火车站。为了防备暴露,分散上了去广州的火车,15日早上到达广州。
但是,他们在广州到处打听,不但没有找到林彪一伙在广州另立的“中央”,也找不到林立果等人的下落,知道情况不妙。几个人商量,决定逃往上海。16日,他们弄到了空白介绍信,伪造了姓名和身份,开了假证明,上了火车。当晚在广东源潭车站被捕。
“联合舰队”覆没了!它覆没在人民的怒涛里!
翻开浩瀚的史书,追溯漫长的历史,所有的事实都证明,一切与人民为敌的人,都不会有好下场。“9·13”事件将作为又一个重要的例证,留在祖国的史册上。
林彪折戟沉沙、暴尸于异国荒野的结局,真是历史的巧妙安排;而林彪反革命集团的失败,却是历史的必然。不管是怎样的野心家、阴谋家,他们可以把谬论吹嘘为真理,却无法抗拒历史的法则;他们可以谋害任何个人,却永远无法谋害作为整体的人民!
但是,那些反革命分子不会接受历史的教训。林彪反革命集团的一些残兵败将,又投到江青的“麾下”,继续与人民为敌。
等待他们的,同样是可耻的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