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44章 毛泽东谈笑试晴雨！“联合舰队”遭覆灭(10)
7月17日，到北京“坐镇”了三个月的林彪，又带着叶群坐飞机去北戴河。行前，叶群“此地无银三百两”地对人表白：“首长说我们不能在北京啦。”“我们到北戴河避开这个嫌疑，防止人家说是我们指挥的。”可是，8月5日，叶群又回到北京。6日晚上，邱会作到叶群家密谈。8日下午，黄永胜到叶群家密谈近三个小时。晚上，吴法宪、邱会作又到叶群家密谈到深夜。据邱会作、吴法宪交代，他们“提到了九届三中全会对黄、吴、李、邱的问题，是否会拿出来批判？”“扯到人人过关问题。”
“山雨欲来风满楼”。林彪反革命集团发动反革命武装政变，已经箭在弦上了。
阴谋武装政变
林彪反复思考着一切可能的前景，认定只能孤注一掷，就是加速准备武装政变。林立果用飞机察看广东地形，并到北戴河学习驾驶水陆两用汽车。
九届二中全会宣告了林彪一伙“和平过渡”的抢班夺权计划的彻底失败。一方面，就林彪所处的地位，他的野心已无法遏抑；另一方面，他深知，九届二中全会虽然看上去以陈伯达的被揭露而结束，但是在毛泽东心中，林彪和毛泽东的这场斗争只不过是刚刚拉开了帷幕。九届二中全会之后，实际存在着的林彪与毛泽东的斗争，在持续发展着。林彪的活动时起时伏，时明时暗，却总归结在多少年来朝思暮想的那个最高权力上。
在夺取最高权力问题上，林彪早有打算，也早就在作着各种准备。
1966年5月18日，林彪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就夺权问题讲了一段话：
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有了政权，无产阶级、劳动人民就有了一切；没有政权就丧失一切。生产关系固然是基础，但是靠夺权来改变，靠夺权来巩固，靠夺权来发展……所以无论怎样千头万绪的事，不要忘记方向，失掉中心，永远不要忘记了政权，要念念不忘政权。忘记了政权，就是忘记了政治，忘记了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观点，就成了经济主义、无政府主义、空想主义，那就是糊涂。脑袋掉了，还不知道怎么掉的。
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林彪自“文革”一开始，便一心一意想要夺权。怎样夺权？他也有考虑。他在史学界人士的帮助下，搜集了古今中外大量政变资料，潜心研究这些政变。林彪不仅在这次讲话中大力兜售，还得出一个结论：“政变，现在成了一种风气，世界政变成风。”“政变，大多数是宫廷政变，内部搞起来的。”林彪是有心要实践一下的。
为此，他排斥异己，提拔亲信，利用手中的权力，用看上去合法的手段，把至朋亲友安置在重要的权力岗位上，一步一步，以至通过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把他们提携为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和中央委员会的重要成员。在《中国共产党章程》里，他本人堂堂皇皇地当上了“接班人”。这不仅是为今后用“文”的手段政变夺权的巧妙安排，也是用“武”的手段政变夺权的人事基础。文武两手准备，林彪都从来没有松懈过，只是在用“文”的方式夺权失败后，更加速了用“武”的方式夺权的准备工作。
正当林彪一伙磨刀霍霍之际，根据毛泽东的指示，1971年4月，党中央派人参加军委办事组，打破了林彪一伙一统军委办事组的局面，并于1971年4月15日召开了有中央、地方和部队负责人共99人参加的“批陈整风汇报会”。林彪顿觉摸不着头脑，不免惊恐万状。当天下午，在北戴河的林彪叫叶群打电话给吴法宪，要黄永胜、吴法宪每日通报一次会议情况。会上有人揭发了吴法宪在庐山的活动，还讨论了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等人的书面检讨。林彪在北戴河呆不住了。4月19日，林彪与叶群一同坐飞机回到北京。用他们自己的话说，林彪是要在北京“坐镇”，以稳住他那一方人的阵脚，并在必要时“说话”。
“联合舰队”了解到汇报会的情况，也坐不住了。4月23日晚，周宇驰、刘沛丰、于新野等人在一起开了一次会，专门讨论“批陈整风汇报会”的情况，决定“根据斗争形势，准备加快、提前”实施“571工程”的计划。
此时，就林彪、叶群所处的地位来说，可以也必须利用江青。他们不约而同地回忆起九届二中全会期间的情景：陈伯达在“称天才”的问题上彻底败露之后，叶群和他们的“四大金刚”的表演也受到严厉的批判，就在这一伙准备夹着尾巴离开庐山的前两天，即在9月5日晚上，林彪带着叶群，亲自拜访了江青。江青对林彪亲临道别兴奋不已，说道：“谢谢林副主席。这次，本来夫子（指陈伯达）同小张（指张春桥）、小姚（指姚文元）有矛盾，他们是文人相轻，利用我们。我们是亲密战友，今后我要进一步紧跟林副主席，做林副主席的小学生。”江青和叶群则又是拥抱，又是握手，一直谈到次日凌晨。林彪、叶群刚刚到家，又接到江青派人打来的问候电话：“江青同志让我回个电话。谢谢林副主席和叶群同志对我的关心。希望林副主席和叶群同志多多保重。”9月6日晚8时，江青再一次给林彪办公室打电话：“问林副主席累不累？我想去看他一下。”林彪立即回电：“江青同志就不要来了。叶群同志马上就到你那里去看你。”于是，叶群带着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来到江青住处。叶群哭丧着脸说：“这次全会，我们上了陈伯达的当，犯了严重错误，辜负了主席的教导，请江青同志严肃批评。”吴法宪连说：“我们对不起江青同志，对不起春桥同志，向你们道歉。”江青则大言不惭地说：“这次你们不听我们的话，所以才犯了错误。可咱们毕竟是战友，当年打倒刘少奇，在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咱们并肩战斗过，对你们的错误我不计较，小张也不会计较。以后，你们听我的话就是啦！”……从此，由于九届二中全会而稍稍冷淡了一阵子的林、江之间的电话又热起来了。如今，林彪、叶群便要利用这条“热线”，再给它加点“热”。叶群摸透了江青专喜别人吹捧的秉性，用电话频频与江青联系，又每每以谦卑、阿谀的口气对江青说：“江青同志每次在最关键的时刻对我进行帮助，我非常感动……谢谢江青同志对我的帮助”；“林彪叫我约黄永胜、吴法宪同志去看看江青同志，谈谈心……林彪同志说江青同志在会上给你们说了很多好话”……江青当然是臭味相投，她一反常态谦和地说：“很久没有见到林彪副主席了，如果林副主席有时间，我去看看林副主席……”林彪、叶群以为这样便可以通过江青来稳住当时他们在政治上的权力竞争者张春桥等人，并通过江青对毛泽东的影响，缓和一下林、毛之间实际存在着的紧张关系。
林彪利用叶群和江青通话只不过是作表面文章。他把参加五一庆祝活动和之后陪同毛泽东接见外宾的活动也只看作是一种掩饰。当时，批陈整风虽然在群众中传达了，但报刊上并没有太多的表露，不过增加了“批判王明、刘少奇一类的假马克思主义政治骗子”这类词语。表面的平静预示着强力的爆发。心怀鬼胎的林彪面对这种形势，反复思考着一切可能的前景，认定只能孤注一掷，就是加速准备武装政变。他和“联合舰队”的头头们想到一块儿了。他们之间的步调更加协调，行动也就更加大胆了。
1971年5月23日，周宇驰开始秘密进行驾驶直升飞机的训练。同时，“联合舰队”的各种分支组织，诸如“小分队”“教导队”等加紧了活动。林立果等人还四处活动为武装政变制造舆论。6月7日，林立果对广州民航管理局大队以上干部讲话说：“那些宠然大物没有什么可怕。一开始气势汹汹，想一口把我们吃掉，公开点名吓唬我们。”“只要我们的政策策略对了，只要我们团结起来，没有什么可怕的。”六月中旬，刘世英又说：“不仅空军内部，而且外部和上面对林副主席的态度、感情都有点问题；不仅有人反对林副主席，而且要警惕和防止有人抢班夺权。”“现在的问题是保卫林副主席的问题，争夺接班人的问题。”
1971年7月1日，为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50周年，《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编辑部发表文章，回顾了中国共产党成立50年来的历程，在谈及“文化大革命”，叙述与刘少奇的斗争时，引用了《五·一六通知》中的话，“号召全党要警惕‘现在正睡在我们身边’的‘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并号召“全党要牢记毛主席的教导”认识“斗争的长期性和复杂性”。“要坚决贯彻执行‘九大’和九届一中全会、二中全会所确定的各项战斗任务，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争取更大的胜利。”并以与刘少奇、王明的斗争为例子，强调党内斗争仍在进行，“坏人总是伪装自己，搞阴谋，耍两面派。但是他们既然要干坏事，就不能不暴露。”说者有心，听者当然有意。林彪联想到陈伯达被称为“刘少奇一类的假马克思主义政治骗子”，九届二中全会后对黄、吴、叶、李、邱的批评都与陈伯达联在一起，批陈整风汇报会之后，林彪手下的几员大将虽然仍然公开露面，参加需要他们参加的各种活动，但实际权力正在受到侵蚀，不由地做贼心虚，毛骨悚然，深感前途叵测。而毛泽东对他态度的变化，更使林彪如坐针毡，坐卧不安。
1971年7月17日，林彪带着叶群飞回北戴河。行前，叶群对人说：“首长说我们不能在北京啦。”“我们到北戴河避开这个嫌疑，防止人家说是我们指挥的。”
1971年7月14日，林立果在广州散布说：“当前路线斗争尖锐复杂；在九月份，中央要召开九届三中全会，10月要召开四届人大，可能出现权力重新分配。要去斗争，要搞根据地。”为了给林彪寻找后路，7月下旬，林立果还与刘沛丰、于新野、李伟信等人一起到广东省深圳、沙头角一带活动，用飞机察看当地地形，以防“万一情况紧急，可以让首长到香港指挥、遥控。”不久，林立果又来到北戴河学习驾驶水陆两用汽车，以备急需。
8月份，林彪一伙的活动更加频繁紧张。8月5日，叶群从北戴河回京，6日晚上，邱会作与叶群密谈。8日下午，黄永胜与叶群密谈了近三个小时。当晚，吴法宪、邱会作又与叶群谈到深夜。
毛泽东南巡
毛泽东警觉到可能出现的危险，到南方许多省市作了一次带有神秘色彩的巡视。
林彪反复思考，认为不得不与毛泽东摊牌了。
就在林彪一伙利用他们在各地建立的据点、情报网，进行穿梭联系，准备武装政变之时，毛泽东警觉到可能出现的危险，于8月14日离开北京，到南方许多省市作了一次带有神秘色彩的巡视。
1971年8月16日，毛泽东到达武汉。在这里，先后和湖北、河南等地的党政军负责人进行了五次谈话。毛泽东着重谈了陈伯达、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等人在庐山会议上的表现，说他们“是有计划、有组织、有纲领的”，而林彪“当然要负一些责任。”庐山的斗争是“有人急于想当国家主席，要分裂党，急于夺权。”就庐山这场斗争来说，“虽然在北京开了工作会议，几个大将作了检讨，但吞吞吐吐”，“林彪不开口，这些人是不会开口的”。因此，“庐山这件事还没有完，还没有解决”，“陈伯达后面还有人。”对于林彪一伙想要武装夺权的阴谋活动，毛泽东似乎也略有所感，因此说，“我就不相信我们军队会造反，我就不相信你黄永胜能够指挥解放军造反，军下面还有师、团，还有司、政、后机关，你调动军队来搞坏事，听你的？”同时，不指名地点了林立果：“二十几岁的人捧为‘超天才’，这有什么好处？”……对于这些谈话内容，毛泽东还作了特别交待：大家都先不要传达。
被排斥在毛泽东接见之外的林彪、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等人探不到毛泽东的谈话内容，心急如焚，想方设法研究对策。8月26日，“联合舰队”召开了一次会议，把当时的形势估计为可能由“明争转入暗斗”，认为可能出现“相持、相对和平友好，酝酿新‘战争’”等几种情况，不过，“‘战争’的突然性很强，政治斗争和军事斗争也一样”，因此，思想、组织、行动上要加强“战略”……同时，他们千方百计想方设法要了解毛泽东的动向和言行。
毛泽东在武汉停留了十天。8月27日至9月2日，毛泽东在长沙、南昌分别接见了湖南、广西、广东、江西、江苏、福建等地党、政、军负责人，并同他们进行了谈话。吴法宪连续给在北戴河的叶群打电话，把先后派飞机接人去长沙、南昌的情况向林彪作了汇报。毛泽东在长沙当着很多人的面，曾不留情面地质问广州部队司令员丁盛、政委刘兴元：“你们同黄永胜关系这么密切，来往这么多，黄永胜倒了，你们得了？”
1971年9月3日，毛泽东从南昌到达杭州，接见了当地有关人员。当陈励耘前来看望毛泽东时，毛泽东知道陈励耘掌握着杭州的警备大权，对他表现出异常的厌恶，当面问道：“你同吴法宪的关系如何？吴法宪在庐山找了几个人，有你陈励耘，有上海的王维国，还有海军的什么人。你们都干了些什么？”把陈励耘弄得狼狈不堪。
毛泽东活动的范围相当广泛，接触的人也相当多，其中夹杂着林彪一伙的人。到9月5日，林彪用来窃听毛泽东南巡谈话内容的情报网终于织成了。
9月5日晚，在北京的周宇驰用电话从广州空军司令部参谋长顾同舟那里了解到，广州部队负责人正在传达毛泽东在长沙接见他们时的谈话内容，便说：“你们听完后也给我们传传。”深夜11时半，周宇驰通过于新野打电话给顾同舟，了解到毛泽东谈话内容，并作了15页记录。9月6日，周宇驰亲自驾驶直升飞机到北戴河，将电话记录稿交给叶群、林立果。晚上，周宇驰打电话对顾同舟表示感谢，并说：“你在关键时刻立了一大功，这说明你的路线觉悟高。”“林副部长要你再整理一份文字稿，派人送到北京来。”顾同舟立即动手整理了一份长达50页的记录稿，让他的老婆带着孩子，以治病为名，乘飞机将记录稿送到北京。
9月6日凌晨六时许，武汉部队政委刘丰来到从北京专程陪外宾到武汉的李作鹏住的宾馆里，向他密报毛泽东在武汉的谈话内容，李作鹏听后心急火燎。他看出来，毛泽东的谈话说明庐山会议的问题没有完，这次上纲比在庐山会议时更高，矛头是对着林彪的。一种命运不祥的预感催促他当天返回北京，把密报分别告诉了黄永胜和邱会作。当晚，黄永胜又用保密电话机，将这一情报告诉了叶群。
林彪、叶群接到广州、武汉两个地区的情报后，认为毛泽东这次南巡非同小可。庐山会议上曾经决定，陈伯达的问题到此结束。然而，他们深感庐山会议结束后对黄、吴、叶、李、邱等人的处理，真有点让人说不出滋味来。1970年底开始的“批陈整风”运动，批的是陈伯达，指的却是林彪手下的几员大将。毛泽东的这次南巡，把庐山会议上的斗争重新提到路线高度，不仅点名批了黄永胜、吴法宪，也追到林彪头上了，毛泽东所说的夫人不当办公室主任指的明明就是叶群……林彪反复思考着这一切，认为不得不与毛泽东摊牌了。于是，下决心乘毛泽东南巡之机对他下毒手。
实施谋杀计划
林彪用红铅笔写下了他的武装政变手令。
就在林彪下达命令的同一天，毛泽东鬼使神差，突然令人将其专列立即转移。
“山雨欲来风满楼”。林彪反革命集团发动反革命武装政变，已经箭在弦上了。
阴谋武装政变
林彪反复思考着一切可能的前景，认定只能孤注一掷，就是加速准备武装政变。林立果用飞机察看广东地形，并到北戴河学习驾驶水陆两用汽车。
九届二中全会宣告了林彪一伙“和平过渡”的抢班夺权计划的彻底失败。一方面，就林彪所处的地位，他的野心已无法遏抑；另一方面，他深知，九届二中全会虽然看上去以陈伯达的被揭露而结束，但是在毛泽东心中，林彪和毛泽东的这场斗争只不过是刚刚拉开了帷幕。九届二中全会之后，实际存在着的林彪与毛泽东的斗争，在持续发展着。林彪的活动时起时伏，时明时暗，却总归结在多少年来朝思暮想的那个最高权力上。
在夺取最高权力问题上，林彪早有打算，也早就在作着各种准备。
1966年5月18日，林彪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就夺权问题讲了一段话：
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有了政权，无产阶级、劳动人民就有了一切；没有政权就丧失一切。生产关系固然是基础，但是靠夺权来改变，靠夺权来巩固，靠夺权来发展……所以无论怎样千头万绪的事，不要忘记方向，失掉中心，永远不要忘记了政权，要念念不忘政权。忘记了政权，就是忘记了政治，忘记了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观点，就成了经济主义、无政府主义、空想主义，那就是糊涂。脑袋掉了，还不知道怎么掉的。
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林彪自“文革”一开始，便一心一意想要夺权。怎样夺权？他也有考虑。他在史学界人士的帮助下，搜集了古今中外大量政变资料，潜心研究这些政变。林彪不仅在这次讲话中大力兜售，还得出一个结论：“政变，现在成了一种风气，世界政变成风。”“政变，大多数是宫廷政变，内部搞起来的。”林彪是有心要实践一下的。
为此，他排斥异己，提拔亲信，利用手中的权力，用看上去合法的手段，把至朋亲友安置在重要的权力岗位上，一步一步，以至通过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把他们提携为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和中央委员会的重要成员。在《中国共产党章程》里，他本人堂堂皇皇地当上了“接班人”。这不仅是为今后用“文”的手段政变夺权的巧妙安排，也是用“武”的手段政变夺权的人事基础。文武两手准备，林彪都从来没有松懈过，只是在用“文”的方式夺权失败后，更加速了用“武”的方式夺权的准备工作。
正当林彪一伙磨刀霍霍之际，根据毛泽东的指示，1971年4月，党中央派人参加军委办事组，打破了林彪一伙一统军委办事组的局面，并于1971年4月15日召开了有中央、地方和部队负责人共99人参加的“批陈整风汇报会”。林彪顿觉摸不着头脑，不免惊恐万状。当天下午，在北戴河的林彪叫叶群打电话给吴法宪，要黄永胜、吴法宪每日通报一次会议情况。会上有人揭发了吴法宪在庐山的活动，还讨论了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等人的书面检讨。林彪在北戴河呆不住了。4月19日，林彪与叶群一同坐飞机回到北京。用他们自己的话说，林彪是要在北京“坐镇”，以稳住他那一方人的阵脚，并在必要时“说话”。
“联合舰队”了解到汇报会的情况，也坐不住了。4月23日晚，周宇驰、刘沛丰、于新野等人在一起开了一次会，专门讨论“批陈整风汇报会”的情况，决定“根据斗争形势，准备加快、提前”实施“571工程”的计划。
此时，就林彪、叶群所处的地位来说，可以也必须利用江青。他们不约而同地回忆起九届二中全会期间的情景：陈伯达在“称天才”的问题上彻底败露之后，叶群和他们的“四大金刚”的表演也受到严厉的批判，就在这一伙准备夹着尾巴离开庐山的前两天，即在9月5日晚上，林彪带着叶群，亲自拜访了江青。江青对林彪亲临道别兴奋不已，说道：“谢谢林副主席。这次，本来夫子（指陈伯达）同小张（指张春桥）、小姚（指姚文元）有矛盾，他们是文人相轻，利用我们。我们是亲密战友，今后我要进一步紧跟林副主席，做林副主席的小学生。”江青和叶群则又是拥抱，又是握手，一直谈到次日凌晨。林彪、叶群刚刚到家，又接到江青派人打来的问候电话：“江青同志让我回个电话。谢谢林副主席和叶群同志对我的关心。希望林副主席和叶群同志多多保重。”9月6日晚8时，江青再一次给林彪办公室打电话：“问林副主席累不累？我想去看他一下。”林彪立即回电：“江青同志就不要来了。叶群同志马上就到你那里去看你。”于是，叶群带着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来到江青住处。叶群哭丧着脸说：“这次全会，我们上了陈伯达的当，犯了严重错误，辜负了主席的教导，请江青同志严肃批评。”吴法宪连说：“我们对不起江青同志，对不起春桥同志，向你们道歉。”江青则大言不惭地说：“这次你们不听我们的话，所以才犯了错误。可咱们毕竟是战友，当年打倒刘少奇，在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咱们并肩战斗过，对你们的错误我不计较，小张也不会计较。以后，你们听我的话就是啦！”……从此，由于九届二中全会而稍稍冷淡了一阵子的林、江之间的电话又热起来了。如今，林彪、叶群便要利用这条“热线”，再给它加点“热”。叶群摸透了江青专喜别人吹捧的秉性，用电话频频与江青联系，又每每以谦卑、阿谀的口气对江青说：“江青同志每次在最关键的时刻对我进行帮助，我非常感动……谢谢江青同志对我的帮助”；“林彪叫我约黄永胜、吴法宪同志去看看江青同志，谈谈心……林彪同志说江青同志在会上给你们说了很多好话”……江青当然是臭味相投，她一反常态谦和地说：“很久没有见到林彪副主席了，如果林副主席有时间，我去看看林副主席……”林彪、叶群以为这样便可以通过江青来稳住当时他们在政治上的权力竞争者张春桥等人，并通过江青对毛泽东的影响，缓和一下林、毛之间实际存在着的紧张关系。
林彪利用叶群和江青通话只不过是作表面文章。他把参加五一庆祝活动和之后陪同毛泽东接见外宾的活动也只看作是一种掩饰。当时，批陈整风虽然在群众中传达了，但报刊上并没有太多的表露，不过增加了“批判王明、刘少奇一类的假马克思主义政治骗子”这类词语。表面的平静预示着强力的爆发。心怀鬼胎的林彪面对这种形势，反复思考着一切可能的前景，认定只能孤注一掷，就是加速准备武装政变。他和“联合舰队”的头头们想到一块儿了。他们之间的步调更加协调，行动也就更加大胆了。
1971年5月23日，周宇驰开始秘密进行驾驶直升飞机的训练。同时，“联合舰队”的各种分支组织，诸如“小分队”“教导队”等加紧了活动。林立果等人还四处活动为武装政变制造舆论。6月7日，林立果对广州民航管理局大队以上干部讲话说：“那些宠然大物没有什么可怕。一开始气势汹汹，想一口把我们吃掉，公开点名吓唬我们。”“只要我们的政策策略对了，只要我们团结起来，没有什么可怕的。”六月中旬，刘世英又说：“不仅空军内部，而且外部和上面对林副主席的态度、感情都有点问题；不仅有人反对林副主席，而且要警惕和防止有人抢班夺权。”“现在的问题是保卫林副主席的问题，争夺接班人的问题。”
1971年7月1日，为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50周年，《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编辑部发表文章，回顾了中国共产党成立50年来的历程，在谈及“文化大革命”，叙述与刘少奇的斗争时，引用了《五·一六通知》中的话，“号召全党要警惕‘现在正睡在我们身边’的‘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并号召“全党要牢记毛主席的教导”认识“斗争的长期性和复杂性”。“要坚决贯彻执行‘九大’和九届一中全会、二中全会所确定的各项战斗任务，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争取更大的胜利。”并以与刘少奇、王明的斗争为例子，强调党内斗争仍在进行，“坏人总是伪装自己，搞阴谋，耍两面派。但是他们既然要干坏事，就不能不暴露。”说者有心，听者当然有意。林彪联想到陈伯达被称为“刘少奇一类的假马克思主义政治骗子”，九届二中全会后对黄、吴、叶、李、邱的批评都与陈伯达联在一起，批陈整风汇报会之后，林彪手下的几员大将虽然仍然公开露面，参加需要他们参加的各种活动，但实际权力正在受到侵蚀，不由地做贼心虚，毛骨悚然，深感前途叵测。而毛泽东对他态度的变化，更使林彪如坐针毡，坐卧不安。
1971年7月17日，林彪带着叶群飞回北戴河。行前，叶群对人说：“首长说我们不能在北京啦。”“我们到北戴河避开这个嫌疑，防止人家说是我们指挥的。”
1971年7月14日，林立果在广州散布说：“当前路线斗争尖锐复杂；在九月份，中央要召开九届三中全会，10月要召开四届人大，可能出现权力重新分配。要去斗争，要搞根据地。”为了给林彪寻找后路，7月下旬，林立果还与刘沛丰、于新野、李伟信等人一起到广东省深圳、沙头角一带活动，用飞机察看当地地形，以防“万一情况紧急，可以让首长到香港指挥、遥控。”不久，林立果又来到北戴河学习驾驶水陆两用汽车，以备急需。
8月份，林彪一伙的活动更加频繁紧张。8月5日，叶群从北戴河回京，6日晚上，邱会作与叶群密谈。8日下午，黄永胜与叶群密谈了近三个小时。当晚，吴法宪、邱会作又与叶群谈到深夜。
毛泽东南巡
毛泽东警觉到可能出现的危险，到南方许多省市作了一次带有神秘色彩的巡视。
林彪反复思考，认为不得不与毛泽东摊牌了。
就在林彪一伙利用他们在各地建立的据点、情报网，进行穿梭联系，准备武装政变之时，毛泽东警觉到可能出现的危险，于8月14日离开北京，到南方许多省市作了一次带有神秘色彩的巡视。
1971年8月16日，毛泽东到达武汉。在这里，先后和湖北、河南等地的党政军负责人进行了五次谈话。毛泽东着重谈了陈伯达、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等人在庐山会议上的表现，说他们“是有计划、有组织、有纲领的”，而林彪“当然要负一些责任。”庐山的斗争是“有人急于想当国家主席，要分裂党，急于夺权。”就庐山这场斗争来说，“虽然在北京开了工作会议，几个大将作了检讨，但吞吞吐吐”，“林彪不开口，这些人是不会开口的”。因此，“庐山这件事还没有完，还没有解决”，“陈伯达后面还有人。”对于林彪一伙想要武装夺权的阴谋活动，毛泽东似乎也略有所感，因此说，“我就不相信我们军队会造反，我就不相信你黄永胜能够指挥解放军造反，军下面还有师、团，还有司、政、后机关，你调动军队来搞坏事，听你的？”同时，不指名地点了林立果：“二十几岁的人捧为‘超天才’，这有什么好处？”……对于这些谈话内容，毛泽东还作了特别交待：大家都先不要传达。
被排斥在毛泽东接见之外的林彪、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等人探不到毛泽东的谈话内容，心急如焚，想方设法研究对策。8月26日，“联合舰队”召开了一次会议，把当时的形势估计为可能由“明争转入暗斗”，认为可能出现“相持、相对和平友好，酝酿新‘战争’”等几种情况，不过，“‘战争’的突然性很强，政治斗争和军事斗争也一样”，因此，思想、组织、行动上要加强“战略”……同时，他们千方百计想方设法要了解毛泽东的动向和言行。
毛泽东在武汉停留了十天。8月27日至9月2日，毛泽东在长沙、南昌分别接见了湖南、广西、广东、江西、江苏、福建等地党、政、军负责人，并同他们进行了谈话。吴法宪连续给在北戴河的叶群打电话，把先后派飞机接人去长沙、南昌的情况向林彪作了汇报。毛泽东在长沙当着很多人的面，曾不留情面地质问广州部队司令员丁盛、政委刘兴元：“你们同黄永胜关系这么密切，来往这么多，黄永胜倒了，你们得了？”
1971年9月3日，毛泽东从南昌到达杭州，接见了当地有关人员。当陈励耘前来看望毛泽东时，毛泽东知道陈励耘掌握着杭州的警备大权，对他表现出异常的厌恶，当面问道：“你同吴法宪的关系如何？吴法宪在庐山找了几个人，有你陈励耘，有上海的王维国，还有海军的什么人。你们都干了些什么？”把陈励耘弄得狼狈不堪。
毛泽东活动的范围相当广泛，接触的人也相当多，其中夹杂着林彪一伙的人。到9月5日，林彪用来窃听毛泽东南巡谈话内容的情报网终于织成了。
9月5日晚，在北京的周宇驰用电话从广州空军司令部参谋长顾同舟那里了解到，广州部队负责人正在传达毛泽东在长沙接见他们时的谈话内容，便说：“你们听完后也给我们传传。”深夜11时半，周宇驰通过于新野打电话给顾同舟，了解到毛泽东谈话内容，并作了15页记录。9月6日，周宇驰亲自驾驶直升飞机到北戴河，将电话记录稿交给叶群、林立果。晚上，周宇驰打电话对顾同舟表示感谢，并说：“你在关键时刻立了一大功，这说明你的路线觉悟高。”“林副部长要你再整理一份文字稿，派人送到北京来。”顾同舟立即动手整理了一份长达50页的记录稿，让他的老婆带着孩子，以治病为名，乘飞机将记录稿送到北京。
9月6日凌晨六时许，武汉部队政委刘丰来到从北京专程陪外宾到武汉的李作鹏住的宾馆里，向他密报毛泽东在武汉的谈话内容，李作鹏听后心急火燎。他看出来，毛泽东的谈话说明庐山会议的问题没有完，这次上纲比在庐山会议时更高，矛头是对着林彪的。一种命运不祥的预感催促他当天返回北京，把密报分别告诉了黄永胜和邱会作。当晚，黄永胜又用保密电话机，将这一情报告诉了叶群。
林彪、叶群接到广州、武汉两个地区的情报后，认为毛泽东这次南巡非同小可。庐山会议上曾经决定，陈伯达的问题到此结束。然而，他们深感庐山会议结束后对黄、吴、叶、李、邱等人的处理，真有点让人说不出滋味来。1970年底开始的“批陈整风”运动，批的是陈伯达，指的却是林彪手下的几员大将。毛泽东的这次南巡，把庐山会议上的斗争重新提到路线高度，不仅点名批了黄永胜、吴法宪，也追到林彪头上了，毛泽东所说的夫人不当办公室主任指的明明就是叶群……林彪反复思考着这一切，认为不得不与毛泽东摊牌了。于是，下决心乘毛泽东南巡之机对他下毒手。
实施谋杀计划
林彪用红铅笔写下了他的武装政变手令。
就在林彪下达命令的同一天，毛泽东鬼使神差，突然令人将其专列立即转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