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42章 毛泽东谈笑试晴雨！“联合舰队”遭覆灭(8)
庐山这一次的斗争，同前九次不同（毛泽东曾历数与陈独秀、瞿秋白、李立三、罗章龙、王明、张国焘、高岗及饶漱石、彭德怀、刘少奇为党内“九次路线斗争”）。前九次都作了结论，这次保护林副主席，没有作个人结论，他当然要负一些责任。对这些人怎么办？还是教育的方针，就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对林还是要保，不管谁犯了错误，不讲团结，不讲路线，总是不太好吧。回北京以后，还要再找他们谈谈。他们不找我，我去找他们。有的可能救过来，有的可能救不过来，要看实践。前途有两个，一个是可能改，一个是可能不改，犯了大的原则性的错误，犯了路线、方向错误，为首的，改也难。历史上，陈独秀改了没有？瞿秋白、李立三、罗章龙、王明、张国焘、高岗、饶漱石、彭德怀、刘少奇改了没有？没有改。
我同林彪同志谈过，他有些话说得不妥嘛。比如他说，全世界几百年，中国几千年才出现一个天才，不符合事实嘛！马克思、恩格斯是同时代的人，到列宁、斯大林上百年都不到，怎么能说几百年才出一个呢？中国有陈胜、吴广，有洪秀全、孙中山，怎么能说几千年才出一个呢？什么“顶峰”啦，“一句顶一万句”啦，你说过了头嘛。一句就是一句，怎么能顶一万句。不设国家主席，我不当国家主席，我讲了六次，一次就算讲了一句，就是六万句，他们都不听嘛，半句也不顶，等于零。陈伯达的话对他们才是一句顶一万句。什么“大树特树”，名曰树我，不知树谁人，说穿了是树他自己，还有什么人民解放军是我缔造的和领导的，林亲自指挥的，缔造的就不能指挥呀！缔造的，也不是我一个人嘛。
对路线问题，原则问题，我是抓住不放的，重大原则问题，我是不让步的……
你们对庐山会议怎么看法？比如华北六号简报（华北组二号简报因是九届二中全会会议简报第六号，所以也称“华北六号简报”，但以“华北组二号简报”更准确些），究竟是革命的，半革命的，还是反革命的？我个人认为是一个反革命的简报。99人的会议（指1971年4月中央召开的批陈整风汇报会议。出席这次会议的，有中央、地方和部队的人共计99人），你们都到了，总理也作了总结讲话，发了五个大将的检讨（指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五人的检讨），还发了李雪峰、郑维山两个大将的检讨，都认为问题解决了。其实，庐山这件事，还没有完，还没有解决。他们要捂住，连总参二部部长一级的干部都不让知道，这怎么行呢？
我说的这些，是当作个人意见提出来的，同你们吹吹风的。现在不要作结论，结论要由中央来作……
要学列宁纪念欧仁·鲍狄埃逝世25周年那篇文章，学唱《国际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不仅要唱，还要讲解，还要按照去做。国际歌词和列宁的文章，全部是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和观点。那里边讲的是，奴隶们起来为真理而斗争，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全靠自己救自己，是谁创造了人类世界，是我们劳动群众。庐山会议时，我写了一个700百字的文件（即毛主席《我的一点意见》一文），就提出是英雄创造历史，还是奴隶们创造历史这个问题。国际歌就是要团结起来到明天，共产主义一定要实现。学马克思主义就团结，没有讲分裂么！我们唱了50年国际歌了，我们党有人搞了10次分裂（引者注：指前面已提及的九次“路线斗争”加上林彪、陈伯达的这一次）。我看还可能搞10次、20次、30次，你们信不信？你们不信，反正我信。到了共产主义就没有斗争了？我就不信。到了共产主义也还是有斗争的，只是新与旧，正确与错误的斗争就是了。几万年以后，错误的也不行，也是站不住的……
庐山会议上讲了要读马、列的书。我希望你们今后多读点书。高级干部连什么是唯物论，什么是唯心论都不懂，怎么行呢？读马、列的书，不好懂，怎么办？可以请先生帮。你们都是书记，你们还要当学生。我现在天天当学生，每天看两本参考资料，所以懂得点国际知识。
我一向不赞成自己的老婆当自己工作单位的办公室主任。林彪那里，是叶群当办公室主任，他们四个人（指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向林彪请示问题都要经过她。做工作要靠自己动手，亲自看，亲自批。不要靠秘书，不要把秘书搞那么大的权。我的秘书只搞收收发发，文件拿来自己选，自己看，要办的自己写，免得误事……
我们的干部，大多数是好的，不好的是极少数。清除的不过百分之一，加上挂起来的不到百分之三。不好的要给以适当的批评，好的要表扬，但不能捧，二十几岁的人捧为“超天才”（指林立果），这没有什么好处。这次庐山会议，有些同志是受骗的，受蒙蔽的。问题不在你们。问题在北京……
最后一次求见毛泽东
面对毛泽东的严厉、尖锐的批评，陈伯达陷入了四面楚歌的境地。
陈伯达把最后的一点希望，寄托在毛泽东身上。
陈伯达求见毛泽东，渴望毛泽东能够宽恕他。在庐山，惟一能够拯救陈伯达的是毛泽东。
陈伯达的回忆，透露了他平生与毛泽东最后一次见面的情景——这是迄今从未披露过的：
我请求见毛主席。等了一会，毛主席那里来电话要我去。我很高兴去了。这是最后得见毛主席。
见面握手以后，他说：“这两年你都不见我看我了。”
的确，这两年除了开会外，我很少单独去见毛主席，这是违反以前多年的习惯的。
解放初，最早我住党校，随后毛主席要叫我练习做点事，要我住中南海，因为打电话到党校找我来一趟至少要半个钟头或不止半个钟头，很不方便。住中南海后，见面倒是很方便，而且我总是随找随到。但是，“文革”后，江青对我干涉过见毛主席的事，说我每次说话太久。过一段时间，恰巧刘叔晏没有经过我同意，我又住在钓鱼台，她就自己经过公安部在住处做错一件事（查一个脚印，本来是无聊的事，如果我先知道，我想是不会让做的）。事后谢富治向江青汇报，江青于是就对我下逐客令：“中南海是主席住的地方，你们不能再在中南海住了，要搬出去。”
本来我因为书堆得很多，又想有时找一些同志一起做点事较方便，所以请北京市委负责同志帮找一个地方，即新建胡同。江青下令把我赶出中南海，于是全家就在新建胡同安置了。自此以后，要见毛主席，总要先打电话向秘书打听，主席起床没有，有没有客人等等。有几次打听得很不愉快，有时秘书就干脆说，“我要回家了”。于是我感觉要见毛主席已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渐渐地不单独求见毛主席了。这样事，首先要涉及江青，我是很不便向毛主席说清楚的。当然，对党来说，这不过是极微小的事，但毛主席这时见面劈头一句话就提“两年不见”的问题。
毛主席说我官做大了，架子大了，不来见了。还说我文章也不写了，总是动动嘴巴，叫别人去写……
毛主席谈话很简短。结束时，他说，你可以去找和你一块工作的几个人谈谈。最后一句是：“团结起来”。
于是，我去找江青。到庐山后，江青两次打电话要我到她那里去，我没去；后来又来电话说要来我这里，她也未来。所以，一直未见面。这次，去她那里，她说：“稀客！稀客！”什么话也没有说，就要我跟她到康生那里。
在康生那里，先看到曹轶欧，她不招呼。进到康生住的大房子，张春桥、姚文元已先在，可见他们经常在一起论事。
谈话开始了。记得江青第一句话：“你们借口拥护林副主席，实际上反对林副主席……”以后各人相继轰，原话现在记不起来了。
随后，组织上通知我，由周恩来同志、康生帮助我写反省。记得周恩来同志沉默寡言，没有谈什么，发言的是康生。我在庐山的检讨发言内容，基本上是康生授意的。
在我做检讨的会上，我非常感谢恩来同志：他代我念那篇由康生授意而写就的稿子。当然，也可以说，因为我的普通话说不好。
会毕，就在会场上，我高兴地去感谢周恩来同志。康生也在那里。恩来同志说，你感谢康生好了。
恩来同志说的正符合事实，是康生给我打了检讨稿的底子。
康生很冷淡的回答：“不要怕丑。”
检讨会的第二天，我觉得事情完了，回家务农好了。可能是恩来同志不放心，叫了大夫、护士来看我，要我出去上庐山一游。我请他们和做招待工作的同志一块走。遇到风景好处，同大家照了几张相片。照相后，又继续游山玩水，这一天是从到庐山后最高兴的。
但是，风声所播，也是兴尽悲来了。流传的话就是：“陈伯达并没有沉痛，还去游山玩水哩。”
于是，会又开了，这时我已不能参加任何大会小会，但似乎简报还看得见。有些关于我的事，是从简报上看到的。
后来听说，在一个会上，有人曾经批我在大的问题上没有同毛主席配合。周恩来同志解释说，是：“在一些大的问题上没有配合，不是在一切重大问题上都没有配合。”并指出例子。在那样条件下，周恩来同志竟说这样的话，更使我感到他对事对人的公正。
9月6日下午，中共九届二中全会终于闭幕。在闭幕式上，中共中央宣布对陈伯达进行审查。
就在这天深夜，江青接到林彪的电话，说是叶群前来看她。
江青非常得意。因为叶群来访，定然是向她负荆请罪。出乎江青意料，叶群来了，竟带着黄永胜（9月31日从北京飞往庐山）、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诸“将”而来，只是没有“相”。
叶群对江青说：“这次我们上了陈伯达的当，犯了错误。林副主席多次批评我们，辜负了主席的教导，对不起江青同志。林副主席一定要我们来向江青同志道歉，请江青同志原谅。”
江青一听这话，大喜，说道：“老夫子跟张春桥、姚文元有矛盾，文人相轻嘛！我们不能上他的当。”
这下子，双方都往陈伯达身上推。据吴法宪交代，林彪非常明确地对他说：“错误要往陈伯达身上推。强调上当受骗！”
中共中央全会的新闻公报，按照惯例是在闭幕当天发布的。这一回例外，拖到9月9日晚才发布公报。这可能因为毛泽东需要斟酌公报词句时间。
正式发表的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公报没有真实透露雾中庐山那场惊心动魄的斗争，只是用很模糊的语言写道：“全党要认真学习毛主席的哲学著作，提倡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反对唯心论和形而上学……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国家的统一，人民的团结，国内各民族的团结，这是我们的事业必定胜利的基本保证。’”
直到一年以后发生“九·一三”事件，人们重读公报上这段话，才明白是暗示着批判了“天才”论和林彪、陈伯达的分裂主义。
第二节 571磨刀霍霍搞谋杀南巡视察揪出尾巴
老奸巨猾的林彪，则别有用心地问周宇驰：“是你领导立果，还是立果领导你？”林彪对林立果说：“要与军以上干部见见面，不见面就没有指挥权。”“联合舰队”了解到汇报会的情况，也坐不住了。毛泽东说：“天要下雨，娘要嫁人，由他去吧！”
“联合舰队”的形成
在林立果担任空司办公室副主任兼作战部副部长之前，就经过吴法宪批准，在司令部办公室成立了一个以林立果为组长的“调研小组”，成员有周宇驰、王飞、刘沛丰、刘世英（空军司令部办公室原副主任）。名义上，“调研小组”的任务是给空军党委出点子，提建议；实际上，它成了林彪反革命集团搜集情报、秘密联系等进行阴谋活动的工具。林立果被非法授予在空军可以“调动一切”，“指挥一切”的特权之后，这个“调研小组”的活动范围更广泛，跟随林立果等出去“调查”的人不断增加。这样，在林立果周围便形成了一个极为特殊的小圈子，他们的活动，谁也不能干涉，谁也不能过问。他们干着种种见不得人的勾当，形成了一个反革命组织。
到关键时候，林彪还会亲自出面。
1970年5月2日晚上，空军司令部的一小批人，连同家属小孩，被邀到林彪家里“作客”，叶群亲自招待大家看内部影片、吃糖，还送了“纪念品”。林彪亲自接见，又是谈话，又是照相。普通的“平民百姓”，哪能有如此的“荣耀”！
事实上，那些受到接见的人，也确实不是普通的“平民百姓”：周宇驰、王飞、刘沛丰等，都是林立果周围的亲信。而更重要的是，这次接见有着一种极不寻常的、更深的含义。
在看电影之前，叶群说：“林立果在外边出差，好久没和大家见面了，很想念大家，今天和大家见见面。”
林立果到空军司令部工作已三年多，是办公室副主任兼作战部副部长，为什么要用这样的方式和大家见面？接见的是林立果的亲信，突出的是林立果。
老奸巨猾的林彪，则别有用心地问周宇驰：“是你领导立果，还是立果领导你？”
周宇驰和林立果都是空司办公室副主任，有什么谁领导谁的问题？但是，曾经当过林立果的“老师”的周宇驰，完全理解这句问话的含义：林彪在这里所讲的，不是一般的工作关系。他立即回答：“当然是立果领导我们喽！”
周宇驰、王飞等人，对于林彪、叶群导演的这场戏的含义，心领神会。第二天，5月3日晚上，他们召集一些受到林彪接见的人一起开会，向林彪表忠心，并按照林彪的授意，共推林立果为他们的“头”。周宇驰在会上作了“重要”发言。“九一三”事件后，在空司办公室查到了经过周宇驰亲笔修改的那次发言的记录：
我们要永远坚信林副主席、忠于林副主席，忠于林副主席也就是忠于毛主席。
要知道，林副主席也是一个天才，是一个历史上罕见的伟人，是一个可以和马、恩、列、斯并列的革命导师和领袖。
我们要一辈子永远同立果同志战斗在一起。立果同志也是一个天才，一个全才，我们没有哪个人能够和他比得上。他在各方面都把着手教我们，在政治上工作上直接领导我们。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我考虑过很久，觉得到提出来的时候了。就是一个单位，一个集体，总要有一个头。在我们这个战斗集体中，应该以立果同志为头，为核心。我们应该有这样的认识，这样的觉悟。实际上，也只有他才能当得起这个头和核心。这是客观的需要，斗争的需要。这不是“多中心论”。而正是为了更好地维护以毛泽东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领导核心。
这样，林彪通过这次接见，在组织上，进一步明确了在空军机关存在着一个独立的“战斗集体”，这个集体有它自己的头和核心——林立果；在政治上，进一步明确了这个反革命组织和林彪的特殊关系。
到了这年秋天，林立果看了日本电影《山本五十六》《啊，海军》之后，便把这个反革命组织定名为“联合舰队”，而林立果则成了当然的“舰队司令官”。他并根据英语“司令官”的译音，为自己取代号为“康曼德”。
林立果为什么要把这个反革命组织定名为“联合舰队”，无从查考。但是我们知道，当年日本帝国主义的联合舰队偷袭珍珠港的时候，“虎”这个字眼，曾经作为偷袭成功的信号。而今天，小名为“老虎”的“联合舰队”头子林立果，则是在领着这支反革命的“舰队”走着一条自取灭亡的航道。
反革命别动队的内幕
林彪反革命集团不仅在空军机关建立了“联合舰队”，还在上海、广州等地建立了他们反革命的组织。
我同林彪同志谈过，他有些话说得不妥嘛。比如他说，全世界几百年，中国几千年才出现一个天才，不符合事实嘛！马克思、恩格斯是同时代的人，到列宁、斯大林上百年都不到，怎么能说几百年才出一个呢？中国有陈胜、吴广，有洪秀全、孙中山，怎么能说几千年才出一个呢？什么“顶峰”啦，“一句顶一万句”啦，你说过了头嘛。一句就是一句，怎么能顶一万句。不设国家主席，我不当国家主席，我讲了六次，一次就算讲了一句，就是六万句，他们都不听嘛，半句也不顶，等于零。陈伯达的话对他们才是一句顶一万句。什么“大树特树”，名曰树我，不知树谁人，说穿了是树他自己，还有什么人民解放军是我缔造的和领导的，林亲自指挥的，缔造的就不能指挥呀！缔造的，也不是我一个人嘛。
对路线问题，原则问题，我是抓住不放的，重大原则问题，我是不让步的……
你们对庐山会议怎么看法？比如华北六号简报（华北组二号简报因是九届二中全会会议简报第六号，所以也称“华北六号简报”，但以“华北组二号简报”更准确些），究竟是革命的，半革命的，还是反革命的？我个人认为是一个反革命的简报。99人的会议（指1971年4月中央召开的批陈整风汇报会议。出席这次会议的，有中央、地方和部队的人共计99人），你们都到了，总理也作了总结讲话，发了五个大将的检讨（指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五人的检讨），还发了李雪峰、郑维山两个大将的检讨，都认为问题解决了。其实，庐山这件事，还没有完，还没有解决。他们要捂住，连总参二部部长一级的干部都不让知道，这怎么行呢？
我说的这些，是当作个人意见提出来的，同你们吹吹风的。现在不要作结论，结论要由中央来作……
要学列宁纪念欧仁·鲍狄埃逝世25周年那篇文章，学唱《国际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不仅要唱，还要讲解，还要按照去做。国际歌词和列宁的文章，全部是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和观点。那里边讲的是，奴隶们起来为真理而斗争，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全靠自己救自己，是谁创造了人类世界，是我们劳动群众。庐山会议时，我写了一个700百字的文件（即毛主席《我的一点意见》一文），就提出是英雄创造历史，还是奴隶们创造历史这个问题。国际歌就是要团结起来到明天，共产主义一定要实现。学马克思主义就团结，没有讲分裂么！我们唱了50年国际歌了，我们党有人搞了10次分裂（引者注：指前面已提及的九次“路线斗争”加上林彪、陈伯达的这一次）。我看还可能搞10次、20次、30次，你们信不信？你们不信，反正我信。到了共产主义就没有斗争了？我就不信。到了共产主义也还是有斗争的，只是新与旧，正确与错误的斗争就是了。几万年以后，错误的也不行，也是站不住的……
庐山会议上讲了要读马、列的书。我希望你们今后多读点书。高级干部连什么是唯物论，什么是唯心论都不懂，怎么行呢？读马、列的书，不好懂，怎么办？可以请先生帮。你们都是书记，你们还要当学生。我现在天天当学生，每天看两本参考资料，所以懂得点国际知识。
我一向不赞成自己的老婆当自己工作单位的办公室主任。林彪那里，是叶群当办公室主任，他们四个人（指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向林彪请示问题都要经过她。做工作要靠自己动手，亲自看，亲自批。不要靠秘书，不要把秘书搞那么大的权。我的秘书只搞收收发发，文件拿来自己选，自己看，要办的自己写，免得误事……
我们的干部，大多数是好的，不好的是极少数。清除的不过百分之一，加上挂起来的不到百分之三。不好的要给以适当的批评，好的要表扬，但不能捧，二十几岁的人捧为“超天才”（指林立果），这没有什么好处。这次庐山会议，有些同志是受骗的，受蒙蔽的。问题不在你们。问题在北京……
最后一次求见毛泽东
面对毛泽东的严厉、尖锐的批评，陈伯达陷入了四面楚歌的境地。
陈伯达把最后的一点希望，寄托在毛泽东身上。
陈伯达求见毛泽东，渴望毛泽东能够宽恕他。在庐山，惟一能够拯救陈伯达的是毛泽东。
陈伯达的回忆，透露了他平生与毛泽东最后一次见面的情景——这是迄今从未披露过的：
我请求见毛主席。等了一会，毛主席那里来电话要我去。我很高兴去了。这是最后得见毛主席。
见面握手以后，他说：“这两年你都不见我看我了。”
的确，这两年除了开会外，我很少单独去见毛主席，这是违反以前多年的习惯的。
解放初，最早我住党校，随后毛主席要叫我练习做点事，要我住中南海，因为打电话到党校找我来一趟至少要半个钟头或不止半个钟头，很不方便。住中南海后，见面倒是很方便，而且我总是随找随到。但是，“文革”后，江青对我干涉过见毛主席的事，说我每次说话太久。过一段时间，恰巧刘叔晏没有经过我同意，我又住在钓鱼台，她就自己经过公安部在住处做错一件事（查一个脚印，本来是无聊的事，如果我先知道，我想是不会让做的）。事后谢富治向江青汇报，江青于是就对我下逐客令：“中南海是主席住的地方，你们不能再在中南海住了，要搬出去。”
本来我因为书堆得很多，又想有时找一些同志一起做点事较方便，所以请北京市委负责同志帮找一个地方，即新建胡同。江青下令把我赶出中南海，于是全家就在新建胡同安置了。自此以后，要见毛主席，总要先打电话向秘书打听，主席起床没有，有没有客人等等。有几次打听得很不愉快，有时秘书就干脆说，“我要回家了”。于是我感觉要见毛主席已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渐渐地不单独求见毛主席了。这样事，首先要涉及江青，我是很不便向毛主席说清楚的。当然，对党来说，这不过是极微小的事，但毛主席这时见面劈头一句话就提“两年不见”的问题。
毛主席说我官做大了，架子大了，不来见了。还说我文章也不写了，总是动动嘴巴，叫别人去写……
毛主席谈话很简短。结束时，他说，你可以去找和你一块工作的几个人谈谈。最后一句是：“团结起来”。
于是，我去找江青。到庐山后，江青两次打电话要我到她那里去，我没去；后来又来电话说要来我这里，她也未来。所以，一直未见面。这次，去她那里，她说：“稀客！稀客！”什么话也没有说，就要我跟她到康生那里。
在康生那里，先看到曹轶欧，她不招呼。进到康生住的大房子，张春桥、姚文元已先在，可见他们经常在一起论事。
谈话开始了。记得江青第一句话：“你们借口拥护林副主席，实际上反对林副主席……”以后各人相继轰，原话现在记不起来了。
随后，组织上通知我，由周恩来同志、康生帮助我写反省。记得周恩来同志沉默寡言，没有谈什么，发言的是康生。我在庐山的检讨发言内容，基本上是康生授意的。
在我做检讨的会上，我非常感谢恩来同志：他代我念那篇由康生授意而写就的稿子。当然，也可以说，因为我的普通话说不好。
会毕，就在会场上，我高兴地去感谢周恩来同志。康生也在那里。恩来同志说，你感谢康生好了。
恩来同志说的正符合事实，是康生给我打了检讨稿的底子。
康生很冷淡的回答：“不要怕丑。”
检讨会的第二天，我觉得事情完了，回家务农好了。可能是恩来同志不放心，叫了大夫、护士来看我，要我出去上庐山一游。我请他们和做招待工作的同志一块走。遇到风景好处，同大家照了几张相片。照相后，又继续游山玩水，这一天是从到庐山后最高兴的。
但是，风声所播，也是兴尽悲来了。流传的话就是：“陈伯达并没有沉痛，还去游山玩水哩。”
于是，会又开了，这时我已不能参加任何大会小会，但似乎简报还看得见。有些关于我的事，是从简报上看到的。
后来听说，在一个会上，有人曾经批我在大的问题上没有同毛主席配合。周恩来同志解释说，是：“在一些大的问题上没有配合，不是在一切重大问题上都没有配合。”并指出例子。在那样条件下，周恩来同志竟说这样的话，更使我感到他对事对人的公正。
9月6日下午，中共九届二中全会终于闭幕。在闭幕式上，中共中央宣布对陈伯达进行审查。
就在这天深夜，江青接到林彪的电话，说是叶群前来看她。
江青非常得意。因为叶群来访，定然是向她负荆请罪。出乎江青意料，叶群来了，竟带着黄永胜（9月31日从北京飞往庐山）、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诸“将”而来，只是没有“相”。
叶群对江青说：“这次我们上了陈伯达的当，犯了错误。林副主席多次批评我们，辜负了主席的教导，对不起江青同志。林副主席一定要我们来向江青同志道歉，请江青同志原谅。”
江青一听这话，大喜，说道：“老夫子跟张春桥、姚文元有矛盾，文人相轻嘛！我们不能上他的当。”
这下子，双方都往陈伯达身上推。据吴法宪交代，林彪非常明确地对他说：“错误要往陈伯达身上推。强调上当受骗！”
中共中央全会的新闻公报，按照惯例是在闭幕当天发布的。这一回例外，拖到9月9日晚才发布公报。这可能因为毛泽东需要斟酌公报词句时间。
正式发表的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公报没有真实透露雾中庐山那场惊心动魄的斗争，只是用很模糊的语言写道：“全党要认真学习毛主席的哲学著作，提倡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反对唯心论和形而上学……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国家的统一，人民的团结，国内各民族的团结，这是我们的事业必定胜利的基本保证。’”
直到一年以后发生“九·一三”事件，人们重读公报上这段话，才明白是暗示着批判了“天才”论和林彪、陈伯达的分裂主义。
第二节 571磨刀霍霍搞谋杀南巡视察揪出尾巴
老奸巨猾的林彪，则别有用心地问周宇驰：“是你领导立果，还是立果领导你？”林彪对林立果说：“要与军以上干部见见面，不见面就没有指挥权。”“联合舰队”了解到汇报会的情况，也坐不住了。毛泽东说：“天要下雨，娘要嫁人，由他去吧！”
“联合舰队”的形成
在林立果担任空司办公室副主任兼作战部副部长之前，就经过吴法宪批准，在司令部办公室成立了一个以林立果为组长的“调研小组”，成员有周宇驰、王飞、刘沛丰、刘世英（空军司令部办公室原副主任）。名义上，“调研小组”的任务是给空军党委出点子，提建议；实际上，它成了林彪反革命集团搜集情报、秘密联系等进行阴谋活动的工具。林立果被非法授予在空军可以“调动一切”，“指挥一切”的特权之后，这个“调研小组”的活动范围更广泛，跟随林立果等出去“调查”的人不断增加。这样，在林立果周围便形成了一个极为特殊的小圈子，他们的活动，谁也不能干涉，谁也不能过问。他们干着种种见不得人的勾当，形成了一个反革命组织。
到关键时候，林彪还会亲自出面。
1970年5月2日晚上，空军司令部的一小批人，连同家属小孩，被邀到林彪家里“作客”，叶群亲自招待大家看内部影片、吃糖，还送了“纪念品”。林彪亲自接见，又是谈话，又是照相。普通的“平民百姓”，哪能有如此的“荣耀”！
事实上，那些受到接见的人，也确实不是普通的“平民百姓”：周宇驰、王飞、刘沛丰等，都是林立果周围的亲信。而更重要的是，这次接见有着一种极不寻常的、更深的含义。
在看电影之前，叶群说：“林立果在外边出差，好久没和大家见面了，很想念大家，今天和大家见见面。”
林立果到空军司令部工作已三年多，是办公室副主任兼作战部副部长，为什么要用这样的方式和大家见面？接见的是林立果的亲信，突出的是林立果。
老奸巨猾的林彪，则别有用心地问周宇驰：“是你领导立果，还是立果领导你？”
周宇驰和林立果都是空司办公室副主任，有什么谁领导谁的问题？但是，曾经当过林立果的“老师”的周宇驰，完全理解这句问话的含义：林彪在这里所讲的，不是一般的工作关系。他立即回答：“当然是立果领导我们喽！”
周宇驰、王飞等人，对于林彪、叶群导演的这场戏的含义，心领神会。第二天，5月3日晚上，他们召集一些受到林彪接见的人一起开会，向林彪表忠心，并按照林彪的授意，共推林立果为他们的“头”。周宇驰在会上作了“重要”发言。“九一三”事件后，在空司办公室查到了经过周宇驰亲笔修改的那次发言的记录：
我们要永远坚信林副主席、忠于林副主席，忠于林副主席也就是忠于毛主席。
要知道，林副主席也是一个天才，是一个历史上罕见的伟人，是一个可以和马、恩、列、斯并列的革命导师和领袖。
我们要一辈子永远同立果同志战斗在一起。立果同志也是一个天才，一个全才，我们没有哪个人能够和他比得上。他在各方面都把着手教我们，在政治上工作上直接领导我们。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我考虑过很久，觉得到提出来的时候了。就是一个单位，一个集体，总要有一个头。在我们这个战斗集体中，应该以立果同志为头，为核心。我们应该有这样的认识，这样的觉悟。实际上，也只有他才能当得起这个头和核心。这是客观的需要，斗争的需要。这不是“多中心论”。而正是为了更好地维护以毛泽东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领导核心。
这样，林彪通过这次接见，在组织上，进一步明确了在空军机关存在着一个独立的“战斗集体”，这个集体有它自己的头和核心——林立果；在政治上，进一步明确了这个反革命组织和林彪的特殊关系。
到了这年秋天，林立果看了日本电影《山本五十六》《啊，海军》之后，便把这个反革命组织定名为“联合舰队”，而林立果则成了当然的“舰队司令官”。他并根据英语“司令官”的译音，为自己取代号为“康曼德”。
林立果为什么要把这个反革命组织定名为“联合舰队”，无从查考。但是我们知道，当年日本帝国主义的联合舰队偷袭珍珠港的时候，“虎”这个字眼，曾经作为偷袭成功的信号。而今天，小名为“老虎”的“联合舰队”头子林立果，则是在领着这支反革命的“舰队”走着一条自取灭亡的航道。
反革命别动队的内幕
林彪反革命集团不仅在空军机关建立了“联合舰队”，还在上海、广州等地建立了他们反革命的组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