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39章 毛泽东谈笑试晴雨！“联合舰队”遭覆灭(5)
其实，林彪这篇写于1966年12月16日的《再版前言》，是“中央文革”的“秀才”们为之捉刀的。内中“要带着问题学，活学活用，学用结合，急用先学，立竿见影，在‘用’字上狠下功夫”，这个学习毛泽东著作的“30字方针”，是张春桥帮助林彪“总结”的（在林彪被打倒后，这‘30字方针’不准批判，当时许多人莫名其妙——因为不知是张春桥搞的）。
“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这三个副词，自《再版前言》问世之后，几乎成了毛泽东“专用”的了。几乎所有的社论、文章，一提到毛泽东，便要用这三个副词。如前所述，由陈伯达、姚文元执笔的《沿着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开辟的道路前进》一文，多处用“天才地”这一副词，此文送毛泽东审阅，毛泽东批示以为“可用”。
可是，后来情况变化了。诚如毛泽东1970年12月18日跟美国记者斯诺谈话时所说：“在过去几年中，有必要搞点个人崇拜。现在没有这种必要了，应当降温了。”斯诺写道：“今天，情况不同了。主席说，所谓‘四个伟大’——对毛本人的称号——‘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讨嫌。总有一天要统统去掉。”
正因为这样，毛泽东圈去了中共“九大”政治报告以及新党章中那三个副词，只剩下“继承、捍卫和发展”三个动词。康生、张春桥、姚文元参与起草，深知毛泽东这一变化了的“政治行情”。
林彪、陈伯达当然也知道这一“政治行情”。那“四个伟大”，那三个副词，都深深打上“林”字印记。毛泽东说“四个伟大”讨嫌，三个副词讨嫌，实际上是说林彪讨嫌！
林彪在他的多次讲话中，一再称颂毛泽东为天才。
林彪1966年5月18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就说过：
“毛主席的言论、文章和革命实践都表现出他的伟大的无产阶级天才。有些人不承认天才，这不是马克思主义，不能不承认天才。恩格斯说，18世纪的天才是黑格尔、圣西门，19世纪的天才是马克思。他说马克思比我们一切人都站得高一些，看得远些，观察得多些和快些，他是天才。列宁也承认天才，他说要有十几个天才的领袖，才能领导俄国取得革命胜利。毛主席是天才……20世纪的天才是列宁和毛泽东同志。不要不服气，不行就不行。不承认这一点，我们就会犯大错误。不看到这一点，就不晓得把无产阶级最伟大的天才舵手选为我们的领袖。”
陈伯达也论述过天才问题。那是1952年7月18日，陈伯达在中国科学院发表讲话。他的话，比林彪要严谨一些：
“马克思在《资本论》的法文译本的序文上说：‘在科学上面是没有平坦的大路可走的，只有那在攀登上不畏劳苦不畏险阻的人，有希望攀到光辉的顶点。’马克思是历史上极其杰出的天才，但他在科学工作上是辛苦的过来人。任何人如果没有辛苦的、长期的研究，决不会有大的成就。马克思是如此，恩格斯是如此，列宁、斯大林是如此。在中国，毛主席也是如此。大家都要学一学马克思，我想我们的科学工作者不妨先了解一点马克思是怎样搞科学工作的。要找这些材料，大家不妨看看拉发格（引者注：又译拉法格，马克思的女婿，前文曾提及陈伯达要自杀时查过了列宁关于拉法格的文章）和李卜克内西的《马克思回忆录》，在这两篇回忆录里面，我们就能够懂得‘天才就是勤奋’的道理。天才不是从天上来的，而是从地上来的。为什么能够成为天才呢？就是因为他站在一个非常可靠的踏实的地面的基础上。”（引自人民出版社1952年9月出版陈伯达著《在中国科学院研究人员学习会上的讲话》第15页。）
关于什么是天才，有没有天才，马克思是不是天才，毛泽东是不是天才……都是可以讨论的。天才无非是比普通人聪明些，智商高些。毛泽东确实比普通的中国人要聪明得多，智商高得多。
问题的关键，诚如毛泽东早在1966年7月8日那封写给江青的信中所一语道破的：“我猜他们的本意，为了打鬼，借助钟馗。我就在20世纪60年代当了共产党的钟馗了。”
于是，在修改宪法时，为了那么一个副词——“天才地”，引起怀仁堂内一番论战。这论战绝非关于天才的“学术讲座”，却是一场借此而爆发的政治格斗！
国家主席之争
在修改宪法时，关于要不要写上国家主席的条文，陈伯达与康生、张春桥之间，又爆发了一场论战。
1954年9月，由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制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其中第二章“国家机构”的第二节“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对于国家主席有着详尽的条文。兹照1954年第十期《新华月报》所载《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二章第二节原文，转录于下：
第二章第二节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第三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的年满三十五岁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可以被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任期四年。
第四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决定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决定，公布法律和法令，任免国务院总理、副总理、各部部长、各委员会主任、秘书长，任免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委员，授予国家的勋章和荣誉称号，发布大赦令和特赦令，发布戒严令，宣布战争状态，发布动员令。
第四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对外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接受外国使节；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决定，派遣和召回驻外全权代表，批准同外国缔结的条约。
第四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统率全国武装力量，担任国防委员会主席。
第四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在必要的时候召开最高国务会议，并担任最高国务会议主席。
最高国务会议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国务院总理和其他有关人员参加。
最高国务会议对于国家重大事务的意见，由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提交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国务院或者其他有关部门讨论并作出决定。
第四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协助主席工作。副主席受主席委托，可以代行主席的部分职权。
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的选举和任期，适用宪法第三十九条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的选举和任期的规定。
第四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副主席行使职权到下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选出的下一任主席、副主席就职为止。
第四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因为健康情况长期不能工作的时候，由副主席代行主席的职权。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缺位的时候，由副主席继任主席的职位。
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任主席是毛泽东。1959年4月，当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代表会议举行时，毛泽东声言为了集中精力考虑一些重大问题，决定辞去国家主席职务（在此之前，中共中央曾于1958年冬向全党发出了毛泽东准备辞去国家主席职务的说明缘由的文件），刘少奇当选为第二任国家主席。1964年12月下旬至1965年初，在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刘少奇又一次当选为国家主席。在“文革”中，刘少奇惨遭迫害，于1969年11月12日晨6时45分，死于河南开封软禁之地。国家主席空缺。
重读宪法中关于国家主席的条文，林彪对国家主席所拥有的不小的权力发生很大兴趣。尽管在中共“九大”，林彪成为惟一的党的副主席，他的接班人的地位已明文载入中共党章，不过，这个副主席之职，还填不了林彪的权欲。因为他发现，党的副主席并没有多大实权：毛泽东是党的威望无比的领袖，一切党的重大事务必须由毛泽东拍板；至于政府，一切由周恩来主管。
林彪企望着当国家主席，而且看来惟有他可能当选国家主席——因为毛泽东既然早在1959年他66岁时便辞去国家主席之职，岂会在1970年他77岁时重新出任国家主席？
毛泽东当然对林彪的心态也一清二楚。
黄河有九曲。政治舞台上的语言，要拐九十九个弯。
林彪明知毛泽东不可能再出任国家主席，可是却再三“提议”：国家主席请毛泽东“兼任”。
林彪以为，毛泽东一定会谦让，会说“请林彪同志任国家主席。”一旦有了这样“一句顶一万句”的“最高指示”，林彪理所当然成为国家主席。
毛泽东呢？也有他的高招。他干脆建议在修改宪法时，删去原宪法中的第二章第二节，来了个“不设国家主席”！
明明双方剑拔弩张，可是，却都“化了妆”：林彪敦请毛泽东担任国家主席，毛泽东建议不设国家主席。
于是，陈伯达与康生、张春桥在起草宪法修改方案中，产生了争论：陈伯达主张应当放入有关国家主席的条文，康生、张春桥则主张删去原有的有关国家主席的条文。
其实，关于宪法中国家主席设不设之争，究竟为了什么，明眼人皆知。著名民主人士梁漱溟先生当时在全国政协机关的小组讨论会上发言，便点明了问题的实质：
“比如设国家主席，一国的元首，不能没有。设国家主席是一回事，选谁当国家主席是一回事。国家主席不可不设，什么人当国家主席则可以经过法定手续来选……”
如此明白的事，连“靠边站”的梁漱溟先生都看得清清楚楚，可是，国家主席设与不设之争仍在中共高层激烈地进行着——毛泽东不直接说不同意林彪当国家主席，而是说建议不设国家主席；林彪不直接说我要当国家主席，而是说国家主席还是要设，请毛泽东当国家主席。双方都用冠冕堂皇的理由，达到自己的目的。
1970年3月8日，毛泽东正式提议，并经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决定不设国家主席。
3月17日至20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讨论召开四届人大的问题。会上，大多数人同意毛泽东在3月8日提出的关于改变国家体制、不设国家主席的建议。
林彪在苏州。他在3月9日让叶群给在北京的黄永胜、吴法宪说：“林副主席赞成设国家主席。”
毛泽东不予理睬。
林彪只得自己出面，让秘书给毛泽东秘书打电话说：“林副主席建议，毛主席当国家主席。”
毛泽东的答复很巧妙。他让秘书回电苏州：“问候林彪同志好！”
双方都在那里演戏！
4月11日夜11时30分，林彪在苏州让秘书于运深给中共中央政治局挂电话。当时于运深记下的林彪原话全文如下：
一、关于这次“人大”国家主席的问题，林彪同志仍然建议由毛主席兼任。这样做对党内、党外、国内、国外人民的心理状态适合。否则，不适合人民的心理状态。
二、关于副主席问题，林彪同志认为可设可不设，可多设可少设，关系都不大。
三、林彪同志认为，他自己不宜担任副主席的职务。
林彪这三条意见，第一条是假话，第三条是真话，第二条是无所谓的话，他确实是不愿“担任副主席”了！
就在中央政治局接到林彪电话的翌日，毛泽东对此作了批示：
“我不再作此事，此议不妥。”
毛泽东毫不含糊地否定了林彪的意见！
4月下旬，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借用《三国演义》中的典故，告诫林彪：“孙权劝曹操当皇帝。曹操说，孙权是要把他放在炉火上烤。我劝你们不要把我当曹操，你们也不要做孙权。”
毛泽东谈笑风生，而他的笑声中饱含着尖刻的讽喻。
林彪仍一意孤行。据吴法宪在1971年10月21日亲笔交代：
（一）1970年4月中旬和下旬，主席两次告诫林彪不要再提国家主席之后，5月中旬有一次我见林彪时，我问他对宪法修改有什么意见，他说：他主张要设国家主席，不设国家主席，国家没有一个头，名不正言不顺。林彪要我和李作鹏在宪法工作小组会上，提出写上国家主席一章。
（二）1970年7月，叶群曾向我当面说过：如果不设国家主席，林彪怎么办，往哪里摆？
（三）1970年8月初，叶群打电话对我说：林彪的意见还是要坚持设国家主席，你们应在宪法工作小组提议写上这一章。
陈伯达坚决站在林彪一边，成为林彪的“亲密战友”。1970年5月14日，叶群和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同游长城。回来后，叶群赋诗一首，内中有句“相将奋起卫红旗”。据叶群自云：“相，陈伯达；将，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红旗，林副主席。”这么一来，陈伯达成了林彪之“相”。
火急查找论“天才”语录
雾锁群嶂，云漫众峰。庐山，浮云遮望眼，难识真面目。
匆匆11载，弹指一挥间。1970年8月20日，陈伯达从北京飞抵江西九江机场，又从那里上庐山，不胜感慨，11年前，在那次庐山会议——中共八届八中全会，他先是跟彭德怀站在一起，然后随机应变，倒打一耙，化险为夷。眼下，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即将在庐山召开，故地重游，11年前的余惊不时袭上陈伯达心头。
这次会议，按照事先通知的议程，共三项：讨论修改宪法问题；国民经济计划问题；战备问题。
成串的小轿车沿着盘山公路上行。155名中共中央委员、100名中共中央候补委员带着秘书、工作人员，云集庐山。
中央委员们当然知道上庐山干什么。在工作人员之中，也有毫无所知的。
笔者曾访问过当年的中央政治研究室秘书史敬棠。据他回忆，陈伯达秘书王保春打电话来，要他准备出发，到哪里去、干什么，一概不知。
史敬棠在50年代，曾帮助陈伯达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在陈伯达那里工作过，后来，他调到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当秘书，而研究室的主任便是陈伯达。
史敬棠接到紧急通知，赶往中共中央办公厅，那里的工作人员把他送到机场。这时，他仍不知飞往哪里。
上了大飞机，看见机舱里坐着朱老总和董必武，史敬棠这才意识此行非同小可，更不敢随便打听。
大飞机离开北京之后，飞了好久，在一个机场着陆。这时，乘客改乘几架小飞机。越过一条大江（长江），降落在一个不大的机场上（九江机场，当时还不能起降大型飞机）。
换坐小轿车，直至上山时，史敬棠才明白到了庐山。
在庐山，史敬棠得到通知：“是伯达同志要你来。他住在半山。有事，会议秘书找你。”
另外，中共中央办公厅还告诉他：“你在你住的地方休息，看书。没有电话找你，不要外出。不要到处走。”
没多久陈伯达来电话，交给史敬棠一个奇特而紧急的任务：“马上查找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天才的语录。查到越多越好！”
史敬棠毫无思想准备。倘若他事先知道上庐山是完成这个“任务”，他必定会从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带一整套马、恩、列、斯全集来。
他身边除了红色的《毛主席语录》，没有别的书。去附近的九江或者南昌图书馆去查吧，上了山就不准下山。
他寄希望于庐山图书馆。跑到那里一看，那是一个小型的图书馆，藏书不多，史敬棠把那里所有的马、恩、列、斯著作全抱了回来，在住处查找。查到一条，就用纸条夹好，再用铅笔在书上画好记号。
借来的书很有限。史敬棠只得挂长途电话给北京，请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的同事帮助查找有关“天才”的语灵，通过电话一条条传上山。怕电话中会念错，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还把查到的语录密封，直送中共中央办公厅，托飞往庐山的飞机捎来。
“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这三个副词，自《再版前言》问世之后，几乎成了毛泽东“专用”的了。几乎所有的社论、文章，一提到毛泽东，便要用这三个副词。如前所述，由陈伯达、姚文元执笔的《沿着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开辟的道路前进》一文，多处用“天才地”这一副词，此文送毛泽东审阅，毛泽东批示以为“可用”。
可是，后来情况变化了。诚如毛泽东1970年12月18日跟美国记者斯诺谈话时所说：“在过去几年中，有必要搞点个人崇拜。现在没有这种必要了，应当降温了。”斯诺写道：“今天，情况不同了。主席说，所谓‘四个伟大’——对毛本人的称号——‘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讨嫌。总有一天要统统去掉。”
正因为这样，毛泽东圈去了中共“九大”政治报告以及新党章中那三个副词，只剩下“继承、捍卫和发展”三个动词。康生、张春桥、姚文元参与起草，深知毛泽东这一变化了的“政治行情”。
林彪、陈伯达当然也知道这一“政治行情”。那“四个伟大”，那三个副词，都深深打上“林”字印记。毛泽东说“四个伟大”讨嫌，三个副词讨嫌，实际上是说林彪讨嫌！
林彪在他的多次讲话中，一再称颂毛泽东为天才。
林彪1966年5月18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就说过：
“毛主席的言论、文章和革命实践都表现出他的伟大的无产阶级天才。有些人不承认天才，这不是马克思主义，不能不承认天才。恩格斯说，18世纪的天才是黑格尔、圣西门，19世纪的天才是马克思。他说马克思比我们一切人都站得高一些，看得远些，观察得多些和快些，他是天才。列宁也承认天才，他说要有十几个天才的领袖，才能领导俄国取得革命胜利。毛主席是天才……20世纪的天才是列宁和毛泽东同志。不要不服气，不行就不行。不承认这一点，我们就会犯大错误。不看到这一点，就不晓得把无产阶级最伟大的天才舵手选为我们的领袖。”
陈伯达也论述过天才问题。那是1952年7月18日，陈伯达在中国科学院发表讲话。他的话，比林彪要严谨一些：
“马克思在《资本论》的法文译本的序文上说：‘在科学上面是没有平坦的大路可走的，只有那在攀登上不畏劳苦不畏险阻的人，有希望攀到光辉的顶点。’马克思是历史上极其杰出的天才，但他在科学工作上是辛苦的过来人。任何人如果没有辛苦的、长期的研究，决不会有大的成就。马克思是如此，恩格斯是如此，列宁、斯大林是如此。在中国，毛主席也是如此。大家都要学一学马克思，我想我们的科学工作者不妨先了解一点马克思是怎样搞科学工作的。要找这些材料，大家不妨看看拉发格（引者注：又译拉法格，马克思的女婿，前文曾提及陈伯达要自杀时查过了列宁关于拉法格的文章）和李卜克内西的《马克思回忆录》，在这两篇回忆录里面，我们就能够懂得‘天才就是勤奋’的道理。天才不是从天上来的，而是从地上来的。为什么能够成为天才呢？就是因为他站在一个非常可靠的踏实的地面的基础上。”（引自人民出版社1952年9月出版陈伯达著《在中国科学院研究人员学习会上的讲话》第15页。）
关于什么是天才，有没有天才，马克思是不是天才，毛泽东是不是天才……都是可以讨论的。天才无非是比普通人聪明些，智商高些。毛泽东确实比普通的中国人要聪明得多，智商高得多。
问题的关键，诚如毛泽东早在1966年7月8日那封写给江青的信中所一语道破的：“我猜他们的本意，为了打鬼，借助钟馗。我就在20世纪60年代当了共产党的钟馗了。”
于是，在修改宪法时，为了那么一个副词——“天才地”，引起怀仁堂内一番论战。这论战绝非关于天才的“学术讲座”，却是一场借此而爆发的政治格斗！
国家主席之争
在修改宪法时，关于要不要写上国家主席的条文，陈伯达与康生、张春桥之间，又爆发了一场论战。
1954年9月，由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制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其中第二章“国家机构”的第二节“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对于国家主席有着详尽的条文。兹照1954年第十期《新华月报》所载《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二章第二节原文，转录于下：
第二章第二节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第三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的年满三十五岁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可以被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任期四年。
第四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决定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决定，公布法律和法令，任免国务院总理、副总理、各部部长、各委员会主任、秘书长，任免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委员，授予国家的勋章和荣誉称号，发布大赦令和特赦令，发布戒严令，宣布战争状态，发布动员令。
第四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对外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接受外国使节；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决定，派遣和召回驻外全权代表，批准同外国缔结的条约。
第四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统率全国武装力量，担任国防委员会主席。
第四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在必要的时候召开最高国务会议，并担任最高国务会议主席。
最高国务会议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国务院总理和其他有关人员参加。
最高国务会议对于国家重大事务的意见，由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提交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国务院或者其他有关部门讨论并作出决定。
第四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协助主席工作。副主席受主席委托，可以代行主席的部分职权。
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的选举和任期，适用宪法第三十九条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的选举和任期的规定。
第四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副主席行使职权到下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选出的下一任主席、副主席就职为止。
第四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因为健康情况长期不能工作的时候，由副主席代行主席的职权。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缺位的时候，由副主席继任主席的职位。
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任主席是毛泽东。1959年4月，当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代表会议举行时，毛泽东声言为了集中精力考虑一些重大问题，决定辞去国家主席职务（在此之前，中共中央曾于1958年冬向全党发出了毛泽东准备辞去国家主席职务的说明缘由的文件），刘少奇当选为第二任国家主席。1964年12月下旬至1965年初，在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刘少奇又一次当选为国家主席。在“文革”中，刘少奇惨遭迫害，于1969年11月12日晨6时45分，死于河南开封软禁之地。国家主席空缺。
重读宪法中关于国家主席的条文，林彪对国家主席所拥有的不小的权力发生很大兴趣。尽管在中共“九大”，林彪成为惟一的党的副主席，他的接班人的地位已明文载入中共党章，不过，这个副主席之职，还填不了林彪的权欲。因为他发现，党的副主席并没有多大实权：毛泽东是党的威望无比的领袖，一切党的重大事务必须由毛泽东拍板；至于政府，一切由周恩来主管。
林彪企望着当国家主席，而且看来惟有他可能当选国家主席——因为毛泽东既然早在1959年他66岁时便辞去国家主席之职，岂会在1970年他77岁时重新出任国家主席？
毛泽东当然对林彪的心态也一清二楚。
黄河有九曲。政治舞台上的语言，要拐九十九个弯。
林彪明知毛泽东不可能再出任国家主席，可是却再三“提议”：国家主席请毛泽东“兼任”。
林彪以为，毛泽东一定会谦让，会说“请林彪同志任国家主席。”一旦有了这样“一句顶一万句”的“最高指示”，林彪理所当然成为国家主席。
毛泽东呢？也有他的高招。他干脆建议在修改宪法时，删去原宪法中的第二章第二节，来了个“不设国家主席”！
明明双方剑拔弩张，可是，却都“化了妆”：林彪敦请毛泽东担任国家主席，毛泽东建议不设国家主席。
于是，陈伯达与康生、张春桥在起草宪法修改方案中，产生了争论：陈伯达主张应当放入有关国家主席的条文，康生、张春桥则主张删去原有的有关国家主席的条文。
其实，关于宪法中国家主席设不设之争，究竟为了什么，明眼人皆知。著名民主人士梁漱溟先生当时在全国政协机关的小组讨论会上发言，便点明了问题的实质：
“比如设国家主席，一国的元首，不能没有。设国家主席是一回事，选谁当国家主席是一回事。国家主席不可不设，什么人当国家主席则可以经过法定手续来选……”
如此明白的事，连“靠边站”的梁漱溟先生都看得清清楚楚，可是，国家主席设与不设之争仍在中共高层激烈地进行着——毛泽东不直接说不同意林彪当国家主席，而是说建议不设国家主席；林彪不直接说我要当国家主席，而是说国家主席还是要设，请毛泽东当国家主席。双方都用冠冕堂皇的理由，达到自己的目的。
1970年3月8日，毛泽东正式提议，并经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决定不设国家主席。
3月17日至20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讨论召开四届人大的问题。会上，大多数人同意毛泽东在3月8日提出的关于改变国家体制、不设国家主席的建议。
林彪在苏州。他在3月9日让叶群给在北京的黄永胜、吴法宪说：“林副主席赞成设国家主席。”
毛泽东不予理睬。
林彪只得自己出面，让秘书给毛泽东秘书打电话说：“林副主席建议，毛主席当国家主席。”
毛泽东的答复很巧妙。他让秘书回电苏州：“问候林彪同志好！”
双方都在那里演戏！
4月11日夜11时30分，林彪在苏州让秘书于运深给中共中央政治局挂电话。当时于运深记下的林彪原话全文如下：
一、关于这次“人大”国家主席的问题，林彪同志仍然建议由毛主席兼任。这样做对党内、党外、国内、国外人民的心理状态适合。否则，不适合人民的心理状态。
二、关于副主席问题，林彪同志认为可设可不设，可多设可少设，关系都不大。
三、林彪同志认为，他自己不宜担任副主席的职务。
林彪这三条意见，第一条是假话，第三条是真话，第二条是无所谓的话，他确实是不愿“担任副主席”了！
就在中央政治局接到林彪电话的翌日，毛泽东对此作了批示：
“我不再作此事，此议不妥。”
毛泽东毫不含糊地否定了林彪的意见！
4月下旬，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借用《三国演义》中的典故，告诫林彪：“孙权劝曹操当皇帝。曹操说，孙权是要把他放在炉火上烤。我劝你们不要把我当曹操，你们也不要做孙权。”
毛泽东谈笑风生，而他的笑声中饱含着尖刻的讽喻。
林彪仍一意孤行。据吴法宪在1971年10月21日亲笔交代：
（一）1970年4月中旬和下旬，主席两次告诫林彪不要再提国家主席之后，5月中旬有一次我见林彪时，我问他对宪法修改有什么意见，他说：他主张要设国家主席，不设国家主席，国家没有一个头，名不正言不顺。林彪要我和李作鹏在宪法工作小组会上，提出写上国家主席一章。
（二）1970年7月，叶群曾向我当面说过：如果不设国家主席，林彪怎么办，往哪里摆？
（三）1970年8月初，叶群打电话对我说：林彪的意见还是要坚持设国家主席，你们应在宪法工作小组提议写上这一章。
陈伯达坚决站在林彪一边，成为林彪的“亲密战友”。1970年5月14日，叶群和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同游长城。回来后，叶群赋诗一首，内中有句“相将奋起卫红旗”。据叶群自云：“相，陈伯达；将，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红旗，林副主席。”这么一来，陈伯达成了林彪之“相”。
火急查找论“天才”语录
雾锁群嶂，云漫众峰。庐山，浮云遮望眼，难识真面目。
匆匆11载，弹指一挥间。1970年8月20日，陈伯达从北京飞抵江西九江机场，又从那里上庐山，不胜感慨，11年前，在那次庐山会议——中共八届八中全会，他先是跟彭德怀站在一起，然后随机应变，倒打一耙，化险为夷。眼下，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即将在庐山召开，故地重游，11年前的余惊不时袭上陈伯达心头。
这次会议，按照事先通知的议程，共三项：讨论修改宪法问题；国民经济计划问题；战备问题。
成串的小轿车沿着盘山公路上行。155名中共中央委员、100名中共中央候补委员带着秘书、工作人员，云集庐山。
中央委员们当然知道上庐山干什么。在工作人员之中，也有毫无所知的。
笔者曾访问过当年的中央政治研究室秘书史敬棠。据他回忆，陈伯达秘书王保春打电话来，要他准备出发，到哪里去、干什么，一概不知。
史敬棠在50年代，曾帮助陈伯达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在陈伯达那里工作过，后来，他调到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当秘书，而研究室的主任便是陈伯达。
史敬棠接到紧急通知，赶往中共中央办公厅，那里的工作人员把他送到机场。这时，他仍不知飞往哪里。
上了大飞机，看见机舱里坐着朱老总和董必武，史敬棠这才意识此行非同小可，更不敢随便打听。
大飞机离开北京之后，飞了好久，在一个机场着陆。这时，乘客改乘几架小飞机。越过一条大江（长江），降落在一个不大的机场上（九江机场，当时还不能起降大型飞机）。
换坐小轿车，直至上山时，史敬棠才明白到了庐山。
在庐山，史敬棠得到通知：“是伯达同志要你来。他住在半山。有事，会议秘书找你。”
另外，中共中央办公厅还告诉他：“你在你住的地方休息，看书。没有电话找你，不要外出。不要到处走。”
没多久陈伯达来电话，交给史敬棠一个奇特而紧急的任务：“马上查找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天才的语录。查到越多越好！”
史敬棠毫无思想准备。倘若他事先知道上庐山是完成这个“任务”，他必定会从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带一整套马、恩、列、斯全集来。
他身边除了红色的《毛主席语录》，没有别的书。去附近的九江或者南昌图书馆去查吧，上了山就不准下山。
他寄希望于庐山图书馆。跑到那里一看，那是一个小型的图书馆，藏书不多，史敬棠把那里所有的马、恩、列、斯著作全抱了回来，在住处查找。查到一条，就用纸条夹好，再用铅笔在书上画好记号。
借来的书很有限。史敬棠只得挂长途电话给北京，请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的同事帮助查找有关“天才”的语灵，通过电话一条条传上山。怕电话中会念错，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还把查到的语录密封，直送中共中央办公厅，托飞往庐山的飞机捎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