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38章 毛泽东谈笑试晴雨！“联合舰队”遭覆灭(4)
更重要的是，这意味着毛泽东对他的不信任——对他的稿子不看一眼！
哭罢，陈伯达咬咬牙，对秘书说：“送中央办公厅印刷厂排印！”
“主席不用了，还排印？”秘书有些不解。
“印吧，印吧，做个纪念也好！”陈伯达嘟囔着。
陈伯达做好了下台的思想准备……
“亲密战友”登上主席台
1969年4月1日，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终于在北京召开。24年前，在中央“七大”上，陈伯达只是中央候补委员；13年前，在中共“八大”上，陈伯达成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如今，他是跟在毛泽东、林彪、周恩来之后步上主席台。
当天发布的中共“九大”主席团秘书处新闻公报，是这样描述的：
下午五时整，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同志登上了主席台。全场掌声雷动，经久不息。代表们极其热烈地欢呼“毛主席万岁！”“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中国共产党万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胜利万岁！”“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随同毛主席和林彪副主席登上主席台的有周恩来、陈伯达、康生、董必武、刘伯承、朱德、陈云、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同志。
毛主席宣布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正式开幕。接着大会选出了主席团。大会一致选举毛泽东同志为主席团主席。林彪同志为主席团副主席，周恩来同志为主席团秘书长，并且决定了主席团秘书处成员。
大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的议事日程：
（一）林彪同志代表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作政治报告；
（二）修改中国共产党章程；
（三）选举党的中央委员会。
接着，大会进行第一项议程。
林彪同志向大会作了政治报告。林彪同志在报告中根据毛主席关于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学说，总结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基本经验，分析了国内外形势，提出了党的战斗任务。林彪同志的报告，受到代表们的热烈欢迎，不时被经久不息的掌声和口号所打断……
坐在主席台上，陈伯达依然是“第四号”座位。不过，他的心中是惶恐的，因为林彪所念的是康生、张春桥、姚文元起草的政治报告，而他起草的政治报告被摈弃了。尽管没有点名，但是，他听得出，康、张、姚起草的政治报告中有段话是针对他的，称他为“机会主义者”：
“抓革命，促生产”，这个方针是完全正确的；它正确地回答了革命和生产，精神和物质，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关系。毛主席总是教育我们：“政治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列宁曾经这样痛斥那些反对从政治上看问题的机会主义者：“政治同经济相比不能不占首位。不肯定这一点，就是忘记了马克思主义的最起码的常识。”……
据陈伯达回忆，在林彪念政治报告的时候，他的心情是“很不舒畅、很不痛快”的。他知道，每一次召开党的代表大会，也就是党对高层领导重新排列顺序的时候。他无法猜测自己会被排到第几号。他甚至以为，他可能会被甩出政治局！
4月14日，中共“九大”召开全体会议，进行大会发言。陈伯达心灰意懒，根本无意在大会上讲话。可是，毛泽东说，政治局常委都要在大会上发个言。陈伯达曾推托，说没什么可讲的。不过，毛泽东的“最高指示”不可违背，况且五名政治局常委中的四名——毛、林、周、康都准备在大会上发言，他不能不说几句。
说什么好呢？陈伯达只得急就章，由他口授，秘书“二王”——王文耀、王保春为之记录，急急忙忙写了篇发言稿。唉，如果不是因为他写的政治报告被否决，按照他的习惯，早在“九大”召开之前，就会把大会发言稿写好。
讲什么好呢？就用毛泽东的一段“最新指示”作为发言的核心吧：“在注意到一种主要倾向的时候，也要注意可能掩盖着的另一种倾向。”为了“保险”起见，在发言中，他一段又一段地引述毛泽东的一系列“最高指示”，以免被别人抓住小辫子。
这样的个人发言稿，本来用不着送毛泽东审阅的。又是为了“保险”，他让秘书王文耀抄了一份，直送毛泽东。
这一回，毛泽东没有原封退回，而是仔细看了，还写了一段指示：
“我的话，你少用，变成你自己的话去说。”
看到毛泽东的指示，陈伯达松了一口气，原来毛泽东怪他引用的“最高指示”太多！
他赶紧作了修改，把修改稿再送毛泽东审阅。
这一回，毛泽东只在他的修改稿上画了一个圆圈，表示已“圈阅”。
这样，4月14日的中共“九大”新闻公报便报道：“在4月14日的全体会议上，伟大领袖毛主席作了极其重要的鼓舞人心的讲话。林彪同志作了重要讲话。周恩来、陈伯达、康生、黄永胜、王洪文、孙玉国、尉凤英、纪登奎等同志发了言。”
在大会发言的11人之中，毛、林、周、陈、康是作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发言，黄永胜作为解放军负责人发言，王洪文、陈永贵、孙玉国、尉凤英、纪登奎则分别作为工、农、兵、妇女、干部代表发言。
陈伯达原以为这一回大约连政治局委员都当不成，可是，出人意料，在4月28日下午举行的中共九届一中全会上，他仍当选为政治局常委，仍为“第四号人物”。陈伯达的回忆，透露了内中的奥秘：
九大选举常委的事，是周恩来同志告诉我的。他对我说：我没有想到你还列入这个名单里。江青曾说，如果黄永胜当常委，她也要当。有一位同志因此提出，常委名单可以照旧不动。毛主席同意了这个建议。
“第一夫人”这么一闹，反而使陈伯达保住了政治局常委、“第四号人物”的地位，她自己却进不了常委之列——她全然打错了算盘！
中共九届一中全会发布的新闻公报，以奇特的排名方式，公布了选举结果。现仍照公报原文及排名方式，照录于下：
中央委员会主席
毛泽东
中央委员会副主席
林彪
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
毛泽东 林彪
（以下按姓氏笔画为序）
陈伯达 周恩来 康生
中央政治局委员：
毛泽东 林彪
（以下按姓氏笔画为序）
叶群 叶剑英 刘伯 承江青 朱德 许世友 陈伯达 陈锡联 李先念
李作鹏 吴法宪 张春桥 邱会作 周恩来 姚文元 康生 黄永胜 董必武 谢富治
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
纪登奎 李雪峰 李德生 汪东兴
这张名单是林彪集团鼎盛时期的象征——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都进入了政治局。这五个新的政治局委员，加上林彪以及新“入伙”的陈伯达，林彪集团在政治局内占有七个席位——相当于政治局委员全体人数的三分之一！
这张名单也表明，“中共文革”的最后五位成员，也全体进入了政治局——陈伯达、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
鉴于组长陈伯达已与康、江、张、姚严重对立，而且“中央文革”成员已全部进入政治局，中共中央政治局恢复了正常活动，因此“中央文革”自中共“九大”之后已名存实亡。此后中央文件不再以中共中央与“中央文革”并列了。
尽管中共“九大”新闻公报宣称，这次大会是“团结的胜利的”大会，毛泽东的“最高指示”也说，“我们希望这一次代表大会，能够开成一个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实际上，新选出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已严重地存在着裂缝。倒是毛泽东早先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闭幕式上说过的一句话，符合客观实际：“党外无党，帝王思想。党内无派，千奇百怪。我们共产党也是这样。”
在中共“九大”之后，陈伯达与林彪的接触日益频繁，在党内结成了一派……
毛家湾要唱“三国志”
北京，中南海、毛家湾、钓鱼台唱起了“三国志”：毛泽东、周恩来在中南海坐镇，林彪在毛家湾拉帮结派，江青在钓鱼台跟康、张、姚密谋。
毛家湾是北京一个很不显眼的胡同，它不像中南海那样是全国皆知的政治中心，也不像钓鱼台国宾馆那样气宇轩昂。毛家湾在北京平安里东南，中南海西北，皇城根附近。毛家湾分前、中、后三条小巷。在一道灰色的高墙之内，是一个又一个院子。那里原是高岗的住所。林彪本来住在北京西直门里南草场胡同。自从林彪成为国防部长之后，权重一时，便迁入毛家湾。经过扩建，林彪公馆的建筑面积达一万多平方米。可是，在外边只见到一堵灰墙而已，老百姓们谁也不知“副统帅”住在这里。
陈伯达本是毛家湾的稀客。通过“热线”联络，他跟毛家湾的关系日益密切。
往常，当陈伯达作为“中央文革”组长住在钓鱼台时，江青常常拉他看“参考片”。陈伯达对于电影没有太大兴趣，可是不去看又不好，因为江青往往在看完电影之后开碰头会。陈伯达一边看电影，一边打瞌睡。
如今，毛家湾也放起电影来。陈伯达一反常态，变成看电影的“积极分子”。每逢“林办”来电话，请他看电影，他必定去。
从米粮库胡同到毛家湾，小轿车十分钟就到了。不过，陈伯达的车子总是要先在市区东游西逛，直至断定后边没有车子跟踪，这才悄然拐进毛家湾。
每次来毛家湾“看电影”的“观众”，无非是陈伯达、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林彪，已经很明显地形成他的集团了。每一次“看电影”，都成了林彪集团的一次秘密约会。林彪，是中共“九大”党章上明文规定的毛泽东的“接班人”，是党的惟一的副主席。林彪集团，文有陈伯达，武有黄、吴、李、邱，“秘书长”有叶群，羽翼丰满，势力超过江青集团。
江青呢？她在跟林彪抗衡。她要扩大她的影响，提高她的声望。她与林彪暗中较量着。据陈伯达回忆：
江青的卑鄙野心，作了不少“天开异想”。“九大”一结束，她即要把她个人突出在中央之上。比如，她给一个什么文艺团体“命名”，要登报大书此事。周恩来同志退回这个新闻稿子。
“九大”一结束，她还要用“中央文革”名义，重新发表她在上海的什么座谈会纪要，“要大家学习”。又送到我处。我写上：“凡是中央文革小组文件，今后都必须由毛主席批。”毛主席一见文件，就把“江青同志”四个字勾去了。
总之，她在北京并不如意。她和张春桥、姚文元在一段时间里回到上海去议论他们在“九大”后各种计谋。他们为什么不在北京呢？因为中央的会，中央的事，还是周恩来同志主持，他们的阴谋诡计，遇到了阻力。
后来，当江青回到北京，在1969年10月，林彪和叶群却又神秘地离开北京毛家湾，飞往苏州。林彪瞒着江青，也不惊动在上海的张春桥。
可是，张春桥迅速得知苏州来了一位“大人物”，并马上电告江青。
林彪刚刚抵达苏州，江青就“追”来了——把一包文件派人送来，弄得林彪极度不快。
林彪秘书张云生记述了林彪与江青的这一幕争斗：
没过几天，江青就寄给林彪一包子文件，请林彪表态支持。
这包子文件里，共有两份篇幅很长的材料，另附有一封江青致林彪的短信。一份材料是江青署名致全党的一封关于文艺问题的长信。信中不仅把“文革”前17年的文艺界说得一无是处，而且把“九大”前后的文艺工作现状也描述得一团漆黑。中心意思是批所谓“有些地区、有些人以宣传样板戏为名，行歪曲、破坏样板戏之实。”信中认为，很多地方正在排演的样板戏，没有一个是真正称得上“样板”的，样板戏已经被糟踏得不成样子。信中认为这是“文艺黑线正在阴谋复辟”的“信号”。信中大声疾呼，必须向这些“反革命邪风”作坚决斗争，并要求以中央名义把她这封信转发全党，以引起广泛“警惕”。另一组材料的标题是《周扬鼓吹资产阶级文艺复兴的一些言论》，江青、姚文元在里边几乎逐句、逐段地加上了旁批，许多批注所上的纲令人不寒而栗。这是前边那一封信的“附件”，也是要转发全党的（引者注：江青的长信及关于周扬的批注，据云是姚文元起草的，前后改了八遍）。为了这两份材料能够顺利出笼，江青特致林彪一封信。信中大肆表白她是多么忠于毛主席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并且多么渴望为此作出一点“贡献”。但她又苦于“有些人”对她不够“理解”，使她难于施展。她相信林彪是“理解”她的；因此恳求林彪给予支持……
其实，在1969年夏，江青曾把这两份文件送给林彪。林彪批了“请政治局讨论后呈主席批示”。毛泽东看了江青的两份文件，不予理睬。这一次，江青再送林彪。
林彪怎么办呢？他又写了批示：“再请政治局讨论后呈主席批示。”林彪又把“球”踢给了毛泽东。毛泽东再次压了下来……
毛泽东、林彪、江青在演出颇为有趣的“三国志”！
“天才”之争
中共“九大”之后，召开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被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了。因为三届人大是1964年召开的，已经过去五年，何况要“罢免”刘少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之职，必须通过人大。
召开党的代表大会，要准备政治报告和修改党章报告；召开人大，则要准备政府工作报告和修改宪法报告。
起草政府工作报告，理所当然由周恩来总理主持。
修改宪法工作呢？毛泽东指定由康生主持，陈伯达参加。本来，应当由陈伯达主持的，因为陈伯达毕竟名列康生之前，是“第四号人物”。可是，由于在起草中共“九大”政治报告之争中，康生占了上风，所以这一回毛泽东仍指定康生来主持。
陈伯达作了如下回忆：
“九大”后，由康生主持修改宪法，叫我也参加。我记忆所及：康生主持的原来所拟的序言，不提中国人民大革命和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好像只是“文革”才开始中国的革命。虽然后来会上讨论后，做了点缀，但没有必要的分量。
讨论会在怀仁堂。一天晚上，我在卫生间，忽然听见吴法宪声音很大，似乎还拍桌子。我出来时，事已沉寂。旋即散会。吴法宪没有走，我问他是吵什么事。据吴法宪说，张春桥否认毛主席是“天才”，所以他发火了。
听吴法宪说时，我认为吴法宪是对的，因为我也认为毛主席是一个天才人物，虽然我在过去似乎没有这样说过。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都承认历史上有天才人物。说毛主席是“天才”并不错。但同吴法宪谈话时，我并没有大肆渲染这件事，听他说后，我只觉得张春桥可笑。
时间很短，我即同吴法宪出怀仁堂。开会的人都走了。可是，看见怀仁堂门外，康生的秘书李鑫一个在汽车上未走。我想，他会是康生留下观察的……
怀仁堂多事。这一回，为着修改宪法，又发生了激烈的争论。
修改宪法，怎么会忽然争起了“天才”问题？
原来，这次修改宪法，要在序言中提及毛泽东。关于毛泽东的评价，在当时，最“权威”的莫过于林彪为《毛主席语录》所写的《再版前言》中的一段话：
“毛泽东同志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毛泽东同志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阶段。”
哭罢，陈伯达咬咬牙，对秘书说：“送中央办公厅印刷厂排印！”
“主席不用了，还排印？”秘书有些不解。
“印吧，印吧，做个纪念也好！”陈伯达嘟囔着。
陈伯达做好了下台的思想准备……
“亲密战友”登上主席台
1969年4月1日，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终于在北京召开。24年前，在中央“七大”上，陈伯达只是中央候补委员；13年前，在中共“八大”上，陈伯达成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如今，他是跟在毛泽东、林彪、周恩来之后步上主席台。
当天发布的中共“九大”主席团秘书处新闻公报，是这样描述的：
下午五时整，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同志登上了主席台。全场掌声雷动，经久不息。代表们极其热烈地欢呼“毛主席万岁！”“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中国共产党万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胜利万岁！”“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随同毛主席和林彪副主席登上主席台的有周恩来、陈伯达、康生、董必武、刘伯承、朱德、陈云、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同志。
毛主席宣布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正式开幕。接着大会选出了主席团。大会一致选举毛泽东同志为主席团主席。林彪同志为主席团副主席，周恩来同志为主席团秘书长，并且决定了主席团秘书处成员。
大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的议事日程：
（一）林彪同志代表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作政治报告；
（二）修改中国共产党章程；
（三）选举党的中央委员会。
接着，大会进行第一项议程。
林彪同志向大会作了政治报告。林彪同志在报告中根据毛主席关于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学说，总结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基本经验，分析了国内外形势，提出了党的战斗任务。林彪同志的报告，受到代表们的热烈欢迎，不时被经久不息的掌声和口号所打断……
坐在主席台上，陈伯达依然是“第四号”座位。不过，他的心中是惶恐的，因为林彪所念的是康生、张春桥、姚文元起草的政治报告，而他起草的政治报告被摈弃了。尽管没有点名，但是，他听得出，康、张、姚起草的政治报告中有段话是针对他的，称他为“机会主义者”：
“抓革命，促生产”，这个方针是完全正确的；它正确地回答了革命和生产，精神和物质，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关系。毛主席总是教育我们：“政治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列宁曾经这样痛斥那些反对从政治上看问题的机会主义者：“政治同经济相比不能不占首位。不肯定这一点，就是忘记了马克思主义的最起码的常识。”……
据陈伯达回忆，在林彪念政治报告的时候，他的心情是“很不舒畅、很不痛快”的。他知道，每一次召开党的代表大会，也就是党对高层领导重新排列顺序的时候。他无法猜测自己会被排到第几号。他甚至以为，他可能会被甩出政治局！
4月14日，中共“九大”召开全体会议，进行大会发言。陈伯达心灰意懒，根本无意在大会上讲话。可是，毛泽东说，政治局常委都要在大会上发个言。陈伯达曾推托，说没什么可讲的。不过，毛泽东的“最高指示”不可违背，况且五名政治局常委中的四名——毛、林、周、康都准备在大会上发言，他不能不说几句。
说什么好呢？陈伯达只得急就章，由他口授，秘书“二王”——王文耀、王保春为之记录，急急忙忙写了篇发言稿。唉，如果不是因为他写的政治报告被否决，按照他的习惯，早在“九大”召开之前，就会把大会发言稿写好。
讲什么好呢？就用毛泽东的一段“最新指示”作为发言的核心吧：“在注意到一种主要倾向的时候，也要注意可能掩盖着的另一种倾向。”为了“保险”起见，在发言中，他一段又一段地引述毛泽东的一系列“最高指示”，以免被别人抓住小辫子。
这样的个人发言稿，本来用不着送毛泽东审阅的。又是为了“保险”，他让秘书王文耀抄了一份，直送毛泽东。
这一回，毛泽东没有原封退回，而是仔细看了，还写了一段指示：
“我的话，你少用，变成你自己的话去说。”
看到毛泽东的指示，陈伯达松了一口气，原来毛泽东怪他引用的“最高指示”太多！
他赶紧作了修改，把修改稿再送毛泽东审阅。
这一回，毛泽东只在他的修改稿上画了一个圆圈，表示已“圈阅”。
这样，4月14日的中共“九大”新闻公报便报道：“在4月14日的全体会议上，伟大领袖毛主席作了极其重要的鼓舞人心的讲话。林彪同志作了重要讲话。周恩来、陈伯达、康生、黄永胜、王洪文、孙玉国、尉凤英、纪登奎等同志发了言。”
在大会发言的11人之中，毛、林、周、陈、康是作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发言，黄永胜作为解放军负责人发言，王洪文、陈永贵、孙玉国、尉凤英、纪登奎则分别作为工、农、兵、妇女、干部代表发言。
陈伯达原以为这一回大约连政治局委员都当不成，可是，出人意料，在4月28日下午举行的中共九届一中全会上，他仍当选为政治局常委，仍为“第四号人物”。陈伯达的回忆，透露了内中的奥秘：
九大选举常委的事，是周恩来同志告诉我的。他对我说：我没有想到你还列入这个名单里。江青曾说，如果黄永胜当常委，她也要当。有一位同志因此提出，常委名单可以照旧不动。毛主席同意了这个建议。
“第一夫人”这么一闹，反而使陈伯达保住了政治局常委、“第四号人物”的地位，她自己却进不了常委之列——她全然打错了算盘！
中共九届一中全会发布的新闻公报，以奇特的排名方式，公布了选举结果。现仍照公报原文及排名方式，照录于下：
中央委员会主席
毛泽东
中央委员会副主席
林彪
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
毛泽东 林彪
（以下按姓氏笔画为序）
陈伯达 周恩来 康生
中央政治局委员：
毛泽东 林彪
（以下按姓氏笔画为序）
叶群 叶剑英 刘伯 承江青 朱德 许世友 陈伯达 陈锡联 李先念
李作鹏 吴法宪 张春桥 邱会作 周恩来 姚文元 康生 黄永胜 董必武 谢富治
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
纪登奎 李雪峰 李德生 汪东兴
这张名单是林彪集团鼎盛时期的象征——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都进入了政治局。这五个新的政治局委员，加上林彪以及新“入伙”的陈伯达，林彪集团在政治局内占有七个席位——相当于政治局委员全体人数的三分之一！
这张名单也表明，“中共文革”的最后五位成员，也全体进入了政治局——陈伯达、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
鉴于组长陈伯达已与康、江、张、姚严重对立，而且“中央文革”成员已全部进入政治局，中共中央政治局恢复了正常活动，因此“中央文革”自中共“九大”之后已名存实亡。此后中央文件不再以中共中央与“中央文革”并列了。
尽管中共“九大”新闻公报宣称，这次大会是“团结的胜利的”大会，毛泽东的“最高指示”也说，“我们希望这一次代表大会，能够开成一个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实际上，新选出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已严重地存在着裂缝。倒是毛泽东早先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闭幕式上说过的一句话，符合客观实际：“党外无党，帝王思想。党内无派，千奇百怪。我们共产党也是这样。”
在中共“九大”之后，陈伯达与林彪的接触日益频繁，在党内结成了一派……
毛家湾要唱“三国志”
北京，中南海、毛家湾、钓鱼台唱起了“三国志”：毛泽东、周恩来在中南海坐镇，林彪在毛家湾拉帮结派，江青在钓鱼台跟康、张、姚密谋。
毛家湾是北京一个很不显眼的胡同，它不像中南海那样是全国皆知的政治中心，也不像钓鱼台国宾馆那样气宇轩昂。毛家湾在北京平安里东南，中南海西北，皇城根附近。毛家湾分前、中、后三条小巷。在一道灰色的高墙之内，是一个又一个院子。那里原是高岗的住所。林彪本来住在北京西直门里南草场胡同。自从林彪成为国防部长之后，权重一时，便迁入毛家湾。经过扩建，林彪公馆的建筑面积达一万多平方米。可是，在外边只见到一堵灰墙而已，老百姓们谁也不知“副统帅”住在这里。
陈伯达本是毛家湾的稀客。通过“热线”联络，他跟毛家湾的关系日益密切。
往常，当陈伯达作为“中央文革”组长住在钓鱼台时，江青常常拉他看“参考片”。陈伯达对于电影没有太大兴趣，可是不去看又不好，因为江青往往在看完电影之后开碰头会。陈伯达一边看电影，一边打瞌睡。
如今，毛家湾也放起电影来。陈伯达一反常态，变成看电影的“积极分子”。每逢“林办”来电话，请他看电影，他必定去。
从米粮库胡同到毛家湾，小轿车十分钟就到了。不过，陈伯达的车子总是要先在市区东游西逛，直至断定后边没有车子跟踪，这才悄然拐进毛家湾。
每次来毛家湾“看电影”的“观众”，无非是陈伯达、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林彪，已经很明显地形成他的集团了。每一次“看电影”，都成了林彪集团的一次秘密约会。林彪，是中共“九大”党章上明文规定的毛泽东的“接班人”，是党的惟一的副主席。林彪集团，文有陈伯达，武有黄、吴、李、邱，“秘书长”有叶群，羽翼丰满，势力超过江青集团。
江青呢？她在跟林彪抗衡。她要扩大她的影响，提高她的声望。她与林彪暗中较量着。据陈伯达回忆：
江青的卑鄙野心，作了不少“天开异想”。“九大”一结束，她即要把她个人突出在中央之上。比如，她给一个什么文艺团体“命名”，要登报大书此事。周恩来同志退回这个新闻稿子。
“九大”一结束，她还要用“中央文革”名义，重新发表她在上海的什么座谈会纪要，“要大家学习”。又送到我处。我写上：“凡是中央文革小组文件，今后都必须由毛主席批。”毛主席一见文件，就把“江青同志”四个字勾去了。
总之，她在北京并不如意。她和张春桥、姚文元在一段时间里回到上海去议论他们在“九大”后各种计谋。他们为什么不在北京呢？因为中央的会，中央的事，还是周恩来同志主持，他们的阴谋诡计，遇到了阻力。
后来，当江青回到北京，在1969年10月，林彪和叶群却又神秘地离开北京毛家湾，飞往苏州。林彪瞒着江青，也不惊动在上海的张春桥。
可是，张春桥迅速得知苏州来了一位“大人物”，并马上电告江青。
林彪刚刚抵达苏州，江青就“追”来了——把一包文件派人送来，弄得林彪极度不快。
林彪秘书张云生记述了林彪与江青的这一幕争斗：
没过几天，江青就寄给林彪一包子文件，请林彪表态支持。
这包子文件里，共有两份篇幅很长的材料，另附有一封江青致林彪的短信。一份材料是江青署名致全党的一封关于文艺问题的长信。信中不仅把“文革”前17年的文艺界说得一无是处，而且把“九大”前后的文艺工作现状也描述得一团漆黑。中心意思是批所谓“有些地区、有些人以宣传样板戏为名，行歪曲、破坏样板戏之实。”信中认为，很多地方正在排演的样板戏，没有一个是真正称得上“样板”的，样板戏已经被糟踏得不成样子。信中认为这是“文艺黑线正在阴谋复辟”的“信号”。信中大声疾呼，必须向这些“反革命邪风”作坚决斗争，并要求以中央名义把她这封信转发全党，以引起广泛“警惕”。另一组材料的标题是《周扬鼓吹资产阶级文艺复兴的一些言论》，江青、姚文元在里边几乎逐句、逐段地加上了旁批，许多批注所上的纲令人不寒而栗。这是前边那一封信的“附件”，也是要转发全党的（引者注：江青的长信及关于周扬的批注，据云是姚文元起草的，前后改了八遍）。为了这两份材料能够顺利出笼，江青特致林彪一封信。信中大肆表白她是多么忠于毛主席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并且多么渴望为此作出一点“贡献”。但她又苦于“有些人”对她不够“理解”，使她难于施展。她相信林彪是“理解”她的；因此恳求林彪给予支持……
其实，在1969年夏，江青曾把这两份文件送给林彪。林彪批了“请政治局讨论后呈主席批示”。毛泽东看了江青的两份文件，不予理睬。这一次，江青再送林彪。
林彪怎么办呢？他又写了批示：“再请政治局讨论后呈主席批示。”林彪又把“球”踢给了毛泽东。毛泽东再次压了下来……
毛泽东、林彪、江青在演出颇为有趣的“三国志”！
“天才”之争
中共“九大”之后，召开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被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了。因为三届人大是1964年召开的，已经过去五年，何况要“罢免”刘少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之职，必须通过人大。
召开党的代表大会，要准备政治报告和修改党章报告；召开人大，则要准备政府工作报告和修改宪法报告。
起草政府工作报告，理所当然由周恩来总理主持。
修改宪法工作呢？毛泽东指定由康生主持，陈伯达参加。本来，应当由陈伯达主持的，因为陈伯达毕竟名列康生之前，是“第四号人物”。可是，由于在起草中共“九大”政治报告之争中，康生占了上风，所以这一回毛泽东仍指定康生来主持。
陈伯达作了如下回忆：
“九大”后，由康生主持修改宪法，叫我也参加。我记忆所及：康生主持的原来所拟的序言，不提中国人民大革命和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好像只是“文革”才开始中国的革命。虽然后来会上讨论后，做了点缀，但没有必要的分量。
讨论会在怀仁堂。一天晚上，我在卫生间，忽然听见吴法宪声音很大，似乎还拍桌子。我出来时，事已沉寂。旋即散会。吴法宪没有走，我问他是吵什么事。据吴法宪说，张春桥否认毛主席是“天才”，所以他发火了。
听吴法宪说时，我认为吴法宪是对的，因为我也认为毛主席是一个天才人物，虽然我在过去似乎没有这样说过。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都承认历史上有天才人物。说毛主席是“天才”并不错。但同吴法宪谈话时，我并没有大肆渲染这件事，听他说后，我只觉得张春桥可笑。
时间很短，我即同吴法宪出怀仁堂。开会的人都走了。可是，看见怀仁堂门外，康生的秘书李鑫一个在汽车上未走。我想，他会是康生留下观察的……
怀仁堂多事。这一回，为着修改宪法，又发生了激烈的争论。
修改宪法，怎么会忽然争起了“天才”问题？
原来，这次修改宪法，要在序言中提及毛泽东。关于毛泽东的评价，在当时，最“权威”的莫过于林彪为《毛主席语录》所写的《再版前言》中的一段话：
“毛泽东同志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毛泽东同志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阶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