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37章 毛泽东谈笑试晴雨！“联合舰队”遭覆灭(3)
在“文革”这个特殊历史条件下，林彪与黄、吴、李、邱结成林彪集团。林彪需要力量，黄、吴、李、邱需要支持，这个集团就以个人野心和宗派主义为基础，逐渐形成。在“文革”初期，黄、吴、李、邱都受到程度不同的冲击，邱会作则多次被揪斗，这些冲击、揪斗为江青和中央文革小组所煽动和支持。江青和中央文革小组一概支持造反，倒并非特意支持打击黄、吴、李、邱。林彪保护他的老部下黄、吴、李、邱，黄、吴、李、邱则效忠于林彪，惟林彪之命是听。这与林彪是“副统帅”当然也有关系。黄永胜在1970年5月说过：“在任何时候都要忠于林副主席。”吴法宪后来在供词中说：“是林彪把我提拔起来的，所以我脑子里就是一个林彪”，“林彪叫我怎么样我就怎么样”，“我是林彪的走狗”。李作鹏说过：“林副主席活着跟他干，生与林副主席同生，死与林副主席同死。”邱会作说林彪、叶群是“再生父母”，发誓“永远忠于林副主席”，“海枯石烂不变心”。林彪集团就是一个以君臣、父子为信条，以忠于林彪一人为准则的集团。这个集团的开始形成，以1967年的“五一三”事件为标志。问题的复杂性就在这里：一方面，“无产阶级司令部”在天下大乱、局势难以控制的情况不得不借重林彪一伙的力量；另方面，林彪一伙乘机打击异己，攫取权力，甚至诬陷、迫害他人。“五一三”事件发生后，林彪立即表态支持吴、李、邱，并于6月9日观看了吴、李、邱率领的所谓“三军无产阶级革命派”文艺团体的演出，新华社为此专门发了消息，吴、李、邱等人就成了“三军无产阶级革命派”的领袖，也就成了与林彪、叶群“同生死，共患难”的死党。吴、李、邱等人表示拥护江青，江青也就立即表示支持他们。8月17日，成立了吴法宪（负责人）、叶群、邱会作、张秀川等人组成的“军委看守小组”（内部组织，未向外公布），接受中央文革的领导，列席中央文革碰头会，负责处理驻京军事机关、部队的“文革”的问题。从此，林彪、江青支持的“三军”在某些方面可以左右北京甚至外地的大局，大有“全国看北京，北京看三军”之势。当时全国局势混乱，“无产阶级司令部”支持吴、李、邱等人打击迫害空军、海军和总后勤部的领导干部，夺了这些重要军事单位的领导权。1968年3月22日，黄永胜调京任总参谋长、军委办事组组长，成为林彪集团一名重要成员。以后，吴、李、邱都被任命为副总参谋长，并分别兼任空军司令员、海军政治委员、总后勤部长。至于他们的罪行，见《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判决书》（特法字第一号）。
林立果为头目的“联合舰队”，是林彪集团中与黄、吴、李、邱既有联系更有很大区别的反革命力量。“联合舰队”中以年轻人居多，也有少数老干部。都是空军的。年轻人有：周宇驰，空军司令部办公室副主任；刘沛丰，空军党委办公室处长；于新野，空军司令部办公室副处长；刘世英，空军司令部办公室副主任；程洪珍，空军司令部办公室秘书；许秀绪，空军司令部雷达兵部技勤处副处长；李伟信，空四军政治部秘书处副处长等等。中年人有：王飞，空军司令部副参谋长兼办公室主任；王维国，空四军政治委员；陈励耘，空五军政治委员；江腾蛟，南京军区空军政治委员。
值得说得详细一点的是江腾蛟。他是湖北省黄安（今红安）县人，1919年生。1930年即11岁时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7年由共青团员转为中共党员。历任区儿童团大队长、县儿童局书记、团政治处主任、旅政治部主任、军分区政治部主任、师政治部主任、师政治委员、军政治部主任、军区防空军政治委员、空四军政治委员等职。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1964年，叶群、吴法宪在江苏省太仓县洪泾大队搞“四清”的时候，当时在上海任空四军政委的江腾蛟，就经常以看望吴法宪为名，借机接近叶群，给叶群送礼物。1965年冬天，林彪、叶群把女儿林立衡送到上海，要江腾蛟照顾她治病。1966年冬天，林彪、叶群托他照看林立衡、林立果。1967年2月8日，江腾蛟完成了照看任务，亲自把林立衡、林立果送回北京。1967年，江腾蛟升任南京军区空军政委。1968年，中央军委决定改组南京军区空军党委，免去了江腾蛟的职务。林彪、吴法宪要让江腾蛟担任空军政治部主任，毛泽东指出：此人不能重用。林彪、叶群、林立果对他表示关怀，他在1968年以后给林彪一家先后写了20多封效忠信。他在信中一再表示：“我非常明白，是首长和主任救了我。”“没有首长，就没有我的一家，没有我的一切”，“不管什么时候，需要我干什么，下命令吧！我江腾蛟绝对不会说出一个难字。”多么卑鄙的灵魂！
起草“九大”政治报告的激烈争斗
1968年10月13日至31日，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在北京举行。原计划在这时召开的并非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而是中共“九大”。
1967年11月27日以中共中央、中央文革联名发出的《中央关于对征询召开“九大”的意见的通报》，其中第六条这么写的：
“关于‘九大’开会时间，多数同志建议明年秋天国庆节前召开。‘九大’过后接着开‘人大’，把刘少奇罢掉，解决国家主席问题。这样，明年国庆节上天安门的都是毛主席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新的党和国家领导人。”
中共“九大”，是一次权力再分配的会议。中共高层的权力之争迟迟未能明朗化，于是原定在1968年国庆节前召开的中共“九大”也就迟迟开不起来。毛泽东只得提议，先开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作为召开中共“九大”的预备会议。
毛泽东在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上，发布了一段“最高指示”：“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建设社会主义，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及时的。”毛泽东的这段话，为召开中共“九大”定下了基调。
会议再一次批判了“二月逆流”，把四帅三副说成是“一贯右倾”。会议通过了《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作出了把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撤销其党内外一切职务”的错误决定。
会议的公报宣告：“全会认为：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风暴，已经从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为召开党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准备了充分的条件。”
这样，中共“九大”的准备工作也就紧打紧敲开展起来了。
为中共“九大”准备的主要文件共两项：政治报告和修改党章报告。
谁来起草报告，意味着谁在党内有多大的势力。围绕着由谁来起草，发生了一场激烈的争斗。
毛泽东、林彪、周恩来是不会去执笔起草这两个文件的。似乎顺理成章，应当由“第四号人物”“理论家”陈伯达去起草。何况，陈伯达是“大手笔”，一系列中共重要文件曾出自他的笔下。
张春桥、姚文元先下手为快，早已把修改党章之权抢到手。1967年12月16日，以中共中央、中央文革联名发出的《关于进行修改党纲党章工作的通知》中，便已指出：“根据毛主席和党中央的指示，上海市革命委员会正在展开一场群众性的修改党纲党章的运动。他们采取领导和群众相结合的方法，以三种形式结合进行：（一）组织了市一级的修改小组；（二）分别到工厂、机关、学校、商店、公社、连队、街道选择一批点，组织了几十个群众性的修改小组，为市的修改小组提供参考性的修改稿；（三）市一级的革命群众组织和驻沪三军自己选择一批基层单位，展开修改党纲党章的讨论，广泛听取和集中群众意见。这种做法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如此看来，修改党章的工作，陈伯达是无法插手了。
不过，在陈伯达看来，起草政治报告，非他莫属。
可是，毛泽东却指定由陈伯达、张春桥、姚文元三人起草。
这时候的陈伯达，常住米粮库胡同家中，已经不大去钓鱼台了。他与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之间，已产生很深的裂痕。他与林彪的日益接近，使这一裂痕日益扩大。他已很难跟张春桥、姚文元合作。
陈伯达如此回忆道：
“九大”前，原来决定要我和张春桥、姚文元共同起草政治报告稿。我不愿同张、姚等人合作。起草人名单上，是我列在前面。我就自己着手，并组织几个人帮助搞材料。
在我起草的稿子上，我写过关于“刘邓路线”的话。毛主席看过，说了一个重要指示：“邓小平同志打过仗，同刘少奇不一样，报告上不要提他。”
记得，毛主席的话，我向周恩来同志报告过。
张春桥几次打电话要我到钓鱼台去，和他们一同搞。我说，你们可以搞你们的。结果，他们就以康生带头的名义，搞出一个稿子。
实际上，起草人的名单虽是毛泽东定的，却叫林彪出面来抓起草工作——因为毛泽东已指定林彪来作政治报告。1969年2月下旬，林彪在毛家湾召见了三位“大秀才”——陈伯达、张春桥、姚文元。林彪说了自己的一些意见。这时，张春桥、姚文元对陈伯达说：“你先动笔吧。需要我们时，就随时找！”
陈伯达在米粮库胡同埋头于写政治报告，与钓鱼台分庭抗礼。
他要秘书王文耀、王保春到处打电话，为他收集资料：
要新华社给他送来工厂、农村的生产情况资料；
要中央研究室的“秀才”们帮助他找资料，查马列经典著作；
给李雪峰打电话，从石家庄弄来河北省的一些资料……
他想要北京市的资料，托秘书给北京市革命委员会主任谢富治打电话，却碰了钉子。谢富治说：“如果是中央要材料，我给。如果是你陈伯达个人要材料，我不能给！”
他起草的“九大”政治报告的题目是《为把我国建设成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全文分十个部分。他送给毛泽东审看的是第一部分和全文的提纲。当时，他还未写出全文。
陈伯达向中央请假一个月，全力以赴起草政治报告。
陈伯达深信，凭他的这支笔，完全可以独自写出政治报告。他不理张春桥和姚文元。张春桥和姚文元着急了。他们借口陈伯达写得太慢，会影响“九大”的召开，准备另搞一摊，另外起草一份政治报告。
陈伯达得知张、姚的动向，就把自己的提纲和已经写完的三个部分，拿出来讨论。
会上，张春桥、姚文元批评陈伯达的初稿是鼓吹“唯生产力论”。
于是，张春桥、姚文元拉了康生，决定另起炉灶。
康生很刁，推说自己生病，不参加具体讨论。张春桥、姚文元以为这是夺取起草权的好机会，花了一个星期就突击出一份政治报告来。
这时，康生开腔了。他给林彪打了电话。当时毛家湾林办秘书，记下了康生的话：“我最近生了病，没有直接参加政治报告的起草。春桥、文元写的稿子，我看了一遍。我觉得，作为接班人向‘九大’作的报告，这个稿子的分量是不够的。但是在这样短的时间内，他们就能拿出有一定水平的初稿来，还是不易的。我看它可以作为进一步讨论修改的基础，因为它的基本思路是能站住脚的。”
康生又得到江青的支持，使陈伯达完全处于孤立的境地了。
终于，江青得知毛泽东对陈伯达写的初稿有过批示，而陈伯达竟不告诉她，更不告诉康生、张春桥、姚文元。
江青、康生大怒，说陈伯达“封锁毛主席的声音”！
陈伯达与江青、康生大闹起来。陈伯达回忆了当时的情景：
在“九大”前，江青和康生出谋划策，以所谓我“封锁毛主席的声音”为借口，在人民大会堂东大厅搞了一个大会，到会的人在大厅里几乎坐得满满的。
江青自己宣布：她是会议主席，“陈伯达作检讨”。
她同康生两人“你唱我和”。我只说了一句话便被打断。
江青说：“陈伯达不作检讨，不让他说了。”她也不让参加会议的其他人发言。
当时工作人员一般都穿军装，我在会上穿的也一样。江青提出要摘掉我衣帽上的帽徽领章。
我看，这个会是为打倒我而开的会，没有什么可辩，就大喊一声：“大字报上街！”（即赞成打倒我的大字报上街）。
叶群在会上高呼：“拥护江青同志！”
江青联合康生，差一点要把陈伯达打倒了。在这个节骨眼上，最令陈伯达吃惊的是，叶群居然会高呼“拥护江青同志”。
不过，会议刚刚结束，叶群马上又悄悄地向“老夫子”打招呼：在那种场合，她只能那样喊！
开了那次批评会之后，陈伯达依然不服，他还是写他的那份政治报告，不愿跟康生、张春桥、姚文元合作。
这么一来，就有了两份不同的政治报告。毛泽东在这两份政治报告中必须作出选择：要么用陈伯达起草的，要么用康生、张春桥、姚文元起草的。
借助于江青在背后的活动，康生、张春桥、姚文元起草的政治报告，交由中央讨论。这当然意味着他们写的政治报告一旦获得通过，将会被大会所采用。
陈伯达在讨论的时候，抓住机会，也对他们的稿子提出意见。这时候的张春桥，已经不把他这个“组长”放在眼里，与他公开吵了起来。
陈伯达是这样回忆的：
冲突的一次集中的表现，是在“九大”预备时期。我在中央会议上，对康生、张春桥、姚文元等所拟的“九大”政治报告稿（即林彪在“九大”会上念的）提出了这样的意见：“还是应当搞好生产，发展生产，提高劳动生产率。尽搞运动，运动，就像伯恩斯坦所说的‘运动是一切，而目的是没有的’”。
张春桥反驳说：“你说的是‘唯生产力论’！世界上劳动生产率最高的，是一些小国，如卢森堡、比利时等国；你举的现在中国的例子，也是中小城市……”
毛主席听了以后，进卫生间。出来后，毛主席说：“考虑在报告上添进陈伯达的意见。”
但是，这么一来，使江青、康生、张春桥、姚文元异常激怒。
过了两天，开一个会，对我进行了一个从来没有的、言词极其激烈的责斥和批评。
在我倒后，“四人帮”接连不断地攻击所谓“唯生产力论”，并反过来对我加封一个所谓“伯恩斯坦”的名义。
陈伯达依然故我，还在写他的政治报告。他企望自己写的政治报告，能够得到毛泽东的赞许。一旦毛泽东认可了，他的稿子就会被采用。他非要争这口气不可。这倒不是为了一篇稿子。他知道，一旦康生、张春桥、姚文元的稿子被正式采用，那就意味着他这位“理论家”一钱不值！
与此同时，在钓鱼台，康生、张春桥、姚文元也在全力以赴，一遍又一遍地修改他们起草的政治报告。
这是一场激烈的竞争和格斗——“九大”的帷幕还未拉开，陈伯达跟江青、康生、张春桥、姚文元已在那里拼搏了！
离“九大”召开的日子越来越近了，两派“大秀才”还在那里斗法！
陈伯达改了一遍又一遍，总算写出了政治报告。他恭恭敬敬地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连同他写的政治报告，装入一个大牛皮纸口袋。然后，把牛皮纸口袋亲手封好，写上“即呈毛主席”。
往日，他住中南海迎春堂，定然亲自走去，送到毛泽东那里。如今，他住在米粮库胡同，要见毛泽东已不那么容易了。他只得派人送往中南海。
陈伯达在家静候佳音，他深信，自己如此用心，花了一个月写出的政治报告，一定会受到毛泽东的嘉许。“九大”一定会用他的稿子。他毕竟是在毛泽东身边工作多年的“理论家”，写过那么多中央文件。他的稿子必定会比康、张、姚的稿子高明得多！
很快有了回音。他派人送去的那个牛皮纸口袋，从中南海退回来了。毛泽东亲笔在牛皮纸口袋上写道：
退伯达同志
毛泽东
陈伯达以为毛泽东会有亲笔信给他，可是他一看那牛皮纸口袋，顿时傻眼了：原封不动，毛泽东没有拆！
陈伯达如五雷轰顶，毛泽东不拆信，意味着对他的稿子不屑一看！那牛皮纸口袋是他亲手封的，他看得出，没有被拆过！
他拆开牛皮纸口袋，里面装着他给毛泽东写的那封恭恭敬敬的信……
陈伯达对笔者说：“我当场就哭了，哭得很厉害，很厉害。我一辈子都没有那样哭过！我很伤心，很伤心……”
是的，陈伯达是很伤心。
这不仅仅意味着他一个月的心思白费，而且意味着他在与江、康、张、姚的竞争中败北！
林立果为头目的“联合舰队”，是林彪集团中与黄、吴、李、邱既有联系更有很大区别的反革命力量。“联合舰队”中以年轻人居多，也有少数老干部。都是空军的。年轻人有：周宇驰，空军司令部办公室副主任；刘沛丰，空军党委办公室处长；于新野，空军司令部办公室副处长；刘世英，空军司令部办公室副主任；程洪珍，空军司令部办公室秘书；许秀绪，空军司令部雷达兵部技勤处副处长；李伟信，空四军政治部秘书处副处长等等。中年人有：王飞，空军司令部副参谋长兼办公室主任；王维国，空四军政治委员；陈励耘，空五军政治委员；江腾蛟，南京军区空军政治委员。
值得说得详细一点的是江腾蛟。他是湖北省黄安（今红安）县人，1919年生。1930年即11岁时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7年由共青团员转为中共党员。历任区儿童团大队长、县儿童局书记、团政治处主任、旅政治部主任、军分区政治部主任、师政治部主任、师政治委员、军政治部主任、军区防空军政治委员、空四军政治委员等职。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1964年，叶群、吴法宪在江苏省太仓县洪泾大队搞“四清”的时候，当时在上海任空四军政委的江腾蛟，就经常以看望吴法宪为名，借机接近叶群，给叶群送礼物。1965年冬天，林彪、叶群把女儿林立衡送到上海，要江腾蛟照顾她治病。1966年冬天，林彪、叶群托他照看林立衡、林立果。1967年2月8日，江腾蛟完成了照看任务，亲自把林立衡、林立果送回北京。1967年，江腾蛟升任南京军区空军政委。1968年，中央军委决定改组南京军区空军党委，免去了江腾蛟的职务。林彪、吴法宪要让江腾蛟担任空军政治部主任，毛泽东指出：此人不能重用。林彪、叶群、林立果对他表示关怀，他在1968年以后给林彪一家先后写了20多封效忠信。他在信中一再表示：“我非常明白，是首长和主任救了我。”“没有首长，就没有我的一家，没有我的一切”，“不管什么时候，需要我干什么，下命令吧！我江腾蛟绝对不会说出一个难字。”多么卑鄙的灵魂！
起草“九大”政治报告的激烈争斗
1968年10月13日至31日，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在北京举行。原计划在这时召开的并非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而是中共“九大”。
1967年11月27日以中共中央、中央文革联名发出的《中央关于对征询召开“九大”的意见的通报》，其中第六条这么写的：
“关于‘九大’开会时间，多数同志建议明年秋天国庆节前召开。‘九大’过后接着开‘人大’，把刘少奇罢掉，解决国家主席问题。这样，明年国庆节上天安门的都是毛主席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新的党和国家领导人。”
中共“九大”，是一次权力再分配的会议。中共高层的权力之争迟迟未能明朗化，于是原定在1968年国庆节前召开的中共“九大”也就迟迟开不起来。毛泽东只得提议，先开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作为召开中共“九大”的预备会议。
毛泽东在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上，发布了一段“最高指示”：“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建设社会主义，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及时的。”毛泽东的这段话，为召开中共“九大”定下了基调。
会议再一次批判了“二月逆流”，把四帅三副说成是“一贯右倾”。会议通过了《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作出了把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撤销其党内外一切职务”的错误决定。
会议的公报宣告：“全会认为：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风暴，已经从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为召开党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准备了充分的条件。”
这样，中共“九大”的准备工作也就紧打紧敲开展起来了。
为中共“九大”准备的主要文件共两项：政治报告和修改党章报告。
谁来起草报告，意味着谁在党内有多大的势力。围绕着由谁来起草，发生了一场激烈的争斗。
毛泽东、林彪、周恩来是不会去执笔起草这两个文件的。似乎顺理成章，应当由“第四号人物”“理论家”陈伯达去起草。何况，陈伯达是“大手笔”，一系列中共重要文件曾出自他的笔下。
张春桥、姚文元先下手为快，早已把修改党章之权抢到手。1967年12月16日，以中共中央、中央文革联名发出的《关于进行修改党纲党章工作的通知》中，便已指出：“根据毛主席和党中央的指示，上海市革命委员会正在展开一场群众性的修改党纲党章的运动。他们采取领导和群众相结合的方法，以三种形式结合进行：（一）组织了市一级的修改小组；（二）分别到工厂、机关、学校、商店、公社、连队、街道选择一批点，组织了几十个群众性的修改小组，为市的修改小组提供参考性的修改稿；（三）市一级的革命群众组织和驻沪三军自己选择一批基层单位，展开修改党纲党章的讨论，广泛听取和集中群众意见。这种做法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如此看来，修改党章的工作，陈伯达是无法插手了。
不过，在陈伯达看来，起草政治报告，非他莫属。
可是，毛泽东却指定由陈伯达、张春桥、姚文元三人起草。
这时候的陈伯达，常住米粮库胡同家中，已经不大去钓鱼台了。他与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之间，已产生很深的裂痕。他与林彪的日益接近，使这一裂痕日益扩大。他已很难跟张春桥、姚文元合作。
陈伯达如此回忆道：
“九大”前，原来决定要我和张春桥、姚文元共同起草政治报告稿。我不愿同张、姚等人合作。起草人名单上，是我列在前面。我就自己着手，并组织几个人帮助搞材料。
在我起草的稿子上，我写过关于“刘邓路线”的话。毛主席看过，说了一个重要指示：“邓小平同志打过仗，同刘少奇不一样，报告上不要提他。”
记得，毛主席的话，我向周恩来同志报告过。
张春桥几次打电话要我到钓鱼台去，和他们一同搞。我说，你们可以搞你们的。结果，他们就以康生带头的名义，搞出一个稿子。
实际上，起草人的名单虽是毛泽东定的，却叫林彪出面来抓起草工作——因为毛泽东已指定林彪来作政治报告。1969年2月下旬，林彪在毛家湾召见了三位“大秀才”——陈伯达、张春桥、姚文元。林彪说了自己的一些意见。这时，张春桥、姚文元对陈伯达说：“你先动笔吧。需要我们时，就随时找！”
陈伯达在米粮库胡同埋头于写政治报告，与钓鱼台分庭抗礼。
他要秘书王文耀、王保春到处打电话，为他收集资料：
要新华社给他送来工厂、农村的生产情况资料；
要中央研究室的“秀才”们帮助他找资料，查马列经典著作；
给李雪峰打电话，从石家庄弄来河北省的一些资料……
他想要北京市的资料，托秘书给北京市革命委员会主任谢富治打电话，却碰了钉子。谢富治说：“如果是中央要材料，我给。如果是你陈伯达个人要材料，我不能给！”
他起草的“九大”政治报告的题目是《为把我国建设成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全文分十个部分。他送给毛泽东审看的是第一部分和全文的提纲。当时，他还未写出全文。
陈伯达向中央请假一个月，全力以赴起草政治报告。
陈伯达深信，凭他的这支笔，完全可以独自写出政治报告。他不理张春桥和姚文元。张春桥和姚文元着急了。他们借口陈伯达写得太慢，会影响“九大”的召开，准备另搞一摊，另外起草一份政治报告。
陈伯达得知张、姚的动向，就把自己的提纲和已经写完的三个部分，拿出来讨论。
会上，张春桥、姚文元批评陈伯达的初稿是鼓吹“唯生产力论”。
于是，张春桥、姚文元拉了康生，决定另起炉灶。
康生很刁，推说自己生病，不参加具体讨论。张春桥、姚文元以为这是夺取起草权的好机会，花了一个星期就突击出一份政治报告来。
这时，康生开腔了。他给林彪打了电话。当时毛家湾林办秘书，记下了康生的话：“我最近生了病，没有直接参加政治报告的起草。春桥、文元写的稿子，我看了一遍。我觉得，作为接班人向‘九大’作的报告，这个稿子的分量是不够的。但是在这样短的时间内，他们就能拿出有一定水平的初稿来，还是不易的。我看它可以作为进一步讨论修改的基础，因为它的基本思路是能站住脚的。”
康生又得到江青的支持，使陈伯达完全处于孤立的境地了。
终于，江青得知毛泽东对陈伯达写的初稿有过批示，而陈伯达竟不告诉她，更不告诉康生、张春桥、姚文元。
江青、康生大怒，说陈伯达“封锁毛主席的声音”！
陈伯达与江青、康生大闹起来。陈伯达回忆了当时的情景：
在“九大”前，江青和康生出谋划策，以所谓我“封锁毛主席的声音”为借口，在人民大会堂东大厅搞了一个大会，到会的人在大厅里几乎坐得满满的。
江青自己宣布：她是会议主席，“陈伯达作检讨”。
她同康生两人“你唱我和”。我只说了一句话便被打断。
江青说：“陈伯达不作检讨，不让他说了。”她也不让参加会议的其他人发言。
当时工作人员一般都穿军装，我在会上穿的也一样。江青提出要摘掉我衣帽上的帽徽领章。
我看，这个会是为打倒我而开的会，没有什么可辩，就大喊一声：“大字报上街！”（即赞成打倒我的大字报上街）。
叶群在会上高呼：“拥护江青同志！”
江青联合康生，差一点要把陈伯达打倒了。在这个节骨眼上，最令陈伯达吃惊的是，叶群居然会高呼“拥护江青同志”。
不过，会议刚刚结束，叶群马上又悄悄地向“老夫子”打招呼：在那种场合，她只能那样喊！
开了那次批评会之后，陈伯达依然不服，他还是写他的那份政治报告，不愿跟康生、张春桥、姚文元合作。
这么一来，就有了两份不同的政治报告。毛泽东在这两份政治报告中必须作出选择：要么用陈伯达起草的，要么用康生、张春桥、姚文元起草的。
借助于江青在背后的活动，康生、张春桥、姚文元起草的政治报告，交由中央讨论。这当然意味着他们写的政治报告一旦获得通过，将会被大会所采用。
陈伯达在讨论的时候，抓住机会，也对他们的稿子提出意见。这时候的张春桥，已经不把他这个“组长”放在眼里，与他公开吵了起来。
陈伯达是这样回忆的：
冲突的一次集中的表现，是在“九大”预备时期。我在中央会议上，对康生、张春桥、姚文元等所拟的“九大”政治报告稿（即林彪在“九大”会上念的）提出了这样的意见：“还是应当搞好生产，发展生产，提高劳动生产率。尽搞运动，运动，就像伯恩斯坦所说的‘运动是一切，而目的是没有的’”。
张春桥反驳说：“你说的是‘唯生产力论’！世界上劳动生产率最高的，是一些小国，如卢森堡、比利时等国；你举的现在中国的例子，也是中小城市……”
毛主席听了以后，进卫生间。出来后，毛主席说：“考虑在报告上添进陈伯达的意见。”
但是，这么一来，使江青、康生、张春桥、姚文元异常激怒。
过了两天，开一个会，对我进行了一个从来没有的、言词极其激烈的责斥和批评。
在我倒后，“四人帮”接连不断地攻击所谓“唯生产力论”，并反过来对我加封一个所谓“伯恩斯坦”的名义。
陈伯达依然故我，还在写他的政治报告。他企望自己写的政治报告，能够得到毛泽东的赞许。一旦毛泽东认可了，他的稿子就会被采用。他非要争这口气不可。这倒不是为了一篇稿子。他知道，一旦康生、张春桥、姚文元的稿子被正式采用，那就意味着他这位“理论家”一钱不值！
与此同时，在钓鱼台，康生、张春桥、姚文元也在全力以赴，一遍又一遍地修改他们起草的政治报告。
这是一场激烈的竞争和格斗——“九大”的帷幕还未拉开，陈伯达跟江青、康生、张春桥、姚文元已在那里拼搏了！
离“九大”召开的日子越来越近了，两派“大秀才”还在那里斗法！
陈伯达改了一遍又一遍，总算写出了政治报告。他恭恭敬敬地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连同他写的政治报告，装入一个大牛皮纸口袋。然后，把牛皮纸口袋亲手封好，写上“即呈毛主席”。
往日，他住中南海迎春堂，定然亲自走去，送到毛泽东那里。如今，他住在米粮库胡同，要见毛泽东已不那么容易了。他只得派人送往中南海。
陈伯达在家静候佳音，他深信，自己如此用心，花了一个月写出的政治报告，一定会受到毛泽东的嘉许。“九大”一定会用他的稿子。他毕竟是在毛泽东身边工作多年的“理论家”，写过那么多中央文件。他的稿子必定会比康、张、姚的稿子高明得多！
很快有了回音。他派人送去的那个牛皮纸口袋，从中南海退回来了。毛泽东亲笔在牛皮纸口袋上写道：
退伯达同志
毛泽东
陈伯达以为毛泽东会有亲笔信给他，可是他一看那牛皮纸口袋，顿时傻眼了：原封不动，毛泽东没有拆！
陈伯达如五雷轰顶，毛泽东不拆信，意味着对他的稿子不屑一看！那牛皮纸口袋是他亲手封的，他看得出，没有被拆过！
他拆开牛皮纸口袋，里面装着他给毛泽东写的那封恭恭敬敬的信……
陈伯达对笔者说：“我当场就哭了，哭得很厉害，很厉害。我一辈子都没有那样哭过！我很伤心，很伤心……”
是的，陈伯达是很伤心。
这不仅仅意味着他一个月的心思白费，而且意味着他在与江、康、张、姚的竞争中败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