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36章 毛泽东谈笑试晴雨！“联合舰队”遭覆灭(2)
林彪在1959年9月取代彭德怀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以后，半真情半假意地迎合与颂扬毛泽东。在毛泽东与中央第一线有严重分歧的时候，他坚决站在毛泽东一边。1959年8月1日在讨论彭德怀问题的中央常委会上，1962年初在许多人怀疑“三面红旗”的7000人大会上，林彪拥护毛泽东的主张，迎合毛泽东。在军队建设上，他揣摩毛泽东的心意，搞了“突出政治”的一整套。他不仅被毛泽东视为正确而加以器重，也在军队广大指战员中赢得很高的名声。
在“文革”中，林彪更是抱定宗旨“紧跟”毛泽东。他处理中央传阅文件的原则是“主席划圈我划圈”，亦即“毛泽东同意我同意”（林彪本人一般不亲自划圈，而由秘书代劳）。他在讲话中以竭尽思虑想出的各种各样“生动”的语言讴歌毛泽东，不仅充斥“高举”“紧跟”“突出”之类的词语，而且颇多“警句”。他的题词有：
毛泽东思想指引下的人民革命是历史前进的火车头！
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导师、伟大的舵手毛主席万岁！万万岁！
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立新功！
大海航行靠舵手，干革命靠毛泽东思想。
这些题词次次“突出主席”，都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林彪上天安门参加大会，规定秘书严格掌握出发时间，必须比毛泽东早到一两分钟，在城墙下电梯旁等候毛泽东；在天安门上，则紧随毛泽东。林彪从来不读《毛泽东语录》，也从来不“随身带”，规定秘书替他保管。林彪每次去参加群众性的集会，则由秘书交给他。当群众高呼口号时，林彪用右手举起《毛泽东语录》，一上一下地挥动。大会结束，“红宝书”又回到秘书手中。1966年，林彪批给毛泽东的文件都是写“请主席阅”“送主席批示”之类的语句；从1967年年初开始，“请”“送”则一律改为“呈”字。有一次他对一位秘书说，“你觉得我这个人怎么样？有什么优点？有什么缺点？”秘书不敢评论，无以答对。林彪口气平和地说：“可以评论。你说说看法，没有关系。”秘书说：“我印象中比较深的有两条：一条是，首长对毛主席跟得紧；另一条，是首长讲话少而精。”林彪颇为得意，他说：“你谈的这两条特点，这第一条非常重要。要紧跟毛主席。其实我没有什么本事，我的本事都是从毛主席那里学来的。你们给我当秘书，记住这一条很要紧。”紧跟毛泽东，这就是林彪的政治态度，是真诚还是虚伪？恐怕二者兼而有之吧。如果不从个人角度来考察，可以说，这具有那个时代的特点。
与此相联系，林彪反对过于突出他自己。事例很多，这里举出四个：
例一，林彪规定，在送给毛泽东和中央文革小组的传阅件中，如有关于林彪的新提法，秘书要及时提醒。一次，在一份军内上送毛泽东、周恩来、中央文革的文件中有了新提法，秘书就向林彪报告。当秘书说到文件中称林彪为“副统帅”时，林彪立即表态：“划掉！”当秘书说到文件中提到林彪是“三忠于”的“光辉榜样”时，林彪断然命令：“一律划掉！”叶群在旁说“这一条不能勾”，说明“理由”；林彪不耐烦地说：“好了，好了，不划掉这个提法就是了！”
例二，1967年3月20日，林彪在军以上干部会议上讲话，讲话的末段是：“另外，我讲一个单独的零碎的问题，最近，我发现有什么林彪同志语录，是学生搞的，一个是一个中学校搞的，另一个是一个什么红卫兵组织搞的，我们就收到两种，另外，我们总政过去也搞了我的一个政治工作语录。我看，不要搞。你们看到的时候。请你们代为没收。总政，我是给他们讲了，我这个意见是雷打不动的，你们不要搞。现在我们的任务就是要善于活学活用毛主席的思想。毛主席思想是全中国人民的思想财富，而且是全世界人民的思想财富。毛主席的话，一句等于我们一万句。我们要以毛主席的思想来统帅全国，来指导我们一切的工作。”
例三，根据林彪的要求，中共中央印发了《林彪同志给总理和中央文革小组的一封信》。林彪在1967年6月16日夜写的这封信中说：“不宜提‘祝林副主席永远健康’的口号。只有突出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才符合于全国和全世界革命人民的需要和客观实际。今后一切演出、一切会议、一切文件、一切报刊以及其他各种宣传形式都应突出毛主席，不要把我和毛主席并提。”
例四，1968年夏，林彪出去“转车”（坐在车上出去转悠），在大街上看到一些“纪念林副主席八九讲话发表一周年”之类的大字标语，回家以后就下令连夜把这些标语揭去。下面立即执行。
这一些，能不能单纯看做故作姿态以沽名钓誉呢？殷鉴不远，至少是重要原因之一吧。正如林彪自己讲的，他“身体不好”，他“神经不好”。他怕光、怕风、怕水、怕冷、怕出汗。他不洗澡，不吃水果，他对室温有严格的要求：21相差不能超过半度。他要求在室内的各个部位都放着温度计，以便随时查看。他不能读文件，需要秘书“讲”给他听。“文化大革命”中送到林彪那里的文件，每天少说也有几万字，最多时一天有30万字。经过秘书选择和概括，讲给林彪听，讲的时间限制在30分钟内。一天只许讲一次，有一段时间准许讲两次。讲文件的秘书，必须离他几米远，因为他害怕翻动文件时有风。
林彪的讲话，除了必须照念的之外，都有自己的特色。他对讲话的准备，方式独特。他是怎样准备的呢？请看他的秘书张云生的描绘：
在林彪即将出场讲话的那天早晨……他守着一叠白纸，自己冥思苦想，想了一阵，就在一张白纸上写了几个别人弄不懂含义的大字，然后将这张白纸摊在地毯上；他接着再想，想好了又在另一张纸上写几个字，同样摊在地毯上……地毯上到处是林彪散扔着的白纸，最后由林彪命令内勤将它们拾起，并由他自己重新排列一下顺序。这就是他的讲话‘条子’（按即提纲），别人可能觉得他这种独特的工作方式好笑，但他自己倒是颇为得意的。
关于“五一八”讲话，他的另一位秘书说：
首长（按指林彪）讲话不愿用稿子，向来是喜欢自己顺口讲……“五一八讲话时我赶上了。主任（按指林办主任叶群）叫我们几个秘书帮助拉条子，结果是白费劲。只有主任和作战部的雷英夫帮助搜集的那些古今中外政变资料，倒还用了。”
林彪在生活上、政治上有不少独特的习惯。他不吃鱼肉，不吃大米，喜欢喝麦片糊糊，喜欢吃炒了的黄豆。偶尔吃一点肉饼。食物不在乎味道，而注重热量和温度。林彪睡觉时从不盖棉被而盖毛巾被，视温度高低而决定盖几条；冬天从不穿棉衣而穿单衣，视温度高低而决定穿几件。他从不亲自接电话，他的卧室和办公室内也不安装电话。他同意“林办”的一个工作人员模仿他的字体，有些批示要这位工作人员代劳。他规定对他的重要批示、指示作“冷处理”，即停半日后发出，以免考虑不周。
林彪沉默寡言。他特别讨厌叶群的自作主张和讲话口罗嗦，要工作人员写了一个条幅挂在叶群卧室内，条幅上写的是：“做事莫越权，说话莫口罗嗦。”他几乎从不与别人闲聊，他与天天见面的讲文件的秘书四年多中只交谈了一次，时间也极短。他除“转车”外，常常坐着不动，有时在室内背手踱步。他冷漠而极少发脾气，喜怒不形之于色。他孤独、超脱、高傲，遇事置身事外。
靳大鹰在《“九一三”事件始末记》中说：“对于林彪这个人，人们直到今天了解得都太少了。”这是剀切之言。
叶群，原名叶宜敬，她是林彪办公室主任。聂荣臻说过“林彪是个昏君，真正给他当家主事的是他老婆叶群。”邵一海在《“舰队”投入第一线》中说：“叶群就在很大程度上控制了林彪……林家王朝的实权，很大一部分实际上掌握在叶群手中。”
叶群是个爱活动、爱热闹、爱虚荣、不甘寂寞的人，与林彪完全不同，林彪虽然对她相当不满，讨厌她说话颠三倒四、唠唠叨叨，对她常借他的名义在外面做一些他不知道的事情愤慨，有一次因她越权行事而要打她；但是，因为林彪身体不好，许多事需要叶群出面，林彪很需要从她那里听到从钓鱼台等处得到的消息（这些消息是从报纸、文件上不可能得到的），有时她周旋于江青、陈伯达、吴法宪等人之间对林彪也很有益处，所以林彪离不开叶群。林彪因年龄较叶群大了许多而又体弱，甚至觉得在生活上有亏于叶群，曾肉麻地当众写了“发不同青心同热，生不同衾死同穴”以“书赠爱妻叶群”。叶群与林彪在生活上的矛盾很深。1961年11月，叶群在家乡福州写了一篇不短的日记，通篇以最刻毒的语言描绘跟着林彪如同伴着僵尸，咒骂林彪毁灭了她的青春。又写道，林彪是“一个专门仇恨人，轻视（友情、子女、父兄——无意趣）人，把人想得最坏最无情，终日计算利害，专好推过于人们，勾心斗角互相倾轧的人”。但是她必须靠着林彪，靠着林彪才能作威作福，去填那永远也填不满的私欲。她虽然官儿不大，只是师职干部，但是权力极大。林彪的意见、指示、批示要由她把关；这是林彪授予她的权力，因为她有时可以向林彪提出“更好”的意见。下面向林彪的请示必须通过她，她可以推延请示、婉言拒绝、自行处置，甚至假传“圣旨”。她有这样一个特殊的身份，吴法宪之流也就奉承她，巴结她。毛泽东1971年8月14日至9月12日在外地巡视时说过：“我一向不赞成自己的老婆当自己工作单位的办公室主任。林彪那里，是叶群当办公室主任，他们四个人（按指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向林彪请示问题都要经过她。”可惜这话说晚了。
要了解叶群，不妨先请参观一下她的房间。如果说，走进林彪的房间，像是进了一座阴森的殿宇；而走进叶群的房间，你就像是到了一个暴发户的姨太太的家里：富丽、庸俗、杂乱。豪华的家具，五花八门的小摆设，各式各样的字画，把这间不算小的房间挤得满满的。墙壁上挂的画分上下两层，上层是人物，下层是花草，这些都是不花钱弄来的。林彪手书的条幅“天马行空，独往独来”，挂在显眼的地方。屏风上，挂着陈伯达的手笔“克己”二字，床头贴着上面已经讲到的林彪叫贴上的条幅。门上贴着一张白纸，上面是她自己吩咐工作人员写的三句话：“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充其量坏不到哪里去”，“少吃多餐”，这三条叶群自选的座右铭，活灵活现地暴露出这个有野心的女人的精神世界。同林彪房间比较，这里还有一个最大的差别：保持恒温18，比林彪那里低了三度。这是叶群想出的一条妙计。这么一来，林彪就怎么也不敢走进叶群的房间。
叶群贪婪，虚伪，权迷心窍，自以为是，酷爱背后捣鬼，以他人的痛苦为乐事。她是个空虚的女人。
林彪全家原来有五口人：林彪、叶群，三个孩子。大女儿林小琳是林彪前妻所生。“文革”初期在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学习，参加了“保守组织”“八八团”。叶群假借林彪的名义，写了一个声明，大意是：小琳一贯反对我（按即林彪），她在外的一切言论、行动并不代表我，我概不负责。从现在起，我与她脱离父女关系。这个声明在哈尔滨到处张贴。以后，叶群又指使吴法宪派人把她送到大西北沙漠中的一个基地。她跑了出来，叶群又设法把她送到西南地区的部队里。所以，这个大女儿实际上已不是这个家庭的一员了。林彪、叶群身边，只有女儿林立衡和儿子林立果。林立衡是林立果的姐姐，小名豆豆，曾在空军工作，任《空军报》副师职副主编。林立果，小名老虎，1945年生，二人尊重父亲，有感情，还有些敬畏；对叶群没有感情，从懂事起没有叫过一声“妈妈”，林立衡有点怕叶群，林立果根本瞧不起叶群。林立果1966年时21岁，是北京大学物理系的学生。1967年3月，任空军党委办公室秘书。1967年7月1日，林立果按照叶群指定的日子，由吴法宪、周宇驰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69年10月17日，吴法宪按照林彪的授意，任命林立果为空军司令部办公室副主任兼作战部副部长（副师职）。10月18日，吴法宪把林立果、空军司令部副参谋长兼办公室主任王飞、同林立果一起被任命为办公室副主任的周宇驰召集在一起，对他们说：“今后，空军的一切都要向立果同志汇报，都可以由立果同志调动、指挥。”周宇驰、王飞等人先后在空军党委常委办公会议上和机关作了传达。一股吹捧林立果的旋风，在空军领导机关刮起。而在事实上，林立果在空军并不能指挥一切，调动一切。后来，林立果是法西斯秘密组织“联合舰队”的头子。
黄永胜，湖北省咸宁县人，1910年生，1927年参加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团长、师长、军分区司令员、旅长、纵队司令员、军区司令员、兵团司令员、大军区司令员等职。在1968年3月22日任总参谋长以前，是广州军区司令员。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
吴法宪，江西省永丰县人，1915年生。1930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2年由共青团员转为中共党员。历任团青年干事、师青年科科长、团政治委员、支队政治委员、师政治部主任、军区副政治委员、军政治委员、兵团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空军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空军政治委员和司令员等职。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
李作鹏，江西省吉安县人，1914年生，1930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2年由共青团员转为中共党员。历任中央军委参谋、科长、抗大参训队长、师侦察科科长、师作战科科长、纵队参谋处处长、东北民主联军参谋处处长、纵队副司令兼参谋长、纵队司令员、军长、兵团参谋长、军政大学副校长、高级步兵学校校长、训练总监部陆军训练部部长、总参军训部部长、海军副司令员、海军政治委员等职。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
邱会作，江西省兴国县人，1914年生。1929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2年由共青团员转为中共党员。历任军团宣传队队长、军委总供给部政治指导员、军委科长、粮秣处处长、军委供给部部长、师供给部政治委员、师组织部部长、军区政治部主任、纵队政治委员、军政治委员、兵团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总后勤部部长等职。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
这四人中，上将一人，中将三人。他们出身都很苦，有的是放牛娃。很早就投身革命，都参加过二万五千里长征，是老红军。无疑，他们在历史上为党和人民做过不少有益的工作。
在“文革”中，林彪更是抱定宗旨“紧跟”毛泽东。他处理中央传阅文件的原则是“主席划圈我划圈”，亦即“毛泽东同意我同意”（林彪本人一般不亲自划圈，而由秘书代劳）。他在讲话中以竭尽思虑想出的各种各样“生动”的语言讴歌毛泽东，不仅充斥“高举”“紧跟”“突出”之类的词语，而且颇多“警句”。他的题词有：
毛泽东思想指引下的人民革命是历史前进的火车头！
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导师、伟大的舵手毛主席万岁！万万岁！
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立新功！
大海航行靠舵手，干革命靠毛泽东思想。
这些题词次次“突出主席”，都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林彪上天安门参加大会，规定秘书严格掌握出发时间，必须比毛泽东早到一两分钟，在城墙下电梯旁等候毛泽东；在天安门上，则紧随毛泽东。林彪从来不读《毛泽东语录》，也从来不“随身带”，规定秘书替他保管。林彪每次去参加群众性的集会，则由秘书交给他。当群众高呼口号时，林彪用右手举起《毛泽东语录》，一上一下地挥动。大会结束，“红宝书”又回到秘书手中。1966年，林彪批给毛泽东的文件都是写“请主席阅”“送主席批示”之类的语句；从1967年年初开始，“请”“送”则一律改为“呈”字。有一次他对一位秘书说，“你觉得我这个人怎么样？有什么优点？有什么缺点？”秘书不敢评论，无以答对。林彪口气平和地说：“可以评论。你说说看法，没有关系。”秘书说：“我印象中比较深的有两条：一条是，首长对毛主席跟得紧；另一条，是首长讲话少而精。”林彪颇为得意，他说：“你谈的这两条特点，这第一条非常重要。要紧跟毛主席。其实我没有什么本事，我的本事都是从毛主席那里学来的。你们给我当秘书，记住这一条很要紧。”紧跟毛泽东，这就是林彪的政治态度，是真诚还是虚伪？恐怕二者兼而有之吧。如果不从个人角度来考察，可以说，这具有那个时代的特点。
与此相联系，林彪反对过于突出他自己。事例很多，这里举出四个：
例一，林彪规定，在送给毛泽东和中央文革小组的传阅件中，如有关于林彪的新提法，秘书要及时提醒。一次，在一份军内上送毛泽东、周恩来、中央文革的文件中有了新提法，秘书就向林彪报告。当秘书说到文件中称林彪为“副统帅”时，林彪立即表态：“划掉！”当秘书说到文件中提到林彪是“三忠于”的“光辉榜样”时，林彪断然命令：“一律划掉！”叶群在旁说“这一条不能勾”，说明“理由”；林彪不耐烦地说：“好了，好了，不划掉这个提法就是了！”
例二，1967年3月20日，林彪在军以上干部会议上讲话，讲话的末段是：“另外，我讲一个单独的零碎的问题，最近，我发现有什么林彪同志语录，是学生搞的，一个是一个中学校搞的，另一个是一个什么红卫兵组织搞的，我们就收到两种，另外，我们总政过去也搞了我的一个政治工作语录。我看，不要搞。你们看到的时候。请你们代为没收。总政，我是给他们讲了，我这个意见是雷打不动的，你们不要搞。现在我们的任务就是要善于活学活用毛主席的思想。毛主席思想是全中国人民的思想财富，而且是全世界人民的思想财富。毛主席的话，一句等于我们一万句。我们要以毛主席的思想来统帅全国，来指导我们一切的工作。”
例三，根据林彪的要求，中共中央印发了《林彪同志给总理和中央文革小组的一封信》。林彪在1967年6月16日夜写的这封信中说：“不宜提‘祝林副主席永远健康’的口号。只有突出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才符合于全国和全世界革命人民的需要和客观实际。今后一切演出、一切会议、一切文件、一切报刊以及其他各种宣传形式都应突出毛主席，不要把我和毛主席并提。”
例四，1968年夏，林彪出去“转车”（坐在车上出去转悠），在大街上看到一些“纪念林副主席八九讲话发表一周年”之类的大字标语，回家以后就下令连夜把这些标语揭去。下面立即执行。
这一些，能不能单纯看做故作姿态以沽名钓誉呢？殷鉴不远，至少是重要原因之一吧。正如林彪自己讲的，他“身体不好”，他“神经不好”。他怕光、怕风、怕水、怕冷、怕出汗。他不洗澡，不吃水果，他对室温有严格的要求：21相差不能超过半度。他要求在室内的各个部位都放着温度计，以便随时查看。他不能读文件，需要秘书“讲”给他听。“文化大革命”中送到林彪那里的文件，每天少说也有几万字，最多时一天有30万字。经过秘书选择和概括，讲给林彪听，讲的时间限制在30分钟内。一天只许讲一次，有一段时间准许讲两次。讲文件的秘书，必须离他几米远，因为他害怕翻动文件时有风。
林彪的讲话，除了必须照念的之外，都有自己的特色。他对讲话的准备，方式独特。他是怎样准备的呢？请看他的秘书张云生的描绘：
在林彪即将出场讲话的那天早晨……他守着一叠白纸，自己冥思苦想，想了一阵，就在一张白纸上写了几个别人弄不懂含义的大字，然后将这张白纸摊在地毯上；他接着再想，想好了又在另一张纸上写几个字，同样摊在地毯上……地毯上到处是林彪散扔着的白纸，最后由林彪命令内勤将它们拾起，并由他自己重新排列一下顺序。这就是他的讲话‘条子’（按即提纲），别人可能觉得他这种独特的工作方式好笑，但他自己倒是颇为得意的。
关于“五一八”讲话，他的另一位秘书说：
首长（按指林彪）讲话不愿用稿子，向来是喜欢自己顺口讲……“五一八讲话时我赶上了。主任（按指林办主任叶群）叫我们几个秘书帮助拉条子，结果是白费劲。只有主任和作战部的雷英夫帮助搜集的那些古今中外政变资料，倒还用了。”
林彪在生活上、政治上有不少独特的习惯。他不吃鱼肉，不吃大米，喜欢喝麦片糊糊，喜欢吃炒了的黄豆。偶尔吃一点肉饼。食物不在乎味道，而注重热量和温度。林彪睡觉时从不盖棉被而盖毛巾被，视温度高低而决定盖几条；冬天从不穿棉衣而穿单衣，视温度高低而决定穿几件。他从不亲自接电话，他的卧室和办公室内也不安装电话。他同意“林办”的一个工作人员模仿他的字体，有些批示要这位工作人员代劳。他规定对他的重要批示、指示作“冷处理”，即停半日后发出，以免考虑不周。
林彪沉默寡言。他特别讨厌叶群的自作主张和讲话口罗嗦，要工作人员写了一个条幅挂在叶群卧室内，条幅上写的是：“做事莫越权，说话莫口罗嗦。”他几乎从不与别人闲聊，他与天天见面的讲文件的秘书四年多中只交谈了一次，时间也极短。他除“转车”外，常常坐着不动，有时在室内背手踱步。他冷漠而极少发脾气，喜怒不形之于色。他孤独、超脱、高傲，遇事置身事外。
靳大鹰在《“九一三”事件始末记》中说：“对于林彪这个人，人们直到今天了解得都太少了。”这是剀切之言。
叶群，原名叶宜敬，她是林彪办公室主任。聂荣臻说过“林彪是个昏君，真正给他当家主事的是他老婆叶群。”邵一海在《“舰队”投入第一线》中说：“叶群就在很大程度上控制了林彪……林家王朝的实权，很大一部分实际上掌握在叶群手中。”
叶群是个爱活动、爱热闹、爱虚荣、不甘寂寞的人，与林彪完全不同，林彪虽然对她相当不满，讨厌她说话颠三倒四、唠唠叨叨，对她常借他的名义在外面做一些他不知道的事情愤慨，有一次因她越权行事而要打她；但是，因为林彪身体不好，许多事需要叶群出面，林彪很需要从她那里听到从钓鱼台等处得到的消息（这些消息是从报纸、文件上不可能得到的），有时她周旋于江青、陈伯达、吴法宪等人之间对林彪也很有益处，所以林彪离不开叶群。林彪因年龄较叶群大了许多而又体弱，甚至觉得在生活上有亏于叶群，曾肉麻地当众写了“发不同青心同热，生不同衾死同穴”以“书赠爱妻叶群”。叶群与林彪在生活上的矛盾很深。1961年11月，叶群在家乡福州写了一篇不短的日记，通篇以最刻毒的语言描绘跟着林彪如同伴着僵尸，咒骂林彪毁灭了她的青春。又写道，林彪是“一个专门仇恨人，轻视（友情、子女、父兄——无意趣）人，把人想得最坏最无情，终日计算利害，专好推过于人们，勾心斗角互相倾轧的人”。但是她必须靠着林彪，靠着林彪才能作威作福，去填那永远也填不满的私欲。她虽然官儿不大，只是师职干部，但是权力极大。林彪的意见、指示、批示要由她把关；这是林彪授予她的权力，因为她有时可以向林彪提出“更好”的意见。下面向林彪的请示必须通过她，她可以推延请示、婉言拒绝、自行处置，甚至假传“圣旨”。她有这样一个特殊的身份，吴法宪之流也就奉承她，巴结她。毛泽东1971年8月14日至9月12日在外地巡视时说过：“我一向不赞成自己的老婆当自己工作单位的办公室主任。林彪那里，是叶群当办公室主任，他们四个人（按指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向林彪请示问题都要经过她。”可惜这话说晚了。
要了解叶群，不妨先请参观一下她的房间。如果说，走进林彪的房间，像是进了一座阴森的殿宇；而走进叶群的房间，你就像是到了一个暴发户的姨太太的家里：富丽、庸俗、杂乱。豪华的家具，五花八门的小摆设，各式各样的字画，把这间不算小的房间挤得满满的。墙壁上挂的画分上下两层，上层是人物，下层是花草，这些都是不花钱弄来的。林彪手书的条幅“天马行空，独往独来”，挂在显眼的地方。屏风上，挂着陈伯达的手笔“克己”二字，床头贴着上面已经讲到的林彪叫贴上的条幅。门上贴着一张白纸，上面是她自己吩咐工作人员写的三句话：“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充其量坏不到哪里去”，“少吃多餐”，这三条叶群自选的座右铭，活灵活现地暴露出这个有野心的女人的精神世界。同林彪房间比较，这里还有一个最大的差别：保持恒温18，比林彪那里低了三度。这是叶群想出的一条妙计。这么一来，林彪就怎么也不敢走进叶群的房间。
叶群贪婪，虚伪，权迷心窍，自以为是，酷爱背后捣鬼，以他人的痛苦为乐事。她是个空虚的女人。
林彪全家原来有五口人：林彪、叶群，三个孩子。大女儿林小琳是林彪前妻所生。“文革”初期在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学习，参加了“保守组织”“八八团”。叶群假借林彪的名义，写了一个声明，大意是：小琳一贯反对我（按即林彪），她在外的一切言论、行动并不代表我，我概不负责。从现在起，我与她脱离父女关系。这个声明在哈尔滨到处张贴。以后，叶群又指使吴法宪派人把她送到大西北沙漠中的一个基地。她跑了出来，叶群又设法把她送到西南地区的部队里。所以，这个大女儿实际上已不是这个家庭的一员了。林彪、叶群身边，只有女儿林立衡和儿子林立果。林立衡是林立果的姐姐，小名豆豆，曾在空军工作，任《空军报》副师职副主编。林立果，小名老虎，1945年生，二人尊重父亲，有感情，还有些敬畏；对叶群没有感情，从懂事起没有叫过一声“妈妈”，林立衡有点怕叶群，林立果根本瞧不起叶群。林立果1966年时21岁，是北京大学物理系的学生。1967年3月，任空军党委办公室秘书。1967年7月1日，林立果按照叶群指定的日子，由吴法宪、周宇驰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69年10月17日，吴法宪按照林彪的授意，任命林立果为空军司令部办公室副主任兼作战部副部长（副师职）。10月18日，吴法宪把林立果、空军司令部副参谋长兼办公室主任王飞、同林立果一起被任命为办公室副主任的周宇驰召集在一起，对他们说：“今后，空军的一切都要向立果同志汇报，都可以由立果同志调动、指挥。”周宇驰、王飞等人先后在空军党委常委办公会议上和机关作了传达。一股吹捧林立果的旋风，在空军领导机关刮起。而在事实上，林立果在空军并不能指挥一切，调动一切。后来，林立果是法西斯秘密组织“联合舰队”的头子。
黄永胜，湖北省咸宁县人，1910年生，1927年参加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团长、师长、军分区司令员、旅长、纵队司令员、军区司令员、兵团司令员、大军区司令员等职。在1968年3月22日任总参谋长以前，是广州军区司令员。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
吴法宪，江西省永丰县人，1915年生。1930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2年由共青团员转为中共党员。历任团青年干事、师青年科科长、团政治委员、支队政治委员、师政治部主任、军区副政治委员、军政治委员、兵团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空军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空军政治委员和司令员等职。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
李作鹏，江西省吉安县人，1914年生，1930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2年由共青团员转为中共党员。历任中央军委参谋、科长、抗大参训队长、师侦察科科长、师作战科科长、纵队参谋处处长、东北民主联军参谋处处长、纵队副司令兼参谋长、纵队司令员、军长、兵团参谋长、军政大学副校长、高级步兵学校校长、训练总监部陆军训练部部长、总参军训部部长、海军副司令员、海军政治委员等职。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
邱会作，江西省兴国县人，1914年生。1929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2年由共青团员转为中共党员。历任军团宣传队队长、军委总供给部政治指导员、军委科长、粮秣处处长、军委供给部部长、师供给部政治委员、师组织部部长、军区政治部主任、纵队政治委员、军政治委员、兵团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总后勤部部长等职。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
这四人中，上将一人，中将三人。他们出身都很苦，有的是放牛娃。很早就投身革命，都参加过二万五千里长征，是老红军。无疑，他们在历史上为党和人民做过不少有益的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