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31章 迎春堂现可疑脚印！陈伯达搬出中南海(19)
答：“我没有说是反革命的党。”
问：“那你说是国民党、叛徒在这里起作用，这是一个什么问题呢？”
答：“起作用这是有可能的呀！起作用，是有的组织起作用，有的地方组织起作用。”
问：“冀东党在民主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当中，做了那么大的贡献，抗日战争坚持下来了，哪一个国民党、叛徒在那里起作用的党，能作这样的事情呢？”
答：“你说的很对，很对。”
接着，法庭宣读了邢安民、李致和、苏维民、赵连辅1980年8月1日的证言。其中谈到：
“1967年12月26日陈伯达来后，在唐山搞了一个杨白反党集团，杨远、白芸，张达同志被定成敌我矛盾。送到农场劳动改造，吴良俊同志被判刑二十年，方正同志被公安机关长期拘留，并株连了大批的党员和干部。在搞杨、白专案的同时，认为杨、白的班底是从老冀东发展演变而来的，一方面上追杨白的根子，大搞‘冀东党’，一方面下挖杨白的社会基础，大搞‘肃反动流派’运动……被列入‘冀东专案名册’受审查的干部一千六百零四人，涉及到中央二十九个部门和二十四个省市，被定为和列为叛徒、特务、国民党、走资派等问题的有七百三十七人……唐山地、市遭受迫害的干部、群众达八万四千余人，其中被迫害致死的二千九百五十五人，致残的七百六十三人。”
法庭还宣读了中共唐山市委第一书记杨远1980年9月29日证言（节录），他陈述了1967年12月26日陈伯达在唐山讲话后，自己遭受残酷迫害和亲属受到株连的情况。宣读后，审判员李明贵问：“被告人陈伯达，你听到了吗？”
陈答：“听到了。”
审判长曾汉周说：“冀东这件事，造成了这么严重的后果，是你讲话起了作用造成的。”
被告人陈伯达说：“这个没有问题。”
陈伯达在唐山一席胡言乱语，给唐山带来的一场大灾难，决不亚于唐山大地震！
1980年11月30日，新华社电讯《冀东冤案后果严重——陈伯达供认他起了反革命作用》，记述了陈伯达在冀东犯下的严重罪行，另外，1980年12月19日《河北日报》，刊载了张云杰、闻恩秀、杨福山采写的《事实的证言——陈伯达制造冀东大冤案的始末》，作了详细的揭露。
《河北日报》的文章指出：“1967年9月，陈伯达就插手唐山的问题，在北京亲自听取了唐山一些人的汇报。”就在那一次，汇报者便已向陈伯达说：“由于冀东的原主要负责人是叛徒，特别是又长期在刘少奇、彭真领导下，我们怀疑有一个叛徒集团，这个集团已混入党政军内。”三个月后陈伯达去唐山，正是因为听取了这一汇报而去的……
冀东大冤案不仅使八万四千多人受诬陷、遭迫害，而且使已经长眠于冀东烈士陵园的二百三十八名烈士竟然也无一例外地受到清查！
“小小老百姓”，给冀东带来了一场大灾大难！
戚本禹垮台
“戚本禹算老几！”
“戚本禹是‘中央首长’吗？”
“戚本禹与王、关、林是一伙！”
“戚本禹滚出‘中央文革’！”
1967年12月，当凛冽的朔风吹过北京街头，一大批新贴出的大字标语，那浆糊迅速冻住了，把标语牢牢粘在墙上。
红卫兵们的大炮，已经在对准“戚大帅”猛轰了！
王力、关锋、戚本禹，人称“中央文革”的“小三”（陈伯达、江青、康生被称为“中央文革”的“大三”）。如今，“小三”中倒了两个，只剩下“小三子”了。唇亡齿寒，随着对王力、关锋的批判的深入，许多事涉及戚本禹，“小三子”的日子越来越不好过了。
在“小三”之中，戚本禹年纪最小，他生于1932年，当时不过35岁，林彪称之为“小将”。王力生于1922年，比他大11岁。关锋最为年长，生于1919年，比他大13岁。在“文革”开始之际，戚本禹不过是一个科长。
戚本禹虽是“中央文革”的一员“小将”，可是“能量”却不小。有时就连陈伯达也得让他三分。林彪秘书张云生在《毛家湾纪实》中，曾有一段十分生动的文字写及戚本禹及陈伯达：
到了钓鱼台十六楼，我找到了戚本禹。我把林彪口授的信稿给了他，并转达林彪请他“看看”之意。戚本禹很高兴。他可能是午休后刚起床，也可能是由于三伏天天气太热，只穿着一件背心和裤衩，坐在电风扇前看着林彪的信。他有个绰号叫“戚大帅”，加上他看信过程中接一次电话，口气十分生硬，这就更给我以此人粗野的印象。他看完信，站起来穿上一条裤子，对我说：“你别急，这件事关系重大，我得再送江青同志看看。”
戚本禹拿着信稿到十六楼的另一端找江青去了。我被中央文革办事组的一位工作人员让到一个小会议室里等候。过了不长时间，听从走廊里传来的说话声，像是江青和戚本禹走过来了。但走进这个小会议室的，除了戚本禹外，还有陈伯达、关锋和姚文元，惟独没有江青。他们几个人坐在会议桌旁，逐字逐句地推敲林彪给主席的那封信；对于我这个旁观者，他们装作没看见，不加理睬。他们修改文字的方式也很有意思；你一言我一语，但只有几个人都同意才由陈伯达落笔。以前我以为陈伯达在中央文革内有至高无上的权威，但通过这小小的场面，我见那几位“小将”并不把他们的“老夫子”看在眼里。我于是想，在一切地方，表与里都可能有个差距吧？
戚本禹此人在“文革”中蹿得甚快，从《红旗》杂志历史组组长跃为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局副局长、中共中央办公厅代主任，出入中南海，掌握核心机要。
1983年，北京市人民检察分院“京检字第四十二号”起诉书，曾列举了戚本禹在“文革”中的主要罪行：
1966年6月16日，由戚本禹起草，和关锋共同联名签署了给江青、康生、陈伯达的信：“彭德怀到三线后还在积极进行不正当活动”，“直到现在还是一面黑旗”，“要彻底消除这个隐患”。同年12月26日，即彭德怀被戚本禹指使的学生从四川挟持回到北京的前一天，戚本禹写信给江青：“彭德怀现在已经被红卫兵抓住，一、二日内即要押送回京。北京的学生，已经做好了斗争的准备。”
1967年1月12日，在钓鱼台十六楼，戚本禹召集中共中央办公厅的一些人开会。戚本禹说：“中南海冷冷清清，外面轰轰烈烈”，“刘、邓、陶在中南海很舒服，你们为什么不去斗他们”。还说：“你们可以贴大字报揭发朱德，可以去妇联点火揭发康克清。”在戚本禹煽动下，当晚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局七八十人闯进刘少奇、邓小平、陶铸家，对他们进行围斗。也有人闯进朱德家，围斗了康克清，并在中南海西门等处，张贴了诬陷朱德的大标语、大字报。
1967年7月中旬，江青、康生、陈伯达等擅自决定对刘少奇、邓小平、陶铸夫妇进行批斗。7月18日凌晨，戚本禹贯彻执行他们的批示，在人民大会堂召集中南海机关的一些人开会说：“前几天中南海围斗了刘少奇，规模小，有人围斗他总是好，但是火力不强。”“对刘、邓、陶要面对面斗争”，“这是你们相当时期头等重要的任务”。“要使他们威风扫地，要杀气腾腾，可以低头弯腰”。戚本禹作了具体布置：“搞几个战斗组织，有的搞刘少奇，有的搞邓小平，有的搞陶铸。王光美、卓琳也要搞。”在戚本禹的组织、煽动下，当天中南海三百余人批斗了刘少奇、王光美，强迫低头弯腰。此后又多次批斗了刘少奇和王光美，邓小平和卓琳，陶铸和曾志，进行人身迫害，并先后抄了他们的家……
毛泽东在决定打倒王力、关锋时，已对戚本禹十分不满。在上海，毛泽东对杨成武说：“先抓王力、关锋。把他们分割一下，看戚本禹有无转变。”
在打倒王力、关锋之后，戚本禹的根基也不稳了。
王力回忆了戚本禹被打倒的一些内幕情况：
戚本禹是忠实于江青的，早请示，晚汇报。听说后来江青查抄彭真同志的家，查到戚本禹给彭真的一封信。彭真请关锋、戚本禹吃过饭。原因是1966年初学术批判时，彭真送了几个人的材料给主席，其中包括批邓拓和关锋、戚本禹。我知道后跟彭真同志说：“这个材料送不得，不要又搞成新的‘八司马’（指1962年在中南海发生的‘八司马案件’。当时，戚本禹是受批判的八个‘司马’之一。‘司马’是古代官名，此处只是借用）。”彭真说送了。我说：“江青认为关锋、戚本禹是大左派，送了他们的材料，怎么得了？”彭真同志为了缓和一下，所以请关锋、戚本禹吃饭。关锋吃了无所表示，戚本禹却写了信去谢彭真。江青查到这封信，很伤心：她的忠实追随者戚本禹原来也赞扬过彭真！这是一。
还有，戚本禹同金敬迈搞的中央文革文艺组，在1967年1月一个晚上向江青汇报，说找到了她当年写的第一篇小说，写得如何如何的好。他们想拍江青的马屁，谁知江青当场变了脸，说：“你们胆子倒不小，搜集我的材料！”戚本禹连忙推到金敬迈身上，把金敬迈赶走了。中央文革文艺组组长是江青兼的，戚本禹是副组长，金敬迈负责办公室。
戚本禹处于内外交困之中，“打倒戚本禹”之声越来越高。陈伯达在《红旗》杂志编辑部里，透露风声：“在《红旗》杂志，除了我之外，在揭发王力、关锋的问题时，所有的人都可以揭！”陈伯达的话，意味着戚本禹的问题也可以揭发。
终于，在1968年1月14日，戚本禹也“请假检讨”了！
这么一来，“中央文革”只剩下组长陈伯达、第一副组长江青、副组长张春桥、顾问康生和惟一的组员姚文元，总共五人！
在戚本禹打倒之后，“打倒王、关、林”的口号改成了“打倒王、关、戚、林”。
不过，林杰不是“中央文革”成员，社会影响、知名度都不及王力、关锋、戚本禹，这个“林”渐渐被“删”去，口号也就演变成“打倒王、关、戚”了。
王、关、戚、林都是陈伯达手下的“大将”。他们的垮台，大大削弱了陈伯达在“中央文革”中的势力，他感到形单影只了！
不过，说实在的，在这几员“大将”得意之日，也并不买陈伯达的账。陈伯达的秘书王文耀跟笔者谈及一桩往事：在中国科学院成立“革命委员会”时，在人民大会堂开大会，要求周恩来、陈伯达出席并讲话。陈伯达是不能不去的，因为他在“文革”前便担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眼下又是“中央文革”组长，必定要到会的。不过，陈伯达担心自己独自跟周恩来去不方便，就说：“叫‘中央文革’的人也去吧。”
陈伯达请不动江青、康生，就叫秘书王文耀打电话给戚本禹，并让戚本禹通知住在他楼下的关锋。
起初，戚本禹满口答应。过一会儿，戚本禹变卦了，大抵是他得知江青、康生不去，也就不去。可是，他却给王文耀打电话说：“关锋睡了，不去了！我也睡了，也不去了！”
陈伯达指挥失灵，十分生气，他带着秘书，来到戚本禹那里，陈伯达坐在楼下等，让秘书上楼找戚本禹。王文耀进屋，见戚本禹一点都没有“睡相”。王文耀说陈伯达在楼下等他，戚本禹直摇头：“不去，不去。‘老夫子’一个人去就行啦！”
没办法，陈伯达只得独自去人民大会堂。他只跟周恩来一起，在北京厅接见了一下中国科学院的代表就走了。他没有出席大会，让周恩来在那里主持。因为他见江青、康生、关锋、戚本禹都不来，怕自己在大会上出面会惹麻烦……
王力和关锋被打倒后，最初在钓鱼台二号楼软禁。1967年10月16日，陈伯达、张春桥找王力谈话，说把他交给北京卫戍区。于是，王力、关锋被押送到北京西山一座别墅软禁，由北京卫戍区部队看管。1968年1月26日，春节前夕，王力、关锋被押入秦城监狱。戚本禹、林杰也先后被投入秦城狱中。这几位“大秀才”，在“文革”闹剧中演出了一幕又一幕“大戏”之后，终于来到了一个最“安静”的所在地。
跟林彪建立“热线”联系
陈伯达在“中央文革”的日子，已经越来越不好过了。
在打倒王、关、戚之后，“中央文革”只剩五个人，真的成了一个“小”组。可是，在这五个人之中，张春桥、姚文元是江青的“嫡系部队”，康生是江青的“军师”，陈伯达这个组长在“中央文革”中处于孤立的地位。连他自己也渐渐意识到，第六个回合所要打倒的，十有八九是他了！
他寻求新的政治伙伴，以求结成新的联盟，巩固自己每况愈下的地位。
靠毛泽东吗？毛泽东当然要依靠的。但是，毛泽东接二连三的批评，表明毛泽东对他的信任是很有限的。
靠周恩来吗？周恩来正气凛然，是不可能跟他拉拉扯扯的。
“第一号人物”毛泽东靠不上，“第三号人物”周恩来靠不拢，陈伯达的惟一选择，那就只有与“第二号人物”林彪接近。
在历史上，陈伯达与林彪本来没有什么“友谊”的渊源可寻。在工作上，一个是文人，一个是武将，也没有什么联系。可是，在“王、关、戚”被揪出来之后，在“杨、余、傅”事件之后，为着自身的生存，为着政坛格斗的需要，陈伯达渐渐从钓鱼台“离心”，改换门庭，投向于毛家湾。
林彪呢？在“杨、余、傅”事件之后，黄永胜取代了杨成武，出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林彪在军队里的势力日益扩大。不过，林彪手下清一色的都是武将，他所缺的是“秀才”。看出陈伯达在“中央文革”中受挤，林彪当然乐于把这么一位“理论家”拉过来。
问：“那你说是国民党、叛徒在这里起作用，这是一个什么问题呢？”
答：“起作用这是有可能的呀！起作用，是有的组织起作用，有的地方组织起作用。”
问：“冀东党在民主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当中，做了那么大的贡献，抗日战争坚持下来了，哪一个国民党、叛徒在那里起作用的党，能作这样的事情呢？”
答：“你说的很对，很对。”
接着，法庭宣读了邢安民、李致和、苏维民、赵连辅1980年8月1日的证言。其中谈到：
“1967年12月26日陈伯达来后，在唐山搞了一个杨白反党集团，杨远、白芸，张达同志被定成敌我矛盾。送到农场劳动改造，吴良俊同志被判刑二十年，方正同志被公安机关长期拘留，并株连了大批的党员和干部。在搞杨、白专案的同时，认为杨、白的班底是从老冀东发展演变而来的，一方面上追杨白的根子，大搞‘冀东党’，一方面下挖杨白的社会基础，大搞‘肃反动流派’运动……被列入‘冀东专案名册’受审查的干部一千六百零四人，涉及到中央二十九个部门和二十四个省市，被定为和列为叛徒、特务、国民党、走资派等问题的有七百三十七人……唐山地、市遭受迫害的干部、群众达八万四千余人，其中被迫害致死的二千九百五十五人，致残的七百六十三人。”
法庭还宣读了中共唐山市委第一书记杨远1980年9月29日证言（节录），他陈述了1967年12月26日陈伯达在唐山讲话后，自己遭受残酷迫害和亲属受到株连的情况。宣读后，审判员李明贵问：“被告人陈伯达，你听到了吗？”
陈答：“听到了。”
审判长曾汉周说：“冀东这件事，造成了这么严重的后果，是你讲话起了作用造成的。”
被告人陈伯达说：“这个没有问题。”
陈伯达在唐山一席胡言乱语，给唐山带来的一场大灾难，决不亚于唐山大地震！
1980年11月30日，新华社电讯《冀东冤案后果严重——陈伯达供认他起了反革命作用》，记述了陈伯达在冀东犯下的严重罪行，另外，1980年12月19日《河北日报》，刊载了张云杰、闻恩秀、杨福山采写的《事实的证言——陈伯达制造冀东大冤案的始末》，作了详细的揭露。
《河北日报》的文章指出：“1967年9月，陈伯达就插手唐山的问题，在北京亲自听取了唐山一些人的汇报。”就在那一次，汇报者便已向陈伯达说：“由于冀东的原主要负责人是叛徒，特别是又长期在刘少奇、彭真领导下，我们怀疑有一个叛徒集团，这个集团已混入党政军内。”三个月后陈伯达去唐山，正是因为听取了这一汇报而去的……
冀东大冤案不仅使八万四千多人受诬陷、遭迫害，而且使已经长眠于冀东烈士陵园的二百三十八名烈士竟然也无一例外地受到清查！
“小小老百姓”，给冀东带来了一场大灾大难！
戚本禹垮台
“戚本禹算老几！”
“戚本禹是‘中央首长’吗？”
“戚本禹与王、关、林是一伙！”
“戚本禹滚出‘中央文革’！”
1967年12月，当凛冽的朔风吹过北京街头，一大批新贴出的大字标语，那浆糊迅速冻住了，把标语牢牢粘在墙上。
红卫兵们的大炮，已经在对准“戚大帅”猛轰了！
王力、关锋、戚本禹，人称“中央文革”的“小三”（陈伯达、江青、康生被称为“中央文革”的“大三”）。如今，“小三”中倒了两个，只剩下“小三子”了。唇亡齿寒，随着对王力、关锋的批判的深入，许多事涉及戚本禹，“小三子”的日子越来越不好过了。
在“小三”之中，戚本禹年纪最小，他生于1932年，当时不过35岁，林彪称之为“小将”。王力生于1922年，比他大11岁。关锋最为年长，生于1919年，比他大13岁。在“文革”开始之际，戚本禹不过是一个科长。
戚本禹虽是“中央文革”的一员“小将”，可是“能量”却不小。有时就连陈伯达也得让他三分。林彪秘书张云生在《毛家湾纪实》中，曾有一段十分生动的文字写及戚本禹及陈伯达：
到了钓鱼台十六楼，我找到了戚本禹。我把林彪口授的信稿给了他，并转达林彪请他“看看”之意。戚本禹很高兴。他可能是午休后刚起床，也可能是由于三伏天天气太热，只穿着一件背心和裤衩，坐在电风扇前看着林彪的信。他有个绰号叫“戚大帅”，加上他看信过程中接一次电话，口气十分生硬，这就更给我以此人粗野的印象。他看完信，站起来穿上一条裤子，对我说：“你别急，这件事关系重大，我得再送江青同志看看。”
戚本禹拿着信稿到十六楼的另一端找江青去了。我被中央文革办事组的一位工作人员让到一个小会议室里等候。过了不长时间，听从走廊里传来的说话声，像是江青和戚本禹走过来了。但走进这个小会议室的，除了戚本禹外，还有陈伯达、关锋和姚文元，惟独没有江青。他们几个人坐在会议桌旁，逐字逐句地推敲林彪给主席的那封信；对于我这个旁观者，他们装作没看见，不加理睬。他们修改文字的方式也很有意思；你一言我一语，但只有几个人都同意才由陈伯达落笔。以前我以为陈伯达在中央文革内有至高无上的权威，但通过这小小的场面，我见那几位“小将”并不把他们的“老夫子”看在眼里。我于是想，在一切地方，表与里都可能有个差距吧？
戚本禹此人在“文革”中蹿得甚快，从《红旗》杂志历史组组长跃为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局副局长、中共中央办公厅代主任，出入中南海，掌握核心机要。
1983年，北京市人民检察分院“京检字第四十二号”起诉书，曾列举了戚本禹在“文革”中的主要罪行：
1966年6月16日，由戚本禹起草，和关锋共同联名签署了给江青、康生、陈伯达的信：“彭德怀到三线后还在积极进行不正当活动”，“直到现在还是一面黑旗”，“要彻底消除这个隐患”。同年12月26日，即彭德怀被戚本禹指使的学生从四川挟持回到北京的前一天，戚本禹写信给江青：“彭德怀现在已经被红卫兵抓住，一、二日内即要押送回京。北京的学生，已经做好了斗争的准备。”
1967年1月12日，在钓鱼台十六楼，戚本禹召集中共中央办公厅的一些人开会。戚本禹说：“中南海冷冷清清，外面轰轰烈烈”，“刘、邓、陶在中南海很舒服，你们为什么不去斗他们”。还说：“你们可以贴大字报揭发朱德，可以去妇联点火揭发康克清。”在戚本禹煽动下，当晚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局七八十人闯进刘少奇、邓小平、陶铸家，对他们进行围斗。也有人闯进朱德家，围斗了康克清，并在中南海西门等处，张贴了诬陷朱德的大标语、大字报。
1967年7月中旬，江青、康生、陈伯达等擅自决定对刘少奇、邓小平、陶铸夫妇进行批斗。7月18日凌晨，戚本禹贯彻执行他们的批示，在人民大会堂召集中南海机关的一些人开会说：“前几天中南海围斗了刘少奇，规模小，有人围斗他总是好，但是火力不强。”“对刘、邓、陶要面对面斗争”，“这是你们相当时期头等重要的任务”。“要使他们威风扫地，要杀气腾腾，可以低头弯腰”。戚本禹作了具体布置：“搞几个战斗组织，有的搞刘少奇，有的搞邓小平，有的搞陶铸。王光美、卓琳也要搞。”在戚本禹的组织、煽动下，当天中南海三百余人批斗了刘少奇、王光美，强迫低头弯腰。此后又多次批斗了刘少奇和王光美，邓小平和卓琳，陶铸和曾志，进行人身迫害，并先后抄了他们的家……
毛泽东在决定打倒王力、关锋时，已对戚本禹十分不满。在上海，毛泽东对杨成武说：“先抓王力、关锋。把他们分割一下，看戚本禹有无转变。”
在打倒王力、关锋之后，戚本禹的根基也不稳了。
王力回忆了戚本禹被打倒的一些内幕情况：
戚本禹是忠实于江青的，早请示，晚汇报。听说后来江青查抄彭真同志的家，查到戚本禹给彭真的一封信。彭真请关锋、戚本禹吃过饭。原因是1966年初学术批判时，彭真送了几个人的材料给主席，其中包括批邓拓和关锋、戚本禹。我知道后跟彭真同志说：“这个材料送不得，不要又搞成新的‘八司马’（指1962年在中南海发生的‘八司马案件’。当时，戚本禹是受批判的八个‘司马’之一。‘司马’是古代官名，此处只是借用）。”彭真说送了。我说：“江青认为关锋、戚本禹是大左派，送了他们的材料，怎么得了？”彭真同志为了缓和一下，所以请关锋、戚本禹吃饭。关锋吃了无所表示，戚本禹却写了信去谢彭真。江青查到这封信，很伤心：她的忠实追随者戚本禹原来也赞扬过彭真！这是一。
还有，戚本禹同金敬迈搞的中央文革文艺组，在1967年1月一个晚上向江青汇报，说找到了她当年写的第一篇小说，写得如何如何的好。他们想拍江青的马屁，谁知江青当场变了脸，说：“你们胆子倒不小，搜集我的材料！”戚本禹连忙推到金敬迈身上，把金敬迈赶走了。中央文革文艺组组长是江青兼的，戚本禹是副组长，金敬迈负责办公室。
戚本禹处于内外交困之中，“打倒戚本禹”之声越来越高。陈伯达在《红旗》杂志编辑部里，透露风声：“在《红旗》杂志，除了我之外，在揭发王力、关锋的问题时，所有的人都可以揭！”陈伯达的话，意味着戚本禹的问题也可以揭发。
终于，在1968年1月14日，戚本禹也“请假检讨”了！
这么一来，“中央文革”只剩下组长陈伯达、第一副组长江青、副组长张春桥、顾问康生和惟一的组员姚文元，总共五人！
在戚本禹打倒之后，“打倒王、关、林”的口号改成了“打倒王、关、戚、林”。
不过，林杰不是“中央文革”成员，社会影响、知名度都不及王力、关锋、戚本禹，这个“林”渐渐被“删”去，口号也就演变成“打倒王、关、戚”了。
王、关、戚、林都是陈伯达手下的“大将”。他们的垮台，大大削弱了陈伯达在“中央文革”中的势力，他感到形单影只了！
不过，说实在的，在这几员“大将”得意之日，也并不买陈伯达的账。陈伯达的秘书王文耀跟笔者谈及一桩往事：在中国科学院成立“革命委员会”时，在人民大会堂开大会，要求周恩来、陈伯达出席并讲话。陈伯达是不能不去的，因为他在“文革”前便担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眼下又是“中央文革”组长，必定要到会的。不过，陈伯达担心自己独自跟周恩来去不方便，就说：“叫‘中央文革’的人也去吧。”
陈伯达请不动江青、康生，就叫秘书王文耀打电话给戚本禹，并让戚本禹通知住在他楼下的关锋。
起初，戚本禹满口答应。过一会儿，戚本禹变卦了，大抵是他得知江青、康生不去，也就不去。可是，他却给王文耀打电话说：“关锋睡了，不去了！我也睡了，也不去了！”
陈伯达指挥失灵，十分生气，他带着秘书，来到戚本禹那里，陈伯达坐在楼下等，让秘书上楼找戚本禹。王文耀进屋，见戚本禹一点都没有“睡相”。王文耀说陈伯达在楼下等他，戚本禹直摇头：“不去，不去。‘老夫子’一个人去就行啦！”
没办法，陈伯达只得独自去人民大会堂。他只跟周恩来一起，在北京厅接见了一下中国科学院的代表就走了。他没有出席大会，让周恩来在那里主持。因为他见江青、康生、关锋、戚本禹都不来，怕自己在大会上出面会惹麻烦……
王力和关锋被打倒后，最初在钓鱼台二号楼软禁。1967年10月16日，陈伯达、张春桥找王力谈话，说把他交给北京卫戍区。于是，王力、关锋被押送到北京西山一座别墅软禁，由北京卫戍区部队看管。1968年1月26日，春节前夕，王力、关锋被押入秦城监狱。戚本禹、林杰也先后被投入秦城狱中。这几位“大秀才”，在“文革”闹剧中演出了一幕又一幕“大戏”之后，终于来到了一个最“安静”的所在地。
跟林彪建立“热线”联系
陈伯达在“中央文革”的日子，已经越来越不好过了。
在打倒王、关、戚之后，“中央文革”只剩五个人，真的成了一个“小”组。可是，在这五个人之中，张春桥、姚文元是江青的“嫡系部队”，康生是江青的“军师”，陈伯达这个组长在“中央文革”中处于孤立的地位。连他自己也渐渐意识到，第六个回合所要打倒的，十有八九是他了！
他寻求新的政治伙伴，以求结成新的联盟，巩固自己每况愈下的地位。
靠毛泽东吗？毛泽东当然要依靠的。但是，毛泽东接二连三的批评，表明毛泽东对他的信任是很有限的。
靠周恩来吗？周恩来正气凛然，是不可能跟他拉拉扯扯的。
“第一号人物”毛泽东靠不上，“第三号人物”周恩来靠不拢，陈伯达的惟一选择，那就只有与“第二号人物”林彪接近。
在历史上，陈伯达与林彪本来没有什么“友谊”的渊源可寻。在工作上，一个是文人，一个是武将，也没有什么联系。可是，在“王、关、戚”被揪出来之后，在“杨、余、傅”事件之后，为着自身的生存，为着政坛格斗的需要，陈伯达渐渐从钓鱼台“离心”，改换门庭，投向于毛家湾。
林彪呢？在“杨、余、傅”事件之后，黄永胜取代了杨成武，出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林彪在军队里的势力日益扩大。不过，林彪手下清一色的都是武将，他所缺的是“秀才”。看出陈伯达在“中央文革”中受挤，林彪当然乐于把这么一位“理论家”拉过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