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28章 迎春堂现可疑脚印！陈伯达搬出中南海(16)
据王力回忆：“在2月14日，‘中央文革’会议之前，周恩来在钓鱼台十四楼同陈伯达谈话，谈了几个小时，陈伯达打消了自杀的念头。陈伯达还找康生谈了一次，说了情况。开会前，我和关锋去请康生到会，康生拍着桌子说：‘这都是江青搞的，要开会就批江青。伯达让她逼得都要自杀了。’当时我没说话，认为他们要吵就吵吧！关锋哀求说：‘康老，无论如何不能这样发脾气，要忍住，这样你到会上骂江青同志，怎么得了？’康生憋住了。”
刚刚度过政治危机的康生，此时装出一副要替陈伯达打抱不平的样子。其实，他也只是私下里说说江青而已——他深知“第一夫人”是万万碰不得的。
批评会在1967年2月14日下午3时召开，会议的地点是“中央文革”所在地——钓鱼台十六楼。因为这只是“中央文革”的会议，到会的清一色全是“中央文革”成员，计有陈伯达、康生、张春桥、王力、关锋、戚本禹、姚文元，江青理应到会的，因为她是“中央文革”第一副组长，何况是这次挨批评的对象，可是她说自己“病了”，也就溜之大吉。
于是，挨批评的对象，变成只有一个——陈伯达了。尽管江青没有来开会，会上谁也没有批评她一句。
康生、王力、关锋对陈伯达的批评，轻轻的，轻轻的。据说，因为他们已经知道陈伯达准备自杀，生怕说重了，陈伯达受不了，会真的去自杀——究竟是他们怕陈伯达自杀，还是存心护着陈伯达，不得而知！
倒是张春桥、姚文元“动真格”，批评起陈伯达来火力颇猛。张春桥咬文嚼字道：“主席虽然同时批评了伯达同志、江青同志，但是主席用语不一样。主席说伯达是进行投机”，这是一个路线问题；主席说江青同志‘眼高手低，志大才疏’，这只是一个作风问题。所以我认为伯达同志的错误的性质，跟江青同志不同，不能混为一谈。伯达同志‘进行投机’，性质是很严重的……
显而易见，张春桥、姚文元是江青的“嫡系部队”。
陈伯达作了一番检查，无非是说自己“路线斗争觉悟不高，对毛泽东思想领会不深”，等等。
康生打了圆场：“今天的会，算是第一次会，江青同志生病了，没有来。以后等江青同志身体好了，再开吧。”
康生这么一说，会议便结束了。此后，“中央文革”再也没有开过批评陈伯达、江青的会——尽管江青并没有病，不过，开过了这么一次会，“中央文革”算是“落实”了毛泽东的指示，好向毛泽东交账了。
后来，关锋跟陈伯达闹矛盾，便把陈伯达声言要自杀的事告诉了江青。
江青见到陈伯达，指着他的鼻子骂道：“你给我自杀！你给我自杀！你自杀，就开除你的党籍，就是叛徒，你有勇气自杀吗？”
面对江青的辱骂，陈伯达不吱声，再也没有搬出“拉法格是自杀，列宁还纪念他”之类“自杀理论”。陈伯达的一出自杀闹剧，至此算是降下帷幕……
尽管陈伯达没有自杀，还是当他的“中央文革”组长，但毛泽东的严厉批评毕竟给了他沉重的一击，就毛泽东对他的“信任度”而言，到1967年之后明显降了，远不如1966年了……
鼓吹“揪军内一小撮”
“中央文革”发出了一个新的“战略性”的口号：“揪军内一小撮！”
所谓“揪军内一小撮”，也就是揪出军队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在“中央文革”看来，武汉能够爆发“七二□事件”，“百万雄师”敢于抓“中央文革”的“大员”王力，那是因为“百万雄师”有后台——得到武汉军区“一小撮”的支持，亦即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政委钟汉华、独立师师长牛怀义、政委蔡炳臣。
林彪说了一句关键性的话：“武汉问题不单是武汉问题，而是全国的问题。”这样，揪武汉“军内一小撮”便扩展为在全国“揪军内一小撮”。
北京街头出现的大字报，宣传“中央文革”的新的“战略性”的口号，是“文革”的“第三战役”：
打倒“彭、罗、陆、杨”，是“文革”的“第一战役”；
打倒“刘、邓、陶”，是“文革”的“第二战役”；
“揪军内一小撮”是“文革”的“第三战役”。
“中央文革”的“秀才”们最擅长的莫过于制造舆论，就在谢富治、王力回到北京的翌日清晨——7月23日早上5时20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便向全国播送谢、王“胜利回京”的“喜讯”。
全国各报以头版头条刊载谢富治、王力在北京机场受“热烈欢迎”的消息、照片。
当天，全国各地的造反派们举行规模盛大的集会、游行。上海举行的“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上海无产阶级革命派誓死保卫中央文革大会”，达百万人之众。大会发出了“给谢富治、王力同志的慰问电”，称“百万雄师”为“百匪”，称“七二□事件”为“一场反革命暴乱的丑剧”，声称“为了保卫中央文革小组，我们永远不惜献出自己的鲜血和生命”！
7月24日凌晨3时，陈再道等奉林彪之命进京“开会”，刚刚到京西宾馆，便受到北京的造反派的围攻。
“中央文革”决定在北京召开欢迎谢富治、王力“胜利归来”的大会。这个决定是由陈伯达、江青、康生、戚本禹一起讨论作出的。最初是准备在北京工人体育场召开十万人大会。可是，他们一看上海发来的“慰问电”声称“百万人大会”，觉得北京只开十万人大会太不过瘾。
“在天安门广场，开百万人大会！”戚本禹说。
“天安门广场容纳不了一百万人吧？”陈伯达问。
“号称百万嘛！”戚本禹说。
“行。报上宣传就称百万人大会。”陈伯达道。
7月25日下午5时，“欢迎大会”在北京天安门广场召开，开会前两小时，林彪突然通知“中央文革”，原本他不拟出席大会的，现决定参加。林彪在电话中说：“我经过仔细考虑，认为今天下午的大会，我以参加为好。目的在于增加左派的威力，打击右派的气焰。这个欢迎大会，实质上要开成一个示威性质的会，向右派示威，加速右派的瓦解。所以，我觉得参加利多。”
林彪的电话，使“中央文革”备受鼓舞。下午4时半，林彪领头，陈伯达、康生、江青等紧跟，登上了天安门城楼。谢富治、王力成了“英雄”。
林彪在天安门城楼，对北京红卫兵头头蒯大富、韩爱晶说了这样的话：“事情发展到坏的顶点，就要向好的方向转化，从前我们要作文章，但没有题目。现在他们给我们出了题目，我们要抓住大作文章。估计最近一个月将是全国矛盾激化的一个时期。”
喜欢标新立异的林彪，提出了要批判“带枪的刘邓路线”，亦即“揪军内一小撮”。
翌日，蒯大富、韩爱晶便分别鼓动他们所领导的清华“井冈山”和北京航空学院“红旗”红卫兵，开展声势浩大的“揪军内一小撮”运动。
蒯大富后来曾在交代中，谈及他们当时的判断：“林彪做接班人，有好多人不服，主要是四方面军的，他们力量大、人多。‘七二□事件’就是四方面军的陈再道搞的。林彪提出‘带枪的刘邓路线’就是冲着这些人来的。林彪‘要大做文章’就是‘揪军内一小撮’，把反他的力量全都打下去，为他当接班人扫清道路。”
蒯大富当时的分析，确实道出了林彪心中的“小九九”。
陈伯达、江青如此热心于“揪军内一小撮”，说穿了无非是借“七二”事件为题，做继续批“二月逆流”的文章。在他们看来，“二月逆流”中的主将陈毅、徐向前、叶剑英等都属“军内一小撮”。
正因为这样，林彪和“中央文革”来了个“亲密合作”，在北京发动了“揪军内一小撮”的恶浪黑潮。
事情是那么的凑巧，在这个节骨眼上，8月1日来临了！
1967年的8月1日，非同往常，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整整四十周年的日子。这下子，又给“中央文革”的“秀才”们出了个“好题目”——借纪念建军四十周年之际，鼓吹“揪军内一小撮”！
在1967年的8月1日出版的《红旗》杂志第12期（注：《红旗》当时是半月刊。第12期理应在6月15日出版。但在“文革”中乱了套，经常延期或脱期），几乎成了“揪军内一小撮”的专辑！
这一期《红旗》杂志，特地转载了7月22日在《解放军报》上发表的《从政治上思想上彻底打倒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一文，署名“空军司令部红尖兵”。
这位“红尖兵”何许人也？
他是林彪之子林立果的笔名！
林立果写道：“我们空军领导机关中的无产阶级革命派，遵循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教导，始终把斗争矛头指向以中国的赫鲁晓夫为总代表的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指向资产阶级反动司令部，把他们彻底粉碎。”
林立果鼓吹：“打倒以中国的赫鲁晓夫为代表的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彻底打碎他们的资产阶级司令部……”
这一期《红旗》杂志发表了社论《无产阶级必须牢牢掌握枪杆子——纪念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四十周年》。
社论提出“崭新”的“理论”：“中国人民解放军，是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亲手缔造的，是林彪同志直接指挥的伟大军队……”这么一来，朱德等一批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被排除于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缔造者之外；这么一来，毛泽东作为中央军委主席却无法“直接指挥”中国人民解放军了！
这篇社论历数“军内走资派”彭德怀、罗瑞卿的种种罪行，歌颂了“毛主席最亲密的战友、最好的学生”林彪，然后把“揪军内一小撮”作为目前“斗争的大方向”提了出来：
为了防止资本主义复辟，林彪同志特别强调了意识形态的斗争和无产阶级掌握军队的严重意义。他指出：“笔杆子、枪杆子。夺取政权靠这两杆子。”“资产阶级搞颠覆活动，也是思想领先，先把人们的思想搞乱。另一个是搞军队，抓枪杆子。文武相配合，抓舆论，又抓枪杆子，他们就能搞反革命政变。”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论点，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我们要把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揭露出来，从政治上和思想上把他们斗倒、斗臭。同样，也要把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揭露出来，从政治上和思想上把他们斗倒、斗臭。这些家伙，还在垂死挣扎。不久以前，武汉地区党内和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就勾结起来对无产阶级革命派进行镇压。事实证明，我们必须进一步地开展革命的大批判，把党内和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彻底干净地扫进垃圾堆里去。只有这样，才能防止资本主义复辟。
目前，全国正在掀起一个对党内、军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大批判运动，这是斗争的大方向。人民解放军要同全国无产阶级革命派一起，积极参加大批判，彻底清除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在军内散布的恶劣影响。
关于这篇社论的起草经过，王力回忆说：“当时起很坏作用的《红旗》杂志的‘八一’社论，林杰起草，陈伯达看到后鼓掌叫好，说‘好极了’。在陈伯达主持下，向王力、关锋念了一遍，不送总理，就发了。”
据笔者1988年12月17日访问当年《红旗》杂志编委林杰时，他也说，这篇社论是他起草的。
《红旗》编委林杰起草了社论，《红旗》第一副总编王力和常务副总编关锋审查了这篇社论，《红旗》总编陈伯达赞扬并签发了这篇社论。这篇社论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各报转载，顿时在全国卷起了“揪军内一小撮”狂澜！
端出“王、关、林”
就在“揪军内一小撮”之声甚嚣尘上时，1967年8月12日，从上海传来毛泽东的批示，使林彪和“中央文革”陷于一片惊惶之中：
毛泽东看了《红旗》杂志的“八一”社论，写了“大毒草”三个字！
毛泽东批示：“还我长城！”
“长城”，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代称，谓之保卫祖国的钢铁长城也。
毛泽东还在林彪送审的一份准备下达全军的文件上，圈去了多处“军内一小撮”字样，批示：“不用”！
透过这些批示，又一次表明，毛泽东发了“无产阶级的震怒”！因为毛泽东的“最高指示”在那种年月被吹成“一句顶一万句”，而他批评《红旗》的“八一”社论是“大毒草”！犹如一颗原子弹落在《红旗》杂志编辑部！
第二节 理论家摇身投靠秦城服刑了一生（4）
说实在的，早在《五一六通知》中，毛泽东便曾亲笔加上了这样的话：“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照毛泽东此言，则不是“揪军内一小撮”，而是“揪军内一批”了！
在“七二□事件”刚发生时，被匆匆护送到上海的毛泽东，也曾十分恼怒，说了一些过分的话。
不过，毛泽东很快就冷静下来，说“七二□事件”“不是兵谏”，不是什么“谋害主席”，不是“反革命事变”，他也不是“住到贼窝里去了”。毛泽东说，“七二□事件”“不过是要以王力作为人质，迫使中央改变处理武汉问题的方针。”这时，毛泽东的话，就比较客观，准确了。因为当时中央定下的方针，不承认“百万雄师”是革命群众组织，而“百万雄师”抓去王力，也就是要中央改变对于“百万雄师”的方针。
也正因为毛泽东对“七二□事件”有了比较正确的判断，所以1967年7月26日，在北京高呼“打倒陈再道”之际，毛泽东在中央给武汉军区党委的复电中，在陈再道的名字之后，亲笔加上“同志”两字，在那样特殊的岁月，加“同志”两字，便意味着陈再道的问题属人民内部矛盾，毛泽东所加的这两个字，救了陈再道一命！
对于“揪军内一小撮”这口号，应当说，毛泽东也有一个察觉、认识的过程。如前所说，早在《五一六通知》中，毛泽东便已指出军内有“一批”“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亦即“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然而，此时林彪、江青、陈伯达等强调“揪军内一小撮”，却是意味着“文革”的斗争中心转移到军内。
刚刚度过政治危机的康生，此时装出一副要替陈伯达打抱不平的样子。其实，他也只是私下里说说江青而已——他深知“第一夫人”是万万碰不得的。
批评会在1967年2月14日下午3时召开，会议的地点是“中央文革”所在地——钓鱼台十六楼。因为这只是“中央文革”的会议，到会的清一色全是“中央文革”成员，计有陈伯达、康生、张春桥、王力、关锋、戚本禹、姚文元，江青理应到会的，因为她是“中央文革”第一副组长，何况是这次挨批评的对象，可是她说自己“病了”，也就溜之大吉。
于是，挨批评的对象，变成只有一个——陈伯达了。尽管江青没有来开会，会上谁也没有批评她一句。
康生、王力、关锋对陈伯达的批评，轻轻的，轻轻的。据说，因为他们已经知道陈伯达准备自杀，生怕说重了，陈伯达受不了，会真的去自杀——究竟是他们怕陈伯达自杀，还是存心护着陈伯达，不得而知！
倒是张春桥、姚文元“动真格”，批评起陈伯达来火力颇猛。张春桥咬文嚼字道：“主席虽然同时批评了伯达同志、江青同志，但是主席用语不一样。主席说伯达是进行投机”，这是一个路线问题；主席说江青同志‘眼高手低，志大才疏’，这只是一个作风问题。所以我认为伯达同志的错误的性质，跟江青同志不同，不能混为一谈。伯达同志‘进行投机’，性质是很严重的……
显而易见，张春桥、姚文元是江青的“嫡系部队”。
陈伯达作了一番检查，无非是说自己“路线斗争觉悟不高，对毛泽东思想领会不深”，等等。
康生打了圆场：“今天的会，算是第一次会，江青同志生病了，没有来。以后等江青同志身体好了，再开吧。”
康生这么一说，会议便结束了。此后，“中央文革”再也没有开过批评陈伯达、江青的会——尽管江青并没有病，不过，开过了这么一次会，“中央文革”算是“落实”了毛泽东的指示，好向毛泽东交账了。
后来，关锋跟陈伯达闹矛盾，便把陈伯达声言要自杀的事告诉了江青。
江青见到陈伯达，指着他的鼻子骂道：“你给我自杀！你给我自杀！你自杀，就开除你的党籍，就是叛徒，你有勇气自杀吗？”
面对江青的辱骂，陈伯达不吱声，再也没有搬出“拉法格是自杀，列宁还纪念他”之类“自杀理论”。陈伯达的一出自杀闹剧，至此算是降下帷幕……
尽管陈伯达没有自杀，还是当他的“中央文革”组长，但毛泽东的严厉批评毕竟给了他沉重的一击，就毛泽东对他的“信任度”而言，到1967年之后明显降了，远不如1966年了……
鼓吹“揪军内一小撮”
“中央文革”发出了一个新的“战略性”的口号：“揪军内一小撮！”
所谓“揪军内一小撮”，也就是揪出军队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在“中央文革”看来，武汉能够爆发“七二□事件”，“百万雄师”敢于抓“中央文革”的“大员”王力，那是因为“百万雄师”有后台——得到武汉军区“一小撮”的支持，亦即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政委钟汉华、独立师师长牛怀义、政委蔡炳臣。
林彪说了一句关键性的话：“武汉问题不单是武汉问题，而是全国的问题。”这样，揪武汉“军内一小撮”便扩展为在全国“揪军内一小撮”。
北京街头出现的大字报，宣传“中央文革”的新的“战略性”的口号，是“文革”的“第三战役”：
打倒“彭、罗、陆、杨”，是“文革”的“第一战役”；
打倒“刘、邓、陶”，是“文革”的“第二战役”；
“揪军内一小撮”是“文革”的“第三战役”。
“中央文革”的“秀才”们最擅长的莫过于制造舆论，就在谢富治、王力回到北京的翌日清晨——7月23日早上5时20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便向全国播送谢、王“胜利回京”的“喜讯”。
全国各报以头版头条刊载谢富治、王力在北京机场受“热烈欢迎”的消息、照片。
当天，全国各地的造反派们举行规模盛大的集会、游行。上海举行的“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上海无产阶级革命派誓死保卫中央文革大会”，达百万人之众。大会发出了“给谢富治、王力同志的慰问电”，称“百万雄师”为“百匪”，称“七二□事件”为“一场反革命暴乱的丑剧”，声称“为了保卫中央文革小组，我们永远不惜献出自己的鲜血和生命”！
7月24日凌晨3时，陈再道等奉林彪之命进京“开会”，刚刚到京西宾馆，便受到北京的造反派的围攻。
“中央文革”决定在北京召开欢迎谢富治、王力“胜利归来”的大会。这个决定是由陈伯达、江青、康生、戚本禹一起讨论作出的。最初是准备在北京工人体育场召开十万人大会。可是，他们一看上海发来的“慰问电”声称“百万人大会”，觉得北京只开十万人大会太不过瘾。
“在天安门广场，开百万人大会！”戚本禹说。
“天安门广场容纳不了一百万人吧？”陈伯达问。
“号称百万嘛！”戚本禹说。
“行。报上宣传就称百万人大会。”陈伯达道。
7月25日下午5时，“欢迎大会”在北京天安门广场召开，开会前两小时，林彪突然通知“中央文革”，原本他不拟出席大会的，现决定参加。林彪在电话中说：“我经过仔细考虑，认为今天下午的大会，我以参加为好。目的在于增加左派的威力，打击右派的气焰。这个欢迎大会，实质上要开成一个示威性质的会，向右派示威，加速右派的瓦解。所以，我觉得参加利多。”
林彪的电话，使“中央文革”备受鼓舞。下午4时半，林彪领头，陈伯达、康生、江青等紧跟，登上了天安门城楼。谢富治、王力成了“英雄”。
林彪在天安门城楼，对北京红卫兵头头蒯大富、韩爱晶说了这样的话：“事情发展到坏的顶点，就要向好的方向转化，从前我们要作文章，但没有题目。现在他们给我们出了题目，我们要抓住大作文章。估计最近一个月将是全国矛盾激化的一个时期。”
喜欢标新立异的林彪，提出了要批判“带枪的刘邓路线”，亦即“揪军内一小撮”。
翌日，蒯大富、韩爱晶便分别鼓动他们所领导的清华“井冈山”和北京航空学院“红旗”红卫兵，开展声势浩大的“揪军内一小撮”运动。
蒯大富后来曾在交代中，谈及他们当时的判断：“林彪做接班人，有好多人不服，主要是四方面军的，他们力量大、人多。‘七二□事件’就是四方面军的陈再道搞的。林彪提出‘带枪的刘邓路线’就是冲着这些人来的。林彪‘要大做文章’就是‘揪军内一小撮’，把反他的力量全都打下去，为他当接班人扫清道路。”
蒯大富当时的分析，确实道出了林彪心中的“小九九”。
陈伯达、江青如此热心于“揪军内一小撮”，说穿了无非是借“七二”事件为题，做继续批“二月逆流”的文章。在他们看来，“二月逆流”中的主将陈毅、徐向前、叶剑英等都属“军内一小撮”。
正因为这样，林彪和“中央文革”来了个“亲密合作”，在北京发动了“揪军内一小撮”的恶浪黑潮。
事情是那么的凑巧，在这个节骨眼上，8月1日来临了！
1967年的8月1日，非同往常，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整整四十周年的日子。这下子，又给“中央文革”的“秀才”们出了个“好题目”——借纪念建军四十周年之际，鼓吹“揪军内一小撮”！
在1967年的8月1日出版的《红旗》杂志第12期（注：《红旗》当时是半月刊。第12期理应在6月15日出版。但在“文革”中乱了套，经常延期或脱期），几乎成了“揪军内一小撮”的专辑！
这一期《红旗》杂志，特地转载了7月22日在《解放军报》上发表的《从政治上思想上彻底打倒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一文，署名“空军司令部红尖兵”。
这位“红尖兵”何许人也？
他是林彪之子林立果的笔名！
林立果写道：“我们空军领导机关中的无产阶级革命派，遵循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教导，始终把斗争矛头指向以中国的赫鲁晓夫为总代表的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指向资产阶级反动司令部，把他们彻底粉碎。”
林立果鼓吹：“打倒以中国的赫鲁晓夫为代表的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彻底打碎他们的资产阶级司令部……”
这一期《红旗》杂志发表了社论《无产阶级必须牢牢掌握枪杆子——纪念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四十周年》。
社论提出“崭新”的“理论”：“中国人民解放军，是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亲手缔造的，是林彪同志直接指挥的伟大军队……”这么一来，朱德等一批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被排除于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缔造者之外；这么一来，毛泽东作为中央军委主席却无法“直接指挥”中国人民解放军了！
这篇社论历数“军内走资派”彭德怀、罗瑞卿的种种罪行，歌颂了“毛主席最亲密的战友、最好的学生”林彪，然后把“揪军内一小撮”作为目前“斗争的大方向”提了出来：
为了防止资本主义复辟，林彪同志特别强调了意识形态的斗争和无产阶级掌握军队的严重意义。他指出：“笔杆子、枪杆子。夺取政权靠这两杆子。”“资产阶级搞颠覆活动，也是思想领先，先把人们的思想搞乱。另一个是搞军队，抓枪杆子。文武相配合，抓舆论，又抓枪杆子，他们就能搞反革命政变。”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论点，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我们要把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揭露出来，从政治上和思想上把他们斗倒、斗臭。同样，也要把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揭露出来，从政治上和思想上把他们斗倒、斗臭。这些家伙，还在垂死挣扎。不久以前，武汉地区党内和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就勾结起来对无产阶级革命派进行镇压。事实证明，我们必须进一步地开展革命的大批判，把党内和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彻底干净地扫进垃圾堆里去。只有这样，才能防止资本主义复辟。
目前，全国正在掀起一个对党内、军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大批判运动，这是斗争的大方向。人民解放军要同全国无产阶级革命派一起，积极参加大批判，彻底清除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在军内散布的恶劣影响。
关于这篇社论的起草经过，王力回忆说：“当时起很坏作用的《红旗》杂志的‘八一’社论，林杰起草，陈伯达看到后鼓掌叫好，说‘好极了’。在陈伯达主持下，向王力、关锋念了一遍，不送总理，就发了。”
据笔者1988年12月17日访问当年《红旗》杂志编委林杰时，他也说，这篇社论是他起草的。
《红旗》编委林杰起草了社论，《红旗》第一副总编王力和常务副总编关锋审查了这篇社论，《红旗》总编陈伯达赞扬并签发了这篇社论。这篇社论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各报转载，顿时在全国卷起了“揪军内一小撮”狂澜！
端出“王、关、林”
就在“揪军内一小撮”之声甚嚣尘上时，1967年8月12日，从上海传来毛泽东的批示，使林彪和“中央文革”陷于一片惊惶之中：
毛泽东看了《红旗》杂志的“八一”社论，写了“大毒草”三个字！
毛泽东批示：“还我长城！”
“长城”，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代称，谓之保卫祖国的钢铁长城也。
毛泽东还在林彪送审的一份准备下达全军的文件上，圈去了多处“军内一小撮”字样，批示：“不用”！
透过这些批示，又一次表明，毛泽东发了“无产阶级的震怒”！因为毛泽东的“最高指示”在那种年月被吹成“一句顶一万句”，而他批评《红旗》的“八一”社论是“大毒草”！犹如一颗原子弹落在《红旗》杂志编辑部！
第二节 理论家摇身投靠秦城服刑了一生（4）
说实在的，早在《五一六通知》中，毛泽东便曾亲笔加上了这样的话：“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照毛泽东此言，则不是“揪军内一小撮”，而是“揪军内一批”了！
在“七二□事件”刚发生时，被匆匆护送到上海的毛泽东，也曾十分恼怒，说了一些过分的话。
不过，毛泽东很快就冷静下来，说“七二□事件”“不是兵谏”，不是什么“谋害主席”，不是“反革命事变”，他也不是“住到贼窝里去了”。毛泽东说，“七二□事件”“不过是要以王力作为人质，迫使中央改变处理武汉问题的方针。”这时，毛泽东的话，就比较客观，准确了。因为当时中央定下的方针，不承认“百万雄师”是革命群众组织，而“百万雄师”抓去王力，也就是要中央改变对于“百万雄师”的方针。
也正因为毛泽东对“七二□事件”有了比较正确的判断，所以1967年7月26日，在北京高呼“打倒陈再道”之际，毛泽东在中央给武汉军区党委的复电中，在陈再道的名字之后，亲笔加上“同志”两字，在那样特殊的岁月，加“同志”两字，便意味着陈再道的问题属人民内部矛盾，毛泽东所加的这两个字，救了陈再道一命！
对于“揪军内一小撮”这口号，应当说，毛泽东也有一个察觉、认识的过程。如前所说，早在《五一六通知》中，毛泽东便已指出军内有“一批”“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亦即“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然而，此时林彪、江青、陈伯达等强调“揪军内一小撮”，却是意味着“文革”的斗争中心转移到军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