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27章 迎春堂现可疑脚印！陈伯达搬出中南海(15)
荷兰学者雅普·冯·吉内肯在其所著《林彪浮沉录》一书，专门写了一节《上海人民公社》，十分详细地探索了陈伯达提倡公社的思想历程：
1966年3月，陈伯达在《红旗》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文章，纪念巴黎公社诞生九十五周年。陈伯达本人研究过外国革命史。后来，他和他的北京文化批评家集团中年轻的激进作家、记者一起，埋头研究历史上存亡攸关时刻如何巩固新生政权的实例，对它们进行哲学和历史的分析。在《十六条》的第九条中，特别提到了这个问题：
“文化革命小组、文化革命委员会的成员和文化革命代表大会的代表的产生，要像巴黎公社那样，必须实行全面的选举制。”
8月底，在《红旗》杂志上发表了巴黎公社的选举原则：“一切领导人都由人民选举产生。当选人必须是人民的公仆，并接受他们的监督：选举者可以随时罢免和撤换被选举人。”接着，又详细地论述了这种选举制度，但马、恩、列、斯关于1871年经验的消极教训却略而不提。林彪也把自己与“大民主”的呼吁联系在一起。1966年秋，在天安门广场的最后几次群众大会上，他说：“按照巴黎公社的原则，充分实现人民民主权利，没有这种大民主，不可能发动真正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陈伯达一次次提倡巴黎公社，张春桥、姚文元受到“启发”，最初打算把上海新政权取名为“新上海公社”。
这时，《红旗》杂志正在准备发表社论《论无产阶级革命派夺权斗争》。据社论的执笔者之一王力回忆，社论是毛泽东要陈伯达、王力、关锋起草的。由王力、关锋执笔，陈伯达主持。王力说：“这篇社论是主席夺权思想的纲领性文件，是根据主席历次在常委会上谈话和个别谈话整理的。社论写好后送主席审阅，主席批示：‘写得很好，照发。’”
这篇社论，透露了毛泽东一句甚为重要、未公开发表过的话：
“毛主席把北京大学的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称为：20世纪60年代的北京人民公社宣言。这时，毛主席就英明地天才地预见到我们的国家机构，将出现崭新的形式。”
北京闻风而动，准备成立“北京人民公社”。江青跟关锋已在商量“北京人民公社”的领导成员，想由中共中央党校造反派李广文负责，戚本禹参加。毛泽东则不同意李广文，要谢富治负责。
就在这时，陈伯达从北京给在上海的张春桥打电话。打电话时，王力在侧。陈伯达在电话中，向张春桥通报了《红旗》杂志即将发表的社论的内容，以及北京准备成立“北京人民公社”的消息。
急于抢头功的张春桥和姚文元，马上找上海十多个造反组织的头头们开紧急会议，决定把“新上海公社”改名为“上海人民公社”，抢先召开成立大会。
据王力回忆，毛泽东要他打电话给张春桥、姚文元，要张、姚参加上海新政权的领导班子，告知这是政治局常委会的决定，是主席的意见。但是，王力回忆说：“主席没有叫我告诉他们让上海成立公社。”
2月12日早上，奉毛泽东之召，张春桥、姚文元从上海飞往北京。王力在机场迎接张、姚，然后陪同他们驱车直奔中南海游泳池。王力回忆说：“主席坐在屋里，穿着他那件睡衣，跟张春桥、姚文元谈话。”
王力记得，毛泽东这次谈话，共谈三个问题，其中第一个问题就是关于“上海人民公社”。
毛泽东的谈话，张春桥于1967年2月24日曾在上海作过传达。现据档案中所存张春桥传达的记录原文，照录于下：
毛主席说：巴黎公社是1871年成立的，到现在诞生96年了。如果巴黎公社不是失败而是胜利了，那据我看，现在已经变成资产阶级的公社了，因为法国的资产阶级不允许法国的工人阶级掌握政权这么久，这是巴黎公社。再一个是苏联的政权的形式。苏维埃政权一出来，列宁当时很高兴，认为是工农兵的伟大创造，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新形式。但当时他没有想到这种形式，工农兵可以用，资产阶级也能用，赫鲁晓夫也可以用。从现在的苏维埃看来，已从列宁的苏维埃变成赫鲁晓夫的苏维埃了。
主席还说：英国是君主制，不是有国王嘛？美国是总统制，本质是一样的，都是资产阶级专政，还有很多例子，南越伪政权是总统制，它旁边柬埔寨西哈努克是王国，哪一个比较好一点呢？恐怕是西哈努克比较好一点。印度是总统制，它旁边的尼泊尔是王国，这两个，哪一个好一些？看起来还是王国比印度好点。就现在来看啊，中国古代是三皇五帝，周朝叫王，秦朝叫皇帝，太平天国叫王，唐高宗（即武则天的丈夫）叫天皇。他说，你看名称变来变去，我们不能看名称，问题不在名称，而在实际，不在形式，而在内容。总统制、国王制、君主制，所谓资产阶级民主制，这些都是形式。我们不在名称，而在实际，不在形式，而在内容。总统这名称在英文里和校长是一个词，好像校长就低得多，总统就高得多，在英文里是一样的。所以主席说，名称不宜改得太多。
他又举了历史上的王莽，这个人最喜欢改名字的了。他一当皇帝就把所有的官职统统改了，把全国的县名统统改了，主席说，有点像红卫兵把北京街道名称全改了差不多。他改了后仍不记得，还是记老名字。王莽皇帝下诏书就困难了，改得连县名都不知道了。把老名字写在诏书里面，这样，使公文来往非常麻烦。
主席还说：话剧这形式，中国可以用，外国也可以用，无产阶级可以用，资产阶级也可以用。我们也可以设想，中华人民共和国，两个阶级都可以用，无产阶级可以用，资产阶级也可以用。如果我们被推翻了，资产阶级上台，他们也可以不改名字，还叫中华人民共和国，但不是无产阶级专政，是资产阶级专政。如苏联一样，他都不改，还叫苏联共产党，还叫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这个问题主要是看哪一个阶级掌握政权，谁掌权，这是根本的问题，所以是不是我们还是稳当一点好，不要都改名了。
主席说，现在出了个问题，各省、市都想叫人民公社，与上海一样，有的地方也叫了。最近主席反复在考虑这个问题。最初没有那么想，如这样想下去，各省、市都叫人民公社，国务院叫什么？中华人民共和国叫什么？主席说，这样就发生改变政体、国家体制问题、国号问题。是否要改为中华人民公社呢？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席是否变成中华人民公社的主任或叫社长？出了这个问题，就发生外国承认不承认的问题。因为改变国号，外国的大使都作废了，重新换大使，重新承认，主席说，我估计苏联是不会承认的，他不敢承认，因为承认了会给苏联带来麻烦，怎么中国出了个中华人民公社？资产阶级国家可能承认。
还有一个问题，主席考虑如果都叫公社，那么党怎么办？党放在哪里呢？因为公社里有党员、非党员，公社的委员里有党员和非党员，那么党委放在哪里呢？总得有个党嘛！有个核心嘛！不管叫什么，叫共产党也好，叫社会民主党也好，叫社会民主工党也好，叫国民党也好，叫一贯道也好，它总得有个党，一贯道也是个党，公社总要有个党，公社不能代替党，所以毛主席说，我看还是不要改名字吧！不要叫公社吧！还是按照老的办法，还是要人民代表大会，还是选举人民委员会。他说：这些名字改来改去，都是形式上的改变，不解决内容问题，现在建立的临时权力机构是不是还叫革命委员会……
毛泽东的一席话，说得张春桥、姚文元哑口无言，紧张万分。张、姚这一回抢头功，狠狠跌了一跤。
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上海人民公社”于1967年2月24日宣布改称“上海市革命委员会”。
陈伯达这位“理论家”，也不得不承认自己在理论上的重大失误。
其实，倘若把康生1959年8月3日在庐山上写给毛泽东的信重读一遍，那就会发现，真正的“发明权”应当授予这位“大秀才”——他在那时候就已经提议把中华人民共和国改为“中华人民公社”了：
恩格斯在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时，曾提议不用“国家”一词，而用德文古字“公团（Cemein wesen）”或用法文“公社”。可见“公社”一词，并不等于“共产主义”（虽然外国文字很相同）。巴黎公社，广州公社，都不是实行共产主义的社会制度。根据恩格斯的信，不仅我们的农业合作社，可叫做“人民公社”，即“中华人民共和国”，也可以叫做“中华人民公社”。这不仅没有违反马列主义，而且是符合马列主义的……
尽管陈伯达与康生之间龃龉不断，但在极左方面却惊人地一致！
据王力回忆，毛泽东与张春桥、姚文元的谈话，大约两个多小时。这次重要的谈话，照理应当让陈伯达参加，因为张、姚是以“中央文革”的“调研员”的身份前往上海，回来“述职”之际，怎不请组长陈伯达来呢？何况，所谈的又是关于“上海人民公社”的问题，张春桥是在打电话向陈伯达请示，征得同意后宣布成立的。
谈话即将结束时，毛泽东问王力：“你跟他们讲没讲找他们来干什么？”
王力心中明白，毛泽东话中第一个“他们”，指的是陈伯达、江青；第二个“他们”，指的是张春桥、姚文元。
王力答道：“讲了一些。等主席见了以后，再详细讲。”
张春桥、姚文元离开毛泽东那里，才从王力嘴里得知北京最新的“政治行情”：前天——2月10日，毛泽东在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严厉地批评了陈伯达、江青，尤其是言辞激烈地批评陈伯达，说他打倒陶铸是“一个常委打倒一个常委”。毛泽东要陈伯达、江青作检查，“行情”变了，难怪毛泽东这次谈话，故意撇开了陈伯达！
张春桥懊悔地对王力说：“我们正式成立公社时，打个电话来请示主席就好了！”
张春桥的言外之意很清楚：算他倒楣！他向组长陈伯达请示过，而眼下正碰上陈伯达突然“贬值”，难怪毛泽东花了那么多时间，广征博引，以古今中外的种种事例驳斥“公社”……
陈伯达的自杀闹剧
就在毛泽东冷落了陈伯达，把他撂在一边，忽地从王力那里传出爆炸性消息：陈伯达要自杀！
消息是绝对可靠的，因为那是陈伯达亲口对王力说的：“很紧张，想自杀。”
王力当即劝慰他：“主席批评你，是爱护你，是好事，主席说过，没有希望的人，就不批评了。可见主席是把你当成有希望的人，这才批评你。”
陈伯达却答道：“我查了书，拉法格是自杀的，列宁还纪念他，证明共产主义者可以自杀！”
“理论家”到底与众不同，自杀还要查一查书呢！
拉法格是马克思的女婿——马克思次女劳拉的丈夫。他出生于圣地亚哥（古巴），1866年参加第一国际，巴黎公社时期领导波尔多工人为保卫公社而斗争。1868年4月2日，在英国伦敦与马克思次女劳拉结婚。婚后，生下子女三人——沙尔·埃蒂耶纳、燕妮、马可·罗朗。1911年11月25日，拉法格和劳拉一起在德拉韦伊离世。
陈伯达查了书，查了列宁纪念拉法格的文章，居然要把自己与拉法格相比，以为自己自杀之后也会有人“纪念”他，把他当做“共产主义者”。
陈伯达的思想压力，确实是够重的。毛泽东在2月10日那几句分量很重的话，不时在他耳际响着：“你这个陈伯达，你是一个常委打倒一个常委。过去你专门在我和少奇之间进行投机。我和你相处这么多年，不牵涉到你个人，你从来不找我！”毛泽东还说，要陈伯达、江青作检讨，“中央文革”要开会，批评陈伯达、江青。毛泽东要王力打电话给张春桥、姚文元，就是为了出席“中央文革”的会议，批评陈伯达、江青。
在那次会上，毛泽东还说了一句至为重要的话：“我看现在还同过去一样，不向我报告，对我实行封锁。总理除外，总理凡是重大问题都是向我报告的。”
毛泽东这话，指林彪，也指陈伯达。打倒陶铸，成立上海人民公社等等，陈伯达都未向毛泽东报告。
陈伯达在毛泽东身边工作多年，深知毛泽东的话，决定一个人的命运——不论你资格多老，地位多高，毛泽东一推，你就会倒。彭德怀如此，刘少奇如此……
摆在陈伯达面前的道路只有两条：要么检讨，要么自杀。
按照毛泽东的指示，“中央文革”决定于2月14日下午开会，批评陈伯达和江青。
陈伯达是怎样度过这次比郑州会议更险峻的政治危机的呢？
陈伯达闹着要自杀，王力劝他还是写检讨为好。
“我心里乱糟糟的，怎么写检讨？”陈伯达说。
王力给他出主意：“那你就简单写几句，在主席那里挂个号，备个案。以后再详细写检讨。”
陈伯达仍摇头：“这简单的几句，我现在也写不了。这样吧，你替我写几句，我照你的抄。”
这么个“理论家”，连向毛泽东“挂个号”的几句话，也要王力代为捉刀！
“那天，要我在接见‘专揪王任重造反团’时讲打倒陶铸的事，事先我一点也不知道。”陈伯达向王力说道，“那天我服了安眠药，没有醒，我是从被窝里被叫去讲话的。江青要我讲，我乱讲了一通。”
显然，陈伯达要把责任朝江青身上推。王力也明白他的意思，点穿了他：“这不对呀，你那天讲得很有条理，不是‘乱讲一通’。”
陈伯达叹道：“我没有法子呀，江青逼我讲，不讲不行呀！”
王力说：“你要向总理汇报清楚。”
1966年3月，陈伯达在《红旗》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文章，纪念巴黎公社诞生九十五周年。陈伯达本人研究过外国革命史。后来，他和他的北京文化批评家集团中年轻的激进作家、记者一起，埋头研究历史上存亡攸关时刻如何巩固新生政权的实例，对它们进行哲学和历史的分析。在《十六条》的第九条中，特别提到了这个问题：
“文化革命小组、文化革命委员会的成员和文化革命代表大会的代表的产生，要像巴黎公社那样，必须实行全面的选举制。”
8月底，在《红旗》杂志上发表了巴黎公社的选举原则：“一切领导人都由人民选举产生。当选人必须是人民的公仆，并接受他们的监督：选举者可以随时罢免和撤换被选举人。”接着，又详细地论述了这种选举制度，但马、恩、列、斯关于1871年经验的消极教训却略而不提。林彪也把自己与“大民主”的呼吁联系在一起。1966年秋，在天安门广场的最后几次群众大会上，他说：“按照巴黎公社的原则，充分实现人民民主权利，没有这种大民主，不可能发动真正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陈伯达一次次提倡巴黎公社，张春桥、姚文元受到“启发”，最初打算把上海新政权取名为“新上海公社”。
这时，《红旗》杂志正在准备发表社论《论无产阶级革命派夺权斗争》。据社论的执笔者之一王力回忆，社论是毛泽东要陈伯达、王力、关锋起草的。由王力、关锋执笔，陈伯达主持。王力说：“这篇社论是主席夺权思想的纲领性文件，是根据主席历次在常委会上谈话和个别谈话整理的。社论写好后送主席审阅，主席批示：‘写得很好，照发。’”
这篇社论，透露了毛泽东一句甚为重要、未公开发表过的话：
“毛主席把北京大学的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称为：20世纪60年代的北京人民公社宣言。这时，毛主席就英明地天才地预见到我们的国家机构，将出现崭新的形式。”
北京闻风而动，准备成立“北京人民公社”。江青跟关锋已在商量“北京人民公社”的领导成员，想由中共中央党校造反派李广文负责，戚本禹参加。毛泽东则不同意李广文，要谢富治负责。
就在这时，陈伯达从北京给在上海的张春桥打电话。打电话时，王力在侧。陈伯达在电话中，向张春桥通报了《红旗》杂志即将发表的社论的内容，以及北京准备成立“北京人民公社”的消息。
急于抢头功的张春桥和姚文元，马上找上海十多个造反组织的头头们开紧急会议，决定把“新上海公社”改名为“上海人民公社”，抢先召开成立大会。
据王力回忆，毛泽东要他打电话给张春桥、姚文元，要张、姚参加上海新政权的领导班子，告知这是政治局常委会的决定，是主席的意见。但是，王力回忆说：“主席没有叫我告诉他们让上海成立公社。”
2月12日早上，奉毛泽东之召，张春桥、姚文元从上海飞往北京。王力在机场迎接张、姚，然后陪同他们驱车直奔中南海游泳池。王力回忆说：“主席坐在屋里，穿着他那件睡衣，跟张春桥、姚文元谈话。”
王力记得，毛泽东这次谈话，共谈三个问题，其中第一个问题就是关于“上海人民公社”。
毛泽东的谈话，张春桥于1967年2月24日曾在上海作过传达。现据档案中所存张春桥传达的记录原文，照录于下：
毛主席说：巴黎公社是1871年成立的，到现在诞生96年了。如果巴黎公社不是失败而是胜利了，那据我看，现在已经变成资产阶级的公社了，因为法国的资产阶级不允许法国的工人阶级掌握政权这么久，这是巴黎公社。再一个是苏联的政权的形式。苏维埃政权一出来，列宁当时很高兴，认为是工农兵的伟大创造，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新形式。但当时他没有想到这种形式，工农兵可以用，资产阶级也能用，赫鲁晓夫也可以用。从现在的苏维埃看来，已从列宁的苏维埃变成赫鲁晓夫的苏维埃了。
主席还说：英国是君主制，不是有国王嘛？美国是总统制，本质是一样的，都是资产阶级专政，还有很多例子，南越伪政权是总统制，它旁边柬埔寨西哈努克是王国，哪一个比较好一点呢？恐怕是西哈努克比较好一点。印度是总统制，它旁边的尼泊尔是王国，这两个，哪一个好一些？看起来还是王国比印度好点。就现在来看啊，中国古代是三皇五帝，周朝叫王，秦朝叫皇帝，太平天国叫王，唐高宗（即武则天的丈夫）叫天皇。他说，你看名称变来变去，我们不能看名称，问题不在名称，而在实际，不在形式，而在内容。总统制、国王制、君主制，所谓资产阶级民主制，这些都是形式。我们不在名称，而在实际，不在形式，而在内容。总统这名称在英文里和校长是一个词，好像校长就低得多，总统就高得多，在英文里是一样的。所以主席说，名称不宜改得太多。
他又举了历史上的王莽，这个人最喜欢改名字的了。他一当皇帝就把所有的官职统统改了，把全国的县名统统改了，主席说，有点像红卫兵把北京街道名称全改了差不多。他改了后仍不记得，还是记老名字。王莽皇帝下诏书就困难了，改得连县名都不知道了。把老名字写在诏书里面，这样，使公文来往非常麻烦。
主席还说：话剧这形式，中国可以用，外国也可以用，无产阶级可以用，资产阶级也可以用。我们也可以设想，中华人民共和国，两个阶级都可以用，无产阶级可以用，资产阶级也可以用。如果我们被推翻了，资产阶级上台，他们也可以不改名字，还叫中华人民共和国，但不是无产阶级专政，是资产阶级专政。如苏联一样，他都不改，还叫苏联共产党，还叫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这个问题主要是看哪一个阶级掌握政权，谁掌权，这是根本的问题，所以是不是我们还是稳当一点好，不要都改名了。
主席说，现在出了个问题，各省、市都想叫人民公社，与上海一样，有的地方也叫了。最近主席反复在考虑这个问题。最初没有那么想，如这样想下去，各省、市都叫人民公社，国务院叫什么？中华人民共和国叫什么？主席说，这样就发生改变政体、国家体制问题、国号问题。是否要改为中华人民公社呢？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席是否变成中华人民公社的主任或叫社长？出了这个问题，就发生外国承认不承认的问题。因为改变国号，外国的大使都作废了，重新换大使，重新承认，主席说，我估计苏联是不会承认的，他不敢承认，因为承认了会给苏联带来麻烦，怎么中国出了个中华人民公社？资产阶级国家可能承认。
还有一个问题，主席考虑如果都叫公社，那么党怎么办？党放在哪里呢？因为公社里有党员、非党员，公社的委员里有党员和非党员，那么党委放在哪里呢？总得有个党嘛！有个核心嘛！不管叫什么，叫共产党也好，叫社会民主党也好，叫社会民主工党也好，叫国民党也好，叫一贯道也好，它总得有个党，一贯道也是个党，公社总要有个党，公社不能代替党，所以毛主席说，我看还是不要改名字吧！不要叫公社吧！还是按照老的办法，还是要人民代表大会，还是选举人民委员会。他说：这些名字改来改去，都是形式上的改变，不解决内容问题，现在建立的临时权力机构是不是还叫革命委员会……
毛泽东的一席话，说得张春桥、姚文元哑口无言，紧张万分。张、姚这一回抢头功，狠狠跌了一跤。
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上海人民公社”于1967年2月24日宣布改称“上海市革命委员会”。
陈伯达这位“理论家”，也不得不承认自己在理论上的重大失误。
其实，倘若把康生1959年8月3日在庐山上写给毛泽东的信重读一遍，那就会发现，真正的“发明权”应当授予这位“大秀才”——他在那时候就已经提议把中华人民共和国改为“中华人民公社”了：
恩格斯在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时，曾提议不用“国家”一词，而用德文古字“公团（Cemein wesen）”或用法文“公社”。可见“公社”一词，并不等于“共产主义”（虽然外国文字很相同）。巴黎公社，广州公社，都不是实行共产主义的社会制度。根据恩格斯的信，不仅我们的农业合作社，可叫做“人民公社”，即“中华人民共和国”，也可以叫做“中华人民公社”。这不仅没有违反马列主义，而且是符合马列主义的……
尽管陈伯达与康生之间龃龉不断，但在极左方面却惊人地一致！
据王力回忆，毛泽东与张春桥、姚文元的谈话，大约两个多小时。这次重要的谈话，照理应当让陈伯达参加，因为张、姚是以“中央文革”的“调研员”的身份前往上海，回来“述职”之际，怎不请组长陈伯达来呢？何况，所谈的又是关于“上海人民公社”的问题，张春桥是在打电话向陈伯达请示，征得同意后宣布成立的。
谈话即将结束时，毛泽东问王力：“你跟他们讲没讲找他们来干什么？”
王力心中明白，毛泽东话中第一个“他们”，指的是陈伯达、江青；第二个“他们”，指的是张春桥、姚文元。
王力答道：“讲了一些。等主席见了以后，再详细讲。”
张春桥、姚文元离开毛泽东那里，才从王力嘴里得知北京最新的“政治行情”：前天——2月10日，毛泽东在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严厉地批评了陈伯达、江青，尤其是言辞激烈地批评陈伯达，说他打倒陶铸是“一个常委打倒一个常委”。毛泽东要陈伯达、江青作检查，“行情”变了，难怪毛泽东这次谈话，故意撇开了陈伯达！
张春桥懊悔地对王力说：“我们正式成立公社时，打个电话来请示主席就好了！”
张春桥的言外之意很清楚：算他倒楣！他向组长陈伯达请示过，而眼下正碰上陈伯达突然“贬值”，难怪毛泽东花了那么多时间，广征博引，以古今中外的种种事例驳斥“公社”……
陈伯达的自杀闹剧
就在毛泽东冷落了陈伯达，把他撂在一边，忽地从王力那里传出爆炸性消息：陈伯达要自杀！
消息是绝对可靠的，因为那是陈伯达亲口对王力说的：“很紧张，想自杀。”
王力当即劝慰他：“主席批评你，是爱护你，是好事，主席说过，没有希望的人，就不批评了。可见主席是把你当成有希望的人，这才批评你。”
陈伯达却答道：“我查了书，拉法格是自杀的，列宁还纪念他，证明共产主义者可以自杀！”
“理论家”到底与众不同，自杀还要查一查书呢！
拉法格是马克思的女婿——马克思次女劳拉的丈夫。他出生于圣地亚哥（古巴），1866年参加第一国际，巴黎公社时期领导波尔多工人为保卫公社而斗争。1868年4月2日，在英国伦敦与马克思次女劳拉结婚。婚后，生下子女三人——沙尔·埃蒂耶纳、燕妮、马可·罗朗。1911年11月25日，拉法格和劳拉一起在德拉韦伊离世。
陈伯达查了书，查了列宁纪念拉法格的文章，居然要把自己与拉法格相比，以为自己自杀之后也会有人“纪念”他，把他当做“共产主义者”。
陈伯达的思想压力，确实是够重的。毛泽东在2月10日那几句分量很重的话，不时在他耳际响着：“你这个陈伯达，你是一个常委打倒一个常委。过去你专门在我和少奇之间进行投机。我和你相处这么多年，不牵涉到你个人，你从来不找我！”毛泽东还说，要陈伯达、江青作检讨，“中央文革”要开会，批评陈伯达、江青。毛泽东要王力打电话给张春桥、姚文元，就是为了出席“中央文革”的会议，批评陈伯达、江青。
在那次会上，毛泽东还说了一句至为重要的话：“我看现在还同过去一样，不向我报告，对我实行封锁。总理除外，总理凡是重大问题都是向我报告的。”
毛泽东这话，指林彪，也指陈伯达。打倒陶铸，成立上海人民公社等等，陈伯达都未向毛泽东报告。
陈伯达在毛泽东身边工作多年，深知毛泽东的话，决定一个人的命运——不论你资格多老，地位多高，毛泽东一推，你就会倒。彭德怀如此，刘少奇如此……
摆在陈伯达面前的道路只有两条：要么检讨，要么自杀。
按照毛泽东的指示，“中央文革”决定于2月14日下午开会，批评陈伯达和江青。
陈伯达是怎样度过这次比郑州会议更险峻的政治危机的呢？
陈伯达闹着要自杀，王力劝他还是写检讨为好。
“我心里乱糟糟的，怎么写检讨？”陈伯达说。
王力给他出主意：“那你就简单写几句，在主席那里挂个号，备个案。以后再详细写检讨。”
陈伯达仍摇头：“这简单的几句，我现在也写不了。这样吧，你替我写几句，我照你的抄。”
这么个“理论家”，连向毛泽东“挂个号”的几句话，也要王力代为捉刀！
“那天，要我在接见‘专揪王任重造反团’时讲打倒陶铸的事，事先我一点也不知道。”陈伯达向王力说道，“那天我服了安眠药，没有醒，我是从被窝里被叫去讲话的。江青要我讲，我乱讲了一通。”
显然，陈伯达要把责任朝江青身上推。王力也明白他的意思，点穿了他：“这不对呀，你那天讲得很有条理，不是‘乱讲一通’。”
陈伯达叹道：“我没有法子呀，江青逼我讲，不讲不行呀！”
王力说：“你要向总理汇报清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