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25章 迎春堂现可疑脚印！陈伯达搬出中南海(13)
江青从“由于生病，医生建议要我过文化生活”说起，到发现“《海瑞罢官》《李慧娘》等这样严重的反动政治倾向的戏”，到争取“批评的权利”……
在谈了冗长的“认识过程”之后，江青谈及了“文革”。她提及了陈伯达：
6月17日，北京大学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发表以后，我用了一个来月的时间，观察形势，分析形势，我感觉出现了不正常的现象。这一个来月，我开始大量注意学校……毛主席是7月18日回到北京的，我是7月20日回到北京的。原来应该休息几天，但是听了陈伯达同志，康生同志，以及在京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的同志们的意见，我就报告了毛主席。我感到需要立刻跟伯达同志、康生同志去看大字报，倾听革命师生的意见。事实同那些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坚持派工作队的人所说的完全相反，广大群众热烈欢迎我们，我们才知道，所谓北大“六一八”事件，完全是一个革命事件……
接着，江青大言不惭地谈起了“京剧革命”的“伟大成绩”。她说，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同志，伯达同志，康生同志，以及其他许多同志，“都肯定了我们的成绩，给过我们巨大的支持和鼓舞！”
在这次大会上，陈伯达又一次给予江青以“巨大的支持和鼓舞”。上一回——1966年7月24日，陈伯达在北京广播学院的那一番对江青的“高度评价”，还只是印在传单上。这一回，陈伯达发表讲话，对江青做了“热情赞扬”。他的讲话发表在《人民日报》上，发表在《红旗》杂志上。“理论家”的“热情赞扬”，对于公开亮相的江青来说，是何等的需要。
陈伯达在讲话中，称赞江青作出了“特殊的贡献”。讲话原文如下：
我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毛泽东思想为指南。毛泽东同志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文艺理论，用无产阶级宇宙观，系统地、彻底地解决了我们文艺战线上的问题，同时，系统地、彻底地给我们开辟了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一条完全崭新的道路。
1962年，在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毛主席提出了要抓意识形态领域里的阶级斗争。在毛主席的这一伟大号召下，在毛泽东思想的直接指导下，掀起了京剧改革，芭蕾舞剧改革，交响音乐改革等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推陈出新的革命改革的高潮，用京剧等形式，表达中国无产阶级领导下的群众英勇斗争的史诗。这个新的创造，给京剧、芭蕾舞剧、交响音乐等以新的生命，不但内容是全新的，而且在形式上也有很大的革新，面貌改变了。革命的现代剧，到处出现在我们的舞台上。这种无产阶级新文艺空前地吸引了广大群众。但是，反动派，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他们却咒骂它，恨死它。不为别的，就是因为这种新文艺的作用，将大大加强我国人民群众的政治觉悟，将大大加强我国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制度。
我在这里想说，坚持这种文艺革命的方针，而同反动派、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进行不屈不挠的斗争的同志中，江青是有特殊的贡献的。
陈伯达的讲话，激起久久的“向江青同志学习”“向江青同志致敬”的口号声。“理论家”的“赞扬”，为江青的亮相投射了一束明亮的光。
此后，陈伯达仍不时为江青当吹鼓手。1967年5月23日，陈伯达在首都纪念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25周年大会上，吹嘘江青是“打头阵的”：
江青同志一贯坚持和保卫毛主席的文艺革命路线。她是打头阵的。这几年来，她用最大的努力，在戏剧、音乐、舞蹈各个方面，做了一系列革命的样板，把牛鬼蛇神赶下文艺的舞台，树立了工农兵群众的英雄形象。许多文艺工作者，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同江青同志一起，成为文艺革命披荆斩棘的人。
陈伯达如此“热心”地“树”江青，拍江青的马屁，讨好江青，其实也是为了稳住他那“中央文革”组长的交椅。江青已在“中央文革”说一不二，掌握了实权。
江青当然感谢“理论家”为她捧场，不过，在这个骄横的女人眼里，陈伯达这“老夫子”只是个“迂儒”罢了。康生瞧不起陈伯达，骂他是“乌龙院”的“院长”，而江青也目中无人，骂他是“刘盆子”。
刘盆子何人？王莽新朝末年赤眉农民起义，欲立新帝，选中了刘盆子。刘盆子是西汉远支皇族，算是刘邦的后裔，起初在起义军中放牛，号为“牛吏”，刘盆子沾了皇族的光，在公元25年被立为皇帝，年号建世。江青骂陈伯达为“刘盆子”，挖苦他当“中央文革”组长如同刘盆子当皇帝一样。
江青还嘲笑陈伯达是“黎元洪”。黎元洪原是湖北新军第21混成协统领。1911年武昌起义时，黎元洪吓得趴在床底下，可是革命军却把他从床下拖出来担任军政府鄂军大都督！
陈伯达和江青之间，捧捧骂骂，在“中央文革”里争争斗斗。陈伯达常常斗不过这位“第一夫人”。气愤之际，陈伯达竟然也说：“我成了刘盆子！”在陈伯达看来，刘盆子不过是傀儡，他也成了傀儡。
尽管“理论家”与“第一夫人”在“中央文革”勾心斗角，但他们毕竟是一伙，在推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方面完全一致。
陈家墙上的可疑脚印
就在“理论家”为江青的公开亮相捧场一番之后，他的家中发生了一桩不大不小的怪事。
一天，忽然有人向陈伯达的妻子刘叔晏报告：在陈家后门的外墙上，发现几个可疑的脚印！
刘叔晏去一看，觉得那脚印确实有点蹊跷，怎么会落在墙上呢？
大抵是“阶级斗争”观点太强的缘故，陈家怀疑有人翻墙入院，或者爬在墙上观察陈家动静。
陈伯达是“中央文革”组长，家中出现这等怪事，那还得了？
刘叔晏马上告诉保卫部门。于是，来了几个公安人员，对着陈家墙上的脚印拍照。
究竟是谁的脚印呢？首先受到怀疑的，自然是陈家的近邻。
与陈家一箭之隔的是董必武家。董必武是中共创始人之一、中共“一大”代表，解放后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他的女儿董楚青在《我的爸爸董必武》（见《历史在这里沉思》，华夏出版社）一文中，曾回忆道：
第26届乒乓球锦标赛给中华民族带来了乒乓球热，我爸爸竟然也被小小银球吸引了。他每天在工作人员督促下，也要推挡近一刻钟的“卫生球”——爸爸把不激烈竞争的、高抬平稳的推挡球，叫做“卫生球”，因为这是一种对于任何一个青年人都不会出汗的打球法。球室设在我们家东边院墙外一个废弃不用的汽车停车房里。“文革”前，爸爸常常是打完球，从球室的那扇很大的东门走向中南海海边，散散步，或坐一坐，为了消消汗。“文革”开始不久，距乒乓球室东侧三四米远一个院子里住着的陈伯达的保姆，据说为了安全，为了保密，有人——总是有这样一些眼睛、鼻子灵得“可爱”的人，他们灵活的头脑总分得清来头、势头——把爸爸常常走的这扇乒乓球室的大门用木板交叉钉死。事前没有商量一下或者通知一声，好像根本不屑于交涉似的，也许的确不用交涉，在一个国家主席可以被任意揪斗的年代里，难道为了钉个木条，钉上去几颗钉子，还有必要找人去商量吗？
第二节 理论家摇身投靠秦城服刑了一生（3）
就在这样的环境里，这样的情况下，爸爸和妈妈商议搬出中南海……
除了董家受到那些“眼睛、鼻子灵得‘可爱’的人”的怀疑之外，那个关于脚印的问号还在中南海不断扩大……
消息终于传进了江青的耳朵。江青一听，发脾气了：“中南海是什么地方？你陈伯达拍什么照片、查什么脚印？你给我搬出中南海去！”
陈伯达当时住在钓鱼台工作。知道脚印一事之后，回到家中，跟刘叔晏吵了一架，已无济于事。这位堂堂的“中央文革”组长，只得忍气吞声，受他的那位第一副组长的调遣，准备搬家。
没多久，陈伯达便离了中南海，搬到附近的新建胡同去住。
那么，陈家后门院墙上的脚印，究竟是谁留下来的呢？
据云，是一位中学生，出于对这位“中央文革”组长的气愤，对着陈家的院墙踹了几脚，如此而已。既没有翻墙而入，也没有“偷听”“偷看”。
可是，这一起“脚印案件”，居然导致陈伯达迁出中南海，真是始料不及……
陈伯达埋怨着刘叔晏，夫妻关系原来已有些不和，这么一来更加紧张。好在已经搬出中南海——在中南海吵架，陈伯达生怕给左邻右舍听见。
“你别神气！如今，倒了那么一大片人，你也迟早会倒的！”刘叔晏跟陈伯达吵架，有时蹦出这么一句话，弄得陈伯达心中也好一阵紧张。
家中常常闹别扭。陈伯达就住到钓鱼台去，难得回家看看。
“你也迟早会倒的！”这句话不知怎么的，不时在陈伯达耳际回响。
“什么‘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就是吃人！”有时，刘叔晏言词更加尖锐。
“理论家”一听这话，脸色都变了。
清除“中央文革”中的异己
“文革”，用毛泽东的话来说，就是“剥笋”，一层层地剥去那些“异己”。
在“文革”中，党内在“剥笋”，政府内在“剥笋”，军队内在“剥笋”。
就连“中央文革小组”，也在“剥笋”。
穆欣被“剥”掉了——因为有人揭发穆欣在“文革”前有精神病，列为“恶毒攻击”之罪。江青随手给他扣了顶“叛徒”之帽，让王力派人去调查。于是，“中央文革”的名单上，便勾去了穆欣的大名。
尹达也被“剥”掉。这位历史学家，早在1931年便已参加河南安阳殷墟发掘，1938年在延安加入中国共产党，解放后成为中国科学院社会科学部委员、考古研究所副所长、历史研究所第一副所长。一顶“反动学术权威”的帽子，就使他靠边。
郭影秋、郑季翘、刘文珍受到冲击，不再参与“中央文革”工作。
在1966年底，“中央文革”四位副组长中的两位——王任重、刘志坚受到了“炮轰”。在省委书记之中，除了陶铸，要算是王任重喜欢动动笔头的了。在王任重领导下的中共湖北省委写作小组，以“龚同文”为笔名，在“文革”前发表了许多杂文，其中不少是王任重亲自写的。正因为王任重颇有“文名”，毛泽东十分看重。他当“中央文革”副组长，也因为是省委书记中的“秀才”。可是，“文革”风暴骤起，全国29个省、市、自治区的第一书记，除了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刘建勋写大字报支持造反派之外，全都受到炮轰。王任重虽然有着“中央文革”副组长的光辉庇护，造反派也知他并非江青“嫡系”。湖北的造反派早已把炮口对准王任重。不过，一般性的“炮轰”，还打不倒王任重。
完全出乎意外，一首小诗，竟成为轰倒王任重的重磅炮弹。那是一个造反派偶然从王任重的儿子那里，看到王任重写的一首诗，内中称毛泽东为“战友”“兄长”。这本来是很普通的、很正常的事，可是在那种“非凡的年代”，造反派们如获至宝：“哼，你王任重胆大包天，竟敢跟伟大领袖毛主席称兄道弟！”顿时，武汉三镇的造反派们起哄了，向王任重兴师问罪。江青大喜，她正巴不得找个由头“剥”掉王任重。这时，陶铸出面保王任重，向毛泽东写了报告，建议王任重辞去“中央文革”副组长职务，仍回中南局工作。而且王任重当时正患肝病，陶铸建议让他休养、治病。毛泽东在报告上批示：“王任重同志是文革小组副组长，要离开文革小组，请政治局和文革小组开个联席会，对任重提提意见。”
自1966年10月起，王任重便离开北京，到广州养病。
继王任重之后，刘志坚被“剥”去“中央文革”副组长的职务。刘志坚是在1964年奉命去广州参加调查“大比武冲击政治”，一度被林彪看中。这样，当林彪委托江青召开那个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时，便派刘志坚作为座谈会的召集人。“中央文革”成立时考虑到要有军队方面的代表，选中了刘志坚。刘志坚是解放军总政治部副主任，兼任全军文革小组组长。
江青很快就发觉，刘志坚“不听话”。1967年初，江青称刘志坚为“两面派”，很快就把他打倒了。江青对部队的造反派说：“像刘志坚这样的人物，我们帮你们揭发。我名义上是军队的文化顾问，但是他从不向我汇报。去年开了个座谈会（指林彪委托江青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他有了政治资本。因为萧华有病（萧华为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病了两年。他的手伸得很长，当了中央文革的副组长……他是典型的两面派。”
陈伯达附和江青，给刘志坚安了顶“叛徒”的帽子，把他打倒。
“叛徒”是“文革”中流行的“帽子”，要想整倒谁，胡弄了一点“调查材料”，说成是“叛徒”，便可把人置于死地。
关于刘志坚所谓的“叛徒”问题，徐向前后来说明了真相：“陈伯达说刘志坚同志是叛徒，其实根本不是那么回事。那是在抗日战争时的一次战斗中，我们的部队遭到敌人袭击，刘志坚同志被俘了。冀南部队司令部接到地下情报组织的消息，说日本人在某时通过某地，根据这个情报，我们的部队在敌人通过的路上打了一个伏击，当天就把刘志坚同志救出来了，根本无所谓叛变。”
可是，在1967年初，就是凭着江青所说的刘志坚是“两面派”，陈伯达所说的刘志坚是“叛徒”，再加上所谓的刘志坚“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就把刘志坚打倒了。
这么一来，“中央文革”的“领导”只剩下组长陈伯达、第一副组长江青、副组长张春桥，还有两位顾问，即陶铸和康生。
围绕着张春桥跟王洪文就安亭事件签订的五条协议，陶铸和江青、陈伯达之间便有过激烈的磨擦和斗争。这样针锋相对的争论，在陶铸和江青、陈伯达之间，有过多次。江青联合陈伯达，决心“剥”掉陶铸。
在谈了冗长的“认识过程”之后，江青谈及了“文革”。她提及了陈伯达：
6月17日，北京大学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发表以后，我用了一个来月的时间，观察形势，分析形势，我感觉出现了不正常的现象。这一个来月，我开始大量注意学校……毛主席是7月18日回到北京的，我是7月20日回到北京的。原来应该休息几天，但是听了陈伯达同志，康生同志，以及在京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的同志们的意见，我就报告了毛主席。我感到需要立刻跟伯达同志、康生同志去看大字报，倾听革命师生的意见。事实同那些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坚持派工作队的人所说的完全相反，广大群众热烈欢迎我们，我们才知道，所谓北大“六一八”事件，完全是一个革命事件……
接着，江青大言不惭地谈起了“京剧革命”的“伟大成绩”。她说，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同志，伯达同志，康生同志，以及其他许多同志，“都肯定了我们的成绩，给过我们巨大的支持和鼓舞！”
在这次大会上，陈伯达又一次给予江青以“巨大的支持和鼓舞”。上一回——1966年7月24日，陈伯达在北京广播学院的那一番对江青的“高度评价”，还只是印在传单上。这一回，陈伯达发表讲话，对江青做了“热情赞扬”。他的讲话发表在《人民日报》上，发表在《红旗》杂志上。“理论家”的“热情赞扬”，对于公开亮相的江青来说，是何等的需要。
陈伯达在讲话中，称赞江青作出了“特殊的贡献”。讲话原文如下：
我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毛泽东思想为指南。毛泽东同志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文艺理论，用无产阶级宇宙观，系统地、彻底地解决了我们文艺战线上的问题，同时，系统地、彻底地给我们开辟了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一条完全崭新的道路。
1962年，在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毛主席提出了要抓意识形态领域里的阶级斗争。在毛主席的这一伟大号召下，在毛泽东思想的直接指导下，掀起了京剧改革，芭蕾舞剧改革，交响音乐改革等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推陈出新的革命改革的高潮，用京剧等形式，表达中国无产阶级领导下的群众英勇斗争的史诗。这个新的创造，给京剧、芭蕾舞剧、交响音乐等以新的生命，不但内容是全新的，而且在形式上也有很大的革新，面貌改变了。革命的现代剧，到处出现在我们的舞台上。这种无产阶级新文艺空前地吸引了广大群众。但是，反动派，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他们却咒骂它，恨死它。不为别的，就是因为这种新文艺的作用，将大大加强我国人民群众的政治觉悟，将大大加强我国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制度。
我在这里想说，坚持这种文艺革命的方针，而同反动派、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进行不屈不挠的斗争的同志中，江青是有特殊的贡献的。
陈伯达的讲话，激起久久的“向江青同志学习”“向江青同志致敬”的口号声。“理论家”的“赞扬”，为江青的亮相投射了一束明亮的光。
此后，陈伯达仍不时为江青当吹鼓手。1967年5月23日，陈伯达在首都纪念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25周年大会上，吹嘘江青是“打头阵的”：
江青同志一贯坚持和保卫毛主席的文艺革命路线。她是打头阵的。这几年来，她用最大的努力，在戏剧、音乐、舞蹈各个方面，做了一系列革命的样板，把牛鬼蛇神赶下文艺的舞台，树立了工农兵群众的英雄形象。许多文艺工作者，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同江青同志一起，成为文艺革命披荆斩棘的人。
陈伯达如此“热心”地“树”江青，拍江青的马屁，讨好江青，其实也是为了稳住他那“中央文革”组长的交椅。江青已在“中央文革”说一不二，掌握了实权。
江青当然感谢“理论家”为她捧场，不过，在这个骄横的女人眼里，陈伯达这“老夫子”只是个“迂儒”罢了。康生瞧不起陈伯达，骂他是“乌龙院”的“院长”，而江青也目中无人，骂他是“刘盆子”。
刘盆子何人？王莽新朝末年赤眉农民起义，欲立新帝，选中了刘盆子。刘盆子是西汉远支皇族，算是刘邦的后裔，起初在起义军中放牛，号为“牛吏”，刘盆子沾了皇族的光，在公元25年被立为皇帝，年号建世。江青骂陈伯达为“刘盆子”，挖苦他当“中央文革”组长如同刘盆子当皇帝一样。
江青还嘲笑陈伯达是“黎元洪”。黎元洪原是湖北新军第21混成协统领。1911年武昌起义时，黎元洪吓得趴在床底下，可是革命军却把他从床下拖出来担任军政府鄂军大都督！
陈伯达和江青之间，捧捧骂骂，在“中央文革”里争争斗斗。陈伯达常常斗不过这位“第一夫人”。气愤之际，陈伯达竟然也说：“我成了刘盆子！”在陈伯达看来，刘盆子不过是傀儡，他也成了傀儡。
尽管“理论家”与“第一夫人”在“中央文革”勾心斗角，但他们毕竟是一伙，在推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方面完全一致。
陈家墙上的可疑脚印
就在“理论家”为江青的公开亮相捧场一番之后，他的家中发生了一桩不大不小的怪事。
一天，忽然有人向陈伯达的妻子刘叔晏报告：在陈家后门的外墙上，发现几个可疑的脚印！
刘叔晏去一看，觉得那脚印确实有点蹊跷，怎么会落在墙上呢？
大抵是“阶级斗争”观点太强的缘故，陈家怀疑有人翻墙入院，或者爬在墙上观察陈家动静。
陈伯达是“中央文革”组长，家中出现这等怪事，那还得了？
刘叔晏马上告诉保卫部门。于是，来了几个公安人员，对着陈家墙上的脚印拍照。
究竟是谁的脚印呢？首先受到怀疑的，自然是陈家的近邻。
与陈家一箭之隔的是董必武家。董必武是中共创始人之一、中共“一大”代表，解放后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他的女儿董楚青在《我的爸爸董必武》（见《历史在这里沉思》，华夏出版社）一文中，曾回忆道：
第26届乒乓球锦标赛给中华民族带来了乒乓球热，我爸爸竟然也被小小银球吸引了。他每天在工作人员督促下，也要推挡近一刻钟的“卫生球”——爸爸把不激烈竞争的、高抬平稳的推挡球，叫做“卫生球”，因为这是一种对于任何一个青年人都不会出汗的打球法。球室设在我们家东边院墙外一个废弃不用的汽车停车房里。“文革”前，爸爸常常是打完球，从球室的那扇很大的东门走向中南海海边，散散步，或坐一坐，为了消消汗。“文革”开始不久，距乒乓球室东侧三四米远一个院子里住着的陈伯达的保姆，据说为了安全，为了保密，有人——总是有这样一些眼睛、鼻子灵得“可爱”的人，他们灵活的头脑总分得清来头、势头——把爸爸常常走的这扇乒乓球室的大门用木板交叉钉死。事前没有商量一下或者通知一声，好像根本不屑于交涉似的，也许的确不用交涉，在一个国家主席可以被任意揪斗的年代里，难道为了钉个木条，钉上去几颗钉子，还有必要找人去商量吗？
第二节 理论家摇身投靠秦城服刑了一生（3）
就在这样的环境里，这样的情况下，爸爸和妈妈商议搬出中南海……
除了董家受到那些“眼睛、鼻子灵得‘可爱’的人”的怀疑之外，那个关于脚印的问号还在中南海不断扩大……
消息终于传进了江青的耳朵。江青一听，发脾气了：“中南海是什么地方？你陈伯达拍什么照片、查什么脚印？你给我搬出中南海去！”
陈伯达当时住在钓鱼台工作。知道脚印一事之后，回到家中，跟刘叔晏吵了一架，已无济于事。这位堂堂的“中央文革”组长，只得忍气吞声，受他的那位第一副组长的调遣，准备搬家。
没多久，陈伯达便离了中南海，搬到附近的新建胡同去住。
那么，陈家后门院墙上的脚印，究竟是谁留下来的呢？
据云，是一位中学生，出于对这位“中央文革”组长的气愤，对着陈家的院墙踹了几脚，如此而已。既没有翻墙而入，也没有“偷听”“偷看”。
可是，这一起“脚印案件”，居然导致陈伯达迁出中南海，真是始料不及……
陈伯达埋怨着刘叔晏，夫妻关系原来已有些不和，这么一来更加紧张。好在已经搬出中南海——在中南海吵架，陈伯达生怕给左邻右舍听见。
“你别神气！如今，倒了那么一大片人，你也迟早会倒的！”刘叔晏跟陈伯达吵架，有时蹦出这么一句话，弄得陈伯达心中也好一阵紧张。
家中常常闹别扭。陈伯达就住到钓鱼台去，难得回家看看。
“你也迟早会倒的！”这句话不知怎么的，不时在陈伯达耳际回响。
“什么‘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就是吃人！”有时，刘叔晏言词更加尖锐。
“理论家”一听这话，脸色都变了。
清除“中央文革”中的异己
“文革”，用毛泽东的话来说，就是“剥笋”，一层层地剥去那些“异己”。
在“文革”中，党内在“剥笋”，政府内在“剥笋”，军队内在“剥笋”。
就连“中央文革小组”，也在“剥笋”。
穆欣被“剥”掉了——因为有人揭发穆欣在“文革”前有精神病，列为“恶毒攻击”之罪。江青随手给他扣了顶“叛徒”之帽，让王力派人去调查。于是，“中央文革”的名单上，便勾去了穆欣的大名。
尹达也被“剥”掉。这位历史学家，早在1931年便已参加河南安阳殷墟发掘，1938年在延安加入中国共产党，解放后成为中国科学院社会科学部委员、考古研究所副所长、历史研究所第一副所长。一顶“反动学术权威”的帽子，就使他靠边。
郭影秋、郑季翘、刘文珍受到冲击，不再参与“中央文革”工作。
在1966年底，“中央文革”四位副组长中的两位——王任重、刘志坚受到了“炮轰”。在省委书记之中，除了陶铸，要算是王任重喜欢动动笔头的了。在王任重领导下的中共湖北省委写作小组，以“龚同文”为笔名，在“文革”前发表了许多杂文，其中不少是王任重亲自写的。正因为王任重颇有“文名”，毛泽东十分看重。他当“中央文革”副组长，也因为是省委书记中的“秀才”。可是，“文革”风暴骤起，全国29个省、市、自治区的第一书记，除了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刘建勋写大字报支持造反派之外，全都受到炮轰。王任重虽然有着“中央文革”副组长的光辉庇护，造反派也知他并非江青“嫡系”。湖北的造反派早已把炮口对准王任重。不过，一般性的“炮轰”，还打不倒王任重。
完全出乎意外，一首小诗，竟成为轰倒王任重的重磅炮弹。那是一个造反派偶然从王任重的儿子那里，看到王任重写的一首诗，内中称毛泽东为“战友”“兄长”。这本来是很普通的、很正常的事，可是在那种“非凡的年代”，造反派们如获至宝：“哼，你王任重胆大包天，竟敢跟伟大领袖毛主席称兄道弟！”顿时，武汉三镇的造反派们起哄了，向王任重兴师问罪。江青大喜，她正巴不得找个由头“剥”掉王任重。这时，陶铸出面保王任重，向毛泽东写了报告，建议王任重辞去“中央文革”副组长职务，仍回中南局工作。而且王任重当时正患肝病，陶铸建议让他休养、治病。毛泽东在报告上批示：“王任重同志是文革小组副组长，要离开文革小组，请政治局和文革小组开个联席会，对任重提提意见。”
自1966年10月起，王任重便离开北京，到广州养病。
继王任重之后，刘志坚被“剥”去“中央文革”副组长的职务。刘志坚是在1964年奉命去广州参加调查“大比武冲击政治”，一度被林彪看中。这样，当林彪委托江青召开那个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时，便派刘志坚作为座谈会的召集人。“中央文革”成立时考虑到要有军队方面的代表，选中了刘志坚。刘志坚是解放军总政治部副主任，兼任全军文革小组组长。
江青很快就发觉，刘志坚“不听话”。1967年初，江青称刘志坚为“两面派”，很快就把他打倒了。江青对部队的造反派说：“像刘志坚这样的人物，我们帮你们揭发。我名义上是军队的文化顾问，但是他从不向我汇报。去年开了个座谈会（指林彪委托江青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他有了政治资本。因为萧华有病（萧华为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病了两年。他的手伸得很长，当了中央文革的副组长……他是典型的两面派。”
陈伯达附和江青，给刘志坚安了顶“叛徒”的帽子，把他打倒。
“叛徒”是“文革”中流行的“帽子”，要想整倒谁，胡弄了一点“调查材料”，说成是“叛徒”，便可把人置于死地。
关于刘志坚所谓的“叛徒”问题，徐向前后来说明了真相：“陈伯达说刘志坚同志是叛徒，其实根本不是那么回事。那是在抗日战争时的一次战斗中，我们的部队遭到敌人袭击，刘志坚同志被俘了。冀南部队司令部接到地下情报组织的消息，说日本人在某时通过某地，根据这个情报，我们的部队在敌人通过的路上打了一个伏击，当天就把刘志坚同志救出来了，根本无所谓叛变。”
可是，在1967年初，就是凭着江青所说的刘志坚是“两面派”，陈伯达所说的刘志坚是“叛徒”，再加上所谓的刘志坚“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就把刘志坚打倒了。
这么一来，“中央文革”的“领导”只剩下组长陈伯达、第一副组长江青、副组长张春桥，还有两位顾问，即陶铸和康生。
围绕着张春桥跟王洪文就安亭事件签订的五条协议，陶铸和江青、陈伯达之间便有过激烈的磨擦和斗争。这样针锋相对的争论，在陶铸和江青、陈伯达之间，有过多次。江青联合陈伯达，决心“剥”掉陶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