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24章 迎春堂现可疑脚印！陈伯达搬出中南海(12)
“同志们！同学们！我是伯达同志派来的……”那时的张春桥还不算显赫。他打出了组长陈伯达的牌子，赢得了学生们的一片掌声。
张春桥掏出一张纸头，宣读陈伯达亲笔所写的“指示”。
据档案所存，陈伯达的“指示”全文如下：
小道理服从大道理，大道理管小道理。这是毛主席经常说的。今天的事不管你们有这样或那样千条万条的道理，但比起冲进我们无产阶级的神圣的国防部这件大事来，你们的多种道理都站不住脚了。你们忘记了大道理，把这样的小道理摆在大道理之上，怎么能够说是正确的呢？
希望你们立即离开国防部。有什么事可以一个一个谈清楚，有什么委曲可以一个一个解决。在文化大革命中，同学们要用大道理来自己教育自己，自己提高自己，方法是摆事实讲道理，骂人不好，打人更不好，请同学们好好想一想，不要在那里顶了，你们年轻，不要以为自己都对，谁也说不得，我说的这些都是好意，都是从大道理出发的。希望你们不要轻听轻信，偏听偏信，在伟大的毛泽东思想的道路上前进。
再说一句，希望你们立即离开国防部，今天的错误是可以改正的，改正以后还可以做一个毛主席的好学生。
因为身体不好，托张春桥、谢镗忠和戚本禹三位同志来接见你们，说这番话，请你们考虑。
张春桥念毕，大声问道：“同学们，伯达同志的话，你们拥护不拥护？”
学生们只好答道：“拥护！”
“好。既然大家拥护伯达同志的意见，马上就退出国防部！”张春桥紧接着说道。
闹了一天的学生们，这时只好散去，退出了国防部大院。
陈伯达的一张条子，平息了一番风波。“中央文革”显示了“神通”。
“谢谢陈伯达同志！”从林彪那里，传来这句话，使陈伯达分外高兴，虽说他早就认识叶群，可是跟这位“副统帅”并无多大来往，毕竟一个是“秀才”，一个是“兵”。这一回，陈伯达接住了林彪踢过来的“皮球”，“理论家”跟“副统帅”之间有了“友谊”……
发往安亭的急电
刚刚解决了国防部告急电话，又从上海传来了告急电话。
上海的风波也是“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惹起来的。中共上海市委在“文革”之初，按照刘少奇的部署，也派出了大量工作组。甚至在毛泽东回到北京之后，中共上海市委还不知道北京的“行情”，仍在那里派出工作组。上海的学生、工人起来驱逐工作组，中共上海市委强调：“北京派工作组是错误的，上海派工作组是对的！因为中共上海市委向来是正确的！”
“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浪潮在上海兴起。上海的红卫兵、造反派炮轰陈、曹，如同北京炮轰刘、邓。陈，陈丕显，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曹，曹荻秋，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兼上海市市长。在陈、曹之中，曹是炮轰的重点。因为陈丕显在1966年3月查出鼻咽癌，处于休养之中，日常工作由曹荻秋主持。
上海第十七棉纺厂保卫科干事29岁的王洪文，成为上海“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风云人物。他组织上海各工厂的造反派们，筹备成立“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简称“工总司”），他被推选为“司令”。
11月9日下午，“工总司”在上海文化广场召开成立大会，要求曹荻秋到会，予以“承认”。曹荻秋没有理睬。会后，王洪文带领几千工人造反队员到中共上海市委，要求见曹荻秋。曹荻秋仍不予理睬，因为曹荻秋给陶铸打过电话，陶铸明确答复，成立跨行业的全市性的“工总司”是不适当的，是违反了中央有关规定的。
王洪文带领“工总司”的造反队员们闹了一夜，还是见不到曹荻秋，便鼓动造反队员们“进京告状”！
11月10日清晨，王洪文率队冲入上海北站，抢上列车。上海北站秩序大乱。
据当时担任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三书记的韩哲一回忆：考虑到上海北站地处闹市，“工总司”在那里闹事影响很不好，曹荻秋和他商量，决定发车。原定把列车开到苏州附近的昆山站停下，使闹事者远离上海市区。但是列车启动后，上海铁路局考虑到停在上海远郊嘉定县境内的安亭车站更合适些，于是，那列装满“工总司”造反队员的列车便被驶入安亭附近的岔道，停在那里。
“这是阴谋！这是上海市委的阴谋！”王洪文岂肯善罢甘休？“司令”存心扩大事态，在11月10日中午拦住了上海开往北京的14次特别快车。那一段铁道单轨。14次车停在那里，沪宁线便阻塞了！
震惊全国的“安亭事件”爆发了。在此之前，“文革”之乱还只是乱在贴大字报、揪斗“走资派”。从“安亭事件”开始，“文革”之乱造成工交生产瘫痪，使大动乱升级了。
告急电话打到李富春那里。李富春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当时主管工交。倘若发生在安亭的交通中断事故，仅仅因为自然原因，如脱轨、相撞、地震、水灾等等，李富春亲自处理也就可以了。可是，这一回却是因为“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引起的，李富春不能不急告“中央文革”组长陈伯达。
陈伯达与李富春商量，马上派人前往安亭，劝阻工人不要拦断交通。派谁去呢？陈伯达提出派张春桥，因为张春桥既是“中央文革”成员，又是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李富春同意了。据陈伯达回忆，当时并未意识到“安亭事件”的严重性，派张春桥去是他匆匆决定的，没有请示过毛泽东，不是张春桥后来所吹嘘的那样是“伟大领袖毛主席派我去安亭”。
事情紧急，张春桥必须坐飞机赶往上海。据王力回忆，是陈伯达要他挂电话给空军司令吴法宪，调来一架军用专机。王力送张春桥到机场。张春桥上了专机，于11月11日晚8时离开北京，飞往上海。在上海机场接张春桥的，是韩哲一。
在张春桥出发前，陈伯达给安亭发去一份急电。他的电报的调子，跟写给在国防部闹事的学生的信差不多，他的电报全文如下：
工人同志们：
十日夜我们听说你们有几千人要求来北京，在安亭同铁路局争执不下，我们打了电报给华东局韩哲一同志，请他劝你们回上海，就地解决问题，以免影响本单位生产任务和京沪铁路运输。刚听到消息，有部分同志已经回去，这样做是很好的，很对，很对。据说有些工人同志，还是在车站不愿回去。我们认为工人闹文化革命是很需要的。但是必须牢牢记住毛主席、党中央再三强调的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指示，坚持生产岗位，把生产搞好，完成国家计划。
毛主席经常告诉我们，大道理管小道理，小道理服从大道理。搞好生产这是大道理。我们的国家是社会主义的国家，是无产阶级专政的伟大国家，全世界的一切人们都在注视着我们的活动，注视着我们经济发展的动态。工人同志是为我们祖国争光的先锋队，时时刻刻都不能忘记搞好生产这个大道理，如果你们不是在业余时间搞文化革命，而是中断生产，停止生产，那么你们的文化大革命也一定不会搞好。并且在停止生产的情况下，即使有多少道理，有这样那样的道理，有千条万条的道理也站不住脚了，因为你们忘记了最重要的大道理。
工人同志们，我们的行动时时刻刻都要注意对社会、对国际的影响，时时刻刻要顾全大局，时时刻刻都要顾全整个工人阶级的大局。我们绝对不能因为一部分利益，因为有些人意气用事，而损害全国全局的利益，损害我们国家的威信，即使是小小的损害，也是不好的。
事实上你们的这次行动，不但影响本单位的生产，而且大大影响全国的交通，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事件，希望你们现在立即改正，立即回到上海去，有问题就地解决，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的张春桥同志立即会见你们，你们有意见可以同他当面商量。
这是我们再三再三考虑才发出的电报。我热烈希望你们接受我们的意见，向你们致以最高的无产阶级敬礼！
陈伯达
王洪文毕竟不像那些冲击国防部的学生好对付。当张春桥在安亭宣读了陈伯达的电报之后，以王洪文为首的“工总司”刷出大标语，说陈伯达的电报是大毒草。
1966年11月16日，张春桥在苏州对上海“工总司”部分工人发表谈话时，这样谈及陈伯达的电报：
陈伯达写了那么一封信（即电报），讲了那么一番道理，现在说这封信是大毒草，是修正主义的，这些话我通通在电话中告诉了伯达同志……这个电报讲得不完全对，不适合情况，因为那时满脑子是交通，交通，交通，而对你们在文化大革命中遇到的问题不清楚……
同志们提出的对伯达同志的批评，我刚才讲我已经告诉他了，在电话里交换了意见，他表示心里不安。他要我有机会的话告诉同志们，这封信写得太仓促了。伯达同志是个很革命的同志，是一个很虚心的同志。他说：“怎么办呢？想什么办法来弥补呢？”我讲：“现在已经造成这样的结果，请你想一想，既然那天很仓促，不要再来一个仓促的事情了。”伯达同志又说：“是不是写第三封信？”我说：“你如果要写的话，我赞成。再写一封信表示一下自己的观点，可以考虑一下，不要马上写，你想一下这个问题，索性把工厂文化革命问题能不能说得完全一些？”因为他现在正忙于调查工厂文化大革命情况，中央呢，也正在考虑这个问题，对伯达同志的批评已转告了。今天我又听到一些意见，我还继续转告。我相信同志们会相信他。他一定能采取必要措施把那封信所造成的不好影响能够纠正……
消息飞快地传进了林彪的耳朵。据陈伯达对笔者说，林彪尖锐地批评了他：“大道理管小道理，这是毛主席说的，当然是对的。可是，你把生产当成了大道理，这完全错了。大道理是什么？大道理是革命！革命才是第一位的。革命管一切！”
面对林彪的批评，陈伯达赶紧承认自己的电报写错了。陈伯达马上转为支持王洪文，支持张春桥在上海跟王洪文谈定的五项协议。
张春桥在1966年11月16日的谈话中，也讲到这一过程：
我把五条协议以及对这个问题的认识报告给他（指陈伯达）。这样中央文革小组就讨论我在文化广场所讲的五条。到了晚上，文革小组给我打电话来，我在文化广场对这个问题的判断和对这个问题的处理，被认为是完全正确的，是应该这样做的。对你们的认识，你们的行动，作出的判断，是完全正确的。陈伯达同志，江青同志都参加了会议，他们认为我这样做是正确的……
王洪文造反之初，正是得到了陈伯达、江青、张春桥的支持，得到“中央文革”的支持，这才逐渐成为上海一霸，以至后来成为“四人帮”中的一个。陈伯达从发出那个“大毒草”电报，到迅速“急转弯”，到支持王洪文，不过两三天工夫，又一次显示了他的政治投机的看家本领。
这时，中共上海市委由第一书记陈丕显出面，给陈伯达打电话。陈丕显在电话中质问陈伯达：“你们的一个文革小组副组长，究竟有没有权力背着华东局和上海市委与群众组织签订反对华东局和上海市委的决定？你们还要不要国家的法律？”
陈伯达慢条斯理地回答：“不要那么发脾气，冷静一点嘛！字已经签了，中央在研究。”
陈丕显又给陶铸打电话，陶铸明确表示不同意张春桥的做法。
陈伯达得知陈丕显给陶铸打电话，担心陶铸会去找毛泽东。陈伯达马上带着王力去见江青，江青说：“要抢在陶铸前面见主席！”他们深知，如果毛泽东支持陶铸的话，那他们就会陷入被动。
11月16日下午3时，毛泽东在北京钓鱼台十二楼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但常委刘少奇、邓小平、朱德、陈云没有参加），“中央文革”江青和王力参加了会议。毛泽东拿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念了其中的“结社自由”一段，说上海的“工总司”符合宪法规定的“结社自由”。毛泽东又谈到了张春桥在上海跟“工总司”签订的五项协议，他说：“可以先斩后奏，总是先有事实，后有概念。”
毛泽东是当时中国的最高权威。他的话，一锤定音。
从此，张春桥益发飞扬跋扈，在上海为所欲为。王洪文从此成为张春桥麾下的亲密伙计。陈伯达呢？他庆幸自己“转”得快，算是没有酿成大错，“跟上”了毛泽东！
为“第一夫人”捧场
1966年11月26日，毛泽东最后一次——第八次接见来自全国各地的红卫兵。从1966年8月18日毛泽东第一次在天安门广场接见红卫兵以来，三个多月中，毛泽东已接见了一千一百多万红卫兵。
已经在中国政治舞台上站稳脚跟的江青，也急于公开亮相。她能“接见”谁呢？自诩为“无产阶级文艺英勇旗手”的她，要“接见”她的“文艺大军”。
1966年11月28日，首都文艺界举行盛大集会。江青登台，陈伯达带着“中央文革”的“秀才”们为之捧场。
江青在会上发表了长篇演讲。这篇演讲，成为她继《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之后的第二篇“力作”。这篇讲话在《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公开发表，成为“学习文件”，而且还收入1968年2月由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江青同志讲话选编》。
鉴于这是江青第一回登台公开亮相（她的以前的种种在群众场合的即兴讲话，只是被用油印机印成传单散发而已），她的讲话将向国内外发布，所以她在向“文艺界的同志们，朋友们，红卫兵小将们”致以“无产阶级的革命敬礼”之后，就“说说我自己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认识过程”。
张春桥掏出一张纸头，宣读陈伯达亲笔所写的“指示”。
据档案所存，陈伯达的“指示”全文如下：
小道理服从大道理，大道理管小道理。这是毛主席经常说的。今天的事不管你们有这样或那样千条万条的道理，但比起冲进我们无产阶级的神圣的国防部这件大事来，你们的多种道理都站不住脚了。你们忘记了大道理，把这样的小道理摆在大道理之上，怎么能够说是正确的呢？
希望你们立即离开国防部。有什么事可以一个一个谈清楚，有什么委曲可以一个一个解决。在文化大革命中，同学们要用大道理来自己教育自己，自己提高自己，方法是摆事实讲道理，骂人不好，打人更不好，请同学们好好想一想，不要在那里顶了，你们年轻，不要以为自己都对，谁也说不得，我说的这些都是好意，都是从大道理出发的。希望你们不要轻听轻信，偏听偏信，在伟大的毛泽东思想的道路上前进。
再说一句，希望你们立即离开国防部，今天的错误是可以改正的，改正以后还可以做一个毛主席的好学生。
因为身体不好，托张春桥、谢镗忠和戚本禹三位同志来接见你们，说这番话，请你们考虑。
张春桥念毕，大声问道：“同学们，伯达同志的话，你们拥护不拥护？”
学生们只好答道：“拥护！”
“好。既然大家拥护伯达同志的意见，马上就退出国防部！”张春桥紧接着说道。
闹了一天的学生们，这时只好散去，退出了国防部大院。
陈伯达的一张条子，平息了一番风波。“中央文革”显示了“神通”。
“谢谢陈伯达同志！”从林彪那里，传来这句话，使陈伯达分外高兴，虽说他早就认识叶群，可是跟这位“副统帅”并无多大来往，毕竟一个是“秀才”，一个是“兵”。这一回，陈伯达接住了林彪踢过来的“皮球”，“理论家”跟“副统帅”之间有了“友谊”……
发往安亭的急电
刚刚解决了国防部告急电话，又从上海传来了告急电话。
上海的风波也是“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惹起来的。中共上海市委在“文革”之初，按照刘少奇的部署，也派出了大量工作组。甚至在毛泽东回到北京之后，中共上海市委还不知道北京的“行情”，仍在那里派出工作组。上海的学生、工人起来驱逐工作组，中共上海市委强调：“北京派工作组是错误的，上海派工作组是对的！因为中共上海市委向来是正确的！”
“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浪潮在上海兴起。上海的红卫兵、造反派炮轰陈、曹，如同北京炮轰刘、邓。陈，陈丕显，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曹，曹荻秋，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兼上海市市长。在陈、曹之中，曹是炮轰的重点。因为陈丕显在1966年3月查出鼻咽癌，处于休养之中，日常工作由曹荻秋主持。
上海第十七棉纺厂保卫科干事29岁的王洪文，成为上海“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风云人物。他组织上海各工厂的造反派们，筹备成立“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简称“工总司”），他被推选为“司令”。
11月9日下午，“工总司”在上海文化广场召开成立大会，要求曹荻秋到会，予以“承认”。曹荻秋没有理睬。会后，王洪文带领几千工人造反队员到中共上海市委，要求见曹荻秋。曹荻秋仍不予理睬，因为曹荻秋给陶铸打过电话，陶铸明确答复，成立跨行业的全市性的“工总司”是不适当的，是违反了中央有关规定的。
王洪文带领“工总司”的造反队员们闹了一夜，还是见不到曹荻秋，便鼓动造反队员们“进京告状”！
11月10日清晨，王洪文率队冲入上海北站，抢上列车。上海北站秩序大乱。
据当时担任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三书记的韩哲一回忆：考虑到上海北站地处闹市，“工总司”在那里闹事影响很不好，曹荻秋和他商量，决定发车。原定把列车开到苏州附近的昆山站停下，使闹事者远离上海市区。但是列车启动后，上海铁路局考虑到停在上海远郊嘉定县境内的安亭车站更合适些，于是，那列装满“工总司”造反队员的列车便被驶入安亭附近的岔道，停在那里。
“这是阴谋！这是上海市委的阴谋！”王洪文岂肯善罢甘休？“司令”存心扩大事态，在11月10日中午拦住了上海开往北京的14次特别快车。那一段铁道单轨。14次车停在那里，沪宁线便阻塞了！
震惊全国的“安亭事件”爆发了。在此之前，“文革”之乱还只是乱在贴大字报、揪斗“走资派”。从“安亭事件”开始，“文革”之乱造成工交生产瘫痪，使大动乱升级了。
告急电话打到李富春那里。李富春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当时主管工交。倘若发生在安亭的交通中断事故，仅仅因为自然原因，如脱轨、相撞、地震、水灾等等，李富春亲自处理也就可以了。可是，这一回却是因为“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引起的，李富春不能不急告“中央文革”组长陈伯达。
陈伯达与李富春商量，马上派人前往安亭，劝阻工人不要拦断交通。派谁去呢？陈伯达提出派张春桥，因为张春桥既是“中央文革”成员，又是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李富春同意了。据陈伯达回忆，当时并未意识到“安亭事件”的严重性，派张春桥去是他匆匆决定的，没有请示过毛泽东，不是张春桥后来所吹嘘的那样是“伟大领袖毛主席派我去安亭”。
事情紧急，张春桥必须坐飞机赶往上海。据王力回忆，是陈伯达要他挂电话给空军司令吴法宪，调来一架军用专机。王力送张春桥到机场。张春桥上了专机，于11月11日晚8时离开北京，飞往上海。在上海机场接张春桥的，是韩哲一。
在张春桥出发前，陈伯达给安亭发去一份急电。他的电报的调子，跟写给在国防部闹事的学生的信差不多，他的电报全文如下：
工人同志们：
十日夜我们听说你们有几千人要求来北京，在安亭同铁路局争执不下，我们打了电报给华东局韩哲一同志，请他劝你们回上海，就地解决问题，以免影响本单位生产任务和京沪铁路运输。刚听到消息，有部分同志已经回去，这样做是很好的，很对，很对。据说有些工人同志，还是在车站不愿回去。我们认为工人闹文化革命是很需要的。但是必须牢牢记住毛主席、党中央再三强调的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指示，坚持生产岗位，把生产搞好，完成国家计划。
毛主席经常告诉我们，大道理管小道理，小道理服从大道理。搞好生产这是大道理。我们的国家是社会主义的国家，是无产阶级专政的伟大国家，全世界的一切人们都在注视着我们的活动，注视着我们经济发展的动态。工人同志是为我们祖国争光的先锋队，时时刻刻都不能忘记搞好生产这个大道理，如果你们不是在业余时间搞文化革命，而是中断生产，停止生产，那么你们的文化大革命也一定不会搞好。并且在停止生产的情况下，即使有多少道理，有这样那样的道理，有千条万条的道理也站不住脚了，因为你们忘记了最重要的大道理。
工人同志们，我们的行动时时刻刻都要注意对社会、对国际的影响，时时刻刻要顾全大局，时时刻刻都要顾全整个工人阶级的大局。我们绝对不能因为一部分利益，因为有些人意气用事，而损害全国全局的利益，损害我们国家的威信，即使是小小的损害，也是不好的。
事实上你们的这次行动，不但影响本单位的生产，而且大大影响全国的交通，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事件，希望你们现在立即改正，立即回到上海去，有问题就地解决，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的张春桥同志立即会见你们，你们有意见可以同他当面商量。
这是我们再三再三考虑才发出的电报。我热烈希望你们接受我们的意见，向你们致以最高的无产阶级敬礼！
陈伯达
王洪文毕竟不像那些冲击国防部的学生好对付。当张春桥在安亭宣读了陈伯达的电报之后，以王洪文为首的“工总司”刷出大标语，说陈伯达的电报是大毒草。
1966年11月16日，张春桥在苏州对上海“工总司”部分工人发表谈话时，这样谈及陈伯达的电报：
陈伯达写了那么一封信（即电报），讲了那么一番道理，现在说这封信是大毒草，是修正主义的，这些话我通通在电话中告诉了伯达同志……这个电报讲得不完全对，不适合情况，因为那时满脑子是交通，交通，交通，而对你们在文化大革命中遇到的问题不清楚……
同志们提出的对伯达同志的批评，我刚才讲我已经告诉他了，在电话里交换了意见，他表示心里不安。他要我有机会的话告诉同志们，这封信写得太仓促了。伯达同志是个很革命的同志，是一个很虚心的同志。他说：“怎么办呢？想什么办法来弥补呢？”我讲：“现在已经造成这样的结果，请你想一想，既然那天很仓促，不要再来一个仓促的事情了。”伯达同志又说：“是不是写第三封信？”我说：“你如果要写的话，我赞成。再写一封信表示一下自己的观点，可以考虑一下，不要马上写，你想一下这个问题，索性把工厂文化革命问题能不能说得完全一些？”因为他现在正忙于调查工厂文化大革命情况，中央呢，也正在考虑这个问题，对伯达同志的批评已转告了。今天我又听到一些意见，我还继续转告。我相信同志们会相信他。他一定能采取必要措施把那封信所造成的不好影响能够纠正……
消息飞快地传进了林彪的耳朵。据陈伯达对笔者说，林彪尖锐地批评了他：“大道理管小道理，这是毛主席说的，当然是对的。可是，你把生产当成了大道理，这完全错了。大道理是什么？大道理是革命！革命才是第一位的。革命管一切！”
面对林彪的批评，陈伯达赶紧承认自己的电报写错了。陈伯达马上转为支持王洪文，支持张春桥在上海跟王洪文谈定的五项协议。
张春桥在1966年11月16日的谈话中，也讲到这一过程：
我把五条协议以及对这个问题的认识报告给他（指陈伯达）。这样中央文革小组就讨论我在文化广场所讲的五条。到了晚上，文革小组给我打电话来，我在文化广场对这个问题的判断和对这个问题的处理，被认为是完全正确的，是应该这样做的。对你们的认识，你们的行动，作出的判断，是完全正确的。陈伯达同志，江青同志都参加了会议，他们认为我这样做是正确的……
王洪文造反之初，正是得到了陈伯达、江青、张春桥的支持，得到“中央文革”的支持，这才逐渐成为上海一霸，以至后来成为“四人帮”中的一个。陈伯达从发出那个“大毒草”电报，到迅速“急转弯”，到支持王洪文，不过两三天工夫，又一次显示了他的政治投机的看家本领。
这时，中共上海市委由第一书记陈丕显出面，给陈伯达打电话。陈丕显在电话中质问陈伯达：“你们的一个文革小组副组长，究竟有没有权力背着华东局和上海市委与群众组织签订反对华东局和上海市委的决定？你们还要不要国家的法律？”
陈伯达慢条斯理地回答：“不要那么发脾气，冷静一点嘛！字已经签了，中央在研究。”
陈丕显又给陶铸打电话，陶铸明确表示不同意张春桥的做法。
陈伯达得知陈丕显给陶铸打电话，担心陶铸会去找毛泽东。陈伯达马上带着王力去见江青，江青说：“要抢在陶铸前面见主席！”他们深知，如果毛泽东支持陶铸的话，那他们就会陷入被动。
11月16日下午3时，毛泽东在北京钓鱼台十二楼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但常委刘少奇、邓小平、朱德、陈云没有参加），“中央文革”江青和王力参加了会议。毛泽东拿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念了其中的“结社自由”一段，说上海的“工总司”符合宪法规定的“结社自由”。毛泽东又谈到了张春桥在上海跟“工总司”签订的五项协议，他说：“可以先斩后奏，总是先有事实，后有概念。”
毛泽东是当时中国的最高权威。他的话，一锤定音。
从此，张春桥益发飞扬跋扈，在上海为所欲为。王洪文从此成为张春桥麾下的亲密伙计。陈伯达呢？他庆幸自己“转”得快，算是没有酿成大错，“跟上”了毛泽东！
为“第一夫人”捧场
1966年11月26日，毛泽东最后一次——第八次接见来自全国各地的红卫兵。从1966年8月18日毛泽东第一次在天安门广场接见红卫兵以来，三个多月中，毛泽东已接见了一千一百多万红卫兵。
已经在中国政治舞台上站稳脚跟的江青，也急于公开亮相。她能“接见”谁呢？自诩为“无产阶级文艺英勇旗手”的她，要“接见”她的“文艺大军”。
1966年11月28日，首都文艺界举行盛大集会。江青登台，陈伯达带着“中央文革”的“秀才”们为之捧场。
江青在会上发表了长篇演讲。这篇演讲，成为她继《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之后的第二篇“力作”。这篇讲话在《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公开发表，成为“学习文件”，而且还收入1968年2月由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江青同志讲话选编》。
鉴于这是江青第一回登台公开亮相（她的以前的种种在群众场合的即兴讲话，只是被用油印机印成传单散发而已），她的讲话将向国内外发布，所以她在向“文艺界的同志们，朋友们，红卫兵小将们”致以“无产阶级的革命敬礼”之后，就“说说我自己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认识过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