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8章 迎春堂现可疑脚印！陈伯达搬出中南海(6)
毛泽东的这些话，固然正是他晚年严重左倾错误思想的集中体现，但陈伯达作为《通知》起草小组的组长，也是负有重大责任的。这位“理论家”，已经成为中国的“文革理论家”，成为炙手可热的“大左派”！
与江青一起为“中央文革”组阁
“中央文化革命小组”，人称“中央文革”，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怪物。
这么一个“小组”，搅得华夏大地不得安宁，祸水横流，灾难四起。
这个“小组”，起初只说是“中央常委的秘书班子”，后来不断膨胀，取代了中共中央书记处，直至取代了中共中央政治局！这个“小组”变成了中国“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同义语。谁敢说一句这个“小组”的坏话，谁敢说一句这个“小组”的要员的坏话，就要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就要受到“无产阶级专政”……
这个“小组”，是根据《五一六通知》建立的。《五一六通知》中有这么一段话：
“撤销原来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及其办事机构，重新设立文化革命小组，隶属于政治局常委之下。”
不过，在《五一六通知》下达时，并未决定这个“小组”的人选。
毛泽东亲自提名陈伯达为这个“小组”的“小组长”，据云，在起草《五一六通知》时，毛泽东便曾跟陈伯达打过招呼。最初，这个“小组”的名字叫“文化革命委员会”，设立“主任”。陈伯达说，他还是当个“小组长”吧，于是在《五一六通知》中写成“文化革命小组”。
经毛泽东提名之后，“小组长”陈伯达便开始“组阁”。
陈伯达已经清楚意识到江青势力的崛起，而毛泽东本人当然不会亲自提名江青，于是陈伯达“机灵”地说出了江青心中的意思：“让江青同志当组长，我当她的助手！”
毛泽东理所当然地否决了。这样，江青便成为陈伯达“组阁”名单中的名列第一的副组长。
江青一进入“组阁”名单，马上提议：“春桥同志应该担任副组长。”江青的这一提名，使张春桥从上海跃入中央。
经过陈伯达和江青共同“组阁”，提出了“中央文革小组”的初步名单。经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同意，报毛泽东批准。
1966年5月28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设立“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的通知，通知中写明组长为陈伯达，顾问为康生。
副组长的名字未写入通知，但已定下来，共四人，即江青、王任重、刘志坚、张春桥。
最初的组员名单是陈亚丁、吴泠西、王力、尹达、关锋、戚本禹、穆欣。
这份名单，实际上也就是《五一六通知》起草小组的名单。
后来，觉得陈亚丁、吴泠西有些“问题”，从名单中删去了，增加了曾参加《纪要》讨论的谢镗忠。
对于王力，曾有过争论。毛泽东对王力有看法，以为他不合适。陈伯达力保王力，仍把他留在名单之中。
姚文元原本“榜”上无名。
1966年6月16日至18日，中央文革小组在上海锦江宾馆开成立会——因为当时毛泽东和江青都在上海。小组成员除王力之外，都来上海出席会议。
据关锋回忆，江青在会上提议增加姚文元为组员。
陈伯达对姚文元没有好印象，大概是姚文元那篇“雄文”抢了头功使他不悦，陈伯达当即表示反对，说道：“姚文元不合适，他的父亲姚蓬子是叛徒，容易叫人抓住小辫子。”
陈伯达当众如此说，差一点使江青下不了台，江青马上甩出了“王牌”：“我请示一下主席。”
翌日，江青在会上说请示过主席了，于是，“中央文革”便多了一名成员姚文元，此后姚文元平步青云，进入“中央文革”是关键性的一步。
江青力荐姚文元，陈伯达则力荐王力。陈伯达的理由是，王力是钓鱼台“秀才班子”里的成员，是个“老人”，起草文件比姚文元要熟练。
于是，在6月20日，王力接到正式通知——他是“中央文革”成员。
如此增增减减，“中央文革”的班子算是定下来了。经毛泽东提议，后来增加陶铸为顾问。
1966年8月2日，中央补发通知，通报“中央文革”成员名单，共十四人：
组长陈伯达。
顾问陶铸、康生。
副组长江青、王任重、刘志坚、张春桥。
组员王力、关锋、戚本禹、姚文元、谢镗忠、尹达、穆欣。
以后又补充四名组名：郭影秋（代表中共中央华北局），郑季翘（代表中共中央东北局），杨植霖（代表中共中央西北局），刘文珍（代表中共中央西南局）。至于中共中央中南局和华东局的代表，由王任重、张春桥兼任。
这时，“中央文革”进入“全盛时期”，正式成员共十八人。
“中央文革”设立了办公室。第一任办公室主任是王力，副主任为戚本禹、穆欣、曹轶欧。曹轶欧即康生之妻。王力当办公室主任没多久，到1966年11月，改由《解放军报》宋琼当主任。又过两个月，宋琼被打倒，办公室改为办事组，由王光宇负责。后来，改由萧力负责。萧力，即毛泽东与江青的女儿李讷（常被误写为李纳），取“小李”之谐音也。
“中央文革”在钓鱼台“安营扎寨”。随着“中央文革”的名声大振，“钓鱼台”在全国的知名度也不断提高，以至后来“钓鱼台”成了“中央文革”的代称。
陈伯达、尹达、关锋住在钓鱼台十四号楼。那里成了“中央文革”的办公楼。后来，“碰头会”改在十六号楼召开，但“中央文革”的办公室、会议室仍设在十四号楼。
江青住在十一号楼，由此得了个代号叫“十一楼”，那时一说“十一楼”的指示，便知道是江青。
王力早在1960年就住钓鱼台八号楼，这时仍住那里，康生也是老“钓鱼台”，一直住八号楼。
张春桥和姚文元那时算“走读生”，来来往往于北京与上海之间。到北京后，便住钓鱼台九号楼。
郭影秋、郑季翘、杨植霖、刘文珍不在北京工作，不住钓鱼台，其中郭影秋后来换成吴德，作为中共中央华北局的代表。
随着“文革”一步步推进，如同毛泽东所比喻的剥笋一般，在一片打倒声中，“剥”去了陶铸，“剥”去了王任重，“剥”去了刘志坚……“中央文革”的成员不断减少，权力也越来越集中。
后来，真正成为“中央文革”的“首长们”的，是这么一些“大左派”：
组长陈伯达。
顾问康生。
副组长江青、张春桥。
组员王力、关锋、戚本禹、姚文元。
对于陈伯达来说，当上这么一个拥有无限权力的“小组长”，成为他一生的巅峰。这个“小组长”，远远超过他过去所担任过的一切职务，胜过《红旗》总编，胜过马列学院院长，也胜过那一连串的“副”——中国科学院副院长、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国家计委副主任……这个“小组长”，实际上相当于五六十年代的中共中央总书记，而组员们相当于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
“欢呼”聂元梓的大字报
6月1日刚刚接管的陈伯达在《人民日报》点起一把邪火。也就在这一天，康生跟陈伯达唱“双簧”，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点起一把邪火……
据陆平讲，6月1日这天，他在中共北京市委开会。
散会时，吴德通知陆平：“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今晚广播，明天见报。”
陆平心头一震。这张诬良发难的大字报，值得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向全中国广播？当晚8时，当陆平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节目时，果真，头条新闻便是聂元梓等人的那张大字报！
陆平事后才得知，那是康生在背后捣鬼……
康生为什么会插手北大呢？1967年初，当有人炮打曹轶欧时，康生于1月22日接待群众代表，作了如下表白：
“关于我爱人曹轶欧，有人说她是北大工作组的副组长，这是不对的。我爱人等五人，曾组成一个调查小组在1966年5月去北大，目的是调查彭真在那里搞了哪些阴谋，发动左派写文章，根本与工作组没有关系。聂元梓的大字报，就是当时在我爱人的促进下写的。”
康生“过谦”矣！曹轶欧对于那张大字报的作用，岂止是“促进”，乃是幕后导演也。那张大字报在1966年5月25日下午贴出之后，深夜12时，在京主持中央工作的刘少奇、周恩来派了华北局、国务院外办和高教局负责人前来北大，重申内外有别的原则，批评聂元梓等人贴的大字报。
康生从曹轶欧那里弄到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悄然转往杭州，直送毛泽东。毛泽东看后，打电话给康生和陈伯达，决定广播这张大字报。
6月1日下午，康生像打了大胜仗似的，发布消息：“经毛主席同意，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今晚广播，明天见报！”
陈伯达接到毛泽东的电话，当即把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发排，打算明日见报。陈伯达还准备亲自到北京大学去看一看，考虑能否为大字报配发一篇评论。王力和关锋自告奋勇前往北大，让陈伯达留在人民日报社主持工作。晚上，王力、关锋从北大回来后，说北大“革命形势一派大好”。于是，连夜赶写了评论员文章《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由陈伯达签发，拼在第一版。
6月2日，陈伯达“接管”之后出版的第二张《人民日报》，火药味比6月1日更浓。这天，在头版刊登了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加了一个耸人听闻的大标题《大字报揭穿一个大阴谋》，配发了评论员文章。另外，还发表了一篇唱左调的社论《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此后，“文革”的种种用语，诸如“狠触灵魂”“灵魂深处爆发革命”等等，源出于此篇社论。
《人民日报》刊载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等于在党中央的机关报上点了宋硕、陆平、彭□云的名，中共北京大学党委和中共北京市委立即受到猛烈的冲击。6月2日下午，赶往北京大学，看到许多大字报对当天的《人民日报》表示“热烈欢呼”，陈伯达得意地笑了！
也就在6月2日，原中共河北省委主管文教的书记张承先被任命为工作组组长，急急派往北大。
康生显得异常活跃。他说：“大字报广播了，见报了，我感到解放了！”
6月3日晚，陈伯达再度前往北京大学，看到一批反击聂元梓的大字报。陈伯达气呼呼地说：“保皇党！现在又出现了保皇党！”
6月4日的《人民日报》，又是硝烟弥漫。头版头条，刊载了惊人消息：中共中央决定改组中共北京市委，由中共中央华北局第一书记李雪峰兼任市委第一书记，调中共吉林省委第一书记任市委第二书记。北京市“文革”工作，由新市委领导。新市委则作出三条新决定：（一）派以张承先为首的工作组到北京大学领导“文革”；（二）撤销中共北京大学党委书记陆平、副书记彭□云的一切职务；（三）在北京大学党委改组期间，由工作组代行党委职权。
头版，遵陈伯达之命，配发了社论《毛泽东思想的新胜利》，“欢呼”北京市委改组和工作组进驻北大。
这天，陈伯达还签发了社论《撕掉资产阶级“自由、平等、博爱”的遮羞布》，公开透露了《五一六通知》的内容。
6月5日，根据陈伯达两次去北大后的谈话精神，《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做无产阶级革命派，还是做资产阶级保皇派？》。陈伯达给那些支持彭真为首的原北京市委和陆平为首的原北大党委的人，送了一顶“保皇派”的帽子。从此，“保皇派”一词在“文革”中广泛应用，一大批坚持革命真理，反对“文革”的同志被斥为“保皇派”“保”字号。
陈伯达主持下所发表的《人民日报》五篇社论，被印成活页文选，广为传播，成了人人必读的“学习文件”：《横扫一切牛鬼蛇神》《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毛泽东思想的新胜利》《撕掉资产阶级“自由、平等、博爱”的遮羞布》《做无产阶级革命派，还是做资产阶级保皇派？》这五篇社论起着极大的蛊惑、煽动作用，“文革”之火在中华大地熊熊燃烧起来。《人民日报》所载聂元梓等大字报，在全国树立起“造反”和“样板”。成千上万个聂元梓起来了，千千万万张“造反”大字报贴出来了。
江青透露了底细
局势变得紧张、复杂而又微妙。
北京一片乱纷纷，毛泽东却不在北京。
毛泽东在哪里？他在杭州！就连1966年5月4日至26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他也不参加，由刘少奇主持。他把由他定稿的《五一六通知》交康生带去，在刘少奇主持下由会议通过——须知，《五一六通知》中毛泽东亲笔所加的“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正睡在我们的身旁”，指的就是刘少奇，刘少奇被蒙在鼓里，居然由他主持通过《五一六通知》！
6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之后，毛泽东依然在杭州，冷眼看着北京。
北京，刘少奇主持着中央工作。作为党的总书记，邓小平成为刘少奇的主要助手。周恩来主管着政府工作，正忙于准备出访。6月16日，周恩来率中国党政代表团访问罗马尼亚、阿尔巴尼亚和巴基斯坦三国，归国途中，还视察了某导弹试验基地。在7月初，周恩来才飞回北京。江青在这些日子里，也不在北京，而旅居上海。
旨在打倒“中国的赫鲁晓夫”——刘少奇的“文革”，是毛泽东亲自发动的，眼下却由刘少奇主持。刘少奇的心境，如同他后来所说的那样，是“老革命遇上新问题”，不知所措。
6月9日，刘少奇、邓小平、陶铸、陈伯达等，曾由北京飞往杭州，向毛泽东请示。刘少奇恳请毛泽东回京亲自主持“文革”。毛泽东谈笑风生，却说暂时不能回京。
毛泽东处于反常之中：往年，他喜欢在冬日去杭州，毕竟江南暖和，气候宜人。如今，已是初夏了，他反而要住在杭州。他从1965年春便离开北京，很少回北京。
既然毛泽东一定要刘少奇在北京“领导”这场“文革”，刘少奇只得照办。
与江青一起为“中央文革”组阁
“中央文化革命小组”，人称“中央文革”，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怪物。
这么一个“小组”，搅得华夏大地不得安宁，祸水横流，灾难四起。
这个“小组”，起初只说是“中央常委的秘书班子”，后来不断膨胀，取代了中共中央书记处，直至取代了中共中央政治局！这个“小组”变成了中国“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同义语。谁敢说一句这个“小组”的坏话，谁敢说一句这个“小组”的要员的坏话，就要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就要受到“无产阶级专政”……
这个“小组”，是根据《五一六通知》建立的。《五一六通知》中有这么一段话：
“撤销原来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及其办事机构，重新设立文化革命小组，隶属于政治局常委之下。”
不过，在《五一六通知》下达时，并未决定这个“小组”的人选。
毛泽东亲自提名陈伯达为这个“小组”的“小组长”，据云，在起草《五一六通知》时，毛泽东便曾跟陈伯达打过招呼。最初，这个“小组”的名字叫“文化革命委员会”，设立“主任”。陈伯达说，他还是当个“小组长”吧，于是在《五一六通知》中写成“文化革命小组”。
经毛泽东提名之后，“小组长”陈伯达便开始“组阁”。
陈伯达已经清楚意识到江青势力的崛起，而毛泽东本人当然不会亲自提名江青，于是陈伯达“机灵”地说出了江青心中的意思：“让江青同志当组长，我当她的助手！”
毛泽东理所当然地否决了。这样，江青便成为陈伯达“组阁”名单中的名列第一的副组长。
江青一进入“组阁”名单，马上提议：“春桥同志应该担任副组长。”江青的这一提名，使张春桥从上海跃入中央。
经过陈伯达和江青共同“组阁”，提出了“中央文革小组”的初步名单。经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同意，报毛泽东批准。
1966年5月28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设立“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的通知，通知中写明组长为陈伯达，顾问为康生。
副组长的名字未写入通知，但已定下来，共四人，即江青、王任重、刘志坚、张春桥。
最初的组员名单是陈亚丁、吴泠西、王力、尹达、关锋、戚本禹、穆欣。
这份名单，实际上也就是《五一六通知》起草小组的名单。
后来，觉得陈亚丁、吴泠西有些“问题”，从名单中删去了，增加了曾参加《纪要》讨论的谢镗忠。
对于王力，曾有过争论。毛泽东对王力有看法，以为他不合适。陈伯达力保王力，仍把他留在名单之中。
姚文元原本“榜”上无名。
1966年6月16日至18日，中央文革小组在上海锦江宾馆开成立会——因为当时毛泽东和江青都在上海。小组成员除王力之外，都来上海出席会议。
据关锋回忆，江青在会上提议增加姚文元为组员。
陈伯达对姚文元没有好印象，大概是姚文元那篇“雄文”抢了头功使他不悦，陈伯达当即表示反对，说道：“姚文元不合适，他的父亲姚蓬子是叛徒，容易叫人抓住小辫子。”
陈伯达当众如此说，差一点使江青下不了台，江青马上甩出了“王牌”：“我请示一下主席。”
翌日，江青在会上说请示过主席了，于是，“中央文革”便多了一名成员姚文元，此后姚文元平步青云，进入“中央文革”是关键性的一步。
江青力荐姚文元，陈伯达则力荐王力。陈伯达的理由是，王力是钓鱼台“秀才班子”里的成员，是个“老人”，起草文件比姚文元要熟练。
于是，在6月20日，王力接到正式通知——他是“中央文革”成员。
如此增增减减，“中央文革”的班子算是定下来了。经毛泽东提议，后来增加陶铸为顾问。
1966年8月2日，中央补发通知，通报“中央文革”成员名单，共十四人：
组长陈伯达。
顾问陶铸、康生。
副组长江青、王任重、刘志坚、张春桥。
组员王力、关锋、戚本禹、姚文元、谢镗忠、尹达、穆欣。
以后又补充四名组名：郭影秋（代表中共中央华北局），郑季翘（代表中共中央东北局），杨植霖（代表中共中央西北局），刘文珍（代表中共中央西南局）。至于中共中央中南局和华东局的代表，由王任重、张春桥兼任。
这时，“中央文革”进入“全盛时期”，正式成员共十八人。
“中央文革”设立了办公室。第一任办公室主任是王力，副主任为戚本禹、穆欣、曹轶欧。曹轶欧即康生之妻。王力当办公室主任没多久，到1966年11月，改由《解放军报》宋琼当主任。又过两个月，宋琼被打倒，办公室改为办事组，由王光宇负责。后来，改由萧力负责。萧力，即毛泽东与江青的女儿李讷（常被误写为李纳），取“小李”之谐音也。
“中央文革”在钓鱼台“安营扎寨”。随着“中央文革”的名声大振，“钓鱼台”在全国的知名度也不断提高，以至后来“钓鱼台”成了“中央文革”的代称。
陈伯达、尹达、关锋住在钓鱼台十四号楼。那里成了“中央文革”的办公楼。后来，“碰头会”改在十六号楼召开，但“中央文革”的办公室、会议室仍设在十四号楼。
江青住在十一号楼，由此得了个代号叫“十一楼”，那时一说“十一楼”的指示，便知道是江青。
王力早在1960年就住钓鱼台八号楼，这时仍住那里，康生也是老“钓鱼台”，一直住八号楼。
张春桥和姚文元那时算“走读生”，来来往往于北京与上海之间。到北京后，便住钓鱼台九号楼。
郭影秋、郑季翘、杨植霖、刘文珍不在北京工作，不住钓鱼台，其中郭影秋后来换成吴德，作为中共中央华北局的代表。
随着“文革”一步步推进，如同毛泽东所比喻的剥笋一般，在一片打倒声中，“剥”去了陶铸，“剥”去了王任重，“剥”去了刘志坚……“中央文革”的成员不断减少，权力也越来越集中。
后来，真正成为“中央文革”的“首长们”的，是这么一些“大左派”：
组长陈伯达。
顾问康生。
副组长江青、张春桥。
组员王力、关锋、戚本禹、姚文元。
对于陈伯达来说，当上这么一个拥有无限权力的“小组长”，成为他一生的巅峰。这个“小组长”，远远超过他过去所担任过的一切职务，胜过《红旗》总编，胜过马列学院院长，也胜过那一连串的“副”——中国科学院副院长、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国家计委副主任……这个“小组长”，实际上相当于五六十年代的中共中央总书记，而组员们相当于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
“欢呼”聂元梓的大字报
6月1日刚刚接管的陈伯达在《人民日报》点起一把邪火。也就在这一天，康生跟陈伯达唱“双簧”，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点起一把邪火……
据陆平讲，6月1日这天，他在中共北京市委开会。
散会时，吴德通知陆平：“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今晚广播，明天见报。”
陆平心头一震。这张诬良发难的大字报，值得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向全中国广播？当晚8时，当陆平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节目时，果真，头条新闻便是聂元梓等人的那张大字报！
陆平事后才得知，那是康生在背后捣鬼……
康生为什么会插手北大呢？1967年初，当有人炮打曹轶欧时，康生于1月22日接待群众代表，作了如下表白：
“关于我爱人曹轶欧，有人说她是北大工作组的副组长，这是不对的。我爱人等五人，曾组成一个调查小组在1966年5月去北大，目的是调查彭真在那里搞了哪些阴谋，发动左派写文章，根本与工作组没有关系。聂元梓的大字报，就是当时在我爱人的促进下写的。”
康生“过谦”矣！曹轶欧对于那张大字报的作用，岂止是“促进”，乃是幕后导演也。那张大字报在1966年5月25日下午贴出之后，深夜12时，在京主持中央工作的刘少奇、周恩来派了华北局、国务院外办和高教局负责人前来北大，重申内外有别的原则，批评聂元梓等人贴的大字报。
康生从曹轶欧那里弄到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悄然转往杭州，直送毛泽东。毛泽东看后，打电话给康生和陈伯达，决定广播这张大字报。
6月1日下午，康生像打了大胜仗似的，发布消息：“经毛主席同意，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今晚广播，明天见报！”
陈伯达接到毛泽东的电话，当即把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发排，打算明日见报。陈伯达还准备亲自到北京大学去看一看，考虑能否为大字报配发一篇评论。王力和关锋自告奋勇前往北大，让陈伯达留在人民日报社主持工作。晚上，王力、关锋从北大回来后，说北大“革命形势一派大好”。于是，连夜赶写了评论员文章《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由陈伯达签发，拼在第一版。
6月2日，陈伯达“接管”之后出版的第二张《人民日报》，火药味比6月1日更浓。这天，在头版刊登了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加了一个耸人听闻的大标题《大字报揭穿一个大阴谋》，配发了评论员文章。另外，还发表了一篇唱左调的社论《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此后，“文革”的种种用语，诸如“狠触灵魂”“灵魂深处爆发革命”等等，源出于此篇社论。
《人民日报》刊载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等于在党中央的机关报上点了宋硕、陆平、彭□云的名，中共北京大学党委和中共北京市委立即受到猛烈的冲击。6月2日下午，赶往北京大学，看到许多大字报对当天的《人民日报》表示“热烈欢呼”，陈伯达得意地笑了！
也就在6月2日，原中共河北省委主管文教的书记张承先被任命为工作组组长，急急派往北大。
康生显得异常活跃。他说：“大字报广播了，见报了，我感到解放了！”
6月3日晚，陈伯达再度前往北京大学，看到一批反击聂元梓的大字报。陈伯达气呼呼地说：“保皇党！现在又出现了保皇党！”
6月4日的《人民日报》，又是硝烟弥漫。头版头条，刊载了惊人消息：中共中央决定改组中共北京市委，由中共中央华北局第一书记李雪峰兼任市委第一书记，调中共吉林省委第一书记任市委第二书记。北京市“文革”工作，由新市委领导。新市委则作出三条新决定：（一）派以张承先为首的工作组到北京大学领导“文革”；（二）撤销中共北京大学党委书记陆平、副书记彭□云的一切职务；（三）在北京大学党委改组期间，由工作组代行党委职权。
头版，遵陈伯达之命，配发了社论《毛泽东思想的新胜利》，“欢呼”北京市委改组和工作组进驻北大。
这天，陈伯达还签发了社论《撕掉资产阶级“自由、平等、博爱”的遮羞布》，公开透露了《五一六通知》的内容。
6月5日，根据陈伯达两次去北大后的谈话精神，《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做无产阶级革命派，还是做资产阶级保皇派？》。陈伯达给那些支持彭真为首的原北京市委和陆平为首的原北大党委的人，送了一顶“保皇派”的帽子。从此，“保皇派”一词在“文革”中广泛应用，一大批坚持革命真理，反对“文革”的同志被斥为“保皇派”“保”字号。
陈伯达主持下所发表的《人民日报》五篇社论，被印成活页文选，广为传播，成了人人必读的“学习文件”：《横扫一切牛鬼蛇神》《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毛泽东思想的新胜利》《撕掉资产阶级“自由、平等、博爱”的遮羞布》《做无产阶级革命派，还是做资产阶级保皇派？》这五篇社论起着极大的蛊惑、煽动作用，“文革”之火在中华大地熊熊燃烧起来。《人民日报》所载聂元梓等大字报，在全国树立起“造反”和“样板”。成千上万个聂元梓起来了，千千万万张“造反”大字报贴出来了。
江青透露了底细
局势变得紧张、复杂而又微妙。
北京一片乱纷纷，毛泽东却不在北京。
毛泽东在哪里？他在杭州！就连1966年5月4日至26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他也不参加，由刘少奇主持。他把由他定稿的《五一六通知》交康生带去，在刘少奇主持下由会议通过——须知，《五一六通知》中毛泽东亲笔所加的“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正睡在我们的身旁”，指的就是刘少奇，刘少奇被蒙在鼓里，居然由他主持通过《五一六通知》！
6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之后，毛泽东依然在杭州，冷眼看着北京。
北京，刘少奇主持着中央工作。作为党的总书记，邓小平成为刘少奇的主要助手。周恩来主管着政府工作，正忙于准备出访。6月16日，周恩来率中国党政代表团访问罗马尼亚、阿尔巴尼亚和巴基斯坦三国，归国途中，还视察了某导弹试验基地。在7月初，周恩来才飞回北京。江青在这些日子里，也不在北京，而旅居上海。
旨在打倒“中国的赫鲁晓夫”——刘少奇的“文革”，是毛泽东亲自发动的，眼下却由刘少奇主持。刘少奇的心境，如同他后来所说的那样，是“老革命遇上新问题”，不知所措。
6月9日，刘少奇、邓小平、陶铸、陈伯达等，曾由北京飞往杭州，向毛泽东请示。刘少奇恳请毛泽东回京亲自主持“文革”。毛泽东谈笑风生，却说暂时不能回京。
毛泽东处于反常之中：往年，他喜欢在冬日去杭州，毕竟江南暖和，气候宜人。如今，已是初夏了，他反而要住在杭州。他从1965年春便离开北京，很少回北京。
既然毛泽东一定要刘少奇在北京“领导”这场“文革”，刘少奇只得照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