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5章 迎春堂现可疑脚印！陈伯达搬出中南海(3)
后来，“四清”与“五反”运动合称为“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简称“社教运动”。
毛泽东以为，资本主义已在苏联，在南斯拉夫复辟，为了防止中国“变修”“变色”，要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他在1963年5月9日发出了警告：如不警惕，“少则几年、十几年，多则几十年，就不可避免地要出现全国性的反革命复辟，马列主义的党就一定会变成修正主义的党，变成法西斯党，整个中国就要改变颜色了。”
毛泽东在思索着防止资本主义在中国“复辟”，防止中国出现“赫鲁晓夫式人物”。他早在庐山会议上便已说过：“共产党的哲学，就是斗争哲学。”在斗垮彭德怀之后，毛泽东已在寻找新的斗争对象。他的极左思想不断膨胀，他的斗争矛头指向了多年来同生死、共患难的战友——刘少奇。
陈伯达第一次得悉毛泽东要整刘少奇这一惊人消息，是在1965年1月。
夜深了，陈伯达服了安眠药，迷迷糊糊躺在床上。
电话铃声急促地响起。那是一只机要电话，势必有要紧的事要告知他。他赶紧驱走睡意，接了电话。果真，事关重大：毛泽东要他马上去一趟！
陈伯达岂敢怠慢。对于毛泽东的召见，他总是招之即来。毛泽东习惯于夤夜工作，苦了陈伯达。
匆匆赶到毛泽东那里。原来，毛泽东要起草一份关于社教运动的文件，由他口授，陈伯达笔录。
从毛泽东的话里，陈伯达这才轧出重要的“苗头”——毛泽东要整刘少奇！
原来，毛泽东与刘少奇在社教运动中的分歧由来已久，直到这时终于表面化了……
毛泽东搞社教运动，像搞“文革”一样，事先并没有什么“伟大战略部署”，而是干着看，边干边摸索。
毛泽东是在1962年9月召开的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在发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号召时，提出要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最初，刘少奇对社教运动是投赞成票的。
1963年5月20日，中共中央在杭州召开工作会议，在毛泽东的主持下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议（草案）》，对农村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第一次提出十条政策，人称“前十条”。
毛泽东为“前十条”的前言，亲笔加了一大段话：“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吗？不是。是自己头脑里固有的吗？不是。人的正确思想，只能从社会实践中来，只能从社会的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这三项实践中来……”毛泽东所加的这一大段话，后来被作为毛泽东的一篇著作发表，题为《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
“前十条”披露了毛泽东的“最新名言”：“阶级斗争，一抓就灵。”“前十条”的核心，便是“抓”中国农村的“阶级斗争”。“前十条”指出，社教运动的任务是“打击和粉碎资本主义势力猖狂进攻的社会主义斗争”。
对“前十条”，刘少奇是支持的，这年9月，中共中央又下达了《中共中央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一些具体政策的规定（草案）》，也是十条，称“后十条”。“后十条”提出运动要“以阶级斗争为纲”，刘少奇也是支持的。刘少奇对于社教运动所作的几次讲话，有些观点也相当“左”。
但是，后来刘少奇在一些重要问题上，产生了与毛泽东不同的看法。比如，对于社教运动的性质，刘少奇主张是什么问题解决什么问题，不一定什么都“以阶级斗争为纲”，都要从“两条路线”“两个阶级”的高度去上线上纲。再如，毛泽东提出社教运动的主要对象，是那些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刘少奇则不同意。
毛、刘之间的分歧，到了1964年底逐渐激化。
1964年12月15日至12月底，中共中央召开关于社教运动的工作会议，由刘少奇主持。考虑到毛泽东当时身体不大好，没有请他出席会议。12月底，在刘少奇的主持下，会议制定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集的全国工作会议讨论纪要》，共十七条，作为中共中央文件，印发全国。
从1965年元旦之后，至1月14日，会议进入第二阶段，改由邓小平主持。邓小平以为，这是一般性的工作会议，况且第一阶段会议毛泽东也未参加，也就劝毛泽东不必参加第二阶段会议。不料，毛泽东心中不悦，径往会场，出席会议。
毛泽东在会上，不指名地批评刘少奇在社教运动中搞“人海战术”“繁琐哲学”“倾盆大雨”“神秘化”“打击面过宽”等等。
毛泽东说到社教运动的矛盾时，刘少奇插了一段话：“各种矛盾交叉在一起，有四清和四不清的矛盾，有党内外矛盾的交叉，矛盾很复杂，还是有什么矛盾就解决什么矛盾为好。”
毛泽东一听，面露愠色。他猛吸着烟，沉默不言，顿时会场陷入了僵局……
就在这天夜里，毛泽东急召陈伯达，口授指示，毛泽东说一句，陈伯达记一句。毛泽东说一条，陈伯达记一条。
记着，记着，安眠药的药力发作了。陈伯达尽力提起精神，却只是机械地记下毛泽东的一条条意见，自己的思维变得非常迟钝。
总算记完了，毛泽东让他回去整理，陈伯达这才松了一口气。
陈伯达回到家中，囫囵而睡。安眠药的药力总算退去。他在大清早起床，比往日早了两个多小时，赶紧翻看记录，心不由得收紧了。
他，固然早就“跟准”毛泽东。可是，在他的心目中，刘少奇是中共第二号人物，也必须“紧跟”的，早在中共北方局工作时，那位不曾露面的中央代表刘少奇，使他肃然起敬。在中共“七大”，刘少奇在政治报告中，提到毛泽东的名字达一百零五次之多。此后陈伯达写文章，也言必称毛泽东。在中共“八大”之后，刘少奇的地位更加显得重要。陈伯达看风使舵，与康生一起，重新发表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不仅在《红旗》杂志上刊登，而且印了1500万册单行本！在毛泽东和刘少奇之间，陈伯达原本是两边讨好，左右逢源。眼下，毛与刘产生严重分裂，陈伯达必须在两者之中择一而从。理所当然，他倒向毛泽东……
他着急地要整理笔记。无奈，昨夜在迷迷糊糊状态下所记的笔记，连他自己也理不出个头绪来。
他打电话急召王力，王力还在睡梦之中呢。
王力一听“大秀才”找他，连忙赶去。王力到底比陈伯达小17岁，此时只有44岁，头脑比陈伯达灵活。他帮助陈伯达从那混乱的记录中理出了头绪，分成了一条又一条。
就在这一天，会场上再度出现紧张的气氛：毛泽东手中拿了两本小册子，来到会场，毛泽东讲话之前，亮出了手中那两本小册子——一本是宪法，一本是党章。今天开的会议，既不讨论宪法，又不讨论党章，毛泽东带那两本小册子来干什么呢？大家都觉得诧异。
直到毛泽东开始讲话，大家才意识到情况的严重性。毛泽东说：“我这里有两本书，一本是宪法，规定我有公民权；一本是党章，规定我有党员权利。现在，你们一个人不让我来开党的会议违反党章；一个人不让我讲话，违反宪法……”
毛泽东所说的一个人是指主持会议的邓小平，显然，他误会了邓小平的好意，以为不让他来开会；另一个人，当然是指刘少奇。
在这次会上，毛泽东言词尖锐地批评了刘少奇。毛泽东动了感情，把刘少奇昨天的插话，当做压制他的发言。作为党的主席毛泽东如此盛怒抨击国家主席刘少奇，是几十年来头一回。两位主席的对立，此后在“文革”中被说成是两个司令部——以毛泽东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和以刘少奇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之间的斗争。
会后，经彭真、陶铸等的劝说，刘少奇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生活会上作了检讨。刘少奇说，他不该插话，插话是对毛泽东不尊重的表现。毛泽东则不满意于刘少奇的检讨，说问题不是对他尊重不尊重，而是彼此之间的原则分歧——修正主义与反修正主义的重大分歧！
陈伯达马上意识到一场新的“路线斗争”开始了。他惟一的抉择，便是继续“跟准”毛泽东。
他惟毛泽东之命而从，着手起草新的关于社教运动的文件。
中南海迎春堂陈寓，几位“秀才”聚集在那里，陈伯达在执笔。
门前，一辆小轿车随时准备出发。
“秀才”们讨论了一阵子，陈伯达写出几页，马上送给通讯员。小轿车出发了，驶出中南海西门，来到约一公里左右的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刷厂，立即付排。
小轿车回到迎春堂时，按照前几页手稿排出来的清样，已由通讯员带回来了。
如此这般，陈伯达在紧张地进行“流水作业”。
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刷厂以高质量排版，连一个标点符号都不准排错。
总算把文件全部写出，排好，众“秀才”都困乏了，回家了，陈伯达却没有休息，步行前往中南海甲区——亲自给毛泽东送去。
经过毛泽东改定，文件在1965年1月14日交会议讨论通过，便以中共中央名义印发全党。
文件的标题为《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集的全国工作会议讨论纪要》，总共二十三条，人称“二十三条”。
在正文之前，有一通知，强调了此件乃“标准件”，否定了以前文件中与此件的“抵触”之处：
通知
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中央各部委党组，军委，总政治部：
中央政治局召集全国工作会议，讨论了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并写出了讨论纪要。现在把这个文件发给你们，中央过去发出的关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文件，如有同这个文件抵触的，一律以这个文件为准。
这个文件发至县、团以上党委和工作团、队党委。
中央
1965年1月14日
这份由毛泽东主持、陈伯达执笔的文件，在第二条“运动的性质”中，不点名地批评了刘少奇，而且第一次提出了“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实际上已具备了发动“文革”的《五一六通知》的雏型。
第二条原文如下：
二、运动的性质：
几种提法：
（一）四清和四不清的矛盾；
（二）党内外矛盾的交叉，或者是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的交叉；
（三）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
前两种提法，没有说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根本性质。这两种提法，不说是什么社会里的四清四不清矛盾，也不说是什么党的内外矛盾交叉，也不说是什么历史时期，什么阶级内容的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的交叉。从字面上看来，所谓四清四不清，过去历史上什么社会里也可能用；所谓党内外矛盾交叉，什么党派也可能用；所谓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交叉，什么历史时期也可能用；这些都没有说明今天矛盾的性质，因此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
最后一种提法，概括了问题的性质，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是同毛泽东同志和党中央从1949年七届二中全会以来关于整个过渡时期存在着阶级矛盾、存在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两条道路斗争的科学论断相符合的。忘记十几年来我党的这一基本理论和基本实践，就会要走到斜路上去。
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进一步地巩固和发展城乡社会主义的阵地。
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有在幕前的，有在幕后的。
支持这些当权派的，有的在下面，有的在上面。
在下面的，有已经划了的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坏分子，也有漏划了的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坏分子。
在上面的，有在社、区、县、地甚至有在省和中央部门工作的一些反对搞社会主义的人，其中有的本来就是阶级异己分子；有的是蜕化变质分子；有的是接受贿赂，狼狈为奸，违法乱纪。
有些人是不分敌我界限，丧失无产阶级立场，包庇自己的亲属、朋友、老同事中那些搞资本主义活动的人。
我们绝大多数干部是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但是他们中间有些人，对社会主义革命的认识不清，用人不当，对工作检查不力，犯官僚主义错误。
随着“二十三条”的下达、贯彻，各地纷纷开始“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人们把“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简称为“走资派”。后来，社教运动发展为“文革”，发展为全国、全面地“整走资派”，揪出了在“二十三条”中已不点名地批判了的刘少奇——“中国头号走资派”。正因为这样，这个“二十三条”，已为“文化大革命”埋下了祸根。
成为江青的“盟友”
1965年11月10日，上海《文汇报》突然推出洋洋长文《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署名姚文元。
报纸一到北京，北京震惊了！
中共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兼北京市市长彭真的反应是：
“批判一个副市长，竟然不和市委打个招呼，他们想干什么？这不是对同志搞突然袭击么？姚文元的文章简直是胡说八道！纯粹是学阀腔调！”
刘少奇逐字逐句细读姚文元的文章。彭真给刘少奇挂电话，询问他对此文的看法。电话是王光美接的。
接罢电话，王光美对刘少奇说：“彭真同志来电话，想征求一下你对批判吴晗《海瑞罢官》的意见。我说少奇同志还没有看到这篇文章。再说他对吴晗同志不大熟悉，很难发表什么意见。你看，这样回答可以吗？”
刘少奇作出了明确的反应：
“现在只能这样回答，《文汇报》发表姚文元的文章，是毛主席支持的。所以你对外人讲话要格外谨慎。不过，让我说心里话，这篇文章写得并不好，缺乏实事求是的分析，靠的是仗势压人，我不赞成这样做。”
毛泽东以为，资本主义已在苏联，在南斯拉夫复辟，为了防止中国“变修”“变色”，要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他在1963年5月9日发出了警告：如不警惕，“少则几年、十几年，多则几十年，就不可避免地要出现全国性的反革命复辟，马列主义的党就一定会变成修正主义的党，变成法西斯党，整个中国就要改变颜色了。”
毛泽东在思索着防止资本主义在中国“复辟”，防止中国出现“赫鲁晓夫式人物”。他早在庐山会议上便已说过：“共产党的哲学，就是斗争哲学。”在斗垮彭德怀之后，毛泽东已在寻找新的斗争对象。他的极左思想不断膨胀，他的斗争矛头指向了多年来同生死、共患难的战友——刘少奇。
陈伯达第一次得悉毛泽东要整刘少奇这一惊人消息，是在1965年1月。
夜深了，陈伯达服了安眠药，迷迷糊糊躺在床上。
电话铃声急促地响起。那是一只机要电话，势必有要紧的事要告知他。他赶紧驱走睡意，接了电话。果真，事关重大：毛泽东要他马上去一趟！
陈伯达岂敢怠慢。对于毛泽东的召见，他总是招之即来。毛泽东习惯于夤夜工作，苦了陈伯达。
匆匆赶到毛泽东那里。原来，毛泽东要起草一份关于社教运动的文件，由他口授，陈伯达笔录。
从毛泽东的话里，陈伯达这才轧出重要的“苗头”——毛泽东要整刘少奇！
原来，毛泽东与刘少奇在社教运动中的分歧由来已久，直到这时终于表面化了……
毛泽东搞社教运动，像搞“文革”一样，事先并没有什么“伟大战略部署”，而是干着看，边干边摸索。
毛泽东是在1962年9月召开的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在发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号召时，提出要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最初，刘少奇对社教运动是投赞成票的。
1963年5月20日，中共中央在杭州召开工作会议，在毛泽东的主持下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议（草案）》，对农村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第一次提出十条政策，人称“前十条”。
毛泽东为“前十条”的前言，亲笔加了一大段话：“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吗？不是。是自己头脑里固有的吗？不是。人的正确思想，只能从社会实践中来，只能从社会的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这三项实践中来……”毛泽东所加的这一大段话，后来被作为毛泽东的一篇著作发表，题为《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
“前十条”披露了毛泽东的“最新名言”：“阶级斗争，一抓就灵。”“前十条”的核心，便是“抓”中国农村的“阶级斗争”。“前十条”指出，社教运动的任务是“打击和粉碎资本主义势力猖狂进攻的社会主义斗争”。
对“前十条”，刘少奇是支持的，这年9月，中共中央又下达了《中共中央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一些具体政策的规定（草案）》，也是十条，称“后十条”。“后十条”提出运动要“以阶级斗争为纲”，刘少奇也是支持的。刘少奇对于社教运动所作的几次讲话，有些观点也相当“左”。
但是，后来刘少奇在一些重要问题上，产生了与毛泽东不同的看法。比如，对于社教运动的性质，刘少奇主张是什么问题解决什么问题，不一定什么都“以阶级斗争为纲”，都要从“两条路线”“两个阶级”的高度去上线上纲。再如，毛泽东提出社教运动的主要对象，是那些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刘少奇则不同意。
毛、刘之间的分歧，到了1964年底逐渐激化。
1964年12月15日至12月底，中共中央召开关于社教运动的工作会议，由刘少奇主持。考虑到毛泽东当时身体不大好，没有请他出席会议。12月底，在刘少奇的主持下，会议制定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集的全国工作会议讨论纪要》，共十七条，作为中共中央文件，印发全国。
从1965年元旦之后，至1月14日，会议进入第二阶段，改由邓小平主持。邓小平以为，这是一般性的工作会议，况且第一阶段会议毛泽东也未参加，也就劝毛泽东不必参加第二阶段会议。不料，毛泽东心中不悦，径往会场，出席会议。
毛泽东在会上，不指名地批评刘少奇在社教运动中搞“人海战术”“繁琐哲学”“倾盆大雨”“神秘化”“打击面过宽”等等。
毛泽东说到社教运动的矛盾时，刘少奇插了一段话：“各种矛盾交叉在一起，有四清和四不清的矛盾，有党内外矛盾的交叉，矛盾很复杂，还是有什么矛盾就解决什么矛盾为好。”
毛泽东一听，面露愠色。他猛吸着烟，沉默不言，顿时会场陷入了僵局……
就在这天夜里，毛泽东急召陈伯达，口授指示，毛泽东说一句，陈伯达记一句。毛泽东说一条，陈伯达记一条。
记着，记着，安眠药的药力发作了。陈伯达尽力提起精神，却只是机械地记下毛泽东的一条条意见，自己的思维变得非常迟钝。
总算记完了，毛泽东让他回去整理，陈伯达这才松了一口气。
陈伯达回到家中，囫囵而睡。安眠药的药力总算退去。他在大清早起床，比往日早了两个多小时，赶紧翻看记录，心不由得收紧了。
他，固然早就“跟准”毛泽东。可是，在他的心目中，刘少奇是中共第二号人物，也必须“紧跟”的，早在中共北方局工作时，那位不曾露面的中央代表刘少奇，使他肃然起敬。在中共“七大”，刘少奇在政治报告中，提到毛泽东的名字达一百零五次之多。此后陈伯达写文章，也言必称毛泽东。在中共“八大”之后，刘少奇的地位更加显得重要。陈伯达看风使舵，与康生一起，重新发表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不仅在《红旗》杂志上刊登，而且印了1500万册单行本！在毛泽东和刘少奇之间，陈伯达原本是两边讨好，左右逢源。眼下，毛与刘产生严重分裂，陈伯达必须在两者之中择一而从。理所当然，他倒向毛泽东……
他着急地要整理笔记。无奈，昨夜在迷迷糊糊状态下所记的笔记，连他自己也理不出个头绪来。
他打电话急召王力，王力还在睡梦之中呢。
王力一听“大秀才”找他，连忙赶去。王力到底比陈伯达小17岁，此时只有44岁，头脑比陈伯达灵活。他帮助陈伯达从那混乱的记录中理出了头绪，分成了一条又一条。
就在这一天，会场上再度出现紧张的气氛：毛泽东手中拿了两本小册子，来到会场，毛泽东讲话之前，亮出了手中那两本小册子——一本是宪法，一本是党章。今天开的会议，既不讨论宪法，又不讨论党章，毛泽东带那两本小册子来干什么呢？大家都觉得诧异。
直到毛泽东开始讲话，大家才意识到情况的严重性。毛泽东说：“我这里有两本书，一本是宪法，规定我有公民权；一本是党章，规定我有党员权利。现在，你们一个人不让我来开党的会议违反党章；一个人不让我讲话，违反宪法……”
毛泽东所说的一个人是指主持会议的邓小平，显然，他误会了邓小平的好意，以为不让他来开会；另一个人，当然是指刘少奇。
在这次会上，毛泽东言词尖锐地批评了刘少奇。毛泽东动了感情，把刘少奇昨天的插话，当做压制他的发言。作为党的主席毛泽东如此盛怒抨击国家主席刘少奇，是几十年来头一回。两位主席的对立，此后在“文革”中被说成是两个司令部——以毛泽东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和以刘少奇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之间的斗争。
会后，经彭真、陶铸等的劝说，刘少奇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生活会上作了检讨。刘少奇说，他不该插话，插话是对毛泽东不尊重的表现。毛泽东则不满意于刘少奇的检讨，说问题不是对他尊重不尊重，而是彼此之间的原则分歧——修正主义与反修正主义的重大分歧！
陈伯达马上意识到一场新的“路线斗争”开始了。他惟一的抉择，便是继续“跟准”毛泽东。
他惟毛泽东之命而从，着手起草新的关于社教运动的文件。
中南海迎春堂陈寓，几位“秀才”聚集在那里，陈伯达在执笔。
门前，一辆小轿车随时准备出发。
“秀才”们讨论了一阵子，陈伯达写出几页，马上送给通讯员。小轿车出发了，驶出中南海西门，来到约一公里左右的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刷厂，立即付排。
小轿车回到迎春堂时，按照前几页手稿排出来的清样，已由通讯员带回来了。
如此这般，陈伯达在紧张地进行“流水作业”。
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刷厂以高质量排版，连一个标点符号都不准排错。
总算把文件全部写出，排好，众“秀才”都困乏了，回家了，陈伯达却没有休息，步行前往中南海甲区——亲自给毛泽东送去。
经过毛泽东改定，文件在1965年1月14日交会议讨论通过，便以中共中央名义印发全党。
文件的标题为《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集的全国工作会议讨论纪要》，总共二十三条，人称“二十三条”。
在正文之前，有一通知，强调了此件乃“标准件”，否定了以前文件中与此件的“抵触”之处：
通知
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中央各部委党组，军委，总政治部：
中央政治局召集全国工作会议，讨论了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并写出了讨论纪要。现在把这个文件发给你们，中央过去发出的关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文件，如有同这个文件抵触的，一律以这个文件为准。
这个文件发至县、团以上党委和工作团、队党委。
中央
1965年1月14日
这份由毛泽东主持、陈伯达执笔的文件，在第二条“运动的性质”中，不点名地批评了刘少奇，而且第一次提出了“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实际上已具备了发动“文革”的《五一六通知》的雏型。
第二条原文如下：
二、运动的性质：
几种提法：
（一）四清和四不清的矛盾；
（二）党内外矛盾的交叉，或者是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的交叉；
（三）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
前两种提法，没有说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根本性质。这两种提法，不说是什么社会里的四清四不清矛盾，也不说是什么党的内外矛盾交叉，也不说是什么历史时期，什么阶级内容的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的交叉。从字面上看来，所谓四清四不清，过去历史上什么社会里也可能用；所谓党内外矛盾交叉，什么党派也可能用；所谓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交叉，什么历史时期也可能用；这些都没有说明今天矛盾的性质，因此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
最后一种提法，概括了问题的性质，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是同毛泽东同志和党中央从1949年七届二中全会以来关于整个过渡时期存在着阶级矛盾、存在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两条道路斗争的科学论断相符合的。忘记十几年来我党的这一基本理论和基本实践，就会要走到斜路上去。
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进一步地巩固和发展城乡社会主义的阵地。
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有在幕前的，有在幕后的。
支持这些当权派的，有的在下面，有的在上面。
在下面的，有已经划了的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坏分子，也有漏划了的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坏分子。
在上面的，有在社、区、县、地甚至有在省和中央部门工作的一些反对搞社会主义的人，其中有的本来就是阶级异己分子；有的是蜕化变质分子；有的是接受贿赂，狼狈为奸，违法乱纪。
有些人是不分敌我界限，丧失无产阶级立场，包庇自己的亲属、朋友、老同事中那些搞资本主义活动的人。
我们绝大多数干部是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但是他们中间有些人，对社会主义革命的认识不清，用人不当，对工作检查不力，犯官僚主义错误。
随着“二十三条”的下达、贯彻，各地纷纷开始“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人们把“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简称为“走资派”。后来，社教运动发展为“文革”，发展为全国、全面地“整走资派”，揪出了在“二十三条”中已不点名地批判了的刘少奇——“中国头号走资派”。正因为这样，这个“二十三条”，已为“文化大革命”埋下了祸根。
成为江青的“盟友”
1965年11月10日，上海《文汇报》突然推出洋洋长文《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署名姚文元。
报纸一到北京，北京震惊了！
中共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兼北京市市长彭真的反应是：
“批判一个副市长，竟然不和市委打个招呼，他们想干什么？这不是对同志搞突然袭击么？姚文元的文章简直是胡说八道！纯粹是学阀腔调！”
刘少奇逐字逐句细读姚文元的文章。彭真给刘少奇挂电话，询问他对此文的看法。电话是王光美接的。
接罢电话，王光美对刘少奇说：“彭真同志来电话，想征求一下你对批判吴晗《海瑞罢官》的意见。我说少奇同志还没有看到这篇文章。再说他对吴晗同志不大熟悉，很难发表什么意见。你看，这样回答可以吗？”
刘少奇作出了明确的反应：
“现在只能这样回答，《文汇报》发表姚文元的文章，是毛主席支持的。所以你对外人讲话要格外谨慎。不过，让我说心里话，这篇文章写得并不好，缺乏实事求是的分析，靠的是仗势压人，我不赞成这样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