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3章 迎春堂现可疑脚印！陈伯达搬出中南海(1)
第一节 随风转航会看苗头一跃而成五号人物
陈伯达不抽烟。倘若来了抽烟的客人，陈伯达待客人一走，赶紧开窗。他喝点葡萄酒。陈伯达第一次得悉毛泽东要整刘少奇这一惊人消息，是在1965年1月。江青邀这位“老夫子”参与“机要”了……毛、刘总摊牌的时刻终于到来了。
陈伯达要做“法拉格”
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召开之前的一个多月——1949年1月31日，北平宣告和平解放。1949年3月25日，中共中央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由西柏坡移至北平。毛泽东和朱德在北平检阅了中国人民解放军部队。从这一天起，北平成了中国的红色的政治中心。
陈伯达随着毛泽东来到北平。想及十二年前急匆匆逃离北平，如今以胜利者的姿态昂首北平，陈伯达感慨万千。尤其是在他的车子驶过北海公园附近时，猛然间想及那里的草岚子监狱，心中犹有余悸。然而，当年淋巴腺滴着脓汁、可怜巴巴的他，如今已是中共中央委员，真可谓彼一时此一时也……
进城之初，陈伯达便成为政治舞台上忙碌的演员：
1949年7月2日，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开幕，会议的第七天，陈伯达作了一番“指示”。他“亲临会场”，“要求提高思想，强调学习毛泽东思想和作风，苦心反复研究社会各种现象”。他说：“毛泽东思想就是马列主义和中国革命实践的最好的结合，文艺工作者必须学习毛泽东思想。”翌日——7月10日，《人民日报》便报道了陈伯达的这番讲话。
就在发表这番讲话的前一日，陈伯达出现在中国新经济学研究会总筹备会上。《中国四大家族》的发表，使陈伯达赢得“经济学家”的桂冠。他当选为主任，马寅初、杜守素、薛暮桥为副主任。
几天之后——7月14日，陈伯达出现在中国社会科学工作者代表大会的发起人会议上。林伯渠被选为主席，沈钧儒、郭沫若、陈伯达、李达为副主席。
9月23日，陈伯达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会议上，以“社会科学工作者首席代表”的身份，作了发言。他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的主要起草者之一。
10月14日，陈伯达坐在新华书店出版工作会议的主席台上，“号召工作态度要严肃负责。”
10月20日，陈伯达在首都各界纪念鲁迅大会上，发表题为《鲁迅是我们的榜样》的演说。
进城之初，由于马列学院（后改称中共中央党校）设在北平西郊颐和园那里，陈伯达作为副院长也就住在那里。可是，他又是毛泽东的政治秘书，毛泽东常常要找他。刚进城，周恩来驱车北平城里，精心为毛泽东挑选住所。周恩来选中了地点适中、闹中取静、绿树红墙、一派古风的中南海，作为政府办公用地。中南海与北海以北海大桥为界，大桥以北为北海，以南便是中海与南海。中海、南海以蜈蚣桥为界，合称中南海，从此，中南海便成为中国的政治中枢所在地。
周恩来把中南海的勤政殿，给毛泽东作为办公、居住之处。第一次把中南海勤政殿作为政界要地披露报端的，是在毛泽东、周恩来进入北平的半个来月（最初毛泽东住在北平香山）——1949年4月13日，毛泽东在中南海勤政殿会见以张治中先生为首的国民党政府代表团。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代表团与张治中先生等举行谈判，也在勤政殿。
颐和园与中南海相距甚远，每逢毛泽东电召陈伯达，过了半个来小时，陈伯达的汽车才抵达中南海。
“你搬到中南海来住吧！”毛泽东说道。
于是，陈伯达搬入了中国的政治中枢，起初就住在勤政殿一间小屋里。那儿毕竟不能久住，而且陈伯达开始第三次恋爱，没有房子怎么行呢？总算给了他房子，让他住在迎春堂。迎春堂由南向北有三个四合院，陈伯达住在其中的一个，那房子早已上了“年纪”，颇为破旧。他的邻居是周扬和熊复。
中南海分为甲区和乙区。毛泽东住在甲区，陈伯达住的是乙区。持有特殊的通行卡，才可由乙区进入甲区。作为毛泽东的政治秘书，陈伯达持有特殊通行卡。一接到毛泽东的电话，他便从迎春堂步行前往勤政殿，约莫一华里，走十几分钟就到了。
那时的毛泽东，除了身边的许多工作人员之外，有着正式秘书职务的是四个人，人称“四大秘书”，即陈伯达、胡乔木、田家英、叶子龙。胡乔木不住在中南海。与毛泽东住在一起的是田家英和叶子龙。叶子龙是机要秘书。日常秘书工作由田家英负责。1956年，经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同意，毛泽东的秘书为五位，即增加了江青。江青原是机关协理员，这时成为负责国际方面问题的毛泽东秘书。
田家英是在1948年成为毛泽东的秘书。
据陈伯达回忆，1946年2月，毛泽东的长子毛岸英从苏联留学归来，回到延安。毛泽东发觉，毛岸英在苏联多年，对于中国文化历史的知识颇为欠缺。毛泽东请陈伯达当毛岸英的老师。可是，毛岸英听不懂陈伯达那福建口音，再说陈伯达正忙于自己的著述，便以“话听不懂”为理由推托了。陈伯达向毛泽东推荐了田家英。
田家英是四川成都人，家庭贫寒，小时候在中药店里当学徒。1937年，不满16岁的田家英奔赴延安。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他先后在延安的陕北公学、马列学院、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中共中央宣传部工作。
田家英帮助毛岸英学习中国文化历史知识，慢慢与毛泽东熟悉。
后来，毛泽东身边需要人帮助料理文件，选中了田家英。这样，27岁的田家英，担任了毛泽东秘书。
解放后，田家英担任了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室主任、中央政治局主席秘书、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办公厅副主任、中央政治研究室副主任、中央办公厅副主任。
田家英为人正直、磊落。他与陈伯达共事，渐渐看不惯陈伯达之诡，比如，在私下里，陈伯达向田家英打听，毛泽东最近在看些什么书，说过些什么话——陈伯达为的是摸准毛泽东的思想动向，以便“跟准”，写出符合毛泽东心意的文章。田家英看不惯陈伯达这种摸行情、探气候的鬼头鬼脑的行为。起初，田家英含糊其词，或者避而不答。陈伯达盯紧了，问多了，田家英忍无可忍，顶了他几句。于是，陈伯达与田家英的关系到后来日趋紧张。
公务员眼中的陈伯达
接受采访时，像聊天一样，陈伯达的公务员李景如想到哪里就说到哪里，倒是十分逼真地勾画出陈伯达当时的形象……
李景如到陈伯达家当公务员，是领导上分配去的。刚到他那里，就遇上麻烦事——他的话很难懂。过了些日子，才算慢慢地听懂了。
刚一去，叫他“陈部长”，他很不高兴，说道：“我不作兴叫‘部长’‘首长’的。我当过教员，你以后就叫我‘陈教员’。”
虽说李景如觉得有点别扭，毕竟是陈伯达要他那么叫，也就喊“陈教员”。从此，一直叫他“陈教员”。
这位“教员”是吃特灶的。那时，陈家老小及工作人员都吃中南海乙区的大灶，但陈伯达夫妇是吃甲区特灶的。一日三餐，由李景如到甲区西楼大厅去打饭——他拎着铁饭盒去，风雨无阻。到了冬天，铁饭盒外边罩一个棉套子，以求保暖。
从迎春堂到西楼大厅特灶，大约要走半里地。从乙区到甲区，要通过岗哨。岗哨很严格。李景如虽然一日来回六次经过那里，跟哨兵很熟，但是每一回都得拿着通行证——一张像公共汽车月票大小的黄色卡片，上面贴着照片，写着姓名、工作单位、职务。盖着中共中央办公厅的大印和杨尚昆的图章。通行证每月换一次，过期无效。从乙区进甲区时要查看通行证，从甲区去乙区则不查。
特灶的菜谱总是在前一天晚上送来。最初是陈伯达亲自点菜。后来由刘叔晏点菜。日子久了，李景如知道他们的脾气，也就常常由李景如来替他们点。也有时，他们想吃什么，叮嘱他一句。他们一般中饭三个菜，晚饭三个菜，算是吃得省的。早饭一般是馒头、青菜、豆腐乳加两个煮鸡蛋。
陈伯达喜欢吃海鲜，如鱼、虾、螃蟹、海参，也吃清炖母鸡、肉丝炒米粉、青菜之类。不吃黄鳝，也不吃辣味、大蒜。有一回，李景如订了个清蒸甲鱼，陈伯达说是“王八鱼”，赶紧退掉。
陈伯达总是说，在他家看上去是为他服务，而他是为党服务，因此在他家工作也就是为党服务，是很光荣的。只有得到领导信任的人，才可能到他家服务。在陈伯达这样的“教育”下，李景如当时工作是尽心尽力的，服务非常周到——因为这是“为党服务”。
有一回，天凉了，陈伯达要出门时，想起应该加件薄毛衣。可是，一时又找不到。他说：
“不找了，不找了！”看看手表，走了。
陈伯达走后，李景如找到了那件薄毛衣。他见陈伯达是徒步离家的，猜出十有八九是到毛泽东那里去。李景如怕他着凉，便骑自行车，带着薄毛衣，前往勤政殿。
李景如按了毛泽东住处的电铃，一位工作人员出来了。
“陈伯达同志在吗？”李景如问道。
那位工作人员点点头。
李景如把毛衣交给了那位工作人员，骑车回去了。
第二天，陈伯达特地找李景如谈话，脸色十分严肃：“你怎么知道我在主席那里？”
“我看你出门时朝勤政殿方向走。”李景如答道。
“以后不要给我往那里送衣服！”这时，“陈教员”用很严厉的语气说道。看得出，李景如昨天那么周到的服务，反而惹他生气了——因为他在毛泽东面前是很注意“影响”的！
其实，李景如完全出于一片好意。他在陈伯达身边日子多了，知道他最怕感冒。陈伯达常说：“一感冒，就会影响身体。”所以，他整年都戴着帽子，春、秋、冬戴鸭舌帽或干部帽，夏天也爱戴网眼帽。他理发、洗澡，从不洗头，怕着凉。头发常用篦子篦一篦，篦去头屑。他甚至在家里也戴帽——睡觉时还要戴顶睡帽。起初戴顶破棉帽当睡帽，后来刘叔晏给织了顶毛线睡帽。正因为这样，陈伯达在种种新闻照片上，总是戴帽的。
陈伯达对于衣着，倒并不讲究。平常，穿蓝色、灰色斜纹布中山装。逢“五一”劳动节或“十一”国庆节，要上天安门，才穿料子衣服。平常穿布鞋。他的布鞋，都是李景如给买的。反正李景如试穿时觉得稍紧一点，给陈伯达穿正好。陈伯达只有一双“三节头”黑皮鞋。要去天安门或者见外宾，便嘱咐李景如擦得锃亮。李景如知道“陈教员”常有稿费收入，经济上不紧张，劝他再买双皮鞋，可供轮换，“陈教员”直摇头。
陈伯达不抽烟。倘若来了抽烟的客人，陈伯达待客人一走，赶紧开窗。他经常喝点葡萄酒。常常腰疼、腿疼。他笃信狗皮膏药，总叫李景如去买，贴在腰上和膝盖上。
几乎没有什么业余爱好，有时练练毛笔字，写完了就撕掉。他不大愿意给人题字，说是“太招摇”。所以他给谁题字，就表示很看得起谁。
他的惟一爱好是看书。他有好多书。要么坐在那里看，要么躺着看。看到得意之际，往往摇头晃脑，口中用福建话念念有词，李景如听来像唱歌一般，一双脚有节奏地抖动着。他的床和书桌紧挨着。睡得晚，起得晚。怕吵，所以特地叫人加了一道玻璃窗。桌上的书、稿，不许别人翻动。
最喜欢去琉璃厂中国书店去淘古书。他坐着小汽车去，停在附近，然后自己进去翻找，不喜欢别人跟着。
他关照所有的工作人员，不论是谁，一接到毛泽东那里来的电话，无论如何要马上通知他。即便是睡觉了，也要立即叫醒他。一听说毛泽东找他，就会风风火火赶去。
后来，李景如学会了开汽车，当过陈伯达的司机。凡是到毛泽东那里，他总是说“去勤政殿”。去周恩来那里，则说“去西花厅”。至于别人，就直说其名，如“去少奇同志那里”“去小平同志那里”。
每年冬天，他差不多都要跟毛泽东去杭州。到了春暖花开，一起回到北京。
他对工作人员的生活很少关心。他所要求的，只是工作人员如何为他服务。
秘书眼中的陈伯达
陈伯达给毛泽东当秘书，到了1952年，他自己也有了秘书。
他的第一位秘书叫姚洛，1923年生，194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担任过中共江苏东台县委宣传部长。1948年秋，调到马列学院学习，1952年在马列主义研究室工作。那时，陈伯达身边需要一个人收发文件，可能是马列学院教务长杨献珍提名，把他调往陈伯达那里工作。于是，姚洛成了陈伯达的第一位秘书。
姚洛说，那时候的陈伯达，还不是党国要人，不处于政治的最高层，处于中上层。虽然陈伯达兼着许多带“副”字的社会职务，但是他主要给毛泽东做文字工作，当政治秘书。
陈伯达写东西都是自己动手，从不叫姚洛起草。有时，叫姚洛抄一抄。不过，姚洛喜欢写那种自己“发明”的简体字，使陈伯达很不高兴。比如，姚洛有一回把“党员”写成“TO”，因为他把“T”当做“党”的简体字。而“O”是圆形，亦即“员”。陈伯达常常挖苦姚洛为“TO”！
在姚洛的印象中，陈伯达可用一个字概括：诡！
平素，陈伯达总是摆出一副谦谦君子的样子，口口声声说自己是“小学生”，是“教员”，不是“首长”。尤其是在毛泽东面前，装出谦恭的态度。
对下呢，他倒也不是那种张牙舞爪的气势。可是，他阴阳怪气，弄得你左右不是，捉摸不透。
你只有在他身边工作多年，才能慢慢看出他为人的诡：
比如，他最关心的，是摸毛泽东的动态。毛泽东的一句话，一个主意，一个动作，他都很注意，他总是在揣摩着毛泽东的心思，千方百计迎合毛泽东。看风向，摸气候，是他的本领。
陈伯达不抽烟。倘若来了抽烟的客人，陈伯达待客人一走，赶紧开窗。他喝点葡萄酒。陈伯达第一次得悉毛泽东要整刘少奇这一惊人消息，是在1965年1月。江青邀这位“老夫子”参与“机要”了……毛、刘总摊牌的时刻终于到来了。
陈伯达要做“法拉格”
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召开之前的一个多月——1949年1月31日，北平宣告和平解放。1949年3月25日，中共中央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由西柏坡移至北平。毛泽东和朱德在北平检阅了中国人民解放军部队。从这一天起，北平成了中国的红色的政治中心。
陈伯达随着毛泽东来到北平。想及十二年前急匆匆逃离北平，如今以胜利者的姿态昂首北平，陈伯达感慨万千。尤其是在他的车子驶过北海公园附近时，猛然间想及那里的草岚子监狱，心中犹有余悸。然而，当年淋巴腺滴着脓汁、可怜巴巴的他，如今已是中共中央委员，真可谓彼一时此一时也……
进城之初，陈伯达便成为政治舞台上忙碌的演员：
1949年7月2日，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开幕，会议的第七天，陈伯达作了一番“指示”。他“亲临会场”，“要求提高思想，强调学习毛泽东思想和作风，苦心反复研究社会各种现象”。他说：“毛泽东思想就是马列主义和中国革命实践的最好的结合，文艺工作者必须学习毛泽东思想。”翌日——7月10日，《人民日报》便报道了陈伯达的这番讲话。
就在发表这番讲话的前一日，陈伯达出现在中国新经济学研究会总筹备会上。《中国四大家族》的发表，使陈伯达赢得“经济学家”的桂冠。他当选为主任，马寅初、杜守素、薛暮桥为副主任。
几天之后——7月14日，陈伯达出现在中国社会科学工作者代表大会的发起人会议上。林伯渠被选为主席，沈钧儒、郭沫若、陈伯达、李达为副主席。
9月23日，陈伯达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会议上，以“社会科学工作者首席代表”的身份，作了发言。他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的主要起草者之一。
10月14日，陈伯达坐在新华书店出版工作会议的主席台上，“号召工作态度要严肃负责。”
10月20日，陈伯达在首都各界纪念鲁迅大会上，发表题为《鲁迅是我们的榜样》的演说。
进城之初，由于马列学院（后改称中共中央党校）设在北平西郊颐和园那里，陈伯达作为副院长也就住在那里。可是，他又是毛泽东的政治秘书，毛泽东常常要找他。刚进城，周恩来驱车北平城里，精心为毛泽东挑选住所。周恩来选中了地点适中、闹中取静、绿树红墙、一派古风的中南海，作为政府办公用地。中南海与北海以北海大桥为界，大桥以北为北海，以南便是中海与南海。中海、南海以蜈蚣桥为界，合称中南海，从此，中南海便成为中国的政治中枢所在地。
周恩来把中南海的勤政殿，给毛泽东作为办公、居住之处。第一次把中南海勤政殿作为政界要地披露报端的，是在毛泽东、周恩来进入北平的半个来月（最初毛泽东住在北平香山）——1949年4月13日，毛泽东在中南海勤政殿会见以张治中先生为首的国民党政府代表团。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代表团与张治中先生等举行谈判，也在勤政殿。
颐和园与中南海相距甚远，每逢毛泽东电召陈伯达，过了半个来小时，陈伯达的汽车才抵达中南海。
“你搬到中南海来住吧！”毛泽东说道。
于是，陈伯达搬入了中国的政治中枢，起初就住在勤政殿一间小屋里。那儿毕竟不能久住，而且陈伯达开始第三次恋爱，没有房子怎么行呢？总算给了他房子，让他住在迎春堂。迎春堂由南向北有三个四合院，陈伯达住在其中的一个，那房子早已上了“年纪”，颇为破旧。他的邻居是周扬和熊复。
中南海分为甲区和乙区。毛泽东住在甲区，陈伯达住的是乙区。持有特殊的通行卡，才可由乙区进入甲区。作为毛泽东的政治秘书，陈伯达持有特殊通行卡。一接到毛泽东的电话，他便从迎春堂步行前往勤政殿，约莫一华里，走十几分钟就到了。
那时的毛泽东，除了身边的许多工作人员之外，有着正式秘书职务的是四个人，人称“四大秘书”，即陈伯达、胡乔木、田家英、叶子龙。胡乔木不住在中南海。与毛泽东住在一起的是田家英和叶子龙。叶子龙是机要秘书。日常秘书工作由田家英负责。1956年，经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同意，毛泽东的秘书为五位，即增加了江青。江青原是机关协理员，这时成为负责国际方面问题的毛泽东秘书。
田家英是在1948年成为毛泽东的秘书。
据陈伯达回忆，1946年2月，毛泽东的长子毛岸英从苏联留学归来，回到延安。毛泽东发觉，毛岸英在苏联多年，对于中国文化历史的知识颇为欠缺。毛泽东请陈伯达当毛岸英的老师。可是，毛岸英听不懂陈伯达那福建口音，再说陈伯达正忙于自己的著述，便以“话听不懂”为理由推托了。陈伯达向毛泽东推荐了田家英。
田家英是四川成都人，家庭贫寒，小时候在中药店里当学徒。1937年，不满16岁的田家英奔赴延安。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他先后在延安的陕北公学、马列学院、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中共中央宣传部工作。
田家英帮助毛岸英学习中国文化历史知识，慢慢与毛泽东熟悉。
后来，毛泽东身边需要人帮助料理文件，选中了田家英。这样，27岁的田家英，担任了毛泽东秘书。
解放后，田家英担任了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室主任、中央政治局主席秘书、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办公厅副主任、中央政治研究室副主任、中央办公厅副主任。
田家英为人正直、磊落。他与陈伯达共事，渐渐看不惯陈伯达之诡，比如，在私下里，陈伯达向田家英打听，毛泽东最近在看些什么书，说过些什么话——陈伯达为的是摸准毛泽东的思想动向，以便“跟准”，写出符合毛泽东心意的文章。田家英看不惯陈伯达这种摸行情、探气候的鬼头鬼脑的行为。起初，田家英含糊其词，或者避而不答。陈伯达盯紧了，问多了，田家英忍无可忍，顶了他几句。于是，陈伯达与田家英的关系到后来日趋紧张。
公务员眼中的陈伯达
接受采访时，像聊天一样，陈伯达的公务员李景如想到哪里就说到哪里，倒是十分逼真地勾画出陈伯达当时的形象……
李景如到陈伯达家当公务员，是领导上分配去的。刚到他那里，就遇上麻烦事——他的话很难懂。过了些日子，才算慢慢地听懂了。
刚一去，叫他“陈部长”，他很不高兴，说道：“我不作兴叫‘部长’‘首长’的。我当过教员，你以后就叫我‘陈教员’。”
虽说李景如觉得有点别扭，毕竟是陈伯达要他那么叫，也就喊“陈教员”。从此，一直叫他“陈教员”。
这位“教员”是吃特灶的。那时，陈家老小及工作人员都吃中南海乙区的大灶，但陈伯达夫妇是吃甲区特灶的。一日三餐，由李景如到甲区西楼大厅去打饭——他拎着铁饭盒去，风雨无阻。到了冬天，铁饭盒外边罩一个棉套子，以求保暖。
从迎春堂到西楼大厅特灶，大约要走半里地。从乙区到甲区，要通过岗哨。岗哨很严格。李景如虽然一日来回六次经过那里，跟哨兵很熟，但是每一回都得拿着通行证——一张像公共汽车月票大小的黄色卡片，上面贴着照片，写着姓名、工作单位、职务。盖着中共中央办公厅的大印和杨尚昆的图章。通行证每月换一次，过期无效。从乙区进甲区时要查看通行证，从甲区去乙区则不查。
特灶的菜谱总是在前一天晚上送来。最初是陈伯达亲自点菜。后来由刘叔晏点菜。日子久了，李景如知道他们的脾气，也就常常由李景如来替他们点。也有时，他们想吃什么，叮嘱他一句。他们一般中饭三个菜，晚饭三个菜，算是吃得省的。早饭一般是馒头、青菜、豆腐乳加两个煮鸡蛋。
陈伯达喜欢吃海鲜，如鱼、虾、螃蟹、海参，也吃清炖母鸡、肉丝炒米粉、青菜之类。不吃黄鳝，也不吃辣味、大蒜。有一回，李景如订了个清蒸甲鱼，陈伯达说是“王八鱼”，赶紧退掉。
陈伯达总是说，在他家看上去是为他服务，而他是为党服务，因此在他家工作也就是为党服务，是很光荣的。只有得到领导信任的人，才可能到他家服务。在陈伯达这样的“教育”下，李景如当时工作是尽心尽力的，服务非常周到——因为这是“为党服务”。
有一回，天凉了，陈伯达要出门时，想起应该加件薄毛衣。可是，一时又找不到。他说：
“不找了，不找了！”看看手表，走了。
陈伯达走后，李景如找到了那件薄毛衣。他见陈伯达是徒步离家的，猜出十有八九是到毛泽东那里去。李景如怕他着凉，便骑自行车，带着薄毛衣，前往勤政殿。
李景如按了毛泽东住处的电铃，一位工作人员出来了。
“陈伯达同志在吗？”李景如问道。
那位工作人员点点头。
李景如把毛衣交给了那位工作人员，骑车回去了。
第二天，陈伯达特地找李景如谈话，脸色十分严肃：“你怎么知道我在主席那里？”
“我看你出门时朝勤政殿方向走。”李景如答道。
“以后不要给我往那里送衣服！”这时，“陈教员”用很严厉的语气说道。看得出，李景如昨天那么周到的服务，反而惹他生气了——因为他在毛泽东面前是很注意“影响”的！
其实，李景如完全出于一片好意。他在陈伯达身边日子多了，知道他最怕感冒。陈伯达常说：“一感冒，就会影响身体。”所以，他整年都戴着帽子，春、秋、冬戴鸭舌帽或干部帽，夏天也爱戴网眼帽。他理发、洗澡，从不洗头，怕着凉。头发常用篦子篦一篦，篦去头屑。他甚至在家里也戴帽——睡觉时还要戴顶睡帽。起初戴顶破棉帽当睡帽，后来刘叔晏给织了顶毛线睡帽。正因为这样，陈伯达在种种新闻照片上，总是戴帽的。
陈伯达对于衣着，倒并不讲究。平常，穿蓝色、灰色斜纹布中山装。逢“五一”劳动节或“十一”国庆节，要上天安门，才穿料子衣服。平常穿布鞋。他的布鞋，都是李景如给买的。反正李景如试穿时觉得稍紧一点，给陈伯达穿正好。陈伯达只有一双“三节头”黑皮鞋。要去天安门或者见外宾，便嘱咐李景如擦得锃亮。李景如知道“陈教员”常有稿费收入，经济上不紧张，劝他再买双皮鞋，可供轮换，“陈教员”直摇头。
陈伯达不抽烟。倘若来了抽烟的客人，陈伯达待客人一走，赶紧开窗。他经常喝点葡萄酒。常常腰疼、腿疼。他笃信狗皮膏药，总叫李景如去买，贴在腰上和膝盖上。
几乎没有什么业余爱好，有时练练毛笔字，写完了就撕掉。他不大愿意给人题字，说是“太招摇”。所以他给谁题字，就表示很看得起谁。
他的惟一爱好是看书。他有好多书。要么坐在那里看，要么躺着看。看到得意之际，往往摇头晃脑，口中用福建话念念有词，李景如听来像唱歌一般，一双脚有节奏地抖动着。他的床和书桌紧挨着。睡得晚，起得晚。怕吵，所以特地叫人加了一道玻璃窗。桌上的书、稿，不许别人翻动。
最喜欢去琉璃厂中国书店去淘古书。他坐着小汽车去，停在附近，然后自己进去翻找，不喜欢别人跟着。
他关照所有的工作人员，不论是谁，一接到毛泽东那里来的电话，无论如何要马上通知他。即便是睡觉了，也要立即叫醒他。一听说毛泽东找他，就会风风火火赶去。
后来，李景如学会了开汽车，当过陈伯达的司机。凡是到毛泽东那里，他总是说“去勤政殿”。去周恩来那里，则说“去西花厅”。至于别人，就直说其名，如“去少奇同志那里”“去小平同志那里”。
每年冬天，他差不多都要跟毛泽东去杭州。到了春暖花开，一起回到北京。
他对工作人员的生活很少关心。他所要求的，只是工作人员如何为他服务。
秘书眼中的陈伯达
陈伯达给毛泽东当秘书，到了1952年，他自己也有了秘书。
他的第一位秘书叫姚洛，1923年生，194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担任过中共江苏东台县委宣传部长。1948年秋，调到马列学院学习，1952年在马列主义研究室工作。那时，陈伯达身边需要一个人收发文件，可能是马列学院教务长杨献珍提名，把他调往陈伯达那里工作。于是，姚洛成了陈伯达的第一位秘书。
姚洛说，那时候的陈伯达，还不是党国要人，不处于政治的最高层，处于中上层。虽然陈伯达兼着许多带“副”字的社会职务，但是他主要给毛泽东做文字工作，当政治秘书。
陈伯达写东西都是自己动手，从不叫姚洛起草。有时，叫姚洛抄一抄。不过，姚洛喜欢写那种自己“发明”的简体字，使陈伯达很不高兴。比如，姚洛有一回把“党员”写成“TO”，因为他把“T”当做“党”的简体字。而“O”是圆形，亦即“员”。陈伯达常常挖苦姚洛为“TO”！
在姚洛的印象中，陈伯达可用一个字概括：诡！
平素，陈伯达总是摆出一副谦谦君子的样子，口口声声说自己是“小学生”，是“教员”，不是“首长”。尤其是在毛泽东面前，装出谦恭的态度。
对下呢，他倒也不是那种张牙舞爪的气势。可是，他阴阳怪气，弄得你左右不是，捉摸不透。
你只有在他身边工作多年，才能慢慢看出他为人的诡：
比如，他最关心的，是摸毛泽东的动态。毛泽东的一句话，一个主意，一个动作，他都很注意，他总是在揣摩着毛泽东的心思，千方百计迎合毛泽东。看风向，摸气候，是他的本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