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6章 陶铸“乔迁”中南海！两军对垒怀仁堂(16)
毛泽东的目光在与会人员的脸孔上缓缓滑过，一边说：
“陶铸来中央后，工作是积极负责的。忙得很，做了许多工作。”这时，他的目光恰好移到江青身上，眉毛皱了皱。迅速将目光跳开一边，接着说：“江青太任性，喜欢伤人。陶铸是政治局常委，未经中央正式讨论，就说他犯了方向路线错误，随便在会议上批判，这是违反党的组织原则的！”
聚坐一起的中央文革成员们都半垂着头，面无表情。
陶铸向周恩来投去感激的一瞥，他相信这些情况是周恩来向毛泽东汇报的。
他心情一阵轻松，在位子上坐下，很快便将精力全部投入到会议的议题上。
但是，他谨慎了，只是听，不讲话。
会后，毛泽东招招手：“陶铸，你留一下。”
陶铸走到毛泽东面前。
“你坐下。”毛泽东作手势。
第一节 陶铸一跃排第四触怒林江做冤魂（13）
陶铸坐下，恭敬地将身体稍稍向毛泽东倾过去一些。
“江青这个人很狭窄，容不得人。”毛泽东将手大幅度一摆：“对她的言行不必介意。”
陶铸严肃认真地点点头。
“你这个人啊。”毛泽东将撑在沙发扶手上的胳膊从肘部支起来，手指头伸出，指着陶铸：“就是说话不注意，爱放炮。在中央工作不比地方，要处处注意谦虚谨慎。”
“主席批评得对，我一定注意改正。”陶铸诚恳地检讨。
“说说吧？你的想法。”毛泽东开始吸烟。
陶铸略一思考，便从经济建设开始谈起，讲了抓革命，促生产的重要性，谈了过去运动中忽视经济建设带来的严重后果，谈了自己的切身体会和《人民日报》发表一论和再论“抓革命，促生产”的指导思想。他在毛泽东面前历来是敢于直言不讳，慷慨陈词的，讲着讲着便激动起来，嗓门也越来越大。他坚信毛泽东信任自己，毫无保留地谈了对党的作用的关心，说明当初坚决主张派工作组的真实想法。同时也谈了自己对干部思想和社会风气的种种考虑和担忧。
陶铸讲完，毛泽东没有对他的观点表态。
沉默片刻，毛泽东转开话题问：
“你今年虚岁是58岁，实岁应该是57？”
陶铸很受感动：“对的，主席记得这样清楚。”
毛泽东将烟头拧于烟缸中，说：“选你来中央，这也是一条。”
陶铸垂下眼帘，手指在沙发扶手上划来划去：“从心里讲，我真愿意在外地工作……水平低。”
“京官难做，婆婆多。”毛泽东理解地点点头：“听说你以前讲过，在广州是个西瓜，到北京就成了芝麻。西瓜芝麻两样都是稀罕作物，都要的。”
陶铸已是望着毛泽东，毛泽东也在望他。目光一遇，毛泽东先笑了，于是，陶铸也轻松地笑起来。
毛泽东敛去笑意，换了一种严肃认真的神情：“早就透了话给你，一个多月了，你为什么还不下去？”
陶铸解释说：“近来事情太多，总理一个人忙不过来。再说这次下去时间较长，需要把工作安顿一下。我还差两个部的工作没有交待好，打算过几天就下去。”
“赶快下去才好。”毛泽东情真意切，陶铸不由得动心，似乎体会出里面深有含义。毛泽东又接着说：“这次谭震林不去了，你自己去就行了。过罢新年就下去，你到几个省市去考察一下，去看一看运动的情况到底怎么样？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你亲自去望一望。几个省、市委第一书记要保呢，上海的陈丕显、曹荻秋，云南的阎红彦，江苏的江渭清……”毛泽东亲自拟定了一个20多人的名单，交给陶铸：“这些同志烧是要烧的，但是千万注意不要烧焦了。凡是能保的都要保。要救人于水火呀！你代表中央去，讲话的作用会大些，要把他们保下来。”
陶铸十分激动，起身说：“主席，我马上报告总理，过了年就下去。”
毛泽东点点头，最后又意味深长地告诫说：“你这次下去，要多听少说，多走多看，遇事要谨慎。两个月时间不够，三个月也可以。”
毛泽东合上茶杯盖，表示送客。
陶铸向毛泽东点头：“主席，我走了。”
毛泽东想起什么，立起身，送陶铸走。
“你的那两本书，曾志寄给我，我都看过了。《松树的风格》好是好，但是也没有多大意思，还是粮食主要。”毛泽东略一顿，含了强调的语气：“在中南戏剧会演上的讲话，你说现阶段应当把人民内部矛盾提到重要位置上来，这可是个原则性问题。”
毛泽东打住话，因为已经来到门口。毛泽东送客历来不出门坎。
陶铸已经明白毛泽东最后一句话提醒的意思是：现阶段还是要以阶级斗争为纲。
陶铸告辞毛泽东，不敢稍停地整理了谈话记录，立即报告了周恩来总理。
周恩来看过谈话记录，很激动。他是办事慎重的人，再次去请示毛泽东：“具体地保哪些人，主席还有什么意见没有？”
毛泽东将手大而“划”之地圈半个弧：“我看，凡是受严重冲击的，都可以保。”
当天下午，在继续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周恩来正式宣布了毛泽东主席的指示。最后，周恩来说：“主席的指示，现在就作为中央的决定。把主要工作安排一下，过了新年，陶铸同志就出发。”
若是这个决定真执行了，云南省第一书记阎红彦同志也不会在十天后被陈伯达逼死，一大批党的优秀干部也不致于被迫害得像后来那么惨。当时谁也没料到会“风云突变”。
周恩来是振奋的，下来还握住陶铸的手说：“62年，你为救一条命找了主席。这次可是几十条人命不止啊。保住一个，就是一大批。担子不轻啊！”
“总理放心，我明白。”陶铸神情庄严。他深深吸一口气，仿佛当年的事情又在胸中翻腾起来……
那还是“大跃进”的年代。
河南的领导人提出三高：高指标、高估产、高征购。人祸天灾，河南信阳饿死不少人。何止河南？安徽更严重。其他如山东、四川、河北等省都死了不少人。
对于这一悲剧，领导者尽管主观愿望是好的，毕竟有不容推卸的责任。其中有位县委书记马荣山便被推了出来。
马荣山的问题确实严重，饿死那么多人罪责难逃。但他被推出来并非只是高征购、饿死人，更由于他“主观愿望”，是“反动”的：因为他的老婆是地主的女儿，地主女儿对他腐蚀，使他变质了。
材料报上去，许多领导同志看到老百姓所受的苦难都流了泪，义愤填膺。
上级下令枪毙。
命令下来后，中南局监委书记毛铎同志要来案卷，认真审查。人命关天哪！
看过案卷，毛铎摇头了：高指标、高估产、高征购是上边搞的，马荣山只是一个执行者。执行者枪毙了，决策者怎么办？死者不服，于理于法都不通么。
毛铎从中央政法干校调来中南局监察委员会任书记，长期从事政法工作；正派耿直，认真负责。他不同意枪毙，同志们都劝他：“这是上边定的，你不要闹了。”
“这不是一个人的问题，关系到政策和法律。”毛铎决定：“我向上面反映。”
原河南省委书记吴芝圃听说这件事后一再找毛铎作检讨：“信阳问题我有责任，河南饿死人我要负责任。中纪委要枪毙他（指县委书记马荣山），能否缓期执行，以观后效……”
毛铎找到河南当时的负责人问：“对于马荣山你是什么意见？”这位负责人不敢表态，摇着头说：“哎呀，中纪委决定了，那就执行吧……毙就毙了吧。”
毛铎很失望，亲自给中纪委挂电话。
中纪委有关负责同志回电话：“这是领导决定的，一定要毙！死那么多人不毙怎么行？”
毛铎反驳：“县委书记毙了，那地委、省委书记怎么办？要不要毙？”
电话那边沉默片刻，回答：“这是领导的意见，态度很坚决，一定要毙，不能乱改。”
中纪委的意见，中南局也不好否认。毛铎沉吟着，想到了陶铸。
他与陶铸是在延安认识的，一道参加了党的七大。他对陶铸印象很好：政治性强、思想敏锐、仗义执言、敢于负责。
于是，毛铎找到陶铸，汇报完情况，激动地说：“找替罪羔羊这不行，人心也不服，后果更不好。我们不好办。陶铸同志，你有机会是不是跟主席讲讲？”
“嗯。”陶铸实事求是地点头道：“他不是决定者，而是执行者，你枪毙人家？这个案子你们先缓一下。”
人命关天，陶铸召开了常委会，讨论了这个问题，然后专门找毛泽东作了汇报，并谈了自己的看法。
毛泽东当即表态：此人不该毙。
陶铸马上给毛铎打电话：“我和主席谈了，马荣山这个事缓期执行……”
“大跃进”中出现的一些问题，是不能完全由某个个人负责的。那种“大气候”下，举国都有一种奋发向上，尽快甩掉一穷二白的落后帽子，赶上世界发达国家，使我们中华民族以最强盛的姿态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强烈愿望。对此，就是今天回过头来看也不能简单地全部否定。当时更不存在“抵制”和“反对”的可能。客观地讲，发现问题早，改得快，这就是好干部。
陶铸走出会场，那感觉真是“冬天里的春天”。
他的脚步完全恢复了往日的自信和轻快。更准确些说，上午同毛泽东谈过话后他就已经恢复了。
不是吗？中午他回家时，一进门就兴高采烈地大声嚷道：“曾志，我的问题没有那样严重，今天主席保了我！”
他对妻子讲了毛泽东谈话的内容后，饭也不吃，便坐到办公桌旁：“我得抓紧整理谈话记录，报告总理。”
现在，总理已经正式宣布：毛主席的指示，就作为中央的决定了……
就在陶铸一身轻松地回到家时，秘书来报告：“林办那边来电话，林副主席要见你。”
陶铸匆匆赶到戒备严密的毛家湾。
经过一段屋脊相连的走廊，陶铸被引入林彪的会客厅。
这个会客厅大约有五六十平方米，对面还有一间面积相仿的会客厅，可以保证林彪在接待一批客人时，另一批客人能在另一个厅中等候。
陶铸还不曾在沙发里坐下，沉默寡言，感情绝少外露的林彪便进来了。
握手、寒暄、落座。
内勤人员为陶铸放下一杯清茶便退出了。
“有什么新情况吧？”林彪淡淡地问。
“林总。”陶铸的喜悦之情仍在两眼里闪烁：“今天主席保了我。”
林彪听见就和没听见一样。据了解情况的同志讲，林彪除在公开场合或仓皇出逃那一刻，对运动中出现的和发生的一切大事小事，都表现出“五不”：不在乎、不着急、不动情、不吭气、不表态。
陶铸汇报了全部情况。
接下来是令陶铸不安的一段沉默。
林彪本来就叫人莫测高深地神秘，这一段沉默更使他莫测高深地神秘。
按陶铸的了解，林彪不可能话长，更不会话多。过去的经验，如果他没有新的意见，至多一句话：“你去处理吧。”
可是，林彪讲话了：“你呀，现在就被动。”
陶铸一怔。林彪说话历来是不琢磨听不懂，这句话就像佛门秘语一样叫人难以参悟。这已是第二次听说了。
这句话可以理解为陶铸现在仍然被动。但陶铸明白，正确的理解应该是：要从现在就做到被动。
陶铸望着林彪，就像望着卦摊上专说似是而非的半截话的“王半仙”，犹豫道：“林总的意思是……”
林彪不露山不露水地点头：“要被动被动再被动。”
就像浇了一瓢凉水，陶铸明光闪烁的两眼顿时黯淡了。
出了毛家湾，陶铸仰靠在车椅上，心里反复掂量这句话：被动被动再被动……
他的心蓦然一跳，跳到1945年底，冰天雪地的东北。
他依稀记得，林彪那时也讲过：“现在就被动。”在国民党的进逼之下，曾步步后退；他陶铸就曾经退出沈阳，退出马三家子，退出法加，退出……
那么林彪的意思就是后退后退再后退了？
是以退自保，以退求生的意思！
可是，既然主席已经亲自出面保了我，江青、陈伯达一伙又能奈得了我何？
这位七年前便已经“知天命”，却到如今仍然天真无邪的陶铸摇了摇头，发出一声不着边际的苦笑：“还能怎么着？过罢新年我就离开了……”
就在陶铸苦笑摇头之际，钓鱼台16号楼也正在开会。
没有记录，没有服务员，房间里只开了黯淡的辅助灯。
毛泽东讲了话，不好明确反对，所以发言多是用反问句：
“照这个决定，运动还搞不搞？再怎么深入？”
“已经搞了，半途而废，我们怎么办？”
“中国最大的保皇派”
一天忙于交待工作，陶铸天黑才回到家。
这是1966年12月30日，毛泽东保了陶铸的第二天。
草草吃几口饭，陶铸又开始在房间里踱步，思考还有哪些工作需要安排交待。
晚10点，电话铃又响了，响得很急，拉警报一样惊心动魄。
陶铸抓起听筒：“我是陶铸。”
没听几句，他握着听筒的那只手，露出袖外的腕部便支楞起一圈黑毛，两道浓眉也攒起峰来，片刻，终于光火地迸出五个字：“我今夜就去！”
这一声吼像迎接挑战一般。难怪妻子事后要叹息：“唉，都知道他那燃油似的性子一点就着，还有个不被算计的……”
专程来京的“武汉赴广州专揪王任重造反队”，把中南局一名书记李一清抓为人质，带来北京，要求陶铸接见。这些人在广州没有能“揪出”王任重（他被安排在一处隐秘地方养病），便赶来到北京，到京之日，立刻通过《红旗》杂志社的关锋和林杰与中央文革取得密切联系。
中央文革批判陶铸“死保王任重”，这支“造反队”便联合一部分湖南红卫兵要求陶铸接见，并交出王任重。
毛泽东保过陶铸后，钓鱼台那边就下了决心，于是，这伙“造反队”、红卫兵也随着口气转强硬，转激烈，转为迫不及待。原来讲好陶铸在第二天接见并与他们谈话，现在这伙人忽然狂妄蛮横地“勒令”了；勒令陶铸立即接见；如果当晚不接见，就要全体绝食！
大凡受某些政治势力所左右的年轻学生，那一腔热血常被利用来“绝食”。陶铸闻风而动，固然是烈性子不容他回避这咄咄逼人的挑战；另一层原因，他也是不忍心幼稚无知的学生因绝食而身体受损。
陶铸仓促决定接见，工作人员迅速动作起来。秘书张汉青匆匆通知曾云：“今天晚上要在国务院小礼堂接见红卫兵，你马上安排一下，陶书记很快要走。”
曾云迅速调车，并通知警卫局。
如军人一般，五分钟后，陶铸已经来到国务院小礼堂。
一进会场，陶铸立刻发现气氛不对，便生出几分警惕：
“造反队”、红卫兵历来是将中央文革视为“一国的”或“一家人”或“坚强后盾”。所以，举凡中央文革头面人物接见时，掌声致敬声不断，至少也是带着盼望、渴求支持的热烈情绪。
今天陶铸是以中央文革名义，而不是以国务院名义来接见这些“造反队”、红卫兵，但会场是一种只有“走资派”受批斗才会出现的粗野、疯狂、暴烈的气氛。人群骚动着、激颤着、汹涌着，像嗜血的动物在园子里望见了被人投进来的畜牲；像暴风雨到来之前马上就要癫狂起来的大海……
但是，陶铸不会后退。
他用坦诚的面孔和从容的步子在满头大汗又眼睛充血的“造反队”、红卫兵中穿过，不理睬敌意的拳头、目光和一声两声呐喊。
他没有到台上去，而是在台下落座，近在咫尺地面对满场散发出在火车厢里沤出一身汗尿酸腥味的红卫兵，微笑着点了点头。
立刻，人群中响起了反应：
“揪出湖北最大的走资派王任重！”
“斗倒斗臭王任重！”
“打倒王任重！”
“陶铸必须站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一边来！”
“陶铸不革命，就叫他灭亡！”
陶铸面无表情，岩石一般稳坐不动。
呼喊的声浪降下来，变成一种低沉的无所不在的喧哗，偶尔夹杂着几声咳嗽，似乎有一些人在大风大浪中感冒了。
陶铸也轻咳一声，这不是感冒，是表示：现在我来回答。
“同学们，红卫兵小将们。”陶铸竭力咬清每一个字，他已看到面前的录音机，用诚恳严肃的声音表态说：“王任重同志有错误，可以批判，但是你们采取‘揪’的办法，揪啊斗啊，我们不主张……”
人群轰地炸了，声浪和汗腥气一起翻卷。喧嚣声中可以听到吼叫：
“陶铸必须交出王任重！”
“陶铸当保皇派决没有好下场！”
前排跳起几个人，大约是头头脑脑的人物，或拿出一张纸，或不拿稿纸而只是挥动手臂，声嘶音哑地喊着列举王任重的罪状：
“1959年，王任重狗胆包天，作黑诗疯狂污蔑我们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毛主席，狂妄叫嚣什么‘老师同志兄长’，同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称兄道弟，是可忍，孰不可忍，你说，他的野心何在……”
“1961年王任重大肆鼓吹‘三自一包’，鼓吹田间管理家庭承包和产量责任制……”王任重的“罪状”被摆出来十几条，强迫陶铸表态。
陶铸望着质问者，下意识地用手搓着青幽幽的两腮。据曾任过他秘书的丁励松介绍，他在恼火时喜欢拼命摸胡子，就像拼命在安抚情绪，以便保持冷静。
“陶铸来中央后，工作是积极负责的。忙得很，做了许多工作。”这时，他的目光恰好移到江青身上，眉毛皱了皱。迅速将目光跳开一边，接着说：“江青太任性，喜欢伤人。陶铸是政治局常委，未经中央正式讨论，就说他犯了方向路线错误，随便在会议上批判，这是违反党的组织原则的！”
聚坐一起的中央文革成员们都半垂着头，面无表情。
陶铸向周恩来投去感激的一瞥，他相信这些情况是周恩来向毛泽东汇报的。
他心情一阵轻松，在位子上坐下，很快便将精力全部投入到会议的议题上。
但是，他谨慎了，只是听，不讲话。
会后，毛泽东招招手：“陶铸，你留一下。”
陶铸走到毛泽东面前。
“你坐下。”毛泽东作手势。
第一节 陶铸一跃排第四触怒林江做冤魂（13）
陶铸坐下，恭敬地将身体稍稍向毛泽东倾过去一些。
“江青这个人很狭窄，容不得人。”毛泽东将手大幅度一摆：“对她的言行不必介意。”
陶铸严肃认真地点点头。
“你这个人啊。”毛泽东将撑在沙发扶手上的胳膊从肘部支起来，手指头伸出，指着陶铸：“就是说话不注意，爱放炮。在中央工作不比地方，要处处注意谦虚谨慎。”
“主席批评得对，我一定注意改正。”陶铸诚恳地检讨。
“说说吧？你的想法。”毛泽东开始吸烟。
陶铸略一思考，便从经济建设开始谈起，讲了抓革命，促生产的重要性，谈了过去运动中忽视经济建设带来的严重后果，谈了自己的切身体会和《人民日报》发表一论和再论“抓革命，促生产”的指导思想。他在毛泽东面前历来是敢于直言不讳，慷慨陈词的，讲着讲着便激动起来，嗓门也越来越大。他坚信毛泽东信任自己，毫无保留地谈了对党的作用的关心，说明当初坚决主张派工作组的真实想法。同时也谈了自己对干部思想和社会风气的种种考虑和担忧。
陶铸讲完，毛泽东没有对他的观点表态。
沉默片刻，毛泽东转开话题问：
“你今年虚岁是58岁，实岁应该是57？”
陶铸很受感动：“对的，主席记得这样清楚。”
毛泽东将烟头拧于烟缸中，说：“选你来中央，这也是一条。”
陶铸垂下眼帘，手指在沙发扶手上划来划去：“从心里讲，我真愿意在外地工作……水平低。”
“京官难做，婆婆多。”毛泽东理解地点点头：“听说你以前讲过，在广州是个西瓜，到北京就成了芝麻。西瓜芝麻两样都是稀罕作物，都要的。”
陶铸已是望着毛泽东，毛泽东也在望他。目光一遇，毛泽东先笑了，于是，陶铸也轻松地笑起来。
毛泽东敛去笑意，换了一种严肃认真的神情：“早就透了话给你，一个多月了，你为什么还不下去？”
陶铸解释说：“近来事情太多，总理一个人忙不过来。再说这次下去时间较长，需要把工作安顿一下。我还差两个部的工作没有交待好，打算过几天就下去。”
“赶快下去才好。”毛泽东情真意切，陶铸不由得动心，似乎体会出里面深有含义。毛泽东又接着说：“这次谭震林不去了，你自己去就行了。过罢新年就下去，你到几个省市去考察一下，去看一看运动的情况到底怎么样？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你亲自去望一望。几个省、市委第一书记要保呢，上海的陈丕显、曹荻秋，云南的阎红彦，江苏的江渭清……”毛泽东亲自拟定了一个20多人的名单，交给陶铸：“这些同志烧是要烧的，但是千万注意不要烧焦了。凡是能保的都要保。要救人于水火呀！你代表中央去，讲话的作用会大些，要把他们保下来。”
陶铸十分激动，起身说：“主席，我马上报告总理，过了年就下去。”
毛泽东点点头，最后又意味深长地告诫说：“你这次下去，要多听少说，多走多看，遇事要谨慎。两个月时间不够，三个月也可以。”
毛泽东合上茶杯盖，表示送客。
陶铸向毛泽东点头：“主席，我走了。”
毛泽东想起什么，立起身，送陶铸走。
“你的那两本书，曾志寄给我，我都看过了。《松树的风格》好是好，但是也没有多大意思，还是粮食主要。”毛泽东略一顿，含了强调的语气：“在中南戏剧会演上的讲话，你说现阶段应当把人民内部矛盾提到重要位置上来，这可是个原则性问题。”
毛泽东打住话，因为已经来到门口。毛泽东送客历来不出门坎。
陶铸已经明白毛泽东最后一句话提醒的意思是：现阶段还是要以阶级斗争为纲。
陶铸告辞毛泽东，不敢稍停地整理了谈话记录，立即报告了周恩来总理。
周恩来看过谈话记录，很激动。他是办事慎重的人，再次去请示毛泽东：“具体地保哪些人，主席还有什么意见没有？”
毛泽东将手大而“划”之地圈半个弧：“我看，凡是受严重冲击的，都可以保。”
当天下午，在继续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周恩来正式宣布了毛泽东主席的指示。最后，周恩来说：“主席的指示，现在就作为中央的决定。把主要工作安排一下，过了新年，陶铸同志就出发。”
若是这个决定真执行了，云南省第一书记阎红彦同志也不会在十天后被陈伯达逼死，一大批党的优秀干部也不致于被迫害得像后来那么惨。当时谁也没料到会“风云突变”。
周恩来是振奋的，下来还握住陶铸的手说：“62年，你为救一条命找了主席。这次可是几十条人命不止啊。保住一个，就是一大批。担子不轻啊！”
“总理放心，我明白。”陶铸神情庄严。他深深吸一口气，仿佛当年的事情又在胸中翻腾起来……
那还是“大跃进”的年代。
河南的领导人提出三高：高指标、高估产、高征购。人祸天灾，河南信阳饿死不少人。何止河南？安徽更严重。其他如山东、四川、河北等省都死了不少人。
对于这一悲剧，领导者尽管主观愿望是好的，毕竟有不容推卸的责任。其中有位县委书记马荣山便被推了出来。
马荣山的问题确实严重，饿死那么多人罪责难逃。但他被推出来并非只是高征购、饿死人，更由于他“主观愿望”，是“反动”的：因为他的老婆是地主的女儿，地主女儿对他腐蚀，使他变质了。
材料报上去，许多领导同志看到老百姓所受的苦难都流了泪，义愤填膺。
上级下令枪毙。
命令下来后，中南局监委书记毛铎同志要来案卷，认真审查。人命关天哪！
看过案卷，毛铎摇头了：高指标、高估产、高征购是上边搞的，马荣山只是一个执行者。执行者枪毙了，决策者怎么办？死者不服，于理于法都不通么。
毛铎从中央政法干校调来中南局监察委员会任书记，长期从事政法工作；正派耿直，认真负责。他不同意枪毙，同志们都劝他：“这是上边定的，你不要闹了。”
“这不是一个人的问题，关系到政策和法律。”毛铎决定：“我向上面反映。”
原河南省委书记吴芝圃听说这件事后一再找毛铎作检讨：“信阳问题我有责任，河南饿死人我要负责任。中纪委要枪毙他（指县委书记马荣山），能否缓期执行，以观后效……”
毛铎找到河南当时的负责人问：“对于马荣山你是什么意见？”这位负责人不敢表态，摇着头说：“哎呀，中纪委决定了，那就执行吧……毙就毙了吧。”
毛铎很失望，亲自给中纪委挂电话。
中纪委有关负责同志回电话：“这是领导决定的，一定要毙！死那么多人不毙怎么行？”
毛铎反驳：“县委书记毙了，那地委、省委书记怎么办？要不要毙？”
电话那边沉默片刻，回答：“这是领导的意见，态度很坚决，一定要毙，不能乱改。”
中纪委的意见，中南局也不好否认。毛铎沉吟着，想到了陶铸。
他与陶铸是在延安认识的，一道参加了党的七大。他对陶铸印象很好：政治性强、思想敏锐、仗义执言、敢于负责。
于是，毛铎找到陶铸，汇报完情况，激动地说：“找替罪羔羊这不行，人心也不服，后果更不好。我们不好办。陶铸同志，你有机会是不是跟主席讲讲？”
“嗯。”陶铸实事求是地点头道：“他不是决定者，而是执行者，你枪毙人家？这个案子你们先缓一下。”
人命关天，陶铸召开了常委会，讨论了这个问题，然后专门找毛泽东作了汇报，并谈了自己的看法。
毛泽东当即表态：此人不该毙。
陶铸马上给毛铎打电话：“我和主席谈了，马荣山这个事缓期执行……”
“大跃进”中出现的一些问题，是不能完全由某个个人负责的。那种“大气候”下，举国都有一种奋发向上，尽快甩掉一穷二白的落后帽子，赶上世界发达国家，使我们中华民族以最强盛的姿态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强烈愿望。对此，就是今天回过头来看也不能简单地全部否定。当时更不存在“抵制”和“反对”的可能。客观地讲，发现问题早，改得快，这就是好干部。
陶铸走出会场，那感觉真是“冬天里的春天”。
他的脚步完全恢复了往日的自信和轻快。更准确些说，上午同毛泽东谈过话后他就已经恢复了。
不是吗？中午他回家时，一进门就兴高采烈地大声嚷道：“曾志，我的问题没有那样严重，今天主席保了我！”
他对妻子讲了毛泽东谈话的内容后，饭也不吃，便坐到办公桌旁：“我得抓紧整理谈话记录，报告总理。”
现在，总理已经正式宣布：毛主席的指示，就作为中央的决定了……
就在陶铸一身轻松地回到家时，秘书来报告：“林办那边来电话，林副主席要见你。”
陶铸匆匆赶到戒备严密的毛家湾。
经过一段屋脊相连的走廊，陶铸被引入林彪的会客厅。
这个会客厅大约有五六十平方米，对面还有一间面积相仿的会客厅，可以保证林彪在接待一批客人时，另一批客人能在另一个厅中等候。
陶铸还不曾在沙发里坐下，沉默寡言，感情绝少外露的林彪便进来了。
握手、寒暄、落座。
内勤人员为陶铸放下一杯清茶便退出了。
“有什么新情况吧？”林彪淡淡地问。
“林总。”陶铸的喜悦之情仍在两眼里闪烁：“今天主席保了我。”
林彪听见就和没听见一样。据了解情况的同志讲，林彪除在公开场合或仓皇出逃那一刻，对运动中出现的和发生的一切大事小事，都表现出“五不”：不在乎、不着急、不动情、不吭气、不表态。
陶铸汇报了全部情况。
接下来是令陶铸不安的一段沉默。
林彪本来就叫人莫测高深地神秘，这一段沉默更使他莫测高深地神秘。
按陶铸的了解，林彪不可能话长，更不会话多。过去的经验，如果他没有新的意见，至多一句话：“你去处理吧。”
可是，林彪讲话了：“你呀，现在就被动。”
陶铸一怔。林彪说话历来是不琢磨听不懂，这句话就像佛门秘语一样叫人难以参悟。这已是第二次听说了。
这句话可以理解为陶铸现在仍然被动。但陶铸明白，正确的理解应该是：要从现在就做到被动。
陶铸望着林彪，就像望着卦摊上专说似是而非的半截话的“王半仙”，犹豫道：“林总的意思是……”
林彪不露山不露水地点头：“要被动被动再被动。”
就像浇了一瓢凉水，陶铸明光闪烁的两眼顿时黯淡了。
出了毛家湾，陶铸仰靠在车椅上，心里反复掂量这句话：被动被动再被动……
他的心蓦然一跳，跳到1945年底，冰天雪地的东北。
他依稀记得，林彪那时也讲过：“现在就被动。”在国民党的进逼之下，曾步步后退；他陶铸就曾经退出沈阳，退出马三家子，退出法加，退出……
那么林彪的意思就是后退后退再后退了？
是以退自保，以退求生的意思！
可是，既然主席已经亲自出面保了我，江青、陈伯达一伙又能奈得了我何？
这位七年前便已经“知天命”，却到如今仍然天真无邪的陶铸摇了摇头，发出一声不着边际的苦笑：“还能怎么着？过罢新年我就离开了……”
就在陶铸苦笑摇头之际，钓鱼台16号楼也正在开会。
没有记录，没有服务员，房间里只开了黯淡的辅助灯。
毛泽东讲了话，不好明确反对，所以发言多是用反问句：
“照这个决定，运动还搞不搞？再怎么深入？”
“已经搞了，半途而废，我们怎么办？”
“中国最大的保皇派”
一天忙于交待工作，陶铸天黑才回到家。
这是1966年12月30日，毛泽东保了陶铸的第二天。
草草吃几口饭，陶铸又开始在房间里踱步，思考还有哪些工作需要安排交待。
晚10点，电话铃又响了，响得很急，拉警报一样惊心动魄。
陶铸抓起听筒：“我是陶铸。”
没听几句，他握着听筒的那只手，露出袖外的腕部便支楞起一圈黑毛，两道浓眉也攒起峰来，片刻，终于光火地迸出五个字：“我今夜就去！”
这一声吼像迎接挑战一般。难怪妻子事后要叹息：“唉，都知道他那燃油似的性子一点就着，还有个不被算计的……”
专程来京的“武汉赴广州专揪王任重造反队”，把中南局一名书记李一清抓为人质，带来北京，要求陶铸接见。这些人在广州没有能“揪出”王任重（他被安排在一处隐秘地方养病），便赶来到北京，到京之日，立刻通过《红旗》杂志社的关锋和林杰与中央文革取得密切联系。
中央文革批判陶铸“死保王任重”，这支“造反队”便联合一部分湖南红卫兵要求陶铸接见，并交出王任重。
毛泽东保过陶铸后，钓鱼台那边就下了决心，于是，这伙“造反队”、红卫兵也随着口气转强硬，转激烈，转为迫不及待。原来讲好陶铸在第二天接见并与他们谈话，现在这伙人忽然狂妄蛮横地“勒令”了；勒令陶铸立即接见；如果当晚不接见，就要全体绝食！
大凡受某些政治势力所左右的年轻学生，那一腔热血常被利用来“绝食”。陶铸闻风而动，固然是烈性子不容他回避这咄咄逼人的挑战；另一层原因，他也是不忍心幼稚无知的学生因绝食而身体受损。
陶铸仓促决定接见，工作人员迅速动作起来。秘书张汉青匆匆通知曾云：“今天晚上要在国务院小礼堂接见红卫兵，你马上安排一下，陶书记很快要走。”
曾云迅速调车，并通知警卫局。
如军人一般，五分钟后，陶铸已经来到国务院小礼堂。
一进会场，陶铸立刻发现气氛不对，便生出几分警惕：
“造反队”、红卫兵历来是将中央文革视为“一国的”或“一家人”或“坚强后盾”。所以，举凡中央文革头面人物接见时，掌声致敬声不断，至少也是带着盼望、渴求支持的热烈情绪。
今天陶铸是以中央文革名义，而不是以国务院名义来接见这些“造反队”、红卫兵，但会场是一种只有“走资派”受批斗才会出现的粗野、疯狂、暴烈的气氛。人群骚动着、激颤着、汹涌着，像嗜血的动物在园子里望见了被人投进来的畜牲；像暴风雨到来之前马上就要癫狂起来的大海……
但是，陶铸不会后退。
他用坦诚的面孔和从容的步子在满头大汗又眼睛充血的“造反队”、红卫兵中穿过，不理睬敌意的拳头、目光和一声两声呐喊。
他没有到台上去，而是在台下落座，近在咫尺地面对满场散发出在火车厢里沤出一身汗尿酸腥味的红卫兵，微笑着点了点头。
立刻，人群中响起了反应：
“揪出湖北最大的走资派王任重！”
“斗倒斗臭王任重！”
“打倒王任重！”
“陶铸必须站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一边来！”
“陶铸不革命，就叫他灭亡！”
陶铸面无表情，岩石一般稳坐不动。
呼喊的声浪降下来，变成一种低沉的无所不在的喧哗，偶尔夹杂着几声咳嗽，似乎有一些人在大风大浪中感冒了。
陶铸也轻咳一声，这不是感冒，是表示：现在我来回答。
“同学们，红卫兵小将们。”陶铸竭力咬清每一个字，他已看到面前的录音机，用诚恳严肃的声音表态说：“王任重同志有错误，可以批判，但是你们采取‘揪’的办法，揪啊斗啊，我们不主张……”
人群轰地炸了，声浪和汗腥气一起翻卷。喧嚣声中可以听到吼叫：
“陶铸必须交出王任重！”
“陶铸当保皇派决没有好下场！”
前排跳起几个人，大约是头头脑脑的人物，或拿出一张纸，或不拿稿纸而只是挥动手臂，声嘶音哑地喊着列举王任重的罪状：
“1959年，王任重狗胆包天，作黑诗疯狂污蔑我们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毛主席，狂妄叫嚣什么‘老师同志兄长’，同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称兄道弟，是可忍，孰不可忍，你说，他的野心何在……”
“1961年王任重大肆鼓吹‘三自一包’，鼓吹田间管理家庭承包和产量责任制……”王任重的“罪状”被摆出来十几条，强迫陶铸表态。
陶铸望着质问者，下意识地用手搓着青幽幽的两腮。据曾任过他秘书的丁励松介绍，他在恼火时喜欢拼命摸胡子，就像拼命在安抚情绪，以便保持冷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