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5章 陶铸“乔迁”中南海！两军对垒怀仁堂(15)
林彪对中央文革，特别是对江青不无戒心。这是强盗对强盗，窃贼对窃贼的戒备与警惕。在打倒大批久经考验的老干部，篡党窃国方面，他们是一致的。但他们只有一致的利益，没有一致的友谊。具体到各自的利益，他们相互间又有着矛盾，有时甚至是很尖锐的矛盾。
此后，林彪曾与江青“紧张”过。林彪还曾大喊大叫让叶群把江青从他房间里赶出去。
年初，“文革”爆发前发生的一件事最能说明他们之间互相厌恶又互相离不开的关系。
林彪年初住在苏州，江青从上海不期而至，一见林彪就气冲冲问：“你为什么不看戏？”林彪淡淡一句：“我身体不好，正在养病。”江青说：“你该多关心一些文艺工作。”林彪说：“我不懂。”江青说：“主席最近关于文艺工作有两个指示，你看过没有？”林彪说：“看过。”江青又问：“你对建国后17年的文艺工作怎么看？”林彪说：“方向总理已经解决了，主要是艺术水平问题。”江青搬出毛泽东的指示，林彪不吭气了。江青又说：“在上海召开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不是我要搞的。主席让我请尊神。”林彪说：“我身体不好。”江青看到林彪身边放着几张京剧唱片和电影插曲唱片，说：“到了这时候，你还听这种东西？这都是坏戏，坏电影！”林彪已经不耐烦，口气变粗：“我只是用它调剂一下精神。听上一段，身体就好些。”
谈话不欢而散，江青一个人当夜返回上海。她没请动这“尊神”，只是受委托在上海召集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会后由陈伯达和张春桥参加写出了《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这是2月20日。林彪虽然“身体不好”“不看戏”，但一见有利可图，便于3月2日写信给中央军委常委，转去了这个《纪要》。这位离不开“坏戏”“坏电影”插曲来调剂精神的林彪，却在信中说：“16年来，文艺战线存在着尖锐的阶级斗争，谁战胜谁的问题还没有解决。文艺这个阵地，无产阶级不去占领，资产阶级就必然去占领，斗争是不可避免的。”
结果，江青靠了这个《纪要》而名声大振，林彪也因为“委托”和写信而大沾其光。
林彪不是没读过马列主义，看不出矛盾，不是没有一点能力，否则他也当不了元帅。他的主要问题是，调动他动力的不是主义和信仰，而是野心和权力欲；他把握方向不是靠原则性而是靠个人利益；是权衡对个人的利害关系来决定行动的方式方法和方向。
什么“保皇派”，林彪也保了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们，因为是他的人。对于陶铸保刘、邓，林彪自然恼火，但是像陶铸这样一个“第四号人物”同中央文革及江青闹对立，于林彪来讲却未必是坏事。林彪不能不想到“有朝一日”，那时陶铸也许能为自己所用，与中央文革那群人在“权力再分配”上重新一斗。
何况，林彪总是一厢情愿地认为陶铸在历史上是自己山头上的人，对自己也尊敬信服。保刘邓是认识跟不上，根子毕竟是在自己山头上……
“8号楼去谈过了？”林彪终于向叶群开了口。
“谈了，还是想最后拉一把。”
“你去打电话。”林彪的神情好像完全在讲一件无关的事，声音淡淡的：“要被动……”1966年12月26日，陶铸很晚了仍然在办公室里低头踱步，时而在办公桌上将一份材料拉过来望一眼，接着又将手反剪身后继续踱步。
他忽然立住脚，抬头望着墙上的毛泽东像：今天是主席的生日啊……
他眼睛湿润了。前年的这一天，毛泽东请客，那品字形鼎立的三桌还历历在目，他有幸与工农兵代表同毛泽东共桌。当时一屋吃饭的人，现在过半数都在水深火热之中了。那时主席讲的一些话，到今天才觉出含义之深，可今天也仍然不能全部理解。
晚饭时，他喝了一杯酒。虽在迷惘痛苦中，主席的生日却一定要喝一杯。
他对毛泽东的忠诚爱戴是真挚的。但他对这场运动的不理解也是确实的。
电话铃突然急促地响了，是那部政治局的电话。他身体微微一震，匆匆走去抓起电话机……
“喂，我是陶铸……”
陶铸心里忽然一阵激动，是林办那边来的。
听筒里传来叶群的声音：
“陶铸吗？对，是我。你现在怎么样……首长很关心你。你记着，要被动。就是这句话。你从现在起，要被动被动再被动。”
那边电话放了。就“关心”了这么一句。
被动被动再被动，没错，是林彪的语言。
什么意思呢？陶铸一时琢磨不透。
有两点他能感觉到：自己的处境确实危险了；林彪还是想保护自己。
陶铸又开始没完没了地踱步、思考。后来，他踱到办公桌旁，重新拿起那份材料沉吟。材料上面有毛泽东的亲笔批示：王任重同志是文革小组副组长，离开文革小组，请政治局和文革小组开个联席会，对任重提提意见。
陶铸久久凝视，继而又扔下材料继续踱步。渐渐地，眉头皱起来，仿佛又看到了那个瘦长驼背的阴森森的老人。
“你不要保这个保那个了。”康生用谈心的口气说，烟雾从熏黑的齿缝间一字一股地迸出来，“保得住吗？”
陶铸低头不语，他想多听听。
康生倾倾身，将嘴巴凑近过来：“我是给你路线交底，不要保王任重了，你保不住，别人也不要管那么多，你还是保保自己吧……”
陶铸掀起眼帘，望住康生好大一阵，嘴唇一张，低低吐出四个字：“咎由自取。”
陶铸说的是大实话。“文革”中打倒的干部，不少人是别无选择。而他可以通向巩固地位，通向继续升官，通向声名显赫，至少还有一条退路能够自保。但他偏偏都不走，只走了一条通向倒台的当“保皇派”的路。可不是“咎由自取”吗？
悲剧在此，高尚可贵也在此。
康生皱皱眉，陶铸也皱皱眉，那一霎两人的目光相遇，做了无言的对答如流：
“再慎重想想？”
“我想好了。”
“不让你过于为难，只请你退一步自保。”
“我想好了。”
康生移开目光，将烟蒂拧熄在烟缸中，费力地从沙发中立起身，冷冷道：“既然这样，我先走了。”
陶铸将他送到门口。康生做个止步的手势：“不要送了。你再多想想。”
陶铸想到康生，便又想到叶群的电话，两处联系起来想，他便一阵心颤。康生的意思再明白不过是叫退一步自保。林彪让他被动被动再被动……是了，这也是叫他赶紧后撤，不要再保这个保那个，甚至是叫他检查认错站过去。
陶铸心里一阵痛楚，闭上了眼：他变了，他已经不是当年的林彪了。当年他是叫我主动进攻的……
第二天，陶铸去人民大会堂参加会议，很晚才回来。
他面色阴沉，两眼黯淡，刚在饭桌旁落座，便十分严肃地对妻子说：
“曾志，告诉你一件事。今天中央开会，江青他们正式批评我犯了方向路线性错误。”他略一停顿呼出一口粗气，“很严重。”
这一天终于来了！
曾志反而平静下来：“他们为什么突然批评你呢？”
“这次不是一时矛盾，大吵大叫。这次是以组织形式……”陶铸将筷子的尾端在桌面上轻轻一放，思索着说：“说来话长，也不是一两句话说得清的。”
屋里静默片刻。
陶铸又仰天长叹一口气：“唉，不过这次的事情要从任重同志说起……”
王任重是湖北省委第一书记。
陶铸过去同王任重并不熟悉。只是后来在中南局，陶铸任第一书记，王任重任第二书记，一道共事才渐渐熟悉起来。
他们对许多问题意见观点一致，很谈得来。大家逗趣说他俩是“性相近，习相远”；革命性都非常强，生活习惯和工作方法又有很大不同。
陶铸干工作魄力大，精力旺盛，大刀阔斧，是开拓型，像坦克车隆隆驶过。他又事必躬亲，有些像总理的“举轻若重”。生活中，他最好的消遣和娱乐就是“剃光头”“牵头牛”“下乡转转，跟老乡聊聊”。
王任重是才子型，有水平，有能力，文化修养也高，人又潇洒，很得毛泽东赏识。他善于抓大事，抓住就不放，一定要搞出名堂，做出不同凡响的成绩。所以做同样的工作，他常能够比别人发现和解决一些新问题。比如在“四清”中，他领导搞出的9个材料，中央在批转时就作出关于改进领导方法问题的指示。中央指出：领导干部到基层单位蹲点，了解真实情况，取得解决问题的经验，然后以点带面，点面结合，解决面上的问题，这是领导“四清”运动的重要方法，也是领导其他各项工作的重要方法；各级领导干部必须在今后的各项工作中，经常地坚持这种领导方法，改变主观主义和官僚主义的领导方法。
时至今日，这仍是我党坚持的好的领导方法。
王任重善于抓大事，但小事很能放得开手。“用人不疑，疑人不用”，让下面的干部去干，自己不多干涉。有了空闲时间便拉胡琴、唱京剧、看书、写诗、游泳，生活多姿多彩。
赵紫阳当年曾感叹：“陶铸和王任重我都学不来；我做不到陶铸的拼命，也达不到王任重的潇洒。”
毛泽东曾经称王任重是个总理的人才。中央文革成立后，点名将王任重调来担任文革副组长兼北京市文革顾问。
王任重到中央后，也和陶铸一样，同文革小组那帮人合不来。张春桥、姚文元、戚本禹等人都是“暴发户”，无法和王任重素有的声名相比。许多人有事都愿找王任重，他又是敢拍板敢负责的性子，对问题的看法及处理方法又不同于江青、张春桥、姚文元那些人，没多久便同那些人发生矛盾，无法共事了。
江青在与陶铸大吵大叫的同时，也指责王任重“架子大，个人搞一摊子，干什么事都不与文革其他人商量”等等。
王任重原来就患有肝炎、肝硬化。来北京工作后，由于劳累，心情也不舒畅，身体情况越来越糟糕。天天发低烧，脸色灰暗，人一天天消瘦下去。
陶铸想：主席那么喜欢任重同志，肯定会保他。现在他处于文革一帮人围攻下，无法再干下去，身体又不好，本人也提出休息，干脆叫他回中南当书记去吧。
陶铸向毛泽东正式建议：让任重同志回中南，先休息一段。
毛泽东未表态。
陶铸又找周恩来谈自己的想法，两人便商量决定，让王任重先去广州养病。
正在这个时候，出了一件大事。
毛泽东回韶山时，住滴水洞，祭父母坟时折了几根松树枝。当时王任重是陪着去了。他有感于松枝祭坟，写了一首诗。诗中有句“老师同志兄长”，是称毛主席的。他的儿子三宝将这首诗抄到了笔记本上，传出去，被武汉造反派看到了。
这下子可不得了。造反派大骂：“王任重胆大包天，竟敢跟伟大领袖称兄道弟！”中央文革不失时机地介入。江青也骂：“王任重狂妄自大，敢与毛主席称兄道弟！”于是，中央文革和武汉造反派形成对王任重的合围阵势，他的处境岌岌可危。陶铸见状很急。他想，主席喜欢任重，指名要他来中央。他现在处境危险，也只有主席能保护他。
于是，陶铸给毛泽东写了一个报告，再次建议任重辞去中央文革副组长职务，仍然回中南局去工作。而目前最首要的是应该让他治病。
毛泽东在此报告上批了那段陶铸反复看过的话：王任重同志是文革小组副组长，离开文革小组，请政治局和文革小组开个联席会，对任重提提意见。
这便是今天在人民大会堂河北厅召开的会议。周恩来主持，除尚未打倒的政治局委员参加外，中央文革将全体人马都拉来了，甚至连一般工作人员也在这种共产党的最高级别会议上占得一席之地。会场的气氛可想而知。
陶铸有些担心。康生会前的“路线交底”，说王任重“保不住”。看这架势……
然而，文革小组向王任重提过一些意见后，陶铸便放下一些心。不像想象的那么严重。
就在陶铸稍稍松口气之际，会场气氛陡转，矛头突然转向陶铸，猛烈开火了。
王力、关锋、戚本禹打头阵，张春桥、姚文元横扫，最后主将出马——江青、陈伯达、康生重点批判。中央文革不论小的还是大的，个个板起副面孔，凶面凶相，恶言恶语。批判的主要内容是“派工作组镇压群众”；“保走资派”；“是中国最大的保皇派”；“继续推行刘邓反革命路线，是没有刘邓的刘邓路线代理人”……
陶铸介绍完会议情况，垂下眼帘，神色严峻地思考什么。
曾志想了想，小声问：“政治局的同志提了什么意见没有？”
陶铸摇摇头又点点头，“政治局的同志只是在听，没有什么人发言。先念同志讲了两句，是工作方式方法上的意见，没有提路线错误。”
屋里出现一段沉寂。陶铸和曾志各自想着心事。
“最后富春同志说了几句。”陶铸微微低着头，仍是思索的表情，讲得低沉缓慢，他说：“我看让老陶回中南工作算了……唉，他是想保我哟。”
又是一段沉默。
“你打算怎么办？”曾志问。
陶铸掀起眼帘，严肃地望着妻子：“康生最后也讲了一句。他说，陶铸昨天讲咎由自取，这种态度是极端错误的。”
“他们会以为你是赌气？”
“你还不清楚吗？”陶铸显出愤激，“他们就是嫌我保了这个保那个，他们就是要我站过去！”
曾志点点头，小声说：“你写给主席的那份报告，分明是保任重同志的。你保得了他吗？”
陶铸身体猛一耸，手脖子上的汗毛乍起一圈，眼睛瞪起来，脸孔也由于冲动而涌起红晕，大声嚷道：“人家在那里还怎么能工作下去呢？身体又那样不好，我可不是那种落井下石的人！能帮总要帮人家一把么，这是做人最起码的一条！”
曾志太了解陶铸了：这才是他的本色和本性！
曾志连连摆手，表示理解，请陶铸安静。
她叹口气：“唉，我不怪你。你想得对。事已至此，既来之则安之，也只好正确对待吧。”
陶铸稍平静些，却仍然紧锁双眉。他迷惘、委屈、愤懑、不解，心情很沉重。
曾志望着落难的丈夫，眼圈忽然一潮，那股真情便涌了上来。她用女性特有的温柔的声音说：“我和你的个性都太强，两个人生活在一起，总要为一些事情争论不休，有时甚至吵得很凶……”
她突然哽住了，垂下头，很快又朝天仰起，泪花在眼眶里转啊转。她自小就是极刚强的人，比陶铸掉泪还少。当年在井冈山，在闽西，革命缺少经费，她连亲生儿子都卖掉了。那是她与蔡协民生的儿子。蔡协民牺牲后，她和陶铸结合了。几十年来，她总是觉得陶铸大男子主义。总觉得自己委屈。但这一刻她忽然感觉全变了，她觉得世界上还能找到比陶铸更好的丈夫吗？丈夫随便退一步就行，但就是一步不肯退！还有哪一个男人能赋予他的妻子比这更强烈的自豪感！
于是，委屈变成了歉疚。曾志含泪道：“从今天起，我再也不同你争论了……”
当夜，曾志到李富春和蔡畅的居所，向蔡畅介绍了事情的概况。曾志与李富春、蔡畅渊源深、关系密切。陶铸更是长期在李富春领导下工作，感情深厚。
诉说完情况，蔡畅也只能说几句宽慰的话。那个时候，中央文革已是大权在握，老同志说话越来越不灵了。
曾志回来后就闭门谢客，同陶铸一道等候处理，等候最严峻的时刻到来。
1966年12月29日，陶铸受严厉批判后的第三天。
政治局的那部电话突然响了。
陶铸三步并作两脚，赶去抓起话筒：“喂，我是陶铸……嗯，嗯，是，我马上去。”
陶铸三步并作两脚，赶去抓起话筒：“喂，我是陶铸……嗯，嗯，是，我马上去。”
曾志已经赶来一旁，观察着丈夫的神色。
曾志已经赶来一旁，观察着丈夫的神色。
陶铸放下电话，目光与妻子相遇：
“通知我去参加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
曾志两眼仍然望着丈夫不动。
“毛主席主持召开。”
曾志眼里闪过一道亮，随即又黯淡下来：也许是要做最后的组织处理了……
她只喃出一句：“既来之，则安之。”
陶铸理解地点点头。
“林总，今天主席保了我”
元旦已经临近，却毫无节日气氛，有的只是造反的狂潮和西伯利亚袭来的寒流。
早晨的北京城披上了灰沉沉的外衣；除了天安门和中南海的红墙，无尽的房屋连天连地都显出古老的灰色；落了叶的枯枝，飞扬的尘埃和大字报纸，涂抹一墙的黯黑色的标语，更增加了阴郁的情调。冷风掠过空旷的长安街和广场，仿佛带来了绵长不断的忧思和哀凉。
陶铸的脚步时而沉重，时而匆匆。当他拾阶而上，低垂着头走向会议室时，他是怀了怎样一种期待而又惴惴不安的复杂心情啊！
又可以见到毛主席了，又有说话的机会了！可是，主席会怎样看待自己所犯的错误呢？
唉，我自己也不清楚究竟错在哪里啊！
保刘、邓？主席也保了么。
保王任重？主席也没有打倒他的意思么……
工作人员已经打开门。陶铸微低着头走进去，目光贴着上眼皮一扫，蓦地仰起脸，精神顿时振作，那是一种无法自持的激动。
他看见了毛泽东！
那一刻，他百感交集，嘴唇翕动着，千言万语把喉咙一下子壅塞了。
毛泽东微笑着冲他点头，大声说：“陶铸，你为什么不说你是犯了很不理解这一条错误呢？”
陶铸眼圈立刻湿了。毛泽东一句话就等于把他保下来了。
此后，林彪曾与江青“紧张”过。林彪还曾大喊大叫让叶群把江青从他房间里赶出去。
年初，“文革”爆发前发生的一件事最能说明他们之间互相厌恶又互相离不开的关系。
林彪年初住在苏州，江青从上海不期而至，一见林彪就气冲冲问：“你为什么不看戏？”林彪淡淡一句：“我身体不好，正在养病。”江青说：“你该多关心一些文艺工作。”林彪说：“我不懂。”江青说：“主席最近关于文艺工作有两个指示，你看过没有？”林彪说：“看过。”江青又问：“你对建国后17年的文艺工作怎么看？”林彪说：“方向总理已经解决了，主要是艺术水平问题。”江青搬出毛泽东的指示，林彪不吭气了。江青又说：“在上海召开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不是我要搞的。主席让我请尊神。”林彪说：“我身体不好。”江青看到林彪身边放着几张京剧唱片和电影插曲唱片，说：“到了这时候，你还听这种东西？这都是坏戏，坏电影！”林彪已经不耐烦，口气变粗：“我只是用它调剂一下精神。听上一段，身体就好些。”
谈话不欢而散，江青一个人当夜返回上海。她没请动这“尊神”，只是受委托在上海召集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会后由陈伯达和张春桥参加写出了《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这是2月20日。林彪虽然“身体不好”“不看戏”，但一见有利可图，便于3月2日写信给中央军委常委，转去了这个《纪要》。这位离不开“坏戏”“坏电影”插曲来调剂精神的林彪，却在信中说：“16年来，文艺战线存在着尖锐的阶级斗争，谁战胜谁的问题还没有解决。文艺这个阵地，无产阶级不去占领，资产阶级就必然去占领，斗争是不可避免的。”
结果，江青靠了这个《纪要》而名声大振，林彪也因为“委托”和写信而大沾其光。
林彪不是没读过马列主义，看不出矛盾，不是没有一点能力，否则他也当不了元帅。他的主要问题是，调动他动力的不是主义和信仰，而是野心和权力欲；他把握方向不是靠原则性而是靠个人利益；是权衡对个人的利害关系来决定行动的方式方法和方向。
什么“保皇派”，林彪也保了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们，因为是他的人。对于陶铸保刘、邓，林彪自然恼火，但是像陶铸这样一个“第四号人物”同中央文革及江青闹对立，于林彪来讲却未必是坏事。林彪不能不想到“有朝一日”，那时陶铸也许能为自己所用，与中央文革那群人在“权力再分配”上重新一斗。
何况，林彪总是一厢情愿地认为陶铸在历史上是自己山头上的人，对自己也尊敬信服。保刘邓是认识跟不上，根子毕竟是在自己山头上……
“8号楼去谈过了？”林彪终于向叶群开了口。
“谈了，还是想最后拉一把。”
“你去打电话。”林彪的神情好像完全在讲一件无关的事，声音淡淡的：“要被动……”1966年12月26日，陶铸很晚了仍然在办公室里低头踱步，时而在办公桌上将一份材料拉过来望一眼，接着又将手反剪身后继续踱步。
他忽然立住脚，抬头望着墙上的毛泽东像：今天是主席的生日啊……
他眼睛湿润了。前年的这一天，毛泽东请客，那品字形鼎立的三桌还历历在目，他有幸与工农兵代表同毛泽东共桌。当时一屋吃饭的人，现在过半数都在水深火热之中了。那时主席讲的一些话，到今天才觉出含义之深，可今天也仍然不能全部理解。
晚饭时，他喝了一杯酒。虽在迷惘痛苦中，主席的生日却一定要喝一杯。
他对毛泽东的忠诚爱戴是真挚的。但他对这场运动的不理解也是确实的。
电话铃突然急促地响了，是那部政治局的电话。他身体微微一震，匆匆走去抓起电话机……
“喂，我是陶铸……”
陶铸心里忽然一阵激动，是林办那边来的。
听筒里传来叶群的声音：
“陶铸吗？对，是我。你现在怎么样……首长很关心你。你记着，要被动。就是这句话。你从现在起，要被动被动再被动。”
那边电话放了。就“关心”了这么一句。
被动被动再被动，没错，是林彪的语言。
什么意思呢？陶铸一时琢磨不透。
有两点他能感觉到：自己的处境确实危险了；林彪还是想保护自己。
陶铸又开始没完没了地踱步、思考。后来，他踱到办公桌旁，重新拿起那份材料沉吟。材料上面有毛泽东的亲笔批示：王任重同志是文革小组副组长，离开文革小组，请政治局和文革小组开个联席会，对任重提提意见。
陶铸久久凝视，继而又扔下材料继续踱步。渐渐地，眉头皱起来，仿佛又看到了那个瘦长驼背的阴森森的老人。
“你不要保这个保那个了。”康生用谈心的口气说，烟雾从熏黑的齿缝间一字一股地迸出来，“保得住吗？”
陶铸低头不语，他想多听听。
康生倾倾身，将嘴巴凑近过来：“我是给你路线交底，不要保王任重了，你保不住，别人也不要管那么多，你还是保保自己吧……”
陶铸掀起眼帘，望住康生好大一阵，嘴唇一张，低低吐出四个字：“咎由自取。”
陶铸说的是大实话。“文革”中打倒的干部，不少人是别无选择。而他可以通向巩固地位，通向继续升官，通向声名显赫，至少还有一条退路能够自保。但他偏偏都不走，只走了一条通向倒台的当“保皇派”的路。可不是“咎由自取”吗？
悲剧在此，高尚可贵也在此。
康生皱皱眉，陶铸也皱皱眉，那一霎两人的目光相遇，做了无言的对答如流：
“再慎重想想？”
“我想好了。”
“不让你过于为难，只请你退一步自保。”
“我想好了。”
康生移开目光，将烟蒂拧熄在烟缸中，费力地从沙发中立起身，冷冷道：“既然这样，我先走了。”
陶铸将他送到门口。康生做个止步的手势：“不要送了。你再多想想。”
陶铸想到康生，便又想到叶群的电话，两处联系起来想，他便一阵心颤。康生的意思再明白不过是叫退一步自保。林彪让他被动被动再被动……是了，这也是叫他赶紧后撤，不要再保这个保那个，甚至是叫他检查认错站过去。
陶铸心里一阵痛楚，闭上了眼：他变了，他已经不是当年的林彪了。当年他是叫我主动进攻的……
第二天，陶铸去人民大会堂参加会议，很晚才回来。
他面色阴沉，两眼黯淡，刚在饭桌旁落座，便十分严肃地对妻子说：
“曾志，告诉你一件事。今天中央开会，江青他们正式批评我犯了方向路线性错误。”他略一停顿呼出一口粗气，“很严重。”
这一天终于来了！
曾志反而平静下来：“他们为什么突然批评你呢？”
“这次不是一时矛盾，大吵大叫。这次是以组织形式……”陶铸将筷子的尾端在桌面上轻轻一放，思索着说：“说来话长，也不是一两句话说得清的。”
屋里静默片刻。
陶铸又仰天长叹一口气：“唉，不过这次的事情要从任重同志说起……”
王任重是湖北省委第一书记。
陶铸过去同王任重并不熟悉。只是后来在中南局，陶铸任第一书记，王任重任第二书记，一道共事才渐渐熟悉起来。
他们对许多问题意见观点一致，很谈得来。大家逗趣说他俩是“性相近，习相远”；革命性都非常强，生活习惯和工作方法又有很大不同。
陶铸干工作魄力大，精力旺盛，大刀阔斧，是开拓型，像坦克车隆隆驶过。他又事必躬亲，有些像总理的“举轻若重”。生活中，他最好的消遣和娱乐就是“剃光头”“牵头牛”“下乡转转，跟老乡聊聊”。
王任重是才子型，有水平，有能力，文化修养也高，人又潇洒，很得毛泽东赏识。他善于抓大事，抓住就不放，一定要搞出名堂，做出不同凡响的成绩。所以做同样的工作，他常能够比别人发现和解决一些新问题。比如在“四清”中，他领导搞出的9个材料，中央在批转时就作出关于改进领导方法问题的指示。中央指出：领导干部到基层单位蹲点，了解真实情况，取得解决问题的经验，然后以点带面，点面结合，解决面上的问题，这是领导“四清”运动的重要方法，也是领导其他各项工作的重要方法；各级领导干部必须在今后的各项工作中，经常地坚持这种领导方法，改变主观主义和官僚主义的领导方法。
时至今日，这仍是我党坚持的好的领导方法。
王任重善于抓大事，但小事很能放得开手。“用人不疑，疑人不用”，让下面的干部去干，自己不多干涉。有了空闲时间便拉胡琴、唱京剧、看书、写诗、游泳，生活多姿多彩。
赵紫阳当年曾感叹：“陶铸和王任重我都学不来；我做不到陶铸的拼命，也达不到王任重的潇洒。”
毛泽东曾经称王任重是个总理的人才。中央文革成立后，点名将王任重调来担任文革副组长兼北京市文革顾问。
王任重到中央后，也和陶铸一样，同文革小组那帮人合不来。张春桥、姚文元、戚本禹等人都是“暴发户”，无法和王任重素有的声名相比。许多人有事都愿找王任重，他又是敢拍板敢负责的性子，对问题的看法及处理方法又不同于江青、张春桥、姚文元那些人，没多久便同那些人发生矛盾，无法共事了。
江青在与陶铸大吵大叫的同时，也指责王任重“架子大，个人搞一摊子，干什么事都不与文革其他人商量”等等。
王任重原来就患有肝炎、肝硬化。来北京工作后，由于劳累，心情也不舒畅，身体情况越来越糟糕。天天发低烧，脸色灰暗，人一天天消瘦下去。
陶铸想：主席那么喜欢任重同志，肯定会保他。现在他处于文革一帮人围攻下，无法再干下去，身体又不好，本人也提出休息，干脆叫他回中南当书记去吧。
陶铸向毛泽东正式建议：让任重同志回中南，先休息一段。
毛泽东未表态。
陶铸又找周恩来谈自己的想法，两人便商量决定，让王任重先去广州养病。
正在这个时候，出了一件大事。
毛泽东回韶山时，住滴水洞，祭父母坟时折了几根松树枝。当时王任重是陪着去了。他有感于松枝祭坟，写了一首诗。诗中有句“老师同志兄长”，是称毛主席的。他的儿子三宝将这首诗抄到了笔记本上，传出去，被武汉造反派看到了。
这下子可不得了。造反派大骂：“王任重胆大包天，竟敢跟伟大领袖称兄道弟！”中央文革不失时机地介入。江青也骂：“王任重狂妄自大，敢与毛主席称兄道弟！”于是，中央文革和武汉造反派形成对王任重的合围阵势，他的处境岌岌可危。陶铸见状很急。他想，主席喜欢任重，指名要他来中央。他现在处境危险，也只有主席能保护他。
于是，陶铸给毛泽东写了一个报告，再次建议任重辞去中央文革副组长职务，仍然回中南局去工作。而目前最首要的是应该让他治病。
毛泽东在此报告上批了那段陶铸反复看过的话：王任重同志是文革小组副组长，离开文革小组，请政治局和文革小组开个联席会，对任重提提意见。
这便是今天在人民大会堂河北厅召开的会议。周恩来主持，除尚未打倒的政治局委员参加外，中央文革将全体人马都拉来了，甚至连一般工作人员也在这种共产党的最高级别会议上占得一席之地。会场的气氛可想而知。
陶铸有些担心。康生会前的“路线交底”，说王任重“保不住”。看这架势……
然而，文革小组向王任重提过一些意见后，陶铸便放下一些心。不像想象的那么严重。
就在陶铸稍稍松口气之际，会场气氛陡转，矛头突然转向陶铸，猛烈开火了。
王力、关锋、戚本禹打头阵，张春桥、姚文元横扫，最后主将出马——江青、陈伯达、康生重点批判。中央文革不论小的还是大的，个个板起副面孔，凶面凶相，恶言恶语。批判的主要内容是“派工作组镇压群众”；“保走资派”；“是中国最大的保皇派”；“继续推行刘邓反革命路线，是没有刘邓的刘邓路线代理人”……
陶铸介绍完会议情况，垂下眼帘，神色严峻地思考什么。
曾志想了想，小声问：“政治局的同志提了什么意见没有？”
陶铸摇摇头又点点头，“政治局的同志只是在听，没有什么人发言。先念同志讲了两句，是工作方式方法上的意见，没有提路线错误。”
屋里出现一段沉寂。陶铸和曾志各自想着心事。
“最后富春同志说了几句。”陶铸微微低着头，仍是思索的表情，讲得低沉缓慢，他说：“我看让老陶回中南工作算了……唉，他是想保我哟。”
又是一段沉默。
“你打算怎么办？”曾志问。
陶铸掀起眼帘，严肃地望着妻子：“康生最后也讲了一句。他说，陶铸昨天讲咎由自取，这种态度是极端错误的。”
“他们会以为你是赌气？”
“你还不清楚吗？”陶铸显出愤激，“他们就是嫌我保了这个保那个，他们就是要我站过去！”
曾志点点头，小声说：“你写给主席的那份报告，分明是保任重同志的。你保得了他吗？”
陶铸身体猛一耸，手脖子上的汗毛乍起一圈，眼睛瞪起来，脸孔也由于冲动而涌起红晕，大声嚷道：“人家在那里还怎么能工作下去呢？身体又那样不好，我可不是那种落井下石的人！能帮总要帮人家一把么，这是做人最起码的一条！”
曾志太了解陶铸了：这才是他的本色和本性！
曾志连连摆手，表示理解，请陶铸安静。
她叹口气：“唉，我不怪你。你想得对。事已至此，既来之则安之，也只好正确对待吧。”
陶铸稍平静些，却仍然紧锁双眉。他迷惘、委屈、愤懑、不解，心情很沉重。
曾志望着落难的丈夫，眼圈忽然一潮，那股真情便涌了上来。她用女性特有的温柔的声音说：“我和你的个性都太强，两个人生活在一起，总要为一些事情争论不休，有时甚至吵得很凶……”
她突然哽住了，垂下头，很快又朝天仰起，泪花在眼眶里转啊转。她自小就是极刚强的人，比陶铸掉泪还少。当年在井冈山，在闽西，革命缺少经费，她连亲生儿子都卖掉了。那是她与蔡协民生的儿子。蔡协民牺牲后，她和陶铸结合了。几十年来，她总是觉得陶铸大男子主义。总觉得自己委屈。但这一刻她忽然感觉全变了，她觉得世界上还能找到比陶铸更好的丈夫吗？丈夫随便退一步就行，但就是一步不肯退！还有哪一个男人能赋予他的妻子比这更强烈的自豪感！
于是，委屈变成了歉疚。曾志含泪道：“从今天起，我再也不同你争论了……”
当夜，曾志到李富春和蔡畅的居所，向蔡畅介绍了事情的概况。曾志与李富春、蔡畅渊源深、关系密切。陶铸更是长期在李富春领导下工作，感情深厚。
诉说完情况，蔡畅也只能说几句宽慰的话。那个时候，中央文革已是大权在握，老同志说话越来越不灵了。
曾志回来后就闭门谢客，同陶铸一道等候处理，等候最严峻的时刻到来。
1966年12月29日，陶铸受严厉批判后的第三天。
政治局的那部电话突然响了。
陶铸三步并作两脚，赶去抓起话筒：“喂，我是陶铸……嗯，嗯，是，我马上去。”
陶铸三步并作两脚，赶去抓起话筒：“喂，我是陶铸……嗯，嗯，是，我马上去。”
曾志已经赶来一旁，观察着丈夫的神色。
曾志已经赶来一旁，观察着丈夫的神色。
陶铸放下电话，目光与妻子相遇：
“通知我去参加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
曾志两眼仍然望着丈夫不动。
“毛主席主持召开。”
曾志眼里闪过一道亮，随即又黯淡下来：也许是要做最后的组织处理了……
她只喃出一句：“既来之，则安之。”
陶铸理解地点点头。
“林总，今天主席保了我”
元旦已经临近，却毫无节日气氛，有的只是造反的狂潮和西伯利亚袭来的寒流。
早晨的北京城披上了灰沉沉的外衣；除了天安门和中南海的红墙，无尽的房屋连天连地都显出古老的灰色；落了叶的枯枝，飞扬的尘埃和大字报纸，涂抹一墙的黯黑色的标语，更增加了阴郁的情调。冷风掠过空旷的长安街和广场，仿佛带来了绵长不断的忧思和哀凉。
陶铸的脚步时而沉重，时而匆匆。当他拾阶而上，低垂着头走向会议室时，他是怀了怎样一种期待而又惴惴不安的复杂心情啊！
又可以见到毛主席了，又有说话的机会了！可是，主席会怎样看待自己所犯的错误呢？
唉，我自己也不清楚究竟错在哪里啊！
保刘、邓？主席也保了么。
保王任重？主席也没有打倒他的意思么……
工作人员已经打开门。陶铸微低着头走进去，目光贴着上眼皮一扫，蓦地仰起脸，精神顿时振作，那是一种无法自持的激动。
他看见了毛泽东！
那一刻，他百感交集，嘴唇翕动着，千言万语把喉咙一下子壅塞了。
毛泽东微笑着冲他点头，大声说：“陶铸，你为什么不说你是犯了很不理解这一条错误呢？”
陶铸眼圈立刻湿了。毛泽东一句话就等于把他保下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