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7章 陶铸“乔迁”中南海！两军对垒怀仁堂(7)
1942年经中央决定，陶铸调任王稼祥的政治秘书；1943年调任中央军委秘书长，兼总政治部宣传部长，主管总政治部的日常工作。在此期间，陶铸工作扎实，深入实际做调查研究。1943年秋天，陶铸带领几个干部，到晋绥解放区120师的连队做调查，他亲自调查了358旅8团2连，写出调查报告。1942年正是我党领导下的各抗日根据地处于极为困难时期。日寇正集中主要兵力，在伪军和国民党反动势力的配合下，对我各抗日根据地进行疯狂大扫荡，我抗日军民，在党的领导下，在各个根据地的反扫荡斗争中，创造了武工队的新鲜经验。陶铸听取了358旅敌工科关于一个武工队的情况汇报后，非常高兴，他不顾个人安危，又亲自带领几个同志，化装深入到晋绥前线敌人的据点三交镇附近的村庄向群众调查，以军委总政治部的名义，通报各解放区和根据地，发展武工队，主动出击，粉碎日寇的大扫荡。1944年陶铸又亲率总政宣传部的干部，组成几个工作组，到陕甘宁边区留守部队的一些英雄、模范连队进行调查，总结连队政治工作的先进经验，写出了好几篇典型材料，汇编成册，作为全军政治工作的教材。陶铸亲自主持编写了《官兵关系》《军民关系》《领导作风》三本小册子，以总政治部名义，印发全军。在边区大生产运动中，陶铸写了《论精兵简政》和《再论精兵简政》两篇文章，受到毛泽东的赞扬。
1945年4月25日到6月11日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在延安召开，陶铸为正式代表，曾志为候补代表，出席“七大”。党的“七大”，制定了“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在我党的领导下，打败日本侵略者，解放全国人民，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的路线，党中央决定从延安调派大批得力干部，到沦陷区去建立新的解放区。“七大”闭幕前夕，根据中央关于在湘粤桂边区发动游击战争，创建根据地的决定，陶铸被任命为边区党委副书记兼部队副政委。1945年6月15日，即“七大”闭幕的第四天，陶铸就离开延安，随一支南下部队，奔赴远隔重山万里的南疆敌占区去开辟根据地。
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此时，陶铸率领南下部队，正行至洛阳附近，就接到中央急电，停止南下，调头北上。命令特别强调：日夜兼程进驻沈阳。陶铸接受新的指示，一行十多人，经太行、冀中、冀东、山海关，快马加鞭，直奔沈阳。当时铁路破坏，有马骑马，没马就凭两只脚走。雇到牛车，晚上就睡在牛车上，日夜兼程，赶赴新的斗争前线。经过一个多月的长途跋涉，9月中旬到达沈阳。
彭真根据中央指示，已于9月15日建立了中共中央东北局，他已先期到达沈阳，按照中央指示，从延安派出的20000多名干部，和从华北、山东解放区调来的10万大军，都陆续迅速进入东北。陶铸到达沈阳后，就任辽宁省委书记。
中国共产党对国民党的内战阴谋作了充分准备。陶铸十分清醒地估计到当时的形势，首先以全副精力，抓部队，组建人民武装。他9月中旬到达沈阳，10月初就成立了辽宁保安司令部，组成了四个保安旅，一个工人训练总队，一个回民支队和沈阳市公安大队。
1945年11月，蒋介石就在美军援助下，从海陆空三路向东北大举进攻。根据中央指示，我军于11月26日退出沈阳。邓华、陶铸率领保一旅、保四旅、工人训练总队、回民支队和沈阳市公安大队，经新民撤到法库。12月底，东北局决定，以辽河为界，建立辽西军区，陶铸任辽西省委书记，随着战局的发展，辽西省委机关从郑家屯撤到吉林的白城子，辽西省委就改称辽吉省委。
同年12月28日，党中央发出《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的指示，陶铸坚决执行中央提出的“让开大路，占领两厢”的战略方针，正面配合主力，抗击全副美式装备的国民党军队，又要清匪反霸，支援前线作战。1947年4月，以辽吉军区为基础，组成西满军区野战军（后改为七纵队），以邓华为司令员，陶铸任政委，吴富善为副政委，下辖三个步兵师。陶铸和邓华一起，亲率野战军，在当年的夏季攻势中深入前沿阵地参加了第一次四平攻坚战；在秋冬季的攻势中，参加彰武攻坚战。
东北我军夏季攻势和冬季攻势之后，10月31日我军完成了对沈阳的包围，11月1日陶铸在沈阳北郊的前线指挥所，和聂鹤亭司令员接见对面守敌53师师长许庚扬派来的求和代表，兵不血刃，11月1日下午，当面之敌许庚扬师撤出阵地，陶铸立即亲率先头部队，长驱直入沈阳城内大西关中国银行旧址，一举直捣敌军第八兵团司令官周福成的司令部，友邻部队，也直插入沈阳“东北剿总”大楼，端了敌人的老窝。
中共中央东北局任命陶铸为沈阳特别市委书记兼军管会副主任（陈云为主任），伍修权为军管会副主任兼沈阳市卫戍司令。沈阳解放不久，就接到中央命令，东北的部队组建为第四野战军，1949年1月，陶铸被任命为第四野战军政治部副主任，随军挥戈南下，迎接解放全中国的新的历史使命。
1948年9月至11月，我军在东北战场上胜利结束辽沈战役后，12月，平津战役的炮声，震撼着华北大地。驻守北平的国民党华北“剿匪”总司令部总司令傅作义，深明国家民族大义，响应我党号召，同我平津前线司令部谈判和平解放北平的问题，我国北方这座历史名城古都，就要回到人民手中了。
傅作义的密友、国民党“华北剿总”副总司令兼榆林地区国民党军总司令邓宝珊，在包头接到傅作义从北平拍来的急电，邀请他立即来平，面商要事。12月28日，邓宝珊乘傅作义派来的专机“追云号”飞来北平。
北平地下党崔月犁奉令会晤邓宝珊时，邓宝珊提出：要求与我解放军天津前线指挥部负责干部见面，当面商谈和平解放北平事宜。1949年1月13日上午，邓宝珊作为傅作义将军的全权代表，由傅部政治处长周北峰等一行四人陪同，于当天下午到达通县城外马各庄，平津前线司令部就设在这里。陶铸作为我军前线最高指挥部的代表，和前线司令部参谋处长苏静出面接待邓宝珊一行，并把他们接送到马各庄一个临时招待所里。1月14日下午，平津战役总前委三位负责人：四野司令员林彪、政委罗荣桓和华北野战军司令员聂荣臻等来马各庄会晤邓宝珊，就在马各庄那间临时招待所里，开始了和平解放北平的正式谈判。
在14日和谈开始前，我平津前线司令部对天津已下总攻击令，当晚深夜天津解放，守军司令陈长捷被俘。邓宝珊前来谈判的主要内容，原来包括平、津、塘、绥四地实行和平解放，此时天津解放，实际只剩下北平、绥远两地了。谈判决定在北平成立联合办事处，处理和平解放北平有关事宜。联合办事处主任为叶剑英，我方参加的有陶铸、徐冰、戎子和；代表傅作义参加的有“华北剿总”副总司令郭宗汾、政治处长周北峰以及焦实斋。
1949年1月21日傅作义将和平解放北平的协议方案，经国民党中央社公告，1月22日上午10时起，双方宣布北平停战，邓宝珊亲自出城到马各庄前线指挥所，迎接我方人员到北平具体商谈和平解放北平后国民党部队的具体改编的各项细节。1月23日，我平津前线司令部正式派陶铸为全权代表，在邓宝珊的陪同下，分乘八辆吉普车，进入北平城，与傅作义直接谈判，达成和平解放北平的最后协议。随行人员除两名警卫员外，有苏静和陶铸的秘书宋群。新华社特派记者刘白羽、华山，以工作人员的名义随行。苏静、宋群、刘白羽、华山等都穿着缴获的美军皮夹克，陶铸穿着我军自制的皮领军大衣。车队离开我军前线指挥所时，我方的四辆吉普车走在前面，邓宝珊一行的坐车随后。宋群乘坐的吉普车走在最前面开路。沿途我军岗哨，见插有红旗的我军标志，事先已接到通知，都持枪致礼，一一放行。在通县与北平之间，离开我军前沿阵地，有一段中间地带，即进入傅作义部队的前沿阵地，在经过中间地带时，邓宝珊一行乘坐的吉普车，就从后队改为前队，由傅部周北峰处长为向导，从朝阳门进城，经东四牌楼，东单大街，直驶东交民巷御河桥二号“华北剿总”联谊处内。这是傅作义秘密接待陶铸的招待所，稍事休息，傅作义就亲临住处看望陶铸，并约定时间正式开始谈判。
参加与傅作义代表谈判的只有陶铸和苏静两人，接连谈了三天。谈判在楼上，有时在大厅里还听到陶铸严厉的争吵声。第四天晚上，听到大街小巷噼噼啪啪的连天震耳的鞭炮声，宋群他们才知道这是1948年的大年三十，1949年的春节来到了古城北平。
陶铸顺利完成了与傅作义的谈判使命，“华北剿总”所属第四、第九兵团共25万人按协议规定，自1月22日起开始撤离市区，开赴指定地点听候整编。北平古城，未受炮火威胁，完整地回到人民手中。
1949年2月21日，平津前线司令部、政治部召开北平受编的原国民党军师级以上军官会议，正式宣布改编方案。林彪、罗荣桓、谭政、陶铸、刘亚楼出席了这次会议，傅作义的代表郭宗汾等出席会议。陶铸从秘密进入北平与傅作义谈判，达成国民党部队的改编协议后，就一直留在北平，代表叶剑英担任起和平解放北平联合办事处的日常工作。2月下旬，第四野战军41军按协议完成接受北平的工作后，陶铸就搬出御河桥二号大院，住到东四四条四号小院。这段时间，他每天的主要精力，就放在对国民党起义部队的繁重而复杂的改编工作中去，历时一个多月，完成了华北国民党军13个军、50个整师及非正规军的4个师，共约40万国民党部队的整编任务。
北平和平解放，平津战役、淮海战役相继胜利结束，我百万雄师，已陈兵长江北岸，陶铸此时已奉命组建南下工作团，动员平津3万多知识青年，参军南下。
吸收平津大专院校学生，组建南下工作团，是陶铸倡议，在野战军党委的支持下作出的决定。为了动员北平大专学生参军南下，陶铸还出面邀请北平一些大学的著名教授，在前门外全聚德宴请晤谈，请教授们帮助部队做好这件工作。
南下工作团的消息一公布，向往革命的大学生们，欢腾雀跃，招生处设在东四三条的华文学校内，由四野政治部宣传部副部长陈亚丁主持口试，同时在天津设立招生处。不到半个月，就吸引了3万多青年。在南下之前，由陶铸负责，对这批青年进行了短期训练，同时他还教育部队，重视和帮助这批知识分子。他向部队做报告时强调指出：“没有文化，政治觉悟是不可能提得很高的。我们的政治工作，决不能以‘老粗’为光荣。应把‘老粗’改变成‘老细’作为一项很重要的任务。”部队南下时，陶铸就把招收来的大批知识分子，分配到各连队，每个连队就配备了两个文化教员。1951年至1953年，部队开展文化学习时，这批南下的青年知识分子，充分发挥了作用。
谭政担任南下工作团总团团长，陶铸任副团长，离北平南下时，中央已内定陶铸为武汉市委书记。5月8日武汉解放。陶铸统率南下工作团，随同前线指挥部立即乘火车转郑州向武汉急进。火车行至许昌，因平汉路许昌到汉口段尚未完全修复，就改乘汽车南下。陶铸抵达武汉时，中央任命谭政为军管会主任，陶铸为军管会副主任。市长为吴德峰，警备司令为萧劲光。谭政主要负责部队工作，武汉三镇的接管工作，实际由陶铸全权负责主持。
南下工作团下设三个分团。陶铸十分重视新闻文艺工作，在南下工作团三个分团之外，又专门成立了一个直属新闻文艺队，由陈亚丁、刘白羽带队，负责接管新解放城市的报纸、文艺部门。
抗战初期，陶铸在南京由党营救出狱，来到武汉，这次重返故土，已整整10年，面对国民党留下的这一堆破烂摊子，陶铸几乎一连几个月都在夜以继日地工作。由于他在沈阳担任过沈阳市特别市委书记，协助陈云同志接管沈阳，具有处理接管城市的实际经验，采取“各按系统，自上而下，原封不动，先接后分”的接收方法，并首先抓紧解决在政治上、经济上有助于恢复秩序、稳定人心的一些关键性问题，特别是在南下途中，就组织了接管大城市的班子，并在开封逗留期间，抓紧时间，编印了《入城手册》，发给接管的干部，人手一册，参加接管的干部到达武汉后，严格遵守纪律，执行政策，武汉三镇的接管工作，顺利进行。
对党的宣传舆论工作，陶铸在接管武汉的千头万绪的繁重的工作中，都亲自过问。武汉解放后，陶铸委派范长江接管了国民党的《武汉日报》，主持出版《长江日报》，《长江日报》每天大样，陶铸必亲自审阅后，才签字付印。他的办公室在德明饭店二楼，里面是他的一间卧室，外面一个套间是办公室，他的秘书宋群就住在他隔壁的一间房子里。每晚12点多钟，范长江派通讯员送大样来给陶铸审阅。他亲自撰写对部队进行政治思想教育的《爱国主义教育大纲》，提高部队对形势的认识。
他在对部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报告中，多次精辟地分析新中国成立后的国际国内形势，教育干部战士“丢掉幻想，准备斗争”，彻底扫除“三十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的天下太平的麻痹思想，特别提醒干部、战士：“我们要以备战的姿态，从事建设。因此，我们不可能关起门来进行和平建设。”
由于劳累过度，肺病复发，这年7月间，他又吐血了。组织决定让他先后到武昌东湖和庐山去疗养。8月4日国民党湖南省政府主席兼长沙绥靖公署主任程潜，率国民党第一兵团司令官陈明仁部在长沙宣告起义。陶铸在庐山疗养一个多月，就迫不及待地返回武汉，随即奉命去长沙，受中央军委委托对长沙起义改编为21兵团的全体官兵授旗授印。陶铸离开武汉时，特从第四野战军中选调一批政治工作干部，随同去长沙，加强起义部队的政治工作。
第一节 陶铸一跃排第四触怒林江做冤魂（7）
陶铸刚从湖南返回武汉，就在参加中南局的会议上，接到毛主席发来电令，令陶铸即赴广西，主持广西剿匪工作。来电传达中央指示，即令半年内完成广西剿匪任务。陶铸来不及整理行装，就匆匆离开正在召开的中南局会议会场，率领一个班的警卫人员，于当天深夜12点，冒着大风浪乘船渡江，从武昌南下赶往广西。这时，是1950年10月上旬。
1951年11月，陶铸结束了在广西一年的工作，返回中南局。就在他从南宁返回武汉途中，这才抽出短时间，顺道回祁阳老家石洞源探望阔别20多年的乡亲。这时是农历九月十二日，只带秘书关相生和警卫员赵国智、邢光文等七八人，他谢绝当地政府的接待，在祁阳雇了一只小船，沿湘江顺流而下，天黑从下街口上岸，在他胞妹月梅家住了一晚，第二天一早，他步行八里山路，去石洞源老家看望。
他在石洞源只呆了半天，参观了陶氏以山小学，还和教师们谈了话。中午吃了一顿家乡用盆子淌的红薯粉皮，当天下午就离开祁阳赶返武汉。
刚到武汉，就接到中央电令，调广州工作。12月25日中央任命陶铸为中共中央华南分局书记兼中国人民解放军华南军区第二政委。
1951年11月，陶铸受命回到他战斗过的广东主持工作，在繁忙的工作中，他把广州建设成祖国美丽的南大门的设想，时时装在心中。他到广州不久，就去专门看望他的老战友、当时的广州市委书记王德，听取这位老战友对建设广州的设想。在攻打厦门监狱时，陶铸和王德都是“破狱委员会”的领导成员，一见面陶铸就笑着对王德说：“你这个市委书记，不要光顾了抓工业、商业，我一路到你这来，路上坑坑凹凹，还有好几条臭水沟，这些地方，可以修建街心花园嘛，广州天热，让市民晚上好乘凉嘛！广州是大革命的发源地，是祖国的南大门，我们要抓紧时间，把广州建设好，让海外归侨一踏进南大门，就看到解放后的新中国的新气象。”
解放初期，广州市百废待举，城市建设经费困难，市委书记王德不但不敢想修建街心花园，甚至连城市道路的维修费都拿不出。群众对市容变化不大，很有意见。陶铸说：“老王，社会上又流传起一首国民党统治广州时期的民谣，你听说了吗？”
王德说：“听到了。”
陶铸当即顺口念起那首民谣：“电灯不明，自来水不清，电话不灵，马路不平。”接着，陶铸深感内疚地说：“这是对我们共产党的批评啊！”
王德说：“我何尝不挂在心上呢？广州现在是口袋空空，没有钱啊！”
熟悉陶铸的干部，都摸准了他的脾气，只要他认准是该办的事，再大的困难，你只要在他面前乘机叫苦，把困难摊出来，让他狠狠地批评你一顿，他会挺身而出，拍板相助。1953年5月，当他接受中央任命，兼广东省代主席时，他就决定，把广东省市政建设经费中的3/4拨给广州市。经常亲自找负责城建的曾生、林西等同志去汇报工作，限期完成一些城建项目，并对广州市政建设的远景规划，群众迫切盼望解决的那些问题，他都经常提出具体意见。
广州早先称得上公园的，只有一个中山公园。陶铸发动机关干部义务劳动，改造臭水沟，把沼泽地的淤泥挖出来，淤泥变成山，沼泽地变成湖，接连在广州市内建成有山有水、花果满园的七个公园。著名的建湖、浏花湖，就是他这样精心设计出来的。广州的每一项市容建设，都凝结着陶铸的心血。
1945年4月25日到6月11日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在延安召开，陶铸为正式代表，曾志为候补代表，出席“七大”。党的“七大”，制定了“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在我党的领导下，打败日本侵略者，解放全国人民，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的路线，党中央决定从延安调派大批得力干部，到沦陷区去建立新的解放区。“七大”闭幕前夕，根据中央关于在湘粤桂边区发动游击战争，创建根据地的决定，陶铸被任命为边区党委副书记兼部队副政委。1945年6月15日，即“七大”闭幕的第四天，陶铸就离开延安，随一支南下部队，奔赴远隔重山万里的南疆敌占区去开辟根据地。
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此时，陶铸率领南下部队，正行至洛阳附近，就接到中央急电，停止南下，调头北上。命令特别强调：日夜兼程进驻沈阳。陶铸接受新的指示，一行十多人，经太行、冀中、冀东、山海关，快马加鞭，直奔沈阳。当时铁路破坏，有马骑马，没马就凭两只脚走。雇到牛车，晚上就睡在牛车上，日夜兼程，赶赴新的斗争前线。经过一个多月的长途跋涉，9月中旬到达沈阳。
彭真根据中央指示，已于9月15日建立了中共中央东北局，他已先期到达沈阳，按照中央指示，从延安派出的20000多名干部，和从华北、山东解放区调来的10万大军，都陆续迅速进入东北。陶铸到达沈阳后，就任辽宁省委书记。
中国共产党对国民党的内战阴谋作了充分准备。陶铸十分清醒地估计到当时的形势，首先以全副精力，抓部队，组建人民武装。他9月中旬到达沈阳，10月初就成立了辽宁保安司令部，组成了四个保安旅，一个工人训练总队，一个回民支队和沈阳市公安大队。
1945年11月，蒋介石就在美军援助下，从海陆空三路向东北大举进攻。根据中央指示，我军于11月26日退出沈阳。邓华、陶铸率领保一旅、保四旅、工人训练总队、回民支队和沈阳市公安大队，经新民撤到法库。12月底，东北局决定，以辽河为界，建立辽西军区，陶铸任辽西省委书记，随着战局的发展，辽西省委机关从郑家屯撤到吉林的白城子，辽西省委就改称辽吉省委。
同年12月28日，党中央发出《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的指示，陶铸坚决执行中央提出的“让开大路，占领两厢”的战略方针，正面配合主力，抗击全副美式装备的国民党军队，又要清匪反霸，支援前线作战。1947年4月，以辽吉军区为基础，组成西满军区野战军（后改为七纵队），以邓华为司令员，陶铸任政委，吴富善为副政委，下辖三个步兵师。陶铸和邓华一起，亲率野战军，在当年的夏季攻势中深入前沿阵地参加了第一次四平攻坚战；在秋冬季的攻势中，参加彰武攻坚战。
东北我军夏季攻势和冬季攻势之后，10月31日我军完成了对沈阳的包围，11月1日陶铸在沈阳北郊的前线指挥所，和聂鹤亭司令员接见对面守敌53师师长许庚扬派来的求和代表，兵不血刃，11月1日下午，当面之敌许庚扬师撤出阵地，陶铸立即亲率先头部队，长驱直入沈阳城内大西关中国银行旧址，一举直捣敌军第八兵团司令官周福成的司令部，友邻部队，也直插入沈阳“东北剿总”大楼，端了敌人的老窝。
中共中央东北局任命陶铸为沈阳特别市委书记兼军管会副主任（陈云为主任），伍修权为军管会副主任兼沈阳市卫戍司令。沈阳解放不久，就接到中央命令，东北的部队组建为第四野战军，1949年1月，陶铸被任命为第四野战军政治部副主任，随军挥戈南下，迎接解放全中国的新的历史使命。
1948年9月至11月，我军在东北战场上胜利结束辽沈战役后，12月，平津战役的炮声，震撼着华北大地。驻守北平的国民党华北“剿匪”总司令部总司令傅作义，深明国家民族大义，响应我党号召，同我平津前线司令部谈判和平解放北平的问题，我国北方这座历史名城古都，就要回到人民手中了。
傅作义的密友、国民党“华北剿总”副总司令兼榆林地区国民党军总司令邓宝珊，在包头接到傅作义从北平拍来的急电，邀请他立即来平，面商要事。12月28日，邓宝珊乘傅作义派来的专机“追云号”飞来北平。
北平地下党崔月犁奉令会晤邓宝珊时，邓宝珊提出：要求与我解放军天津前线指挥部负责干部见面，当面商谈和平解放北平事宜。1949年1月13日上午，邓宝珊作为傅作义将军的全权代表，由傅部政治处长周北峰等一行四人陪同，于当天下午到达通县城外马各庄，平津前线司令部就设在这里。陶铸作为我军前线最高指挥部的代表，和前线司令部参谋处长苏静出面接待邓宝珊一行，并把他们接送到马各庄一个临时招待所里。1月14日下午，平津战役总前委三位负责人：四野司令员林彪、政委罗荣桓和华北野战军司令员聂荣臻等来马各庄会晤邓宝珊，就在马各庄那间临时招待所里，开始了和平解放北平的正式谈判。
在14日和谈开始前，我平津前线司令部对天津已下总攻击令，当晚深夜天津解放，守军司令陈长捷被俘。邓宝珊前来谈判的主要内容，原来包括平、津、塘、绥四地实行和平解放，此时天津解放，实际只剩下北平、绥远两地了。谈判决定在北平成立联合办事处，处理和平解放北平有关事宜。联合办事处主任为叶剑英，我方参加的有陶铸、徐冰、戎子和；代表傅作义参加的有“华北剿总”副总司令郭宗汾、政治处长周北峰以及焦实斋。
1949年1月21日傅作义将和平解放北平的协议方案，经国民党中央社公告，1月22日上午10时起，双方宣布北平停战，邓宝珊亲自出城到马各庄前线指挥所，迎接我方人员到北平具体商谈和平解放北平后国民党部队的具体改编的各项细节。1月23日，我平津前线司令部正式派陶铸为全权代表，在邓宝珊的陪同下，分乘八辆吉普车，进入北平城，与傅作义直接谈判，达成和平解放北平的最后协议。随行人员除两名警卫员外，有苏静和陶铸的秘书宋群。新华社特派记者刘白羽、华山，以工作人员的名义随行。苏静、宋群、刘白羽、华山等都穿着缴获的美军皮夹克，陶铸穿着我军自制的皮领军大衣。车队离开我军前线指挥所时，我方的四辆吉普车走在前面，邓宝珊一行的坐车随后。宋群乘坐的吉普车走在最前面开路。沿途我军岗哨，见插有红旗的我军标志，事先已接到通知，都持枪致礼，一一放行。在通县与北平之间，离开我军前沿阵地，有一段中间地带，即进入傅作义部队的前沿阵地，在经过中间地带时，邓宝珊一行乘坐的吉普车，就从后队改为前队，由傅部周北峰处长为向导，从朝阳门进城，经东四牌楼，东单大街，直驶东交民巷御河桥二号“华北剿总”联谊处内。这是傅作义秘密接待陶铸的招待所，稍事休息，傅作义就亲临住处看望陶铸，并约定时间正式开始谈判。
参加与傅作义代表谈判的只有陶铸和苏静两人，接连谈了三天。谈判在楼上，有时在大厅里还听到陶铸严厉的争吵声。第四天晚上，听到大街小巷噼噼啪啪的连天震耳的鞭炮声，宋群他们才知道这是1948年的大年三十，1949年的春节来到了古城北平。
陶铸顺利完成了与傅作义的谈判使命，“华北剿总”所属第四、第九兵团共25万人按协议规定，自1月22日起开始撤离市区，开赴指定地点听候整编。北平古城，未受炮火威胁，完整地回到人民手中。
1949年2月21日，平津前线司令部、政治部召开北平受编的原国民党军师级以上军官会议，正式宣布改编方案。林彪、罗荣桓、谭政、陶铸、刘亚楼出席了这次会议，傅作义的代表郭宗汾等出席会议。陶铸从秘密进入北平与傅作义谈判，达成国民党部队的改编协议后，就一直留在北平，代表叶剑英担任起和平解放北平联合办事处的日常工作。2月下旬，第四野战军41军按协议完成接受北平的工作后，陶铸就搬出御河桥二号大院，住到东四四条四号小院。这段时间，他每天的主要精力，就放在对国民党起义部队的繁重而复杂的改编工作中去，历时一个多月，完成了华北国民党军13个军、50个整师及非正规军的4个师，共约40万国民党部队的整编任务。
北平和平解放，平津战役、淮海战役相继胜利结束，我百万雄师，已陈兵长江北岸，陶铸此时已奉命组建南下工作团，动员平津3万多知识青年，参军南下。
吸收平津大专院校学生，组建南下工作团，是陶铸倡议，在野战军党委的支持下作出的决定。为了动员北平大专学生参军南下，陶铸还出面邀请北平一些大学的著名教授，在前门外全聚德宴请晤谈，请教授们帮助部队做好这件工作。
南下工作团的消息一公布，向往革命的大学生们，欢腾雀跃，招生处设在东四三条的华文学校内，由四野政治部宣传部副部长陈亚丁主持口试，同时在天津设立招生处。不到半个月，就吸引了3万多青年。在南下之前，由陶铸负责，对这批青年进行了短期训练，同时他还教育部队，重视和帮助这批知识分子。他向部队做报告时强调指出：“没有文化，政治觉悟是不可能提得很高的。我们的政治工作，决不能以‘老粗’为光荣。应把‘老粗’改变成‘老细’作为一项很重要的任务。”部队南下时，陶铸就把招收来的大批知识分子，分配到各连队，每个连队就配备了两个文化教员。1951年至1953年，部队开展文化学习时，这批南下的青年知识分子，充分发挥了作用。
谭政担任南下工作团总团团长，陶铸任副团长，离北平南下时，中央已内定陶铸为武汉市委书记。5月8日武汉解放。陶铸统率南下工作团，随同前线指挥部立即乘火车转郑州向武汉急进。火车行至许昌，因平汉路许昌到汉口段尚未完全修复，就改乘汽车南下。陶铸抵达武汉时，中央任命谭政为军管会主任，陶铸为军管会副主任。市长为吴德峰，警备司令为萧劲光。谭政主要负责部队工作，武汉三镇的接管工作，实际由陶铸全权负责主持。
南下工作团下设三个分团。陶铸十分重视新闻文艺工作，在南下工作团三个分团之外，又专门成立了一个直属新闻文艺队，由陈亚丁、刘白羽带队，负责接管新解放城市的报纸、文艺部门。
抗战初期，陶铸在南京由党营救出狱，来到武汉，这次重返故土，已整整10年，面对国民党留下的这一堆破烂摊子，陶铸几乎一连几个月都在夜以继日地工作。由于他在沈阳担任过沈阳市特别市委书记，协助陈云同志接管沈阳，具有处理接管城市的实际经验，采取“各按系统，自上而下，原封不动，先接后分”的接收方法，并首先抓紧解决在政治上、经济上有助于恢复秩序、稳定人心的一些关键性问题，特别是在南下途中，就组织了接管大城市的班子，并在开封逗留期间，抓紧时间，编印了《入城手册》，发给接管的干部，人手一册，参加接管的干部到达武汉后，严格遵守纪律，执行政策，武汉三镇的接管工作，顺利进行。
对党的宣传舆论工作，陶铸在接管武汉的千头万绪的繁重的工作中，都亲自过问。武汉解放后，陶铸委派范长江接管了国民党的《武汉日报》，主持出版《长江日报》，《长江日报》每天大样，陶铸必亲自审阅后，才签字付印。他的办公室在德明饭店二楼，里面是他的一间卧室，外面一个套间是办公室，他的秘书宋群就住在他隔壁的一间房子里。每晚12点多钟，范长江派通讯员送大样来给陶铸审阅。他亲自撰写对部队进行政治思想教育的《爱国主义教育大纲》，提高部队对形势的认识。
他在对部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报告中，多次精辟地分析新中国成立后的国际国内形势，教育干部战士“丢掉幻想，准备斗争”，彻底扫除“三十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的天下太平的麻痹思想，特别提醒干部、战士：“我们要以备战的姿态，从事建设。因此，我们不可能关起门来进行和平建设。”
由于劳累过度，肺病复发，这年7月间，他又吐血了。组织决定让他先后到武昌东湖和庐山去疗养。8月4日国民党湖南省政府主席兼长沙绥靖公署主任程潜，率国民党第一兵团司令官陈明仁部在长沙宣告起义。陶铸在庐山疗养一个多月，就迫不及待地返回武汉，随即奉命去长沙，受中央军委委托对长沙起义改编为21兵团的全体官兵授旗授印。陶铸离开武汉时，特从第四野战军中选调一批政治工作干部，随同去长沙，加强起义部队的政治工作。
第一节 陶铸一跃排第四触怒林江做冤魂（7）
陶铸刚从湖南返回武汉，就在参加中南局的会议上，接到毛主席发来电令，令陶铸即赴广西，主持广西剿匪工作。来电传达中央指示，即令半年内完成广西剿匪任务。陶铸来不及整理行装，就匆匆离开正在召开的中南局会议会场，率领一个班的警卫人员，于当天深夜12点，冒着大风浪乘船渡江，从武昌南下赶往广西。这时，是1950年10月上旬。
1951年11月，陶铸结束了在广西一年的工作，返回中南局。就在他从南宁返回武汉途中，这才抽出短时间，顺道回祁阳老家石洞源探望阔别20多年的乡亲。这时是农历九月十二日，只带秘书关相生和警卫员赵国智、邢光文等七八人，他谢绝当地政府的接待，在祁阳雇了一只小船，沿湘江顺流而下，天黑从下街口上岸，在他胞妹月梅家住了一晚，第二天一早，他步行八里山路，去石洞源老家看望。
他在石洞源只呆了半天，参观了陶氏以山小学，还和教师们谈了话。中午吃了一顿家乡用盆子淌的红薯粉皮，当天下午就离开祁阳赶返武汉。
刚到武汉，就接到中央电令，调广州工作。12月25日中央任命陶铸为中共中央华南分局书记兼中国人民解放军华南军区第二政委。
1951年11月，陶铸受命回到他战斗过的广东主持工作，在繁忙的工作中，他把广州建设成祖国美丽的南大门的设想，时时装在心中。他到广州不久，就去专门看望他的老战友、当时的广州市委书记王德，听取这位老战友对建设广州的设想。在攻打厦门监狱时，陶铸和王德都是“破狱委员会”的领导成员，一见面陶铸就笑着对王德说：“你这个市委书记，不要光顾了抓工业、商业，我一路到你这来，路上坑坑凹凹，还有好几条臭水沟，这些地方，可以修建街心花园嘛，广州天热，让市民晚上好乘凉嘛！广州是大革命的发源地，是祖国的南大门，我们要抓紧时间，把广州建设好，让海外归侨一踏进南大门，就看到解放后的新中国的新气象。”
解放初期，广州市百废待举，城市建设经费困难，市委书记王德不但不敢想修建街心花园，甚至连城市道路的维修费都拿不出。群众对市容变化不大，很有意见。陶铸说：“老王，社会上又流传起一首国民党统治广州时期的民谣，你听说了吗？”
王德说：“听到了。”
陶铸当即顺口念起那首民谣：“电灯不明，自来水不清，电话不灵，马路不平。”接着，陶铸深感内疚地说：“这是对我们共产党的批评啊！”
王德说：“我何尝不挂在心上呢？广州现在是口袋空空，没有钱啊！”
熟悉陶铸的干部，都摸准了他的脾气，只要他认准是该办的事，再大的困难，你只要在他面前乘机叫苦，把困难摊出来，让他狠狠地批评你一顿，他会挺身而出，拍板相助。1953年5月，当他接受中央任命，兼广东省代主席时，他就决定，把广东省市政建设经费中的3/4拨给广州市。经常亲自找负责城建的曾生、林西等同志去汇报工作，限期完成一些城建项目，并对广州市政建设的远景规划，群众迫切盼望解决的那些问题，他都经常提出具体意见。
广州早先称得上公园的，只有一个中山公园。陶铸发动机关干部义务劳动，改造臭水沟，把沼泽地的淤泥挖出来，淤泥变成山，沼泽地变成湖，接连在广州市内建成有山有水、花果满园的七个公园。著名的建湖、浏花湖，就是他这样精心设计出来的。广州的每一项市容建设，都凝结着陶铸的心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