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4章 头脑冷静理经济！电闪雷鸣不动摇(22)
1962年春的一个夜晚，我随陈云到上海，住进太原路上海交际处管的一幢房子。刚一进门，就觉得眼前异常豪华，尤其是四周清一色的绿颜色别具一格：地毯是绿的，沙发是绿的，窗帘是绿的，甚至连桌子也是用绿绒包了的。进了厕所，就连马桶盖、马桶的垫圈也用绿丝绒包了。陈云说，这幢房子过去我住过，怎么现在完全变了。随员解释说，这栋楼重新作了修整，是专门为江青准备的，后来她不住了。我听了才恍然大悟。住进去后，我仔细作了观察，窗帘有两层，下层是遮光用的，这层窗帘在白天能够把光线完全遮住，就像洗相片的暗室一样，严严实实不透一丝光，听说江青只有这样才能睡午觉。这层窗帘是用三层布缝制的，向室内的一面是浅草绿色的线绒，中间一层是棉绸，外面一层是黑卡其布。此外，还有一层淡绿色的乔其纱，这层薄纱是为了使室内光线柔和的。据招待人员说，在修整时，窗户都按要求改成了落地窗，而且安了双层窗。一、二楼，凡是主人活动的范围，从走廊到卧室、会客室、活动室、餐室、卫生间，所有的窗帘都是一样布置的。落地窗，从房顶到地面大约有三米多高。我数了数窗子的数目，大约估计了一下用布数量，恐怕不下几十匹布。我对这种严重的铺张浪费现象十分看不惯，非常不满，不断地向陈云嘀咕：“这不是修正主义又是什么？”
跟陈云说了之后，我觉得并未解决问题，要按组织系统提意见。一次，警卫处处长找陈云谈问题，他一出来我就找到他，对他说：“请你向交际处负责同志转达一下，这幢房子的装潢很别扭，我的意见是把这些窗帘都取下来，换上原来旧的。现在国家正在调整阶段，市场供应这么紧张，换下来的窗帘可以拿到市场去供应群众。”处长回答我说：“那还要问问江青同志，谁知她还用不用，如果真不用了，可以提提。”他还告诉我，这种按照江青要求布置的房子，在上海还有三处。我一听，毫不客气地说，这真是开了眼界，为什么要搞得这样豪华！
谈话之后，我曾在陈云的随员中提过倡议。我说，咱们联名提提意见，起草个意见书，大家签名。但是，对我的倡议，他们一笑置之，谁也不敢理我这个碴儿。但是，我总在想，江青这样铺张浪费、挥霍财物难道就是合法的、应该的，不该揭发么？难道她就可以例外么？我觉得她简直像高居于党组织之上的太上皇，毫无顾忌地为所欲为。多数人对她是敢怒不敢言。
“文革”开始后，我靠边站了，后来下放到湖南衡东国家科委“五七”干校。1969年党的“九大”时，江青进入了政治局，我们这些了解情况的同志，都深为不满。第二年6月，干校开展了“一打三反”运动，我联想起1962年的所见所闻和其他一些事情，感到江青这种人物不正是最大的犯罪分子吗？作为一个共产党员，必须对她进行公开的揭发批判。虽然江青当时已经红得发紫，搞了所谓“八个样板戏”，被捧上了“文化革命旗手”的宝座，有的人还提出了“誓死保卫江青同志”“谁反对江青同志就打倒谁”的口号。但我想，只要坚持真理，就不怕一些人的淫威。我以《铺张浪费、挥霍无度的盖子必须揭开——江青是党内最大的剥削者、寄生者》为题，向党组织写了揭发材料。7月3日，我又在和一些群众共同商量的基础上，写出了一张题为《必须揭发铺张浪费的盖子——江青是马克思主义者还是修正主义分子？》的大字报，在干校公开张贴出来。大字报从江青的资产阶级生活作风揭露出她的灵魂本质，特别举出了1962年我在上海耳闻目睹的真实情况。我一针见血地写道：江青“自私、贪婪、好逸恶劳、对人民颐指气使、作威作福”。“江青，她不是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她是地地道道的党内走资派，在她身上已经复辟了资本主义”。在当时使用的语言中，我觉得她完全是这样一种人物。
大字报贴出后，群众中轰动了，引起了很大反响，尽管它寿命不长，被人很快揭掉了，可消息仍在地下不胫而走。没过多久，北京来了人，可能是带了他人旨意，就把我隔离了。后来，我被戴上了“现行反革命”的帽子，大会小会地进行批斗，罚干重活等等。最后，他们甚至召开全干校大会，宣布开除我的党籍，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
我被“专政”了，艰辛的日子虽很长久，但是我也从许多同伴的态度上看出来，他们并不是真正把我当做“现行反革命分子”，就是一些上台“批判”我的人，也是违心地念稿子。有些群众还乘没人的机会，偷偷安慰我，有的人还暗暗地给我送维生素B，问我要不要零用钱……我从内心中感到有温暖、有希望，我相信江青这一类坏人总是长不了的，党和人民总要胜利的。
于若木的这段自述，虽然还带有当时的一些政治色彩，但我们已经足以明了她与江青之间的一段公案。
于若木在政治高压下没有屈服，她在1970年12月向组织写的思想汇报中，明确地说：
“我和江青之间并无任何个人冤仇。我和她的斗争，其实质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两种世界观的斗争，是不可调和的。现在吃点小小的苦头，是为了避免将来吃大苦头，是为了党不变修、国不变色的大是大非问题，不然让江青这类修正主义分子掌了大权，我们国家的命运是不堪设想的。”
1971年10月4日的思想汇报中，于若木更尖锐地揭露江青：“以她那样恶劣的思想意识，居于那样重要的领导岗位，就有使我们党变质国变色的危险。这时候如果不挺身而出，坚持斗争，就会误了党的大事，葬送了社会主义祖国的前途。”
到了1972年7月，于若木在向组织汇报思想时，更是指出：“江青这个走资派就是现在党内最大的一个隐患，是名副其实的赫鲁晓夫。”
后来，于若木随着干校同伴一块回到北京，但是，仍然被限制自由。在一些同伴的帮助下，经过几番周折，于若木的女儿陈伟力打听到了她的消息。经过申请，北京市科技局白介夫批准同意，她们母女俩相隔多年后，终于重新见面了。1973年初，陈云从江西被接回北京，打听于若木的情况，几经周折她才能够回到家里。特别要提到的是，当时周恩来总理也关心着于若木，他在一次国务院会议上见到科学院领导同志，问起于若木的问题怎么样了，说，你们是否搞得过分了一点？李先念副总理也关心过此事。可是，在江青、康生一伙横行的日子里，于若木虽被摘掉了“现行反革命”的帽子，但还留了一个“有严重政治错误”的尾巴。
1976年12月22日，在打倒“四人帮”之后的喜庆日子里，于若木的冤案彻底平反了！在党中央领导人的关心下，中国科学院党组作出决定：撤销学院党组原来对于若木的错误处分的决定，彻底平反，恢复名誉，并号召全院同志向她学习。听到这一消息，于若木热泪盈眶，知情的同志无不欢欣鼓舞，拍手称快。
众所周知，陈云是第一代党和国家领导人中最长寿者。这其中原因何在？
其实陈云的体质并不好，有点“先天不足，后天失调”。陈云出生于贫苦农民之家，先天营养就不足，出生后，母亲的奶水不够，陈云主要靠吃米粉长大。这样，造成他的体质从小就差。
陈云很容易感冒，常常第一场感冒刚好一点，又得了新的感冒。他自己也说，他是一辆“木炭汽车”，开着开着就要出毛病。所以，他平常特别怕感冒，衣服总是比别人多穿。
长期戎马倥偬的革命生涯，使他的身体越来越瘦弱。到延安后，陈云的生活比较稳定，条件也有了改善。不过，他仍很怕冷。到了冬天，要穿很厚的衣服。由于工作紧张，他抽烟比较多。那时，他的手指头都被香烟熏得呈褐黄色。他的脸色也不好，苍白。
进了北京之后，生活变得安定。于若木向他反复宣传吸烟的害处，使陈云下决心戒烟。陈云意志颇强。他下了决心戒烟，也就戒掉了长期吸烟的习惯，而且再也没有出现“反复”。到了晚年，陈云曾说，他能长寿，得益于戒烟。
自从1952年戒了烟，又遵照苏联专家的意见，吃“斯米当”，陈云很快就开始发胖，脸色也变得白里透红，身体比往日好得多。所谓“斯米当”，其实也就是稀奶油。这种“斯米当”很容易消化。那时，他每天早餐吃面包、抹“斯米当”和果酱，再喝杯牛奶。
于若木开始精心照料陈云的饮食起居，其核心内容归结为八个字：饮食有节，起居有时。陈云通常在每天晚上11时做就寝的准备，11时半上床，12时左右就睡着了。翌日早上8时起床，8时半进早餐。中午要午睡。
他原本和家人一起进餐。步入晚年，由于他的饮食与家人不同，也就分开单独进餐。他的饮食是严格科学搭配的，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搭配好主食和副食的关系，要以主食为主，副食为辅；二是搭配好荤菜和素食的关系，要以素食为主，荤食为辅；三是搭配好主食副食的品种关系，要多种多样，宜杂宜粗。陈云爱吃米饭，但从不吃精白米，只吃籼米。所谓适量，一是指进食适量，他主张饭吃八分饱，使每顿饭前都出现一定的饥饿感，这样吃起饭来更香，有利消化吸收；二是要求厨师做得适量，吃多少做多少，每顿饭做到吃光不剩，杜绝浪费。于若木说，定时饮食是比较难做到的，但只要没有特殊情况，他都尽量做到一日三餐准时进餐。
按照这些原则，于若木和医生替陈云制订了食谱。他一天的进餐安排是这样的：早餐，一杯豆浆，两片面包，加少许果酱、黄油，再加一小碗稀粥和一小碟煮花生米。中餐是一荤一蔬一碗饭：荤菜大都是用各种肉做的丸子，即猪肉、牛肉、鸡肉或鱼做的丸子，大约75克；蔬菜一小碗，大约150克；一碗100克籼米的米饭。晚餐是一个豆制品，一个蔬菜和一碗米饭：一个豆制品是一小碗南豆腐或豆腐干丝等豆制品菜，大约100克；一蔬是一小碗炒蔬菜，大约150克；一碗籼米饭75克。
这是陈云每天三餐的基本安排，几十年来都认真实行，很少破例，每周的食谱只是调换品种。有一次，他在杭州过春节，身边工作人员向他要不要改善一下伙食多做几道菜尝尝？陈云幽默地回答大家说，我天天过年，中午吃“楼外楼”，夜饭吃“天外天”。大家听了都哈哈笑起来。大家都知道，杭州的“楼外楼”是以做西湖鱼闻名的餐馆，灵隐寺的“天外天”则是以素菜著称的餐馆，陈云这样说的意思还是按老食谱吃，午餐一荤一素，晚餐一豆一蔬。
于若木曾向人介绍说，陈云爱喝豆浆，豆浆是家庭自制的，每当他出差外地，他们都把一个小石磨子和黄豆带上，第二天早晨替他做一杯鲜豆浆。有一次，厨师做午餐菜用豆腐作素菜，陈云见了就问：“怎么没有蔬菜呀？”厨师说：“豆腐不是素菜吗？”陈云笑笑说：“豆腐是素菜，不是蔬菜。豆腐中蛋白质多，蔬菜中维生素多，这种素菜不好代替那种蔬菜。”厨师恍然大悟，立刻补炒了一小碗蔬菜来。
于若木说，为了使这种比较合理的饮食安排收到好的效果，陈云还养成了“三不”的习惯：一般不参加宴会，因工作需要非参加不可时，他在筵席上也只是选择适合自己吃的菜点稍稍品尝，回到家里，还是吃他的一荤一蔬或一豆一蔬；二不吃零食，他除了吃好一日三餐，并在餐后吃些水果外，不吃任何点心或零食；三不喝饮料，他每天只在午后喝一杯茶水，其他时间只饮用白开水。
于若木认为，陈云这种俭朴的饮食生活，对他的健康是很有好处的。她说，他们曾经计算过，陈云一天饮食总量所提供的各种营养素数量同中国营养学会推荐的我国人群日均营养素摄入量标准大致接近，是营养结构比较平衡的膳食。这种平衡膳食，可以有效防止或减少因饮食营养不当而引起的各种病症，使身体的生理活动保持良好的状态。陈云虽然50年代就患有冠心病，但几十年来，从未出现过心脑血管疾病症状，身体的其他各项生理指标也长期保持正常，感冒等小毛病也较少发生。这固然有多种原因，但与陈云数十年坚持科学合理安排饮食生活是很有关系的。
曾有人这样直问于若木：“你是研究营养学的，陈云同志饮食生活完全由您替他安排吗？”她笑笑说：“不能这么说，陈云同志自己对饮食、营养、养生方面有自己的体验和见解，他是从自己的饮食爱好，根据自己的消化能力，再参照营养科学的要求来安排自己的饮食生活的。当然，我们作为他的亲属，同他的保健医生共同商量一些保健措施。例如，他平时爱喝龙井茶，当我们知道陕西紫阳出产一种富硒茶，就在龙井茶里配上一些富硒茶。这种茶的硒含量很丰富，而硒对人体健康是十分有益的。它可以清除人体内的自由基，增强免疫力并抗衰老。又例如，他每天早晨喝豆浆常用蜂蜜作调味剂，我们后来看到一种花粉精，就建议添加花粉精作豆浆调味剂。因为花粉中含有多种生物活性物质和多种有益微量元素如锌、锗、硒等，具有更高的营养价值和抗衰老作用。”
有妻如此，陈云安能不长寿。
跟陈云说了之后，我觉得并未解决问题，要按组织系统提意见。一次，警卫处处长找陈云谈问题，他一出来我就找到他，对他说：“请你向交际处负责同志转达一下，这幢房子的装潢很别扭，我的意见是把这些窗帘都取下来，换上原来旧的。现在国家正在调整阶段，市场供应这么紧张，换下来的窗帘可以拿到市场去供应群众。”处长回答我说：“那还要问问江青同志，谁知她还用不用，如果真不用了，可以提提。”他还告诉我，这种按照江青要求布置的房子，在上海还有三处。我一听，毫不客气地说，这真是开了眼界，为什么要搞得这样豪华！
谈话之后，我曾在陈云的随员中提过倡议。我说，咱们联名提提意见，起草个意见书，大家签名。但是，对我的倡议，他们一笑置之，谁也不敢理我这个碴儿。但是，我总在想，江青这样铺张浪费、挥霍财物难道就是合法的、应该的，不该揭发么？难道她就可以例外么？我觉得她简直像高居于党组织之上的太上皇，毫无顾忌地为所欲为。多数人对她是敢怒不敢言。
“文革”开始后，我靠边站了，后来下放到湖南衡东国家科委“五七”干校。1969年党的“九大”时，江青进入了政治局，我们这些了解情况的同志，都深为不满。第二年6月，干校开展了“一打三反”运动，我联想起1962年的所见所闻和其他一些事情，感到江青这种人物不正是最大的犯罪分子吗？作为一个共产党员，必须对她进行公开的揭发批判。虽然江青当时已经红得发紫，搞了所谓“八个样板戏”，被捧上了“文化革命旗手”的宝座，有的人还提出了“誓死保卫江青同志”“谁反对江青同志就打倒谁”的口号。但我想，只要坚持真理，就不怕一些人的淫威。我以《铺张浪费、挥霍无度的盖子必须揭开——江青是党内最大的剥削者、寄生者》为题，向党组织写了揭发材料。7月3日，我又在和一些群众共同商量的基础上，写出了一张题为《必须揭发铺张浪费的盖子——江青是马克思主义者还是修正主义分子？》的大字报，在干校公开张贴出来。大字报从江青的资产阶级生活作风揭露出她的灵魂本质，特别举出了1962年我在上海耳闻目睹的真实情况。我一针见血地写道：江青“自私、贪婪、好逸恶劳、对人民颐指气使、作威作福”。“江青，她不是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她是地地道道的党内走资派，在她身上已经复辟了资本主义”。在当时使用的语言中，我觉得她完全是这样一种人物。
大字报贴出后，群众中轰动了，引起了很大反响，尽管它寿命不长，被人很快揭掉了，可消息仍在地下不胫而走。没过多久，北京来了人，可能是带了他人旨意，就把我隔离了。后来，我被戴上了“现行反革命”的帽子，大会小会地进行批斗，罚干重活等等。最后，他们甚至召开全干校大会，宣布开除我的党籍，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
我被“专政”了，艰辛的日子虽很长久，但是我也从许多同伴的态度上看出来，他们并不是真正把我当做“现行反革命分子”，就是一些上台“批判”我的人，也是违心地念稿子。有些群众还乘没人的机会，偷偷安慰我，有的人还暗暗地给我送维生素B，问我要不要零用钱……我从内心中感到有温暖、有希望，我相信江青这一类坏人总是长不了的，党和人民总要胜利的。
于若木的这段自述，虽然还带有当时的一些政治色彩，但我们已经足以明了她与江青之间的一段公案。
于若木在政治高压下没有屈服，她在1970年12月向组织写的思想汇报中，明确地说：
“我和江青之间并无任何个人冤仇。我和她的斗争，其实质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两种世界观的斗争，是不可调和的。现在吃点小小的苦头，是为了避免将来吃大苦头，是为了党不变修、国不变色的大是大非问题，不然让江青这类修正主义分子掌了大权，我们国家的命运是不堪设想的。”
1971年10月4日的思想汇报中，于若木更尖锐地揭露江青：“以她那样恶劣的思想意识，居于那样重要的领导岗位，就有使我们党变质国变色的危险。这时候如果不挺身而出，坚持斗争，就会误了党的大事，葬送了社会主义祖国的前途。”
到了1972年7月，于若木在向组织汇报思想时，更是指出：“江青这个走资派就是现在党内最大的一个隐患，是名副其实的赫鲁晓夫。”
后来，于若木随着干校同伴一块回到北京，但是，仍然被限制自由。在一些同伴的帮助下，经过几番周折，于若木的女儿陈伟力打听到了她的消息。经过申请，北京市科技局白介夫批准同意，她们母女俩相隔多年后，终于重新见面了。1973年初，陈云从江西被接回北京，打听于若木的情况，几经周折她才能够回到家里。特别要提到的是，当时周恩来总理也关心着于若木，他在一次国务院会议上见到科学院领导同志，问起于若木的问题怎么样了，说，你们是否搞得过分了一点？李先念副总理也关心过此事。可是，在江青、康生一伙横行的日子里，于若木虽被摘掉了“现行反革命”的帽子，但还留了一个“有严重政治错误”的尾巴。
1976年12月22日，在打倒“四人帮”之后的喜庆日子里，于若木的冤案彻底平反了！在党中央领导人的关心下，中国科学院党组作出决定：撤销学院党组原来对于若木的错误处分的决定，彻底平反，恢复名誉，并号召全院同志向她学习。听到这一消息，于若木热泪盈眶，知情的同志无不欢欣鼓舞，拍手称快。
众所周知，陈云是第一代党和国家领导人中最长寿者。这其中原因何在？
其实陈云的体质并不好，有点“先天不足，后天失调”。陈云出生于贫苦农民之家，先天营养就不足，出生后，母亲的奶水不够，陈云主要靠吃米粉长大。这样，造成他的体质从小就差。
陈云很容易感冒，常常第一场感冒刚好一点，又得了新的感冒。他自己也说，他是一辆“木炭汽车”，开着开着就要出毛病。所以，他平常特别怕感冒，衣服总是比别人多穿。
长期戎马倥偬的革命生涯，使他的身体越来越瘦弱。到延安后，陈云的生活比较稳定，条件也有了改善。不过，他仍很怕冷。到了冬天，要穿很厚的衣服。由于工作紧张，他抽烟比较多。那时，他的手指头都被香烟熏得呈褐黄色。他的脸色也不好，苍白。
进了北京之后，生活变得安定。于若木向他反复宣传吸烟的害处，使陈云下决心戒烟。陈云意志颇强。他下了决心戒烟，也就戒掉了长期吸烟的习惯，而且再也没有出现“反复”。到了晚年，陈云曾说，他能长寿，得益于戒烟。
自从1952年戒了烟，又遵照苏联专家的意见，吃“斯米当”，陈云很快就开始发胖，脸色也变得白里透红，身体比往日好得多。所谓“斯米当”，其实也就是稀奶油。这种“斯米当”很容易消化。那时，他每天早餐吃面包、抹“斯米当”和果酱，再喝杯牛奶。
于若木开始精心照料陈云的饮食起居，其核心内容归结为八个字：饮食有节，起居有时。陈云通常在每天晚上11时做就寝的准备，11时半上床，12时左右就睡着了。翌日早上8时起床，8时半进早餐。中午要午睡。
他原本和家人一起进餐。步入晚年，由于他的饮食与家人不同，也就分开单独进餐。他的饮食是严格科学搭配的，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搭配好主食和副食的关系，要以主食为主，副食为辅；二是搭配好荤菜和素食的关系，要以素食为主，荤食为辅；三是搭配好主食副食的品种关系，要多种多样，宜杂宜粗。陈云爱吃米饭，但从不吃精白米，只吃籼米。所谓适量，一是指进食适量，他主张饭吃八分饱，使每顿饭前都出现一定的饥饿感，这样吃起饭来更香，有利消化吸收；二是要求厨师做得适量，吃多少做多少，每顿饭做到吃光不剩，杜绝浪费。于若木说，定时饮食是比较难做到的，但只要没有特殊情况，他都尽量做到一日三餐准时进餐。
按照这些原则，于若木和医生替陈云制订了食谱。他一天的进餐安排是这样的：早餐，一杯豆浆，两片面包，加少许果酱、黄油，再加一小碗稀粥和一小碟煮花生米。中餐是一荤一蔬一碗饭：荤菜大都是用各种肉做的丸子，即猪肉、牛肉、鸡肉或鱼做的丸子，大约75克；蔬菜一小碗，大约150克；一碗100克籼米的米饭。晚餐是一个豆制品，一个蔬菜和一碗米饭：一个豆制品是一小碗南豆腐或豆腐干丝等豆制品菜，大约100克；一蔬是一小碗炒蔬菜，大约150克；一碗籼米饭75克。
这是陈云每天三餐的基本安排，几十年来都认真实行，很少破例，每周的食谱只是调换品种。有一次，他在杭州过春节，身边工作人员向他要不要改善一下伙食多做几道菜尝尝？陈云幽默地回答大家说，我天天过年，中午吃“楼外楼”，夜饭吃“天外天”。大家听了都哈哈笑起来。大家都知道，杭州的“楼外楼”是以做西湖鱼闻名的餐馆，灵隐寺的“天外天”则是以素菜著称的餐馆，陈云这样说的意思还是按老食谱吃，午餐一荤一素，晚餐一豆一蔬。
于若木曾向人介绍说，陈云爱喝豆浆，豆浆是家庭自制的，每当他出差外地，他们都把一个小石磨子和黄豆带上，第二天早晨替他做一杯鲜豆浆。有一次，厨师做午餐菜用豆腐作素菜，陈云见了就问：“怎么没有蔬菜呀？”厨师说：“豆腐不是素菜吗？”陈云笑笑说：“豆腐是素菜，不是蔬菜。豆腐中蛋白质多，蔬菜中维生素多，这种素菜不好代替那种蔬菜。”厨师恍然大悟，立刻补炒了一小碗蔬菜来。
于若木说，为了使这种比较合理的饮食安排收到好的效果，陈云还养成了“三不”的习惯：一般不参加宴会，因工作需要非参加不可时，他在筵席上也只是选择适合自己吃的菜点稍稍品尝，回到家里，还是吃他的一荤一蔬或一豆一蔬；二不吃零食，他除了吃好一日三餐，并在餐后吃些水果外，不吃任何点心或零食；三不喝饮料，他每天只在午后喝一杯茶水，其他时间只饮用白开水。
于若木认为，陈云这种俭朴的饮食生活，对他的健康是很有好处的。她说，他们曾经计算过，陈云一天饮食总量所提供的各种营养素数量同中国营养学会推荐的我国人群日均营养素摄入量标准大致接近，是营养结构比较平衡的膳食。这种平衡膳食，可以有效防止或减少因饮食营养不当而引起的各种病症，使身体的生理活动保持良好的状态。陈云虽然50年代就患有冠心病，但几十年来，从未出现过心脑血管疾病症状，身体的其他各项生理指标也长期保持正常，感冒等小毛病也较少发生。这固然有多种原因，但与陈云数十年坚持科学合理安排饮食生活是很有关系的。
曾有人这样直问于若木：“你是研究营养学的，陈云同志饮食生活完全由您替他安排吗？”她笑笑说：“不能这么说，陈云同志自己对饮食、营养、养生方面有自己的体验和见解，他是从自己的饮食爱好，根据自己的消化能力，再参照营养科学的要求来安排自己的饮食生活的。当然，我们作为他的亲属，同他的保健医生共同商量一些保健措施。例如，他平时爱喝龙井茶，当我们知道陕西紫阳出产一种富硒茶，就在龙井茶里配上一些富硒茶。这种茶的硒含量很丰富，而硒对人体健康是十分有益的。它可以清除人体内的自由基，增强免疫力并抗衰老。又例如，他每天早晨喝豆浆常用蜂蜜作调味剂，我们后来看到一种花粉精，就建议添加花粉精作豆浆调味剂。因为花粉中含有多种生物活性物质和多种有益微量元素如锌、锗、硒等，具有更高的营养价值和抗衰老作用。”
有妻如此，陈云安能不长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