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1章 头脑冷静理经济！电闪雷鸣不动摇(19)
陈云自己的生活像个苦行僧，但他对老百姓的疾苦却非常关心。1994年4月初，他在上海从新闻联播里听到中央机关为希望工程捐款的消息，他要工作人员立即从他的存款中取出5000元钱，捐助给革命老区、贫困地区的失学儿童。这笔钱落实到河南省卢氏县汤河乡和朱阳关乡的16名失学儿童身上。11月，中央办公厅信坊局转来了这16名小学生写给他的信。他说，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决不能让儿童失学，应该动员全社会的力量来解决这个问题。不久，他在病床上听到中央号召为贫困地区捐赠衣服、被子的消息，他要工作人员告诉于若木马上去办。全家除捐赠了几十件衣服外，还特意以陈云的名义捐赠了一条崭新的丝棉被子和床单。他听了很高兴。当向他报告，捐赠的被子和床单已经送给了贵州遵义地区的一位前志愿军战士的家里，这时，他专门把于若木叫到病床前，亲自告诉她这个消息。
对孩子们要求严格
陈云有五个子女，二男三女，均受过高等教育。他对子女的教育，一行无言之教，二抓问题，并且抓结果。他的小儿子陈方上中学时，一次为买脚蹼，从他生活秘书石长利手中要钱超出预算。黄昏，陈云散步时，知道了这事，当晚，陈方坐在陈云面前。父子的对话开始了：
“你从哪儿拿的钱？”“石头（石长利）那儿。”“石头哪来的钱？”“你的工资。”“我的工资谁给的？”“人民给的。”“人民给我的工资，你为什么用呢？”“我是你的儿子，你是我的爸爸。”“记住，节约一分钱是节约人民的钱，我看你的行动。”
他的二女儿陈伟华，在北师大女附中念完高中，“文革”开始，不能考大学了。她的同学陆续有了工作岗位，而她因父亲戴上了“中国最大的右倾机会主义者”的高帽，许多工矿企业不敢招她，最后，她只能去怀柔县。
怀柔，一半是平原，一半是山区。伟华很盼望能走一回运，分到条件好一些的平原地区。“你应该做好思想准备，到喇叭沟门、碾子那种贫穷山区去。”父亲虽已处于极其困难的境遇里，仍沉稳地这样告诫女儿。
她听了父亲的话，抱着最坏的打算去怀柔了，被分到地处半山区的辛营公社，当了一名乡村女教师。
那里的小学，教室里桌椅破旧不堪。窗子没有玻璃，糊的是黄不黄白不白的纸。黑板是用灰抹成的，用得太久的黑漆已剥落，白花花的。
她第一次走上讲台时，是教“两级复式”班，即同堂教两伙儿不同年级的孩子。看着下面坐着的年岁不一的农村孩子，个个睁着好奇的眼睛在打量她，她竟一时不知所措：“我讲什么呀！”这声音虽轻，孩子们还是听见了，他们咧开嘴乐了，伟华的心轻松了。
不过，很快，新鲜劲过去了。冬天来了，看着孩子们围着炉子不住搓着手，听着门外的风声，想到自己在这儿连个同学也没有，她觉得心里很冷。那时，母亲和兄弟姐妹都被送到外地去“改造思想”，家里只有被剥夺了工作权利的父亲。父亲现在怎样了呢？她想家了。
有一天，她不知哪来的勇气，没有请假，也不管学校里还有课，径直上路了。一路上，她心里漾起一丝苦味的喜悦，要到家了，要看到爸爸了，他会高兴的。
“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
“我……”伟华觉得一言难尽。
“你应该回去。”父亲很坚决。
“爸爸！”她的眼泪夺眶而出。
那一天，父亲很严肃，很不客气。伟华伤心极了，一肚子委屈：自己并不是怕吃苦，自己只是想家、孤独，爸爸怎么就不能理解呢？
尽管委屈，第二天她还是返回了辛营。说也奇怪，当她再度踏进这个小村庄时，小学校低矮的围墙，教室窗子上的陈旧的窗纸，连车子走过土路扬起的灰尘，都使她感到熟悉而亲切。她开始为自己一时的软弱而羞愧。她决心不让父亲失望，在农村好好生活下去。
她教孩子读书，教过语文、政治、历史；她参加农业生产劳动，上山砍柴、下地割麦、用梯架背石头修渡槽；她还要轮流当炊事员，烧柴灶、贴饼子、挑水；她也不时去学生家访问，坐在土炕上和农民聊天……
经过几年的农村生活，伟华变了。她不仅成了一名先进教师，更重要的是：她本是个不懂人情世故的小姑娘，刚去农村时，人家来看她，她都不知道该站起来。可后来她理解了乡亲们，感受到了农民身上所涵有的质朴、深厚的人情，她对辛营的人民有了感情。每次回家，她都东奔西走，用很多时间去帮乡亲们代买东西。回去时大包小裹，连长途汽车的司机都认识了她，见她就和她打招呼。她本是个只知读书的学生，可在和孩子们相处中，她心中升起了庄严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有一次，她由北京回到县里，正赶上满天风雪，为了不误给孩子们上课，她顶着风雪步行几十里赶回辛营。
淳朴的乡亲，在伟华身上看到了陈云同志的影子。他们可不在乎别人说什么，拉着伟华的手，实在地让她转告她父亲：“让他老人家放宽心，保重身体。”伟华将这些口信带给父亲，父亲的眼睛里闪出温暖的笑意。
1974年，正当陈云一家处于困难的时刻，辛营公社党委毅然作出决定：批准陈伟华加入中国共产党。
那一天，她激动地落下了泪。只有到这时，她才理解了父亲，为什么在她跑回家时对她那样严厉，他是要自己在乡亲们中间解除孤独，去和辛营的人民和党组织亲近啊！她不由得想起父亲多次对她兄妹讲的话：“你们就得自己到社会上闯一闯。特别是女孩子，要想在社会上站得住脚，一定要在政治上成熟起来。”这话，她要记一辈子。
曾有人采访问陈伟华：“你父亲送过你什么？”
“送过我一本书——《世界知识年鉴》。”
“你送过你父亲什么呢？”
她笑了：“两个核桃。”
原来，这书和核桃在这父女之间各有着它们的故事。
在农村时，每次伟华回京探亲，父亲都叮嘱她：“有空要看点书。”
1970年冬，伟华开始阅读马克思、恩格斯等革命导师的书。她把这一情况写信告诉了父亲，父亲很快写来了回信。父亲的欢欣和鼓励浸透了那张纸：
南南（伟华的小名——编者），12月8日的信爸爸收到，我万分欢喜（不是十分、百分、千分，而是万分）。你要学习和读书了……
“你虽然已开始工作，但还年轻，坚持下去，是可以学到一些东西的。时间有限，每天要挤时间学。”
这封信使伟华很感动。她在小学是个好学生；进了中学，很快入了团；下乡后，能吃苦耐劳，父亲都没有给予她什么表扬。可现在，当她自己有意识地翻开马列主义的书时，父亲却“万分欢喜”。她不能不从父亲的“欢喜”中感受到父亲对自己应成为一个会思考的人所抱的希望；不能不从那字里行间，体会到身处逆境的父亲还保持着坚定的信仰。
这之后不久，陈云专门就读书问题和她进行了一次长谈。他告诉女儿，为了能够真正理解无产阶级革命导师的系统的理论，最好先阅读有关他们的传记，了解当时的社会状况，时代背景，然后再由浅入深，阅读原著。另外，学习要有计划，要坚持，不光学习马列著作，还要学习各方面的知识，使自己眼界开阔。
最后，他问伟华：“现在都读了什么书？”伟华告诉父亲，她学习了《共产党宣言》。
“那么，这本书的核心是什么？”父亲目光炯炯。
“消灭私有制！”女儿干脆地回答。
父亲满意地笑了。
后来，他专门选了本《世界知识年鉴》送给女儿。等她看了一部分后，就提出一些思考题，让她回答。就这样，伟华在父亲感染下，眼界开阔了，养成了自己独立学习的习惯。
陈云还曾设想把家人组织起来，召开学习毛主席的《实践论》的讨论会，但未施行，他就被“疏散”到外地去了。那些日子，伟华很挂念父亲，特别是夜深人静之时，她便悄悄想起他，想起童年时与父亲相处的情景：
父亲很忙，没多少时间能和孩子在一起。有一回，她从托儿所回来，不吃饭，见到父亲扭头就跑，因为她不认识他。
大些了，她记得父亲了。每次见面，父亲总笑眯眯地讲他们小时候的事，有时把她拉到怀里，亲她，并问：“扎不扎？”她咯咯笑了：“不扎！”父亲也哈哈笑了。这么多年过去了，可那感觉似乎还留在她脸上……
她默默地在心里祝愿父亲平安、健康。
后来，父亲手关节有了毛病，医生说手需要常活动。伟华立即想到，应给父亲找两个核桃，让他在手里攥着活动。她在乡下，在许多核桃中挑了又挑，拣出两个最好的带给了父亲。后来，那两个核桃被父亲磨得亮极了。
1977年，全国恢复高等院校招生考试制度，陈云听到消息很高兴，嘱妻子于若木迅速通知女儿。
这一年，伟华30岁整。听到消息，她又兴奋又焦急。“三十而立”，或许她真要面临一个转折了。她曾多么渴望读书深造，可由于父母的问题，她的追求只是个梦。如今机会来临，她却又这么措手不及。距考试只有两个月时间，自己在乡下，一无材料，二无人指导，能行吗？然而这机会对于已不年轻的她来说，恐怕也是最后一次了。
她来不及细想，匆匆给母亲写了封信。她记得母亲认识一位在大学工作的同志，她请母亲问问那个同志，该怎么复习，复习些什么。
母亲的信很快来了，信中说：“爸爸说这叫走后门。”
伟华愣住了。但她很快意识到自己的确欠考虑。父亲重新出来工作不久，并在党内担任重要领导职务，国家又刚刚恢复招生考试制度，唉呀，自己怎么不想得深一点、远一点呢？
于是，她从朋友那儿找来复习资料和课本，开始准备。当时，她正参加农村工作队，只能在晚上复习。农村寒冷的冬夜，坐在炕上看书，只有P股下的一块是温热的。有时她手脚冻木了，伸不开，就钻进被窝里看一阵。暖和了，又怕睡着了，再坐起来披着衣服学。就这样，一个多月后，她去考试了。
她考上了。这时，父亲对女儿的报考志愿发话了：“国家需要教师，你报师范吧。”当她踏进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的教室，看到和自己一班却远比自己年轻、活泼的同学时，她感慨万千。可她的内心是平静的：自己能成为大学生，靠的是自己。
毕业时，这一届大学生多被分配到缺少青年干部的各国家机关工作。本来陈云同志很希望女儿继续从事教育工作。可听说组织上已将伟华分到劳动人事部，他反过来开导女儿说：“国家有国家的需要，还要服从国家分配，接触社会面宽一些，也是有好处的。”
陈云同志经常教育伟华要保持艰苦朴素的作风。她懂得父亲的心，她的小家也是靠自己“而立”。她和丈夫不论多困难，也不要家里的钱，从不坐父亲的车，从没有“非分”的念头。当时，他俩每月共收入120元左右，除三口之家的吃用之外，还要负担请阿姨带孩子的费用。他们过着和同龄青年一样的朴素的生活。
有时，她带着孩子去看父亲。父亲高兴地拿出早就备好的山楂片，并拉着外孙的小手让他摸自己的胡子，问“扎不扎”听到小外孙说“不扎”，他笑了。
看着父亲含着笑意的皱纹，伟华不由得想到自己的童年、少年、青年。想起自己走过的生活道路。“呵，父亲！”她为自己能得到这样的父亲的爱而感到幸福。
1985年5月，北京师大附属实验中学来了一位衣着朴素的年轻女教师。老教师们一眼认出，这不是陈云同志的女儿、我校毕业生陈伟华吗？听说她1982年从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毕业后被分配到国家劳动人事部工作，怎么又来当教师呢？
“我是师范毕业的，我愿意回到教育战线干点事业，把自己的专业知识用上。”陈伟华真诚地告诉老师们。
对孩子们要求严格
陈云有五个子女，二男三女，均受过高等教育。他对子女的教育，一行无言之教，二抓问题，并且抓结果。他的小儿子陈方上中学时，一次为买脚蹼，从他生活秘书石长利手中要钱超出预算。黄昏，陈云散步时，知道了这事，当晚，陈方坐在陈云面前。父子的对话开始了：
“你从哪儿拿的钱？”“石头（石长利）那儿。”“石头哪来的钱？”“你的工资。”“我的工资谁给的？”“人民给的。”“人民给我的工资，你为什么用呢？”“我是你的儿子，你是我的爸爸。”“记住，节约一分钱是节约人民的钱，我看你的行动。”
他的二女儿陈伟华，在北师大女附中念完高中，“文革”开始，不能考大学了。她的同学陆续有了工作岗位，而她因父亲戴上了“中国最大的右倾机会主义者”的高帽，许多工矿企业不敢招她，最后，她只能去怀柔县。
怀柔，一半是平原，一半是山区。伟华很盼望能走一回运，分到条件好一些的平原地区。“你应该做好思想准备，到喇叭沟门、碾子那种贫穷山区去。”父亲虽已处于极其困难的境遇里，仍沉稳地这样告诫女儿。
她听了父亲的话，抱着最坏的打算去怀柔了，被分到地处半山区的辛营公社，当了一名乡村女教师。
那里的小学，教室里桌椅破旧不堪。窗子没有玻璃，糊的是黄不黄白不白的纸。黑板是用灰抹成的，用得太久的黑漆已剥落，白花花的。
她第一次走上讲台时，是教“两级复式”班，即同堂教两伙儿不同年级的孩子。看着下面坐着的年岁不一的农村孩子，个个睁着好奇的眼睛在打量她，她竟一时不知所措：“我讲什么呀！”这声音虽轻，孩子们还是听见了，他们咧开嘴乐了，伟华的心轻松了。
不过，很快，新鲜劲过去了。冬天来了，看着孩子们围着炉子不住搓着手，听着门外的风声，想到自己在这儿连个同学也没有，她觉得心里很冷。那时，母亲和兄弟姐妹都被送到外地去“改造思想”，家里只有被剥夺了工作权利的父亲。父亲现在怎样了呢？她想家了。
有一天，她不知哪来的勇气，没有请假，也不管学校里还有课，径直上路了。一路上，她心里漾起一丝苦味的喜悦，要到家了，要看到爸爸了，他会高兴的。
“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
“我……”伟华觉得一言难尽。
“你应该回去。”父亲很坚决。
“爸爸！”她的眼泪夺眶而出。
那一天，父亲很严肃，很不客气。伟华伤心极了，一肚子委屈：自己并不是怕吃苦，自己只是想家、孤独，爸爸怎么就不能理解呢？
尽管委屈，第二天她还是返回了辛营。说也奇怪，当她再度踏进这个小村庄时，小学校低矮的围墙，教室窗子上的陈旧的窗纸，连车子走过土路扬起的灰尘，都使她感到熟悉而亲切。她开始为自己一时的软弱而羞愧。她决心不让父亲失望，在农村好好生活下去。
她教孩子读书，教过语文、政治、历史；她参加农业生产劳动，上山砍柴、下地割麦、用梯架背石头修渡槽；她还要轮流当炊事员，烧柴灶、贴饼子、挑水；她也不时去学生家访问，坐在土炕上和农民聊天……
经过几年的农村生活，伟华变了。她不仅成了一名先进教师，更重要的是：她本是个不懂人情世故的小姑娘，刚去农村时，人家来看她，她都不知道该站起来。可后来她理解了乡亲们，感受到了农民身上所涵有的质朴、深厚的人情，她对辛营的人民有了感情。每次回家，她都东奔西走，用很多时间去帮乡亲们代买东西。回去时大包小裹，连长途汽车的司机都认识了她，见她就和她打招呼。她本是个只知读书的学生，可在和孩子们相处中，她心中升起了庄严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有一次，她由北京回到县里，正赶上满天风雪，为了不误给孩子们上课，她顶着风雪步行几十里赶回辛营。
淳朴的乡亲，在伟华身上看到了陈云同志的影子。他们可不在乎别人说什么，拉着伟华的手，实在地让她转告她父亲：“让他老人家放宽心，保重身体。”伟华将这些口信带给父亲，父亲的眼睛里闪出温暖的笑意。
1974年，正当陈云一家处于困难的时刻，辛营公社党委毅然作出决定：批准陈伟华加入中国共产党。
那一天，她激动地落下了泪。只有到这时，她才理解了父亲，为什么在她跑回家时对她那样严厉，他是要自己在乡亲们中间解除孤独，去和辛营的人民和党组织亲近啊！她不由得想起父亲多次对她兄妹讲的话：“你们就得自己到社会上闯一闯。特别是女孩子，要想在社会上站得住脚，一定要在政治上成熟起来。”这话，她要记一辈子。
曾有人采访问陈伟华：“你父亲送过你什么？”
“送过我一本书——《世界知识年鉴》。”
“你送过你父亲什么呢？”
她笑了：“两个核桃。”
原来，这书和核桃在这父女之间各有着它们的故事。
在农村时，每次伟华回京探亲，父亲都叮嘱她：“有空要看点书。”
1970年冬，伟华开始阅读马克思、恩格斯等革命导师的书。她把这一情况写信告诉了父亲，父亲很快写来了回信。父亲的欢欣和鼓励浸透了那张纸：
南南（伟华的小名——编者），12月8日的信爸爸收到，我万分欢喜（不是十分、百分、千分，而是万分）。你要学习和读书了……
“你虽然已开始工作，但还年轻，坚持下去，是可以学到一些东西的。时间有限，每天要挤时间学。”
这封信使伟华很感动。她在小学是个好学生；进了中学，很快入了团；下乡后，能吃苦耐劳，父亲都没有给予她什么表扬。可现在，当她自己有意识地翻开马列主义的书时，父亲却“万分欢喜”。她不能不从父亲的“欢喜”中感受到父亲对自己应成为一个会思考的人所抱的希望；不能不从那字里行间，体会到身处逆境的父亲还保持着坚定的信仰。
这之后不久，陈云专门就读书问题和她进行了一次长谈。他告诉女儿，为了能够真正理解无产阶级革命导师的系统的理论，最好先阅读有关他们的传记，了解当时的社会状况，时代背景，然后再由浅入深，阅读原著。另外，学习要有计划，要坚持，不光学习马列著作，还要学习各方面的知识，使自己眼界开阔。
最后，他问伟华：“现在都读了什么书？”伟华告诉父亲，她学习了《共产党宣言》。
“那么，这本书的核心是什么？”父亲目光炯炯。
“消灭私有制！”女儿干脆地回答。
父亲满意地笑了。
后来，他专门选了本《世界知识年鉴》送给女儿。等她看了一部分后，就提出一些思考题，让她回答。就这样，伟华在父亲感染下，眼界开阔了，养成了自己独立学习的习惯。
陈云还曾设想把家人组织起来，召开学习毛主席的《实践论》的讨论会，但未施行，他就被“疏散”到外地去了。那些日子，伟华很挂念父亲，特别是夜深人静之时，她便悄悄想起他，想起童年时与父亲相处的情景：
父亲很忙，没多少时间能和孩子在一起。有一回，她从托儿所回来，不吃饭，见到父亲扭头就跑，因为她不认识他。
大些了，她记得父亲了。每次见面，父亲总笑眯眯地讲他们小时候的事，有时把她拉到怀里，亲她，并问：“扎不扎？”她咯咯笑了：“不扎！”父亲也哈哈笑了。这么多年过去了，可那感觉似乎还留在她脸上……
她默默地在心里祝愿父亲平安、健康。
后来，父亲手关节有了毛病，医生说手需要常活动。伟华立即想到，应给父亲找两个核桃，让他在手里攥着活动。她在乡下，在许多核桃中挑了又挑，拣出两个最好的带给了父亲。后来，那两个核桃被父亲磨得亮极了。
1977年，全国恢复高等院校招生考试制度，陈云听到消息很高兴，嘱妻子于若木迅速通知女儿。
这一年，伟华30岁整。听到消息，她又兴奋又焦急。“三十而立”，或许她真要面临一个转折了。她曾多么渴望读书深造，可由于父母的问题，她的追求只是个梦。如今机会来临，她却又这么措手不及。距考试只有两个月时间，自己在乡下，一无材料，二无人指导，能行吗？然而这机会对于已不年轻的她来说，恐怕也是最后一次了。
她来不及细想，匆匆给母亲写了封信。她记得母亲认识一位在大学工作的同志，她请母亲问问那个同志，该怎么复习，复习些什么。
母亲的信很快来了，信中说：“爸爸说这叫走后门。”
伟华愣住了。但她很快意识到自己的确欠考虑。父亲重新出来工作不久，并在党内担任重要领导职务，国家又刚刚恢复招生考试制度，唉呀，自己怎么不想得深一点、远一点呢？
于是，她从朋友那儿找来复习资料和课本，开始准备。当时，她正参加农村工作队，只能在晚上复习。农村寒冷的冬夜，坐在炕上看书，只有P股下的一块是温热的。有时她手脚冻木了，伸不开，就钻进被窝里看一阵。暖和了，又怕睡着了，再坐起来披着衣服学。就这样，一个多月后，她去考试了。
她考上了。这时，父亲对女儿的报考志愿发话了：“国家需要教师，你报师范吧。”当她踏进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的教室，看到和自己一班却远比自己年轻、活泼的同学时，她感慨万千。可她的内心是平静的：自己能成为大学生，靠的是自己。
毕业时，这一届大学生多被分配到缺少青年干部的各国家机关工作。本来陈云同志很希望女儿继续从事教育工作。可听说组织上已将伟华分到劳动人事部，他反过来开导女儿说：“国家有国家的需要，还要服从国家分配，接触社会面宽一些，也是有好处的。”
陈云同志经常教育伟华要保持艰苦朴素的作风。她懂得父亲的心，她的小家也是靠自己“而立”。她和丈夫不论多困难，也不要家里的钱，从不坐父亲的车，从没有“非分”的念头。当时，他俩每月共收入120元左右，除三口之家的吃用之外，还要负担请阿姨带孩子的费用。他们过着和同龄青年一样的朴素的生活。
有时，她带着孩子去看父亲。父亲高兴地拿出早就备好的山楂片，并拉着外孙的小手让他摸自己的胡子，问“扎不扎”听到小外孙说“不扎”，他笑了。
看着父亲含着笑意的皱纹，伟华不由得想到自己的童年、少年、青年。想起自己走过的生活道路。“呵，父亲！”她为自己能得到这样的父亲的爱而感到幸福。
1985年5月，北京师大附属实验中学来了一位衣着朴素的年轻女教师。老教师们一眼认出，这不是陈云同志的女儿、我校毕业生陈伟华吗？听说她1982年从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毕业后被分配到国家劳动人事部工作，怎么又来当教师呢？
“我是师范毕业的，我愿意回到教育战线干点事业，把自己的专业知识用上。”陈伟华真诚地告诉老师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