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9章 头脑冷静理经济！电闪雷鸣不动摇(17)
这是陈云在比较系统地阐述了他的工作方法。其实，早在延安整风时，陈云考虑如何才能不办错事、不整错人就概括出了“交换、比较、反复”六个字。他说：看问题往往容易产生片面性，多和别人交换意见，可以使本来片面的看法逐渐全面起来。如果没有不同意见，还可以假设一个对立面，从反面和各个侧面来批驳，以使自己的认识更全面些。他还说：有钱难买反对自己意见的人。有了反对意见，可以引起自己的思考。由于陈云同志把听取不同意见看成是克服片面性从而做到实事求是的一种方法，因此，民主作风在他身上体现得十分自然。
陈云在党内以善于听取不同意见著称。在他面前讲话，可以知无不言，言无不尽。50年代初期，一些做劳动工资工作的同志，感到工作中有很多矛盾和问题，很想向国务院领导同志讲一讲，又怕他们没有时间。这个想法反映到陈云那里，他爽快地说，好哇，有意见就讲，听一次不行两次，再次不行三次，三次不行，四次，五次，总可以了吧！他很快就安排时间听汇报，连续听了两次，让这些同志把心里话都讲出来了。
民主集中制的原则，人人都会讲，真正做起来就不那么容易了，有些同志口头上讲民主，但听不得不同意见。陈云不是这样。他对某件事情有了一个意见之后，总是先放一放，听听有没有不同意见，有不同意见，就认真听取，展开讨论；没有不同意见，他还要启发别人讲不同意见，认为只有这样，才能使自己的意见符合实际，更加完整。对于曾经反对自己意见的同志，他不扣帽子，还注意保护。有一次，一位副部长因提了不同意见被所在单位以“反对陈云”加以批判。陈云得知后，马上告诉下面的同志，有错误可以批评，但不能说是反对陈云，不要抓住不放。
1982年，一位干部通过组织向中央反映对某项政策的不同看法，受到批评，思想有压力。陈云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讲话时，专门说了一段话：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内有了民主集中制的气氛，才会有同志敢于提出不同的意见。不怕人家讲错话，就怕人家不说话。讲错话不要紧，要是开起会来，大家都不说话，那就天下不妙。有同志提不同意见，党组织应该允许，这是党的事业兴旺发达的好现象。
陈云在“四人帮”被粉碎以后，得到叶剑英、李先念等中央领导同志及广大干部的支持，重新参加领导工作。
在1977年3月召开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陈云作了书面发言。他主张正确认识和重新评价1976年4月5日的天安门事件，并提出应让邓小平重新参加党中央的领导工作。
在这次中央工作会议之后，陈云积极支持邓小平对“两个凡是”的错误观点的批评，积极支持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他非常赞赏“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个提法，经常书写赠送传播。
在1978年11月至12月间召开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陈云率先提出应该平反薄一波等61人的所谓叛徒集团，彻底改正对陶铸、王鹤寿等人的政治结论，承认彭德怀是对党的事业做出了很大贡献的共产党员，肯定天安门事件是一次伟大的群众运动。同时，他还指出康生在“文革”中有严重错误。
在这次历时一个多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上，陈云还提出，在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大进军中，必须既积极，又稳重。他主张多进口一些粮食，以便先把农民这一“大头”稳下来，使之休养生息；工业的引进项目，要循序前进，不能一拥而上；应给各省市一定的机动财力。
陈云的上述各点意见，反映了广大党员和人民群众的愿望，得到了与会同志的拥护。1979年1月，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陈云在讲话中指明：党的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的基本任务，就是要维护党规党法，整顿党风。会议讨论并拟订了《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草稿，提请中共中央审议。
同年2月，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即会同中央组织部开始对刘少奇案件进行复查。复查结果认为，强加给刘少奇的种种罪名，完全是林彪、江青一伙的蓄意陷害。1980年2月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审议并通过了为刘少奇平反昭雪的决议。之后，中纪委还按照陈云的提议和邓小平、李先念等中央政治局常委的赞同，复查了潘汉年案件，并作出了平反昭雪的决定。
陈云于1980年11月提出：执政党的党风问题是有关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这个论点，对广大党员起了振聋发聩的作用。他随后还提出下列两个论点：
就党的领导机关来说，端正党风首要的问题是坚持、贯彻执行党章规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党内要有民主空气，应该允许提出和保留不同意见。
党性原则和党的纪律不存在“松绑”的问题。没有好的党风，改革是搞不好的。
陈云非常支持邓小平提出的关于实事求是地确立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的主张。他反复强调，毛泽东的功绩是第一位的，错误是第二位的。他认为，毛泽东有一个无可比拟的功绩，就是培养了一代人，包括我们在内。
1981年在讨论《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草稿时，陈云提出，为了更全面地概括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和功绩，应该增加建国以前党的二十八年历史的段落。
陈云从1979年3月到1980年3月，兼任国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1979年7月任国务院副总理。
在一次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陈云提出，要我当国务院财经委员会主任是有问题的，一是体力上完全不行，二是经验还很有限。他说，要我做工作，我只能做我认为最必要的工作，只能量力而行。
陈云早就主张，分配国民收入，积累和消费的比例要适当。他从来不赞成积累比重过大，即建设挤生活的做法。他也从来不赞成消费的增长超过生产的增长。他在1981年底又提出，一要使十亿人民有饭吃，二要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如果吃光用光，国家没有希望。他认为这是经济工作的大方针，也就是说，积累要控制，消费也要控制，都不能盲目膨胀。
1987年中国共产党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以后，陈云主动退出中央委员会、中央政治局及其常委会，担任中央顾问委员会主任。在这期间，他针对经济活动中出现的一些问题多次指出，搞活经济是对的，但权力太分散就乱了，搞活也难。他建议中央应该集中必须集中的权力，尤其是财力。他认为，中央的政治权威，要有中央的经济权威作基础。没有中央的经济权威，中央的政治权威是不巩固的。
1992年7月，陈云在《悼念李先念》一文中特别强调，现在我们国家的经济建设规模比过去要大得多、复杂得多，过去行之有效的一些做法，在当前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很多已经不再适用，这就需要我们努力学习新的东西，不断探索和解决新的问题。
陈云晚年喜欢书法，且喜赠人条幅，内容大都为他的那句著名的座右铭，15字箴言：“不惟上，不惟书，只惟实，交换、比较、反复。”
1991年5月，在上海，他一连写三幅，分送朱！基、吴邦国、黄菊。
个人生活规律近于刻板
毛泽东生前这样评价陈云：公道、能干，比较稳当，看问题有眼光、尖锐，能抓到要点。的确，在党和国家的领导人中，陈云以严谨、自律著称。他对自己、对别人，待人接物常常刻板到不近人情的程度。
陈云不收礼，有口皆碑。
他说：“送礼是有求于我，收下后，决定事情必有偏差。”
他曾开玩笑地说：“如果主席、总理给我送礼，我就收，因为他俩没有求我的事。”
1976年以后，一些老同志在他的关心下恢复了工作，对陈云又敬重又感激，为表心意，纷纷来看望他。一次一位老战友带来一纸箱葡萄，让他收下，他决绝地说：“带回去。”老同志脸上挂不住，反复推让，他改口了：“那好，我尝五颗。”他果真摘了五颗葡萄，然后送友出门。
陈云性格内向，平常说话不多，但勤于思考。他不喜欢客套，讲究实在。他更反对办事送礼、走后门，他对送礼办事的人，批评起来，是一点情面都不讲的。前几年，有一回他的家乡有人送来一份精美的文房四宝，同时请他为准备开办但还没有正式批准的一家公司题词。陈云听了很不高兴，说这个词不能题，我一题词，就等于强迫主管部门批准成立这家公司。他要工作人员把送来的文房四宝如数退回，而且嘱咐要向上海市委通报这件事。
如此，身边的工作人员和家人看到，陈云的客人来访，经历了由多送礼、到少送礼、到不送礼的过程，渐渐地，来访客人均空手登门了。
这在各级干部中传为佳话。
陈云到外地，从来不准当地领导干部到机场迎接或者送别。拿他自己的话说，就是要做到“不接不送”。“不请不到”是陈云会客的一条规定，即使春节老朋友来拜年也不例外。他说，电话拜年最好，既省时又省力。如果都来登门拜年，大家都受不了。他总说：“大家都挺忙，走那形式干吗！”他的作风是：“没事别来，有事说事。如果电话中把事办了，就别跑腿了。”
他的不善客套的作风，其执行之严格，时常到不近人情的地步，让人下不来台。春节时把未约好来家拜年的老战友拒之门外、坚决不见的事常有发生，让老同志尴尬得下不来台。
有这样一个真实的故事：
福州军区司令员韩先楚上将受到陈云保护，幸免于难，内心非常感激。路经北京时，专门去看望陈云，被卫士长郁德水挡在门口：“韩司令，首长说不见，请回吧。”韩先楚不甘心，对郁德水说：“你再跟首长说说，我就见一面，决不超过三分钟，超过了你赶我走。”郁德水进去向陈云报告，并劝说道：“首长，人家一个大司令，在门口等半天，就见他一面也不要紧么。”陈云将手一摆：“没事见什么？叫他回去好好干。”
郁德水一脸尴尬地对韩先楚说：“韩司令，首长的性子您也了解，他说没事见什么？叫你回去好好干……”
韩先楚的犟劲也上来了，说：“你再进去报，就说我韩先楚没别的要求，只见一面，一句话也不讲，见一面我回头就走。”
郁德水为难地皱起眉：“都报过三次了，再去报，这话叫我怎么说呢？”
“我怎么说你怎么说。”韩先楚补充一句：“你不去报，我就不走，首长不见我，我也不走，我就等在这儿了！”
卫士长无奈，只好如实向陈云报告，说韩司令只见首长一面，不讲话，见不到首长就不走。陈云不做声，卫士长就试探：“那就见一面吧？”陈云仍不作声。卫士长没听到反对的话，便做主引韩先楚进来。韩先楚用军人步伐走到陈云面前，“咔”地一声响，立正敬礼，一言不发，当即向后转，仍是那种军人的步伐，大步而去。侍立一旁的卫士长看得目瞪口呆。
陈云会客限三分钟的事众人皆知，也有不少人效仿，却每次都是碍于情面，难以做到。陈云做到却毫不费力。有这样一个有趣的故事：
曾任山西省委书记的王谦，有一次倒是顺利受到陈云接见。他同陈云握手，问安，将公文包放在沙发旁，见卫士长送来茶水，忙客气一句。待这种例行的寒暄结束，P股算坐稳了，正想谈什么，就见陈云伸出一只手在上衣兜里掏出一张纸条。王谦以为首长要有什么指示，便望着那张纸条等候，却不见陈云讲话。正不知该如何办，又见陈云抬腕看表，便探过身去想问问。
这时，陈云将那张纸条一举，向他亮出一行字：“三分钟谈话时间已到。”
王谦张开的嘴还没来得及出声，便硬生生地闭住，弯腰拿起公文包，起身，告辞，走人。
所以，没有正事要谈，很少有谁会去陈云那里浪费他的时间。
陈云在党内以善于听取不同意见著称。在他面前讲话，可以知无不言，言无不尽。50年代初期，一些做劳动工资工作的同志，感到工作中有很多矛盾和问题，很想向国务院领导同志讲一讲，又怕他们没有时间。这个想法反映到陈云那里，他爽快地说，好哇，有意见就讲，听一次不行两次，再次不行三次，三次不行，四次，五次，总可以了吧！他很快就安排时间听汇报，连续听了两次，让这些同志把心里话都讲出来了。
民主集中制的原则，人人都会讲，真正做起来就不那么容易了，有些同志口头上讲民主，但听不得不同意见。陈云不是这样。他对某件事情有了一个意见之后，总是先放一放，听听有没有不同意见，有不同意见，就认真听取，展开讨论；没有不同意见，他还要启发别人讲不同意见，认为只有这样，才能使自己的意见符合实际，更加完整。对于曾经反对自己意见的同志，他不扣帽子，还注意保护。有一次，一位副部长因提了不同意见被所在单位以“反对陈云”加以批判。陈云得知后，马上告诉下面的同志，有错误可以批评，但不能说是反对陈云，不要抓住不放。
1982年，一位干部通过组织向中央反映对某项政策的不同看法，受到批评，思想有压力。陈云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讲话时，专门说了一段话：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内有了民主集中制的气氛，才会有同志敢于提出不同的意见。不怕人家讲错话，就怕人家不说话。讲错话不要紧，要是开起会来，大家都不说话，那就天下不妙。有同志提不同意见，党组织应该允许，这是党的事业兴旺发达的好现象。
陈云在“四人帮”被粉碎以后，得到叶剑英、李先念等中央领导同志及广大干部的支持，重新参加领导工作。
在1977年3月召开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陈云作了书面发言。他主张正确认识和重新评价1976年4月5日的天安门事件，并提出应让邓小平重新参加党中央的领导工作。
在这次中央工作会议之后，陈云积极支持邓小平对“两个凡是”的错误观点的批评，积极支持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他非常赞赏“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个提法，经常书写赠送传播。
在1978年11月至12月间召开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陈云率先提出应该平反薄一波等61人的所谓叛徒集团，彻底改正对陶铸、王鹤寿等人的政治结论，承认彭德怀是对党的事业做出了很大贡献的共产党员，肯定天安门事件是一次伟大的群众运动。同时，他还指出康生在“文革”中有严重错误。
在这次历时一个多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上，陈云还提出，在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大进军中，必须既积极，又稳重。他主张多进口一些粮食，以便先把农民这一“大头”稳下来，使之休养生息；工业的引进项目，要循序前进，不能一拥而上；应给各省市一定的机动财力。
陈云的上述各点意见，反映了广大党员和人民群众的愿望，得到了与会同志的拥护。1979年1月，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陈云在讲话中指明：党的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的基本任务，就是要维护党规党法，整顿党风。会议讨论并拟订了《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草稿，提请中共中央审议。
同年2月，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即会同中央组织部开始对刘少奇案件进行复查。复查结果认为，强加给刘少奇的种种罪名，完全是林彪、江青一伙的蓄意陷害。1980年2月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审议并通过了为刘少奇平反昭雪的决议。之后，中纪委还按照陈云的提议和邓小平、李先念等中央政治局常委的赞同，复查了潘汉年案件，并作出了平反昭雪的决定。
陈云于1980年11月提出：执政党的党风问题是有关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这个论点，对广大党员起了振聋发聩的作用。他随后还提出下列两个论点：
就党的领导机关来说，端正党风首要的问题是坚持、贯彻执行党章规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党内要有民主空气，应该允许提出和保留不同意见。
党性原则和党的纪律不存在“松绑”的问题。没有好的党风，改革是搞不好的。
陈云非常支持邓小平提出的关于实事求是地确立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的主张。他反复强调，毛泽东的功绩是第一位的，错误是第二位的。他认为，毛泽东有一个无可比拟的功绩，就是培养了一代人，包括我们在内。
1981年在讨论《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草稿时，陈云提出，为了更全面地概括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和功绩，应该增加建国以前党的二十八年历史的段落。
陈云从1979年3月到1980年3月，兼任国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1979年7月任国务院副总理。
在一次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陈云提出，要我当国务院财经委员会主任是有问题的，一是体力上完全不行，二是经验还很有限。他说，要我做工作，我只能做我认为最必要的工作，只能量力而行。
陈云早就主张，分配国民收入，积累和消费的比例要适当。他从来不赞成积累比重过大，即建设挤生活的做法。他也从来不赞成消费的增长超过生产的增长。他在1981年底又提出，一要使十亿人民有饭吃，二要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如果吃光用光，国家没有希望。他认为这是经济工作的大方针，也就是说，积累要控制，消费也要控制，都不能盲目膨胀。
1987年中国共产党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以后，陈云主动退出中央委员会、中央政治局及其常委会，担任中央顾问委员会主任。在这期间，他针对经济活动中出现的一些问题多次指出，搞活经济是对的，但权力太分散就乱了，搞活也难。他建议中央应该集中必须集中的权力，尤其是财力。他认为，中央的政治权威，要有中央的经济权威作基础。没有中央的经济权威，中央的政治权威是不巩固的。
1992年7月，陈云在《悼念李先念》一文中特别强调，现在我们国家的经济建设规模比过去要大得多、复杂得多，过去行之有效的一些做法，在当前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很多已经不再适用，这就需要我们努力学习新的东西，不断探索和解决新的问题。
陈云晚年喜欢书法，且喜赠人条幅，内容大都为他的那句著名的座右铭，15字箴言：“不惟上，不惟书，只惟实，交换、比较、反复。”
1991年5月，在上海，他一连写三幅，分送朱！基、吴邦国、黄菊。
个人生活规律近于刻板
毛泽东生前这样评价陈云：公道、能干，比较稳当，看问题有眼光、尖锐，能抓到要点。的确，在党和国家的领导人中，陈云以严谨、自律著称。他对自己、对别人，待人接物常常刻板到不近人情的程度。
陈云不收礼，有口皆碑。
他说：“送礼是有求于我，收下后，决定事情必有偏差。”
他曾开玩笑地说：“如果主席、总理给我送礼，我就收，因为他俩没有求我的事。”
1976年以后，一些老同志在他的关心下恢复了工作，对陈云又敬重又感激，为表心意，纷纷来看望他。一次一位老战友带来一纸箱葡萄，让他收下，他决绝地说：“带回去。”老同志脸上挂不住，反复推让，他改口了：“那好，我尝五颗。”他果真摘了五颗葡萄，然后送友出门。
陈云性格内向，平常说话不多，但勤于思考。他不喜欢客套，讲究实在。他更反对办事送礼、走后门，他对送礼办事的人，批评起来，是一点情面都不讲的。前几年，有一回他的家乡有人送来一份精美的文房四宝，同时请他为准备开办但还没有正式批准的一家公司题词。陈云听了很不高兴，说这个词不能题，我一题词，就等于强迫主管部门批准成立这家公司。他要工作人员把送来的文房四宝如数退回，而且嘱咐要向上海市委通报这件事。
如此，身边的工作人员和家人看到，陈云的客人来访，经历了由多送礼、到少送礼、到不送礼的过程，渐渐地，来访客人均空手登门了。
这在各级干部中传为佳话。
陈云到外地，从来不准当地领导干部到机场迎接或者送别。拿他自己的话说，就是要做到“不接不送”。“不请不到”是陈云会客的一条规定，即使春节老朋友来拜年也不例外。他说，电话拜年最好，既省时又省力。如果都来登门拜年，大家都受不了。他总说：“大家都挺忙，走那形式干吗！”他的作风是：“没事别来，有事说事。如果电话中把事办了，就别跑腿了。”
他的不善客套的作风，其执行之严格，时常到不近人情的地步，让人下不来台。春节时把未约好来家拜年的老战友拒之门外、坚决不见的事常有发生，让老同志尴尬得下不来台。
有这样一个真实的故事：
福州军区司令员韩先楚上将受到陈云保护，幸免于难，内心非常感激。路经北京时，专门去看望陈云，被卫士长郁德水挡在门口：“韩司令，首长说不见，请回吧。”韩先楚不甘心，对郁德水说：“你再跟首长说说，我就见一面，决不超过三分钟，超过了你赶我走。”郁德水进去向陈云报告，并劝说道：“首长，人家一个大司令，在门口等半天，就见他一面也不要紧么。”陈云将手一摆：“没事见什么？叫他回去好好干。”
郁德水一脸尴尬地对韩先楚说：“韩司令，首长的性子您也了解，他说没事见什么？叫你回去好好干……”
韩先楚的犟劲也上来了，说：“你再进去报，就说我韩先楚没别的要求，只见一面，一句话也不讲，见一面我回头就走。”
郁德水为难地皱起眉：“都报过三次了，再去报，这话叫我怎么说呢？”
“我怎么说你怎么说。”韩先楚补充一句：“你不去报，我就不走，首长不见我，我也不走，我就等在这儿了！”
卫士长无奈，只好如实向陈云报告，说韩司令只见首长一面，不讲话，见不到首长就不走。陈云不做声，卫士长就试探：“那就见一面吧？”陈云仍不作声。卫士长没听到反对的话，便做主引韩先楚进来。韩先楚用军人步伐走到陈云面前，“咔”地一声响，立正敬礼，一言不发，当即向后转，仍是那种军人的步伐，大步而去。侍立一旁的卫士长看得目瞪口呆。
陈云会客限三分钟的事众人皆知，也有不少人效仿，却每次都是碍于情面，难以做到。陈云做到却毫不费力。有这样一个有趣的故事：
曾任山西省委书记的王谦，有一次倒是顺利受到陈云接见。他同陈云握手，问安，将公文包放在沙发旁，见卫士长送来茶水，忙客气一句。待这种例行的寒暄结束，P股算坐稳了，正想谈什么，就见陈云伸出一只手在上衣兜里掏出一张纸条。王谦以为首长要有什么指示，便望着那张纸条等候，却不见陈云讲话。正不知该如何办，又见陈云抬腕看表，便探过身去想问问。
这时，陈云将那张纸条一举，向他亮出一行字：“三分钟谈话时间已到。”
王谦张开的嘴还没来得及出声，便硬生生地闭住，弯腰拿起公文包，起身，告辞，走人。
所以，没有正事要谈，很少有谁会去陈云那里浪费他的时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