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史札记

关于“中华民族”一词的由来

　　中华民族， 是我国各民族的总称。可是，“中华民族”一词是怎样演变而来的？它是何时才出现的？又是何人首先使用的？这是我国民族史研究中首先应当弄清的一个问题。笔者在许多同志进行考证的基础上，再作一些补充。

　　关于“中华”一词

　　要弄清“中华民族”一词，首先必须了解一下“中华”一词的由来。

　　众所周知，古代的中国，既称华夏，又叫中夏。“中华”一词，正是由“华夏”和“中夏”衍生出来的。关于这个问题，我国学者早有论述。1898年8月，康有为在《请君民合治满汉不分析》中就曾指出：“抑臣更有请者，中国向用朝号，乃以易姓改物，对于前代耳，若其对外交邻，自古皆称中国。今东西国我，皆曰支那，而我经典无此二文，臣细绎音义，支那盖即诸夏之音，或即中华之转也。古称诸夏，或曰诸华，频见传记，盖华夏音近而中诸音转，其蒙、回、卫藏，咸令设校，教以经书文字语言风俗，悉合同于中土，免有歧趋。优惟今定国号，因于外称，顺乎文史，莫若用中华二字。”② 汤志钧：《康有为政论集》，上册，1版，342、162页，北京，中华书局出版，1981.1907年，他在《海外亚美欧非澳五洲二百埠中华宪政会侨公上请愿书》中进一步写道：“考支那之音，实从诸夏、诸华译出，支诸那华，其音至近。昔者春秋诸国，以文明别异于诸蛮夷，故称诸夏，亦曰诸华，所谓内诸夏而外夷狄，遍见春秋传及诸传记，繁多不胜引，犹今欧土诸国，自矜为欧人也。字母之张真中诸，皆为转音，而诸夏诸华，亦称中国，故又合中华为一名，中诸友，以音转而写殊，亦犹支那、震旦之殊，猜那、基那之转耳。统译音之沿革，由诸华而中华，由中华而支那，特写异耳。”②可见，由“华夏”和“中夏”两词，衍生出“中华”一词，这已为我国史家所论证，同时又为我国史学工作者所接受。

　　2000年6月28日，《中国文物报》发表了马自树写的《〈中国边疆民族地区文物集萃〉序》一文，对华夏族出现的时代提出自己的看法。他说：“周世代与黄帝集团中的姬姓、姜姓通婚，姬姓非戎即狄，姜姓是羌。所以，周与黄帝、炎帝有着紧密的血缘关系，经过长期的发展、融合，在西周时期便有了夏、华的称谓，华夏族的雏形出现了。经过春秋、战国到秦朝是夷夏形成的历史，由夷变夏的历史。”这些，笔者认为都是很有研究深度的。

　　既然“中华”一词古已有之，那么这个词在我国究竟使用于何时？对此，康有为也有论述。他说，“中华”一词，普遍使用于我国的汉代以后。原话是：古代的中国，“对外之名，通为中国，周前多为诸夏、诸华，汉、唐后多作中华。”《康有为政论集》，上册，612页。近年来，有同志考证说，“中华”一词，曾见于《三国志·蜀志》中。其实，“中华”一词，并非见于西晋学者陈寿著的《三国志·蜀志》中，而是见于裴松之注的《三国志·蜀志·诸葛亮传》的注释中。有同志告诉笔者说，公元429年，即南朝元嘉六年，宋文帝刘义隆曾命南朝宋时史学家裴松之注《三国志》。在《三国志·蜀志·诸葛亮传》的开始有这么一句：“亮……每自比于管仲、乐毅，时人莫之许也，惟博陵崔州平、颍川徐庶元直与亮友善，谓为信然。”裴松之在对此语的注中曾有“游步中华”一语。这可能是“中华”一词的最早出现。汉、唐以后，我国历代文人学者，也都有用“中华”一词赋诗著文的。公元1341年(元代至正元年)，我国禅僧了庵清欲(1288年至1363年)为协助入元的日本藏主修道佛法，在手书的一幅 “法语”中，就曾写有“海东的藏主，访道中华”的字句。此件现珍藏于东京国立博物馆，并于1952年(昭和二十七年)11月22日被指定为日本的国宝。

　　关于“民族”一词

　　“民族”一词，中国古代没有。这是近代以来才传进中国的一个新名词。有同志考证说，我国汉语中的“民族”、“民族学”、“民族问题”等这些专门术语、学科名称和词汇，是来自日语的借用语，或者说是从日语中借用过来的。看来，这是比较符合实际情况的。

　　那么，汉语中的“民族”一词，究竟出现于何时何处？近年来，有同志考证说，汉语中的“民族”一词，最早见于1899年梁后超的《东籍月旦》一文。因为，文中曾使用了“东方民族”一语。其实，在汉语中这还不是最早出现的。

　　不久前，笔者从选编的康有为的主要言论中获得，他在1898年8月写的《请君民合治满汉不分析》中已使用过“民族”一词。这段话的原文是：“窃惟东西各国之所以致强者，非其政治之善，军兵炮械之精也。在其举国君民，合为一体，无有二心也。夫合数千百万之人身为一身，合数千百万人心为一心，其强大至矣。不必大国，虽比利时、荷兰、丹麦、瑞典之小，而亦治强也。近者欧、美，尤留意于民族之治，凡语言政俗，同为国民，务合一之。”《康有为政论集》，上册，340页。但这是不是最早的出现呢？亦不是。最近，有同志告诉笔者，在汉语用语中，“民族”一词最早不是见于1898年康有为的文章，而是1882年前，在王韬的《洋务在用其所长》中首次出现。原话是：“夫我中国乃天下至大之国也，幅员辽阔，民族殷繁，物产饶富，苟能一旦奋发自雄，其坐致富国，天下当莫与颉顽。”《洋务运动》，第一册，496页。王韬是清未改良主义政论家，他首先使用“民族”一词，是值得我们进一步研究的。

　　的确，“民族”一词在汉语中能够普遍使用起来，并且在我国广泛地传播，这是孙中山先生的功绩。他最初使用“民族”一词，是在1901年的春天。当时，孙中山在横滨寓所接见美国《展望》杂志记者林奇时指出：“中国人本质上是一个爱好和平的而不是好战的民族。”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中山大学历史系孙中山研究室合编：《孙中山全集》，第1卷，1版，211页，北京，中华书局出版，1981.以后，他在所作的一些演说中，又多次地使用了“民族”一词。特别是他于1905年10月20日为《民报》写的《发刊词》影响更大。在这篇发刊词中，孙中山先生旗帜鲜明地提出了民族、民权、民生的三大主义。此后，“民族”一词普遍地使用起来了。

　　关于“中华民族”一词

　　一般说来，“中华民族”一词，是继“民族”一词在汉语中出现以后才有的。因此，这里就需要简要介绍一下在“民族”一词出现前后，我国政治家和学者对国内各民族都用过哪些总的称呼。

　　“民族”一词在汉语中未出现之前，我国政治家和学者对国内各民族的总称，一般说来，大多称为“中国人”。

　　自从“民族”一词在汉语中出现以后，既有“全国民族”之称，又有“中国民族”之称。大约从20世纪之初开始，我国的政治家和文人学者就常用“中国民族”一词，作为对国内各民族的总称。

　　那么，“中华民族”一词究竟是何时出现的呢？1990年1月31日，陈连开在《光明日报》发表的《中华民族与炎黄子孙异同辨》一文中指出：从史学与民族学角度探讨中华民族的是“新史学”的倡导者梁启超。他在20世纪20年代初连续发表《历史上中国民族之观察》和《中国历史上民族之研究》两篇论文。他一方面指出“中华民族”当时通常是指汉族，同时又指出“中华民族”包括各民族认同一体的特征。他说：“凡遇一他族而立刻有‘我中国’之一观念浮于其脑际者，此人即中华民族一员也。”梁启超：《历史上中国民族之观察》、《中国历史上民族之研究》，见《饮冰室文集》第11册。笔者看到的材料，完整意义上的中华民族，是孙中山先生1903年秋天提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之后才出现的。具体情况是，1903年12月中旬，孙中山在檀香山的一次演说中指出：“我们一定要在非满族的中国人中间发扬民族主义精神；这是我毕生的职责。这种精神一经唤起，中华民族必将使其四亿人民的力量奋起并永远推翻满清王朝。”《孙中山全集》，第1卷，227页。孙中山第二次使用“中华民族”一词，是在1912年1月5日发表的《对外宣言书》中。其言曰：“盖吾中华民族和平守法，根于天性，非出于自卫之不得已，决不肯轻启战争。”④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中山大学历史系孙中山研究室、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室合编：《孙中山全集》，第2卷，1版，8、490页，北京，中华书局出版，1982.孙中山第三次使用“中华民族”一词，是在1912年10月10日给英文《大陆报》撰写的《中国之铁路计划与民生主义》一文中。他写道：“余现拟进行之计划，规定于今后十年之内，敷设二十万里之铁路，此成〔诚〕巨大之企图，但余敢申言其必能实现也。……因中华民族为一伟大之民族，必能完成伟大之事业也。”④

　　为了使大家对这个问题有一个较为全面的了解，兹将周星整理的《1990年国际民族研究学术讨论会综述》中的有关概述，摘要如下：关于“中华民族”概念的内涵与外延问题，有专家指出，中华民族是指1911年中华民国以来中国境内的各民族，中华民族以汉族为主体，包括汉藏、阿尔泰、南亚、南岛、印欧等语系的56个民族及许多尚未得到识别确定的族团在内；中华民族有其长期的历史发展演变过程，“中国”与“华夏”从开始只指中原和汉族到最终以“中华”作为中国各民族的总称，有一个漫长而又合乎逻辑的过程。

　　1986年4月26日初稿

　　1990年7月补充修改

　　作者附记

　　这篇材料在征求意见的过程中，曾得到孟宪范同志的热情帮助，特此致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