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史札记

林伯渠和延安精神

　　延安精神既是我们党长期革命斗争经验的伟大结晶，又是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和陕甘宁边区军民在极其艰苦的特定环境下，团结一致、克敌制胜的必然产物。因此，无论是研究延安精神的科学内涵，还是研究延安精神形成的社会历史条件，都不能忽视林伯渠同志在这方面所作出的历史性贡献。本文根据有关文献资料，试就林伯渠在倡导和发扬延安精神中的地位和作用问题，作一个初步的探讨。

　　与边区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和人民群众同呼吸共命运，保持血肉的联系，这是中国共产党人克敌制胜的法宝，也是延安精神的重要体现。

　　林伯渠是1935年10月20日到达吴旗镇的。他写的《初抵吴旗镇》的诗篇，充分表达了他见到陕北根据地人民的激动心情。10月25日，他在听了毛泽东的报告，明确今后党的任务就是要以陕北革命根据地为中心来领导全国革命时，心情更是兴奋不已。此后，就常对同志们讲：“你们一定要永远记住，陕北是革命的落脚点，也是革命的出发点；落脚是为了出发，也就是从陕北出发。”中共临澧县委编：《怀念林伯渠同志》，1版，245页，湖南，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因此，他非常重视与边区人民同呼吸共命运，保持血肉联系。

　　在延安，为了从理论上重新武装干部，深刻认识密切联系群众的重要性，林伯渠经常教育干部既要有正派的作风，又要注重改造思想的方法。他说：所谓正派作风，“就是群众观点、群众路线、民主作风；就是实事求是，就是阶级分析，求得真实情况和它的规律”。并且强调，我们每个共产党员都必须懂得：“我们都要有坚定的无产阶级立场，为群众所喜欢的群众观点和实事求是的正派作风。”关于改造思想的方法，他明确指出：我们说改造思想，即是要改造思想方法。毛泽东同志提出“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就是解决如何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最好方法。《林伯渠传》，1版，338、350页，北京，红旗出版社，1986.正是在这样的思想指导下，他在任陕甘宁边区主席期间，总是努力深入群众，到工、农、商、学、兵中去调查，掌握第一手情况，不断向群众汲取新营养，以便更好地指导各项工作。他不顾工作繁忙和年迈体弱，经常和老乡们在一起亲切地交谈，并先后深入到甘泉、富县、安塞、志丹等县进行调查，亲自“解剖麻雀”，实行具体指导。在甘泉县调查时，他选择三区二乡为对象，把20多人分成小组，到行政村或自然村，一面参与行政工作，一面进行农村调查，以达全面了解乡村各方面的情况。他在这方面的事迹是十分感人的。

　　在延安，林伯渠非常注意倾听群众的呼声，关心群众的疾苦。他把个人的安危往往置之度外，把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始终放在第一位。每当他从西安、重庆、武汉回到延安，就拄个拐棍，挨着窑洞一个个走走，向各单位了解情况，询问同志们的身体、生活情况。有一次，他在机关食堂发现一个孤寡老太婆提着筐子到厨房拣蓝炭(即未烧尽的煤核)，因她是小脚，提着筐子走山路实在艰难，就及时派人给这位老人送回去了。林伯渠热爱边区人民，边区人民更爱戴自己的主席。每逢新年佳节，群众组织秧歌队，都要敲锣打鼓去给他拜年。这充分反映了边区人民对林伯渠的爱戴和信赖。

　　为了坚持和发扬密切联系群众的优良作风，林伯渠亲自和一些领导同志谈心，交流这方面的体会和经验。他语重心长地对边区第一位女县长邵清华说：“过去你只是做妇女群众的工作，今后是一个县的‘父母官’，男的女的各种人的工作都要做，这就要更广泛地联系群众，深入实际，多做调查研究。到了新的岗位上，在各方面都要严格要求自己，特别要注意和当地干部搞好团结，才能担负起党交给你的重任。”②《林伯渠传》，252、253页。请同志们注意，林伯渠在这里特意用“父母官”来启发教育邵县长，其意味是极为深刻而又有影响的。不仅如此，他还对边区政府秘书处青年干部陈昌林说：“毛主席提出知识青年到前线去，到基层去，到农村去。你是知识青年，缺乏实践斗争的经验，应该到基层去工作。”后来，当林伯渠知道某专员要留陈昌林在专署当秘书时，马上写信说：“青年要深入实际，最好还是去乡政府当文书。因为乡政府是边区政府的缩影，工作千头万绪，会遇到许许多多头痛的事，才能真正受到锻炼……”②于是，陈昌林就被安排到绥德分区最苦的佳县去当一个区长。之后，林伯渠还经常给陈昌林写信，要求他多做具体工作，艰苦奋斗，少说大话空话。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林伯渠根据边区的实际，对要去基层工作的青年干部提出了四点希望：(1)牢牢掌握政府的政策法令，深入群众，倾听群众的呼声，为群众排忧解难；(2)和当地干部搞好团结，学习他们的经验，提高他们的文化；(3)深入实际，加强调查研究；(4)勿做“钦差大臣，”要甘当“小学生”。林伯渠提出的这四点希望，作为边区政府对干部去基层工作的重要指示，发表在1942年5月11日的《解放日报》上。

　　林伯渠深知人民群众不仅是智慧的源泉，而且是力量的源泉，指出边区的人民群众就是这样的人民群众。1947年3月，胡宗南部队大举进攻陕甘宁边区，林伯渠带领边区政府的工作人员，动员群众参军参战，同敌人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在恢复生产的过程中，秘书看到林伯渠的身体比以前更加消瘦了，就买了一只鸡，准备给他补养补养。当他知道后，坚决叫把鸡退了回去。林伯渠讲：“战争打得这样残酷，边区人民都在付出牺牲，我们必须与群众同甘共苦。”并且深情地说：是陕甘宁人民用小米养活了我们，是陕甘宁人民给予我们党这块立足点，我们永远不能忘记陕甘宁人民的恩情。《怀念林伯渠同志》，240、119页。林伯渠在工作实践中，尊重边区人民群众的创造精神，已经达到了极高的境界。1948年3月，他对谢怀德诚恳地说：“有件事给你讲一下，1942年我到富县检查工作，对你们有过批评，你还记得吗？”“我今天讲，主要指的是批评中有过头的话，不符合客观事实。这不是你我之间的问题，而是一个共产党员对客观事物的看法和态度问题。富县地处边区南大门，胡宗南进攻延安时，在残酷的斗争中，富县干部和群众顽强不屈，作出了很大的成绩。事实证明，富县的工作基础、群众基础是好的。你要把我说的这些话，转告给当时在富县工作过的同志。”《怀念林伯渠同志》，144页。林伯渠这种尊重人民群众的求实精神，至今仍深深地留在人们的记忆中。

　　1960年6月2日，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在致悼词中说：“林伯渠同志，从来相信人民群众的伟大力量，对于革命胜利具有无限的信心和高度的革命乐观主义。他在江西革命根据地，在二万五千里长征，整个抗日战争时期和粉碎胡宗南进攻陕甘宁边区斗争的那些最艰苦的年月里，他始终与人民群众同命运、共呼吸，艰苦奋斗、勇往直前，不怕任何困难，不计个人安危，表现了无产阶级战士的高贵品质。”的确，林伯渠的这种高贵品质，正是延安精神的重要体现。

　　学习就是工作学习就是领导认真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用革命理论武装人们的头脑，这是指引中国共产党人开拓前进的思想武器，也是延安精神的科学内涵。

　　当时，不是有人说延安的窑洞里出不了马克思主义吗？实践证明，在延安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共中央，正是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实际结合得最好的时期之一。在这方面，林伯渠也是堪称模范的。

　　林伯渠虽然是一位久经革命风霜、学识非常渊博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但他常常手不释卷，认真阅读马列和毛泽东的著作，有时还将几本书放在一起，对照着阅读和研究。“励志唯存马列篇”，这就是他的格言。在延安，他曾说过：我学习的目的是为了用马列主义去解决革命工作中碰到的问题，使自己在重大政治问题上有明确的观点，不致左右摇摆。同时，他深深懂得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真理，指出：《共产党宣言》是指路明灯，“毛主席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实践之统一的思想，是惟一正确的能引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思想。”《林伯渠传》，63、348页。尤其可贵的是，他在自己六十诞辰的前夕，还向毛主席求教，提出“像我这样的人应当如何学习？如何为党多做工作”的问题。他的这种学习精神曾经激励着在延安的每一个人。据他身边的警卫人员回忆：有一次，林伯渠从党中央开会回来，途中淋了雨，又涉了水，到家已经很晚了，可是他还是坚持学习。一直看得很晚很晚……《怀念林伯渠同志》，180页。

　　林伯渠不仅自己带头认真学习革命理论，而且随时随地教育干部，要搞好革命工作，就要在学习和掌握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上狠下工夫。指出：“学习就是工作，学习就是领导，学习就是工作和领导好坏的关键。”林伯渠：《学习毛主席思想执行党的路线与政策》，1948年8月7日《群众日报》。他还针对青年人的特点说道：你们青年人一定要好好学习；学习一定要开动脑筋，切不可三心二意；要学革命的道理，也要学文化知识。我们无产阶级要有气概，能够学会这些，也能够学好这些。凡是从蒋管区来到延安的青年，只要一分配到林伯渠身边，他总是在百忙中热情地接见，询问他们的生活、家庭、工作和学习等情况，并教导说：“一个走上革命道路的青年，要既来之则安之。要努力学习，克服小资产阶级思想意识，为革命做更多的工作。”《怀念林伯渠同志》，234页。他还对文化知识不高的同志常讲：学好文化是学好其他一切知识的前提，没有较高的文化水平，学习政治理论和高深的科学知识就很困难。平时，林伯渠常常亲切地问他们：“你们今天识了几个字？”当对方回答出识了哪几个字以后，他又进一步问这些字是什么意思？直到同志们完全理解了为止。在西安八路军办事处里，林伯渠把全体同志分成两个班，初级班指定文化教员教学文化，他自己动手制作看图识字教具，手把手地教战士们学习。高级班则由他亲自辅导学习《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政治经济学》和毛泽东的《论持久战》等著作。为了加强组织纪律性，提高革命警惕性，林伯渠还亲自给办事处的同志逐条讲解了毛泽东的《反对自由主义》。这种情景许多同志至今记忆犹新。

　　在延安，林伯渠不仅非常重视革命理论的学习和研究，而且十分重视革命传统的学习和宣传。1936年初，林伯渠在中央党校讲课时，经常用毛主席的教导、先烈的革命事迹教育干部树立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坚定革命信念。平时，他常给警卫员和孩子们讲井冈山斗争、广州革命和朱总司令挑南瓜的故事，讲完后还要问懂不懂，如果不懂，他就再讲。一次，林伯渠问警卫员贺永昌：朱总司令为什么要挑南瓜？贺一时答不完全。林伯渠笑着说：与人民群众、士兵同甘共苦是我们共产党的作风，朱总司令的故事，说明我们党和党 的领导人同群众是完全站在一起的。在西安八路军办事处，林伯渠经常给大家作报告、讲故事。如：广州黄花岗七十二烈士、港粤暴动、北伐战争、江西革命根据地和五次反“围剿”的故事等，使青年战士受到很大教育。1940年，有一次边区政府秘书处召开时事讨论会，林伯渠还结合本地的历史，给大家讲了南宋时期韩世忠、梁红玉爱国抗金的故事。他说：为什么现在陕北民间流传着“米脂婆姨绥德汉”的称誉呢？据说梁红玉就是米脂人，韩世忠就是绥德人，他们夫妻俩都是爱国抗金的名将，曾在延安府守卫过边关。我们现在国难当头，就要学习他们的爱国精神。我觉得，林伯渠在当时反复讲这些革命传统和光荣历史，对于人们认识和理解延安精神，是有重要意义的。

　　民主团结艰苦奋斗

　　1935年冬，林伯渠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西北办事处财政部长，后任西北办事处主席。从1937年9月西北苏区改为陕甘宁边区起，到1948年11月中共中央调他到中央工作止，一直担任陕甘宁边区政府的主席。在这段时间里，林伯渠在党中央的直接指导下，高举民主团结的旗帜，与边区的党政军民艰苦奋斗，使一个地广人稀、土地瘠薄的穷地方，变成为闻名中外的抗日民主模范根据地。

　　自从抗日战争爆发以来，陕甘宁边区已经成为全国抗日的重要根据地。在这种情况下，中共中央为了克服由于国民党顽固派对边区的包围封锁所带来的财政经济严重困难，制定了十大政策，号召边区军民自力更生，自己动手，开展大生产运动，坚持长期抗战。1940年12月3日，林伯渠在边区召开的经济自给动员大会上的报告中指出：由于日本帝国主义和国民党顽固派的进攻与封锁，断绝了边区和外面的一切经济往来，使边区遭到了抗战以来空前的困难，这就要求我们急速实行“自给自足政策”，“用自己的力量去摆脱一切的困难与压迫。”《林伯渠传》，259页。在林伯渠主席的领导下，边区政府把发展生产作为一切工作的中心，在生产建设中又以农业为第一位，工业和运输业为第二位，商业为第三位的方针，采取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政策措施，克服了困难，渡过了难关。这些措施主要是：实行优待移民、难民生产的政策，鼓励开荒种地；开展劳动竞赛，奖励劳动英雄；开展减租减息，调整地主与农民关系，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和地主经营土地的积极性；支持和支援军队实行屯田政策；适当发展工业和商业，恢复集市贸易；创办光华农场，促进农业科学研究事业的发展。军队实行屯垦是朱德倡导的，其中也渗透着林伯渠的许多心血。南泥湾在延安东南90华里外，是个人烟断绝，荆棘丛生，狐狼经常出没的地方。1940年春，林伯渠曾亲自带领农业技术人员到南泥湾勘察，认为这里是开荒生产的好场地。1941年春，王震率领八路军三五九旅到南泥湾屯垦，把荒凉的南泥湾变成了到处是庄稼，遍地是牛羊的“陕北好江南”。1943年春节，林伯渠亲率边区政府慰问团到南泥湾，盛赞三五九旅艰苦奋斗、克服困难的革命精神。几年之间，边区人民在林伯渠主席的领导下，政治、经济、教育、文化建设都有了显著的发展，处处呈现出欣欣向荣的景象，人民生活得到很大改善，有力地支援了前线。

　　林伯渠是边区大生产运动的领导者，同时也是边区大生产运动的带头人。在那艰苦的岁月里，他首先在边区政府机关墙报上贴出了个人的生产节约计划，其内容是：(1)从农业生产上，用变工合作方式，完成上交粮食局二石细粮的任务。(2)收集废纸交建设厅。(3)戒绝吸外来纸烟。(4)今年的棉衣、单衣、衬衣、鞋袜、被单、手巾、肥皂，全不要公家供给。《林伯渠传》，267页。为了执行这个计划，他采取了许多具体措施。例如，就近的荒地开完了，他就扛着镢头在延安南川开了一片荒地种。当时，有同志劝他说：“你工作很忙，年纪又大，近处找不到合适的地，就算了吧！只要我们每人多种一点，就够你那份了。”林伯渠听后，严肃地说：“我是边区政府主席，要求别人做的，我首先要做到。我不完成生产任务，怎能要求别人？”③《怀念林伯渠同志》，217、115页。有个姓惠的农民，常见林伯渠一大清早提着箩筐拣粪，非常感动，就领着儿子挑了两担粪要倒在他的粪堆上，并且同林老说：“你老年纪那么大了，政府事情又多，以后我们就帮你拾了。”林老笑着说：“你的好意我理解，但我还要坚持拾粪。虽然我年纪大些，在政府中有工作，但我也要参加大生产运动，我也是一个普通的老百姓。”③“我是个普通老百姓”，林伯渠完全把自己置身于人民群众之中。由于林伯渠坚持生产劳动，注重精耕细作，他开的那块荒地连年获得好收成。大旱之年，他地里结出的大南瓜却重达40多斤。他这种克服困难、热爱劳动、艰苦奋斗的精神，是没有人不佩服的。

　　在边区的政权建设上，林伯渠狠抓了“三三制”。1941年1月，边区政府发布了关于实行选举的指示。在选举开始后，一些开明的地主、士绅赞成“三三制”，说“共产党宽宏大量，仁义治国”。2月，林伯渠在边府召开的专员县长联席会议上，着重论述了“三三制”政权的问题。他号召政权工作者要有政治家的风度，大公无私，容纳万有，诚恳说服，这才是搞好“三三制”政权必须具备的工作作风。就这样，在林伯渠的谆谆善诱、说服教育下，许多县、区、乡都把开明的士绅吸收到“三三制”政权中来了。1941年5月1日，中共边区党委发布了《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半年之后，全边区的县普遍建立起“三三制”政权，实现了党同民主人士的合作，有效地调动了各阶层人士参加边区建设的积极性。

　　在建立“三三制”政权的过程中，一次会上，林伯渠觉察到李鼎铭等民主人士很少发言，有的默不作声。于是，他就亲自做李鼎铭的团结工作，发现在有职有权上尊重对方不够，及时定下了四条改进措施，并身体力行，使李鼎铭感到很满意。后来，中外记者团来延安考察时，一位英国记者提出要同李鼎铭单独谈话，我们满足了他的要求。这位记者问李鼎铭：“你是不是有职有权？”李鼎铭爽朗地笑着回答说：“我是有职又有权。”事后，这位英国记者多次说：“李鼎铭副主席真有职有权，他在回答我的问题时，面笑心也笑了。”《林伯渠传》，247—248页。爱泼斯坦在访问过安文钦后也说：“共产党真有本事，把一位大绅士选进边区参议会，当上副议长。”《怀念林伯渠同志》，140页。为了表彰林伯渠在陕甘宁边区工作中的丰功伟绩，中共中央在他虚龄六十寿辰时致的贺信中说：“在八年抗日战争中，你领导陕甘宁边区政府，不顾顽固派的包围封锁，实行了三三制，发展了农工生产，提高了人民文化，给新民主主义的各种制度立定了规模。”《林伯渠传》，312页。中共中央对林伯渠的评价是很高的。这里，需要特别指出的是，“给新民主主义的各种制度立定了规模”的论断，是我们进一步研究延安精神与现代中国关系的重要理论依据。后来，吴玉章在怀念林老的诗中也写道：“抗战中心陕甘宁，建设辉煌薄海钦。领导全凭毛主席，伯渠协力有殊勋。”《怀念林伯渠同志》，278页。这是一点也不夸张的。

　　林伯渠在陕甘宁边区政府工作期间，为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积累了许多丰富的经验。1945年9月5日，延安各界群众两万多人，在南门外广场热烈庆祝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林伯渠在讲话中 ，提出要努力保持和发扬用血汗换来的胜利成果时，列举了陕甘宁边区和各解放区的建设成绩，证明实行民主，改善民主，是今后全国和平建设的关键。他兴奋而明确地说道：“现在抗战胜利了，解放区同胞必须努力发扬民主团结、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做全国和平建设的模范。”见1945年9月6日《解放日报》。“民主团结、艰苦奋斗”这八个字，可以说是林伯渠对延安精神的一个独到的概括，它反映了延安精神的本质内容和基本特征。前面已经说过，当时的陕甘宁边区曾被誉为中外闻名的“抗日民主模范根据地”。边区政府在出版的一些重要文件的封面上，其右上方通红的火炬里，就印着“民主”二字！这面旗帜边区政府是举得很高的。在今天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中，“民主团结、艰苦奋斗”这八个字，仍然是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要继续发扬光大的优良传统。

　　让延安精神传遍世界

　　林伯渠既是延安精神的重要倡导者，又是积极主张把延安精神不断扩大，使其传播到全世界去的领导人。

　　林伯渠在延安期间，曾到西安、武汉、重庆做抗日统一战线工作。在那里，他不仅向各界人民宣传和解释党的抗日主张和政策，并且利用这样好的机会随时随地扩大和宣传延安精神。1938年2月，林伯渠在担任驻西安八路军办事处党代表时，得知国际红十字会医疗大队大队长、北京协和医院有名的外科医生万福恩很同情共产党艰苦奋斗、一心抗战的精神，决定亲自登门拜访，进一步向他宣传我们党的抗日主张和延安作风。此后，林伯渠还多次把万福恩请到八路军办事处做客。由于林伯渠的热情接待，以诚相见，使万福恩深受感动。万说：“共产党并不像国民党宣传的那样可怕。像林老这位德高望重的长者，没有一点架子，我非常敬佩！”《怀念林伯渠同志》，204页。在此期间，林伯渠还介绍广东中山大学战地服务团的方少逸等去延安参观，并嘱延安有关部门好好招待。

　　1940年3月下旬，南洋侨胞回国慰劳团发起人、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主席陈嘉庚等一行五人，从仰光经昆明飞抵重庆。陈嘉庚在珊瑚坝机场向新闻记者发表的谈话中，表达了访问延安的良好愿望。林伯渠得知后，即与叶剑英、董必武专程到嘉陵招待所拜访，对能见到这位老同盟会会员感到分外亲切并赠送陕北出产的羊皮衣三件给陈嘉庚先生。中共中央南方局还为陈嘉庚举行欢迎会。林伯渠在会上致欢迎词中，对陈嘉庚领导华侨支援抗战和回国慰劳考察一事表示热烈欢迎，并互道友谊。事后，林伯渠说：我和陈嘉庚交上了朋友。并且预言：和陈既是抗战的朋友，更是将来建国的朋友。不久，毛主席正式邀请陈嘉庚到延安访问。陈嘉庚在延安访问考察之后，十分敬佩中共的抗日主张和作风，决定跟共产党走，并说：“中共是实在的、朴实的。”林伯渠也说：“陈嘉庚本人的精神作风也恰恰是实在的、朴实的，这就决定他必然会找到革命真理。”《林伯渠传》，219页。《怀念林伯渠同志》，226页。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中华全国归国华侨联合会、福建省政协合编：《回忆陈嘉庚》，1版，126—127页，北京，文史资料出版社，1984.

　　林伯渠对国内各界人民是这样积极宣传延安精神的，对外国朋友更是如此。1938年5月，林伯渠亲自安排了欧洲国家派到延安访问的第一个记者。当时，国内各地大批青年纷纷奔赴延安。瑞士激进民主党机关报《新苏黎世报》记者瓦尔特·博斯哈德，为了了解和考察青年人十分向往延安的真实情况，经过多方联系，在西安八路军办事处拜访了林伯渠。林伯渠在与延安联系以后，派了一名18岁的战士为他做向导和警卫，前往延安。博斯哈德在延安访问了许多地方，还专访了毛泽东。回国后，在《新苏黎世报》上发表了六篇报道，成了第一个报道延安情况的欧洲记者。博斯哈德在报道大批青年奔赴延安的情况时写道：中途，我遇到一群学生，他们是要到延安进“抗大”的。他们决心步行走完这段路程，好为以后的游击战经受第一次训练。这些年轻人来自六个不同的省份，其中有四人是从法属印度支那来的。这个学生小队队长曾在厦门上过海校，他说他在路上已有20天了，希望能在两周以后走到延安。又说：我们愈是接近“红色首都”，背着行装，徒步而来的青年人也愈来愈多，他们希望能够在八路军这里找到自己的天堂。博斯哈德在报道延安城的地形和市容时写道：这座小城坐落在一面陡峭的山坡和一条小河之间，红军来到以后，这里的生活便活跃起来。已有的房屋本来就不够部队居住，新来的人又络绎不绝，住房问题当然更紧张了。于是，在城市四周的山坡的窑洞栉次鳞比，凿洞室也是陕西、山西居民几千年的习惯。这些窑洞优点很多：造价低廉，四季气温差别不大，而且是躲避日本飞机轰炸的最好防空洞。在很短时间内，一排排地下住宅建成了，学校、医院、银行、商店都安置在窑洞内，我从山上看去，窑洞接着窑洞，沿着河流蜿蜒几公里。又说：这座城市非常清洁，令人有清心悦目之感。在街道上你看不到长满疥疮的野狗，遇不到衣服褴褛的乞丐和绑着绷带的伤兵，这与中国的其他地方迥然不同。下水道每天有人清扫，战士们(其人数大概超过居民人数)的军服虽然补缀多处，但是非常干净。我曾在中国人的旅馆住过几次，在延安我第一次得到了清洁的面盆和洁白的毛布。博斯哈德报道国际友人在延安的生活和工作情况时写道：同共产党合作的还有一些外国人，其中有几位已经在红军多年，其余的则是属于某些国际组织，是不久前才到延安来的。最有趣的是叙利亚血统的美国医生马海德。他的月薪是八路军中收入最高的。他住的窑洞是我在延安见到的最大最漂亮的一间。自1933年以来，他负责救护工作。他在内战期间组织了野战医院，在延安建立了军队和居民医院。他的最新创造是窑洞肺病疗养院……与白求恩大夫同行的还有一位加拿大籍传教士——罗伯特·布朗。布朗在中国已经多年，这次是休假到这里来的，准备逗留数月。我问他，传教和共产主义如何一致起来，他回答说：八路军同传教士一样也是为了帮助穷苦农民。博期哈德在报道同毛泽东谈话的情景时写道：他首先谈到日本，接着回答我提出的关于战争的大概进程问题。我问毛泽东，他对重新建设中国是如何设想的。他回答：“战争以后，为了建设，毫无疑问我们需要外国资本，特别是在交通运输和工业方面。但是，早先租界林立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今后谁想在中国做生意，谁就不应忘记，只有在双方，中国人和外国人，都感到满意的基础上，才能进行。”最后，我还想知道，毛对他自己的党有什么预见。他说：“我们的注意力目前完全集中抗日战争上。我们今天是民主主义者，而不是社会主义者，更不是共产主义者。以后我们当然希望前进一步，通过社会主义达到共产主义。然而，这是一个适合中国情况的共产主义。我们首先致力于农民的中兴，因为只有提高四亿农民的购买力，才能顺利地发展中国的民族工业。”毛同我详尽地谈了三个小时。此外，在报道中还特意选择了延安的街道、林伯渠同志、毛泽东同志在延安、瓦尔特·博斯哈德和一名美国记者与毛泽东同志在一起等几幅照片。《林伯渠传》，235—236页；李逵元《第一次出现在欧洲记者笔下的延安》一文，见《新观察》1983年第20期。这就真实地向欧洲人民介绍和传播了延安精神。作为资本主义国家的官方记者，这些报道的影响是极为深远的。1939年9月，印度国民大会党领袖尼赫鲁来重庆作国事访问。林伯渠与陈绍禹、秦邦宪、吴玉章等前往会见。双方就国际形势交换了看法，林伯渠等向尼赫鲁介绍中国国内抗日、反帝斗争的情况，解释了我们党的主张和政策，增进了彼此间的了解。1944年6月9日，林伯渠在重庆曾家岩五十号举行茶话会，招待英国驻华大使薛穆夫妇以及国际红十字会管理人员柏朗德、美国援华会爱德生等人，与国际友人亲切会谈，介绍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和政策，传播了延安精神。实际情况也正是这样：林伯渠走到哪里，就把延安精神带到哪里，传播到哪里。

　　在林伯渠看来，延安精神是靠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得来的，同时也与国际援助分不开的。当时，在延安工作的国际友人有白求恩、柯棣华、马海德和巴苏华医生等。林伯渠曾对有关工作人员常讲：这些同志都是了不起的国际主义战士，他们放弃了舒适生活，支援我们抗战，不顾个人安危，情愿和我们同甘共苦，是难能可贵的。当林伯渠在西安八路军办事处时，外国的兰道尔代表国际救济总署给陕甘宁边区9000多法币，说是救济难民的，要办些工厂，收容难民。对此，林伯渠指示说：“这笔钱办工厂，既救济难民，又要发展边区生产。国际上给我们这笔钱更要注意。”于是，在林伯渠的具体指导和关怀下，边区办起了难民棉织厂、毛织厂、农具厂和制药厂，并且织出了呢子、毯子。后来，兰道尔对国民党说：给你们的钱比他们多几倍，你们什么都干不出，陕甘宁边区的产品不错，有呢子、毯子、皮坎肩。这充分说明，边区人民自力更生，艰苦创业、奋发图强的精神得到了国际上的赞许。《怀念林伯渠同志》，183—184页。当外国记者参观了林伯渠亲自筹建的光华农场即延安农业试验场之后，惊讶地说：“想不到在这战火连天、硝烟弥漫的世界里，竟然还有这么个世外桃源！”《怀念林伯渠同志》，176—184页。是的，边区人民在林伯渠主席的领导下，就是以优异的成绩来迎接外国朋友的。而外国朋友们，也正是以这些史无前例的生动事实，向世界人民传播延安精神的。

　　综上所述，林伯渠和延安精神是分不开的。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中，林伯渠是延安精神的重要倡导者和卓越实践者之一。延安精神永放光芒！林伯渠的英名永垂青史！

　　1990年10月全国延安精神理论研讨会入选论文

　　作者补记

　　2002年3月26日至4月2日，江泽民总书记在陕西考察时强调，延安精神永远是法宝，我们要弘扬延安精神开创新局面。

　　江泽民指出，伟大的延安精神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和宝贵财富，过去是，今天仍然是我们战胜困难、取得胜利的法宝。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是延安精神的主要内容。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巩固党的执政地位，提高党的执政水平，必须大力发扬延安精神，始终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各级党委要全面落实党的十五届六中全会精神，以党的建设的新成绩推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不断前进(新华社西安电，记者刘思扬)。

　　江泽民总书记的这番重要讲话，全面、深刻、准确地论述了延安精神的主要内容和精神实质，为我们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弘扬延安精神这个法宝指明了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