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史札记

张闻天是怎样成为马克思主义者的

　　今年8月30日，是中国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理论家、我党在一个较长时期的重要领导人张闻天诞辰90周年纪念日。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怀着十分崇敬的心情，隆重纪念这位对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作出重大贡献的领导人。在中国现代史上，张闻天之所以成为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是在于他为了解救和改造中国，以激进民主主义者的立场，站在时代的前列，顺应中国社会变革的步伐，积极选择的必然结果。

　　中国新文化运动的热情战士

　　在中国现代史上，张闻天之所以能够成为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这首先在于他以极大的热情投入文学革命，是我国新文化运动中的一位热情战士。

　　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兴起始于1915年，它是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国资本主义的进一步发展和社会矛盾的进一步激化而产生，并以《新青年》杂志的创办为标志的。《新青年》杂志是1915年9月在上海创办的，第一卷名曰《青年杂志》，自第二卷第一号(1916年9月)起改名为《新青年》。这是个月刊，编者是陈独秀。1917年，因陈独秀被聘为北京大学文科学长，《新青年》由上海迁到北京。《新青年》的创办，在我国开始掀起了一个彻底的反对封建主义的启蒙运动——新文化运动。早期的《新青年》高举民主和科学的大旗，反对旧道德提倡新道德，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向封建主义的意识形态发动了猛烈的进攻。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以后，《新青年》开始介绍马克思主义。在伟大的五四运动中，《新青年》成为著名的革命刊物。

　　我国的新文化运动启发教育了年轻的张闻天，张闻天又以极大的革命热情投入到这个运动中来。1917年秋，当17岁的张闻天到南京全国水利局河海工程专门学校读书的时候，努力汲取各种新思想，是《新青年》等报刊的热心读者。五四运动爆发后，他在南京积极参加反帝爱国运动，并且成为《南京学生联合会日刊》的重要撰稿人。这一时期，他发表的诗文、时评和杂志，强烈地反映出他反抗旧社会的一切旧制度、旧道德、旧思想，宣传革命民主主义，呼唤青年奋起斗争。由于他同当时著名的新文学团体有着密切的联系，把文学作品当做反帝反封建的武器，积极地进行创作和翻译，很快成为我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代革命文学家。

　　关于张闻天在文学活动方面的努力和贡献，有的同志把它概括为以下三个发展阶段：即1919至1920年是第一阶段，他以新诗、随感录和时评积极投入五四新文化运动。1921至1923年是第二阶段，他翻译了不少外国文学作品和论著，撰写了不少评论外国作家、作品的文章，给新文学的发展以积极的影响。1924至1925年夏是第三阶段，这是他早年文学创作光华四射的时期。在此期间，他完成的长篇小说《旅途》和三幕剧《青春的梦》，集中地反映了五四青年冲决罗网、找求光明的曲折历程，是当年新文苑的前列之作，这在五四运动中是有影响的。程中原：《张闻天早年文学作品选》，1版，358～359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

　　由此可见，我国的新文化运动是张闻天的重要社会实践，也是他成为激进民主主义者的重要原因。所以说，张闻天的的确确是从新文化运动中的一位热情战士起步，成为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

　　《共产党宣言》是张闻天成长的新起点

　　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以后，中国第一代马克思主义者的成长，都是与学习和研究《共产党宣言》分不开的。李大钊、陈独秀是如此，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董必武、彭德怀、贺龙等是如此，张闻天也是如此。

　　在第一个中译本《共产党宣言》还没有出版以前，中国的知识分子只能从外文书籍中读到《共产党宣言》，或者从国内外报刊上看到关于《共产党宣言》的介绍。张闻天就是从《每周评论》上首先看到《共产党宣言》的。

　　《每周评论》是李大钊、陈独秀在五四运动以前创办的一种进步的政治刊物，1918年12月22日创刊，1919年8月30日停刊，共出三十七期。当时，密切注意新思潮的张闻天除经常阅读《新青年》外，非常重视《每周评论》，特别是李大钊和陈独秀的文章给他以深刻的影响。当时，这是中国先进知识分子的一个普遍的优点和特点。邓中夏在谈到当时中国知识分子的思想斗争情况时曾经写道：1919年五四运动以后，中国知识阶级思想为之崭然一新，相率竟为新文化运动。开始尚为德谟克拉西的宣传，继而为社会主义的研究。后来社会主义的信仰者日胜一日，首先引起资产阶级学者的抗议，提出“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胡适之)以与社会主义信仰者挑战，于是在北京方面发生所谓“问题与主义”之争。经过一场激烈斗争后，结果，在形式上算是主义派取得了胜利。但社会主义信仰者在当时派别是极为纷歧的：有无政府主义，有工团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和马克思共产主义(布尔什维主义)。此外还有夹七夹八的什么傅立叶的空想社会主义，托尔斯泰的无抵抗主义和日本武者小路实笃的新村主义等。因此，“问题与主义”之争以后，接着又是社会主义各派别的斗争。在此次混战中，马克思主产派在形式上曾将各派各个击破，但无政府主义在中国有最老的资格和相当的深厚的基础，特别是在广东，于是就在广东方面发生马克思主义和无政府主义之争。结果，也算马克思主义派取得了胜利。《邓中夏文集》，1版，439—44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显然，张闻天是经历了这个过程的，而他的可贵之处正是在五四运动之前就阅读了《共产党宣言》，并且在五四运动期间传播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南方较早地举起了《共产党宣言》的旗帜。

　　1919年4月6日，《每周评论》在第十六期的“名著”专栏里刊登了署名(舍)摘译的《共产党的宣言》。文前按语指出：“这个宣言，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最先、最重大的意见。他们发表的时候，是由1847年的11月到1848年的正月，其要旨在主张阶级战争，要求各地劳工的联合，是表示新时代的文书。”接着，就摘译了《共产党宣言》第二章最后部分的译文，这段译文中包括了十条纲领的全文。《每周评论》摘译的《共产党宣言》及其编者按语，即刻引起张闻天的极大兴趣。他反复研读着，又反复思索着，他想起了俄国，又想到了中国。他深信这是一篇绝好的新时代的文书，并决定针对中国社会也要发表一下自己的意见。四个月之后，即1919年8月19日至21日，张闻天在《南京学生联合会日刊》第50号至52号上连续发表了《社会问题》一文。文章初步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阐述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指出：我们“要进窥中华民国的社会之先，不可不晓社会的变迁”，“按马克思唯物的历史观，吾们可以晓得：社会问题经了四大变动”。接着，文章进一步剖析了中国当时的社会问题，提出和论述了中国革命的目标、动力和前途。指出：“现在最紧要的是铲除士大夫阶级”，“这大约是同欧洲旧式的革命差不多。不过起革命的要是劳农界人(就是工人和农人)”。文末还以“什么叫做国家社会主义”，摘录了《每周评论》上的《共产党宣言》，并根据中国的国情，把《共产党宣言》中的十条纲领作为中国革命的第二步。这就表明，1919年8月的张闻天不仅初步接受了马克思主义，而且成为中国南方广大青年学生中的一位先进青年。

　　由此可见，在五四运动前后，张闻天思想的升华，是从研读《共产党宣言》开始的，而《共产党宣言》的光辉思想又引导着张闻天在新的起点上不断地成长。所以，有同志说：“这是他革命一生的光荣开篇。”这话是说得非常中肯的。

　　为寻求革命真理先后去日赴美

　　列宁曾经指出：“生活、实践的观点，应该是认识论的首先的和基本的观点。”《列宁选集》，中文2版，第2卷，14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这是每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必须具有的，张闻天也不例外。

　　张闻天在没有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之前，虽然有了一个新的起点，可是，在那黑暗反动的旧中国，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和志趣，他又不能不走着曲折的路。这就是：广泛地接触社会，并先后去日赴美勤工俭学。这对于张闻天在政治上的锤炼和坚定共产主义的信念，是极为重要的。

　　据初步了解：1919年8月，张闻天的散文《梦》在《时事新报》副刊《学灯》上发表后，开始与《时事新报》总编辑张东荪、《学灯》编辑部郭虞裳有了交往。1919年12月，由左舜生、黄仲苏介绍加入少年中国学会后，与杨贤江等组织少年中国学会南京分会。1920年1月1日，少年中国学会南京分会月刊《少年世界》创刊后，与同学沈泽民共同负责这个刊物的校勘工作。2月中下旬，到沈泽民家过年。7月，又与沈泽民同赴日本，在东京自修日文，攻读哲学。10月至11月，康白情赴美途中滞留日本，与张闻天、沈泽民、田汉过从甚密。1921年1月，与沈泽民一起由日本返回上海。在1921年2月15日出版的《少年中国》上曾载有：“张闻天、沈泽民已由日返沪”的报道。3月，参加在龙华召开的成立“少年中国学会上海分会”的酝酿会。7月，参加少年中国学会在南京召开的大会。同时，发表短论《人格底重要——答雁冰和晓风两先生》。8月，经左舜生介绍到上海中华书局任“新文化丛书”编辑。1922年2月，发表《给汉俊先生底一封信》。5月中旬，致函田汉请为《狱中记》译本作序。6月初，田汉在东京为《狱中记》作序，题为《致张闻天兄书——序他和汪馥泉君译的王尔德狱中记》。7月，和吴明、汪馥泉等逐日至民厚南里，与暑假回上海的郭沫若、郁达夫相聚，并与达夫交往尤多。8月22日，乘“南京号”轮船离上海赴美国旧金山勤工俭学。11月，致郁达夫信。1923年1月3日，为批驳胡适对“留学美国各大学学生”所发表的《制宪庸议》的责难，反对联省自治的主张，张闻天与须恺、郝坤巽合写《质问胡适之先生》寄《时事新报》。结果，张东荪未予发表，并转给了胡适。4月初，在加利福尼亚大学完成剧本《青春的梦》初稿，寄创造社成仿吾。7月10日，译作《热情之花》在《小说月报》发表，编者西谛(郑振铎)写跋语介绍。1924年1月，从美国返回上海，应聘任中华书局编辑。4月，文艺论著《哥德的浮士德》收入《但底与哥德》(愈之、幼雄、闻天合编)一书，列为“东方文库”由商务印书馆出版。10月，应邀前往成都，途经重庆，被友人挽留，应聘到重庆四川省立第二女子师范学校(简称女子二师)任英文教员。关于这段历史，曾彦修在《根深不怕风摇动——怀念张闻天师》一文中写道：“在四川最早的一批共产主义战士如朱德、邓小平、吴玉章、陈毅、聂荣臻等前辈都到外省做领导工作时，湖北的萧楚女、江苏的张闻天，却到四川的重庆、泸州等地去对青年学生们作了反军阀、反豪绅、反旧礼教的启蒙教育，他们是西行说法的思想界猛士。”曾彦修：《根深不怕风摇动——怀念张闻天师》一文，载《人物》杂志，1985年第5期。1925年3月中旬，张闻天因宣传新思潮受到保守、反动势力围攻，离开女子二师，到川东联合县立师范学校任教。3月底，主编文艺性社会批判周刊《南鸿》出版，《发刊辞》中说：“我们反抗一切压抑青年清新的思想与活跃的行动的旧道德、旧思想与旧制度。我们提倡自由思想，自由批判与活泼的新文艺与新生活。”本月，与萧楚女等参加杨？公、赵宗楷婚礼。5月中旬，重庆卫戍司令王陵基以“败坏风俗，煸惑青年”的罪名封禁《南鸿》，并勒令萧楚女、张闻天、廖划平三人两周内离渝。于是，萧楚女、张闻天被迫离渝返沪。本月，沈雁冰、张闻天合译的《倍那文德戏曲集》，列入“文学研究会丛书”，由商务印书馆出版。6月初，经沈泽民、董亦湘介绍在上海加入中国共产党。

　　以上活动说明：第一，张闻天在没有加入中国共产党以前，与社会上各派人物进行了广泛的接触和交往，这对于他在政治上的不断提高，是不可缺少的重要磨炼。事实上，他正是在各种政治比较中，坚定了自己的立场和态度，甚至因宣传新思潮两次受到反动势力的围攻和勒令，他都毫不动摇。也正因为如此，他不加入中国国民党，而坚决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第二，张闻天通过去日赴美勤工俭学，寻求革命真理的事实，即研究了日本的变迁，又分析了西方的文明，认定中国必须走俄国十月革命的道路。为此，他不仅翻译了《苏维埃俄罗斯政策之发展——苏维埃共和国经济计划自白之一》连载于《觉悟》。而且还给吴黎平讲了他的革命人生观的形成和他对美国社会的认识。他说，“中国现在极端贫弱，受人欺凌，我们干革命就是要使它富强起来。但是一定不能走美国的路，这条路不仅走不通，而且走不得。”吴黎平：《诚恳改正错误，终身追求真理——回忆张闻天同志》，《党史研究》，1983年第3期。第三，这一时期，在政治思想上对张闻天影响较大的同志，主要是沈泽民沈泽民，1918年在南京河海工程专门学校读书时，就潜心研读《新青年》等进步刊物，特别是李大钊、陈独秀的文章。1919年在南京积极参加了五四运动和少年中国学会。1920年下半年，在日本东京帝国大学半工半读时学习日文版《共产党宣言》和《国家与革命》，讨论过《第三国际议案及宣言》。1921年4月，在上海参加共产主义小组。1922年5月当选为团中央委员。1923年底担任上海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兼编上海《民国日报》副刊《觉悟》。1924年初被选为中共上海地方委员会委员。、沈雁冰沈雁冰，1913年在北京大学读书时，开始接触进步的新思想。在俄国十月革命影响下，积极参加了五四运动和中国早期共产主义运动。1920年，同郑振铎、叶圣陶等一起，组织了“文学研究会”。1921年在上海先后参加共产主义小组和中国共产党。和萧楚女萧楚女，中国共产党早期的青年运动领导人之一。1919年在武汉参加五四运动，并积极组织革命团体。1921年与恽代英等发起组织“共存社”。192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4年春主编团中央机关刊物《中国青年》。同年9月，任团中央驻川特派员，负责四川团的整顿和改组。。他们在张闻天坚定地走上共产主义的道路上起了特殊的作用。1920年夏，沈雁冰(左)、张闻天(中)、沈泽民(右)合影于上海的那张珍贵照片，就是最好的证明。

　　张闻天成为马克思主义者的标志

　　前面说过，张闻天1925年6月初经沈泽民、董亦湘介绍，在上海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这里说的是张闻天在组织上入党的时间。那么，从思想上来说，张闻天是何时就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呢？其标志又是什么呢？关于这个问题，我谈点个人看法，供同志们参考。

　　我认为，张闻天成为马克思主义者的时间，应当是1924年。其标志是5月6日写完的长篇小说《旅途》和5月9日作的文学评论《从梅雨时期到暴风雨时期》。

　　长篇小说《旅途》是他运用中国第一部长篇小说作为反帝反封建的锐利武器，更重要的是作品本身强烈地反映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成熟的政治内容。诚如作者在《旅途》中所说的那样：“我想文艺是一代文明的花，是最能表示出一个人的思想与情绪的，是最能表示出时代精神的。”② ③《张闻天早年文学作品选》，90、47、55页。我认为，《旅途》中的以下段落是很能说明问题的。

　　其一，钧凯听他们说：“所谓民众的大团结就是组织政党”，即“预备组织一个新的政党来干新式的政治活动”。“于是那个温文尔雅的李君，就劝他将来也能加入他们的团体内，一同活动，钧凯因为觉得他们都是热心的诚实君子，所以当时就答应了”。②

　　其二，钧凯“对于中国现状的解决也有他特别的见解”，“后来他们的谈锋转到如何可以澄清中国的政治，如何可以发展中国的富源上去，钧凯又竭力地把他自己的主张宣说了一下。他说要澄清中国政治须靠民众的大团结，用民众的力量推倒现政府：他说要发展中国的富源，非用国家社会主义将资本集中为大规模的生产不可”。③

　　其三，“我们在中国社会内只觉得到处是镣铐，没有充分发展的余地。我们要获得自由与光明，只有把这种陈腐的东西打得粉碎。所以中国现代青年都是力的崇拜者，也就是如此。”“力的崇拜者！这才有味。我很想看到那种少年的中国人”。② ③ ④《张闻天早年文学作品选》，61、99、100页。

　　其四，“这种社会除了用强烈的革命把它全部推翻之外，还有什么方法？”他这样说了一句后，忽然间他的思想停留在“革命”两个字上了。“革命、革命，是的，先把中国革起命来，然后革全世界的命。俄罗斯既经倡导于先，中国当然应该继之于后。中国那样的社会，除了革命还有第二个方法去补救吗？”

　　其五，“革命，是的，密斯玛格莱，我就要回到中国去实行革命！如若你愿意，如若你以为革命的工作是不分国界，不分种别的，那末你可以和我一同去。”②

　　其六，“对于革命的共同的热忱，对于相互的过去和共同的怜悯，对于未来的共同的奋斗，把他们俩——钧凯与玛格莱——的命运连绾在一起了。热血在他们的心脏中奔流着……火焰在他们的心中燃着。他们将把全世界点起来，使黑暗的世界变成光明。”③

　　其七，“中华民国的国民究竟也是人，……当他们受外国帝国主义的压迫与国内军阀官僚的蹂躏太甚时。他们也知道自己团结起来和他们的敌人作战了。他们的热心因为受了过甚的刺激沸腾了，他们的勇气因为受了过甚的侮辱鼓动起来了。他们预备用任何代价去推翻恶政府，肃清恶势力了。”④

　　其八，“在这种奋激的潮流中间，最为一般人所触目的就是大中华独立党。它的惟一的宗旨就是革命，就是要用它所有的力量推翻那种毫无能力，毫无廉耻，拜服于洋人金钱势力之前如像一只忠心的狗的政府，而建设一个新鲜的、有生命的、独立的、强有力的政府。”② ③《张闻天早年文学作品选》，112、114、120页。

　　其九，“我们要求独立，就非和他们宣战不可，就非把他们在中国的势力根本铲除不可。是的，他们有精良的枪械，但是不要紧，我们有为国尽难的决心：这一点决心我想足以和他们精良的枪械相抵吧。现政府只是一个不中用的躯壳，他们所依赖的还是外人的势力，所以真要彻底的推倒现政府也非打倒外人的势力不可。我是十二分赞成和他们在疆场上相周旋的。”②

　　其十，“这一次的失败，毫不足以挫折我的雄心”，“胜败是兵家之常事。我们的同志现在还是预备着做第二次的进攻呢！第二次失败，我们来第三次，以至第四次、第五次。中华民国只要有一天有热血的青年男儿生存着，我们的革命是永远不会休止的。”③

　　这些叙述集中地说明：国家要独立，人民要解放，社会要前进，惟一正确的途径，就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团结全国人民，坚持科学社会主义，沿着俄国十月革命的道路，把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进行到底。为此，张闻天阐发了他对解决中国社会问题的一系列“特别见解”，表示要彻底推翻旧政权，建立新政权，与国内外敌人“在疆场上相周旋”，以中国革命的胜利，来支援世界革命。张闻天道出的这个伟大真理，即是基于对人类历史规律的深刻理解，更是基于对中国社会现实的深刻分析。

　　正因为如此，我认为，在20世纪20年代中期的中国，《旅途》的确是一篇绝好的用文学的语言，全面深刻地表达了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的政治主张和终生誓言。

　　也许有人会说，小说终究是小说，它既可以表达作者自己的内心世界，也可以反映别人的内心世界，因此，《旅途》还不能完全说明使张闻天成为马克思主义者的主要标志。那么，下面就让我们再看看他写的文学评论《从梅雨时期到暴风雨时期》吧。

　　这篇评论共分三个部分，其中最重要的是第三部分。文章在第三部分一开头就写道：“那末我们到底应该用那一种方法去鼓励民众使他们共同起来干革命的政治运动呢？”张闻天认为，要在知和情两个方面下一番工夫。他写道：“我们应该大声的喊出来说，你们不得安居乐业，不得丰衣足食，并不是由于天灾，并不是由于运气不好，是由于你们的政府不良，是由于国际帝国资本主义的侵略。你们如其要吃好的菜，穿漂亮的衣服，讨一个好的老婆，生几个好孩子，你们大家非一致起来把现政府推倒不可，不然你们这种地狱一般的受罪生活是没有穷尽的。”③《张闻天早年文学作品选》，274、275页。

　　不仅如此，张闻天在批判了近年来出现的复古运动之后，引用杨贤江杨贤江(1895—1931)，浙江余姚人，少年中国学会成员。192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是青年运动领导人，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家。的话说：所以贤江兄所说的廓清思想同盟！“希望青年学生(包括全部有头脑的知识阶级)本科学的精神各在‘所在地’进攻，务期把这一股乌烟瘴气扫荡干净，为革命前途放一线光明！”实在是中国今日所急需的。③他还引用沈泽民的话说：“我们对于文学的要求是怎样可以发挥我们民众几十年来所蕴藏的反抗的意识，怎样可以表现出今日方在一代民众心理中臌胀着的汹涌的潜流；换一句说，我们要一声大喊，喊出全中国四百兆人人心中的痛苦和希望；再换一句话说，我们需要革命的文学。”②《张闻天早年文学作品选》，276页。

　　文章最后写道：“只有把革命的思想去廓清现代纷乱的妖言，却拨动麻痹着的中国人，把革命的热情去激发全中国死气沉沉的民众，新中国的建设才有希望。总之，要解决中国现在的一切问题，只有革命！要解除压迫在我们身上的梅雨时期的烦闷与闭塞，只有暴风雨时期的愤怒和激昂。中国现在已经在梅雨时期的中期了，不久暴风雨时期会来吧，那时一切腐败的东西将被扫除如像风扫败叶，从此白日青天将重现于中国。”因此“我们需要暴风雨的时期！我们将长啸一声，叫醒中华民族，我们将为了中华民国的独立与自由血战着一直到发疯，一直到死——这就是永久的生！”②

　　由此可见，这篇文学评论实际上是一篇革命性很强的政治宣言。他满腔热情地要用革命的思想，动员全中国的人民觉醒起来，团结起来，一致起来，采取革命的手段，把现政府推倒，建立一个独立、自由的新中国。他认定，只有革命，才能解决中国现在的一切问题。为此，他以坚定的革命激情，充满必胜的信念，热烈地盼望着这场暴风雨的早日来临。

　　马克思和恩格斯说得好：“对实践的唯物主义者，即共产主义者说来，全部问题都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和改变事物的现状。”《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2版，第1卷，4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旅途》和《从梅雨时期到暴风雨时期》也正是这样的。因此，我认为，张闻天在1924年就已经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他于5月写完的长篇小说《旅途》和作的文学评论《从梅雨时期到暴风雨时期》，是其主要标志。

　　1990年8月，纪念张闻天诞辰九十周年，首届张闻天研究学术讨论会入选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