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成之世

二、汉成帝时期的大臣

（一）丞相翟方进

翟方进，字子威，汝南郡上蔡县人，汉成帝时丞相。翟方进他并没有显赫的背景，出身贫寒。当初与继母一起到京师长安，在政府担任小职员还常受到责备，后经名师指点，学习《春秋》，学业有成，逐步升职，最后作了丞相。他敢作敢为，耿介抗直，不怕权贵，群臣都怕他，是一位很有能力和材干的官员。翟方进是见于记载因天变灾异而自裁承罪的第一位三公，也是儒化政治实行以来被放到祭坛上的一位牺牲品。

1、学习经术，初入仕门

翟氏家世微贱，到方进的父亲翟公时，因喜爱学习，而做了汝南郡的文学掾。方进十二三岁时，因父亲去世而失学，在太守府做了一名小职员，因为迟钝办不好事，屡次遭受到部门领导的责备和辱骂。翟方进因此自卑伤感，遂到汝南姓薛的一位高人那里去求教，问自己这样的性格到底合适做什么事。没有想到，薛姓老者一看他的形貌，大为惊奇，对他说：“从骨相来看，你有封侯的希望，应该以经术作为进身之阶，同时要努力做好儒生的学问。”方进原本就讨厌做小吏这种事，听了薛姓老者的话，心里暗自高兴，就借口生病回到家里，并向继母告辞，说自己想到京城去学习经学。继母怜爱他年龄尚小，跟随他一块到了长安，以织麻鞋赚钱来供他学习和生活。

在长安城，翟方进跟着他的博士老师学习经学，攻读《春秋》。十多年后，他已经能够熟练地掌握经学内容，门徒也逐渐多起来，得到了学者们的称赞。后来，他参加射策考试，以甲科的优异成绩被选拔为郎官。二三年后，他又被举荐为议郎，得到了升迁。

这个时候，有一位博学的学者清河郡胡常，与方进同样也是研修《春秋》经的。胡常是先辈，但名声却在方进下，他开始忌妒方进的才能，议论经义时并不推崇方进。翟方进明白胡常的心思，等到胡常集合弟子讲授经义的时候，主动派自己的门生前去听讲，还虚心向胡常请教经文的意义，请胡常解答疑问，并记下胡常的说法。时间长了，胡常知道这是翟方进对自己的推崇和谦让，心中不安起来。以后，胡常在与官员及文人们交往中，没有不赞扬翟方进的，两人便像朋友一样亲密起来。

汉成帝河平年间，翟方进升为博士。几年后，又升为朔方刺史。他在任期间，没有繁琐苛细的政令，考察官吏均能按科条举奏，很有威望和名声。他年年按规定奏事，后升为丞相司直。有一次，他随汉成帝去甘泉宫，因为在驰道中行驶，司隶校尉陈庆举奏他违犯制度，没收了他的车马。到甘泉宫后，在殿堂中聚会时，陈庆同廷尉范延寿说话。当时有奏章揭发陈庆，陈庆向范延寿解释说：“我的错误，按例可以以赎罪处理，现在让尚书把我的问题拿来，在这里便可以了结了。过去我做尚书时，曾经有要奏明的事，忽然忘记了，迟留了一个多月。”翟方进于是弹劾陈庆。他说：“查陈庆奉命监察揭发大臣的错误事实，过去作尚书，知道机密的事情统一于朝廷。英明的君主对朝廷的事从不懈怠。陈庆有罪没有受到处分，他没有恐惧的心理，预先给自己设计不受处罚的理由，又暴露了尚书要办的事，语言中还表现出他对办事效率的无所谓态度，伤损了圣上明察的美德，执行诏令不恭谨，都是属于不敬皇上的罪行。臣下谨以这些来弹劾他。”于是，陈庆受到了免官的处分。

适逢此时，北地郡浩商因被义渠县长追捕，而逃跑了。义渠县长便抓了浩商的母亲，与公猪一起捆绑在都亭旁。浩商兄弟们联合了一些朋友和亲属，自称司隶校尉的部下和长安县尉，杀了义渠县长的妻儿共六人后逃跑。丞相、御史大夫奏请派遣掾史与司隶校尉、州部刺史合力追捕逃犯，查清犯罪事实。他们的奏章被批准了。司隶校尉涓勋上奏说：“《春秋》经义指出：周王派来的小官排序在诸侯之上，这是尊王命嘛。我有幸奉皇上的使命，以督察公卿以下的官员为职责，现在丞相薛宣奏请派遣掾史，以丞相属官的身份来督察皇帝所任命的大夫，严重违背了尊卑上下的道理。薛宣本来没有从师学习经术，借事来树立个人权威。按说浩商所犯的罪行，仅是一家人受害罢了，而薛宣想专权作威，如此损害国家，是不可饶恕的。愿请皇上将此事交中朝的特进列侯、将军以下去议处，以匡正国家的法度。”参与议论的官员也认为，丞相掾向司隶校尉传达文书和进行督促是不合适的。正在这时，浩商被捕处死，家属也被判了迁刑，流放到了合浦。

以往的惯例，司隶校尉的官位在司直以下，初任职时应该拜见丞相和御史大夫，聚会时，排在中二千石官员的前面，与司直一同迎接丞相和御史大夫。起初，翟方进新任职办公，涓勋也刚任司隶校尉，不肯去拜见丞相、御史大夫，以后在朝会上见面，礼节又傲慢。翟方进从暗中观察，发现涓勋私下里拜访光禄勋辛庆忌，又出门时在路上遇到成帝的舅舅成都侯王商，下车立在车旁，等王商过去后才上车。于是，翟方进向皇帝举奏这种状况说：“臣听说，国家的兴盛，要尊敬尊者，敬重长辈，爵位上下的礼仪，这是帝王之道的纲领和法纪。《春秋》经义，尊称上公称为冢宰，四海之内，没有他不统管的。丞相进见皇上的时候，皇上坐着时要起立，在车上时要下车。大臣们理应遵照皇上身体力行的圣明教化，将这点昭示天下。涓勋身为二千石的官吏，有幸得到皇上的使命，却不遵守礼仪，轻视慢待宰相，鄙薄国家高级官长，而又降低身份，失去常态，奸邪谄媚，变化无常，表面庄严而内心怯懦，损毁国家体制，搞乱朝廷尊卑次序，不宜处在司隶校尉的位子上。我请求皇帝给丞相下旨罢免涓勋的司隶校尉职务。”

当时，太中大夫平当给事中向皇帝奏请说：“翟方进担任着国家的司直，不能自我约束，谨言慎行，端正自己，给下属官员作出表率，前次犯令在驰道中行走，司隶校尉陈庆出于公心予以检举，翟方进非但不能检查自己，责备改悔，反而心怀私恨，伺机记下陈庆随便说的话，用以诋毁而构成罪过。以后，丞相薛宣以一个不道的罪犯，请求派遣掾吏督促司隶校尉。司隶校尉涓勋自己上奏，将此事在朝廷上予以揭露。现在翟方进又检举揭发涓勋。议事的官员们认为，翟方进不以道德来辅助和端正丞相，而以苟且曲从的方式帮助大臣，想用强行取胜的办法树立权威，应该压抑和杜绝这种以互相检举揭发来取胜的风气。涓勋一贯行事公平正直，为奸邪的人所憎恶，可稍微给予宽容，以成就他的功绩和声名。”皇帝认为，翟方进所检举的事都符会科条，不能因怀疑别人欺诈而废除了正常的法则，便将涓勋降职为昌陵县令。翟方进一年之内罢免了两位司隶校尉，朝廷的大臣因此而畏惧他。丞相薛宣却很器重他，并告诫自己的属下说：“严谨地为司直做事，翟君必然会当上丞相的，时间不会太长！”

这时，正在兴建昌陵，营建昌陵陵邑。皇帝的亲属、皇帝身边臣子的子弟及贵族官僚的食客们垄断工程，非法牟利。翟方进布置掾史反复查验，查出巨大贪赃达数千万。皇帝以此认为翟方进能胜任公卿大任，想用他来治理百姓，便调翟方进去做京兆尹。

翟方进在京兆任上，严厉打击豪强势力，京城里的权贵们都很畏惧他。当时，胡常担任青州刺史，听到一些情况，便写信给翟方进说：“我听到你政令严明，作为京兆尹号为能干，就恐怕在些是不合时宜的。”翟方进心中明白胡常信中所含的意思，在此以后便稍微减少了严厉手段。

2、才干出众，位至宰相

翟方进在京兆尹任上三年，于永始二年升为御史大夫。过了几个月，遇到丞相薛宣因广汉郡盗贼起事，成群作案，以及在举办太皇太后丧事期间，三辅官员滥征乱派，违法犯禁，被免为普通百姓。翟方进也因任京兆尹时办理太皇太后丧事烦扰百姓，降职为执金吾。二十多天中，丞相官位空缺。群臣大多举荐翟方进，皇帝也器重他的才能，便提拔翟方进为丞相，赐封高陵侯，食邑一千户。这时，翟方进已经富裕显贵，继母还健在。他在家言行谨慎，遵守礼仪，对继母生活照顾周到。继母去世，安葬三十六天后，他才除去丧服，到职办事。他认为自己身为汉朝丞相，不敢逾越朝廷的制度。他当丞相，公正廉洁，从不让郡国官员为自己办私事。他执行法令苛细严峻，举奏州牧、太守、九卿大臣，援引法律政令文书苛细严峻，深追根源，被他追究而受到查处的官员很多，如陈咸、朱博、萧育、逢信、孙闳等一伙人，都是京城世代做官的人家，凭借才能年轻时便担任州牧、太守、九卿，在当时很有名气，而翟方进才能出众，崛起在后，十多年才位至宰相，依据法律弹劾陈咸等人，把他们都罢免驱逐出了官场。

先前，陈咸最早发迹，从元帝初年当上御史中丞，就在朝廷中扬名了。成帝刚即位，便提拔他作州部刺史，先后任楚内史、北海太守、东郡太守。阳朔年间，京兆尹王章非议大臣，而举荐说琅邪太守冯野王可以代替大将军王凤辅佐皇帝处理朝政，东郡太守陈咸可以做御史大夫。这时，翟方进才从博士任刺史。后来，翟方进当了京兆尹，陈咸也从南阳太守入朝作了少府，与翟方进交情深厚，关系也好。在此之前，逢信已经从郡守中的优秀者历任京兆尹、太仆，作了卫尉了，业绩和阅历记录都在翟方进之上。等到御史大夫职位空缺时，三人都是当时有名声的高官，都在备选之中，而最后翟方进最终凭借自己的能力得到了这个职位，当了御史大夫。恰好，丞相薛宣犯罪的事情牵连到翟方进，皇上派了五位二千石级的官员一道查问丞相、御史大夫。陈咸追究翟方进的责任，目的是使翟方进下台，自己得到御史大夫这个职位，翟方进心中忌恨陈咸。当初，大将军王凤向皇上奏请命陈汤为中郎，朝廷政事与陈汤商量。王凤死后，他的弟弟车骑将军王音代替王凤辅佐皇帝处理朝廷政事，也厚待陈汤。逢信、陈咸都同陈汤关系密切，陈汤多次在王凤、王音面前赞扬这两个人。王音死后，王凤的另一个弟弟成都侯王商又以大司马卫将军的身份接替王音辅助皇帝处理朝廷政事。王商一贯憎恶陈汤，便向皇帝报告陈汤的罪过，讯问落实后，免去了陈汤的职务，流放到敦煌。这时，翟方进新当上丞相，陈咸感到害怕和不安，便让小冠杜子夏到翟方进那里去，观察翟方进的意图，从中解释。杜子夏到了翟方进那里，猜测到翟方进的想法，不敢替陈咸说话。过了几天，翟方进向皇帝报告陈咸与逢信“奸邪枉法，贪污腐败，营私舞弊，利欲熏心。他们都知道陈汤是一个心术不正，反复无常，口齿伶利，巧言善辩，不守法度的人，却又同他们亲密来往，赠送财物，以求陈汤推荐。后来作了少府，多次给陈汤送东西。陈咸和逢信有幸充任九卿职务，不为朝廷尽忠，洁身自爱，知道自己行为不正进身无门，而公然谄媚奸臣，行为无耻。孔子说：难道能与平庸浅陋而又顽劣的人同在一个朝廷中奉侍君王吗？这就是说的陈咸、逢信这些人。他们的错误和罪恶已经明显暴露，不宜继续呆在那个职位上。臣请罢免他们，以昭示天下臣民。”奏章被批准。

两年以后，皇帝下诏天下，荐举为人正派敢说实话的士人。红阳侯王立举荐陈咸参加对策考试。陈咸被授予光禄大夫给事中。翟方进再次举奏说：“陈咸以前作九卿时，因为贪污奸邪而被免官，他自己知道罪恶已经暴露，便依附于红阳侯王立，希望意外获得成功，有关的官员没有人敢检举上奏，是因为被权势所蒙蔽。陈咸苟且容身于世，不顾耻辱，不应当作为方正选拔上来，充当内朝大臣。”并检举揭发红阳侯王立举荐中有意隐瞒事实。皇帝的诏书是，免去陈咸的光禄大夫职务，不追求王立。

以后几年，皇太后姐姐的儿子侍中卫尉定陵侯淳于长有罪，皇上因太后的原因，免了淳于长的官，不予治罪。主管此案的官员奏请将淳于长遣送到他的封国去，搬出京城。淳于长为了留在京城而送钱给王立，王立向皇帝上秘奏说：“陛下既因为皇太后的缘故，下了诏书，实在不必再有其他计议了。”后来淳于长的隐密事被揭发，便被关进狱中。翟方进检举王立“心怀奸邪，请将他下狱论罪。”皇帝说：“红阳侯是我的舅舅，不忍依法治罪，遣送他回到他的封国去吧。”于是，翟方进再奏王立的党徒说：“王立一贯行为不良，多做坏事，众人所共知。邪臣们自相交结，相互依附成为朋党，希望王立参与政事，想从中谋求利益。现在王立被驱逐回到封国，他所交结的人，不适合当大臣、做太守。查后将军朱博、巨鹿太守孙闳、原光禄大夫陈咸与王立交情深厚，相互为心腹，有背叛朝廷为同党尽死的信念，想互相牵引援助，至死才罢休。他们都是内心没有仁爱的德性，表面却有卓越的才能，所管辖的范围，都习惯用苛刻惨毒来树立威望。孔子说：一个人没有了仁爱之心，礼又有什么用；一个人没有了仁爱之心，乐又有什么用呢？不讲仁爱而又有才能的人，是国家的祸患。这三个人心里怀着奸诈和狡猾，又互相暗中勾结，得到贵戚奸臣们的信赖，这是国家很大的隐患。身为大臣应该坚持不懈地与这种现象斗争。过去，鲁国大夫季孙行父曾说过：看见有利于君主的人要爱他，就象孝顺儿子侍奉父母一样；看见有害于君主的人要惩罚他，就象鹰鹯逐捕鸟雀一样。鹰鹯捕鸟，翅膀虽会受伤，也不回避。贵戚强党这伙人很多，确实很难触犯。但是，我有幸得到皇帝的恩宠，担任宰相，不敢不竭力拼命地与他们斗争。我请求免去朱博、孙闳、陈咸的职务，并将他们遣回老家，借以消除奸雄的党羽，断绝奸臣们的期望。”皇帝批准了他的奏章。陈咸被革职，永不能当官，又遣送回老家，因忧郁而死。

3、代帝受过，自杀身亡

翟方进的智慧才能有余，同时精通法律文书和官场办事的程序及原则，用儒家的学说为法律作出理论解释，号称通达明理的宰相。皇帝很器重他，他所奏请的事没有不通过的，他也在心里揣摩皇帝的意图做事，以便巩固自己的地位。先前，定陵侯淳于长虽然是外戚，然而以能深思熟虑善于谋划提出好的建议而做了九卿。他开始掌权，翟方进也只和他交往，向皇帝称赞和推荐他。到淳于长因犯大逆罪被处死，那些与淳于长交情深厚的人都因此被免官，皇上认为翟方进是朝廷主要大臣，又一贯器重他，替他隐瞒了。翟方进内心感到惭愧，于是向皇帝上疏认错，并请求退休。皇帝回答说：“定陵侯淳于长已经为他所犯的罪而受到了惩处，你虽然和他有交往，但是古语不是说过：早上犯了错误晚上就改正，君子也是赞许的。你还犹豫什么呢？应当专心去工作，不要懈怠。”翟方进便开始继续为皇帝工作。他逐条举奏与淳于长关系密切的京兆尹孙宝、右扶风萧育及刺吏、二千石官员二十余人，被解除职务。通过这些事件，翟方进逐渐被皇帝信任和器重。

绥和元年（前8年），汉成帝把丞相制改为三公制，虽然是改变了名称，但解决不了现实问题，朝廷依旧危机重重，乱象日显。绥和二年（前7年）春天，天上出现一种令星象术士最害怕的灾异：荧惑守心。所谓荧惑，也就是火星，因其隐现不定，令人迷惑，故名。据《汉书·天文志》记载：这是一个带来祸殃的星，它“为乱为贼，为疾为丧，为饥为兵”。它在天上运行，“所居之宿国受殃”，“周还止息，乃为其死丧”。既然如此严重，那作为皇帝应该密切注意，随时观察。所谓“守心”，是指火星停留在天上二十八宿之一的心宿周围。心宿有星三颗，《宋史·天文志》说：“心宿三星，天之正位也”。《汉书·天文志》说：“心为明堂，大星天王，前后星子属”。古人以心作为天君，天人感应，荧惑守住了心宿，按照迷信的说法，这将预示着地上的皇帝将有死丧。

这还了得！汉家至尊天子的第一个反应就是：这种事应该有谁来负责？如何进行弥补？

按照汉儒的观点，丞相贵为三公，受黄帝之托治理天下，应该识大体而不亲小事。也就是协理阴阳，以汉宣帝时丞相丙吉为例，有一次他出行，碰到民众群斗，他视而不问；后来见一人赶一牛，牛喘息吐舌，他却停下来问牛走了几里路。属下不解，他就说：“民众殴斗伤害，有长安令和京兆尹负责解决，年底丞相只需考核评估其政绩优劣就行了。对这种事，丞相不应该停在路上亲自解决。相反，现在天侯才是春天少阳主宰之时，不应该太热，而那头牛是因为路远还是因为暑热大口喘气，必须要马上问清楚。一旦时气失去节度，带来的危害就大了。三公职在调和阴阳，应时刻忧思于心，是以该问。”

这并非丙吉的个人见解，而是长期形成的共识。尤其是从汉武帝后大将军总军国之政，丞相渐成坐而论道之官，这种平衡阴阳的职能就更突出了，“灾异数见，岁比不登”，往往就成为其被免职的一大罪状。所以，汉丞相还必须具有一半阴阳五行家的素养。

其实，皇帝内心很清楚，自己是上天的儿子，只有自己能够沟通天地，秉承天命，天降灾异所警戒的对象只能是自己。但既然丞相执政的效果不能让上天满意，他没有调和好阴阳，天子只能狠下心来，让他自取其咎，以塞灾异，轻者免官，重者逼他去死。所谓丞相“任之轻而责之重”。

翟方进从永始二年（前15年）开始，当了九年丞相。绥和二年（前7年）春天，“营惑守心”出现后，首先出来对丞相翟方进进行提醒的是术士李寻。李寻是研习《尚书》出身的。别人都“守师法教授”，只有他对《洪范》篇的灾异之说比较喜欢。为了进一步研习，他还学习别家的天文月令阴阳，学问驳杂不纯。翟方进是研习《春秋》出身，也喜欢天文星历之学。两个人很谈得来，翟方进厚待李寻，任命他为丞相府议曹。

这时，李寻给翟方进送了一份报告，说：“应付这种变故的计划，你自己是明明白白的。过去我几次给你报告过：日月星辰显示出了征兆，人事变化已有了兆端；山崩水倒流，违反常规的事显示着祸患；民间流传的歌谣，推测的事件和感应的人名都有了应验。这三件事都已成了事实，让人心中担忧。这些非正常的现象，足以令人寒心。今天又有许多星行失序，终于发展为营惑守心，君侯万岁之期，非事只在朝夕。灾变迫切，每日都不断受到大责难，这种事太严重，不是仅仅受到解职放逐的责罚就能过去的。对上没有忧伤济世的功绩，对下没有谦逊让贤的成效，想担当高位，而又作为一般官员来保全自己，是很难的了。事件责任重大且一天天加重，怎么能只求得保住被斥责驱逐的羞辱呢？整个丞相府三百多名官员属吏，只有你从中选择，与他们尽心竭力保持大臣的节操，以扭转凶象。”

生死大限，毕竟不是随意就能做出决定的，翟方进忧心忡忡，不知采取什么对策才能摆脱困境。这时，有一个精通天文星象、善于用星象推断吉凶的郎官名叫贲丽，他向皇上说，应该有大臣承担这些灾殃。皇上便召见了翟方进，明说暗喻了些什么，史书上没有记载。

翟方进回到丞相府，还没有来得及自杀，皇帝便赐给他诏书。诏书上说：“皇帝问丞相：你有孔子的思虑，孟贲的勇敢，我赞赏和你同心一意，希望能有所成就。你当上丞相到现在已经十年，灾害齐至，人民遭受饥饿，加上疾病、瘟疫、水淹；函谷关的门闩无故不见，失去国家用于防御的器物，盗贼众多；官吏和豪强任意殴打和杀害善良的老百姓，审判的刑事案件年年都超过上一年；你上书报告工作，交叉错杂，怀着奸邪之心，勾结同党，为他们隐瞒罪责，完全没有忠诚的心思。百姓骚动不安，更加互相妒忌，造成这种状况，错在什么地方呢？我看你治理国家，没有想辅佐我让人民富足，使老百姓安居乐业的想法。近年，虽然天下粮食丰收，但是百姓中吃不饱的人还很多。我想，过去国家的财政开支，与现在是一样的，百官的用度都是有规定数目的。你不计算多少，完全听从下级的话，开支不够，便奏请临时增加赋税，征收代役税，马牛羊按头数计算征税，增加盐、铁业的税收，变化更改无常。我不清楚这些事，随着你的奏章批准执行。以后，议事的官员以为不合适，就把诏书下发给你。你说，让官府卖酒，后来又奏请停止。不到一个月，你又奏请让官府卖酒。我确实对你感到奇怪，为什么采取随众附合的办法，而没有坚定的主意。这样，你将怎么帮助我引导百官？又想长久地保有显赫尊贵的地位，那不是很难的吗！古书说：身处高位而没有倒塌的危险，才能长期保持尊贵。我想解除你的职位，又不忍心。你应该深思熟虑，周详计划，如何才能禁绝奸邪灾祸之源，要像忧虑考虑家里的事情一样忧国忧民，务必像使百姓安居乐业的角度辅佐我。我让尚书令赐给你好酒十石，乳牛一只，你审慎处理吧。”

汉成帝这篇策文充满了欺诈和虚伪。他将社会危机和政策失误的责任全部推到了丞相翟方进的身上，自己不承担主要责任，说什么“朕既不明，随奏许可”。既然是丞相有罪，皇帝还假惺惺地说：“欲退君位，尚未忍”，却必欲将其置于死地。既然要让翟方进死，却又顾全所谓大臣体面，不明令斩杀，只遣使赐酒十斛，牛一头，你就必须自杀。

按照《汉旧仪》的记载：凡天地有大变，天下有大过错的时候，政局有大误的时候，皇帝就派侍中手持符节，乘四匹白马驾的车子，带着皇帝所赐赠的好酒十斛，牛一头，策告祸殃罪咎。使者走到半路上，丞相便上奏称有病。使者回去，还没有报告，尚书便以丞相有病不能工作向皇帝报告。从这种例行规定来看，汉成帝是沿袭旧例，按照这样的程序来做的，让丞相翟方进承担自己在位期间天灾人祸的罪责。

翟方进接到成帝诏书的当天便自杀了。成帝将翟方进自杀而死的事秘而不宣，向外公开宣布说翟方进病逝，派遣九卿将丞相高陵侯的印信及印绶赐给翟方进，还赐有车马、棺材及陪葬器，由少府供给，屋柱、栏杆、栏板都用白绫包上。皇帝自己多次亲临吊唁，礼赐也远远超过其他去世的丞相。皇帝给翟方进的谥号为“恭侯”，并让翟方进的长子翟宣继承侯爵爵位。

翟方进是见于记载因天变灾异而自裁承罪的第一位三公，也是儒化政治实行以来被放到祭坛上的一位牺牲品。宋代史学家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记载了这件事，然后愤愤不平地说：“春秋时管晏曾说：‘天命不慆，不贰其命。’意思是说福祸既然是命中注定，怎么可以转移呢？过去楚昭王、宋景公不忍心把灾祸移于卿佐，说：‘移腹心之疾，置于股肱，何益也？’假如其灾可移，仁慈之君尚且不忍，何况这是根本不可能的事呢！假如翟方进罪不该死，却把他诛杀以承当天变之责，这是欺天；假如翟方进犯了死罪，却掩盖诛杀他的理由，而厚其葬仪，这是欺人。汉成帝既想欺天，又想欺人，而最后自己也没有获天福祐，可谓不知命矣。”

衰世显忠良。翟方进一生五十余年，正当西汉末世成帝之时。当时宦官外戚专权，皇帝无能，政治昏暗，各派政治势力互相勾心斗角，大臣不能自保，这种政治局面使得忠臣无善终。翟方进打击的重点是外戚势力及与外戚勾结挟势作奸犯科的大官重臣，其目的是忠于刘汉王朝。《全唐文》卷七三二所收长孙傪《汉故丞相翟公重建碑表》对他的评价是“茂德洪业，辉焯于汉庭”，“端肃庄厉守位以威严称”。在西汉末期，他是一位难得的忠于朝廷的能臣，最后仍以身代成帝受过，慷慨赴死，令人悲哀。他死后的哀荣又在一定程度上掩盖了他的政治悲剧，翟方进之死实质上是这时王氏外戚的掌权人王莽打击陷害的结果，以翟方进作为政策失败的替罪羊。翟方进自杀后的第35天，汉成帝暴病而亡。

（二）王商史丹

王商和史丹二人都是外戚，但不是以外戚的身份而取得高官显位的。他们是外戚中的少数有作为的贤者，各有自己的智慧和才能，也有不同的性格特点和处事原则。王商刚毅不阿，庄严诚实。史丹博学善谋，经验老到。这些优秀品质，在西汉末年腐朽的政治环境下，都是不可多得的。

外戚掌权本是西汉后期历史上的一个怪胎，所以班固特别在《汉书》中列出了《外戚传》。外戚们“重侯累将”，但“见其位矣，未见其人”，然而其中也不乏有才有德者，王商、史丹就是其中的佼佼者。

1、王商

王商字子威，祖上为涿郡蠡吾县人，后迁徙到了杜陵县。王商的父亲名叫王武，王武的哥哥名叫王无故，因两人是汉宣帝的舅父而被封侯。王无故被封为平昌侯，王武被封为乐昌侯。

王商少年时任太子中庶子，以庄严诚实为朝臣所称道。父亲去世后，王商继承侯位，一再推让财产，将父亲的遗产分给同父异母的弟弟们，自己为父守孝哀伤悲痛。因此，大臣荐举王商说他的品行足以勉励群臣，他的义行足以使风俗淳厚，宜担任皇帝身边亲近的大臣。于是，王商被提拔为诸曹侍中中郎将。元帝时，官至右将军、光禄大夫。当时，定陶恭王受到皇帝的宠爱，几乎要取代太子。王商以外戚重臣的身份辅助皇帝处理政事，拥戴和护佑着太子，功劳极大。

汉成帝即位后，依然重用王商，调任他为左将军。但是成帝的大舅大司马大将军王凤专权。王凤行事骄横，经常越权办事。王商在与群臣的议论中说王凤做事不公正。王凤知道王商的话后，心中感到不快。建始元年（前32年）秋天，京城里的民众无缘无故地惊恐，原来是人们都在传说，大水就淹没城里了。一时间，人心惶惶，长安城内大乱。老百姓到处奔走，互相践踏，汉成帝亲临前殿，召集三公九卿商议对策。大将军王凤建议太后和皇帝以及后宫妃嫔先行乘船离开，让官吏和民众上到长安城城墙躲避大水。群臣都认为王凤说的有理，唯独左将军王商说：“自古以来，就是无道的朝廷，也没听说有大水淹没城廓的事。现今政治平和，上下安定，也没有战争，还有什么原因能使大水一日之间到达呢？这必然是谣言。”事后追查，果然是谣言。汉成帝由此更加欣赏王商的才干和能力，多次在大臣面前称赞他。王凤感到非常惭愧。

建始二年（前31年），王商接替匡衡之职为丞相，皇帝依然尊重和信任他。王商为人质朴，威严庄重。他身高八尺多，体型魁伟。河平四年（前25年），匈奴单于来朝，在未央宫白虎殿见到王商。单于仰面而视王商，见他容貌超人了，心中立刻生出一丝畏惧之情，以至于却步而退。成帝听到这种情况后感叹地说：“这才真正是汉朝的丞相啊！”

起初，大将军王凤的姻亲杨肜为琅邪太守，他的郡内发生灾害达十分之四以上。王商部署自己的属官去查究，王凤告诉王商说：“灾害变异是上天的事，不是人力所能干涉的。杨肜善于做官，灾害之事暂不追究。”王商没有听从王凤的解释，而是向皇帝上奏免去杨肜的太守职务。没想到，这份奏章被搁置起来，根本就没有传到皇帝手里。王凤因为这件事更加怨恨王商，秘密寻找王商的过失，指使他人向皇帝上奏，揭发王商家中的隐私。皇帝认为个人隐私属于小事，不值得追究，但王凤坚持要追查，皇帝便将其事交付司隶校尉去办。

此前，皇太后曾下诏询问王商女儿的情况，想将其女纳为成帝的妃嫔。当时，因为女儿生病，王商也感到为难，便以女儿有病回复。到了王商因为闺门之事受到考察讯问时，他也知道自己被王凤所中伤，害怕无法解释，更想以进献女儿为援助。于是，王商通过新近得宠的李婕妤家，使之引见其女。

恰好这时发生日蚀，太中大夫张匡是蜀郡人，此人奸佞巧诈，向皇帝上书陈述日蚀灾祸。皇帝交付左将军史丹人等询问张匡。张匡回答说：“我私下见丞相作威作福，用外朝控制内朝，将自己的想法强加于皇上，没有仁爱之心，还派遣官吏暗中搜求他人罪过，以此来树立个人权威。前次，频阳人耿定上书朝廷，说王商与父亲的侍婢通奸，还说王商的妹妹与人淫乱，家中奴仆杀死了那个与他妹妹私通的奸夫，怀疑这件事是王商教唆支使的。皇帝将耿定的奏书交付有关机关处理，王商心中怨恨。王商的儿子王俊想上书告发王商，王俊的妻子左将军史丹的女儿带着王俊所写的揭发信给史丹看，史丹厌恶王商父子的行为，便带女儿离开了王家。王商知道皇帝崇尚孝道，远离后宫，妃嫔的事情都听从皇太后的安排。太后听说王商有一个女儿，想以她来充任后宫，王商却说女儿有病，后来出现了耿定上书的事，又想通过李贵人家来进献女儿。这种做法违背了大臣应有的节操，所以上天感应而有日蚀。现在，王商没有任何功劳，却有三世恩宠，自己位居三公之列，宗族中当列侯、二千石官吏，加官侍中、诸曹、在宫禁内做事，与诸侯王联婚，权势恩宠极盛，果真有家内乱伦杀死人命怨恨皇帝的苗头，应该追根问底。自汉兴以来，几乎遭到吕氏、霍氏的祸患，现在王商竟因为怨恨皇帝而进献女儿，他的奸诈阴谋深不可测。王商家族权势很大，资产合起来达到万万，私养家奴以千来数。他丧失道义，连亲戚也背叛他，闺门之内混乱，父子之间互相揭发，如果让他来宣扬圣明的教化，调度国内万民和谐融洽，那不是很荒谬吗？王商任职主事五年，官吏职事衰颓，而他的巨大罪恶极大，有损皇上的盛德。我认为，皇上年少，即位以来，没有惩处奸邪的威严，加以继承帝位的太子没有确立，重大灾异一齐出现，尤其应该惩罚声讨那些不忠的臣子，以此遏制祸害。”

左将军史丹也向皇帝上奏说：“王商位居三公，爵封列侯，但不能遵守法制来辅助皇帝治理国家，却邪曲不正，以谄媚的方式讨好他人，以便进纳他的私亲，采用邪门外道来扰乱国家政事，作为大臣他不忠诚，欺蒙皇帝犯不道罪。”皇上平日非常器重王商，他也深知张匡所的话过于阴险，便下令说：“不要治罪。”但是，王凤坚持要处理此事。于是，皇帝下诏书给御史大夫说：“本来，丞相是以自己的德行来辅助国家，主管群臣，使万国和谐。如今乐昌侯王商担任丞相，出入朝廷已经五年，没有进献过好的建议，反而持邪道，不忠诚。前王商的妹妹内行不修，他家中的奴仆杀人，怀疑是王商指使的，因为王商是朝廷重臣，所以压下来没有追究。现在有人说王商心中有怨，我很伤心，但考虑到王商与先朝皇帝有外亲关系，不忍送交法官处理。可赦免王商的罪刑，收缴其丞相印绶。”

王商免相后三天，生病吐血而死，谥号为戾侯。王商的子弟亲属当驸马都尉、侍中、中常侍、诸曹大夫郎吏的，都调出禁中补充外官缺员。皇帝诏令王商长子王安继承爵位做乐昌侯，王安后来官升到长乐卫尉、光禄勋。

王商死后，接连几年都发生了日蚀、地震，正直的大臣京兆尹王章上封事辩护，说王商忠诚正直没有罪，王凤独揽大权蒙蔽主上。王凤竟然利用法律处死了王章。

2、史丹

史丹字君仲，原籍鲁国，迁家到杜陵。他的祖父史恭有位妹妹，在汉武帝时为卫太子的良娣，生了悼皇考。悼皇考就是汉宣帝的父亲。

元帝当太子时，史丹因父亲史高的保举而做了中庶子，侍奉随从十多年。元帝在位时，他担任驸马都尉，加官侍中，常陪乘皇帝车驾出行，深得皇帝宠幸。皇上因为史丹是旧臣，又是祖父的外家亲属，非常亲近信任他，下诏让史丹监护太子。这时，傅昭仪的儿子定陶共王有才能，母子均受宠，而太子在饮酒和女色方面有些过失，其母王皇后也不受宠幸。

建昭年间，元帝有病，不能亲自处理政事，整天沉醉在音乐之中。有时甚至把鼙鼓安置在宫殿台阶下面，自己走到殿前栏杆旁，投下铜丸击鼓，声音合乎节拍。这一点连后宫及身边熟习音乐的人都无法做到，而定陶王也会这一技能，皇上多次称赞他。史丹进言说：“所谓才能，在于聪敏好学，温故知新，皇太子就是这样的人。至于说在丝竹鼙鼓间有特殊才能的人，那么黄门鼓吹中的陈惠、李微便高于匡衡，可以治理国家了。”听了这话后，皇上只能一笑了之。此后，中山哀王去世，太子前去慰问。哀王是皇帝最小的弟弟，从小跟从太子游戏学习。皇上看到太子走来，受到感触，便想到哀王，悲痛不已。太子却不伤心，皇上很不满意，并以此责备，还把此事告诉史丹。史丹听后，连忙脱帽向皇上请罪说：“臣确实看到陛下哀痛中山王，以至于心中感念而伤损身体。前次太子进见皇上时，臣私下劝诫嘱咐不要啼哭流泪，以免引起陛下感伤。罪过在臣，应当处死。”皇上以为就是这么一回事，对太子的不满才化解了。史丹就是这样对太子进行辅导和扶助的。

竟宁元年，皇帝卧病在床，傅昭仪及定陶王经常在身边，而皇后、太子很少能进见。皇上的病渐渐加重，以致于意识恍忽，心情烦躁，多次以景帝时立胶东王的事例询问尚书。这时，太子的大舅父王凤是卫尉、侍中，与皇后、太子都很担忧，不知该怎么办。史丹是皇帝的近臣，可以侍奉皇上，等到皇上一个人在时，史丹径直进入卧室内，叩头伏在青蒲席上，流着眼泪说：“皇太子是以適长子的身份确立的，到现在已经十多年了，名声和称号维系着百姓，天下人没有不从心底归附太子而愿作臣子。听说定陶王平素受到皇上疼爱，目前流传着一些说法，对皇上产生猜忌，以为太子的位置有动摇，如果真是这样，公卿以下大臣必然会以死来直言劝诫，不接受皇帝的诏命。臣愿请皇上先赐死！”天子本来生性仁慈，不忍看到史丹哭泣，他的话又恳切备至，皇上大受感动，叹息地说：“我一天一天地虚弱，太子、两王还幼小，心中怎能不挂念？但并没有你所说的这个议论。再说皇后谨慎，先帝又爱太子，我怎么能违背他的意旨！驸马都尉从那儿得到这些说法？”史丹立即退步叩头说：“愚臣胡乱听到的，罪应处死！”皇上因此而采纳他的话，对史丹说：“我的病逐渐加重，恐怕没有回转的余地了。好好辅佐太子，不要违背我的意思。”史丹哽咽着起来。太子因此终于成了帝位的继承人了。

元帝死后，成帝即位，便提拔史丹为长乐卫尉，升为右将军，赐爵关内侯，食邑三百户，给事中，后调为左将军、光禄大夫。鸿嘉元年，皇上下诏说：“褒扬恩德，奖赏首功”，这是自古以来的准则。左将军史丹过去以忠诚正直辅助我，主持道义，质朴专一，封史丹为武阳侯，以东海郡武阳县的武强聚为食邑，食一千一百户。

史丹富有智谋，对人友爱，表面看好像放任随意，然而心思谨慎，很得皇上的信任。史丹的哥哥继承了父亲的爵位为侯，推让不接受自己应得的一份家财，史丹得到父亲留下的全部财产，自己又有大国食邑的收入，加上以前受赏的钱累计千金，家中奴仆以百计数，后院闺房的妻妾数十人，又喜好饮酒，享尽美味。当将军前后十六年，永始年间因病请求退职，皇上赐给黄金五十斤，安车驷马等。

史丹退职回家后几个月便去世了，谥号为顷侯，有儿女二十人。史氏家族共有四人封侯，官做到九卿、大夫、二千石的十多人，到王莽时才断绝。

自从元帝、成帝、哀帝以来，外戚兴盛的有许氏、史氏、三家王氏、丁氏、傅氏这些家族，都是每族有很多侯和将军，极贵极富，但却没有看到他们中有什么杰出人物。王商有刚正果决的节操，废弃罢黜忧忿而死，这不是他的罪过。史丹父子相继封侯，史高因为稳重敦厚，职位到了三公。史丹辅导太子，掩饰他的丑恶，宣扬他的美德，就事解释，比附善意，即使是修养有素的儒士，通达敏锐的士人也没有能超过他。到他冒死直入内室，表达忠心，扭转重大的图谋，终于保全了太子。

（三）薛宣朱博

薛宣朱博是成帝时期的两位宰相，他们都是从汉代的基层政权迈入仕途，一步一步一级一级登上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宰相地位。他们的不同之处在于：薛宣深明文法吏事，对很清楚官场规律，仕途无坎无坷比较顺利；朱博自称出身武吏，不按当时官场准则行事，玩弄智术，一路也遇到麻烦，有升有降，甚至免官，终到宰相的地位。相比而论，薛宣的结局较朱博好一些。

薛宣和朱博都处在西汉末世成哀平之时，当时刘氏宗室衰微，外戚当权，先有丁傅，继则王氏，后导致王莽建立新朝。这一时期，主无能则辅臣难当。薛宣被成帝借口免相，后来的翟方进也作了成帝的替罪羔羊。朱博因攀附外戚而触法，其实质还是帝权与后权的斗争的产物。帝后双方都有一批实力人物，双方角逐，此涨彼消，在不断反复。作为辅臣在此二者中实难选择，这才是朱博悲剧的根源，也是薛宣后妻及子悲剧的导演者。薛宣的后妻敬武长公主便是死于王莽之手，公主死前的话，便道出了事情的本质。我们从这二人的事迹中便突出反映了成哀之季西汉的政治面貌的重要方面。

1、薛宣

薛宣是东海郡郯县人。他年少时作过廷尉的书佐、都船的狱史等小吏。后来被举荐，委任为不其县丞。琅邪太守赵贡巡行到不其县，见到薛宣后，很欣赏他的才能，就带他到所属各县巡视。不久，薛宣被提升为乐浪郡都尉丞。大将军王凤也听说薛宣很能干，举荐他做了长安县令。他治理长安果然有名，被皇帝以精通文书和法令而委任为御史中丞。

这时，汉成帝刚刚即位。薛宣担任御史中丞，在朝中执法，并总理各部刺史。他向成帝上奏疏说：“陛下仁爱又厚道，疼爱百姓，亲自处理政事，有从日出直到日偏西，顾不上吃饭。臣自己低头想其中的原因，原来在于官吏多行苛刻的政事，政事烦杂而琐碎，大体上过错在于部刺史。他们不遵循朝廷所定条规，举措各出于自己的心意，过多干预郡县的事，以至于开私门，听谗言，寻求官吏和百姓的过失，过分求全责备，导致郡县互相逼迫。这种风气流传到百姓大众之中，所以乡亲之间没有热情好客的欢乐，亲属之间忘失了恩爱亲情的关照。人情道理不通，便会使阴阳闭塞不通，和睦气氛兴不起来。我建议在刺史向皇帝奏事时，直接告诉他们要约束敕令，使他们知道本朝的要务。”皇上非常赞赏他的奏议。

薛宣多次向皇帝上书奏言政事都很适宜，所举奏的部刺史、郡、国二千石官员，无论是降级的、斥退的，还是考察为称职的、升迁的官员，是非清楚，黑白分明。他放外任临淮太守，政教大行于郡。这时陈留郡有大贼，使政教不通，皇帝调薛宣为陈留太守。他治理有方，很快，盗贼便被禁止，陈留的官吏和百姓都敬仰他的威信。调回任左冯翊，至年终考核时，为真正称职。

起初，高陵令杨湛、栎阳令谢游都是贪财奸猾的人，掌握着郡中人的短长，前二千石多次案验而没有查出结果。薛宣作了左冯翊，上任主事，他们二人前来薛府拜见。薛宣设酒饭与他们同桌吃饭，接待礼节非常完备。饭后，让人暗中寻求他们犯罪的赃证，得到了确凿事实后。薛宣发现杨湛有改正的可能，便给杨湛写了封信，逐条列出他的犯罪事实，封好以后，对杨湛说：“吏民揭发你的事都写在信中，有人议论怀疑是主守盗之罪。冯翊敬重你高陵令，不忍心将这些暴露张扬出去，所以密封信来晓谕，想让你自己谋划决定怎么办，这样你今后还有出头的机会。如果你认为没有这些事，将我的书信及所记交还给我，我可以给你分清黑白是非。”杨湛自己也知道自己犯罪的事实都与薛宣所记相符合，况且，薛宣在信中的辞语温婉圆润，丝毫没有伤害自己的意思。杨湛当即解下印绶，交给在场的官吏，写了书信感谢薛宣，没有一点怨言。栎阳令谢游自以为是大儒，有些名声，很轻视薛宣。薛宣便单独派人送去公文，斥责说：“告诉栎阳令：吏民说县令治民行法烦琐苛刻，敛取钱财数十万。这些事证据查验都已经清楚。本想派官吏考察案验，恐怕有负于举荐你的人，羞辱了儒士，所以派掾吏平来规诫。”谢游得到这个声讨自己的文书，也解印绶而去。

频阳县北是上郡、西河郡，是几个郡汇聚的地方，盗贼较多。平陵县县令薛恭是个孝子，以功顺序稍作升迁，在治理民众方面欠缺。粟邑是一个小县，处在偏僻的山中，民众谨慎朴素，容易治理。县令尹赏长久在郡中作事，当过楼烦县长，荐举茂材，升为粟县令。薛宣便以条令规定上奏朝廷让尹赏与薛恭互调。两个人上任仅几个月，两县都治理得很好。薛宣听说后马上发送公文慰劳勉励他们。

薛宣当官赏罚分明，用法平和，所做的事都有法可据。池阳县令荐举廉吏狱掾王立，府还未召见，就听说王立接受被囚者家人的钱财。薛宣先谴责了县令，县即查讯狱掾，原来是王立的妻偷偷接受了被捕人的一万六千钱，所受的钱放在家中，王立确实不知道这个事情。狱掾惭愧又害怕，便自杀了。薛宣听到狱掾自杀的事，发布文书到池阳说：“县所荐举廉吏狱掾王立，家私受贿赂，王立并不知道，杀身以自明，王立确实是廉洁的人物，很感可惜！让府决曹掾将真实情况写在王立的棺材上，以彰显他的灵魂。”

到了官吏休假的日子，贼曹张扶不肯休假，仍然坐在曹室中做事。薛宣出来对他说：“至日，官员按规定休假，不办事，这些规定已经很久了，部门虽然有公职事，家中人也希望与亲人团聚。掾也应该与普通人一样，回家与妻子相会，设置酒菜，请邻居来一同欢笑。”此话入情入理，说得张扶非常惭愧，官属们也赞成他的说法。

薛宣很注意自己的仪表，仪态温文，性格沉静。他经常想着工作上的事，总想着怎样才能办好，小到用笔砚这样的事，都要想出一些办法，使之既方便又节约。官民都称赞他，郡内也很清静。升为少府后，职责便是供应张办皇帝的用度。

一个多月后，御史大夫于永死了。谷永向皇帝上奏疏说：“帝王的德能没有大过知人这件了，知人的话便能使所有的官员各任其职，天子的官位不会空缺。御史大夫对内承担着本朝的风气教化，对外辅佐丞相统管天下，任务重职位高，不是一般人所能担当的。现在应该在众公卿中选择，以补其缺。我认为，少府薛宣，才能出众，品行廉洁，通达政事。过去担任御史中丞，不怕硬不欺弱，办事合时得当；出为临淮、陈留郡守，这两郡被称为大治；当左冯翊时，崇尚教化，培养善行，威德并行，没有出现犯法越轨的事。臣听说，贤才没有大过治人这类事，在薛宣这里已见到了成效。他担任廷尉已经绰绰有余了，而经术文雅足以决断国家大政。”皇上同意了他的上疏，便任用薛宣为御史大夫。

几个月后，薛宣代张禹为丞相，封高阳侯，食邑千户。薛宣提拔赵贡的两个儿子为史。赵贡是赵广汉哥哥的儿子，当官也有能干的名声。薛宣当丞相，规定郡县的官司不满万钱的，不向上传送，以后都遵照这个办法执行，并称之为薛侯惯例。但是官属们讥笑这个规定烦琐不顾大体，认为不是好办法。当时的皇帝爱好儒术，而薛宣的经术又浅，皇上也轻视他。

后来，广汉郡盗贼群起，丞相和御史派遣属官追捕很久，都没有成效。皇上便提升河东郡都尉赵护为广汉太守，以军法要求。数月后，杀死了为首作乱的大头目，剩余的几千人投降，广汉之乱才得以平息。这时，邛成太后死了，举办丧事非常仓促，官员们增加赋税督促办理。以后皇上知道了这件事，便责备丞相和御史，下诏书册令免去薛宣，说：“你当丞相，出入朝廷已经六年，以忠孝的行为，为群众作表率，我没有听到过。上天的变异多次出现，五谷连年没有收成，粮仓空虚，百姓离家流浪在外，疫病死的以万计数，甚至有人吃人的事，盗贼同时兴起，不少官员形同虚设。前些时候广汉盗贼肆意残杀贼害官吏和人民，我多次问你，你都不能如实回答，错处都在你啊！现在我不忍心将你依法处理，交上丞相、高阳侯印缓，罢官回家去吧。”

薛宣免职后两年，方进举荐薛宣通晓文书法令。他认为薛宣熟悉朝廷制度，以前所犯的错误轻微，可以重新起用。皇上征召薛宣，恢复高阳侯，加宠为特进，位次仿效老师安昌侯，给事中，管尚书事。薛宣重新担任政职几年，后因为与定陵侯关系密切而获罪，被罢官回家。

后来，薛宣因受儿子薛况影响获罪，被免为庶民百姓，回到故乡，最后死在家里。

起初，在薛宣后来封为列侯的时候，妻子死了，而敬武长公主寡居，皇上叫薛宣娶了敬武公主。到了薛宣被免官回到故乡，公主留在京城。薛宣死后，公主向皇帝上书请求让薛宣回来葬在元帝延陵陵园，皇帝批准。薛况也私自从敦煌回来到长安，刚好遇到大赦，便留在京城与公主私乱。这时，哀帝外公家丁氏、傅氏得势，贵幸于朝廷，公主因接近他们，而疏远了王氏。元始年间，王莽自尊为安汉公，公主又出言非议王莽。薛况与吕宽关系好，吕宽犯法后，王莽一并连薛况治罪，还让使者以太皇太后的名义赐给公主毒药，让她自尽。公主忿怒地说：“刘氏孤独衰弱，王氏在朝中专权，排挤刘氏宗室子女，而且作嫂嫂的人了，为什么要干预妹妹闺阁中的事？”使者守在当面逼她，她便喝药死去。薛况被斩首示众。王莽向太后说公主是突然得了急病死的。太后本想参加公主的丧礼。王莽坚持不让去，才阻止住了。

2、朱博

朱博字子元，杜陵人。家境贫寒，少年时在县里做亭长，好结交少年宾客，追捕搏击敢作敢当。升为功曹厚，依旧刚直正义爱交朋友。这时，前将军萧望之的儿子萧育、御史大夫陈万年的儿子陈咸因是公卿之子且有才能而有名。朱博都与他们交上了朋友。汉帝陵墓所在的县归属于太常，朱博以太常府的属吏考察为廉吏，安排为安陵县丞。以后他辞官去京兆，作过曹史各部门的属官，被放外任为督邮书掾，所经办职责中的事，郡中都称赞他。

陈咸当御史中丞时，因泄漏了皇帝在宫禁中的话而被捕入狱。朱博便辞去官吏职务，步行到廷尉府中，侦察了解陈咸所犯的罪。陈咸在讯问中被笞打伤，病情严重，朱博诈称自己是医者而入狱，面见陈咸，知道了陈咸获罪的实情。朱博决心为他报仇。从监狱出来后，朱博又一次改变姓名，为陈咸查验出被笞打了数百下，结果免除了陈咸死罪。陈咸被判出狱后，朱博也因此事而出名，当了郡的功曹。

成帝即位后，大将军王凤主持朝廷政事，上奏请求让陈咸作长史。陈咸推荐萧育、朱博为大将军幕府中的属吏。王凤对此感到奇怪，荐举朱博作了栎阳县令，又调任云阳、平陵二县的县令，考察前几名而任长安县令。京城地区得到治理，不久，朱博升为冀州刺史。

朱博本是一个武官，不懂法律条文，等到作为刺史巡行所属郡县时，数百吏民挡在道路前申述冤情，官署衙门都挤满了人。从事便请朱博暂时留在这个县，亲自接见申冤的人，等事情办完再出发，想试一试朱博的能力。朱博也明白从事的意图，让随从迅速准备车骑，朱博坐上车去见申述的人，让从事明白地告诫吏民：“想告县的丞尉等官员的，刺史不纠察佩戴黄绶这一级的官员，他归那个郡就去到郡府去报告。想告二千石墨绶长史等官员的，使者巡行州部完后，到刺史办事的地方来。那些老百姓为官吏所冤枉及报告被抢劫被偷官司等事的，各交由所属相关部门的从事去办。”朱博停下车决定和派遣人员去办，结果四五百人都走了，像神一样。吏民大惊，没想到朱博善于处理突发事件，反应迅速，处事果断。之后，朱博才了解这次事件的真相，果然是那个老资格的从事教唆民众聚会。朱博杀了这个佐吏，州郡官员都畏惧朱博的威势和严厉。朱博被调任并州刺史、护漕都尉，迁官琅邪太守。

齐郡官员办事缓慢且自高自大，经常喜欢给自己捞名声。朱博刚到职办公，右曹掾史皆送书信来称有病卧床休养。朱博问他们原因，回答说：“惶恐！惯例是二千石新到，便派吏员温存问候，表示心意，才能起来就职办事。”朱博忿怒地髯也直立起来，击打几案说：“我看齐郡这些人想把这事当成习俗了！”于是，召见各曹史书佐及各县的主要官吏，选看他们中可用之人，将他们安排到诸曹位置。那些称病的官吏全被罢免。郡中官员大惊。不久，门下掾赣遂是一位年老的大儒，教授着数百人，参拜动作迟缓。朱博以此告诉主簿：“赣老先生不熟习官吏礼仪，主簿去教他怎样参拜，熟练了再说。”又告诫功曹：“属下官吏们许多人都穿的是宽大的上衣和裤子，不合乎制度，从今以后掾史的衣服全部要离地面三寸。”朱博尤其不爱诸儒生，他所到的郡都取掉议曹这个部门，并说：“怎么能重复地又设一个议曹呢！”文学儒吏经常有奏记称说这个那个的，朱博便对他们说：“如今太守是汉朝的官吏，凭着三尺律令来办事，无奈先生说这些圣人的道理是为什么呢？暂且把这些道理拿回去，尧舜之类的君主出来了，为他去述说吧。”他折辱人就是这样的。朱博主持齐郡数年，大大地改变了齐郡的习俗，掾史的礼节就像楚地、赵的属吏。

朱博治郡，常常令各属县选择些才能出众的人做主要属吏，按各人的特长安排适宜的事。县上如有罪恶较大的贼盗或其他异常事件，朱博便传书责备。对那些努力干事并有成效的，必给以重赏；那些怀有诈欺之心和能力不称职的，必然要处罚他们。因此，郡内豪强势力不敢抬头。姑慕县有八个人在县廷中报仇杀人后逃跑，县里抓不到行凶的人。县长吏带着公文报告给郡府，郡中专管治安的官员贼曹掾史自告奋勇请求到姑慕破案。郡功曹各个官员也都提出报告。朱博见到丞掾，对他说：“县上自有长吏，郡府并未干预，丞掾认为郡府应当干预吗？”这时，郡书佐进入到门房，朱博口授文书，说：“郡府告知姑慕县令县丞：你们说发生了杀人的事，我已得知县的报告文书。此书收到后，县令丞负起自己的职责来，游徼王卿能力有余，令他去捕盗贼！”王卿接到敕令后，心中惶恐不安，亲属也吓得脸上失色，他们不分白天黑夜地到处打听奔走，捕抓杀人罪犯，十多天中抓捕到五个人。朱博再次派人送去文书说：“王卿忧劳公事很有成效！公文到后，带上捕贼功劳和经过到郡府来。部掾以下也可以用，渐渐捕完其余罪犯。”他使用属下，都是这类办法。

朱博因考核名列前矛而调进京城管理左冯翊。他治理左冯翊，在礼文仪节上与薛宣比较相差很多，而多使用强硬怪异的方法，张网设罗，缺少爱人之心，敢于重罚。但是也能放过一些人，不时也宽容属下，属下的官吏因此而为他尽力。

长陵一位大姓名叫尚方禁，少年时曾和别人的妻子私通，被发现后让人家砍了一刀，伤在他的面颊。郡府的功曹受了他的贿赂，说可以除去看守尚方禁的士兵。朱博知道这个事后，借其他事召见尚方禁，看他的脸上，果然有疤痕。朱博避开他人，单独问尚方禁，脸上的伤势怎样来的，尚方禁明白朱博已经知道了事情的真象，便叩头表示服从诉状。朱博笑着说：“男人有时难免会做出这样的事。冯翊想让你洗雪耻辱，抹去这些，然后任用你作事。你能不能自己努力？”尚方禁既高兴又害怕，回答说：“必尽死力！”朱博于是告诉尚方禁：“不要泄漏我的话，外边有便宜的事，立刻记录上告诉我。”由此亲信尚方禁，把他当成自己的耳目。尚方禁从白天到晚上揭发郡中盗贼及其他潜伏的犯罪，很有功效。过了一般时间，朱博面见功曹，闭上房门，以尚方禁等事数说责备功曹，给功曹笔和竹简让他自己记下前后所收受贿赂，警告说不准隐瞒，如有谎话，是要断头的。功曹惶惶害怕，将全部奸赃都写上。朱博知道他回答的都是实话，才命他坐到自己的座位上，告诫他要改过，并把刀子给他让削去所记下的文字，就当此事没有发生一样，仍然担任原来的职务。以后，功曹每当想起就全身打战，不敢有任何失误，朱博的事业也有了进步。

朱博迁升为大司农之后一年多，因犯小法，降职为太守。此前，南蛮一支首领若儿多次为盗贼前来扰乱，朱博与他们族中的兄弟结交，友情深厚，然后唆使他们反间，袭击并杀掉若儿，郡中清平无事。

朱博调任山阳太守，因病免官。又征调为光禄大夫，迁转为廷尉，职责是主管解决疑难案件，平议全国的讼案。朱博害怕被官属看轻，任职后，召见正监典法掾史，对他们说：“我出身武官，不熟悉法律，好在有各位贤能，没有什么发愁的！但我治理郡县以来已经二十年，也知道三尺律令，人情世态出于其中。掾史试和正监一块儿收集过去决事中官员议论难解决的案件数十件事，拿来问我，可以给诸位以我心中想的覆案。”正监认为朱博即使比自己强一点，心想也未必是这样的，便与朱博一件一件的地讨论。朱博把掾史都召来，为他们平处每一宗案件的轻重，十件有八九件都是对的。官属由此都佩服朱博的通达简要，才能过人。他每一次改变官职，所到过的地方都像这样，都出些怪诡异的办法，借以向属下表示不能欺哄和轻视自己。

之后，朱博升为后将军。与红阳侯王立关系很好。王立有罪被处罚后，有关方面向皇帝上奏王立的同党和朋友，朱博以此获罪而免官。以后一年多，哀帝即皇帝位，因为朱博是名臣，予以召见，开始又封他为光禄大夫，迁官京兆尹，几个月后被破格封为大司空。

朱博做人廉洁俭朴，不饮酒不进女色。他由贫贱到富贵，生活非常俭朴，睡得晚，起得早，妻子很少能见到他的面，有一个女儿，没有男孩。他喜好士大夫，为郡守、九卿时，家里经常宾客满门，想当官的他予以荐举，想报仇怨的他会解下腰中的佩剑送给人家。他的勇于担承事情和待人就是这样，朱傅以此而自立于世，然而也终于因此而取败。

之前，哀帝的祖母定陶太后想求得称皇太太后的尊号，太后的从弟高武侯傅喜为大司马，与丞相孔光、大司空师丹三人劝阻了此事。孔乡侯傅晏也是太后从弟，谄谀想顺从太后意向。恰好朱博刚被任命为京兆尹。傅晏便与朱博交往，谋划着成就太后的尊号，以光大孝敬之道。由于这个原因，师丹先被免去了大司空的职务，朱博代师丹做了大司空，多次在宴饮中向皇帝上奏说丞相孔光和大司马傅喜与大臣结成党羽，对国家的政治没有益处等话，皇上便罢免傅喜的官，让他回到封地，免去孔光相职成了平民，以朱博代替孔光为丞相，封为阳乡侯，食邑二千户。朱博向皇帝上书退让，说：“过去的惯例是封丞相的食邑不超过千户，然而独有臣超过制度，我真诚地感到惭愧和畏惧，愿意归还千户。”皇上许可了。傅太后对傅喜的怨恨还不能止息，差使孔乡侯傅晏讽谕丞相，让他上奏免去傅喜高武侯的爵位。朱博接受了太后的诏旨，与御史大夫赵玄商议。皇上知道傅太后平常怨恨傅喜，怀疑朱博、赵玄承许太后的意指，便把赵玄召问真情。赵玄说出了这件事的过程。皇帝下诏彭宣等讯问此案，得知朱博采取旁门外道，不守规矩，不顾正义，结果朱博、赵玄、傅晏获罪。皇上减去赵玄死罪三等，削去傅晏食邑四分之一户，让谒者带上符节召丞相去廷尉诏狱。朱博自杀，取消了封邑。

薛宣、朱博都是从小吏起家，一级一级而登上了宰相的地位。薛宣所任过职的地方都能得到治理，成为当世官吏的老师，到他当上大官以后，因为对下属要求过分，细小的地方都不放过，而失去已有的名声。朱博奔走进取，没有准则，已经没有什么可以称道的了，又见到汉成帝时期委任大臣，借诈术以用权。当世的皇帝已经变更，喜爱和厌恶已经与以前不同，又依附于丁、傅，顺着孔乡侯的所求。事情暴露后被诘问，于是陷入诬蔑欺罔大罪，没有了辩解的话，实情被皇帝知道了，吞下了毒药。

（四）文武全能辛庆忌

辛庆忌（公元前？-前12年），字子真，西汉陇西郡狄道（今甘肃临洮县南人）。西汉后期著名的爱国将领和名臣。辛庆忌父亲辛武贤，是汉宣帝时的破羌将军，曾与赵充国、甘延寿及赵充国的儿子中郎将赵卬出兵，平定先零诸羌于鲜水（今青海省青海湖），对巩固西汉王朝西陲边境，立下了功劳。

辛庆忌在青年时即投笔从戎，很快因其父辛武贤对西汉王朝建树的功勋，被任命为右校丞。以后，便跟随长罗侯常惠率军开赴西域都护府的乌孙都城赤谷城（今苏联中亚伊塞克湖东南）驻兵守边，开垦屯田。甘露二年（前52年），乌孙大、小昆弥（王）内争，辛庆忌“与歙侯战，陷阵却敌”，威震西域。朝廷论功行赏，升任侍郎，深受信任和倚重。过了不久，又被任为校尉。当时，匈奴争夺西域，西域诸城国时附时叛，为巩固西域边陲，辛庆忌再受朝廷之命，前往焉耆国（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焉耆回族自治县）驻兵戍守，开垦屯田，稳定了西域边境，朝廷倚为栋梁。

汉元帝初（公元前48年），辛庆忌以调回朝廷后，初任命为“谒者”掌宾赞职务。旋又被任命为金城长史。同时，因他长于文墨，吏治有方，被推荐为“茂才”。后又调任郎中车骑将，张掖、酒泉郡太守。他精于武功，善于谋略，治军有方，又擅长吏治，爱民如子，在保卫西北边防防安宁的同时，励精图治，鼓励农耕畜牧，所治境内人民得以安居乐业，为当时所称颂。汉成帝初（公元前三二年），辛庆忌再次调回朝廷，被任命为光禄大夫。后又被任命为左曹中郎将、执金吾。不久，辛庆忌因儿子犯有杀人罪被株连，贬为酒泉太守，戴罪立功。

在酒泉任职一年余，恪守职责，清正廉洁，保境安民，治理有方。大将军王凤在成帝面前竭力保荐辛庆忌是个忠贞正直、仁爱宽厚、有勇有谋、精通兵事、仁勇威重、甚得众心的栋梁之材。汉成帝采纳了王凤的荐奏，赦免其重罪，调回京师任命为光禄大夫、执金吾。数年后，因犯小罪，又被贬官外调任云中太守。不久，复还朝为光禄勋，其后拜为右将军诸吏散骑给事中、徙左将军。

辛庆忌身任朝廷重臣后，忠直不阿，为满朝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