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成之世

四、汉元帝时期的大事

（一）改革皇帝宗庙礼制

庙，最早是供奉、祭祀祖先的屋子，后来礼拜神佛之处也称为庙。传统上“国之大事，惟祀与戎”。这就是说祭祀和武力是维护政权的两大基石，也就成了国家最重要的事情。祭祀包括两个方面，一是祭天祭上帝。二是祭祀祖先神。在君权神授的观念指导下，祭天祭上帝丝毫不能含糊。祭祀祖先神也是维系贵族宗法制的法宝，让祖先的神灵保佑子孙昌盛多福。祭天祭上帝就是郊祀，祭祀祖先神就是宗庙礼祀，两者在汉代都并重不废。

1、先秦时期的祭祀

中国早在夏商周以前，墓葬是没有坟丘的。那时对祖先的祭祀，是在统治中心地所建的宗庙中进行的，即《荀子·礼论》中所谓“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宗庙仿照宫殿的规模建筑。前面设有庙（相当于朝堂），用来陈设祖先的神主，作为朝拜和祭祀的地方。后面设有寝（相当于后宫），用来陈设家具和生活用品，作为祖先在天之灵生活起居之地。

在祭祀制度方面，殷商实行“周祭”，即按先祖、先妣的天干命日遍祀一周。周代的宗庙开始有了数量限制，“礼有以多为贵者，天子七庙，诸侯五，大夫三，士一”。根据在宗法制的等级地位，天子可以祭祀七位先祖，以下依次递减。周代在祭祀宗庙的方式上，有日祭、月享、时献、岁祀等复杂的一套礼制。

从春秋晚期到战国，坟丘式的墓葬开始在中原地区普遍出现，而且坟丘高低及墓上种树多少成为身份等级差别的标志。君主坟墓造得最高，人们形象地比作崇高的山陵，这也是对君权的一种推崇。如君主去世，人们就隐讳地称为“山陵崩”。到了战国晚期和秦，先是把寝殿移至陵墓的侧边，作为墓主灵魂生活起居的处所，这就是“陵寝制度”。

秦统一后，曾经稽古礼文，实行皇帝七庙制度。虽然叔孙通采撷先秦及秦代有关礼制制定汉礼，但因疏阔、违古而为后世所讽，皇帝宗庙制度与周礼不合，皇帝宗庙庙数远远超过了天子七庙的古礼规定。

西汉大体承袭秦代制度。根据设置地点的不同，西汉初、中期皇帝宗庙大致可以分为京庙、陵庙、郡国庙三种类型，上述三种类型宗庙庙数总计为167所。

西汉时期，不但把寝与陵墓造在一起，而且陵园旁边还出现了庙。西汉王朝在庙祭体例上继承秦制而不遵古礼，既造成沉重的财政负担，也引起日益得势的儒生们的不满。汉高祖刘邦时，下令分封各地的同姓诸侯王，都要在当地为太上皇（刘邦的父亲）立庙。刘邦死后，汉惠帝尊之为太祖；汉文帝死，汉景帝又尊之为太宗。除了在陵墓旁、长安城中各有太祖庙、太宗庙之外，他们生前曾经到过的地方各郡、诸侯国也都要设立太祖庙、太宗庙。到了汉宣帝的本始二年（前72年），汉武帝也被尊为世宗，沿用先例，武帝刘彻生前足迹所及的地方也都设有世宗庙。

汉元帝即位后，在京城长安从高祖至汉宣帝之庙，还有加上太上皇、悼皇考（宣帝之父史皇孙）在内的帝陵旁边所设之庙，总计设在地方郡、国的祖宗之庙分为86处，共167所。另外，陵园中（陵庙在陵园之外旁边）还有寝殿、便殿等。

按照西汉的宗庙祭祀制度，日祭（每天对父祖祭祀）于寝，月祭（每月初一以特羊朝庙，因而告朔）于庙，时祭（春曰礿，夏曰禘，秋曰尝，冬曰蒸）于便殿。对寝是一天四次上食，对庙是一年二十五祠（除每月一次告朔外，还有尝麦、三伏、立秋等名目），对便殿是一年四祠。还有一月一次的“游衣冠”（从帝陵园寝中出衣冠游于该帝之庙）。除了诸皇帝的陵寝外，还有昭灵后（刘邦母亲）、武哀王（刘邦哥哥）、昭哀后（刘邦姐姐）、孝王太后（刘邦薄姬、文帝生母）、孝昭太后（汉武赵婕妤、昭帝生母）、卫思后（武帝废皇后卫子夫）、戾太子（武帝废太子刘据）、戾后（刘据妾史良娣，宣帝祖母）等人也都有独立的陵寝之园。

这样，把京城附近所有的皇家陵园加在一起，有30所需要经常性祭祀。据《汉书·韦玄成传》记载，一年之中共需要上食24455次，使用卫士45129人，祭祀礼乐、屠宰、烹调等专职人员12147人，还不包括使用的饲养牲畜人员。对广大人民来说，死帝王和活帝王一样，同样是一项沉重的负担。

2、宗庙礼制改革的缘起

自西汉武帝实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政策后，儒家思想逐渐成为社会主导思想。元帝即位之初，天灾、人祸迭出不穷，统治阶层内部党争不断，社会各种矛盾不断激化。因而，依据儒家经典有关记载对西汉以往变乱古礼的相关制度进行变革，已经逐渐成为当时尊奉儒学的统治阶层，尤其是士大夫阶层的普遍共识。汉元帝永光年间，最终依据儒家礼经，对西汉以往皇帝宗庙制度进行了变革。罢弃西汉初、中期为因有功德而有"祖"、"宗"庙号的高、文、武三帝所立的郡国庙，依据古礼确立宗庙毁庙制度是此次宗庙礼制改革的主要内容。

汉元帝即位不久，贡禹曾经上奏说：“古者天子七庙，今孝惠帝、孝景帝之庙皆亲尽，宜毁。在地方郡、国建立宗庙也不符合古礼，应该一律撤销”。虽然汉元帝好儒，也从内心赞赏贡禹的建议，但这毕竟涉及一个非常重大的问题，不能仓促实行。

永光四年（前40年），在儒学士大夫阶层的建议、推动下，元帝下诏罢弃以往在郡国为高、文、武三帝设置的宗庙，由此拉开了西汉中、后期宗庙礼制改革的序幕。元帝诏书说：“朕闻明王治理天下，应时制法，因事制宜。以往天下初定，远方尚未宾服，借先帝曾巡幸之地以立宗庙，来建立我朝权威，消除反叛之萌，为统一天下民心的权宜之计。今赖天地神灵和宗庙祖宗庇佑，四方同轨，蛮貊入贡。如果还遵行权宜之计而不定古礼，令疏远之亲卑贱之位也来承担尊祀祖先之职（按宗法制只有嫡长子才有主祭祖宗之权），决非皇天祖宗之意，朕非常恐惧。《论语》孔子说过：‘吾不与祭，如不祭。’请丞相、御史与诸朝臣讨论这个问题。”

讨论的结果是，以丞相韦玄成、御史大夫郑弘、太子太傅严彭祖为首的朝官共71人一致认为：“臣闻祭祀之事，非仅仅是表现在外面的礼仪形式，还应该由内心中发出，要情礼皆备。所以只有圣人能做到飨（祭祀供奉）帝，孝子能做到飨（祭祀供奉）亲。立祖宗庙于京师之地，皇帝亲自承应主祭祖宗之事，四海之内各以其职其位来助祭，这是尊祖敬宗的大义，五帝三王同行此道，决不变改。按《春秋》之义，祭祀父亲不能在支庶（非嫡长子的别子）之宅，祭祀君主不能在臣仆之家，祭祀天子不能在诸侯领地。臣等认为凡是汉朝宗庙在郡国所设者，均不应再行祭祀之事。”

于是，汉元帝批准韦玄成等人的提议，九月戊子日，下诏先撤除昭灵后、武哀王、昭哀后、卫思后、戾太子、戾后等的墓园及内外寝、庙、便殿的祭祀，仅派一些吏卒卫护陵墓。十月乙丑日，又下诏撤除了对郡国宗庙的所有祭祀活动。

接着，汉元帝把问题引向更为敏感的方面，他下诏说：“盖闻明王制礼，立亲庙四（直系上溯四代），祖宗之庙（太祖太宗的庙）万世不毁，所以体现尊祖敬宗和亲亲之意。朕承祖宗托付之重，大礼缺疏不备，战栗恐惧，不敢自专，请丞相、御史与朝臣讨论这个问题。”

按照元帝的本意，天子宗庙应该是"立亲庙四，祖宗之庙，万世不毁"。当时有"祖"、"宗"庙号的仅有高帝高祖庙、文帝太宗庙、武帝世宗庙，如果按照元帝设想立庙，则恰与礼书中记载的周代"天子七庙"之制相符。

讨论的结果是，以丞相韦玄成为首的44位儒学士大夫坚决反对，他们依据宗法制度，坚持天子五庙制度。韦玄成等人认为，按照宗法制度，以武帝、昭帝、皇考、宣帝四庙作为元帝"四亲庙"，与高庙合而为"五庙"，可以说是对宣帝时期有关政策的延续、继承。韦玄成等人还说，按照古礼，始受天命而有天下，又分封诸侯的开国之君为太祖，以下只祭五庙，亲尽而迭毁，亲疏而渐降，表示有终也。周代之所以实行七庙，是因为后稷始封，文王和武王都受天命而王，这三庙永世不毁，加上亲庙四代，合而为七。现今汉朝，高帝受命定天下，应该为太祖之庙，世世不毁。以下太上皇、汉惠帝、文帝、景帝皆已亲尽应毁庙，亲未尽的四庙是汉武帝、汉昭帝、悼皇考（元帝祖父史皇孙）和汉宣帝。因此，只有高帝庙才具有不迁毁的资格，其余诸帝庙"亲尽"后应被依次迁毁。太上皇、惠、文、景诸庙应被迁毁，只保留高庙、武帝（元帝高祖）庙、昭帝（曾祖）庙、皇考（祖）庙、宣帝（父）五所宗庙。

韦玄成之议引起许嘉、尹忠、尹更始等人的驳难。以车骑将军许嘉为首的29人认为，孝文皇帝德厚侔天地，利泽施四海，应该为太宗之庙，世世不毁。

廷尉尹忠认为，汉武帝文治武功，应该为世宗之庙，也世世不毁。

谏大夫尹更始等18人认为，悼皇考被序入昭、穆之中，不合正礼，应该毁庙。

所谓"毁庙"，就是按照世数的递进，依次迁毁宗庙中逾越血缘关系的祖先神主。据儒家礼书的记载，商、周时期已经实行比较严格的宗庙毁庙制度。秦二世时虽曾一度实行宗庙毁庙之礼，但西汉自建立至元帝永光五年前，此礼久废不行。因而往往因此为后世所讥讽："汉承亡秦灭学之后，宗庙之制，不用周礼。每帝即世，辄立一庙，不止于七，不列昭穆，不定迭毁。"

韦玄成的提议、尹更始等人的驳难所依据的理由冠冕堂皇，不能不重视。屏弃文帝庙，确实又有违以往褒崇文帝的用意。但即便将皇考庙排除于皇帝庙制系统之外，"四亲庙"也只能至孝景帝庙而止。如果加上文帝庙，那么，宗庙庙数将突破"五庙"之制。由于各种论争因涉及礼制、宗法以及当时政治现实诸多因素，已经无法由臣下议决，只能留待皇帝作出宸断。对于恪守传统礼制的元帝来说，此次宗庙礼议反映出来的"君统"与"宗统"的矛盾、情与礼的冲突，迫使他不得不万分谨慎，以至从三种意见上呈至元帝对此问题加以裁断，其间间隔竟长达一年之久。汉元帝一直犹豫不决，拖了一年多的时间。与刚刚结束不久的因合乎国情，且得到统治阶层，尤其是具有广泛社会影响力的儒学士大夫阶层的普遍支持而顺利推行的罢弃郡国庙相比，皇帝宗庙迭毁制度的确立、实行却因受参与政策讨论、制定者援引经典的不同，以及现实政治因素的影响而充满了坎坷、波折。

这样，继永光四年罢弃高、文、武三帝郡国庙后，永光五年（前39年）十二月乙酉日，汉元帝下诏宣布，高皇帝为汉太祖，孝文皇帝为太宗，世世承祀，传之无穷。再加上武帝、昭帝和宣帝三庙，亲情最近。除这五庙外，惠帝、景帝及悼皇考庙皆亲尽应毁。

但是，丞相韦玄成等人又奏请说：“祖宗之庙世世不毁，继祖以下，五庙而迭毁。今高皇帝为太祖，孝文皇帝为太宗，孝景皇帝为昭，孝武皇帝为穆，孝昭皇帝与孝宣皇帝俱为昭。皇考庙亲未尽。太上、孝惠庙皆亲尽，宜毁。”

最后执行的正是这个修正方案：享受子孙祭祀的是高祖、孝文、孝景（昭）、孝武（穆）、孝昭（昭）、悼皇考（穆）、孝宣（昭）这七庙；停止祭祀的是太上皇、孝惠两庙。太上皇的神主（牌位）埋入墓园土中，惠帝神主迁入太祖刘邦庙中，寝园“无复修”。

次年，经过韦玄成提议，孝文薄太后和孝昭赵太后的寝庙也被撤除。

建昭三年（前36年），韦玄成因病去世，匡衡成为新的丞相。这时，汉元帝病得非常厉害，梦见祖宗责备他不该撤销在郡、国的宗庙，他的弟弟楚王刘嚣也做了同样的梦。于是，他就下诏垂问匡衡，想把已经毁罢的祖宗之庙统统再恢复过来。

匡衡坚持按照已经改革的办法做，但为了慰籍元帝之心，他先是以丞相的身份祈祷高祖、孝文和孝武三庙，解释为什么要罢除郡、国之庙，一是要以“古圣之经”为本；二是荒灾连年，百姓困乏，无力修立宗庙。他说，如果有违祖宗之心，请把灾殃降到自己身上，而使皇帝“所疾日瘳”，“宜蒙佑福”。

接着，他又写了一篇谢罪书，到京城已毁宗庙依次宣读，解释毁庙原因，请求祖宗理解，如降罪则在他匡衡，仍请保佑皇帝等。

汉元帝的病越来越严重，他深信这是祖宗震怒的结果，因久病不愈，元帝疑心是因以往罢弃先帝、后郡国庙及寝庙园、定宗庙迭毁礼而引起祖先不满、降灾所致，多次想恢复以往成制，由于匡衡谏阻而罢。于是在建昭五年（前34年）七月，把太上皇、原庙（刘邦庙本在长安城中，因一月一次从长陵寝中出游衣冠不便，更于渭北作庙）、昭灵后、武哀王、昭哀后、卫思后等已毁之庙尽行恢复，只是郡、国之庙罢废如故。

此举并未得到列祖列宗在天之灵的“谅解”，不到一年汉元帝就病死了。匡衡以儒家一向的执著态度，马上提出“前皇帝身体欠安，所以原罢之祭庙墓园尽行恢复，但终未能蒙受赐福，卫思后、戾太子、戾后墓园，亲未尽，不应撤除。孝惠、孝景庙亲情已尽，宜毁。太上皇、孝文太后、孝昭太后、昭灵后、武哀王的祠庙也应一并撤除。”

新皇帝批准实行。

但是，此后皇帝宗庙毁庙礼制却屡有变动。与元帝相仿的是，成帝也将即位后久无后嗣一事归咎于迁毁祖先宗庙。河平元年（前28），成帝采纳给事中平当的建议，再次恢复太上皇寝庙园。刘邦母亲、姐姐、哥哥的神主并迁入太上皇寝庙，世世奉祀不绝。同时，为杜绝异议，成帝又恢复了汉初为禁止臣下擅议宗庙制度而制定的"敢有擅议者弃市"的法令。西汉初年制定的"敢有擅议者弃市"的这条法令，其实还有深层次的政治原因，这在当时是巩固新政权的一种需要。汉元帝实行改制，其实是废除了这道法令。汉成帝时恢复太上皇寝庙的祭祀，同时也把"擅议宗庙之命"恢复，不许人讨论宗庙事。

成帝死后，哀帝即位，诸庙或罢或复，一直纷争不下，议论者多方变更成帝以往成制，其焦点是如何对待汉武帝之庙。丞相孔光等废止成帝禁止擅议宗庙法令的建议，也得到了哀帝的支持，一度废弃的皇帝宗庙迁毁之礼又得以实施。由于成帝庙列入皇帝宗庙系统中，彭宣、左咸等53人认为孝武皇帝虽有功烈，亲尽宜毁，依据是"祖宗以下，五庙迭毁"。王舜、刘歆等认为《礼记·王制》和《春秋谷梁传》都规定，天子七庙。而且“七”是一个正数、常数，被尊为“宗”的不在七庙之内，是一个变数。所以孝武功烈超常，其寝庙不应毁。刘歆列举了武帝赫赫文治武功，武帝功德显赫，如果迁毁其庙，则名实不符，既无以彰显尊德贵功的用意，又不足以劝勉后世皇帝奋发有为。或许是因为刘歆的上述说教恰恰拨动了哀帝意欲重兴汉室的敏感心弦，所以，哀帝采纳了他的建议，围绕武帝世宗庙存毁而展开的争议亦就此平息。

这样，至哀帝时，按照皇帝统系已经确立了高庙、文帝太宗庙、武帝世宗庙、昭、宣、元、成帝庙"七庙"之制。这与礼书记载的"一祖二宗四亲庙"庙制在形式上虽然颇有相似之处，但这仅仅是依据"君统"统系而言，并不是当时宗庙总数。据史籍记载及前文论述，这时还有虽未被列入皇帝宗庙系统，但并没有被迁毁的皇考庙、哀帝为其本生父定陶共皇所立之庙。因此，就数目而言，此时西汉皇帝宗庙实际应是"九庙"。

哀帝去世后，被哀帝抑绌的王氏家族通过一次迅速的政变重新执掌政权，并立哀帝从弟刘衎入统，承成帝后，是为孝平皇帝。因哀帝、平帝为从兄弟，所以皇帝宗庙无所登除。笃信古礼的王莽一方面毁弃宣帝所立的皇考庙、哀帝所立的定陶共皇庙，以明"一统"礼义；另一方面则采择刘歆之说，于平帝元始四年（前4年）"尊孝宣庙为中宗，孝元庙为高宗，天子世世献祭。"平帝去世后，又"奏尊孝成庙曰统宗，孝平庙曰元宗。"这样，在王莽以新代汉之前，西汉有"祖"、"宗"庙号的皇帝庙共有七所，恰与"天子七庙"的古礼相符。虽然王莽追尊孝宣、孝元、孝成、孝平诸帝庙"宗"号，但是，它不过是"一祖二宗与四亲庙"模式的一种变易而已。

可以看出，西汉中、后期，由于传统礼学思想对社会影响渐趋复盛，从而开启了始于西汉元帝时期的皇帝宗庙制度礼制化进程。尽管传统经典礼制仍然是当时士僚援引立论的依据，但当理论与社会现实、情与礼发生矛盾、冲突而又难以弥缝时，后者对前者的影响就比较凸显出来，从而导致议制者在大多数情况下往往不得不或隐或显的曲释礼经学说，以适应现实之需要，元帝永光、建昭年间议宗庙立庙、毁庙之制事无疑对此作出了绝好的诠释。

中国古代陵寝庙祭制度到了东汉时期最终确立。先帝死而无知，祭祀无益；祖宗死而有知，亲亲之情如何一刀两断？像西汉不管五庙或七庙，“亲尽则庙毁”，那些享受子孙烟火惯了的祖先，岂不成了无主的幽魂饿鬼？但让越来越多的祠庙满地都是，耗费大量钱财，也不妥当。儒家的理论基础是血缘宗法制，讲究亲亲尊尊，不能对祭祖之事太薄情。儒家又提倡富民爱民，减赋节约。所以，夹缝中的儒生们论争纷纭，手忙脚乱。东汉之后，不但废除了西汉在陵园附近设立宗庙的制度，而且取消了为每个神主建立一庙的制度，只是把许多神主供奉在一个祖庙里，实行“同堂异室”的供奉办法，在宗庙重要性减退的同时，上陵朝拜开始成为重要的祭祀方式，皇帝要亲率百官每年一月和八月两次到帝陵，隆重朝拜祭祀。

以后历代的宗庙和陵寝制度都仿此而行。

（二）重用儒臣纯任德教

早在元帝做太子时，就向宣帝建言："陛下持刑太深，宜用儒生。"宣帝则训斥他说："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所谓"霸道"就是先秦法家治国之道；所谓"王道"就是儒家的仁道。宣帝见太子要用"纯儒"，就叹息说："乱我家者，太子也！"并且想以"明察好法"的淮阳宪王刘钦来更易太子，后来因为怀念亡妻许平君，才终于没有废兄立弟。但是，宣帝对太子进行皇家教育时，却以儒生为师傅，用儒经为教育内容，所以，汉元帝成为中国历史上"儒化"很深的皇帝。西汉帛书信札刘奭所习之经十分广泛，包括《春秋》、《诗》、《尚书》、《礼》、《论语》等。元帝的经学功底，不仅远过乃父，就是在西汉一代所有帝王中，也可谓首屈一指。

1、儒家在西汉得到重视

自西汉武帝实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政策后，儒家思想逐渐成为社会主导思想。"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既是中国古代文化大传统发展的必然，同时又进一步促成了统治集团指导思想的调整，还加速了儒学自身的繁荣。

在汉宣帝以前，基本上实行的是"霸王道杂之"的统治方略。汉宣帝虽然把自己的统治方略概括为"霸王道杂之"，其实他并不很欣赏“王道”。这从一些“上礼仪，好古教化”的儒家型官吏的悲剧结局可以看出。盖宽饶以“明经”、“孝廉”、“方正”的名义，从郡文学而对策高第，到中央政府任职司隶校尉，走的是一条读经入仕的路。一方面，汉宣帝欣赏他“刚直高节，志在奉公”，一方面，又不满意他“好言事刺讥，干犯上意”。就是因为刚直不阿的性格而触犯汉宣帝，最后不得不在未央宫北阙下引刀自杀。

韩延寿是宣帝时最有影响的儒家型循吏。他出身郡文学，深受经学熏陶，“上礼仪，好古教化”。但最终，这位主张以礼乐教化治民的官吏却在左冯翊的任上被处以死刑。韩延寿的悲剧结局说明，儒家在汉代，为重建文化大传统而努力推行礼乐教化，这和朝廷的法律令之间，是存在某种深刻的内在矛盾的。

史书记载说，元帝从小受过良好的经学教育，有着深厚的经学功底，尤精于《诗》。他尊师重儒，在其大力提倡之下，整个社会儒风蔚然，《诗经》学亦因元帝之力，成为治国主导思想。元帝好儒，选官用人，以经明行修为基本准则，因此儒生布满朝廷上下。元帝对经学的贡献就在于通过习经重儒、治国以儒，使儒学彻底取代了“霸王”之道。

元帝即位初期，各种社会矛盾已十分尖锐，迫使统治者不得不改变前朝"霸王道杂之"的统治方略，而采用"以柔治国"的儒家方略，以缓和社会矛盾；加之元帝本人十分尊崇儒家经学，受过良好的经学教育，具有深厚的经学功底，这就是元帝重用经学之士的原因。元帝多种渠道选用经学之士，使当时官吏队伍的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社会矛盾有所缓和，促进了经学和封建文化的发展。

在元帝大力倡导下，重用儒生，委之以国政，名儒萧望之、周堪、贡禹、薛广德、韦贤、匡衡、韦玄成、刘向、郑弘等人相继为丞相。元帝推行儒政、仁政，如提倡节俭、减少政府开支，减轻百姓负担，削减卫卒，生子由三岁出口钱，改为七岁仍出口钱；成帝时，算赋由120钱减为80钱，等等，都堪为善政。还有扩大博士弟子名额，令郡国设置五经百石卒吏，使谒者陈农求遗书于天下，让光禄大夫刘向整理宫中藏书，等等，对促进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都是有益的措施。同时京房提出的“考功课吏法”如能认真执行，对于政治清廉，提高官吏的工作效率，也有所裨益。但是，由于儒家的保守、迂腐以及谶纬迷信的消极作用，特别是由于宦官当政，元帝优柔寡断，使儒家仁政难以贯彻执行，而其消极因素却得到恶性发展。

2、纯任德教

元帝时期，单崇儒家，纯任德教，治国完全以经学为指导，选官用人完全用儒家标准。那么，为什么元帝摒弃主张严刑峻法的"霸术"，而改用"以柔治国"、强调"教化"的儒术呢？

我们知道，宣帝统治后期，西汉王朝文、景繁荣，武帝时期国力的强盛，昭帝以来的"中兴"已经逐渐烟消云散，西汉王朝衰颓的趋势已经不可遏止。元帝即位之初，天灾、人祸迭出不穷，统治阶层内部党争不断，社会各种矛盾不断激化。因此，元帝"纯任德教"除了他自身具有深厚的经学修养外，更重要的是有其深刻的社会原因，即土地兼并日趋加剧，农民纷纷破产，有的投入田庄沦为佃客和奴隶，有的接受政府假田，成为假田农民（国家佃农），有的成为流民，而这些人原来所承担的租税赋役，又都转嫁给编户齐民，即自耕农身上。再加上政治腐败，官吏贪残，天灾频繁，各地不断爆发反抗西汉统治的斗争。所以，在这种严峻的形势下统治者只好放弃"霸术"，纯任德教，以期缓和社会矛盾。这种方略的改变，是由元帝提出并加以实施的。

在实行"教化"的儒术方面，元帝采取了如下的措施：

一是尊崇儒学。汉元帝笃信儒学，他即位当年，即采取尊奉孔子的措施。孔子第13世孙孔霸"上书求奉孔子祭祀"，元帝立即下诏曰："其令师褒成君关内侯霸以所食邑八百户祀孔子焉。"这是以皇帝名义奉祀孔子的重大举措，孔霸被封为关内侯，赐食邑800户，号褒成君，给事中，加赐黄斤200斤，府第一所。孔霸去世，元帝两次穿素服去吊祭，赐给东园秘器钱帛，赠予列侯礼安葬，谥号"烈君"。初元二年（前47年），起用师傅萧望之，赐爵关内侯，食邑800户。夏侯胜卒后，"赐冢茔，葬平陵。太后赐钱二万万，为胜素服五日，以报师傅之恩，儒者以为荣"。尊崇帝师的社会效应，必然导致人心向儒，这自然大大提高了儒家的社会地位。

二是以儒家标准选官用人。元帝即位不久，即大幅度增加太学博士弟子数量，由宣帝时的200人，激增至千人。对这些博士弟子，每年按甲、乙、丙三科考试，考试合格者，即可授以相应的官职。因此，当时社会上流传着这样的话："遗子黄金满籯（yíng，竹笼），不如一经。"儒学宗师夏侯胜也常常教导他的弟子说："士病不明经术，经术苟明，其取青紫（指高官）如俯拾地芥耳。"可见读儒经做官，已成为当时士人入仕的主要途径。

在元帝用儒方针的指引下，朝廷大臣以经学相矜尚，儒生布满朝廷上下，他们或位至公卿，或为地方长官。郭沫若说："元、成以后……明经逐渐成为举足轻重的政治势力，出现了'州牧郡守，家世传业'的经术世家。"而大批儒生进入政界后，又必然会把儒家理念施之于政事。

三是以经义为本，治国施政。元帝即位后，摒弃了宣帝霸王之道相杂的政治，发布的各项政令以及诏书，多引经为据。质问大臣，则穷究"经义何以处之"；大臣执法，则要求其"顺经术意"；如果大臣奏议上的语言不符合经义，则必然遭到严厉的批评。元帝的好儒，并不是要官吏做表面文章，而是要付诸实施。

由于利禄的诱惑，传授、研习儒家经学成为社会的普遍现象，自武帝"罢黜百家，表彰'六经'"以来，到了元帝时期，经学才真正昌盛起来。正是由于以儒家仁义之道为治国指导思想，才使得业以动荡的社会又暂时平静下来，西汉王朝才没有立刻崩溃，而又苟延残喘了几十年。

汉元帝在位期间，先后任用儒生贡禹、薛广德、韦玄成、匡衡等儒生为丞相。他们通读经书，平常引章据典，但是真正到了处理实际事务的时候，却显得过于迂腐，均是不通事理、无治世之才的俗儒，所以并未有什么作为建树。只是匡衡多次上疏，建议整肃吏治，从京城做起，主张“公卿大夫相与循礼恭让”、“好仁乐施”、“上议高节”、“宽柔和惠”。此外，匡衡还提出“贤者在位，能者布职，朝廷崇礼，百僚敬让”。虽然汉元帝非常支持和赞赏匡衡的这些主张，但在汉元帝皇后王政君等人的干政下，并无多大的决策权力。所以致使此时出现的种种弊病尤其是宫廷、官吏以致地方豪强搜刮敛财、奢靡成风。

3、大权旁落

汉元帝以儒治国也留下了负面影响。清初思想家王夫之评价元帝广用儒生之事说："自是以后，汉无刚正之士，遂举社稷以奉人。"同时，以经取士固然为汉王朝选送了大批人才，但由此也决定了许多人读经即为做官，因而在入仕以后，往往不是尽忠守职而只图保持禄位，尸位素餐而已。能治者不能为官，为官者不能为治，士与吏截然两途，这不能不影响到西汉后期各级政权的效能，给当时的社会带来了严重的消极影响。尤其是，元帝强调以经取士，使一些只知书本、而不省吏事的"书呆子"也被选进了各级政府机构。

在中国古代，儒家主张实行人治。孟子说过："君仁莫不仁，君义莫不义，君正莫不正，一正君而国定矣。"他们相信，只要统治者以身作则，言传身教，为臣民垂范道德人格，就可以实现天下大治。但是，君主握有生杀予夺的绝对权力，再没有可以对其约束的机制，那么，"天子圣明"靠什么来保证呢？儒家无法解决这个矛盾，只能奢谈"正君心是大根本"，把政治问题径直变成了一个君主的道德修养问题。所以，萧望之等人就寄希望于对皇帝的教育，引导元帝努力实现儒家的"王道政治"的理想，以期改造一个国家或社会，扭转一个时期的社会风气。诚然，教育的功能不可低估，但绝不是万能的，萧望之等人太过于天真了！

当时，宦官弘恭、石显掌管中书，与史高结纳，排斥萧望之和周堪等人。汉元帝虽然尊重萧、周的德望，但不明是非，被弘、石所欺蒙，终于将周堪、刘向等免职，萧望之被迫自杀。弘恭死后，任石显为中书令。元帝多病，不常理政，政权完全落到石显及其党徒手中。

其实，元帝之所以大权旁落，不仅在于近幸的狡猾佞巧，更在于他自身政治水平的低能。司马光评述道："甚矣，孝元之为君，易欺而难悟也。"宦官石显的专权，实际上正是汉元帝纵容的结果。

西汉中后期出现了一批"儒宗宰相"，他们是当代鸿儒，享有很高的声誉，就文化素质而言，堪称杰出人才。但是他们所逢之时，相权已经受到严重削弱，在皇权加强的政治体制下，他们难有大的作为。作为"识时务"的儒者，他们中的多数以"持禄保位"为基本的人生宗旨，缺乏责任感，在政治上不敢建树。这也为西汉后期的朝政蒙上了阴影。

（三）史氏许氏轮流专权

熟悉汉朝历史的人应该都会知道，汉朝是外戚和宦官交替专权的时代。一旦某个女子当上了皇后，那她家中的人们都会凭借她的裙带关系，迅速得到提升，直到大权在握为止。而与之相对应的就是汉朝历代皇帝，在登上皇位之后很长的一段时间都不能亲政，大部分都是由太后听政。虽然汉武帝曾经立下"立子杀母"的规矩即太子被立之后，如果母亲正值年轻，就要把母亲杀掉，目的就是为了怕太后专擅国政，把权力转移到外戚的手中。但是在汉武帝之后，太后干政的事情却愈演愈烈。汉成帝的母亲王政君也是如此。

汉元帝时，皇家威权下降。朝中各种势力乘势而起，展开了激烈的争权夺利的斗争。外戚和宦官轮流把持朝政。外戚，其成分是指皇室的外姓亲属以及后妃系统的亲族，还包括皇家系统的夫族。实际上，他们是一个直接依附于太后、皇后或皇族宠妃的裙带集团，其中以汉代后期的外戚集团最为活跃，一直是人们关注的焦点。

汉元帝时期的外戚实权者大概有三派人物，并且都是承接汉宣帝时期的权势而来的。一是汉宣帝祖母史良娣一系，有史高（史良娣兄史恭之子，汉宣帝表叔），在汉宣帝末年拜为大司马车骑将军，领尚书事，受遗诏辅政一直到汉元帝初元五年（前44年）；二是汉元帝母亲翁须一系，有王接、王商（均宣帝舅父之子），王接于汉元帝时继史高为大司马，王商汉元帝时为右将军、光禄大夫，汉成帝时继匡衡为丞相；三是汉元帝的母亲许氏一系，有许延寿（汉宣帝岳父之弟）、许嘉（许延寿之子），许延寿在汉宣帝时为大司马，是史高前任，许嘉于汉元帝时继王接为大司马。当时重要的外戚还有汉元帝的皇后王政君王氏家族，但在汉元帝时期，这支势力还没有掌权，直到汉成帝的时候才成为权倾一时的外戚。

汉宣帝临终前，已给元帝安排好了辅政大臣，第一位是外戚侍中、乐陵侯史高，另两位是太子太傅萧望之和太子少傅周堪，并提升史高为大司马车骑将军，萧望之为前将军、光禄勋，周堪为光禄大夫，三人并领尚书事。

信用外戚是西汉政治长期形成的传统，宣帝也不例外。史高是宣帝祖母史良娣的侄孙，宣帝幼年时养在史家，与史高有亲密关系，因此宣帝命他握有中朝决策大权，地位最为重要。史高以外戚之亲的身份"领尚书事"，萧望之和周堪是他的副手。但开始时，汉元帝对自己的两位名儒师傅特别信任，萧望之等人的影响力越来越大。于是，史高的心理失去平衡，与萧望之的嫌隙日深，这便为宦官石显弄权提供了条件。

从历史记载可以看出，史高、王接和许嘉三位大司马是前后顺接而来的。外戚史高在宣帝临终时被拜为大司马、车骑将军，受遗诏与萧望之、周堪共同辅佐汉元帝。汉元帝即位之初，他特别信任自己的老师萧望之和周堪，经常与他们一起讨论朝政。萧、周又举荐宗室刘向与侍中金敞，他们四人志同道合，就在汉元帝身边“同心谋议”。汉元帝对他们的意见多有采纳，久而久之，萧望之等人的影响力越来越大，史高虽然官居高位，却不显山露水，成了一个摆设。

史高受到排挤，心里失去平衡，与萧望之等人嫌隙日深，便与宦官中书令弘恭、仆射石显相勾结。弘、石二人在宣帝时就掌握了朝廷机要。汉元帝对之信用不疑，委以朝政。萧望之等人担忧外戚史氏与外戚许氏的放纵及弘恭、石显的擅权，多次劝谏汉元帝斥逐这些奸佞，整顿朝廷纲纪。可是汉元帝却没有听从，“用贤则如转石，去佞则如拔山”，任凭“群小窥见间隙，缘饰文字，巧言丑诋，流言飞文，哗于民间”。经过数年的斗争，汉元帝竟在石显等人的挑拨下，迫使萧望之自杀，摒弃周堪、刘向等人于权力中心之外。从此，外戚与宦官合力把持了朝政，尤其是后来汉元帝久疏政事，朝中大小事皆由他们做主。

公元前43年9月，发生了陨石和霜冻等自然灾害，全国庄稼大面积歉收，使得饥民遍地。在这种情况下，当时的丞相于定国，大司马、车骑将军史高，御史大夫薛广德等人都以天降灾异为由上书皇帝，请求准许告老还乡，汉元帝奏准。不久，侍中、卫尉王接被封为大司马、车骑将军。两年之后，即公元前41年4月，大司马王接去世。7月，左将军许嘉为大司马车骑将军。

从以上事例可以看出，汉元帝时的最高权力始终掌握在外戚手中。公元前33年，汉元帝病死，刘骜继位，是为汉成帝。汉元帝的去世，引发了宫廷内外新一轮的政权斗争。这时逐渐控制了朝中大权的以皇太后王政君为首的王氏家族正虎视眈眈，随时准备取代政权。王氏集团的主要敌人，是以大司马许嘉为代表的许氏官僚集团。大司马车骑将军平恩侯许嘉在元帝时辅政长达九年之久。成帝亲政后，为了平衡这支力量，封其舅阳平侯王凤作平行的大司马去牵制许嘉。王凤登台以后，即在成帝的支持下，向许氏集团发动猛攻。

起初，这一攻势得到了以杜钦、谷永为代表的清流集团的声援，在他们的经书法宝的威胁下，许氏集团的势力得到遏制。后来，当许氏集团已经削弱以后，坐大了的王氏集团又引起清流官僚的恐惧，他们反过来把希望押在业已失宠的许氏集团身上，这就发生了历史上的祝诅事件。从此，许氏家族的势力一落千丈。

史高、王接和许嘉三位外戚把持了整个汉元帝时期的大司马职位，可以看出当时外戚的实力。在这里，我们有必要回顾一下大司马职位的由来和实际权力。汉武帝之前，皇帝一人之下，丞相统帅百官，总管政务，原本没有中朝和外朝之分。汉武帝时开始在以丞相为首的“三公六卿”朝臣系统之外，另在皇宫中又设立了一套机构，由侍中、左右曹、太中大夫、光禄大夫、尚书和大司马、前后左右将军等天子宾客和心腹重臣组成。这些人的声望不高，但是由于能出入宫禁，直接为皇上办事，实际上组成了一个对皇上决策有很大影响的权力机关，被称为“中朝”。从此形成惯例，皇上利用中朝来控制外朝，大司马大将军是中朝的首脑。实际上，大司马的权力远远要高于丞相，只在皇帝一人之下。

在中国封建社会，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史氏、王氏和许氏的整个家族势力在他们各自的代表人物掌权之后，会在一夜之间遍布全国。西汉后期，外戚专权加速了西汉王朝的灭亡。

成帝虽然名义上是一国之君，可是心里却万分苦闷，对母亲干预朝政虽然十分的反感，可是却不能说什么。再加上对母亲的叛逆心理，他就把自己的心思放在了女人身上。在他的后宫之中出现过一系列的争风吃醋，可以称得上是群美斗法，各显神通。但是不管女人们如何争宠，作为汉成帝的母亲、身为太后的王政君都牢牢把握着后宫的生杀大权。为了王家的前途，她不遗余力地打击一切对自己家族不利的女子。

汉成帝的皇后许氏年轻的时候是一位绝色美女，汉成帝几乎与她形影不离，这引起了王政君和王氏集团的担心，因为许皇后的父亲许嘉辅佐汉元帝达十多年，是位高权重的大臣，而且非常有政治才能。王政君怕许皇后得宠之后，许家的风头盖过王家，所以，王政君和王氏家族，一有机会就攻击许皇后。为了能找到一个既不会给王氏集团造成麻烦，又能转移汉成帝目光的女子，王政君可谓费尽心思。

（四）陈汤矫诏平灭郅支

汉宣帝时期，随着国力的增强，匈奴力量一再削弱，汉匈关系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神爵二年（前60年）以后，匈奴统治集团内部出现权力之争，初有"五单于争立"，互相不容，屠戮兼并，最后形成呼韩邪单于和郅支单于两大集团的对立。汉元帝期间，在汉匈关系上出现了两件大事，一件是陈汤平灭郅支，一件是昭君和亲出塞。

汉元帝刚即位的时候，匈奴郅支单于自以为与汉朝距离遥远，加之怨恨汉朝支持他的仇敌呼韩邪单于，就有与汉绝交之意，并且与康居王勾结起来，在都赖水（今恒逻斯河）畔兴建了一座郅支城（今江布尔），作为进一步扩张势力的基地。郅支将势力向汉西域发展，直接威胁汉朝在西域的统治。建昭三年（前36年），新一任西域太守对匈奴发动攻击，获得大胜。至此，汉朝最后消灭了虎视西域的敌对势力。以后近四十年，西域维持着和平状态，中西交通畅通无阻。

1、汉匈历史的历史回顾

（1）汉高祖时期

匈奴一直是汉政权的一块心病。公元前200年，汉朝初立，被刘邦徙至代地的韩信（是韩王信，不是淮阳侯韩信）同匈奴在马邑作战时失败投降，冒顿单于引兵攻太原，包围晋阳。气势正盛的汉高祖刘邦亲自带兵进击匈奴。其时正赶上大寒雨雪，冒顿单于假装兵败撤退，引诱汉兵追击。汉军一路势如破竹，只见匈奴都是老弱残兵，于是聚集三十二万大军乘胜冒进。

刘邦自己亲率先头部队抵达平城，立马未稳，冒顿单于忽然率领一直埋伏等待的三十多万精锐骑兵把刘邦军队切断。堂堂大汉皇帝被围于白登七天七夜，缺水少粮，军士冻得瑟瑟发抖。四下望去，只见匈奴兵马强悍，东西南北的战马都各分一色，铠甲鲜明，雄壮整齐。情急之下，刘邦确实是个能使各种伎俩的奇才，他派人给冒顿夫人送去厚礼，其间详情，史无所载。单于夫人对冒顿单于说："两主不相困。今得汉地，单于终非能居之。且汉主有神，单于察之。"美人说话果然管用，加上降将韩王信的兵马迟迟未到，冒顿单于就听从夫人劝告，在包围圈中敞开一个空道，刘邦令军士引弓持满外向，解围而出，狼狈不堪地与后军相会。随后，双方罢兵，刘邦派宗室刘敬与匈奴结和亲之约，并嫁宗室女为单于侧室，约为兄弟以和亲，实际上是单于给汉廷一个面子，让他们借送女人之机进贡。

"白登之围"后，刘邦只好和亲匈奴，以"宗室女翁主"嫁给单于为阏氏，并和冒顿单于结为兄弟，从此开了和亲的先河。

刘邦死后，倨傲的冒顿单于还给吕后写信，表示"你我都单身，不如配对一起大家欢乐。"吕后大怒，她有勇无谋的妹夫樊哙也大言要"愿得十万众，横行匈奴间"。这位樊哙历史上只在鸿门宴上表现出众，史书记载他在霸王项羽面前大吃生猪腿。他最佩服的人就是淮阴侯韩信。韩信被免掉王爵后，终日怏怏不快，有一次来到樊哙家里串门，这位大将喜出望外，跪接跪送，感激涕零，说："大王您竟然肯到为臣我这里来！"韩信离开樊哙处，对随从叹息说："我现在沦落，竟与樊哙这样的人为伍！"刘邦死前他在外打仗，被人告发企图谋反，刘邦派人杀他，幸亏他是吕后妹夫，大臣们留他一命，怕吕后在刘邦死后反攻倒算。最终大臣季布解劝："高祖军队32万被围白登十日，当时樊哙任上将军就在附近不能解围，现在夸口领兵十万击匈奴简直就是欺君。夷狄（冒顿单于）就如禽兽，得其善言不足喜，恶言不足怒。"吕后闻言息怒，卑辞报书，晓之以理，双方又互换礼物和亲。

（2）文景时期

汉文帝之时，继续和亲政策。"复遣宗人女翁主为单于阏氏"。汉景帝时，"遣翁主如故约"。这样的和亲模式，其实是一种妥协行为，汉朝想以此来求得短暂的安宁。当时匈奴右贤王常率兵侵掠边塞，俘夺人民，汉文帝只能亲自带兵到太原征讨，恰巧国内济北王造反，不得已收兵。当时冒顿单于刚刚大破月氏国，对属下右贤王掠夺汉境之事假装不知道，又遣使来请和亲，汉朝慑于其势强，不得不答应，依常例送大批珍宝礼物过去。

不久，冒顿单于病死，其子稽粥立，号老上单于。汉文帝又送宗室女去匈奴，让太监燕地人中行说作为陪同侍臣一起去。中行说不肯去，被汉廷强行派遣。怨恨之下，他到了匈奴就归降，并深受老上单于欢喜。中行说竭力劝说匈奴不要过于看中汉朝衣服食物的精美，由于他的说教，匈奴人由此增加了对自己食物、器械和风俗的自信心，传说中行说还教给匈奴人记数方法。在中行说的鼓动下，老上单于在给汉帝回书中口气非常傲慢，对汉朝使臣也威逼利诱，动辄就索要钱物金银，如不给就威胁说秋熟后准备发兵进入汉境。汉文帝十四年，匈奴十四万入侵，杀汉朝北地都尉，俘抢大量人畜。等到汉军赶到当地反击时，根本连人影都看不见，结果无获而还。老上单于死后，其子军臣单于继位，也是时而和亲时而入侵，杀掠汉人。

汉景帝七国之乱时，匈奴还想与反叛诸侯王里应外合攻击汉朝。汉景帝平定七国之乱后，继续与匈奴和亲，通关市，厚赐单于。所以，终景帝之世，匈奴没有太大的入侵。

（3）武昭宣时期

汉武帝继位后，继续开通关市，厚遇匈奴。但刘彻为人坚毅勇猛，又承"文景之治"遗留的强大国力。恰逢马邑人聂壹愿意假降匈奴，以此诱匈奴入关。他献计说汉军可埋伏人马伏歼匈奴。武帝大喜，伏兵三十余万，等待匈奴入伏击圈。匈奴单于离马邑还有百余里，就见漫山遍野都是牛羊，匈奴人感到非常奇怪。就近攻陷汉朝一个亭守，俘虏雁门负责巡边的一个尉使，得知了汉朝的计划。马邑之谋最终无法实现，自此汉与匈奴断绝关系，汉朝边境不断受到匈奴骑兵的侵袭。

公元前129年，汉武帝遣四路大军进攻匈奴，这是汉朝建国以来的首次先发制人。最终三路皆北，只有卫青一军得胜，斩首七百。此次战役虽属小胜，但已经为汉军大举进攻匈奴积累了经验，同时也可以说是进行了热身训练。不久，卫青精骑三万出雁门，斩首数千。转年，又转战陇西，击败匈奴二王，斩首数千，得羊百余万，尽取河南之地，筑朔方城（内蒙杭锦旗附近），修缮秦朝蒙恬所修的塞垒，凭依黄河为固。军臣单于死后，其弟伊稚斜单于立，不时进攻雁门、代郡、定襄、上郡等地，杀掠人民。汉武帝又派卫青率十万人马，出塞六七百里，击破匈奴右贤王，俘人众一万五千多人。隔年，卫青十多万大军又出定襄数百里击匈奴，前后斩首一万九千多级。骠骑将军霍去病率万余人马出陇西，过焉耆山千余里，斩首八千多，得休屠王祭天金人一座；又出陇西、北地二千里，过居延，攻祁连山，斩匈奴三万，整个河西走廊全部为汉军所有。逃窜途中，匈奴人悲歌道："失我祁连山，任我六畜不蕃息；失我焉支山，使我嫁妇无颜色。"

公元前60年，匈奴虚阎权渠单于逝世，因单于位继承问题，匈奴内部分裂，出现五单于分立局势。经过一段纷争混战之后，只剩下呼韩邪单于和郅支单于两大势力。呼韩邪单于领地靠近汉的边塞，遂归服汉朝。郅支单于得知呼韩邪有汉朝作依靠，难以与之抗争，遂向西发展，先联合康居攻击乌孙，后又攻占康居，横行西域，汉在西域的统治也受到威胁。

汉宣帝时，匈奴贵族争夺权力，势渐衰落，五个单于分立，互相攻打不休。呼韩邪单于继位后，与其兄郅支单于互相攻战不断，公元前54年，两个单于窝里斗大战，两败俱伤，同时向汉朝乞援，遣子入侍（送儿子当人质），同时依旧例请求和亲。

呼韩邪单于被他的哥哥郅支单于打败后，决心跟汉朝和好，甘露三年（前51年）第一次入朝觐见宣帝。他是第一个到中原来朝见的单于，汉宣帝亲自到长安郊外去迎接他，为他举行了盛大的宴会。呼韩邪单于在长安住了一个多月，要求宣帝帮助他回去。汉宣帝答应了，并赐以厚礼，派了两个将军带领一万名骑兵护送他到了漠南。这时候，匈奴正缺少粮食，汉朝还送去三万四千斛粮食。呼韩邪单于十分感激，一心与汉朝和好。西域各国听说匈奴和汉朝和好了，也都争先恐后地同汉朝打交道。

次年，呼韩邪单于第二次入朝觐见。两年两次觐见，其频繁的程度可见一斑。呼韩邪单于入朝觐见，在表示臣服的同时，也和汉朝商定了共同对付郅支单于的策略。郅支单于自感无力对付汉朝和呼韩邪单于的联盟，遂转往今伊犁河流域一带发展。

（4）元成时期

汉宣帝死后，他的儿子刘奭即位，这就是汉元帝。汉元帝在位期间，汉匈双方经过一百多年的战争，据《汉书·匈奴传》记载当时的情况是"匈奴大虚弱，诸国羁属者皆瓦解，攻盗不能理"。不仅属国都已背叛匈奴，而且匈奴内部也分崩离析，最多的时候，居然有五个单于在互相攻伐，最终只剩下了呼韩邪单于和他的哥哥郅支单于。郅支单于领导北匈奴，呼韩邪单于领导南匈奴。

郅支单于西移后，兼并匈奴各部，又击破乌孙、乌揭、坚昆、丁零等国，并定都于坚昆故城。由于怨恨汉朝帮助呼韩邪单于，又距离汉地十分遥远，郅支单于开始对汉朝不恭敬，常常借故困辱汉朝使臣。汉元帝初元四年（前45年），郅支单于派使臣到长安，要求作为人质的儿子回国。

朝廷想派遣卫司马谷吉送郅支太子回国，御史大夫贡禹等人认为郅支单于所在绝远，归化之心未彰，建议朝廷使者送郅支太子到边塞即可。谷吉自己上书表示愿意作为使臣前往。汉元帝以谷吉上表宣示群臣，贡禹等人仍坚持不可，认为谷吉去匈奴内庭肯定会为汉朝取悔生事。唯独右将军冯奉世认为可以，汉元帝就派谷吉等人出使匈奴。

汉使迢迢千里把郅支太子送回国都，这位单于不仅不领情，还把使臣谷吉等人杀掉。郅支单于痛快过后，细想自己已经和汉朝闹翻，呼韩邪单于又在近处觊觎不已，就率众往西直奔康居。康居国王和郅支单于互相嫁女于对方，成为姻亲。郅支单于多次借康居兵攻打乌孙，杀略抢劫，乌孙不敢抵抗。汉朝三次派使臣向郅支单于索取谷吉等人尸骨，郅支不肯，还困辱使者，百般欺骂。

汉元帝建昭三年（前36年），西域都护甘延寿和副校尉陈汤"矫制"出兵，在康居诛斩郅支单于，在给朝廷的上疏中，二人喊出了既空前更绝后的划时代最强音："犯强汉者，虽远必诛"这句著名的豪言壮语，显示着汉朝的国力已达顶峰。对此，呼韩邪单于且喜且惧，连忙上书请求前往长安朝觐，以尽藩臣之礼。此时，匈奴已经到了"事汉则安存，不事则危亡"的地步。

《汉书·匈奴传》生动地记载了呼韩邪单于此时的心情：郅支既诛，呼韩邪单于且喜且惧，上书言曰："常愿谒见天子，诚以郅支在西方，恐其与乌孙俱来击臣，以故未得至汉。今郅支已伏诛，愿入朝见。"呼韩邪单于喜的是郅支单于已被诛杀，整个匈奴终于都归自己统辖了；惧的是汉朝国力如此强盛，哪一天自己难免不会重蹈郅支单于的覆辙。

汉元帝竟宁元年（前33年），呼韩邪单于第三次入朝觐见，并"自言愿婿汉氏以自亲"。他以汉朝的女婿自居，而以前双方的关系都是对等的，都是"约为兄弟"。"愿婿汉氏以自亲"，这句陪着小心，诚惶诚恐又撒娇的话，雄辩地表明了这次和亲迥异于此前的任何一次和亲模式。

2、犯强汉者，虽远必诛

建昭三年（前36年），陈汤奉命到西域。陈汤，字子公，好读书，善属文。他年轻时家里很穷，常常四处向人借钱度日，同乡人很讨厌他。到长安后，富平侯张勃看中他的才能，于元帝初元二年上荐他为茂材。陈汤做官心切，父死也不回家奔丧，为司隶所究，张勃受连累也被削夺封户二百。根据汉法，陈汤不孝应下狱，后来，因为他确实很有才能，被推荐为郎官。陈汤自己也无颜呆在都城，多次上书请求出使外派。正赶上甘延寿为西域都护，他就以西域副校尉的身份一同前往边塞。

陈汤为人深沉智勇，一路上每经过城邑山川，都要登高望远，观察地形。到西域都护治所以后，陈汤对甘延寿说："夷狄之人畏服强者是他们的天性。西域本来就是匈奴的地盘，郅支单于又威名远闻，不时侵陵乌孙、大宛等国，又常常为康居国出主意四出劫掠，假设他灭掉乌孙和大宛，挟众四处扩张，数年之间那些向汉朝进贡的国家肯定都会被他灭掉。而且郅支单于为人剽悍凶猛，喜好征伐，屡战屡胜，长久姑息，以后必为西域大患。郅支单于虽然所在绝远，但匈奴传统上没有坚城劲弩的守备，如果我们调发屯田兵士，加上乌孙国士兵，出其不意直攻其城，想必他逃跑也无处可去，守城也不足自保，千载之功，一朝可成。"

公元前36年，西域都护甘延寿，副校尉陈汤看到郅支单于肆虐西域，深感忧虑。陈汤“沉勇有大虑，多策谋，喜奇功”，他已经意识到如不及时制服郅支，数年之后，西域的局势将不堪设想。但他又知道当权的宦官和儒臣都不关心边事，如先报请朝廷等批示后再行动，就会贻误军机。甘延寿认为陈汤的话很有道理，想上奏朝廷请求发兵，但陈汤说："朝廷那些公卿大夫都是空谈，肯定不会依从我们的计谋。"甘延寿坚持要上奏。正巧那些日子这位西域都护久病不愈不能听事，陈汤自己就假借朝廷名义征发西域各城郭国兵以及屯田的汉军。直到城外大军纷纷调动，甘延寿这才惊觉起来，他想出外制止，但为时已晚，只能依势就势，一起率部前行，增加扬威、白虎、合骑三个纵队，共有军人四万多。同时，他们上书自劾矫制出兵的情状，即日出兵。

四万大军分为六队。三队从南道越过葱岭直向大宛，另外三队从北道入赤谷，经过乌孙，到达康居国境。行进中赶上康居副王带数千骑人马侵掠赤谷城，他们抢夺大批畜产，还常常侵袭汉军。陈汤命所部西域联军进攻康居副王，杀死四百多人，夺回被康居副王俘虏的赤谷城民，把俘获的牛、羊、马作为军粮。到达康居东界后，又严禁军人抢掠当地人，并与当地的康居首领饮酒为盟，树立威信。大军势如破竹，一直到单于城六十里才停军立营。当地的康居人也怨恨郅支单于的残暴，把城内匈奴人的实情尽数告知陈汤。

转日，大军又前行三十里，扎营待命。直到此时，郅支单于才知汉兵已到眼前，惊慌之中急派使臣前来问询："汉兵为什么来？"陈汤答："天子可怜单于远弃国土，屈身于康居境内，现在派西域都护前来迎接单于一家回去，怕惊动单于，所以没有直接抵达城下。"甘延寿、陈汤等待攻城准备工作就绪后，直接谴责郅支单于使臣："我们为单于而远道前来，至今没有名王大人前来拜见听命？我们兵来道远，人畜疲惫已极，军粮已尽，希望单于与大臣赶紧商量回复我们。"

第三天，联军继续前进，最后在距城三里的地方安营扎阵。向前望去，单于城上遍布五彩旗幡，数百人披甲站立于城上，又有百余骑在城下来往驰骋，以耀兵威。城门口还有百余步兵摆成鱼鳞阵，操练演习。陈汤命令联军向城门口的骑兵和步兵放箭，那些人吓得纷纷跑回城中。甘延寿、陈汤亲自上阵击鼓，以鼓舞士气，诸路大军趁机一齐向前冲，直扑城下，穿堑攻城，以劲弩射得楼上披甲兵士跑往楼下。由于土城外有木城，匈奴兵从木城栅格里向外射箭，杀伤力很大，汉军根本不能靠前。最后，联军纵火烧掉木城，天黑时数百骑匈奴禁不住大火灼烧，趁黑往外逃，全被迎头射杀。

郅支单于刚开始知道汉兵来到的消息时，本来想逃跑。但他怀疑康居人怨恨自己而作汉兵的内应，又听说敌国乌孙及其他城郭国都出兵助汉人征伐自己，感觉无所逃遁。当时他已经带人出城，思前想后，决定回城坚守，对左右说："汉兵远来，不能久攻。"

郅支单于身披甲胄在楼上指挥，他的阏氏夫人们也很英勇，纷纷操弓向汉军射箭。联军矢发如雨，一只箭不偏不倚射中郅支单于的鼻子。郅支单于勉强支持着下城骑马，逃入内城。黎明时分，四面火起，联军士兵大喊登城，锣鼓惊天动地，汉军推着攻城车攻进土城中。康居兵见势不好，纷纷逃走。汉兵趁势攻入内城，到处纵火，联军士兵蜂拥入内，格斗中郅支单于被杀。此次战役，共斩单于阏氏、太子、名王以下一千五百多级，生俘一百四十五人，投降的匈奴有一千多人。

3、功高赏微，后事默默

甘延寿、陈汤给汉元帝发去那封流传千古、扬眉吐气的疏奏：“臣闻天下之大义，当混为一。匈奴呼韩邪单于已称北藩，唯郅支单于叛逆，未伏其辜，大夏之西，以为强汉不能臣也。郅支单于惨毒行于民，大恶逼于天。臣延寿、臣汤将义兵，行天诛，赖陛下神灵，阴阳并应，陷阵克敌，斩郅支首及名王以下。宜悬头槁于蛮夷邸间，以示万里，明犯强汉者，虽远必诛！”此雄辞壮语，想必非军中文书所为，应该是由陈汤自己亲自撰写，史书中明确记载陈汤"善属文"，后来他还不断替人"写状子"，因此可以想见这位文武全才的大汉将军真是"气吞万里如虎"。

大获全胜之后，陈汤遂将胜利捷报和郅支的首级送至长安，这一消息对元帝来说真是喜从天降，遂下诏桐告郊庙，庆祝胜利，但对甘延涛陈汤的封赏问题，却拖延不决，尽管元帝知道甘、陈立下不世奇功，应该封赏，但宦官石显和儒臣匡衡却以甘、陈“矫诏”发兵为由，认为不处罪已属宽大，绝对不能再加封赏。本来是皆大欢喜的事情，却让人从中挑出了大毛病。

陈汤等人建立如此不世之功，书奏朝廷后，不但没有得到嘉奖，反而丞相、御史都怪罪陈汤、甘延寿两个人矫制发兵，中书令石显过去曾想把自己姐姐嫁给甘延寿，但甘延寿竟然不给面子，拒绝了这门亲事。于是，石显就对他恨之入骨，等到甘延寿从前线归来，正好丞相匡衡也对他和陈汤的“矫制”（假传朝命以行事）行为深恶痛绝，对他们的功劳却闭口不提，石显乘机公报私仇，攻击两个人为国生事招难。

陈汤本人确实有贪财的毛病，私心比较重一些，违反汉律，私自把从国外得到的金银财物带入国境，又将不少胜利品归为己有，也为司隶校尉所弹劾，司隶校尉通知沿途的地方政府，逮捕陈汤部下以便并派人前去按验审查。情急之下，陈汤连忙上疏汉元帝："臣与将士部下共同诛伐郅支单于，使其覆灭，万里振旅凯旋，理应有朝廷使者沿路慰问欢迎。现在司隶反其道而行之，派人来审查按验，大批逮捕我的部下官兵，这是为郅支单于报仇啊。"元帝认为陈汤说得有理，遂诏令释放他们，并让州县准备酒食于路劳军。甘延寿、陈汤千里回朝后，理应论功行赏，但石显等人不断上书二人乘危侥幸、矫制兴军之罪。他们说：“甘延寿、陈汤假传朝命，擅自调发部队，罪恶深重。不铢伐他们已经算是宽大了，如果再加爵封土，就会开启恶例，使后来的奉使者争着冒险以图侥幸，惹是生非于蛮夷，为国家招来麻烦。此例决不能开。”汉元帝内心其实很赞赏两人的大功，但汉法严厉，因此迟疑不决，赏罚诏令一时间也拿不定。

这时，汉朝宗室刘向看不过去了，他给皇帝上疏说："郅支单于囚杀汉朝使者和官兵数以百计，严重损伤了汉朝在国外的威信。殿下曾赫然发怒，准备诛灭之，此意臣下何尝忘记过。西域都护甘延寿、陈汤秉承圣上旨意，赖祖先上天之灵护佑，率百夷之君，集西域之兵，出百死，入绝域，直指康居，斩郅支之首，悬旌万里之外，振军威于昆仑之西，悬旌旗于万里之外，扫谷吉被杀之耻，外夷莫不恐惧慑服。立千载之功，建万世之安，群臣功劳莫过于此！武帝时代贰师将军李广利兴师五万，费钱数亿，经四年劳顿，仅获骏马三十匹，武帝仍不录其过错，封拜军人共两侯、三卿、二千石一百多人。现在甘延寿、陈汤不劳汉师，不费斗粮，斩郅支之首，功高百倍于贰师将军。应该高官厚爵，以奖有功。"汉元帝看到这份上疏后，大为震惊，当即下诏赦免甘延寿、陈汤“矫制”之罪，不再追究，同时让公卿朝臣议封赏之事。大家都认为应该按照军法“捕斩单于”的赏格执行，匡衡和石显仍然执意阻扰封赏之事。他们说：“郅支已经逃亡失国，躲在荒蛮的绝域，只是一个冒牌货，而不算是真单于。”汉元帝援引郑吉当年俘获匈奴日逐王的先例，也仿照此例封甘、陈二人食邑各一千户，匡衡和石显依旧反对，优柔寡断的汉元帝，一直拿不定主意，使问题拖延三年有余，到公元前33年，才封甘延寿为列侯，陈汤为关内侯，各食邑三百户，另赐黄金百斤。又任命甘延寿为长水校尉，陈汤为射声校尉。

不久，甘延寿病死。汉成帝即位后，从前诋毁甘延寿、陈汤两人的匡衡等朝臣又复奏甘、陈二人盗收康居国财物，陈汤被免为民。后来，陈汤又犯事下狱当死，因前功被免贬为士兵。

十多年后，西域都护段会宗为乌孙兵围困，上书告急，希望朝廷征发敦煌士卒救援。当时的丞相王商、大将军王凤及百官商议数日也做不了决策。最后，王凤提醒汉成帝说陈汤对西域事了解很多，可召见问他的意见。

成帝命人将段会宗的告急文书拿给陈汤他看，希望他能不计前嫌。陈汤以前在攻打郅支单于时患上严重的风湿病，双臂不能伸屈。此时久废在家，本来就有一肚子怨气无处发泄，遂推辞说："将相九卿贤达聪明，小臣区区一个残废人，不值得问我国家大事。"成帝安慰他说："国家有急，您不要推辞。"陈汤想了想，说出自己的看法："臣以为肯定没有什么事，敌围自解。"成帝问其原因。陈汤说："胡兵五个才能当一个汉兵，因为他们的兵器质量差。最近听说他们的铸造技巧已效仿汉人得以改进，仍然是三个当一个。现在包围段会宗的乌孙兵人数不足战胜汉军，又不能久攻，不出五天，当有好消息传来。"四天之后，段会宗疏奏果然送到，报告说敌围已解。由此，大将军王凤上报皇帝以陈汤为从事中郎，参决军政事宜。

陈汤复官后，老毛病又犯，常常受人金钱为人作奏章。后来王凤的政敌成都侯王商执掌朝政，又上奏指出陈汤的缺点，由于犯了惑众不道和大不敬之罪，陈汤被贬至敦煌。敦煌太守闻讯后上奏说："陈汤先前亲诛郅支单于，威行外国，不宜近边塞。"朝廷又把他迁到安定安置。

最后，还是议郎耿育上书皇帝称"陈汤老弃敦煌，正当西域通道，令郅支遗虏所笑！至今奉使外蛮者，未尝不陈说大汉诛杀郅支单于的国威。朝廷现在非但不重视功臣，反而贬罚他们，使其死无其所。今国家既无文帝累年节俭富饶之畜，又无武帝枭俊擒敌之臣，独有一陈汤耳！"书奏后，陈汤得以回归长安家中，不久病死。

陈汤为官虽有不少劣迹，但他矫诏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