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成之世

一、对元成之世的评价

西汉王朝虽然距离我们已有二千多年，但却以其独特的魅力吸引了人们的目光。西汉在秦王朝的废墟上，建立了一个至今都让中华民族引以为荣的朝代。西汉二百多年的历史，更为给后人留下了数不尽的文化遗产和讲不完的传奇故事。

伫立古城西安，放眼四望，陕西渭河北面的咸阳塬和北山一带自古就是皇家陵区，古墓密布，冢坟森森或与山齐，周、秦、汉、唐等历代墓葬杂沓错置，历尽千载沧桑。至今，在陕西咸阳渭河北岸五陵塬的二阶台地上，星罗棋布地分布着九座西汉帝王的陵墓。西汉（前206-公元8年）经历了11个皇帝，除文帝刘恒霸陵、宣帝刘询杜陵在西安效区外，其他9个帝王陵墓均在咸阳市北原上。

一座帝陵，就是一座地下文物宝库，帝王们恨不得把人间拥有的一切都带入地下继续享用。西汉帝陵规模宏大，建筑布局严谨，随葬品丰富，是封建时代墓葬制度的最高形式，具有重大历史、文化和科学研究价值。

西汉的历史，一般以宣、元之间为一界线，分为两个时期。宣帝是“中兴之主”，维持了西汉平稳发展的局面，但从元帝开始，社会矛盾日趋严重，西汉开始进入衰世，所谓“元、成、哀、平，一代不如一代”。

汉元、成二帝在西汉王朝214年的统治中（不含王莽），共占有42年，约合西汉统治总年数的1/5。元成二帝统治期间的42年，正是西汉王朝由盛到衰的转折时期。那么，汉王朝为什么在他们统治时期走向衰落？原因是什么？我们应该怎样评价元成二帝？

元成之世，是西汉帝国国势日趋衰落的转折期，这与当时土地兼并高潮再起，阶级矛盾进一步尖锐化有关，但更主要的原因是由于元帝刘奭表面上“柔仁好儒”，实际上姑息、纵容宦官、奸佞迫害贤臣，政治黑暗腐败；由于成帝刘骜“湛于酒色”，宠任外戚乱政，才使西汉走向衰亡。

这一时期，对外关系比较平稳，田庄经济得到发展，说明事物是复杂的，在衰败中也有平稳和发展的一面。史家对元成二帝，早有评价，认为元帝“柔仁好儒”，成帝“湛于酒色”。

（一）汉元帝“柔仁好儒”

所谓元帝“柔仁好儒”，是班固在《汉书·元帝纪》中的评语。我们单就字面含义讲，所谓“柔仁”大概就是《汉书·元帝纪赞》中所说的“牵制文义，优游不断……宽弘尽下，出于恭俭，号令温雅，有古风之烈”。所谓“好儒”大概是“少而好儒，及即位，征用儒生，委之以政”。如果按这样解释，对元帝的评价，应该是褒多于贬的。这是汉家臣子班彪、班固父子的个人观点。我们认为，从历史的角度看，全面评价汉元帝这个人物，有助于还原历史人物的本来面目。

西汉王朝从汉元帝时，已逐渐开始走向没落。当时，土地兼并严重，外戚宦官专政，社会动荡不安，出现流民。

元帝是号称一代“中兴”之主的宣帝的儿子，早年为太子时，曾因奉劝其父重用儒生，被训斥了一番。宣帝说：“我大汉立国，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何以要单纯任用德教，况且儒生迂腐，不达时变，喜欢是古非今，使人眩乱于名实，不知何去何从，岂足委任！”宣帝还断言：“乱我家者，太子也。”并曾一度想改立淮阳王为太子。

我们认为，在对汉元帝“柔仁好儒”的评价中，“柔”字最能够准确反映他的性格。元帝的确是一个优柔不断、性格柔弱的人。我们从他历次发布的诏书中就可以看到这一点，例如在《汉书·元帝纪》中记载他常说“惧于天地之戒，不知所由”、“朕战栗恐惧，不烛变异”、“元元失望，上感皇天，阴阳为变，咎流万民，朕甚惧之”、“朕战战栗栗，夙夜思过失，不敢荒宁”等等，从这些的词句来看，他不仅在大是大非面前不能当机立断，而且贻误战机，给奸臣们以喘息的机会，而且在某种程度上说，已经优柔、懦弱到对自己的统治失去信心的地步。

至于元帝的“仁”则要大打折扣了，即使不是虚情假意，也只能是对佞臣宦官石显之流讲“仁”了，而对自己的老师萧望之和贤能之臣刘向、张猛等人就不讲仁了。在石显等人陷害萧望之下狱和萧望之被迫自杀的事件中，元帝不是有意纵容，就是故意装糊涂，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关于“好儒”，也只是表面现象。元帝即位后，的确任用了很多儒臣，在诏书中也多次引用儒家经典，并采用过一些振兴和发展儒学的措施。但是，在实际中，元帝并不真正信任儒生和贤臣，而是听任佞臣、宦官石显等人对贤臣、名儒的迫害。例如，在萧望之被迫害自杀之后，元帝起初非常后悔，遂提拔任用另一位师傅周堪为光禄勋，任用周堪弟子张猛为光禄大夫、给事中，异常信任。此举使弘恭、石显之流感到恐惧，就想方设法诋毁周堪、张猛，并利用天变之机，造谣诬蔑说是因为周堪、张猛做事不周造成的。于是，元帝故伎重演，据说其内心还是想重用周堪、张猛二人，但又害怕弘恭、石显之流，就把周堪贬为魏郡太守，张猛为槐里县令。周、张离开中央后，天象又出现变异，元帝这才明白天象变异与周、张二人没有关系。于是又把周、张二人召回中央，任命周堪为光禄大夫，张猛为大中大夫、给事中，虽然是重新委以官职，但实际上是各降了一级。经过此事，石显之流看到了元帝的懦弱，更为得势。他们已经控制了尚书大权，尚书五人全是石显的党羽。周堪奏事必须通过尚书，而其结果全由石显决断，周堪为此忧虑愤怒而死。周堪死后，张猛人单势孤，也在石显的迫害下，于公车署自杀。周堪为一代帝师，当世名儒，张猛也是一位干练之才，曾出使匈奴，与呼韩邪单于签订了“汉与匈奴合为一家，世世毋得相诈相攻”的友好盟约，奠定了汉匈和好的基础。像周堪、张猛这样的不世之才，都被石显迫害致死，对汉政权实在是一个巨大的损失，在这里，元帝负有直接不可饶恕的责任。

被石显迫害致死的名儒还有易学大师京房。京房看到汉各级官吏腐化堕落的情况，便向元帝建议推行“考功课吏法”。此举得到御史大夫郑弘、光禄大夫周堪等人的支持。元帝也认为可行，但遭到石显及其党羽的反对。石显不敢直接攻击“考功课吏法”，而是以让京房直接到地方试验为理由，把京房排挤出中央，到魏郡任太守，以“考功课吏法”治郡。京房离开中央后，石显就诬告京房与张博同谋，“诽谤政治，狡猾不道”，京房因此被判死刑。

此外，被石显迫害致死或遭贬斥的贤臣还有御史中丞陈咸、待诏贾捐之、郑令苏建等，郎官冯逡也因奏言石显专权而遭受迫害，甚至连由冯逡荐举的冯野王，也无端受到排挤。石显如此迫害贤臣，都是在元帝的支持、默许下进行的，这怎么能说元帝重用儒士？

在石显等人的淫威下，有些名儒贡禹和丞相匡衡等，看到石显声势显赫，也都投靠到石显门下，这些人其实已经不能发挥儒生的作用。

那么，元帝为何会重用石显，原因就在于他认为这些人无党无派，可以信任。而对萧望之、周堪、京房、张猛、陈咸等名儒、贤臣之所以不信任，就是因为他们有外党，不利于专断皇权。宦官本是家奴，善于看人眼色，见风使舵，阿谀献媚，承风顺旨。在这些人面前，元帝可以称心如意，为所欲为。而在萧望之等正直的大臣面前，元帝感到不舒服。这些人动辄忠谏，还引经据典，对皇帝劝谏一番。这就是元帝默许、纵容宦官迫害儒生、贤臣的原因。

石显也并非像元帝想象的那样没有外党，为了扩大实力，他与外戚史高、许嘉等人互相勾结，又拉拢一些见风使舵的儒臣匡衡、贡禹、五鹿充宗等人结成朋党，处处与萧望之、周堪等执政大臣对立。更有甚者，还与长安豪侠万章交往过密，甚至还想把价值百万的床席器物赠给万章，由此可见，石显并不是自甘寂寞的人，而是交游较多、急于形成一个能控制一切的权势集团。本来，元帝自己不想管理政事，想依靠“无外党”的宦官来控制皇权，结果却大权旁落，授柄于人。更为可悲的事，这样做的结果扰乱了政局，使国家衰落不振。

《汉书·史丹传》记载：“建昭之间，元帝被疾，不亲政事，留好音乐。或置鼙鼓殿下，天子自临轩槛上，隤铜丸以擿鼓，声中严鼓之节。后宫及左右习知音者莫能为”，说明元帝投铜丸击鼓的技艺很高，已经超过了专业演奏家。《汉书·元帝纪赞》则说“元帝多材艺，善史书。鼓琴瑟，吹洞箫，自度曲，被歌声，分刌节度，穷极幼眇。”这也说明元帝是一位精通书史、多才艺的皇帝。他对音乐造诣尤深，不仅能击鼓、弹琴、吹箫，而且会使用多种乐器演奏，还能谱曲配唱，对拍节的掌握已经达到穷极要妙的地步。在中国历史上，多才多艺的皇帝，多不理政事，元帝也是这样的君主，在嬉戏玩乐中一步一步把汉政权推向衰亡之路。薛广德说元帝“日撞亡秦之钟”，决非夸张之词。

从当时历史事实分析，汉朝在元帝时并没有到不可挽救的程度。元帝如果能把他的才华用在治理国家方面，听从贤臣的劝谏，铲除石显等奸佞之徒，革新政治，汉政权还是大有可为的。

当然，我们也不能说元帝没有一点善政，如提倡节俭、救济灾民、假民公田、征收口钱由三岁提至七岁等，均属善政。但这些与其委政宦官，滥杀忠良，扰乱政局相比，则是微不足道的。我们认为，西汉王朝的衰亡，元帝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二）汉成帝“湛于酒色”

至于说成帝“湛于酒色”，倒是比较准确的评语。汉成帝刘骜，在中国古代昏君的排行榜上，是“赫赫有名”的。他自甘堕落，迷恋酒色，荒淫无道，不理朝政，最后竟死于非命。

汉成帝即位不久，就清除了石显乱政集团，说明皇权还是很有威力的。如果成帝以此魄力控制政治局势，汉帝国的前途还是有希望的，汉家的命运还会有新的起色。可惜成帝没有把握好这一有利时机，反而拱手把政权让给外戚王氏。

外戚王氏飞扬跋扈，其专权霸道的一个例证就是完全控制了皇帝，使得成帝连一件小事都无法作主。有一次，成帝召见刘歆，很欣赏他的才华学识，决定任命刘歆为中常侍。左右的人对成帝说：“此事还没有告诉大将军王凤呢？”成帝说：“这样的小事，不用告诉大将军”。周围的人非常恐慌，吓得一再叩头，要求禀告王凤。成帝只得给王凤说，结果，王凤不同意，最终就没有任命成。试想一下，成帝连任命中常侍这样的小事情都要禀报大将军王凤，可见王凤把他已经没有放在眼里了，这哪里还像一个堂堂的皇帝。

其实，汉成帝说到底就是一个的政治废物，自己昏庸无能，又“湛于酒色”，企图依靠母舅来支撑家业，但外戚的势力岂能不借机恶性膨胀起来？所以，在西汉晚期的政治舞台上，王氏家族能够粉墨登场，也就不足为怪了。

汉成帝还是一个荒淫无道的昏君。为了满足其腐化的生活，从汉成帝即位时起，就花了大量金钱，建造霄游宫、飞行殿和云雷宫供自己享乐。他还在甘泉紫殿中设云帐、云幄、云幕，极尽奢华，世人称之为“三云殿”。不仅如此，还为他死后享乐大修陵墓，先修初陵，嫌规模小，又改建昌陵，调集千万役夫，点燃脂烛，日夜赶修。昌陵地势地低下，耗费巨大，史称“取土东山，且与谷同价”，以致于“大兴徭役，重增赋敛，征发如雨，役百乾谿，费疑骊山，靡敝天下……百姓财竭力尽……”。乾谿是楚灵王的葬地，骊山是秦始皇的陵墓，都是历史上耗费巨大的工程，谷永以昌陵与乾谿、骊山相比喻，其劳民伤财的惨状可想而知。

成帝还有个爱好，就是喜欢看人兽搏斗。为了满足这一喜好，他命人大肆捕捉野兽，把抓来的熊罴虎豹运到长杨宫射熊馆，让胡人与野兽搏斗取乐。为了捕兽，农民生产荒废，庄稼被践踏毁坏不计其数。成帝还有喜欢化装外出寻乐的癖好，曾在富平侯张敞的陪同下，北至甘泉，南至长杨、五柞，斗鸡走马无所不为。由于成帝长期外出，致使“典门户奉宿卫之臣执干戈而守空宫”，大臣们很长时间都不知道皇帝的去处。成帝荒淫到如此地步，政治上的混乱可想而知了。

成帝还是个罕见的好色之徒。他最初宠爱的是许皇后，这引起了王氏集团的担心，一有机会他们就攻击许皇后，再加上许皇后色衰，成帝便也移情别恋。

汉成帝冷落了许皇后，开始宠爱班婕妤。班婕妤是《汉书》作者班固的祖姑。她生了一个男孩，数月即夭折。班婕妤美而不艳，丽而不俗，又博通文史，知书达礼。她没有一般女子“好妒”的毛病，把侍女李平进献给汉成帝，李平又得宠幸，也被封为婕妤。汉成帝说：“当初孝武帝的卫皇后也从微贱而起。”因此赐李平姓“卫”，她就成了卫婕妤。

但是，贵为君王的成帝，即使身边女人再多，也总想着到宫外世界去寻求刺激。鸿嘉元年（前20年），汉成帝在富平侯张放的陪同下，身着便装，微行出游，跑到闹市区去寻欢作乐，竟遇到了绝代美女赵飞燕，飞燕成为最宠爱的女人。后来，他得知飞燕还有个更加美丽的妹妹赵合德，便将合德召进宫内。从此，赵飞燕姊妹双双得宠，俱立为婕妤。不久，汉成帝废掉许后，立飞燕为皇后，合德为昭仪。成帝为讨得赵氏姐妹的欢心，便赏赐飞燕珍宝无数，又给昭仪修建了豪华无比的昭阳宫。成帝整天迷恋酒色，不理朝政，与赵氏姊妹玩乐，最后竟死在“温柔乡”中。

衰世显忠良。我们从翟方进一生的经历可以看出，翟方进为丞相约五十余年，正当西汉成帝之时。翟方进打击的重点是外戚势力及与外戚勾结挟势作奸犯科的大官重臣。他的目的是忠于汉刘王朝。《全唐文》卷七三二所收长孙傪《汉故丞相翟公重建碑表》对他的评价是“茂德洪业，辉焯于汉庭”，“端肃庄厉守位以威严称”。在西汉末期是一位难得的忠于朝廷的能臣，最后仍以身代成帝受过，慷慨赴死。从这里，我们不难看出成帝政治上的软弱与昏庸。

像汉成帝这样在政治上昏庸无能，自甘堕落，在个人生活上迷恋酒色，荒淫无道的帝王，在中国历史上都是少有的。外戚王氏正是利用成帝的这一点，培植起来自己的势力。后来王莽篡汉建新，实际是成帝为他奠定了基础。班固在《汉书·成帝纪赞》中说：“建始以来，王氏始执国命，哀、平短祚，莽遂篡位，盖其威福所由来者渐矣。”这实际上是含蓄地指出成帝要为王莽篡汉负责。

（三）重用儒生实施儒政

纵观元成二帝当政时期，重用儒生是共同的特点。元帝即位后，重用儒生，委之以国政，名儒萧望之、周堪、贡禹、薛广德、韦贤、匡衡、韦玄成、刘向、郑弘等人相继为丞相。推行儒政、仁政，如提倡节俭、减少政府开支，减轻百姓负担，削减卫卒，生子由三岁出口钱，改为七岁仍出口钱；成帝时，算赋由120钱减为80钱，等等，都堪为善政。还有扩大博士弟子名额，令郡国设置五经百石卒吏，使谒者陈农求遗书于天下，让光禄大夫刘向整理宫中藏书，等等，对促进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都是有益的措施。同时京房提出的“考功课吏法”如能认真执行，对于政治清廉，提高官吏的工作效率，也有所裨益。但是，由于儒家的保守、迂腐以及谶纬迷信的消极作用，特别是由于宦官当政，元帝优柔寡断，使儒家仁政难以贯彻执行，而其消极因素却得到恶性发展。

元帝即位后即重用儒臣，名儒萧望之、周堪、贡禹、匡衡、韦玄成、刘向、郑弘皆为卿相，推行儒政。其问也确实推行过一些仁政，如提倡节俭，减少政府开支，减轻百姓负担，削减卫卒，生子由三岁出口钱，改为七岁乃出口钱。成帝时，算赋由一百二十钱，减为八十钱等等，都堪称为善政。还有扩大博士第子名额，全郡国设置五经石卒史，使谒者陈农求遗书于天下，让光禄大夫刘向整理宫中藏书等等，对促进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都是有益的措施。同时京房提出的“考功课吏法”，如能认真执行，对于政治清廉，提高官吏的工作效率，也应该有所补益，但是，由于儒家的保守，迂阔及谶纬迷信的消极作用，特别是由于宦官当政，元帝优柔寡断，使孺家仁政难以贯彻执行，而它的消极因素却得到恶性发展，再加上统治阶级腐化堕落，政治黑暗，使汉王朝统治迅速走向衰亡。

儒家的迂阔、保守、迷信的表现，首先是把日食、月食、地震以及水旱灾害等天文现象和自然灾害与政治联系起来。如翼奉给元帝上封事时就说：“《易》有阴阳，《诗》有五际，《春秋》有灾异，皆列终始，推得失，考天心，以言王道之安危。”所谓“五际”，即指每逢初卵、酉、午、戊、亥五个地支年份，国家必有灾害发生，称为“五际厄运”。翼奉认为元帝初元二年（前47年）就是甲戌年，属于“五际厄运，之年，故地震频繁，阴气大盛。”所以如此，是由于“二后之党满朝，非特处位，势尤奢僭过度”之所致。翼奉的论说以灾异附会政治，以约束君主政治之失，虽属迷信，也未尝不有积极意义。前此，翼奉曾因天变而劝元帝“显诸仁，藏诸用”，即行仁政，节用爱民，元帝就接受了翼奉的意见，下诏“江海陂湖属少府者，以假贫民，勿租税，损大官膳，减乐府员，步苑马，诸官馆稀御幸者，勿缮治，太仆、少府减食谷马，水衡省食肉兽。”而这一次涉及到外戚史高。许嘉所谓“二后之党”专权于政的严重问题，元帝可就不接受意见了，初元三年四月乙末，武帝茂陵白鹤馆火灾，翼奉又上疏建议因天变而徙都于成周（洛阳），以表示“与天下更始者也”，从而使汉家政权“延长而无穷也。”其实天变与徙都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事，翼奉把两者拉在一起是毫无道理的，也不可能解决任何问题。这回元帝还是没有接受意见，以七庙在长安不能东徙，而拒绝迁都。

在翼奉之后，易学大师京房又借天变之机，上奏“考功课吏法”，说“古帝王以功举贤，则万化成，瑞应著；末世以毁誉取人，故功业废而致灾异，宜令百官各试其功，灾异可息。”本来为整顿吏治，惩治官吏胡作非为，建立考功课吏法是十分必要的，但京房把它与天灾联系起来就显得节外生枝，而优柔寡断的元帝，听从了宦官和权臣的意见，不仅没有推行考功课吏法，而且借故把京房处以死刑，说明儒家借天意说教的政治，对事实毫无朴益，只是徙增人们的困惑而已。

汉代儒臣对治理黄河和自然灾害表现的也很迂阔、保守。公元前132年黄河在瓠子决口，河水南流，造成十六郡受灾，当时的丞相田蚡就反对堵塞决口，其理由是：“江河之决皆无事，未易以人力为强塞，塞之，未必应天。”当然，田蚡说这样的话是别有用心的，因为他的封地鄃县（山东平原）在河北，河决南流对他有利，因此假借天意反对堵塞决口，恢复黄河故道。到了成帝时期，以天意为由反对治理黄河的人就更多了，如谷永认为灾异是“皇天所以谴责人君过失”。这些以天灾警告皇帝革新政治的言论，在治理黄河方面则是有害无益。还有人治河采取“循经法古”的方略，凡是古书上没有记载的河道，就不能开辟，凡儒经上设有记载的治河方法，就不能采用。如贾让认为“善为川者，决之使道（导），善为民者，宜之使言，”而“堤防之作近起战国，壅防百川各以为利”，很不可取，于是他就提出一个治水上策，即决开河堤，任水横流东入海。他对“败坏城郭田庐冢墓以万数，百姓怨恨”于不顾，认为只有这样，才是“遵古之圣法，定山川之位，使神人各处其所，而不相奸（干）。且以大汉方制万里，岂与水争咫尺之地哉！此功一立，河定民安，千载无患，故谓之上策。”多亏贾让还有治河中策、下策，否则仅此上策，就没人敢于治河了。再如公元前39年，黄河在清河郡灵县鸣犊口决堤，屯氏河被堵塞，有人建议重新疏通屯氏河，使河水分流以减轻水害，而河堤都尉许商则坚决反对，认为屯氏河是黄河溢流形成的水道，与古经《禹贡》不合，而主张要寻找古说九河故道。结果成帝和他的儒臣们为寻找、考证“九河故道”，使黄河水患又拖延了十几年。

在成帝时期，幸亏有一位实干的水利专家王延世，他不顾俗儒的干扰，两次治河立了大功，才使泛滥的黄河暂时得到治理。

在对外关系上，儒家一贯主张以德服人，反对武力征服。故当匈奴出现内乱时，有人认为“匈奴为害日久，可因其坏乱举兵灭之”，萧望之则坚决反对，认为“不以义动兵，恐劳而无功，宜遣使者吊问，辅其微弱，救其灾患，四夷闻之，成贵中国之仁义……必称臣服从，此德之盛也。”本来在对外关系方面，不以实力为基础，而空谈仁义，也属儒家的迂腐之论，但在元成之世，国力衰弱，对外采取收缩政策，而不穷兵黩武，使国家得到安宁，未尝不是适时之论。

在政治措施方面，儒家一般偏于保守，反对改革，元帝重臣匡衡说：论议者“争言制度不可用也，务变更之，所更或不可行，而复复之，是以群下更相是非，民无所信，臣窃恨国家释乐成之业，而虚为此纷纷也。”不可否认儒家也有托古改制派，王莽就属于这一类儒者，但在元成时期，改革派还不占上风。

从元帝开始，儒家思想成为汉政权的政治指导思想。说来儒家学的运气不好，在刚登上政治舞台的时候，就遇上了元成二帝这样柔弱、昏庸的君主，因此其积极因素并没有得到应有的发挥，而其消极方面却得到恶性发展。汉元帝实际是一位叶公好龙式的儒家信奉者，他并不真正信任、重用正直的儒臣，而是把大权交给了乱政的宦官。儒家的正确主张并设有被采纳、执行。相反他竟容忍（如果不是纵恿的话）把他的师傅，受人尊重的名儒萧望之迫害至死。其他大儒、贤臣或被处死，或遭禁锢，在此情况下，有些趋炎附势的俗懦则投靠了宦官，汉家的衰亡，已势不可免。

（四）宦官外戚专权

元成之世，宦官外戚专权是共同的特点。

宦官、外戚可以说是中国封建君主专制肌体上的两个毒瘤。他们专权得势，必须借助于皇权，依附于皇权。宦官、外戚往往利用皇帝幼弱、昏庸或母后临朝的机遇，以有条件接近皇帝、皇太后的特殊身份，而篡权得势。宦官本是刑余之人，并无政治才干，外戚则全靠裙带关系，他们一旦得势，必然结党营私以巩固自己的权势，而排斥、打击、陷害忠贤之臣。宦官、外戚之间，有时互相勾结，狼狈为奸，有时相互倾轧，勾心斗角。所以宦官、外戚专政，就意味着封建统治政权更加腐朽、黑暗。

从元帝开始西汉政权逐渐趋于衰亡，与宦官，外戚干政应有密切联系。在西汉，宦官登上政治舞台，应从武帝时开始。史称“（武）帝数晏后庭或潜游离馆，故请奏机事，多以宦人主之。”但汉武帝雄才大略，皇权独揽，宦官也只能起到政事传达的作用，而不可能操纵皇权。到了宣帝时期，因宣帝“不甚从儒术，任用法律，而中书宦官用事”，故明司文法的中书令弘恭、中书仆射石显得以“久典枢机”。但宣帝乃中兴之主，“信赏必罚，综核名实”，英明果断，大权在握，宦官也不可能兴风作浪，到了元帝时期，皇帝仁弱无能，“优游不断”，宦官弘恭、石显才得以专擅朝政，扰乱政纲，不仅元帝的儒家“仁政”无法实现，而主持仁政的儒臣，也惨遭迫害，汉家的政治危机已到了无法收拾的境地。

本来宣帝在临终前，对后事的考虑是比较周到的，下遗诏令外戚侍中、乐陵侯史高，太子太傅萧望之，太子少傅周堪共同辅政，并提升史高为大司马车骑将军，萧望之为前将军、光禄勋，周堪为光禄大夫，同时令三人并领尚书事。这就是说，在元帝即位后，军政要事可由史高、萧望之、周堪全权处理。对于这个辅政班子的安排，宣帝既考虑到三人的政治地位和才干，也考虑到他们与皇室的亲密关系，当然也有互相制约的含意。史高是宣帝祖母史良娣的侄孙，宣帝幼时长在史家，亲情不比一般。萧望之，周堪是元帝的师傅，都是当代名儒，深谙政事，所以宣帝对于这三个人辅政是非常放心的。元帝在即位之初，萧望之、周堪对国家治乱大事都陈述过很好的意见，也深得元帝的信任和尊重。萧望之又“数荐名儒茂才以备谏官”，还引进“宗室明经达学”之士刘更生、侍中金敞共参朝政。史称“四人同心，谋议劝道（导）上（元帝）以古制，多所欲匡正”如果元帝能够专任萧望之，周堪等忠直之臣，尽管他们动辄言“古制”，有迂阔的一面，汉家政治还不至于迅速衰亡。但元帝虽然表面上赞同萧望之、周堪两位师傅的建议，实际并不信任，甚至还感到掣肘，而对于宦官石显，认为“中人无外党，专精可信任，委以政，事无大小，因显白决。”实际上把政治决定权完全交绐了石显。

元帝初即位时，宦官弘恭为中书令，石显为中书仆射。弘恭病死后，石显就升为中书令，总揽中书大权，从此石显贵幸倾朝，百僚皆敬事之。史称石显“为人巧慧习事，能探得人主微旨，内深贼，持诡辩以中伤人，忤恨睚眦，辄被以危法。”看来石显是一个很可怕的阴险小人，他奸诈、狡猾、毒辣，善于揣摸皇帝的心意，阿谀奉承，动辄陷害忠良。石显为了扩大实力，又与外戚史高互相勾结，处处与萧望之、周堪等执政大臣对立。萧望之知道石显“专权邪辟”，就向元帝提出建议“以为尚书百官之本，国家枢机，宜以通明公正处之。”意思是要以贯通古今廉明公正的儒臣来代替宦官。又说：“用宦官非国旧制，宜罢中书宦官，应古不近刑人之意。”但元帝并投有接受萧望之的建议，从此石显却与萧望之结下不解之仇，时时想乘机陷害萧望之，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不久，有个会稽人郑朋想要依附萧望之，上疏揭发史高，并赞颂萧望之等人。萧望之知道郑朋乃奸邪之人，不肯接待、提拔。郑朋恼恨之余转而投向史高、石显，并诬称是萧望之唆使他揭发史高、许章的罪过。于是，石显就利用萧望之休假的机会，向元帝进谗言说：“望之、堪、更生结为朋党，……欲以专权势，为臣不忠，诬上不道，请谒者召致廷尉。”据说元帝不了解“召致廷尉”就是逮捕之狱，便批准了石显的奏章。不久，当他得知周堪、刘更生人狱的消息时才太吃一惊，又责问石显奏事不清，并让石显把周堪、刘更生放出来。但石显并不满足这次对萧望之等人的折辱，随后又以萧望之之子萧仍为其父上书申冤为由，上告萧望之“教子上书，归非于上”，并说萧望之自以为是帝师，有罪也不会判刑，要求把萧望之投人监狱，“以塞其怏怏之心”，然后再放出来，以显示皇帝的皇恩浩大。元帝明知道萧望之性格刚强，不肯面对狱吏接受审问，但还是听从了石显的花言巧语，批准石显派执金吾包围萧府去逮捕萧望之。望之不肯受辱，饮鸩自杀。

公元前33年，元帝去世，成帝即位。不久成帝就将石显中书令职免掉，后又令其徙归故里，失势的石显忧郁不食，死于途中。石显的党羽也先后被罢官。从此结束了宦官专权的局面，但皇权并未因此而复振，代之而起的则是外成专政。

外戚专政，在西汉也不始于成帝，汉初的吕氏专权姑且不论，昭宣时期的大将军霍光执政，确属于外戚专政。尽管霍光也飞扬跋扈，排斥异己，但他执行的是汉武帝既定的方针政策，并且励精图治，而昭宣二帝也非庸碌之主，所以在昭宣时期，外戚专政对社会并没有产生什么破坏性的作用，相反还出现了“昭宣中兴”的局势。然而成帝时的外戚专政则完全不同，政治黑赌，社会动乱，最后导致了王莽篡权和西汉政权的灭亡。汉成帝为太子时，就是一个“幸酒，乐燕乐”之徒，即位后更“湛于酒色”，不理朝政，把政治大权双手拱让给外戚王氏之手。

成帝母王政君是个贪恋权势的女人。成帝即位后他升为皇太后，于是乘机抓权，任命其兄王风为大司马大将军顿尚书事，总揽朝纲，从此开始了外戚专政局面。

王政君有弟兄八人：王凤、王曼、王谭、王崇、王商、王立、王根、王逢时。王曼早死，留有一子即王莽。王政君先封他同母兄弟王凤、王祟为列侯，又封其他兄弟为关内侯。至公元前27年，又将王谭、王商、王立、王根、王逢时同日封为列侯，世称“五侯”。王氏子弟“皆为卿、大夫、侍中，诸曹分据，势官满朝廷”，把持了汉家政权。

王凤掌权后，首先排挤掉另一外戚许嘉，接着又唆使人上告宣帝的舅舅丞相王商，并以虚构的“阁门内事”为由，迫使成帝免去王商的丞相职务。京兆尹王章对王凤的专横十分不满，上书为王商申冤，并揭发王凤的很多罪恶，成帝也感到王凤威权太重，想要免去其大将军职务。王太后听说后，“垂涕不御食”。成帝迫于母后的压力，不仅没有撤掉王凤，反向让尚书劾奏王章诬告大臣，遂以“大逆罪”把王章打人牢房。由于成帝的软弱无能，王章最终死于狱中。“自是公卿见风侧目而视。”无人再敢触犯王凤的淫威，王凤结党营私，排斥，陷害忠良，卖官鬻爵，公行贿赂。王氏党羽莫不穷奢极欲，鱼肉百姓。成帝虽然在政治上信赖王氏诸舅，但对他们骄奢过度，也深为不满。当得知王商穿长安城引沣水入府第，王逢时于园中修土山渐台类似白虎殿等骄奢逾制不法行为后，愤怒地向王氏诸舅提出质问，王音、王商、王根兄弟非常恐慌，“欲自黥剿劓太后”，成帝明知王商等是要协太后以求免罪，但也无可奈何，于是就使尚书去责问司隶校尉和京兆尹，问为什么知道王商、王根等骄奢过制而不检举？还向尚书了解文帝时诛灭外戚薄昭的旧事，暗示要从重处罚王氏外戚，王音闻讯更为恐惧，“皆负斧质”请罪。其实成帝完全是虚张声势，最后以“上不忍诛”了事。王氏集团奢侈如故。

成帝在位期间，王氏诸舅王凤、王音、王商、王根相继辅政。虽然不能说王氏外戚辅政没办一点好事，但其政治主流是腐朽黑暗，社会危机逐步加深，汉政权处于风雨漂摇之中。公元前8年，王根以年老告退，推荐王莽代他辅政，此时王氏外戚在王政君的庇护下，已成尾大不掉之势，尽管在哀帝时期，王莽为避丁傅两家外戚势力，暂时一度隐退，但哀帝一死，王莽又在王政君的支持下卷土重来，重新控制了汉家政权。

王莽是一个狡诈而有才干的人，他利用人心厌汉，要求易姓受命的愿望，采取种种狡猾手段，大造改革舆论，以收买人心，扩大自己势力而消灭异己，在公元8年，王莽看到时机已成熟，就一脚踢开刘氏招牌，而建立新朝，汉家政权终于被王氏外戚所篡夺。

（五）土地兼并再起

汉代在武帝以前已经出现过一次土地兼并高潮，由于武帝采取了一系列打击豪强兼并势力的措施，暂时把土地兼并的势头压下去了。以后，由于连年战争，耗损过多，以至于出现“民力屈，财用竭……生子辄杀”的惨状，说明农民已经无法活下去了，有些地方出现农民起义。到汉武帝晚年，被迫改变政策，颁布《罢轮台屯田诏》，表示以后不再发动对外战争，与民休息，发展生产。昭宣时期，继续推行“轻徭薄赋，与民休息”的政策，结果出现了“昭宣中兴”的局面。

在封建社会里，社会经济的发展，就意味着地主阶级财富的增加，在土地私有制处于上升时期，也意味着土地兼并新高潮的必将出现，而大批自耕农也必将沦为流民、依附农和奴隶。

在中国封建社会，“以末致财，用本守之”是一种普遍现象。《汉书·贡禹传》记载:“商贾求利，东西南北，各用智巧。”在这种情况下，商人由于求利的本性迫使其利用农民危机之际，趁机进行土地兼并。同样，官僚贵族也是土地兼并的强大势力，例如汉成帝的舅舅红阳侯王立和南阳太守李尚勾结，私自占用草田数千顷，也没有人敢过问。至于通过赏赐、贱价强买农民土地等途径兼并土地，更属惯常事件。豪强地主更是土地兼并的重要势力。汉宣帝时，涿郡的东高氏、西高氏在郡内横行不法，没有人敢与之抗衡，以至于郡内流传着“宁负两千石，无负豪大家”的说法，其势力之大可以想象。汉成帝时陈汤曾提出利用迁徙豪强的办法来制止豪强地图对土地的兼并。他说：“天下民不徙诸陵三十余岁矣，关东富人益众，多规良田，役使贫民，可徙初陵，以强京师，衰弱诸侯，又使中家以下得均贫富。”陈汤表面上说得冠冕堂皇，其实是想假借迁徙豪强之机，得到赏赐的田宅，达到兼并土地的目的。因此，他在提出建议的同时，就明确表示“愿与妻子家属徙初陵，为天下先。”汉成帝没有看透陈汤的心思，就接受他的建议，下诏迁徙郡国豪杰赀五百万以上者五千户于昌陵。但是，这次徙民政策遭到了官僚贵族、豪强地主的抵制。

汉代在武帝以前已出现过一次土地兼并高潮，由于武帝采取一系列打击豪强兼并势力的措施，暂时把土地兼并的势头压了下去。以后由于连年对外战争，耗损过重，出现了“租及六畜，民力屈，财用竭”，甚至出现“生子辄杀”的惨状，说明农民已无法生活下去了，在国内出现了多次小股农民起义。武帝晚年被迫改弦更张于公元前89年颁布《罢轮台屯田诏》“深陈既往之悔”，表示以后不再发动对外战争，封丞相田千秋为“富民侯”，“以明休息，思富养民也”。昭宣时期，继续推行“轻徭薄赋，与民休息”及发展生产的政策。于是又出现了“吏称其职，民安其业”“百姓充实”的“昭宣中兴”局面。

在封建社会里，社会经济的发展，就意昧着地主阶级财富的增加，在土地私有制处于上升时期，也就意味着土地兼并新高潮必将出现，而大批自耕农也必将破产沦为流民、依附农民和奴隶。据《汉书·货殖传》记载在昭宣之后，又兴起了很多豪商富贾。在四川“程（郑）卓（王孙）既衰，至成、哀间，成都罗衰赀至巨万”，在山东“临淄姓韦赀五千万”；在洛阳，“师史既衰，至成、哀、王莽时，洛阳张长叔、薛子仲赀亦十千万”；在关中“前富者既衰，自元、成讫王莽，京师富人杜陵樊嘉，茂陵挚网，平陵如氏、苴氏，长安丹王君房、豉樊少翁、王孙大卿，为天下高赀。樊嘉五千万，其余皆巨万矣，此其章章尤著者也。其余郡国富民，兼业专利，以货赂自行，取重于乡里者，不可胜数，故秦杨以田农而甲一州”。这些郡国富民，“运其筹策，上争王者之利，下固齐民之业”。这里所谓的“兼业专利”、“下固齐民之业”，都是商人的土地兼并行为。在中国封建社会里，“以末致财，用本守之”，是一种普遍现象。据《汉书·贡禹传》记载：“商贾求利，东西南北，各用智巧，好衣美食，岁有十二之利，而不出租税，农夫父子暴露中野，不避寒暑，摔草耙土，手足胼胝，已奉谷租，又出稾税，乡部私求，不可胜供，故民弃本逐末，耕者不能半，贫民虽赐之田，犹贱卖以贾”这条资料深刻地说明商人利用农民危急之际进行土地兼并的事实。

官僚贵族同样是土地兼并的强大势力，如成帝舅红阳侯王立与南阳太守李尚勾结，私占草田数百顷也无人敢于过问，至于通过赏赐、贱价强买农民土地等途径兼并土地，更属常见之事豪强地主也是兼并土地的重要势力，在宣帝时，涿郡的东高氏、西高氏在郡内横行不法，“成日：宁负二千石，无负豪大家”。其势力之大可想而知，成帝时陈汤曾提出利用迁徙豪强的办法，以制止豪强地主对土地的兼并，他说：“天下民不徙诸陵三余岁囊，关东富人益众。多规良田，役使贫民，可徙初睦。以强京师，衰弱诸侯，又使中家以下得均贫富”。陈汤表面上说得冠冕堂皇，其实他是看到了“京师土地，最为肥美”，想借迁徙豪强之机，“可得赐田宅”，达到兼井土地的目的。因此，他在提出建议的同时，就表示“愿与妻子家属徙初陵，为天下先”。成帝投有看透陈汤的心意，接受了陈汤的建议，下诏“徙郡国豪杰赀五百万以上者五千户于昌睦”。但这次徙民政策遭到了官僚贵族，豪强地主的抵制，成帝不得不下诏“罢昌陵”，“勿徙吏”，这件事说明汉政权已无力抑制土地兼井势力汉末土地兼并势力，较以前有个明显特点：即官僚、地主、豪商已形成三位一体，其典型代表就是成帝的丞相张禹。他“内殖货财，家以田为业，及富贵多买田至四百顷，皆泾渭溉灌，极膏腴上贾（价）”。这种既是官僚，又是地主、豪商，在武帝前是投有的。《盐铁论·制权篇》对土地兼并及其后果有生动的描述：“贵人之家，……攘公法，申私利，跨山泽，擅官市……兼井列宅，隔绝闻巷，阁道错连，足游观，凿池曲道，足以骋骛，是以耕者释未而不勤，百姓冰释而懈怠，何者？己为之而彼取之，僭侈相效，上升而不息。此百姓所以滋伪，而罕归本也。”上引这段话对土地兼并及其后果的。

分析相当深刻。说明由于土地兼井，财富高度集中，对生产造成严重破坏，使百姓冰释而瓦解，并指出造成这种后果的根本原因，是“己为之而彼取之”。统治者已看出土地兼并的严重性，故哀帝时师丹不得不提出对贵族官僚富豪的土地、奴隶占有数量“宜略为限”的建议，但由于土地兼井势力过于强大，衰弱的汉政权已无力制止。随着土地兼井的发展，汉代在农业生产组织方面有个显著的变化，即田庄经济的出现。据研究，在西汉中期即已出现了田庄经济，到了西汉末年，田庄经济已渐具规模，其典型代表即樊重家的田庄。《后汉书·樊宏传》对此有详细的记载：（樊）重，字君云，世善农稼，好货殖。……其营理产业物无所弃，课役童隶，各得其宜，故能上下戮力，财利岁倍，至乃开广田土三百余顷其所起庐舍，皆有重堂高阁，陂渠灌注。又有池鱼牧盲，有求必给。尝欲作器物，先种梓漆，时人嗤之，然积以岁月，皆得其用，向之笑者，皆求假焉。赀至巨万，而赈赡宗族，思加乡闰。……假贷人（民）问数百万，遗令焚削文契，责家闻者皆惭，争往偿之诸于从救，竞不肯受。

以上资料说明，樊重田庄是一个包括农林牧副渔综合经营的、自给自足的封建经济单位。据《水经注·比水注》记载，田庄中有“兴工造作，为无穷之功，巧不可言”的手工业作坊，商品交换呵以“闭门成市”，还有小型水利工程。樊重这个田庄主，对于生产非常关心，而且还是个理财能手，由于他“营理产业，物无所弃，课役童隶，各得其宜”，收到“上下戮力，财利岁倍”的效果。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像这样的田庄组织，在发展生产方面，比西汉初期农业、林业、牧畜业、渔业单一经营方式有很大的优越性，田庄主可以利用田庄中的人力、物力积极发展农业和手工业生产，可制造生产工具，推广先进的生产经验和生产技术，以促进田庄经济的发展。

除樊重家的田庄外，董仲舒、王丹、刘秀家都拥有田庄，就不一一介绍了。

田庄中的剥削量，一般都是50%，即董仲舒所说的“或耕豪民之田，见税什五”，也有的“输太半之赋，即高达2/3的租税”，这说明田庄主对田客的剥削是很重的。但由于田庄生产环境较为稳定。所以有大量破产自耕农投人田庄。汉代不仅出现私，k田庄中的租佃关系，国家也在“假田制”拍名义，招收大量流民发展国家租佃关系，所收的“假税”，也在50%以上。

在昭宣以后，由于土地兼并激烈进行，大量农民失地破产，有的投A田庄沦为佃客和奴隶，有的接受政府假田，成为假田农民（国家佃农），有的成为流民，而这些人原来所承担的租税赋役，又都转嫁给编户齐民，即自耕小农的身上。再加上政治昏暗，官吏贪残，天灾频繁，而统治阶级仍奢侈不已，到成帝时已是国库空虚，民穷财尽。“公家无一年之畜，百姓无旬日之储”，社会矛盾非常尖锐，人民被迫铤而走险，在各地暴发r反抗西汉封建统治的武装斗争。成帝阳朔三年（公元前22年），有颍川（今河南禹州市）铁官徒申屠圣等180人的起义，鸿嘉三年（公元前18年），有广汉（今四川盒堂县）郑躬等60余人起义，永始三年（公元前14年），在尉氏（今河南尉氏县）有樊并等I3人起义，同年十二月，在山阳（今山东金乡县）有铁官徒苏令等220人起义。这些起义有以下两个特点：

一、在以上四次起义中，有两次是铁官徒起义，这是其他时期所少见的，说明汉武帝施行铁器专卖后，强迫刑徒从事铁器生产，铁器专卖的收人，已成为国家的主要经济来源之一，官府对铁官徒的剥削、压榨加重，故引起铁官徒的反抗，这是具有时代特色的武装斗争。

二、在以上四次起义中，有两次是士人领导的+即蜀郡的郏躬和尉氏的樊并都是士人，特别是樊并乃儒学中的《尚书》学派的大师。以上情况说明，这四次武装斗争与农民联系不很密切，还没能把农民充分发动起来，故其规模小，地域分散，时间隔较长，还不能形成全国规模的太起义，还不具备推翻西汉反动政权的力量，说明在成帝时，西汉还不到灭亡的时期，它还要延续一段时间。

（六）汉匈和亲边疆平稳

元成时期，最顺利的奠过于对外关系。可以说边疆平稳，虽然也有过战争，但有惊无险。这倒不是由于汉国力强盛的结果，而是因为国势衰弱，无力向外扩张，适时地采取了收缩政策，同时也因为经过武昭宣时期连接用兵，打垮了对汉威胁最大的匈奴政权，其他周边各族也无力与汉帝国抗衡，在此情况下，才出现了一个由战争转向和平的局面。

在昭宣时期，匈奴的国势已很衰弱。公元前60年，匈奴虚阎权渠单于逝世，因单于位继承问题，匈奴内部分裂，出现五单于分立局势。经过一段纷争混战之后，还剩下呼韩邪单于和郅支单于两大势力。呼韩邪单于领地靠近汉的边塞，遂归服汉朝。郅支单于得知呼韩邪有汉作依靠，难以与之抗争，遂向西发展，先联台康居攻击乌孙，后又攻占康居，横行西域，汉在西域的统治也受到威胁，公元前36年，西域都护甘延寿，副校尉陈汤看到郅支单于肆虐西域，深感忧虑。陈汤“沉勇有大虑，多策谋，喜奇功”，他认识到如不及时制服郅支，数年之后，西域的局势将不堪设想。但他又知道当权的宦官和儒臣都不关心边事，如先报请朝廷等批示后再行动，就会贻误军机，于是在甘延涛的默许下，陈汤“矫诏”发西域诸国兵及戊己校尉兵共四万余人，分兵两路进攻郅支，大军得到西域人民的欢迎和支持，并在康居军队作内题，却拖延不决，尽管元帝知道甘、陈立下不世奇功，应该封赏，但宦官石显和儒臣匡衡却以甘应的有利形势下，迅速攻人康居城，一举消灭了郅支单于的匈奴势力。陈汤遂将胜利捷报和郅支的首级送至长安，这对元帝来说真是喜从天降，遂下诏桐告郊庙，庆祝胜利，但对甘延涛陈汤的封赏问、陈“矫诏”发兵为由，认为不处罪已属宽大，绝对不能再加封赏。优柔寡断的汉元帝，一直拿不定主意，使问题拖延三年有余，到公元前33年，才封甘延寿为列侯，陈汤为关内侯。

郅支单于被消灭后，呼韩邪单于“且喜且惧”。喜的是劲敌已除，惧的是怕自己也落得如此下场。于是上书“言常愿谒见天子”元帝以隆重的礼仪接见了呼韩邪。呼韩邪又提出“愿婿汉氏以自亲”。元帝也愿意以和亲的手段加深汉匈的友好关系。于是将后宫良家女子王嫱（昭君）赐给呼韩邪单于为阏氏（相当汉的皇后）。这就是脍炙人口的“昭君出塞”故事的由来。

呼韩邪对于赐昭君为婚非常重视，遂封昭君为“宁胡阏氏”，“言胡得之，国以安宁也”后呼韩邪病逝，昭君曾上书要求归汉，成帝让他“从胡俗”，即按匈奴人“父死妻其后母”的习俗，嫁给新即位的复株棠若提单于。昭君在匈奴先后生一男二女，男名伊屠智牙师，后为右贤王。长女为须居次，次女为当于居次，经常来往于汉与匈奴之间，为汉匈友好关系作出了应有贡献。汉元帝时期，在对匈奴关系史上，共发生两件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大事：一是陈汤在康居歼灭郅支单于的匈奴势力，从此结束了匈奴侵扰，威胁西汉边境的历史；二是昭君出塞，为汉与匈奴的民族融台及文化交流作出了贡献，并奠定了直到王莽篡汉为止四十余年的和平友好关系。昭君出塞与刘邦时在平城之围后的和亲不同，那是在强敌压迫下的屈辱和亲，昭君出塞则是汉匈双方自愿的友好和亲。因此它所产生的积极意义更不能忽视。

汉与西域的关系，自武帝时派张骞出使西域才拉开序幕。以后派贰师将军李广利远征大宛，又遣江都公主与乌孙和亲，在软硬兼施之下，西域诸国才相继归附于汉。但匈奴对西域的威胁依然存在。公元前60年，匈奴内乱，日逐王降汉，匈奴在西域所设的“僮偻校尉由此罢，匈奴益弱，不得近西域。”宣帝乃命郑吉为西域都护，治所在鸟垒城（新疆轮台境内）。都护有权册封西域诸国国王，颁赐官吏印绶，调遣军队，征收粮草，确立了汉对西域的统治权。元帝时，郅支单于占领康居，并向四周扩展势力，匈奴在西域又挑起小小波澜，但不久陈汤“矫诏”发兵歼灭郅支单于军，肃清匈奴在西域的势力，西域诸国又复归汉。从此贯通欧亚的“丝绸之路”基本畅通无阻，对加强中国与欧亚各国经济、文化联系，促进西域的社会发展，丰富内地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都有重大的历史意义。

羌族是中国最古老的民族之一。在汉代，在武帝以前，羌族基本上臣服于匈奴。武帝征匈奴，为断其右臂，也开始对羌族用兵，并打通了河西走廊，设立张掖、酒泉、武威、敦煌四郡。羌族势力受到沉重打击。宣帝时又派赵充国出征羌族，把羌族中最强大的先零羌赶出湟水进入深山区，不得重归肥饶之地。于是赵充国向宣帝提出“屯田十二便”的建议，遂决定留兵屯田，从此羌族势衰，不久，赵充国估计羌族已不可能为患，又撤回屯田兵。公元前42年秋，陕西姐等七种羌人起兵反汉。元帝派右将军冯奉世出兵镇压。冯奉世根据实际情况及兵法估计，羌人反者有三万人，按攻守兵力对比关系核算，认为必须有六万兵力才能平定羌乱，但由于“羌戎弓矛之兵耳，器不犀利，可用四万人，一月足以决。”然而以丞相韦玄成为首的一些儒臣，在羌变之初，竟“漠然莫有对者”，及冯奉世提出需要出四万兵力时，乃以“民方收敛时”为由，主张“未可多发，万人屯守之，且足。”经过冯奉世再三申诉，说明利害，韦玄成等才答应又增加二千兵力，结果冯奉世率领一万二千兵在西方连吃败仗。儒臣迁阔误事，终于使元帝清醒过来，于是才不得不按冯奉世的最高要求，增兵至六万人，才把羌变平定下来。由于汉政权对羌族的反抗，一味采取镇压措施，故矛盾并没有真正解决。到了东汉时期。羌变终于酿成国患，使东汉帝国吃尽了苦头。

汉与其他各族的关系。武帝开发南夷，西南夷，并设置郡县，但在昭宣时期，南夷、西南夷仍时有反抗，如昭帝始元元年（前86年），居住在今云贵地区的益州廉头，姑缯、牂牁、淡指、同并二十回邑皆反。始元四年，居住在今云南大理北的姑缯，叶榆又反。宣帝元风元年（前80年）武都氐起事。

元凤四年，辽东的乌桓也起来造反。但以上这些反抗斗争，都先后被汉兵所平定。到元帝时期，南方与东北边境基本是平静的，而最大的难题则出现在海南。海南自武帝时立珠崖、儋耳郡后，实际并未安定过。儋耳、珠崖的少数民族人民因不堪忍受汉族官吏的残酷盘剥，效年一反。据贾捐之说：“自初为郡至昭帝始元元年，二十余年间，凡六反叛。”于始元五年昭帝不得不“罢儋耳郡，并属珠崖”。至宣帝神爵三年（前59年），珠崖三县复反，甘露元年（前53年），珠崖九县再反。这两次珠崖人民的反抗虽被汉军镇压下去，但在元帝刚即位的初元元年（公元前48年），珠崔人民又发起了武装反抗。元帝派兵镇压，又激起其他各县的反抗，经过几年战争还是平定不下来。元帝无奈只好召开大臣会议讨论对策。贾捐之反对出兵，主张放弃珠崖。乐昌侯王商提出质问说：如不出兵平定“蛮夷之乱”，就有亏“先帝功德经文何以处之”，王商还是以儒经为据反对贾捐之的主张。贾捐之也是引经据典讲述尧舜禹及商周不轻意用兵的“大仁”及秦皇汉武穷兵黩武的遗害，又讲明今天下“民众久困，连年流离”，“嫁妻卖子，法不能禁”的惨状，并说：“珠崖独居海之中，地处万里之外，雾露气湿，多毒草虫蛇水土之害，人未见虏，战士自死”，结论是“弃之不足惜，不击不损威”，故应放弃珠崔。元帝听了贾捐之意见后仍主意不定，又闻御史大夫陈万年、丞相于定国怎么办？陈万年反对兵，于定国赞成，并说：前讨珠崖“兴兵连年，护军都尉、校尉及丞十一人，还者二人，卒士及转输死者万人以上，费用三万万余，尚未尽降。”元帝在听了于定国的意见后，才接受了贾捐之的建议，下诏“罢珠崖郡”。看来，元帝这个诏书还是比较开明的，事实证明，元帝罢珠崖郡不论对居住在海南的少数民族，还是对汉中央政府都是有益的，暂时缓和了激烈的民族矛盾。汉罢珠崖郡，只是由于汉中央政府实力衰弱，鞭长莫及，暂时不去管理罢了，一旦国力强盛，自然可以恢复珠崖郡。同时罢珠崖郡，并没有放弃当地人民，甚至还允许珠崖人民内属，这与儒家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观念和“春秋大一统”思想并不矛盾。这也正是汉元帝下诏罢珠崖郡的思想基础。但是，从宏观方面把握，我们必须承认，元成时期对周边各族的任何一项成就，都是武昭宣时期所奠定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