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从汉武功过看历史悖论现象
一、何谓历史悖论
“悖论”是一种特殊的逻辑矛盾命题。
即要肯定一种真的判断，就会推出一种假的判断，反之，要肯定一种假的判断，就会推出一种真的判断。
其公式是：“如果承认Ｂ，可推出非Ｂ，反之，如果承认非Ｂ，可推出Ｂ。”称命题Ｂ为一个悖论。
１９０２年，英国学者罗素（Ｂｅｒｔｒａｎｄ Ｒｕｓｓｅｌｌ）发现了集合论中的一个悖论，在教学界引起了震惊，这就是所谓的“罗素悖论”。
后来他用一个生动的“理发师悖论”来形象地说明自己的悖论：
一个乡村理发师，自夸无人可比。
他宣称自己当然不给自己刮脸的人刮脸，但却给所有自己不刮脸的人刮脸。
有一天他发生了疑问，他是不是应该给自己刮脸？
要是他自己给自己刮脸，那么按照他的声明的前一半，他就不应该给自己刮脸；但是要是他自己不给自己刮脸的话，则照他自夸的那样，又必须给自己刮脸。
于是这个理发师陷入了逻辑矛盾之中。
上述这种特殊的逻辑矛盾命题，在科学中普遍存在，只不过其在不同的学科中有不同的提法罢了。
如前所述，数学中叫“悖论”，在逻辑学中也叫“悖论”，而在物理学中则叫“佯谬”等等。
实际上，这就是哲学上的“矛盾”。
历史研究中，也常常遇到一些矛盾现象。
如中原王朝向周边民族地区的拓展，便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
从社会发展的角度来看，中原王朝的文明程度要远远高于周边民族地区，中原王朝向周边地区的拓展，有利于这些地区的开发与进步，因此这种拓展具有积极作用。
如果再从周边民族地区的立场来看，中原王朝的介入，对当地就是一种侵略，造成了当地政权的灭亡，也必然受到当地土著居民的顽强抵抗，而这种抵抗无疑具有正义爱国的性质。
如此一来就出现了尖锐的逻辑矛盾：一方面是对社会发展具有积极作用和进步意义的行为，一方面对此行为的抵抗却是反侵略的正义的爱国主义斗争。
二者并存于同一事物之中。
诸如此类的史学逻辑矛盾命题，就是我们所讲的历史悖论。
历史悖论概念的提出，最早见于１９９３年出版的《秦文化论丛》第二辑中的《秦文化的南播》这篇论文。
该文在分析了秦文化南播对江南地区发展、进步的积极意义的同时，又对楚人反秦斗争的爱国主义性质作了肯定。
面对这种逻辑上的矛盾，作者引入了“悖论”概念，并以“历史悖论”来命名。
在此，本书继续沿用这一概念，希望对于科学评价汉武帝的功过是非有所帮助。
二、汉武悖论现象透视
“凡是有便于杰出人物发挥其才能的社会条件的时候和地方，总会有杰出人物出现的”。
在汉帝国建立之后，经过数十年休养生息，所形成的经济繁荣国力强盛的社会条件下，出现的汉武帝，不愧是一位杰出的人物。
他作为当时社会力量的代表，正是当时社会关系的产物。
当我们分析其功过是非时，很容易看到，在他身上存在着令人惊异的巨大矛盾：即大功与大过同在，或曰大功与大过集于一身。
前文所阐述的历史悖论现象，在汉武帝这里得到了最为充分的体现。
我们不妨将此称为“汉武悖论”。
值得注意的是，这种汉武悖论现象，在许多杰出人物身上也都存在着，具有相当的普遍性。
就拿与汉武帝同样堪称雄才大略的秦始皇来看，他横扫六国，一统天下，创建帝国制度，历史功绩之大，前无古人，被誉为“千古一帝”（李贽语），“虽四三皇，六五帝，曾不足比隆也”（章太炎语）；然而他同时却又是一位稀世暴君，在他统治下，特别是统一以后，“内兴功作，外攘夷狄，收泰半之赋，发闾左之戍”，“力役三十倍于古，田租口赋，盐铁之利，二十倍于古”，“男子力耕不足粮饷，女子纺织不足衣服”，“贫民常衣牛马之衣而食犬彘之食”，“赭衣半道，断狱岁以千万数”。
这里，同样是大功与大过同在，大功与大过集于一身。
我们在秦始皇身上，同样看到了汉武悖论现象。
难怪古人多将汉武与秦皇相比，二人确有其惊人的相似之处。
其实，汉武悖论现象不唯古人独有，而且也存在于今人身上，像无产阶级革命领袖毛泽东便是一个典型的实例。
在中国漫漫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征程中，曾出现了多少英雄豪杰人物，但唯有这位湖南农民的儿子独领风骚，领导中国人民，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取得革命的胜利，完成了连伟大如孙中山也未能完成的民主革命任务，谱写了中国历史的新篇章，其功绩之大，用“空前”两字定位并不过分。
但是，在建设新中国的过程中，这位领袖令中国人民付出的代价，实在是太沉重了！
对此，绝非轻轻说一声“交了学费”，便可以向历史作交代的。
特别是他发动的所谓“文化大革命”，使祖国大陆遭受了一场空前的浩劫，以致国民经济面临崩溃的边缘……显然，在他身上，也是大功与大过同在，大功与大过共存。
面对上述古今皆有的汉武悖论现象，人们不禁要问：产生这类悖论现象的原因何在？
这里，至少有两点应该引起我们的重视：
其一，任何杰出人物总有其局限性，所谓“金无足赤，人无完人”，讲的便是这个道理。
不论多么伟大的人物，也只能完成时代所赋予的某一方面的任务，而不可能是其全部——这就是“局限性”。
如果超过了限度，必然适得其反。
许多杰出人物之失，皆因超限度所致。
试想，倘若秦灭六国统一天下之初，始皇便溘然逝去，而没有以后许多“超限度”的瞎折腾，那么，后世对他的评价，当何其伟大也！
其二，任何事情都具有两面性，正如老子所言：“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
世人的很多举措，在实施的当时，可能是正确的、进步的，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客观条件的变化，也会变成错误与过失。
这类祸福倚伏的实例甚多，兹不一一列举。
从某种意义上讲，汉武悖论现象的形成，与此关系最大。
众所周知，数学史上当罗素悖论提出后，令数学界产生了极大的震动，人们对严谨的集合论产生了怀疑。不过，后来数理逻辑学者通过努力，终于用公理方法解决了集合论的悖论；再后，人们还运用发展观点来解释集合论模型的建立过程，从而也消除了集合论的悖论。由此不免使人联想到，对于汉武悖论是否也能“解决”“消除”？
诚然，人文社科方面的问题完全不同于数学或其他自然科学问题，特别是对于已成为既定史实的汉武悖论，压根儿就不可能像解决、消除集合论悖论那样予以化解。
这里所说的“解决”“消除”，不过是防止再度发生的意思。
具体言之，即树立一种防患于未然的思想意识，建立一种强有力的制约机制（其核心应是废除终身制，实行任期制），以避免今后再出现新的汉武悖论现象。
我们希望未来的杰出人物，能够将其功绩建立至最大值，而将其过失缩小到最小值，从而防止那种集大功与大过于一身的历史重演。
我们相信，在文明高度发达的今日世界，在全人类向着和平、进步发展的大趋势下，在各国开始迈入知识经济和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新时代，只要我们坚持改革、开放，坚持民主、科学，坚持理性思维，上述的愿望，经过不懈努力，必定能够变为现实。
以上就是我们透视汉武悖论，所得到的一点历史启示。
是否妥当，敬祈广大读者不吝赐教。
最后，让我们引用毛泽东诗词中的一句话，来结束本书——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
“悖论”是一种特殊的逻辑矛盾命题。
即要肯定一种真的判断，就会推出一种假的判断，反之，要肯定一种假的判断，就会推出一种真的判断。
其公式是：“如果承认Ｂ，可推出非Ｂ，反之，如果承认非Ｂ，可推出Ｂ。”称命题Ｂ为一个悖论。
１９０２年，英国学者罗素（Ｂｅｒｔｒａｎｄ Ｒｕｓｓｅｌｌ）发现了集合论中的一个悖论，在教学界引起了震惊，这就是所谓的“罗素悖论”。
后来他用一个生动的“理发师悖论”来形象地说明自己的悖论：
一个乡村理发师，自夸无人可比。
他宣称自己当然不给自己刮脸的人刮脸，但却给所有自己不刮脸的人刮脸。
有一天他发生了疑问，他是不是应该给自己刮脸？
要是他自己给自己刮脸，那么按照他的声明的前一半，他就不应该给自己刮脸；但是要是他自己不给自己刮脸的话，则照他自夸的那样，又必须给自己刮脸。
于是这个理发师陷入了逻辑矛盾之中。
上述这种特殊的逻辑矛盾命题，在科学中普遍存在，只不过其在不同的学科中有不同的提法罢了。
如前所述，数学中叫“悖论”，在逻辑学中也叫“悖论”，而在物理学中则叫“佯谬”等等。
实际上，这就是哲学上的“矛盾”。
历史研究中，也常常遇到一些矛盾现象。
如中原王朝向周边民族地区的拓展，便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
从社会发展的角度来看，中原王朝的文明程度要远远高于周边民族地区，中原王朝向周边地区的拓展，有利于这些地区的开发与进步，因此这种拓展具有积极作用。
如果再从周边民族地区的立场来看，中原王朝的介入，对当地就是一种侵略，造成了当地政权的灭亡，也必然受到当地土著居民的顽强抵抗，而这种抵抗无疑具有正义爱国的性质。
如此一来就出现了尖锐的逻辑矛盾：一方面是对社会发展具有积极作用和进步意义的行为，一方面对此行为的抵抗却是反侵略的正义的爱国主义斗争。
二者并存于同一事物之中。
诸如此类的史学逻辑矛盾命题，就是我们所讲的历史悖论。
历史悖论概念的提出，最早见于１９９３年出版的《秦文化论丛》第二辑中的《秦文化的南播》这篇论文。
该文在分析了秦文化南播对江南地区发展、进步的积极意义的同时，又对楚人反秦斗争的爱国主义性质作了肯定。
面对这种逻辑上的矛盾，作者引入了“悖论”概念，并以“历史悖论”来命名。
在此，本书继续沿用这一概念，希望对于科学评价汉武帝的功过是非有所帮助。
二、汉武悖论现象透视
“凡是有便于杰出人物发挥其才能的社会条件的时候和地方，总会有杰出人物出现的”。
在汉帝国建立之后，经过数十年休养生息，所形成的经济繁荣国力强盛的社会条件下，出现的汉武帝，不愧是一位杰出的人物。
他作为当时社会力量的代表，正是当时社会关系的产物。
当我们分析其功过是非时，很容易看到，在他身上存在着令人惊异的巨大矛盾：即大功与大过同在，或曰大功与大过集于一身。
前文所阐述的历史悖论现象，在汉武帝这里得到了最为充分的体现。
我们不妨将此称为“汉武悖论”。
值得注意的是，这种汉武悖论现象，在许多杰出人物身上也都存在着，具有相当的普遍性。
就拿与汉武帝同样堪称雄才大略的秦始皇来看，他横扫六国，一统天下，创建帝国制度，历史功绩之大，前无古人，被誉为“千古一帝”（李贽语），“虽四三皇，六五帝，曾不足比隆也”（章太炎语）；然而他同时却又是一位稀世暴君，在他统治下，特别是统一以后，“内兴功作，外攘夷狄，收泰半之赋，发闾左之戍”，“力役三十倍于古，田租口赋，盐铁之利，二十倍于古”，“男子力耕不足粮饷，女子纺织不足衣服”，“贫民常衣牛马之衣而食犬彘之食”，“赭衣半道，断狱岁以千万数”。
这里，同样是大功与大过同在，大功与大过集于一身。
我们在秦始皇身上，同样看到了汉武悖论现象。
难怪古人多将汉武与秦皇相比，二人确有其惊人的相似之处。
其实，汉武悖论现象不唯古人独有，而且也存在于今人身上，像无产阶级革命领袖毛泽东便是一个典型的实例。
在中国漫漫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征程中，曾出现了多少英雄豪杰人物，但唯有这位湖南农民的儿子独领风骚，领导中国人民，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取得革命的胜利，完成了连伟大如孙中山也未能完成的民主革命任务，谱写了中国历史的新篇章，其功绩之大，用“空前”两字定位并不过分。
但是，在建设新中国的过程中，这位领袖令中国人民付出的代价，实在是太沉重了！
对此，绝非轻轻说一声“交了学费”，便可以向历史作交代的。
特别是他发动的所谓“文化大革命”，使祖国大陆遭受了一场空前的浩劫，以致国民经济面临崩溃的边缘……显然，在他身上，也是大功与大过同在，大功与大过共存。
面对上述古今皆有的汉武悖论现象，人们不禁要问：产生这类悖论现象的原因何在？
这里，至少有两点应该引起我们的重视：
其一，任何杰出人物总有其局限性，所谓“金无足赤，人无完人”，讲的便是这个道理。
不论多么伟大的人物，也只能完成时代所赋予的某一方面的任务，而不可能是其全部——这就是“局限性”。
如果超过了限度，必然适得其反。
许多杰出人物之失，皆因超限度所致。
试想，倘若秦灭六国统一天下之初，始皇便溘然逝去，而没有以后许多“超限度”的瞎折腾，那么，后世对他的评价，当何其伟大也！
其二，任何事情都具有两面性，正如老子所言：“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
世人的很多举措，在实施的当时，可能是正确的、进步的，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客观条件的变化，也会变成错误与过失。
这类祸福倚伏的实例甚多，兹不一一列举。
从某种意义上讲，汉武悖论现象的形成，与此关系最大。
众所周知，数学史上当罗素悖论提出后，令数学界产生了极大的震动，人们对严谨的集合论产生了怀疑。不过，后来数理逻辑学者通过努力，终于用公理方法解决了集合论的悖论；再后，人们还运用发展观点来解释集合论模型的建立过程，从而也消除了集合论的悖论。由此不免使人联想到，对于汉武悖论是否也能“解决”“消除”？
诚然，人文社科方面的问题完全不同于数学或其他自然科学问题，特别是对于已成为既定史实的汉武悖论，压根儿就不可能像解决、消除集合论悖论那样予以化解。
这里所说的“解决”“消除”，不过是防止再度发生的意思。
具体言之，即树立一种防患于未然的思想意识，建立一种强有力的制约机制（其核心应是废除终身制，实行任期制），以避免今后再出现新的汉武悖论现象。
我们希望未来的杰出人物，能够将其功绩建立至最大值，而将其过失缩小到最小值，从而防止那种集大功与大过于一身的历史重演。
我们相信，在文明高度发达的今日世界，在全人类向着和平、进步发展的大趋势下，在各国开始迈入知识经济和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新时代，只要我们坚持改革、开放，坚持民主、科学，坚持理性思维，上述的愿望，经过不懈努力，必定能够变为现实。
以上就是我们透视汉武悖论，所得到的一点历史启示。
是否妥当，敬祈广大读者不吝赐教。
最后，让我们引用毛泽东诗词中的一句话，来结束本书——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