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轮台之诏
一、武帝晚年思想的变化
汉武帝晚年思想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其由多欲政治而改弦更张为养民富民与民休息。
之所以产生这样的变化，首先是由当时的政治形势决定的。
汉武帝即位不久，即从元光二年（前１３３），开始对匈奴的进攻实施反击政策，直到征和三年（前９０）李广利出师匈奴不利，对匈奴的战争长达四十余年之久。
凭借着“文景之治”时期积累起来的巨大财富，汉武帝终于以“海内虚耗，户口减半”的巨大代价，将匈奴势力逐往漠北，致使“漠南无王庭”，彻底扭转了对匈奴战争的不利局面。
同一时期，汉武帝又广开三边，四处出征，大肆开疆拓域，因此，战争连年不断。
无数的战争致使汉王朝军事费用日益扩大。
例如元狩四年（前１１９）卫青、霍去病大举深入进攻匈奴这一战役，汉武帝仅仅对有功将士的赏赐就花费了五十万钱，相当于汉政府当时全年的总收入，其他军备损耗和粮草运输费用还未计算在内。
除了对外征战、讨伐外，对内，汉武帝好大喜功，奢侈无度，大修宫殿，广置苑囿，封禅祭祀，寻药觅仙，四处巡游，无数的财富都被白白挥霍掉了。
又如元封元年（前１１０）的那次泰山封禅大典，汉武帝整个行程九千公里，沿途“所过赏赐，用帛百余万匹，钱金以巨万计”。
各方面的开支耗尽了国家的财富。
为了增加财政收入，弥补日益空虚的国库，汉武帝又采取了更换币制、算告、盐铁官营等各种新的财政经济措施。
虽然这些措施也曾起到了一定作用，号称“民不益赋”而“天下用饶”，但是，正如当时人所指出的：“利不从天来，不从地出，一取民间。”
汉武帝虽然名义上不增加正税，但是各种负担最后总还是要出自劳动人民身上。
以上种种情况，造成了大量丁壮男子出征四方；而繁重的兵役、徭役和赋税剥削，致使广大劳动人民无法忍受，他们只得四处流亡，使农业生产遭到严重破坏，故《汉书·食货志》如此论载：“外事四夷，内兴功利，役费并兴，而民去本”，“天下虚耗，人复相食。”走投无路的农民只好揭竿而起，武装反抗统治者的剥削、压迫。
汉武帝便派中央大员为特使到各地征集军队残酷镇压，命令“绣衣使者”分赴各地，监督地方官吏镇压农民起义；但农民的起义斗争仍旧轰轰烈烈，汉武帝又颁布“沈命法”，结果导致地方小吏害怕被诛而不敢上报农民起义情况，郡守、国相也因惧怕牵连而相互隐瞒事实真相，相互蒙混，致使农民起义越来越多，局势更加动荡不安。
上文曾述，对于国内这种严峻至极的形势，汉武帝也早有觉察，他也明白统治人民必须刚柔兼施，不能一味残酷镇压，还要辅以仁政，以休养生息百姓。
但是，汉武帝也有自己独到的打算，即他想在自己统治期间内把该做的事情都做完，而让承继的后世帝王来“守文”。
因此，他未曾想在自己此生改变统治方针，而是将此希望寄托在性格仁恕宽厚的卫太子刘据身上。
汉武帝曾对大将军卫青说过：“汉家庶事草创，加四夷侵凌中国，朕不变更制度，后世无法；不出师征伐，天下不安；为此者不得不劳民。
若后世又如联所为，是袭亡秦之迹也。
太子敦厚好静，必能安天下，不使朕忧。
欲求守文之者，安有贤于太子者乎！”
因此，汉武帝虽然知道自己的四处征伐“不得不劳民”，不能永远这样做下去，但他想在此生把文治武功完成，而让太子刘据去守成，改变政策，与民休息。
所以，武帝当时决定仍要继续施行自己的统治方针，尤其是在对外关系上，始终保持着势不可挡的攻击势头。
但是，到了征和年间（前９２—前８９），不愿改弦更张的汉武帝却被巫蛊之祸彻底打乱了部署，太子被迫自杀。
不久，汉武帝发觉巫蛊事件多属陷害，大都是乱臣故意制造的冤案，这才明白太子刘据的冤情。
但太子已死，悔恨不及了。
而紧接着，贰师将军李广利率领大军出征匈奴亦因巫蛊之祸的牵连而兵败投降。
这一连串事件对汉武帝的打击之重和刺激之深，是不言而喻的。
遭受太子之死和李广利降敌一系列重大变故之后，汉武帝终于静心追悔往事，检讨一生的失误，他感到自己必须转变统治思想，即结束自己一贯的多欲政治和劳民政策，而转入守成的、与民休养生息的政策。
当时的客观原因，也是促成汉武帝晚年政治思想转变的重要原因。
在汉武帝时代，秦朝灭亡的教训时时印在他的脑海里，为他所借鉴。
先是汉初吸取秦朝灭亡的教训，在统治方针上实行与民休息政策，像轻徭薄赋、平狱缓刑等等。
到了汉武帝时，当社会危机日益严重的时刻，汉武帝也就自然地想到了“亡秦之迹”，因此不敢过度劳民，而是文武之道，一张一弛。
所以当他看到日益恶化的政治形势时，终于决定转变自己的统治政策。
有学者还认为，当时社会意识形态的变化也是汉武帝能够改变统治思想的一个重要因素，而这种意识形态的变化也是借鉴秦亡教训而出现的。
我们知道，秦代利用法家思想作为统治思想，这种思想强调单纯的、没有韧性的法治，表现在统治政策上则是一味地有张无弛，不允许它有任何的变动。
汉朝建立之后，吸取秦朝灭亡的教训，用黄老思想作为统治思想，他们认为武功之后，必须施行文治，才能稳固统治，才能说是成功的。
陆贾就曾对汉高帝说过，过去骑在马背上打天下，但现在不能骑在马背上治天下了。
汉朝初期的政论文章，都大量充斥着吸取秦朝灭亡教训的论点。
到了汉武帝统治时期，以董仲舒为代表的新的儒家思想占据了当时思想的主导地位。
这种思想主张以刑辅德，而且含有许多“更化”的思想，与纯粹的儒家思想相比，有较大的因时制宜的灵活性。
这种思想的出现，当时也有汉武帝借鉴秦亡的历史因素，所以，当社会险象向他袭来时，“内多欲而外施仁义”的汉武帝终于在现实面前转向“守文”，这也是可以从当时的思想上得到诠释的。
另有研究者认为汉武帝晚年的思想转变还与其一贯比较能够听取臣下意见和注意选用人才有关。
对于古代帝王来说，能否纳谏、用贤对于他们的统治关系重大，纳谏、用贤可以说是帝国专制制度有效的解毒剂。
汉武帝在纳谏、用贤这方面一贯做得相当好，这在前文已有详述。
到了晚年，他仍能采纳臣下，像壶关三老令狐茂、郎官田千秋等人的建议，敢于公开否定自己，承认错误，进而转变统治思想。
汉武帝晚而改过，改变其统治思想，主要表现在以下的事实：
第一就是他宣布废止迷信活动。
汉武帝一生曾不惜巨资求仙觅药，煞有介事地进行各种迷信活动。
经过几十年毫无应验的寻求实践，客观现实终于促使武帝逐渐悔悟，他对求仙觅药之事开始怀疑，进而摒弃。
征和四年（前８９），当大鸿胪田千秋提出方士们所鼓吹的神仙之事毫无应验应该废止时，汉武帝立即肯定田千秋所奏甚“是”，下令将那些靠迷信活动骗取爵禄、钱物的方士统统罢免、驱散。
汉武帝还颇有感触地对群臣说：“过去自己太愚蠢，屡屡被方士所迷惑、欺骗。
天下哪有什么神仙奇药呢？
都是虚妄妖言。
只要注意饮食服药，减少身体疾病就是最好的办法了。”
这种反悔、罢方士的思想不仅极为可贵，而且是符合科学道理的。
废止方士的迷信活动，是汉武帝思想转变的一个方面，更重要的是他开始认识到了自己的“狂悖”，认识到了由于自己的狂悖而浪费了天下的人力、物力，使百姓愁苦。
征和四年三月癸巳，汉武帝禅石闾，会见群臣，讲道：“朕即位以来，所为狂悖，使天下愁苦，不可追悔。
自今事有伤害百姓，靡费百姓，悉罢之。”作为一个皇帝，面向群臣公开承认错误，表示今后不再做劳民伤财的事，诚恳自责，这在历史上是少见的。
其实，汉武帝的这种转变绝不是偶然的。
早在镇压农民起义时，他就注意到官吏对农民私征太重，造成社会的不安定。
像元封四年（前１０７）关东出现二百万流民时，有些大臣主张把其中四十万“无名数者”当做罪人迁往边地时，汉武帝便严厉谴责当时的中央与地方官，并作《流民法》，把农民固定下来。
此处就可以看出汉武帝已经注意到汉王朝出现动乱的原因，只是还没有后来这种明确的认识之深刻而已。
汉武帝晚年的思想变化还可以从他对待卫太子的态度上略窥一斑。
还在“巫蛊之祸”之前，汉武帝每次离开首都外出巡游时，朝政都要交给太子刘据处理。
刘据的性格和作风与汉武帝恰恰相反。
汉武帝治国用严刑酷法，重任酷吏，而卫太子性情敦厚，用法宽疏，经常把汉武帝处理过的案件平反。
卫太子的这种做法得到了百姓的拥护，可是汉武帝所信任的那些“深酷用法者”却不高兴。
卫太子之母卫皇后惧怕太子因此而使汉武帝生气，便悄悄嘱咐太子要按照汉武帝的方法办事。
然而，当汉武帝听说此事以后，却不责备卫太子，反而认为卫皇后不应这样劝导太子。
很显然，这是汉武帝在鼓励卫太子避免用刑严酷，而主张宽简为政。
汉武帝还认为自己的对外用兵太“劳民”，当太子劝谏他时，他不仅不生气，反而笑着说：“我这样做不正是为了让你安逸一些，不为打仗的事而操劳了吗？”
由此可以看出，汉武帝晚年对卫太子的宽刑简政是相当赞赏的，已经认识到严刑、武力是不能长治久安的。
所以，“巫蛊之祸”发生之后，汉武帝对主张为政宽缓的太子十分思念，于是修建“思子宫”，筑“归来望思之台”，并严惩有意陷害太子的江充之类的人。
汉武帝对太子刘据的态度及思念，正表现了他对自己为政过错的反思。
这种反思，终于导致了他思想认识上的变化，并进而形成统治政策的转变。
二、“轮台一诏嗟迟暮”
汉武帝晚年在统治思想上发生了巨大的转变，表现在行动上则是他对自己的一贯坚持的统治政策的改变。
汉武帝统治政策改变的转折点就是历史上有名的“轮台之诏”。
在“轮台之诏”发布以前，汉武帝的诸多行动都已经表现出他在逐步调整自己的统治政策。
还在太子刘据兵败外逃的时候，有一位壶关（今山西黎城东北太行山口）三老令狐茂上书武帝，认为太子刘据是皇帝的继承人，不可能造反，只是江充等人逼迫太子太甚，而太子又见不到皇帝，无法申诉，因此不得已才杀江充，“子盗父兵以救难自免耳”，并要求汉武帝立即停止追捕太子，不要让太子逃亡在外。
而且还用十分尖锐的语句批评了汉武帝的错误，像“臣闻……父慈母爱室家之中，子乃孝顺。
……故父不父则子不子，君不君则臣不臣，虽有粟，吾岂得而食诸！”
这不是在明明白白地骂武帝“父不父”“君求不君”吗？
朝臣们见了这个上书，个个吓得诚惶诚恐，不敢说话。
可是，汉武帝却被骂得清醒多了，他没办令狐茂的罪，但也没有拿出个具体对待太子的主意来，结果太子被逼自杀。
令狐茂上了这么一封措辞严厉的书，倒启发了在汉高帝庙担任守卫的郎官田千秋。
太子死后，他也上书为太子申冤，并说是梦中一位白头翁让他上书的。
当时汉武帝可能正处在太子死后的痛苦、懊悔之中，所以他立即召见田千秋说：“父子之间的关系，人很难言明。
你能说明太子不是造反，这是高帝庙神灵让你教我的。
你应当成为我的辅佐大臣。”于是便拜田千秋为大鸿胪（九卿之一）。
汉武帝破格提升田千秋，成了他改变统治思想、自我悔过的一个信号。
接着他便下令斩杀江充全家以及在巫蛊之祸中所有推波助澜之人，并深切思念太子。
他所斩杀的人大都是“深酷用法者”，这便为那些“宽厚长者”让出了施展文治的机会。
到了丞相刘屈被腰斩后，其职位由田千秋继任。
田由九卿再升丞相，清楚地表明了汉武帝悔罪的决心。
征和四年（前８９）四月，汉武帝应田千秋的请求斥逐为他寻仙觅药的方士，正式显示出他即将实行重大转变。
此时，汉朝正遣重合侯马通率四万骑击匈奴；又令开陵侯率楼兰等六国兵攻击依附于匈奴的车师，与马通军配合，迫使车师王投降。
于是搜粟都尉桑弘羊与丞相、御史大夫等提出增派军卒到西域渠犁、轮台一带屯田，再“募民壮健有累重敢徙者诣田所，就蓄积为本业，益垦溉田，稍筑列亭，连城而西，以威西国，辅乌苏”。
原来早在太初四年（前１０１）李广利征服大宛后，在班师途中顺道灭掉了轮台，汉武帝即在轮台置使者、校尉，屯兵数百人垦田，修筑亭障，作为供应汉朝与西域使者给养及经营西域的基地。
此次桑弘羊等人所请求的仅是增加在轮台屯田的士卒和移民，同时继续扩大轮台原有屯田的数量，扩建亭障，逐步把轮台建成更大的控制西域的据点。
这一建议，若是在以前，汉武帝肯定会立即同意的，但此次他却不再同意，因为此时汉武帝已经决定要改变自己的统治政策了。
恰在此时，前线又传来了贰师将军李广利兵败投降匈奴的消息，汉廷损兵折将无数。
因此，汉武帝便断然拒绝了桑弘羊的请求，而且以此为契机，于当年六月下诏“深陈既往之悔”，这就是著名的“轮台之诏”。
汉武帝的这个诏令，是他真正改变以往那种好大喜功、不惜民力、穷兵黩武的作风和政策的开始，由此而把治国的重点从战争转向了发展生产、与民休息，实行富民政策。
在对外关系上，他既不愿意再对匈奴用兵，也不愿意接受桑弘羊屯田西域的请求，总之是抱着十分消极的退守政策。
在国内问题上，主张恢复西汉初年“休养生息”的政策，更提出了富民养民问题。
所有这些都说明，汉武帝晚年对内、对外的统治方针、政策，确实真正改变了，彻底走上了“与民休息”的道路。
轮台之诏颁布后仅两年，汉武帝便逝去了。
他的罪己诏虽然不能像所谓的“禹汤罪己，其兴也悖（勃）焉”那样，臻汉室于鼎盛，但它毕竟挽回了汉室将颓之局，产生了许多积极的效果，遍布于各地的农民暴动暂时缓和下来了，一些尖锐的社会矛盾也得到了缓解。
轮台之诏既为以后汉昭帝、霍光建立“守文”局面提供了便利条件，也为“昭宣中兴”之世的出现奠定了政治基础。
总之，轮台之诏标志着汉武帝末年统治政策的转折点，汉武帝正视自己的过失，勇于改正自己的错误，停止连年征伐，强调“当今务在禁苛暴，止擅赋，力本农，修马复令，以补缺，毋乏武备而已”，把政策的重点放在了发展生产、减轻农民负担、恢复民力上，因而出现了社会安定的转机。
对此，司马光评价说：“孝武穷奢极欲，繁刑重敛，内侈宫室，外事四夷，信惑神怪，巡游无度，使百姓疲弊，起为盗贼，其所以异于秦始皇哉无几矣。
然秦以之亡，汉以之兴者，孝武能遵先王之道，知所统守，受忠直之言，恶人欺弊，好贤不倦，诛赏严明，晚而改过，顾托得人，此其所以有亡秦之失而免亡秦之祸乎！”本书第五章第三节引用的一首诗曾就轮台诏感慨云：“轮台一诏嗟迟暮，多少春闺恨未平。”不过，用历史的眼光来看，似乎更需要重视这样的意义：汉武帝在治理西汉王朝的伟大事业上一往直前，探索不息，不仅善于谋策取胜，而且也善于从失败、挫折中吸取教训，总结经验，把西汉王朝继续推向前进。
他在迟暮之年翻然悔过，根据新的形势，重新制定促进社会继续发展的策略，保证了西汉王朝数十年的盛世，也把他的宏伟一生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
汉武帝晚年思想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其由多欲政治而改弦更张为养民富民与民休息。
之所以产生这样的变化，首先是由当时的政治形势决定的。
汉武帝即位不久，即从元光二年（前１３３），开始对匈奴的进攻实施反击政策，直到征和三年（前９０）李广利出师匈奴不利，对匈奴的战争长达四十余年之久。
凭借着“文景之治”时期积累起来的巨大财富，汉武帝终于以“海内虚耗，户口减半”的巨大代价，将匈奴势力逐往漠北，致使“漠南无王庭”，彻底扭转了对匈奴战争的不利局面。
同一时期，汉武帝又广开三边，四处出征，大肆开疆拓域，因此，战争连年不断。
无数的战争致使汉王朝军事费用日益扩大。
例如元狩四年（前１１９）卫青、霍去病大举深入进攻匈奴这一战役，汉武帝仅仅对有功将士的赏赐就花费了五十万钱，相当于汉政府当时全年的总收入，其他军备损耗和粮草运输费用还未计算在内。
除了对外征战、讨伐外，对内，汉武帝好大喜功，奢侈无度，大修宫殿，广置苑囿，封禅祭祀，寻药觅仙，四处巡游，无数的财富都被白白挥霍掉了。
又如元封元年（前１１０）的那次泰山封禅大典，汉武帝整个行程九千公里，沿途“所过赏赐，用帛百余万匹，钱金以巨万计”。
各方面的开支耗尽了国家的财富。
为了增加财政收入，弥补日益空虚的国库，汉武帝又采取了更换币制、算告、盐铁官营等各种新的财政经济措施。
虽然这些措施也曾起到了一定作用，号称“民不益赋”而“天下用饶”，但是，正如当时人所指出的：“利不从天来，不从地出，一取民间。”
汉武帝虽然名义上不增加正税，但是各种负担最后总还是要出自劳动人民身上。
以上种种情况，造成了大量丁壮男子出征四方；而繁重的兵役、徭役和赋税剥削，致使广大劳动人民无法忍受，他们只得四处流亡，使农业生产遭到严重破坏，故《汉书·食货志》如此论载：“外事四夷，内兴功利，役费并兴，而民去本”，“天下虚耗，人复相食。”走投无路的农民只好揭竿而起，武装反抗统治者的剥削、压迫。
汉武帝便派中央大员为特使到各地征集军队残酷镇压，命令“绣衣使者”分赴各地，监督地方官吏镇压农民起义；但农民的起义斗争仍旧轰轰烈烈，汉武帝又颁布“沈命法”，结果导致地方小吏害怕被诛而不敢上报农民起义情况，郡守、国相也因惧怕牵连而相互隐瞒事实真相，相互蒙混，致使农民起义越来越多，局势更加动荡不安。
上文曾述，对于国内这种严峻至极的形势，汉武帝也早有觉察，他也明白统治人民必须刚柔兼施，不能一味残酷镇压，还要辅以仁政，以休养生息百姓。
但是，汉武帝也有自己独到的打算，即他想在自己统治期间内把该做的事情都做完，而让承继的后世帝王来“守文”。
因此，他未曾想在自己此生改变统治方针，而是将此希望寄托在性格仁恕宽厚的卫太子刘据身上。
汉武帝曾对大将军卫青说过：“汉家庶事草创，加四夷侵凌中国，朕不变更制度，后世无法；不出师征伐，天下不安；为此者不得不劳民。
若后世又如联所为，是袭亡秦之迹也。
太子敦厚好静，必能安天下，不使朕忧。
欲求守文之者，安有贤于太子者乎！”
因此，汉武帝虽然知道自己的四处征伐“不得不劳民”，不能永远这样做下去，但他想在此生把文治武功完成，而让太子刘据去守成，改变政策，与民休息。
所以，武帝当时决定仍要继续施行自己的统治方针，尤其是在对外关系上，始终保持着势不可挡的攻击势头。
但是，到了征和年间（前９２—前８９），不愿改弦更张的汉武帝却被巫蛊之祸彻底打乱了部署，太子被迫自杀。
不久，汉武帝发觉巫蛊事件多属陷害，大都是乱臣故意制造的冤案，这才明白太子刘据的冤情。
但太子已死，悔恨不及了。
而紧接着，贰师将军李广利率领大军出征匈奴亦因巫蛊之祸的牵连而兵败投降。
这一连串事件对汉武帝的打击之重和刺激之深，是不言而喻的。
遭受太子之死和李广利降敌一系列重大变故之后，汉武帝终于静心追悔往事，检讨一生的失误，他感到自己必须转变统治思想，即结束自己一贯的多欲政治和劳民政策，而转入守成的、与民休养生息的政策。
当时的客观原因，也是促成汉武帝晚年政治思想转变的重要原因。
在汉武帝时代，秦朝灭亡的教训时时印在他的脑海里，为他所借鉴。
先是汉初吸取秦朝灭亡的教训，在统治方针上实行与民休息政策，像轻徭薄赋、平狱缓刑等等。
到了汉武帝时，当社会危机日益严重的时刻，汉武帝也就自然地想到了“亡秦之迹”，因此不敢过度劳民，而是文武之道，一张一弛。
所以当他看到日益恶化的政治形势时，终于决定转变自己的统治政策。
有学者还认为，当时社会意识形态的变化也是汉武帝能够改变统治思想的一个重要因素，而这种意识形态的变化也是借鉴秦亡教训而出现的。
我们知道，秦代利用法家思想作为统治思想，这种思想强调单纯的、没有韧性的法治，表现在统治政策上则是一味地有张无弛，不允许它有任何的变动。
汉朝建立之后，吸取秦朝灭亡的教训，用黄老思想作为统治思想，他们认为武功之后，必须施行文治，才能稳固统治，才能说是成功的。
陆贾就曾对汉高帝说过，过去骑在马背上打天下，但现在不能骑在马背上治天下了。
汉朝初期的政论文章，都大量充斥着吸取秦朝灭亡教训的论点。
到了汉武帝统治时期，以董仲舒为代表的新的儒家思想占据了当时思想的主导地位。
这种思想主张以刑辅德，而且含有许多“更化”的思想，与纯粹的儒家思想相比，有较大的因时制宜的灵活性。
这种思想的出现，当时也有汉武帝借鉴秦亡的历史因素，所以，当社会险象向他袭来时，“内多欲而外施仁义”的汉武帝终于在现实面前转向“守文”，这也是可以从当时的思想上得到诠释的。
另有研究者认为汉武帝晚年的思想转变还与其一贯比较能够听取臣下意见和注意选用人才有关。
对于古代帝王来说，能否纳谏、用贤对于他们的统治关系重大，纳谏、用贤可以说是帝国专制制度有效的解毒剂。
汉武帝在纳谏、用贤这方面一贯做得相当好，这在前文已有详述。
到了晚年，他仍能采纳臣下，像壶关三老令狐茂、郎官田千秋等人的建议，敢于公开否定自己，承认错误，进而转变统治思想。
汉武帝晚而改过，改变其统治思想，主要表现在以下的事实：
第一就是他宣布废止迷信活动。
汉武帝一生曾不惜巨资求仙觅药，煞有介事地进行各种迷信活动。
经过几十年毫无应验的寻求实践，客观现实终于促使武帝逐渐悔悟，他对求仙觅药之事开始怀疑，进而摒弃。
征和四年（前８９），当大鸿胪田千秋提出方士们所鼓吹的神仙之事毫无应验应该废止时，汉武帝立即肯定田千秋所奏甚“是”，下令将那些靠迷信活动骗取爵禄、钱物的方士统统罢免、驱散。
汉武帝还颇有感触地对群臣说：“过去自己太愚蠢，屡屡被方士所迷惑、欺骗。
天下哪有什么神仙奇药呢？
都是虚妄妖言。
只要注意饮食服药，减少身体疾病就是最好的办法了。”
这种反悔、罢方士的思想不仅极为可贵，而且是符合科学道理的。
废止方士的迷信活动，是汉武帝思想转变的一个方面，更重要的是他开始认识到了自己的“狂悖”，认识到了由于自己的狂悖而浪费了天下的人力、物力，使百姓愁苦。
征和四年三月癸巳，汉武帝禅石闾，会见群臣，讲道：“朕即位以来，所为狂悖，使天下愁苦，不可追悔。
自今事有伤害百姓，靡费百姓，悉罢之。”作为一个皇帝，面向群臣公开承认错误，表示今后不再做劳民伤财的事，诚恳自责，这在历史上是少见的。
其实，汉武帝的这种转变绝不是偶然的。
早在镇压农民起义时，他就注意到官吏对农民私征太重，造成社会的不安定。
像元封四年（前１０７）关东出现二百万流民时，有些大臣主张把其中四十万“无名数者”当做罪人迁往边地时，汉武帝便严厉谴责当时的中央与地方官，并作《流民法》，把农民固定下来。
此处就可以看出汉武帝已经注意到汉王朝出现动乱的原因，只是还没有后来这种明确的认识之深刻而已。
汉武帝晚年的思想变化还可以从他对待卫太子的态度上略窥一斑。
还在“巫蛊之祸”之前，汉武帝每次离开首都外出巡游时，朝政都要交给太子刘据处理。
刘据的性格和作风与汉武帝恰恰相反。
汉武帝治国用严刑酷法，重任酷吏，而卫太子性情敦厚，用法宽疏，经常把汉武帝处理过的案件平反。
卫太子的这种做法得到了百姓的拥护，可是汉武帝所信任的那些“深酷用法者”却不高兴。
卫太子之母卫皇后惧怕太子因此而使汉武帝生气，便悄悄嘱咐太子要按照汉武帝的方法办事。
然而，当汉武帝听说此事以后，却不责备卫太子，反而认为卫皇后不应这样劝导太子。
很显然，这是汉武帝在鼓励卫太子避免用刑严酷，而主张宽简为政。
汉武帝还认为自己的对外用兵太“劳民”，当太子劝谏他时，他不仅不生气，反而笑着说：“我这样做不正是为了让你安逸一些，不为打仗的事而操劳了吗？”
由此可以看出，汉武帝晚年对卫太子的宽刑简政是相当赞赏的，已经认识到严刑、武力是不能长治久安的。
所以，“巫蛊之祸”发生之后，汉武帝对主张为政宽缓的太子十分思念，于是修建“思子宫”，筑“归来望思之台”，并严惩有意陷害太子的江充之类的人。
汉武帝对太子刘据的态度及思念，正表现了他对自己为政过错的反思。
这种反思，终于导致了他思想认识上的变化，并进而形成统治政策的转变。
二、“轮台一诏嗟迟暮”
汉武帝晚年在统治思想上发生了巨大的转变，表现在行动上则是他对自己的一贯坚持的统治政策的改变。
汉武帝统治政策改变的转折点就是历史上有名的“轮台之诏”。
在“轮台之诏”发布以前，汉武帝的诸多行动都已经表现出他在逐步调整自己的统治政策。
还在太子刘据兵败外逃的时候，有一位壶关（今山西黎城东北太行山口）三老令狐茂上书武帝，认为太子刘据是皇帝的继承人，不可能造反，只是江充等人逼迫太子太甚，而太子又见不到皇帝，无法申诉，因此不得已才杀江充，“子盗父兵以救难自免耳”，并要求汉武帝立即停止追捕太子，不要让太子逃亡在外。
而且还用十分尖锐的语句批评了汉武帝的错误，像“臣闻……父慈母爱室家之中，子乃孝顺。
……故父不父则子不子，君不君则臣不臣，虽有粟，吾岂得而食诸！”
这不是在明明白白地骂武帝“父不父”“君求不君”吗？
朝臣们见了这个上书，个个吓得诚惶诚恐，不敢说话。
可是，汉武帝却被骂得清醒多了，他没办令狐茂的罪，但也没有拿出个具体对待太子的主意来，结果太子被逼自杀。
令狐茂上了这么一封措辞严厉的书，倒启发了在汉高帝庙担任守卫的郎官田千秋。
太子死后，他也上书为太子申冤，并说是梦中一位白头翁让他上书的。
当时汉武帝可能正处在太子死后的痛苦、懊悔之中，所以他立即召见田千秋说：“父子之间的关系，人很难言明。
你能说明太子不是造反，这是高帝庙神灵让你教我的。
你应当成为我的辅佐大臣。”于是便拜田千秋为大鸿胪（九卿之一）。
汉武帝破格提升田千秋，成了他改变统治思想、自我悔过的一个信号。
接着他便下令斩杀江充全家以及在巫蛊之祸中所有推波助澜之人，并深切思念太子。
他所斩杀的人大都是“深酷用法者”，这便为那些“宽厚长者”让出了施展文治的机会。
到了丞相刘屈被腰斩后，其职位由田千秋继任。
田由九卿再升丞相，清楚地表明了汉武帝悔罪的决心。
征和四年（前８９）四月，汉武帝应田千秋的请求斥逐为他寻仙觅药的方士，正式显示出他即将实行重大转变。
此时，汉朝正遣重合侯马通率四万骑击匈奴；又令开陵侯率楼兰等六国兵攻击依附于匈奴的车师，与马通军配合，迫使车师王投降。
于是搜粟都尉桑弘羊与丞相、御史大夫等提出增派军卒到西域渠犁、轮台一带屯田，再“募民壮健有累重敢徙者诣田所，就蓄积为本业，益垦溉田，稍筑列亭，连城而西，以威西国，辅乌苏”。
原来早在太初四年（前１０１）李广利征服大宛后，在班师途中顺道灭掉了轮台，汉武帝即在轮台置使者、校尉，屯兵数百人垦田，修筑亭障，作为供应汉朝与西域使者给养及经营西域的基地。
此次桑弘羊等人所请求的仅是增加在轮台屯田的士卒和移民，同时继续扩大轮台原有屯田的数量，扩建亭障，逐步把轮台建成更大的控制西域的据点。
这一建议，若是在以前，汉武帝肯定会立即同意的，但此次他却不再同意，因为此时汉武帝已经决定要改变自己的统治政策了。
恰在此时，前线又传来了贰师将军李广利兵败投降匈奴的消息，汉廷损兵折将无数。
因此，汉武帝便断然拒绝了桑弘羊的请求，而且以此为契机，于当年六月下诏“深陈既往之悔”，这就是著名的“轮台之诏”。
汉武帝的这个诏令，是他真正改变以往那种好大喜功、不惜民力、穷兵黩武的作风和政策的开始，由此而把治国的重点从战争转向了发展生产、与民休息，实行富民政策。
在对外关系上，他既不愿意再对匈奴用兵，也不愿意接受桑弘羊屯田西域的请求，总之是抱着十分消极的退守政策。
在国内问题上，主张恢复西汉初年“休养生息”的政策，更提出了富民养民问题。
所有这些都说明，汉武帝晚年对内、对外的统治方针、政策，确实真正改变了，彻底走上了“与民休息”的道路。
轮台之诏颁布后仅两年，汉武帝便逝去了。
他的罪己诏虽然不能像所谓的“禹汤罪己，其兴也悖（勃）焉”那样，臻汉室于鼎盛，但它毕竟挽回了汉室将颓之局，产生了许多积极的效果，遍布于各地的农民暴动暂时缓和下来了，一些尖锐的社会矛盾也得到了缓解。
轮台之诏既为以后汉昭帝、霍光建立“守文”局面提供了便利条件，也为“昭宣中兴”之世的出现奠定了政治基础。
总之，轮台之诏标志着汉武帝末年统治政策的转折点，汉武帝正视自己的过失，勇于改正自己的错误，停止连年征伐，强调“当今务在禁苛暴，止擅赋，力本农，修马复令，以补缺，毋乏武备而已”，把政策的重点放在了发展生产、减轻农民负担、恢复民力上，因而出现了社会安定的转机。
对此，司马光评价说：“孝武穷奢极欲，繁刑重敛，内侈宫室，外事四夷，信惑神怪，巡游无度，使百姓疲弊，起为盗贼，其所以异于秦始皇哉无几矣。
然秦以之亡，汉以之兴者，孝武能遵先王之道，知所统守，受忠直之言，恶人欺弊，好贤不倦，诛赏严明，晚而改过，顾托得人，此其所以有亡秦之失而免亡秦之祸乎！”本书第五章第三节引用的一首诗曾就轮台诏感慨云：“轮台一诏嗟迟暮，多少春闺恨未平。”不过，用历史的眼光来看，似乎更需要重视这样的意义：汉武帝在治理西汉王朝的伟大事业上一往直前，探索不息，不仅善于谋策取胜，而且也善于从失败、挫折中吸取教训，总结经验，把西汉王朝继续推向前进。
他在迟暮之年翻然悔过，根据新的形势，重新制定促进社会继续发展的策略，保证了西汉王朝数十年的盛世，也把他的宏伟一生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