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巫蛊之祸
一、释“巫蛊”
正当农民反抗斗争此起彼伏、匈奴再起边患的内外交困之际，帝国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也开始尖锐起来了。
巫蛊之祸正是这种矛盾的集中反映。
巫蛊之祸是汉武帝晚年宫闱内部一场残酷的政治斗争，这场斗争“起自朱安世，成于江充”，以致丞相族诛，数万人被杀，皇帝、太子交战，太子自杀，对汉武帝晚年的统治思想和统治政策产生了极其重大的影响。
巫，是古代能以舞降神的人。
《国语·楚语》云：“在男曰觋，在女曰巫”。
原始社会民众因为生产力水平的限制，以为自然灾害和生活中的不幸都是鬼神的安排，所以不能不委之于巫觋来进行占卜祈祷，用音乐舞蹈来敬事鬼神。
巫觋一边舞乐跳神，一边记述事物，所以，古代不仅史与巫不分，而且歌舞也成于巫觋（但不能说歌舞出于巫觋）。
后来，随着社会的进步，巫史逐渐分离，史有史官，而巫则专为迷信之道，歌舞也广泛普及到一般老百姓的日常生活之中。
如汉代，史有太史令，而上自皇帝下至老百姓无不喜好歌舞，至于巫则发展成为一种更为专门的“迷信”职业。
蛊，《说文解字》讲是人腹中的寄生虫。
相传蛊还是一种人工培养的毒虫。
至于“巫”与“蛊”结合于何时，形成一种专门诅咒人的巫术，已无从考证。
现在我们能够见到的资料中，“巫蛊”一词最早出现于《六韬·文韬·上贤》：
“伪方异技，巫蛊左道，不详之言，诱惑良民，王者必止之。”看来，巫蛊最初就是一种古代迷信，是巫师们用邪术嫁祸于人的一种方术。
而且巫蛊还有专门的巫道，即用诅咒等邪术加害他人的方法，人们则专称之为“巫术”。
自从汉武帝时开通丝绸之路以后，中原地区还出现了“胡巫”，即少数民族地区的巫术传至中原地区，被中原地区加以吸收、利用，称之为“胡巫”。
著名历史学家吕思勉曾这样论述巫蛊及胡巫：“至以木偶像人，加害于木偶，谓可祸及所像之人，其由来亦甚古……然汉世此事不多，而《史记·酷吏传》言匈奴为偶人像郅都，令骑驰射；江充之掘偶人，实与胡巫俱；疑时又来自外国。
观秦、晋、梁、荆之巫，立于高祖之世，而武帝又立越巫，则汉代之京师，固华夷迷信之所萃也。”。
当时人们普遍认为巫觋下神时祝诅及用木偶人埋于地下，可以害人，称为巫蛊。
诸种巫术之中，贻害最深的要算巫蛊了。
上文曾引述，对于“巫蛊左道”等迷信，“王者必止之”。
为何要“必止之”呢？
因为“盖物之败坏曰蛊，人之惑乱亦曰蛊。
物之败坏，蛊实使之，人之惑乱，甚至丧亡，亦必有使之然者，故巫以术贼害人亦曰蛊”。
也就是说，巫蛊之术“惑乱”“丧亡”“贼害人”，所以要坚决禁止它。
汉世有些帝王在这方面做得就很好，如文帝即位之后，便下诏：“民或祝诅上以相约结而后相谩，吏以为大道”，“自今以来，有犯此者勿听治”；后来又废除了自秦以来所使用的祝官移祸于下的“秘祝”法。
可是，汉武帝却不是一位“必止之”的“王者”。
吕思勉说：“汉世迷信本深，武帝纵恣尤甚。
事祠祭，求神仙，民脂民膏，为所浪费者，盖不知凡几。
而又喜怒任情，刑杀不忌，惑于女谒，而不能守法。
恶之既稔，安得不生骨肉之间，祸起宫廷之内哉？”
事实发展正是这样的。
汉武帝晚年更加迷信，许多方士、神巫聚于京师，以邪道惑众。
更有女巫往来宫中，教宫人埋木人祭祀，以免除邪灾，即所谓“度厄”。
结果不仅没有免除灾难，却引发了宫内残酷的斗争，上演了历史。
二、一场特殊的上层斗争
其实，巫蛊事件早在汉武帝即位初期就曾经发生过。
我们知道，卫子夫先前只是汉武帝姐姐平阳公主家一个地位卑贱的婢女，但在一次偶然的机会中受到了汉武帝的宠信，被汉武帝召进宫中，给汉武帝生下了三女一男。
男孩就是日后的戾太子刘据。
卫子夫的受宠，特别是生了儿子，对不能生男孩的大长公主之女陈皇后阿娇来说，是莫大的威胁，更让她妒火中烧。
陈皇后对于自己所处的不利地位十分清楚，因此重酬医生，希望能生个男孩，但最终毫无结果。
汉武帝对陈皇后妒羡卫子夫的醋意十分厌恶，越来越冷落她。
走投无路的陈皇后只好诉诸“巫蛊”咒术了。
她指使女巫将木偶人埋入地下，企图通过诅咒来“咒死”卫子夫。
汉武帝发觉后，处死了女巫首犯，还下令穷治此案，相连诛杀之人达三百余名。
陈皇后本应罪死，但汉武帝念起大长公主对自己的恩情，便只废了她的皇后之位，幽闭于长宫门。
此事发生于元光五年（前１３０）秋七月。
大规模的巫蛊之祸发生在汉武帝晚年。
它最初是由时任丞相的公孙贺的儿子公孙敬声的案件引发的。
公孙贺之妻君孺是卫子夫的姐姐，因此，他与汉武帝有着“裙带”关系。
公孙贺的儿子公孙敬声是朝廷的太仆仗着这种关系，骄奢不法，擅自动用军队费用一千九百万钱，事发后被汉武帝下了监狱。
此时汉武帝正在追捕一个在逃的重要犯人朱安世。
公孙贺为了给儿子赎罪，便向汉武帝请命捉拿朱安世。
汉武帝同意了这一请求。
公孙贺竭尽全力，果然将朱安世捉拿归案。
朱安世也不是等闲之辈，他知道自己成了公孙父子的替罪羊后，便冷笑道：“丞相将祸及一族！”征和元年（前９２年），朱安世从狱中上书武帝，说公孙敬声和汉武帝之女阳石公主（卫皇后所生）私通，并且还揭发公孙贺父子在皇帝的驰道上埋木偶人及诅咒汉武帝的阴谋活动。
汉武帝大惊，立命酷吏杜周严审此案。
结果，公孙贺一家全部被诛，被处死罪的还有卫皇后的女儿诸邑公主、卫青的儿子卫伉以及阳石公主。
至于被牵连的宫女，处死的更达数百人之多。
然而，此案仅仅是个开端，还远远没有完。
因为有个叫江充的人，认为这是一个可以大加利用的机会。
江充，赵国邯郸人，其妹嫁给了赵太子，他也因此受到了赵王的赏识。
可是不久，赵太子怀疑江充将自己与姐姐及父亲的侧室私通之事告诉了越王，便欲意除掉江充。
江充连忙逃亡，但他的父兄仍都被赵太子杀掉了。
江充逃到长安，改原名“齐”为“充”，向朝廷告发了赵太子的罪恶，并且说他私结郡国豪强，干尽了坏事。
汉武帝听后便发兵抓捕了赵太子。
后来，赵太子遇恩赦幸免一死，但仍丢掉了太子之位。
然而，此事却使体格健壮、容貌堂堂的江充得到了汉武帝重视。
不久，汉武帝即任命江充为“绣衣使者”，专门督察文武大臣及国戚皇亲的违法活动。
江充执法严酷，贵戚豪门畏之如虎，但这正适合汉武帝的口味，汉武帝对他更加信任。
太始三年（前９４），江充被任命为水衡都尉，负责管理上林苑。
但是不久，他却因为过失丢了官位。
公孙贺巫蛊案发生之时，江充正在寻找官复原位的机会。
同时，他心里还有一个顾虑，那就是惧怕皇太子刘据继位，他必须寻找一个机会设法阻止皇太子登上皇位。
原来，江充先前曾得罪过皇太子，而且是故意得罪皇太子的。
因为此前，江充看到卫子夫失宠，太子失势，而钩弋夫人正为汉武帝所迷恋，他便有意打击、陷害卫太子，以讨好钩弋夫人，逢迎皇帝。
江充还是绣衣使者时，他曾上告卫太子家人的车马在皇帝专用的御道上行驶。
他还曾向汉武帝告发太子调戏宫女。
更有甚者，汉武帝生病时，江充派心腹向汉武帝告密说卫太子得知陛下有病，竟然喜气洋洋。
但刚好此时卫太子来了，汉武帝一看卫太子脸上还留有泪迹，一气之下就把告密者杀了。
此时，江充的阴谋虽未得逞，但他仍然在等着更好的机会。
公孙贺一家被诛之后，江充趁机劝汉武帝到甘泉宫休养。
汉武帝就暂时离开了这骨肉相残的血雨腥风之地，来到了清幽凉爽的甘泉宫。
但是，一到甘泉宫，汉武帝却染上了重病，卧床不起。
见到汉武帝病重，江充想到皇帝已经六十六岁了，而太子也三十八岁了，羽翼丰满；而汉武帝一旦去世，皇太子继位势难阻挡，此时自己只有被杀的份了。
于是他便要抓住这个机会，除掉太子。
而且这也正是个可以利用的机会。
不久前，汉武帝突然发现有一个带剑的男子闯入建章宫的龙华门，就下令在宫内、城内严密搜查，结果长安闭城搜了十一天，也没抓到刺客，但却搜出了许多用作“巫蛊”的木头人。
汉武帝开始迷惑，明明看见了一个带剑的男人，怎么就无影无踪了呢？
他疑神疑鬼，便怀疑到木头人上来了，以为宫中有人用木头人诅咒他。
此时，汉武帝病倒甘泉宫，江充便上奏说皇帝的病是有人用巫蛊的方法诅咒所致。
汉武帝一听愤怒无比，马上派江充为专门治巫蛊的使者查处。
江充便打着皇帝的旗号，找来胡巫，到处掘开地面，寻找埋在土里的木偶人，收捕一切在夜里祭祀的百姓。
胡巫自称能看见鬼，江充就让胡巫一看到鬼就在地面上做个记号，然后把这附近的人全部抓起来，用烧红的铁钳烫他们，逼迫他们承认巫蛊之事。
许多人在严刑逼供之下，便胡乱招供，转相牵连。
于是江充便令治狱之吏以大逆不道之罪斩杀他们。
就这样，江充以莫须有的巫蛊之罪先后斩杀了几万无辜的百姓。
江充这个险恶的杀人狂的最终目的当然是把祸害引向卫太子，以除掉他。
他又派心腹檀何向汉武帝报告说望见宫内也有邪气，必定有巫蛊。
汉武帝一听，更加愤怒，便令江充继续搜查。
因为事涉皇宫，汉武帝又加派亲信按道侯韩说、御史章赣、黄门苏文等人协助江充查治巫蛊。
江充得到皇帝的特许后，立即行动，首先从汉武帝失宠的侧室房中开始，次及皇后寝宫，最后搜查到了太子刘据的东宫，而且在太子寝宫中挖出了桐木人！
卫太子见在自己宫内挖出了木头人，惊慌失措，连忙去找太子少傅石德商量对策。
石德说：“皇帝远在甘泉宫，病重之后就和我们隔断了联系。
现在宫中挖出的木头人，究竟是巫故意放入地下陷害你的还是本来就有的，很难讲清楚。
不如先假传圣旨把江充等人抓起来下狱，彻底查清楚其中的奸诈之事。”
卫太子无计可施，不得不铤而走险了。
征和二年（前９２）七月，太子派宾客以汉武帝使者身份传诏逮捕江充等人。
按道侯韩说怀疑诏书有诈，拒绝受诏，太子宾客便杀了韩说，逮捕了江充。
而御史章赣受伤后逃回甘泉宫去了。
面对江充，卫太子愤怒地说：
“你这个赵国奸贼，破坏了赵王的父子关系，还想破坏我的父子关系！”便亲手斩杀了江充，同时又下令把江充手下的胡巫活活烧死在上林苑中。
卫太子捕获江充后，在卫皇后的帮助下，发车马装运武库的兵器，调集长乐宫的卫士，以防不测；并通告百官说江充谋反作乱了。
接着，太子又向留守长安的丞相刘屈发兵，刘屈慌忙逃出丞相府，丞相长史则飞驰甘泉宫报信。
先是御史章赣逃回甘泉宫向汉武帝报告卫太子的所作所为，继而丞相长史又向汉武帝报告说卫太子已发兵进攻丞相府。
汉武帝便令刘屈率领京城近县兵力前往长安镇压卫太子军。
卫太子也进一步假传圣旨收长安官府囚徒为兵卒，迎战刘屈大兵。
两军在长乐宫西阙下相遇，激战五日，双方死亡数万人。
此后，丞相兵力逐渐得到补充，太子兵败，南逃至覆盎城门，当夜由司直田仁奉丞相之命闭守城门，但他认为太子和皇帝有骨肉之亲，便开门放走了卫太子。
刘屈看到田仁放跑了太子，便要杀掉他。
御史大夫暴胜之（即前文镇压农民起义的那位）认为刘屈是擅杀重臣。
刘屈把此事报告给汉武帝，武帝把暴胜之责问下狱，暴胜之自杀身亡；田仁也遭腰斩，全族诛灭；所有在太子宫门进出过的一切宾客，也全部遭杀；随太子起兵的宾客，都以造反罪全族抄斩，而受太子劫掠参加造反的一般士卒囚徒，则被充军敦煌。
汉武帝还下令收回卫皇后印绶，卫皇后被迫自杀；太子正妃史良娣、太子之子史皇孙、史皇孙妃王夫人，以及太子之女皇女孙及其丈夫，均一并致死。
只有太子的一个刚生下数月的孙子，下于狱中，没被杀害，他就是日后的汉宣帝。
卫太子逃出长安后，东至湖县（今河南唐河），藏匿于鸠里，后被发现，官吏前往追捕之时，太子上吊自杀，随同太子的皇孙两人也同时遭害。
三、巫蛊之祸的影响
巫蛊之祸首先以某种方式实现了汉武帝改换继嗣的目的。
刘据是卫子夫的儿子，汉武帝的长男，生于元朔元年（前１２８）。
刘据的出生使二十九岁才获子的汉武帝欣喜若狂，三个月后即册立卫子夫为皇后。
元狩元年（前１２２），年仅七岁的刘据就被汉武帝立为皇太子，并让他学习儒家经典，宠爱有加。
此时，汉武帝正处于事业发展的高峰时期，他希望太子刘据同自己一样具有雄才大略，以继承自己的事业。
但当刘据稍稍长大以后，武帝逐渐看出了他“仁恕温谨”的秉性，“嫌其能少不类己”，便产生了不满。
加上此后其他皇子的陆续出生，继嗣有了选择的余地，因此，卫皇后、卫太子便逐渐由宠盛变为宠衰了。
可以说，卫皇后宠衰主要是由于卫太子宠衰，卫太子宠衰主要是由于他的才能志向不能合汉武帝开边、兴利之意。
由此看出，宫廷里的变化主要是出于政治原因，而绝非色衰之类。
但是，此后很长一段时间里，汉武帝仍然处于犹豫之中，因为“太子敦厚好静，必能安天下，不使朕忧，欲求守文之者，安有贤于太子者乎！”
此时，汉武帝也确实需要这样的继嗣来“安天下”。
他既不满意卫太子的“仁恕温谨”，又需要像卫太子这样堪为“守文”的人作为继嗣。
这显然是一对矛盾。
但是，随着这时矛盾的发展，在朝廷中形成了两类官僚，一类是追随汉武帝的开边、兴利、用法之臣，他们明显占多数，另一类是拥护卫太子的臣僚。
这样，汉武帝和卫太子的关系就超越了宫廷生活中的父子关系和个人权势关系，形成了两种政治势力的矛盾。
在特殊的情况下，这两种矛盾就有可能激化起来，表现为汉武帝和卫太子不可两立的抗争。
巫蛊之祸正是江充利用这种矛盾，激化这种矛盾，导致皇帝和太子的直接冲突，以致父子兵戎相见，卫太子自杀。
汉武帝万万没想到，改换继嗣竟以此种形式而实现。
征和三年（前９０），经过调查，巫蛊事件大多属诬告、陷害，实为一场残害无辜的灾难。
当时壶关三老令狐茂、高寝郎官田千秋，先后都上书为卫太子申冤。
汉武帝终于醒悟了，于是他便诏令夷灭江充三族，其党徒苏文被烧死于渭桥之上，在鸠里因追捕太子而封侯升官的人，也都被诛灭。
为了追思太子，汉武帝在湖县建造了“思子宫”，高筑“归来望思之台”，以示自己悔过之意。
其实，这不过是为卫太子昭雪的一种手段而已，更有其为转变晚年统治政策扫清道路的目的。
因此，我们不能仅从巫蛊之祸后汉武帝的悔过表现来说明他无意于改换继嗣。
《资治通鉴·汉纪十四》载：“群臣宽厚长者皆附太子，而深酷用法者皆毁之；邪臣多党与，故太子誉少而毁多。”江充充当了深酷用法的臣僚代表，秉承汉武帝旨意，凭借党羽的优势，用非法手段摧毁以卫太子为代表的“守文”势力，这也许是汉武帝大兴巫蛊之狱的真正目的，卫太子自然难免自杀命运，汉武帝改换继嗣的目的也自然实现。
当然，卫太子死后，汉武帝又不得不在其他皇子中作艰难选择，而这种选择直到他死前两天才正式确定。
巫蛊之祸的余波还导致贰师将军李广利兵败沙场，投降匈奴。
卫太子刘据自杀之后，再立太子问题也就成为朝廷政治旋涡的中心。
卫太子死后第二年，即征和三年（前９０），汉武帝命贰师将军李广利率领七万大军出攻匈奴。
李广利为李夫人之弟，而其女又为丞相刘屈的儿媳妇。
在李广利出征前的告别宴上，这对儿女亲家为储君之位空悬打起了主意。
李广利极希望其姐之子昌邑王刘能立为太子，继承汉朝大统，那时他就可以以国舅的身份执掌朝政了。
因此他便让丞相刘屈在汉武帝面前美言此事，而刘屈也一口应承下来了。
此后，正当李广利在战场上大胜之际，有人告发李广利和刘屈二人有暗立昌邑王刘为皇太子之意，并说丞相夫人亦为巫蛊诅咒皇上。
汉武帝勃然大怒，处死了刘屈及其夫人，李广利远在疆场，他的妻子则被下了狱。
消息传到前线，李广利想速立大功赎妻之罪，不料引起军中叛变，最终被匈奴大败，全军覆没，自己也投降了敌人。
此次战败，是汉武帝时期对匈奴战争中失利最为严重的一次，与巫蛊之祸不无关系。
李广利降敌使汉武帝震怒异常，他更下令族灭其全家。
靠着李夫人“兴旺发达”的李氏家族灭亡了。
巫蛊之祸还直接导致了汉武帝晚年统治思想和统治政策的转变。
为此，后文辟有专章论述，在这里就存而不论了。
自从汉武帝开巫蛊之祸先河后，后世因巫蛊而罹罪者，不胜枚举。
像西汉广陵厉王、中山孝王太后、息夫躬，东汉和帝阴后、灵帝宋后、和帝幸人吉成、光武子阜陵质王延，乃至三国之孙亮，无不遭此祸害。
可见，巫蛊之祸流毒深远。
正当农民反抗斗争此起彼伏、匈奴再起边患的内外交困之际，帝国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也开始尖锐起来了。
巫蛊之祸正是这种矛盾的集中反映。
巫蛊之祸是汉武帝晚年宫闱内部一场残酷的政治斗争，这场斗争“起自朱安世，成于江充”，以致丞相族诛，数万人被杀，皇帝、太子交战，太子自杀，对汉武帝晚年的统治思想和统治政策产生了极其重大的影响。
巫，是古代能以舞降神的人。
《国语·楚语》云：“在男曰觋，在女曰巫”。
原始社会民众因为生产力水平的限制，以为自然灾害和生活中的不幸都是鬼神的安排，所以不能不委之于巫觋来进行占卜祈祷，用音乐舞蹈来敬事鬼神。
巫觋一边舞乐跳神，一边记述事物，所以，古代不仅史与巫不分，而且歌舞也成于巫觋（但不能说歌舞出于巫觋）。
后来，随着社会的进步，巫史逐渐分离，史有史官，而巫则专为迷信之道，歌舞也广泛普及到一般老百姓的日常生活之中。
如汉代，史有太史令，而上自皇帝下至老百姓无不喜好歌舞，至于巫则发展成为一种更为专门的“迷信”职业。
蛊，《说文解字》讲是人腹中的寄生虫。
相传蛊还是一种人工培养的毒虫。
至于“巫”与“蛊”结合于何时，形成一种专门诅咒人的巫术，已无从考证。
现在我们能够见到的资料中，“巫蛊”一词最早出现于《六韬·文韬·上贤》：
“伪方异技，巫蛊左道，不详之言，诱惑良民，王者必止之。”看来，巫蛊最初就是一种古代迷信，是巫师们用邪术嫁祸于人的一种方术。
而且巫蛊还有专门的巫道，即用诅咒等邪术加害他人的方法，人们则专称之为“巫术”。
自从汉武帝时开通丝绸之路以后，中原地区还出现了“胡巫”，即少数民族地区的巫术传至中原地区，被中原地区加以吸收、利用，称之为“胡巫”。
著名历史学家吕思勉曾这样论述巫蛊及胡巫：“至以木偶像人，加害于木偶，谓可祸及所像之人，其由来亦甚古……然汉世此事不多，而《史记·酷吏传》言匈奴为偶人像郅都，令骑驰射；江充之掘偶人，实与胡巫俱；疑时又来自外国。
观秦、晋、梁、荆之巫，立于高祖之世，而武帝又立越巫，则汉代之京师，固华夷迷信之所萃也。”。
当时人们普遍认为巫觋下神时祝诅及用木偶人埋于地下，可以害人，称为巫蛊。
诸种巫术之中，贻害最深的要算巫蛊了。
上文曾引述，对于“巫蛊左道”等迷信，“王者必止之”。
为何要“必止之”呢？
因为“盖物之败坏曰蛊，人之惑乱亦曰蛊。
物之败坏，蛊实使之，人之惑乱，甚至丧亡，亦必有使之然者，故巫以术贼害人亦曰蛊”。
也就是说，巫蛊之术“惑乱”“丧亡”“贼害人”，所以要坚决禁止它。
汉世有些帝王在这方面做得就很好，如文帝即位之后，便下诏：“民或祝诅上以相约结而后相谩，吏以为大道”，“自今以来，有犯此者勿听治”；后来又废除了自秦以来所使用的祝官移祸于下的“秘祝”法。
可是，汉武帝却不是一位“必止之”的“王者”。
吕思勉说：“汉世迷信本深，武帝纵恣尤甚。
事祠祭，求神仙，民脂民膏，为所浪费者，盖不知凡几。
而又喜怒任情，刑杀不忌，惑于女谒，而不能守法。
恶之既稔，安得不生骨肉之间，祸起宫廷之内哉？”
事实发展正是这样的。
汉武帝晚年更加迷信，许多方士、神巫聚于京师，以邪道惑众。
更有女巫往来宫中，教宫人埋木人祭祀，以免除邪灾，即所谓“度厄”。
结果不仅没有免除灾难，却引发了宫内残酷的斗争，上演了历史。
二、一场特殊的上层斗争
其实，巫蛊事件早在汉武帝即位初期就曾经发生过。
我们知道，卫子夫先前只是汉武帝姐姐平阳公主家一个地位卑贱的婢女，但在一次偶然的机会中受到了汉武帝的宠信，被汉武帝召进宫中，给汉武帝生下了三女一男。
男孩就是日后的戾太子刘据。
卫子夫的受宠，特别是生了儿子，对不能生男孩的大长公主之女陈皇后阿娇来说，是莫大的威胁，更让她妒火中烧。
陈皇后对于自己所处的不利地位十分清楚，因此重酬医生，希望能生个男孩，但最终毫无结果。
汉武帝对陈皇后妒羡卫子夫的醋意十分厌恶，越来越冷落她。
走投无路的陈皇后只好诉诸“巫蛊”咒术了。
她指使女巫将木偶人埋入地下，企图通过诅咒来“咒死”卫子夫。
汉武帝发觉后，处死了女巫首犯，还下令穷治此案，相连诛杀之人达三百余名。
陈皇后本应罪死，但汉武帝念起大长公主对自己的恩情，便只废了她的皇后之位，幽闭于长宫门。
此事发生于元光五年（前１３０）秋七月。
大规模的巫蛊之祸发生在汉武帝晚年。
它最初是由时任丞相的公孙贺的儿子公孙敬声的案件引发的。
公孙贺之妻君孺是卫子夫的姐姐，因此，他与汉武帝有着“裙带”关系。
公孙贺的儿子公孙敬声是朝廷的太仆仗着这种关系，骄奢不法，擅自动用军队费用一千九百万钱，事发后被汉武帝下了监狱。
此时汉武帝正在追捕一个在逃的重要犯人朱安世。
公孙贺为了给儿子赎罪，便向汉武帝请命捉拿朱安世。
汉武帝同意了这一请求。
公孙贺竭尽全力，果然将朱安世捉拿归案。
朱安世也不是等闲之辈，他知道自己成了公孙父子的替罪羊后，便冷笑道：“丞相将祸及一族！”征和元年（前９２年），朱安世从狱中上书武帝，说公孙敬声和汉武帝之女阳石公主（卫皇后所生）私通，并且还揭发公孙贺父子在皇帝的驰道上埋木偶人及诅咒汉武帝的阴谋活动。
汉武帝大惊，立命酷吏杜周严审此案。
结果，公孙贺一家全部被诛，被处死罪的还有卫皇后的女儿诸邑公主、卫青的儿子卫伉以及阳石公主。
至于被牵连的宫女，处死的更达数百人之多。
然而，此案仅仅是个开端，还远远没有完。
因为有个叫江充的人，认为这是一个可以大加利用的机会。
江充，赵国邯郸人，其妹嫁给了赵太子，他也因此受到了赵王的赏识。
可是不久，赵太子怀疑江充将自己与姐姐及父亲的侧室私通之事告诉了越王，便欲意除掉江充。
江充连忙逃亡，但他的父兄仍都被赵太子杀掉了。
江充逃到长安，改原名“齐”为“充”，向朝廷告发了赵太子的罪恶，并且说他私结郡国豪强，干尽了坏事。
汉武帝听后便发兵抓捕了赵太子。
后来，赵太子遇恩赦幸免一死，但仍丢掉了太子之位。
然而，此事却使体格健壮、容貌堂堂的江充得到了汉武帝重视。
不久，汉武帝即任命江充为“绣衣使者”，专门督察文武大臣及国戚皇亲的违法活动。
江充执法严酷，贵戚豪门畏之如虎，但这正适合汉武帝的口味，汉武帝对他更加信任。
太始三年（前９４），江充被任命为水衡都尉，负责管理上林苑。
但是不久，他却因为过失丢了官位。
公孙贺巫蛊案发生之时，江充正在寻找官复原位的机会。
同时，他心里还有一个顾虑，那就是惧怕皇太子刘据继位，他必须寻找一个机会设法阻止皇太子登上皇位。
原来，江充先前曾得罪过皇太子，而且是故意得罪皇太子的。
因为此前，江充看到卫子夫失宠，太子失势，而钩弋夫人正为汉武帝所迷恋，他便有意打击、陷害卫太子，以讨好钩弋夫人，逢迎皇帝。
江充还是绣衣使者时，他曾上告卫太子家人的车马在皇帝专用的御道上行驶。
他还曾向汉武帝告发太子调戏宫女。
更有甚者，汉武帝生病时，江充派心腹向汉武帝告密说卫太子得知陛下有病，竟然喜气洋洋。
但刚好此时卫太子来了，汉武帝一看卫太子脸上还留有泪迹，一气之下就把告密者杀了。
此时，江充的阴谋虽未得逞，但他仍然在等着更好的机会。
公孙贺一家被诛之后，江充趁机劝汉武帝到甘泉宫休养。
汉武帝就暂时离开了这骨肉相残的血雨腥风之地，来到了清幽凉爽的甘泉宫。
但是，一到甘泉宫，汉武帝却染上了重病，卧床不起。
见到汉武帝病重，江充想到皇帝已经六十六岁了，而太子也三十八岁了，羽翼丰满；而汉武帝一旦去世，皇太子继位势难阻挡，此时自己只有被杀的份了。
于是他便要抓住这个机会，除掉太子。
而且这也正是个可以利用的机会。
不久前，汉武帝突然发现有一个带剑的男子闯入建章宫的龙华门，就下令在宫内、城内严密搜查，结果长安闭城搜了十一天，也没抓到刺客，但却搜出了许多用作“巫蛊”的木头人。
汉武帝开始迷惑，明明看见了一个带剑的男人，怎么就无影无踪了呢？
他疑神疑鬼，便怀疑到木头人上来了，以为宫中有人用木头人诅咒他。
此时，汉武帝病倒甘泉宫，江充便上奏说皇帝的病是有人用巫蛊的方法诅咒所致。
汉武帝一听愤怒无比，马上派江充为专门治巫蛊的使者查处。
江充便打着皇帝的旗号，找来胡巫，到处掘开地面，寻找埋在土里的木偶人，收捕一切在夜里祭祀的百姓。
胡巫自称能看见鬼，江充就让胡巫一看到鬼就在地面上做个记号，然后把这附近的人全部抓起来，用烧红的铁钳烫他们，逼迫他们承认巫蛊之事。
许多人在严刑逼供之下，便胡乱招供，转相牵连。
于是江充便令治狱之吏以大逆不道之罪斩杀他们。
就这样，江充以莫须有的巫蛊之罪先后斩杀了几万无辜的百姓。
江充这个险恶的杀人狂的最终目的当然是把祸害引向卫太子，以除掉他。
他又派心腹檀何向汉武帝报告说望见宫内也有邪气，必定有巫蛊。
汉武帝一听，更加愤怒，便令江充继续搜查。
因为事涉皇宫，汉武帝又加派亲信按道侯韩说、御史章赣、黄门苏文等人协助江充查治巫蛊。
江充得到皇帝的特许后，立即行动，首先从汉武帝失宠的侧室房中开始，次及皇后寝宫，最后搜查到了太子刘据的东宫，而且在太子寝宫中挖出了桐木人！
卫太子见在自己宫内挖出了木头人，惊慌失措，连忙去找太子少傅石德商量对策。
石德说：“皇帝远在甘泉宫，病重之后就和我们隔断了联系。
现在宫中挖出的木头人，究竟是巫故意放入地下陷害你的还是本来就有的，很难讲清楚。
不如先假传圣旨把江充等人抓起来下狱，彻底查清楚其中的奸诈之事。”
卫太子无计可施，不得不铤而走险了。
征和二年（前９２）七月，太子派宾客以汉武帝使者身份传诏逮捕江充等人。
按道侯韩说怀疑诏书有诈，拒绝受诏，太子宾客便杀了韩说，逮捕了江充。
而御史章赣受伤后逃回甘泉宫去了。
面对江充，卫太子愤怒地说：
“你这个赵国奸贼，破坏了赵王的父子关系，还想破坏我的父子关系！”便亲手斩杀了江充，同时又下令把江充手下的胡巫活活烧死在上林苑中。
卫太子捕获江充后，在卫皇后的帮助下，发车马装运武库的兵器，调集长乐宫的卫士，以防不测；并通告百官说江充谋反作乱了。
接着，太子又向留守长安的丞相刘屈发兵，刘屈慌忙逃出丞相府，丞相长史则飞驰甘泉宫报信。
先是御史章赣逃回甘泉宫向汉武帝报告卫太子的所作所为，继而丞相长史又向汉武帝报告说卫太子已发兵进攻丞相府。
汉武帝便令刘屈率领京城近县兵力前往长安镇压卫太子军。
卫太子也进一步假传圣旨收长安官府囚徒为兵卒，迎战刘屈大兵。
两军在长乐宫西阙下相遇，激战五日，双方死亡数万人。
此后，丞相兵力逐渐得到补充，太子兵败，南逃至覆盎城门，当夜由司直田仁奉丞相之命闭守城门，但他认为太子和皇帝有骨肉之亲，便开门放走了卫太子。
刘屈看到田仁放跑了太子，便要杀掉他。
御史大夫暴胜之（即前文镇压农民起义的那位）认为刘屈是擅杀重臣。
刘屈把此事报告给汉武帝，武帝把暴胜之责问下狱，暴胜之自杀身亡；田仁也遭腰斩，全族诛灭；所有在太子宫门进出过的一切宾客，也全部遭杀；随太子起兵的宾客，都以造反罪全族抄斩，而受太子劫掠参加造反的一般士卒囚徒，则被充军敦煌。
汉武帝还下令收回卫皇后印绶，卫皇后被迫自杀；太子正妃史良娣、太子之子史皇孙、史皇孙妃王夫人，以及太子之女皇女孙及其丈夫，均一并致死。
只有太子的一个刚生下数月的孙子，下于狱中，没被杀害，他就是日后的汉宣帝。
卫太子逃出长安后，东至湖县（今河南唐河），藏匿于鸠里，后被发现，官吏前往追捕之时，太子上吊自杀，随同太子的皇孙两人也同时遭害。
三、巫蛊之祸的影响
巫蛊之祸首先以某种方式实现了汉武帝改换继嗣的目的。
刘据是卫子夫的儿子，汉武帝的长男，生于元朔元年（前１２８）。
刘据的出生使二十九岁才获子的汉武帝欣喜若狂，三个月后即册立卫子夫为皇后。
元狩元年（前１２２），年仅七岁的刘据就被汉武帝立为皇太子，并让他学习儒家经典，宠爱有加。
此时，汉武帝正处于事业发展的高峰时期，他希望太子刘据同自己一样具有雄才大略，以继承自己的事业。
但当刘据稍稍长大以后，武帝逐渐看出了他“仁恕温谨”的秉性，“嫌其能少不类己”，便产生了不满。
加上此后其他皇子的陆续出生，继嗣有了选择的余地，因此，卫皇后、卫太子便逐渐由宠盛变为宠衰了。
可以说，卫皇后宠衰主要是由于卫太子宠衰，卫太子宠衰主要是由于他的才能志向不能合汉武帝开边、兴利之意。
由此看出，宫廷里的变化主要是出于政治原因，而绝非色衰之类。
但是，此后很长一段时间里，汉武帝仍然处于犹豫之中，因为“太子敦厚好静，必能安天下，不使朕忧，欲求守文之者，安有贤于太子者乎！”
此时，汉武帝也确实需要这样的继嗣来“安天下”。
他既不满意卫太子的“仁恕温谨”，又需要像卫太子这样堪为“守文”的人作为继嗣。
这显然是一对矛盾。
但是，随着这时矛盾的发展，在朝廷中形成了两类官僚，一类是追随汉武帝的开边、兴利、用法之臣，他们明显占多数，另一类是拥护卫太子的臣僚。
这样，汉武帝和卫太子的关系就超越了宫廷生活中的父子关系和个人权势关系，形成了两种政治势力的矛盾。
在特殊的情况下，这两种矛盾就有可能激化起来，表现为汉武帝和卫太子不可两立的抗争。
巫蛊之祸正是江充利用这种矛盾，激化这种矛盾，导致皇帝和太子的直接冲突，以致父子兵戎相见，卫太子自杀。
汉武帝万万没想到，改换继嗣竟以此种形式而实现。
征和三年（前９０），经过调查，巫蛊事件大多属诬告、陷害，实为一场残害无辜的灾难。
当时壶关三老令狐茂、高寝郎官田千秋，先后都上书为卫太子申冤。
汉武帝终于醒悟了，于是他便诏令夷灭江充三族，其党徒苏文被烧死于渭桥之上，在鸠里因追捕太子而封侯升官的人，也都被诛灭。
为了追思太子，汉武帝在湖县建造了“思子宫”，高筑“归来望思之台”，以示自己悔过之意。
其实，这不过是为卫太子昭雪的一种手段而已，更有其为转变晚年统治政策扫清道路的目的。
因此，我们不能仅从巫蛊之祸后汉武帝的悔过表现来说明他无意于改换继嗣。
《资治通鉴·汉纪十四》载：“群臣宽厚长者皆附太子，而深酷用法者皆毁之；邪臣多党与，故太子誉少而毁多。”江充充当了深酷用法的臣僚代表，秉承汉武帝旨意，凭借党羽的优势，用非法手段摧毁以卫太子为代表的“守文”势力，这也许是汉武帝大兴巫蛊之狱的真正目的，卫太子自然难免自杀命运，汉武帝改换继嗣的目的也自然实现。
当然，卫太子死后，汉武帝又不得不在其他皇子中作艰难选择，而这种选择直到他死前两天才正式确定。
巫蛊之祸的余波还导致贰师将军李广利兵败沙场，投降匈奴。
卫太子刘据自杀之后，再立太子问题也就成为朝廷政治旋涡的中心。
卫太子死后第二年，即征和三年（前９０），汉武帝命贰师将军李广利率领七万大军出攻匈奴。
李广利为李夫人之弟，而其女又为丞相刘屈的儿媳妇。
在李广利出征前的告别宴上，这对儿女亲家为储君之位空悬打起了主意。
李广利极希望其姐之子昌邑王刘能立为太子，继承汉朝大统，那时他就可以以国舅的身份执掌朝政了。
因此他便让丞相刘屈在汉武帝面前美言此事，而刘屈也一口应承下来了。
此后，正当李广利在战场上大胜之际，有人告发李广利和刘屈二人有暗立昌邑王刘为皇太子之意，并说丞相夫人亦为巫蛊诅咒皇上。
汉武帝勃然大怒，处死了刘屈及其夫人，李广利远在疆场，他的妻子则被下了狱。
消息传到前线，李广利想速立大功赎妻之罪，不料引起军中叛变，最终被匈奴大败，全军覆没，自己也投降了敌人。
此次战败，是汉武帝时期对匈奴战争中失利最为严重的一次，与巫蛊之祸不无关系。
李广利降敌使汉武帝震怒异常，他更下令族灭其全家。
靠着李夫人“兴旺发达”的李氏家族灭亡了。
巫蛊之祸还直接导致了汉武帝晚年统治思想和统治政策的转变。
为此，后文辟有专章论述，在这里就存而不论了。
自从汉武帝开巫蛊之祸先河后，后世因巫蛊而罹罪者，不胜枚举。
像西汉广陵厉王、中山孝王太后、息夫躬，东汉和帝阴后、灵帝宋后、和帝幸人吉成、光武子阜陵质王延，乃至三国之孙亮，无不遭此祸害。
可见，巫蛊之祸流毒深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