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民众的反抗斗争
一、饥民与流民
汉武帝统治的中后期正是西汉帝国的极盛时期。
然而，国富并非民强。
历代王朝“盛世”局面的背后无不隐藏着以皇帝为首的地主阶级对广大劳动人民残酷的剥削与压迫这一事实。
汉武帝统治时期的文治武功把西汉王朝推向了盛世局面，但其同样是以广大劳动人民的血汗甚至是生命为代价的。
连年征战的军事开支和皇宫的巨额费用造成了西汉政府财政开支的恶性膨胀，也给广大劳动人民增加了沉重的负担，因为这些巨额费用无一不是从广大劳动人民身上压榨出来的。
到了汉武帝统治的晚期，广大劳动人民再也承受不了过高的赋税和徭役负担，再加上地主阶级日益扩大的土地兼并、掠夺以及频繁的自然灾害，致使他们逐渐败家破产，要么沦为饥民，要么被迫离开土地沦为流民。
其实，这种情形，在汉武帝统治的“盛世”时期，就已经出现了。
对于汉武帝时期最初出现的流民与饥民问题，我们可以从汉武帝每次对匈奴作战胜利后大量徙民兴建民屯、充实边防上略见一斑。
汉武帝时期大规模的移民活动共有三次。
据《汉书·武帝纪》载：“（元朔）二年（前１２７）……收河南地，置朔方、五原郡。
……夏，募民徙朔方十万口。”这是在卫青、李息等率军驱走匈奴、收复河南地之后，汉武帝实行的第一次大规模移民活动。
其中“募民徙朔方十万口”一句颇能说明饥民与流民问题。
当时，愿意被征募、背井离乡远徙边防的，当然是那些无计可生的饥民与流民了；而一次就征募十万口，说明了当时饥民与流民数量之多，问题之严重。
看来，汉武帝大规模移民不仅仅是为了充实边防，还有解决当时饥民与流民问题之意。
还是《汉书·武帝纪》的记载：“（元狩）四年（前１１９）冬，有司言，关东贫民，徙陇西、北地、西河、上郡，会稽，凡七十二万五千口。”
这是汉武帝在用兵匈奴和东越归降之后，施行的第二次大规模移民活动。
很明显，此次移民的主要目的则是为了解决关东贫民问题，而充实边防之急就次之了。
汉武帝施行的第三次大规模移民活动亦见于《汉书·武帝纪》：“（元鼎）六年（前１１１）……乃分武威、酒泉地置张掖、敦煌郡，徙民以实之。”这次移民史书未标明其人数，但可以肯定数目不少，规模亦相当大。
此次移民的主要目的之一也在于安置失掉土地的贫苦农民。
总之，汉武帝实行的数次大规模移民活动，把所移之民安置在边郡上，并以民屯形式组织起来，不仅是为了加强、充实边防，更有解决当时普遍存在的饥民和流民问题的现实意义。
我们不仅可以从汉武帝通过移民边防兴建民屯以安置饥民和流民来认识当时的饥民与流民问题，还可以从他设置军屯上来进一步了解这个问题。
汉武帝设置军屯的最主要目的不可否认是为了加强边防，但在实际上也解决了当时许多农民的土地问题。
因为当时的戍兵大都是来自在家乡失掉土地的农民，为了不至于沦为流民或者饿死，他们就充当戍兵来到边防，通过军屯来解决自己的生存问题。
汉军征服大宛后，在轮台（今新疆轮台东）、渠犁等地屯田，屯田士卒最多达六十余万人，解决了大量的饥民与流民的土地问题。
同时，在这一时期，也正好处于汉武帝四处征伐的高峰。
他深知对于广大劳动人民不仅不能无限制地压榨，而且还得继续设法防止他们因破产而沦为饥民和流民，否则，一旦引起社会动乱，将直接危及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乃至他的整体战略。
因此，他继续实行以前“优惠”农民的那些办法，如受鬻法、赈恤、部分减免赋税等；他还注意到解决农民对土地的需求问题；他依然通过大规模的兴修水利来改善农业生产条件；继续设置军屯和民屯来解决那些已经破产的饥民和流民的生计问题。
但是，这些措施都带有一定的应急性，只能取得局部的或暂时的效果，不能彻底地解决当时的饥民和流民问题，随着时间的推移，更大规模的饥民和流民问题终于出现了。
元封四年（前１０７），关东出现了二百万流民的事件。
据《汉书·石奋传》可知，关东各地长期存在着“盗贼公行”的问题，其积攒到最后，终于导致了这次的大流民问题，其中四十万口为“无名数者”，即无户口可核的农民。
而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基本上是“惟吏多私，征求无已”，也是多年来“河水滔陆，泛滥十余郡”的一个后果。
面对大量流民出现，“朝廷公卿”再次主张把其中四十万“无名数者”当做罪人迁移到边地上去。
此时汉武帝尚未老而昏惑，因此不同意这样做。
而石奋却以丞相身份上书坚持此意。
武帝大怒，下书严厉斥责说，老百姓离开乡土都是那些不法官吏逼出来的，如果把四十万无罪的人都送到边疆去，这不是更叫老百姓动荡不安吗？
武帝除了坚定地责令中央与地方官外，还依照流民法，把农民都固定下来，因而这次流民事件没有继续扩大。
但是，汉武帝仍然未能从根本上消除饥民与流民问题。
这个问题始终积存在社会之内，而且愈演愈烈。
到天汉年间（前１００—前１９７），这些问题终于演化成为农民起义。
二、农民起义的爆发
随着饥民与流民问题的日益严重，汉武帝统治后期的矛盾也越来越尖锐，天汉年间，大范围的农民武装起义爆发了。
此前，汉武帝虽然也曾经采取了许多措施来安置、抚慰饥民和流民，但并未能根本解决这个问题。
此后，由于战事更加繁多，他也逐渐忽略这个问题了。
汉武帝的谋士徐乐也曾提醒汉武帝说，天下之患不在于瓦解而在于土崩，吴楚七国之乱好比瓦解，很快就平定下去了；而陈胜、吴广起义好比土崩，终于把秦王朝推翻了。
徐乐已经认识到饥民与流民问题的严重性，并且预感到农民起义的威胁。
但是，这却并未引起汉武帝的重视。
这次大范围的农民起义的爆发也有其直接原因。
汉武帝太初二年（前１０３），李广利率兵出征大宛，前后发兵十余万人，但却屡遭不利，还兵敦煌；赵破奴率两万骑兵出征朔方，却全军覆没；天汉二年（前９９），李广利又率三万骑兵出酒泉，再遭匈奴包围，兵员损失十之六七；李陵出击匈奴，也遭败降。
用兵大宛本来就征调了全国的人力物力，已使农民疲惫不堪；此役初罢，接着又用兵匈奴，更加重了农民的负担。
且连年征战败多胜少，民怨沸腾。
在旧有的饥民与流民问题基础上，再加上这些新的情况，终于把新旧矛盾推向高潮，引发了农民的武装起义。
汉武帝时期的农民起义，主要分散在关东地区，尤其在黄河上游连年遭受自然灾害的地区，农民的反抗斗争更加激烈。
比如东郡，“军旅数发，年岁不熟，多盗贼”。
这里是各种矛盾都比较集中的地区，农民起义也首先从这里爆发。
当时任郎官的吾丘寿王奉诏出任东郡都尉，并身兼郡守之职。
但是，由于农民起义声势浩大，吾丘寿王束手无策，只好改换人马。
天汉二年（前９９），与东郡相邻的泰山、琅琊两郡，又爆发了徐勃领导的农民起义。
起义军在徐勃等人的率领下，利用当地险要的地势同官军展开了激烈的战斗，他们攻取城邑，截断交通要道，控制了两郡周围广大的地区，力量迅速壮大，以至于朝廷的官兵奉命前来镇压时，不敢直接同他们交锋，只得采取分部进攻、围剿的办法。
此外，在大江南北，还有数支农民起义军同时举行武装起义。
如南阳郡（郡治今河南南阳），有梅免和百政领导的起义军；在燕赵（今河北一带），有坚卢和范主领导的起义军；在楚（今湖北一带），有段中和杜少领导的起义军。
这些农民起义队伍，大的有数千人，小的也有几百人，他们各自都有自己的旗号。
农民军到各地攻打城邑，夺取粮仓，占领兵器库存，释放在押的犯人，还捕杀地方长吏，惩治县乡官员，沉重地打击了西汉王朝的统治。
三、“沈命法”
各地的农民起义震撼了西汉王朝的统治，也震动了汉武帝。
他连忙采取各种措施镇压风起云涌的农民起义军。
他先派御史中丞、丞相长史到各地镇压农民起义，并加强对各郡县的督察；又命光禄大夫范昆及原九卿张德等，持皇帝虎符发兵围剿。
这些大臣穿着绣花的衣服，手拿皇帝亲赐的节杖，前去镇压各地农民起义，却拥有一个好听的头衔，叫做“绣衣使者”。
绣衣使者拥有特殊的权力，可以直接处死剿杀农民起义不力的刺史和地方官吏。
他们亲自率领的兵力更多，所到之处，成千上万地屠杀起义军，甚至对供应起义军饮食的群众，也大批杀害。
尽管汉廷派出重臣和大量兵力对起义军进行残酷的镇压，但是仍然无法将各地起义军镇压下去，而且还有愈烈之势。
有的起义军白天和干活的老百姓一起种地，黑夜里就出来打击官兵，四处出没，弄得绣衣使者也束手无策，无计可施。
为了彻底镇压农民起义军，扑灭各地农民起义的火种，汉廷制定出了强迫各地地方官吏严厉围剿农民起义军的法令——“沈命法”。
“沈命”即沉命，也就是没有性命的意思。
据《汉书·咸宣传》记载：“……（起义军）散卒失亡，复聚党，阻山川，往往而群，无可奈何。
于是作‘沈命法’，曰：‘群盗起不发觉，发觉而弗捕满品者，二千石以下至小吏，主者皆死。’”也就是说，官吏凡是不能及时发现起义军，或者发现了而捕剿不彻底的，二千石以下至一般小吏，都要被处死。
同“沈命法”相配合，汉王朝下诏书严令关都尉加强检查关卡出入，彻底切断各地农民起义军之间的联系。
汉廷企图通过“沈命法”等措施，彻底镇压和熄灭各地农民武装斗争。
“沈命法”的制定和施行，对督促各地官吏积极镇压农民武装斗争确实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汉廷派出的绣衣使者依照“沈命法”对各地官吏进行督察，迫使他们不得不加强对辖境内农民的防范措施，并全国围剿辖境内的农民起义军。
有一个叫暴胜之的绣衣使者，十分残暴，他按照“沈命法”，专对那些镇压农民起义的二千石以下的官吏挑毛病，说他们不用心镇压农民起义，动不动就依照“沈命法”把这些官吏处死。
州、郡官员听到他快来了，都万分恐惧，便拼命发兵围剿农民起义军，结果使许多反抗官府的农民都被极残酷地镇压了。
但是，各地起义军仍不畏强暴，不屈不挠地坚持进行斗争，再加上许多地方官吏大都腐败无能，各地的农民起义不仅没有被平息，有的甚至仍然处于发展之中。
有些地方官吏唯恐遭到杀身之祸，便隐匿军情，再也不敢向上报告农民起义军的情况了。
汉武帝统治后期农民起义的爆发及其英勇斗争，说明此时阶级矛盾的发展已经演化到了十分尖锐的地步，只是由于农民起义军的规模较小、力量分散，加上西汉王朝仍然十分强大，对其进行残酷的镇压，特别是“沈命法”的制定，更加强了官吏对农民起义镇压的力度，结果使各地农民的武装斗争逐渐趋向低落。
武帝末年的农民起义及其斗争对汉武帝晚年的统治政策也产生了巨大影响。
不管他认识到与否，总之，农民的反抗斗争迫使他不得不放弃一味暴力镇压的政策。
他从农民武装起义的出现以及残酷镇压仍遭失败的教训中，逐渐认识到必须使用较为缓和的政策，才能继续维持西汉王朝的统治，这也从某些方面促进了他晚年统治思想和统治政策的转变。
汉武帝统治的中后期正是西汉帝国的极盛时期。
然而，国富并非民强。
历代王朝“盛世”局面的背后无不隐藏着以皇帝为首的地主阶级对广大劳动人民残酷的剥削与压迫这一事实。
汉武帝统治时期的文治武功把西汉王朝推向了盛世局面，但其同样是以广大劳动人民的血汗甚至是生命为代价的。
连年征战的军事开支和皇宫的巨额费用造成了西汉政府财政开支的恶性膨胀，也给广大劳动人民增加了沉重的负担，因为这些巨额费用无一不是从广大劳动人民身上压榨出来的。
到了汉武帝统治的晚期，广大劳动人民再也承受不了过高的赋税和徭役负担，再加上地主阶级日益扩大的土地兼并、掠夺以及频繁的自然灾害，致使他们逐渐败家破产，要么沦为饥民，要么被迫离开土地沦为流民。
其实，这种情形，在汉武帝统治的“盛世”时期，就已经出现了。
对于汉武帝时期最初出现的流民与饥民问题，我们可以从汉武帝每次对匈奴作战胜利后大量徙民兴建民屯、充实边防上略见一斑。
汉武帝时期大规模的移民活动共有三次。
据《汉书·武帝纪》载：“（元朔）二年（前１２７）……收河南地，置朔方、五原郡。
……夏，募民徙朔方十万口。”这是在卫青、李息等率军驱走匈奴、收复河南地之后，汉武帝实行的第一次大规模移民活动。
其中“募民徙朔方十万口”一句颇能说明饥民与流民问题。
当时，愿意被征募、背井离乡远徙边防的，当然是那些无计可生的饥民与流民了；而一次就征募十万口，说明了当时饥民与流民数量之多，问题之严重。
看来，汉武帝大规模移民不仅仅是为了充实边防，还有解决当时饥民与流民问题之意。
还是《汉书·武帝纪》的记载：“（元狩）四年（前１１９）冬，有司言，关东贫民，徙陇西、北地、西河、上郡，会稽，凡七十二万五千口。”
这是汉武帝在用兵匈奴和东越归降之后，施行的第二次大规模移民活动。
很明显，此次移民的主要目的则是为了解决关东贫民问题，而充实边防之急就次之了。
汉武帝施行的第三次大规模移民活动亦见于《汉书·武帝纪》：“（元鼎）六年（前１１１）……乃分武威、酒泉地置张掖、敦煌郡，徙民以实之。”这次移民史书未标明其人数，但可以肯定数目不少，规模亦相当大。
此次移民的主要目的之一也在于安置失掉土地的贫苦农民。
总之，汉武帝实行的数次大规模移民活动，把所移之民安置在边郡上，并以民屯形式组织起来，不仅是为了加强、充实边防，更有解决当时普遍存在的饥民和流民问题的现实意义。
我们不仅可以从汉武帝通过移民边防兴建民屯以安置饥民和流民来认识当时的饥民与流民问题，还可以从他设置军屯上来进一步了解这个问题。
汉武帝设置军屯的最主要目的不可否认是为了加强边防，但在实际上也解决了当时许多农民的土地问题。
因为当时的戍兵大都是来自在家乡失掉土地的农民，为了不至于沦为流民或者饿死，他们就充当戍兵来到边防，通过军屯来解决自己的生存问题。
汉军征服大宛后，在轮台（今新疆轮台东）、渠犁等地屯田，屯田士卒最多达六十余万人，解决了大量的饥民与流民的土地问题。
同时，在这一时期，也正好处于汉武帝四处征伐的高峰。
他深知对于广大劳动人民不仅不能无限制地压榨，而且还得继续设法防止他们因破产而沦为饥民和流民，否则，一旦引起社会动乱，将直接危及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乃至他的整体战略。
因此，他继续实行以前“优惠”农民的那些办法，如受鬻法、赈恤、部分减免赋税等；他还注意到解决农民对土地的需求问题；他依然通过大规模的兴修水利来改善农业生产条件；继续设置军屯和民屯来解决那些已经破产的饥民和流民的生计问题。
但是，这些措施都带有一定的应急性，只能取得局部的或暂时的效果，不能彻底地解决当时的饥民和流民问题，随着时间的推移，更大规模的饥民和流民问题终于出现了。
元封四年（前１０７），关东出现了二百万流民的事件。
据《汉书·石奋传》可知，关东各地长期存在着“盗贼公行”的问题，其积攒到最后，终于导致了这次的大流民问题，其中四十万口为“无名数者”，即无户口可核的农民。
而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基本上是“惟吏多私，征求无已”，也是多年来“河水滔陆，泛滥十余郡”的一个后果。
面对大量流民出现，“朝廷公卿”再次主张把其中四十万“无名数者”当做罪人迁移到边地上去。
此时汉武帝尚未老而昏惑，因此不同意这样做。
而石奋却以丞相身份上书坚持此意。
武帝大怒，下书严厉斥责说，老百姓离开乡土都是那些不法官吏逼出来的，如果把四十万无罪的人都送到边疆去，这不是更叫老百姓动荡不安吗？
武帝除了坚定地责令中央与地方官外，还依照流民法，把农民都固定下来，因而这次流民事件没有继续扩大。
但是，汉武帝仍然未能从根本上消除饥民与流民问题。
这个问题始终积存在社会之内，而且愈演愈烈。
到天汉年间（前１００—前１９７），这些问题终于演化成为农民起义。
二、农民起义的爆发
随着饥民与流民问题的日益严重，汉武帝统治后期的矛盾也越来越尖锐，天汉年间，大范围的农民武装起义爆发了。
此前，汉武帝虽然也曾经采取了许多措施来安置、抚慰饥民和流民，但并未能根本解决这个问题。
此后，由于战事更加繁多，他也逐渐忽略这个问题了。
汉武帝的谋士徐乐也曾提醒汉武帝说，天下之患不在于瓦解而在于土崩，吴楚七国之乱好比瓦解，很快就平定下去了；而陈胜、吴广起义好比土崩，终于把秦王朝推翻了。
徐乐已经认识到饥民与流民问题的严重性，并且预感到农民起义的威胁。
但是，这却并未引起汉武帝的重视。
这次大范围的农民起义的爆发也有其直接原因。
汉武帝太初二年（前１０３），李广利率兵出征大宛，前后发兵十余万人，但却屡遭不利，还兵敦煌；赵破奴率两万骑兵出征朔方，却全军覆没；天汉二年（前９９），李广利又率三万骑兵出酒泉，再遭匈奴包围，兵员损失十之六七；李陵出击匈奴，也遭败降。
用兵大宛本来就征调了全国的人力物力，已使农民疲惫不堪；此役初罢，接着又用兵匈奴，更加重了农民的负担。
且连年征战败多胜少，民怨沸腾。
在旧有的饥民与流民问题基础上，再加上这些新的情况，终于把新旧矛盾推向高潮，引发了农民的武装起义。
汉武帝时期的农民起义，主要分散在关东地区，尤其在黄河上游连年遭受自然灾害的地区，农民的反抗斗争更加激烈。
比如东郡，“军旅数发，年岁不熟，多盗贼”。
这里是各种矛盾都比较集中的地区，农民起义也首先从这里爆发。
当时任郎官的吾丘寿王奉诏出任东郡都尉，并身兼郡守之职。
但是，由于农民起义声势浩大，吾丘寿王束手无策，只好改换人马。
天汉二年（前９９），与东郡相邻的泰山、琅琊两郡，又爆发了徐勃领导的农民起义。
起义军在徐勃等人的率领下，利用当地险要的地势同官军展开了激烈的战斗，他们攻取城邑，截断交通要道，控制了两郡周围广大的地区，力量迅速壮大，以至于朝廷的官兵奉命前来镇压时，不敢直接同他们交锋，只得采取分部进攻、围剿的办法。
此外，在大江南北，还有数支农民起义军同时举行武装起义。
如南阳郡（郡治今河南南阳），有梅免和百政领导的起义军；在燕赵（今河北一带），有坚卢和范主领导的起义军；在楚（今湖北一带），有段中和杜少领导的起义军。
这些农民起义队伍，大的有数千人，小的也有几百人，他们各自都有自己的旗号。
农民军到各地攻打城邑，夺取粮仓，占领兵器库存，释放在押的犯人，还捕杀地方长吏，惩治县乡官员，沉重地打击了西汉王朝的统治。
三、“沈命法”
各地的农民起义震撼了西汉王朝的统治，也震动了汉武帝。
他连忙采取各种措施镇压风起云涌的农民起义军。
他先派御史中丞、丞相长史到各地镇压农民起义，并加强对各郡县的督察；又命光禄大夫范昆及原九卿张德等，持皇帝虎符发兵围剿。
这些大臣穿着绣花的衣服，手拿皇帝亲赐的节杖，前去镇压各地农民起义，却拥有一个好听的头衔，叫做“绣衣使者”。
绣衣使者拥有特殊的权力，可以直接处死剿杀农民起义不力的刺史和地方官吏。
他们亲自率领的兵力更多，所到之处，成千上万地屠杀起义军，甚至对供应起义军饮食的群众，也大批杀害。
尽管汉廷派出重臣和大量兵力对起义军进行残酷的镇压，但是仍然无法将各地起义军镇压下去，而且还有愈烈之势。
有的起义军白天和干活的老百姓一起种地，黑夜里就出来打击官兵，四处出没，弄得绣衣使者也束手无策，无计可施。
为了彻底镇压农民起义军，扑灭各地农民起义的火种，汉廷制定出了强迫各地地方官吏严厉围剿农民起义军的法令——“沈命法”。
“沈命”即沉命，也就是没有性命的意思。
据《汉书·咸宣传》记载：“……（起义军）散卒失亡，复聚党，阻山川，往往而群，无可奈何。
于是作‘沈命法’，曰：‘群盗起不发觉，发觉而弗捕满品者，二千石以下至小吏，主者皆死。’”也就是说，官吏凡是不能及时发现起义军，或者发现了而捕剿不彻底的，二千石以下至一般小吏，都要被处死。
同“沈命法”相配合，汉王朝下诏书严令关都尉加强检查关卡出入，彻底切断各地农民起义军之间的联系。
汉廷企图通过“沈命法”等措施，彻底镇压和熄灭各地农民武装斗争。
“沈命法”的制定和施行，对督促各地官吏积极镇压农民武装斗争确实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汉廷派出的绣衣使者依照“沈命法”对各地官吏进行督察，迫使他们不得不加强对辖境内农民的防范措施，并全国围剿辖境内的农民起义军。
有一个叫暴胜之的绣衣使者，十分残暴，他按照“沈命法”，专对那些镇压农民起义的二千石以下的官吏挑毛病，说他们不用心镇压农民起义，动不动就依照“沈命法”把这些官吏处死。
州、郡官员听到他快来了，都万分恐惧，便拼命发兵围剿农民起义军，结果使许多反抗官府的农民都被极残酷地镇压了。
但是，各地起义军仍不畏强暴，不屈不挠地坚持进行斗争，再加上许多地方官吏大都腐败无能，各地的农民起义不仅没有被平息，有的甚至仍然处于发展之中。
有些地方官吏唯恐遭到杀身之祸，便隐匿军情，再也不敢向上报告农民起义军的情况了。
汉武帝统治后期农民起义的爆发及其英勇斗争，说明此时阶级矛盾的发展已经演化到了十分尖锐的地步，只是由于农民起义军的规模较小、力量分散，加上西汉王朝仍然十分强大，对其进行残酷的镇压，特别是“沈命法”的制定，更加强了官吏对农民起义镇压的力度，结果使各地农民的武装斗争逐渐趋向低落。
武帝末年的农民起义及其斗争对汉武帝晚年的统治政策也产生了巨大影响。
不管他认识到与否，总之，农民的反抗斗争迫使他不得不放弃一味暴力镇压的政策。
他从农民武装起义的出现以及残酷镇压仍遭失败的教训中，逐渐认识到必须使用较为缓和的政策，才能继续维持西汉王朝的统治，这也从某些方面促进了他晚年统治思想和统治政策的转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