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个性与爱好
一、进取尚武
秦汉时期，从贵族到平民，都普遍存在着积极进取的意识。
像与汉高帝刘邦争霸的楚名将后裔项羽，他在观看秦始皇巡游时，竟脱口而出：“彼可取而代也！”而刘邦在为秦王朝地方小吏时，当看到秦始皇时，也曾喊出：“大丈夫当如此也！”
连为人庸耕的陈胜，亦胸怀“苟富贵，毋相忘”的志向，并自诩为高飞千里的“鸿鹄”。
实际上，类似项、刘、陈那样言大志大的实例在秦汉史册上不胜枚举。
秦始皇作为我国历史上的第一位帝王，他的进取精神更令人叹服。
史书描述他“蜂、长目，挚鸟膺，豺声，少恩而虎狼心”，虽然这些话明显带有贬责秦始皇的意思，但他那凶禽猛兽般奋勇搏击锐意进取的个性，却跃然纸上。
其实，他的这种进取精神，不仅对他横扫六合统一天下产生过积极影响，对他统一后筑长城、辟驰道等宏伟大业也具有重大作用。
汉武帝的进取精神，比起上述各位来，毫不逊色，甚至说有过之而无不及，令人叹为观止。
首先，汉武帝在对外关系上，表现出坚毅的进取精神。
武帝即位之后，即决心要消除匈奴造成的积年外患，并大力开拓西汉王朝的疆域。
是他首先一扫以往对匈奴和亲、妥协退让的保守政策，而改用全力抗击匈奴侵略的积极进攻政策。
当时因匈奴长期侵扰而造成的危害和蒙受的屈辱相当严重，朝廷上下不少人对匈奴十分惧怕，如果没有强烈的进取精神，是难以实现从委曲求全到全面反抗这一转变的。
其后，汉武帝始终坚持消灭匈奴侵略势力的政策，其中虽历无数曲折、反复与艰辛，最后还是大大削弱了匈奴的力量，保卫了西汉王朝的安全。
再看他“南诛两越，东击朝鲜”，“西伐大宛”的拓疆事业，其进取热情何其高也！
最终，他建立起了一个东起朝鲜半岛东海岸、西至西域、北到大漠以北、南至今越南中部的疆域辽阔的西汉大帝国，为中国乃至世界文明的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汉武帝在开疆拓域中表现出的这种积极进取精神，为后世树立了典范。
其次，汉武帝在奠定儒家思想的正统地位上，也表现出他“不遵法度”的进取意识。
儒家思想占据“正统”地位，始于汉武帝。
汉武帝即位以前以及即位以后的相当长一段时期内，“无为而治”的黄老思想是汉帝国的统治思想，当时黄老学派与儒家学派在政治上展开了激烈的斗争，而控制朝政的武帝祖母窦太后是个笃信黄老的顽固派，她坚持用“黄老之学”进行统治。
武帝不怕老祖母的威严，以“不遵法度”的进取精神，不断强化兴儒活动，其间虽经挫折，甚至牺牲了尊儒派首领人物的性命，但却始终不懈，积极进取，最后，终于确立了儒家思想的独尊地位。
自此以后，儒学作为历代帝制王朝正统的统治思想，历经两千余年而不衰。
再次，汉武帝在解决整个社会问题中同样表现出灵活多变的进取精神。
诸侯王问题是汉武帝即位之初面临的社会难题之一，为了彻底消除诸侯势力对中央集权和国家统一的威胁，他实行“推恩分子弟”，表面上使诸侯王及子弟都可以得到分封的土地，使“人人喜得所愿”，实际上大大削弱了诸侯势力，加强了中央集权。
为了消除相权对皇权的威胁，他调整官制，建立“中朝”，强化皇权。
为了加强对地方官吏的监控，他设立“刺史”，颁布“左官律”“附益法”，把全国的官僚控制在皇帝一人手中。
为了实现抗击匈奴、开拓疆域的政治抱负，他努力提高生产，增加整个社会经济力量。
为此，他起用理财专家桑弘羊、孔仅、东郭咸阳等，实行币制改革，颁布“算”“告”令，垄断盐铁、平准、均输，同时大规模地兴修水利，自己亲自参加治理黄河水患的活动等等。
这些措施为他的对外用兵提供了相应的经济基础。
最后，汉武帝派遣张骞出使西域的具体事例，更集中体现了他锐意进取的精神。
正如本书第三章第一节已经指出的那样，汉初，西域共有三十六国，绝大多数都分布在天山以南、塔里木盆地南北的绿洲地带。
为了更有效地抵御北方匈奴人的侵扰，当汉武帝从匈奴降人口中得知西迁的大月氏有报复匈奴的意向时，便立即招募前往寻求大月氏的使者。
同样具有进取精神的汉中人张骞立即响应。
当时，从西汉到西域必须经过匈奴人控制的河西地区，前进的道路极为艰难。
但是，汉武帝认识到要击败匈奴，就必须要不畏艰难险阻，积极开拓进取。
建元三年（前１３８），张骞率众百余人持汉节从长安向西域进发。
果然，中途被匈奴俘获，被截留了十年，逃脱后他们毅然继续西行，终抵大月氏。
但此时大月氏已在中亚阿姆河流域定居农耕，“志安乐，又自以远，远汉，殊无报胡之心”。
尽管张骞未能完成预定使命，但他终在元朔三年（前１２６）返回长安，给汉武帝带回了关于西域的最新信息。
这更加激起了汉武帝的进取热情，此后他开始了一系列广求西域通道的大规模活动。
到元狩二年（前１２１），霍去病大败匈奴收复河西之后，通往西域的道路终于畅通无阻了。
司马迁把张骞的西域之行称为“凿空”，“凿空”就是探险的意思。
这种“凿空”行动，固然要以一定的物质基础为前提，但积极进取的精神作用，更具有重要意义。
由武帝组织发起经张骞力行而开拓的西域通道，后来发展为著名的“丝绸之路”，为中西经济文化交流作出了重大贡献，谱写了世界古代史上光辉绚丽的一页。
汉武帝不仅进取，而且尚武。
这种尚武精神从他抗击匈奴、征伐四方上虽已显现无遗，但从他个人生活上，亦能看出其雄武豪放、勇敢奋发的尚武气质。
例如他对狩猎的浓厚兴趣，便很能反映这方面的情形。
他不仅常常在皇宫的苑囿内纵马射猎，而且还时时轻装戎服，同身边的卫士去田野里击鹰逐兔。
《史记·司马相如列传》云：“是时天子方好自击熊豕，驰逐野兽”。
他的勇敢而冒险行为连臣下都为之担心，司马相如就曾上书劝谏：“卒然遇轶材之兽，骇不存之地，犯属车之清尘，舆不及还辕，人不暇施巧，虽有乌获、逢蒙之技不能用。”但武帝并未因此而丝毫怯懦。
汉武帝好猎狩，而且特别喜欢亲自追逐野兽，充分体现了他的尚武精神。
总之，进取尚武的性格，正是汉武帝在文治武功上取得巨大成就的精神源泉，这种积极向上的思想态度推动着他勇敢地去征服他事业上一座又一座高峰。
二、好大喜功
大凡古代成功之帝王，差不多都有好大喜功的特点。
好大喜功既有夸示功绩、表明自得之意，又极尽炫耀、靡费之能事。
天之骄子汉武帝也正是这样一位帝王。
上文已述汉武帝极具强烈的进取精神，在这种精神引导下，他的所作所为也无不包含着好大喜功的成分。
例如他恩威并施，迫使四方一一臣服，开拓疆域固然是其本旨，但凭借着刘家王朝的强盛，南征北伐，四处出击，亦颇有自得地显示富强、夸耀武力之意。
又如他大肆进行工程兴作，筑关中六渠，根本目的当然是为了发展农业生产，但也有显示自己一代帝王雄才大略的成分。
至于扩建长安城，大修宫室，兴建茂陵，武帝好大喜功的特性则更是暴露无遗。
长安城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城市之一，本来就宫殿林立，富丽堂皇，人口密集，“五方杂错”，商业繁荣，“郡国辐辏”。
经过扩建，长安城则更加雄伟壮观。
在一片歌舞升平的盛世景象中，汉武帝好大喜功的自尊心得到了极大的快慰与满足。
而汉武帝为自己修建的茂陵不仅是汉代帝王陵墓中最高大雄伟的，他还在陵区设县移民，形成茂陵邑，城内居住着大量达官显贵和富户名门，使茂陵邑成为京城长安附近的另一处繁华之地。
汉武帝不仅今生今世要让人看到他的“丰功伟绩”，死后更欲“流芳百世”。
从汉武帝精神世界的种种活动中，更能清晰地凸现他好大喜功的形象。
据前文所述，汉武帝曾于元封元年（前１１０）亲登泰山，举行封禅大典；又于太初元年（前１０４）宣布“改制”，建立汉王朝的土德制度。
关于这两件事本身所具有的意义，前文已经述及，这里不再重复。
如果仅从汉武帝个人来说，则是他夸耀丰功伟绩的最充分的体现。
因为像这种规模宏大的典礼和改制之事，自汉高帝即位以来，虽然数次有人提出，前代的皇帝也曾想亲躬实行，但均未成功，而汉武帝却都实现了。
这是他对汉兴以来种种“事业”所进行的大总结，充分显示了汉王朝的统一与强盛，也正衬托出只有他才是这样盛世中的“英雄”。
汉武帝同秦始皇一样，也喜欢到全国各地巡行，大江南北都留下了他巡游的足迹。
而他所到之处既免除农民的田租赋贷，赏赐孤寡老人，有时甚至更赐天下民爵、酒食，充分显示个人的慷慨与恩惠。
当然，武帝巡行还包含有其他种种复杂的动机与目的，但总能流露出他对当时大一统的盛世局面和自己的功业“欣欣自得”之意。
西汉王朝在同周边属国藩臣的交往中，总是显示出大国的风度与气派，更极尽夸大炫耀之能事。
武帝在接见外国使臣、商人时，特别有意让他们到各地去参观，对他们热情招待，不吝赏赐，以夸示汉王朝的强大与富饶。
下面的一个具体事例，更能集中说明汉武帝好大喜功的性格。
大家知道，汉武帝好马，特别爱好大宛的千里马。
当使者告诉他说大宛的千里马都藏在贰师城里，不肯送给他时，一向唯我独尊的汉武帝十分恼怒，但他还是先礼而后兵，于是吩咐工匠铸成一匹金马，再加千斤黄金，以如此高的代价来换取贰师城的千里马。
大宛认为贰师的千里马是他们的宝贝，不仅拒绝了汉武帝的要求，还杀死使者，劫掠了汉朝的财宝。
这一回真正伤害了汉武帝的自尊心。
为了复仇，更为了向大宛夸耀武力，“威行西域”，汉武帝便趁此机会大肆对大宛用兵。
他拜李广利为贰师将军，率领六千余骑兵外加数万名步兵，前去攻打大宛夺取宝马。
但无奈大宛路途遥远，又无接济，费时两年，李广利大军还是半途而废返至敦煌。
此时，李广利上书汉武帝要求罢兵归国。
汉武帝闻此怒不可遏，认为他太给西汉帝国和自己丢脸了，便宣布：敢入关者格杀勿论！
李广利不敢入关，只得留守敦煌待命。
征大宛夺取宝马失利，朝廷公卿大多主张放弃大宛，主攻匈奴。
但好大喜功的汉武帝却不同意，认为大宛这样一个小国都攻不下，不但得不到大宛宝马，更会为外国耻笑。
于是他又发兵六万，并派发十几万人为预备队，准备接应；发牛十万、马三万、驴和骆驼不计其数，运送物资。
这次大举发兵终于迫使大宛举城投降，汉军择取大宛良马数十匹，中马以下牝牲三千余匹，结盟而还。
至此，汉武帝的自尊心得到了满足与快慰，既炫耀了武力又夺取了功名。
他便封李广利为海西侯，以四万钱劳军，随行军士皆有赏赐。
汉武帝好大喜功的形象活灵活现，如在眼前。
三、癖好种种
汉武帝一生癖好极多。
这其中既有作为一代雄才大略圣君高雅的兴趣爱好，也有作为古代帝王庸俗腐朽、挥霍享乐的怪癖。
汉武帝自青年时代就喜好文学，特别爱好诗、赋，也格外爱惜诗人、文士。
在他身边聚集了一大批很有才华的知识分子。
有一次，汉武帝读到《子虚赋》，十分欣赏它的作者在作品中所表现的出众才华，感慨地说：“我怎么不和这个人同时代呢？！”流露出对这位作者的钦佩之情和想与作者结识的愿望。
恰巧这时负责给他养狗的杨德意在场，就上前对汉武帝说，《子虚赋》的作者是自己的同乡司马相如。
武帝听后十分高兴，立刻要召见这位才子。
司马相如被召进朝廷后，汉武帝授以官职，赐给笔札，让其专事写赋。
除司马相如外，在汉武帝身边的还有枚皋、刘安、朱买臣等文人、学士，他们都是当时第一流的学者、诗人。
汉武帝不仅欣赏他们的才华和作品，而且还同他们一起吟诗作赋，以诗赋唱和。
在汉武帝的影响下，当时许多文臣、武将都喜欢吟咏诗赋。
武帝经常和群臣在柏梁台聚会饮酒赋诗，据说古诗中的“柏梁体”就是由汉武帝和群臣赋诗而开始流行起来的。
汉武帝自己创作诗赋的水平也相当高，流传至今的《瓠子歌》《秋风辞》和《李夫人歌》等，都非常精美，表现出他具有相当高的文学修养。
汉武帝还特别喜欢艺术，像音乐、歌舞，他都精通。
善歌舞的李延年就是汉武帝宫中众多的艺术家中的一位。
《汉书·外戚传》载：“初，（李）夫人兄延年性知音，善歌舞，武帝爱之。
每为新声变曲，闻者莫不感动。”李延年出身优倡，地位低下，且曾遭受腐刑，为宦者，只因长于音律与诗歌的写作，就为武帝所重视。
武帝在出巡、出游之时，还常常让随臣作歌，或者自己亲自吟歌，以抒情明志。
他在西巡途中，曾作过《回中道歌》；东巡时，曾在黄河决口处作《瓠子歌》二首；出游河南时，曾作《秋风辞》一首。
此外，在日常生活中，汉武帝也随时随地有感而歌。
综上所述，汉武帝喜好文学的性格是很显然的。
汉武帝还十分重视文化建设。
他刚即位就慨叹“书缺简脱”“于是建藏书之策，置写书之官”，并常常把各地的博学之士接到都城来，让他们精研文献，或与之彻日长谈。
像司马迁、孔安国等都是当时精通古文献的大家，他们都致力于古文献的研究和整理。
汉武帝建立秘府，对当时修礼乐、订律历等都起了很大作用。
总之，武帝这种重视文化和爱惜文人的作风，对西汉文化事业的发展直接起着推动作用。
当然，汉武帝绝不是一个纤弱的文人。
他崇尚武功，喜爱宝马，酷爱打猎，追逐猛兽，更像一位勇敢的斗士。
这些前文已经述及，在此不再重复。
汉武帝在任人方面也别具一格。
虽然他独尊儒术，但在用人时却不拘资限，不拘一方，同时，还充分体现出诚恳、果断、宽容、敏辨等等特点。
《汉书·主父偃传》云：“……是时徐乐、严安亦俱上书言世务。
书奏，上召见三人，谓曰：‘公皆安在？
何相见之晚也！’”《汉书·东方朔传》云：“……朔初来上书……文辞不逊，高自称誉，上伟之。”又云：“武帝初即位，征天下举方正贤良文学材力之士，待以不次之位。”又曰：“武帝即招英俊，程其器能，用之如不及”。
唯其如此，所以史称“汉之得人，于兹为盛”。
但是，作为帝国最高统治者，汉武帝庸俗腐朽的癖好也很多。
如他迷信鬼神方士，求仙祭祀终生不懈，喜欢营造别宫离馆，搜求珍奇异宝等等。
尤其他对于女色，更有着特殊的喜好。
据《汉武故事》载：“……又起明光宫，发燕、赵美女两千人充之，率取年十五以上、二十以下，满四十者出嫁。
掖庭令总其籍，时有死出者补之。
凡诸宫美人可有七八千。
……常从行郡国，载之后车；与上同辇者十六人，员数恒满，皆自然美丽，不假粉黛黑。
侍衣轩者亦如之。
上能三日不食，不能一日无妇人；善行导养术，故体常壮说。”这段话虽出于后人的记载，但也反映了汉武帝真实的荒淫生活。
武帝一生最宠爱的一个嫔妃，是李延年的妹妹李夫人。
《汉书·外戚传》
载李延年引荐李夫人给汉武帝的经过云：“延年侍上，起舞歌曰：‘北方有佳人，绝世而独立；一顾倾人城，再顾倾人国。
宁不知倾城与倾国，佳人难再得！’上叹息曰：‘善，世岂有此人乎？’平阳公主因言延年有女弟，上乃召见之，实妙丽善舞，由是得幸。”这就是说李夫人被幸爱，不是因为她有其他的长处，而只是因为她有倾城倾国之色而已。
虽然武帝的深宫中有数以千计的年轻美貌女子供他一人玩弄，但他仍不满足，还不断在宫外拈花惹草。
还是在汉武帝年轻的时候，有一次，他在姐姐平阳公主家偶然看见歌伎卫子夫，立刻被她的姿色所动，就迫不及待地在更衣室里占有了她，并带回宫中。
从此，他就冷落了原皇后、他姑母大长公主的女儿阿娇，并废黜之，而立卫子夫为皇后。
在汉武帝的一生中，得到他“宠幸”的姬妾比西汉王朝任何一个皇帝都多，从中我们也可以看出他荒淫的程度和糜烂生活。
秦汉时期，从贵族到平民，都普遍存在着积极进取的意识。
像与汉高帝刘邦争霸的楚名将后裔项羽，他在观看秦始皇巡游时，竟脱口而出：“彼可取而代也！”而刘邦在为秦王朝地方小吏时，当看到秦始皇时，也曾喊出：“大丈夫当如此也！”
连为人庸耕的陈胜，亦胸怀“苟富贵，毋相忘”的志向，并自诩为高飞千里的“鸿鹄”。
实际上，类似项、刘、陈那样言大志大的实例在秦汉史册上不胜枚举。
秦始皇作为我国历史上的第一位帝王，他的进取精神更令人叹服。
史书描述他“蜂、长目，挚鸟膺，豺声，少恩而虎狼心”，虽然这些话明显带有贬责秦始皇的意思，但他那凶禽猛兽般奋勇搏击锐意进取的个性，却跃然纸上。
其实，他的这种进取精神，不仅对他横扫六合统一天下产生过积极影响，对他统一后筑长城、辟驰道等宏伟大业也具有重大作用。
汉武帝的进取精神，比起上述各位来，毫不逊色，甚至说有过之而无不及，令人叹为观止。
首先，汉武帝在对外关系上，表现出坚毅的进取精神。
武帝即位之后，即决心要消除匈奴造成的积年外患，并大力开拓西汉王朝的疆域。
是他首先一扫以往对匈奴和亲、妥协退让的保守政策，而改用全力抗击匈奴侵略的积极进攻政策。
当时因匈奴长期侵扰而造成的危害和蒙受的屈辱相当严重，朝廷上下不少人对匈奴十分惧怕，如果没有强烈的进取精神，是难以实现从委曲求全到全面反抗这一转变的。
其后，汉武帝始终坚持消灭匈奴侵略势力的政策，其中虽历无数曲折、反复与艰辛，最后还是大大削弱了匈奴的力量，保卫了西汉王朝的安全。
再看他“南诛两越，东击朝鲜”，“西伐大宛”的拓疆事业，其进取热情何其高也！
最终，他建立起了一个东起朝鲜半岛东海岸、西至西域、北到大漠以北、南至今越南中部的疆域辽阔的西汉大帝国，为中国乃至世界文明的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汉武帝在开疆拓域中表现出的这种积极进取精神，为后世树立了典范。
其次，汉武帝在奠定儒家思想的正统地位上，也表现出他“不遵法度”的进取意识。
儒家思想占据“正统”地位，始于汉武帝。
汉武帝即位以前以及即位以后的相当长一段时期内，“无为而治”的黄老思想是汉帝国的统治思想，当时黄老学派与儒家学派在政治上展开了激烈的斗争，而控制朝政的武帝祖母窦太后是个笃信黄老的顽固派，她坚持用“黄老之学”进行统治。
武帝不怕老祖母的威严，以“不遵法度”的进取精神，不断强化兴儒活动，其间虽经挫折，甚至牺牲了尊儒派首领人物的性命，但却始终不懈，积极进取，最后，终于确立了儒家思想的独尊地位。
自此以后，儒学作为历代帝制王朝正统的统治思想，历经两千余年而不衰。
再次，汉武帝在解决整个社会问题中同样表现出灵活多变的进取精神。
诸侯王问题是汉武帝即位之初面临的社会难题之一，为了彻底消除诸侯势力对中央集权和国家统一的威胁，他实行“推恩分子弟”，表面上使诸侯王及子弟都可以得到分封的土地，使“人人喜得所愿”，实际上大大削弱了诸侯势力，加强了中央集权。
为了消除相权对皇权的威胁，他调整官制，建立“中朝”，强化皇权。
为了加强对地方官吏的监控，他设立“刺史”，颁布“左官律”“附益法”，把全国的官僚控制在皇帝一人手中。
为了实现抗击匈奴、开拓疆域的政治抱负，他努力提高生产，增加整个社会经济力量。
为此，他起用理财专家桑弘羊、孔仅、东郭咸阳等，实行币制改革，颁布“算”“告”令，垄断盐铁、平准、均输，同时大规模地兴修水利，自己亲自参加治理黄河水患的活动等等。
这些措施为他的对外用兵提供了相应的经济基础。
最后，汉武帝派遣张骞出使西域的具体事例，更集中体现了他锐意进取的精神。
正如本书第三章第一节已经指出的那样，汉初，西域共有三十六国，绝大多数都分布在天山以南、塔里木盆地南北的绿洲地带。
为了更有效地抵御北方匈奴人的侵扰，当汉武帝从匈奴降人口中得知西迁的大月氏有报复匈奴的意向时，便立即招募前往寻求大月氏的使者。
同样具有进取精神的汉中人张骞立即响应。
当时，从西汉到西域必须经过匈奴人控制的河西地区，前进的道路极为艰难。
但是，汉武帝认识到要击败匈奴，就必须要不畏艰难险阻，积极开拓进取。
建元三年（前１３８），张骞率众百余人持汉节从长安向西域进发。
果然，中途被匈奴俘获，被截留了十年，逃脱后他们毅然继续西行，终抵大月氏。
但此时大月氏已在中亚阿姆河流域定居农耕，“志安乐，又自以远，远汉，殊无报胡之心”。
尽管张骞未能完成预定使命，但他终在元朔三年（前１２６）返回长安，给汉武帝带回了关于西域的最新信息。
这更加激起了汉武帝的进取热情，此后他开始了一系列广求西域通道的大规模活动。
到元狩二年（前１２１），霍去病大败匈奴收复河西之后，通往西域的道路终于畅通无阻了。
司马迁把张骞的西域之行称为“凿空”，“凿空”就是探险的意思。
这种“凿空”行动，固然要以一定的物质基础为前提，但积极进取的精神作用，更具有重要意义。
由武帝组织发起经张骞力行而开拓的西域通道，后来发展为著名的“丝绸之路”，为中西经济文化交流作出了重大贡献，谱写了世界古代史上光辉绚丽的一页。
汉武帝不仅进取，而且尚武。
这种尚武精神从他抗击匈奴、征伐四方上虽已显现无遗，但从他个人生活上，亦能看出其雄武豪放、勇敢奋发的尚武气质。
例如他对狩猎的浓厚兴趣，便很能反映这方面的情形。
他不仅常常在皇宫的苑囿内纵马射猎，而且还时时轻装戎服，同身边的卫士去田野里击鹰逐兔。
《史记·司马相如列传》云：“是时天子方好自击熊豕，驰逐野兽”。
他的勇敢而冒险行为连臣下都为之担心，司马相如就曾上书劝谏：“卒然遇轶材之兽，骇不存之地，犯属车之清尘，舆不及还辕，人不暇施巧，虽有乌获、逢蒙之技不能用。”但武帝并未因此而丝毫怯懦。
汉武帝好猎狩，而且特别喜欢亲自追逐野兽，充分体现了他的尚武精神。
总之，进取尚武的性格，正是汉武帝在文治武功上取得巨大成就的精神源泉，这种积极向上的思想态度推动着他勇敢地去征服他事业上一座又一座高峰。
二、好大喜功
大凡古代成功之帝王，差不多都有好大喜功的特点。
好大喜功既有夸示功绩、表明自得之意，又极尽炫耀、靡费之能事。
天之骄子汉武帝也正是这样一位帝王。
上文已述汉武帝极具强烈的进取精神，在这种精神引导下，他的所作所为也无不包含着好大喜功的成分。
例如他恩威并施，迫使四方一一臣服，开拓疆域固然是其本旨，但凭借着刘家王朝的强盛，南征北伐，四处出击，亦颇有自得地显示富强、夸耀武力之意。
又如他大肆进行工程兴作，筑关中六渠，根本目的当然是为了发展农业生产，但也有显示自己一代帝王雄才大略的成分。
至于扩建长安城，大修宫室，兴建茂陵，武帝好大喜功的特性则更是暴露无遗。
长安城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城市之一，本来就宫殿林立，富丽堂皇，人口密集，“五方杂错”，商业繁荣，“郡国辐辏”。
经过扩建，长安城则更加雄伟壮观。
在一片歌舞升平的盛世景象中，汉武帝好大喜功的自尊心得到了极大的快慰与满足。
而汉武帝为自己修建的茂陵不仅是汉代帝王陵墓中最高大雄伟的，他还在陵区设县移民，形成茂陵邑，城内居住着大量达官显贵和富户名门，使茂陵邑成为京城长安附近的另一处繁华之地。
汉武帝不仅今生今世要让人看到他的“丰功伟绩”，死后更欲“流芳百世”。
从汉武帝精神世界的种种活动中，更能清晰地凸现他好大喜功的形象。
据前文所述，汉武帝曾于元封元年（前１１０）亲登泰山，举行封禅大典；又于太初元年（前１０４）宣布“改制”，建立汉王朝的土德制度。
关于这两件事本身所具有的意义，前文已经述及，这里不再重复。
如果仅从汉武帝个人来说，则是他夸耀丰功伟绩的最充分的体现。
因为像这种规模宏大的典礼和改制之事，自汉高帝即位以来，虽然数次有人提出，前代的皇帝也曾想亲躬实行，但均未成功，而汉武帝却都实现了。
这是他对汉兴以来种种“事业”所进行的大总结，充分显示了汉王朝的统一与强盛，也正衬托出只有他才是这样盛世中的“英雄”。
汉武帝同秦始皇一样，也喜欢到全国各地巡行，大江南北都留下了他巡游的足迹。
而他所到之处既免除农民的田租赋贷，赏赐孤寡老人，有时甚至更赐天下民爵、酒食，充分显示个人的慷慨与恩惠。
当然，武帝巡行还包含有其他种种复杂的动机与目的，但总能流露出他对当时大一统的盛世局面和自己的功业“欣欣自得”之意。
西汉王朝在同周边属国藩臣的交往中，总是显示出大国的风度与气派，更极尽夸大炫耀之能事。
武帝在接见外国使臣、商人时，特别有意让他们到各地去参观，对他们热情招待，不吝赏赐，以夸示汉王朝的强大与富饶。
下面的一个具体事例，更能集中说明汉武帝好大喜功的性格。
大家知道，汉武帝好马，特别爱好大宛的千里马。
当使者告诉他说大宛的千里马都藏在贰师城里，不肯送给他时，一向唯我独尊的汉武帝十分恼怒，但他还是先礼而后兵，于是吩咐工匠铸成一匹金马，再加千斤黄金，以如此高的代价来换取贰师城的千里马。
大宛认为贰师的千里马是他们的宝贝，不仅拒绝了汉武帝的要求，还杀死使者，劫掠了汉朝的财宝。
这一回真正伤害了汉武帝的自尊心。
为了复仇，更为了向大宛夸耀武力，“威行西域”，汉武帝便趁此机会大肆对大宛用兵。
他拜李广利为贰师将军，率领六千余骑兵外加数万名步兵，前去攻打大宛夺取宝马。
但无奈大宛路途遥远，又无接济，费时两年，李广利大军还是半途而废返至敦煌。
此时，李广利上书汉武帝要求罢兵归国。
汉武帝闻此怒不可遏，认为他太给西汉帝国和自己丢脸了，便宣布：敢入关者格杀勿论！
李广利不敢入关，只得留守敦煌待命。
征大宛夺取宝马失利，朝廷公卿大多主张放弃大宛，主攻匈奴。
但好大喜功的汉武帝却不同意，认为大宛这样一个小国都攻不下，不但得不到大宛宝马，更会为外国耻笑。
于是他又发兵六万，并派发十几万人为预备队，准备接应；发牛十万、马三万、驴和骆驼不计其数，运送物资。
这次大举发兵终于迫使大宛举城投降，汉军择取大宛良马数十匹，中马以下牝牲三千余匹，结盟而还。
至此，汉武帝的自尊心得到了满足与快慰，既炫耀了武力又夺取了功名。
他便封李广利为海西侯，以四万钱劳军，随行军士皆有赏赐。
汉武帝好大喜功的形象活灵活现，如在眼前。
三、癖好种种
汉武帝一生癖好极多。
这其中既有作为一代雄才大略圣君高雅的兴趣爱好，也有作为古代帝王庸俗腐朽、挥霍享乐的怪癖。
汉武帝自青年时代就喜好文学，特别爱好诗、赋，也格外爱惜诗人、文士。
在他身边聚集了一大批很有才华的知识分子。
有一次，汉武帝读到《子虚赋》，十分欣赏它的作者在作品中所表现的出众才华，感慨地说：“我怎么不和这个人同时代呢？！”流露出对这位作者的钦佩之情和想与作者结识的愿望。
恰巧这时负责给他养狗的杨德意在场，就上前对汉武帝说，《子虚赋》的作者是自己的同乡司马相如。
武帝听后十分高兴，立刻要召见这位才子。
司马相如被召进朝廷后，汉武帝授以官职，赐给笔札，让其专事写赋。
除司马相如外，在汉武帝身边的还有枚皋、刘安、朱买臣等文人、学士，他们都是当时第一流的学者、诗人。
汉武帝不仅欣赏他们的才华和作品，而且还同他们一起吟诗作赋，以诗赋唱和。
在汉武帝的影响下，当时许多文臣、武将都喜欢吟咏诗赋。
武帝经常和群臣在柏梁台聚会饮酒赋诗，据说古诗中的“柏梁体”就是由汉武帝和群臣赋诗而开始流行起来的。
汉武帝自己创作诗赋的水平也相当高，流传至今的《瓠子歌》《秋风辞》和《李夫人歌》等，都非常精美，表现出他具有相当高的文学修养。
汉武帝还特别喜欢艺术，像音乐、歌舞，他都精通。
善歌舞的李延年就是汉武帝宫中众多的艺术家中的一位。
《汉书·外戚传》载：“初，（李）夫人兄延年性知音，善歌舞，武帝爱之。
每为新声变曲，闻者莫不感动。”李延年出身优倡，地位低下，且曾遭受腐刑，为宦者，只因长于音律与诗歌的写作，就为武帝所重视。
武帝在出巡、出游之时，还常常让随臣作歌，或者自己亲自吟歌，以抒情明志。
他在西巡途中，曾作过《回中道歌》；东巡时，曾在黄河决口处作《瓠子歌》二首；出游河南时，曾作《秋风辞》一首。
此外，在日常生活中，汉武帝也随时随地有感而歌。
综上所述，汉武帝喜好文学的性格是很显然的。
汉武帝还十分重视文化建设。
他刚即位就慨叹“书缺简脱”“于是建藏书之策，置写书之官”，并常常把各地的博学之士接到都城来，让他们精研文献，或与之彻日长谈。
像司马迁、孔安国等都是当时精通古文献的大家，他们都致力于古文献的研究和整理。
汉武帝建立秘府，对当时修礼乐、订律历等都起了很大作用。
总之，武帝这种重视文化和爱惜文人的作风，对西汉文化事业的发展直接起着推动作用。
当然，汉武帝绝不是一个纤弱的文人。
他崇尚武功，喜爱宝马，酷爱打猎，追逐猛兽，更像一位勇敢的斗士。
这些前文已经述及，在此不再重复。
汉武帝在任人方面也别具一格。
虽然他独尊儒术，但在用人时却不拘资限，不拘一方，同时，还充分体现出诚恳、果断、宽容、敏辨等等特点。
《汉书·主父偃传》云：“……是时徐乐、严安亦俱上书言世务。
书奏，上召见三人，谓曰：‘公皆安在？
何相见之晚也！’”《汉书·东方朔传》云：“……朔初来上书……文辞不逊，高自称誉，上伟之。”又云：“武帝初即位，征天下举方正贤良文学材力之士，待以不次之位。”又曰：“武帝即招英俊，程其器能，用之如不及”。
唯其如此，所以史称“汉之得人，于兹为盛”。
但是，作为帝国最高统治者，汉武帝庸俗腐朽的癖好也很多。
如他迷信鬼神方士，求仙祭祀终生不懈，喜欢营造别宫离馆，搜求珍奇异宝等等。
尤其他对于女色，更有着特殊的喜好。
据《汉武故事》载：“……又起明光宫，发燕、赵美女两千人充之，率取年十五以上、二十以下，满四十者出嫁。
掖庭令总其籍，时有死出者补之。
凡诸宫美人可有七八千。
……常从行郡国，载之后车；与上同辇者十六人，员数恒满，皆自然美丽，不假粉黛黑。
侍衣轩者亦如之。
上能三日不食，不能一日无妇人；善行导养术，故体常壮说。”这段话虽出于后人的记载，但也反映了汉武帝真实的荒淫生活。
武帝一生最宠爱的一个嫔妃，是李延年的妹妹李夫人。
《汉书·外戚传》
载李延年引荐李夫人给汉武帝的经过云：“延年侍上，起舞歌曰：‘北方有佳人，绝世而独立；一顾倾人城，再顾倾人国。
宁不知倾城与倾国，佳人难再得！’上叹息曰：‘善，世岂有此人乎？’平阳公主因言延年有女弟，上乃召见之，实妙丽善舞，由是得幸。”这就是说李夫人被幸爱，不是因为她有其他的长处，而只是因为她有倾城倾国之色而已。
虽然武帝的深宫中有数以千计的年轻美貌女子供他一人玩弄，但他仍不满足，还不断在宫外拈花惹草。
还是在汉武帝年轻的时候，有一次，他在姐姐平阳公主家偶然看见歌伎卫子夫，立刻被她的姿色所动，就迫不及待地在更衣室里占有了她，并带回宫中。
从此，他就冷落了原皇后、他姑母大长公主的女儿阿娇，并废黜之，而立卫子夫为皇后。
在汉武帝的一生中，得到他“宠幸”的姬妾比西汉王朝任何一个皇帝都多，从中我们也可以看出他荒淫的程度和糜烂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