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土德制度
一、改制的理论与实践
我国古代劳动人民在长期观察物质世界的基础上，把世界上的力量分为正、反两种，叫它们阴阳；把世界上广泛存在的物质分为金、木、水、火、土五种，叫它们五行；把世界上物质之间相接触而引起的作用归为新生和灭亡两种，叫它们生、克。
用今天唯物主义观点来看，这种阴阳、五行、生克思想仍然含有许多进步的成分。
学术界有一种意见认为，阴阳思想首先是在南方的楚文化中酝酿出来的。
阴阳思想传到中原后，在儒家经典中多有传述与发挥。
依据现存史料，阴阳思想可以说最早表现于《周易》，虽然《周易》本文中并不见阴阳的字样，但它的卦爻作“－”和“－－”的排列，正反映出阴阳之义。
五行说最早出现于《尚书·洪参见金开诚、舒年范》，说五行是上帝赐给夏禹的。
《周易》是商以后的东西；而《洪范》从各方面研究来看，它大约出自战国人的手笔。
因此，阴阳、五行思想虽然不可详考其发生的时代，但其成为系统的学说始自战国似乎已可做定论。
战国时代对阴阳的相互作用作了较多探索，也有了相当丰富的认识，概括起来看有两种作用：“合”与“和”是一种作用，“摩”与“争”又是一种作用；前者是相互协调的作用，而后者是彼此抵触的作用，两种作用的结果都产生新的物类或事象。
“五行”之间的关系和作用，古人概括为“生”与“克”两种情况：“生”是指生发、促成、助长等作用，“克”是指克制、约束、扑灭等情况。
“生”的模式是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生木；“克”的模式是金克木，木克土，土克水，水克火，火克金；另外，“五行”的任何一行，都与其他四行发生“生”或“克”的关系。
阴阳说与五行说相互结合，论者一般认为在战国时代；而齐国人邹衍（前３０５—前２４０）则是将二者结合起来的始作俑者。
原来具有朴素唯物主义观点的阴阳说和五行说，经邹衍结合加以改造后，被重重地涂上了天人感应、天道循环论的迷信色彩，发展成为系统的阴阳五行说。
战国时期诸侯争雄，混战不已，号称“大争之世”，阴阳五行说的应运而生与当时的政治形势紧密相关。
按照邹衍的说法，人的各样活动，都和阴阳五行相应，并且相互影响，由此还引起各种祥变化；人间做天子的一定要得到五行中的一德，于是上天显示其符应，他就安稳地坐上了龙位；而当他的德衰了，有在五行中得到了克前一德的另一德者，就起而代之，这样照着五行的顺序运转下去，便是历史上的朝代更替。
很明显，邹衍对五行说最重要的改造就是把原来仅具对物质世界一般事物分类意义上的五行和政治意义上的五德相配合，因此，邹衍的学说实际上称作“五德终始说”。
顾颉刚指出它是当时帝制运动下的产物，看来正是基于此的。
邹衍及其徒众们大肆宣扬这套“五德终始说”，并拿出了“铁”一般的“证据”。
他们认为黄帝得到了五行中的土德，上天就显现了黄龙地（即大蚯蚓）之祥，所以他就做了王，他的颜色尚黄，制度尚土。
其后土德衰了，在五行中克土的是木，所以禹就据木德而兴，他得到了草木秋冬不杀的祯祥，建立了木德制度，颜色尚青。
此后汤以金德克夏木，建立了商的金德制度，它们也各有自己的表德符应和制度服色。
邹衍及其徒众们排好了五德顺序，定下五德法典，把古代帝王一一嵌入，成了一部有规律的王朝更替的历史。
但是，从《史记·孟子荀卿列传》记载来看，邹衍周游北方各诸侯国，宣扬他的学说，虽然受礼极尊，然而“王公大人初见其术，惧然顾化，其后不能行之”，结果仅仅“空谈”而已！
但是，从秦相吕不韦门人所著《吕氏春秋》中保存的大量阴阳五行观点来看，阴阳五行说在秦国的境遇要好多了。
及秦朝一统天下，五德终始说终于第一次派上了大用场。
秦始皇认为“寡人以眇眇之身”，使“六王咸伏其辜”，因此要“更名号”“称成功”“传后世”。
秦始皇理所当然地建立了他作为真命天子的一套制度。
按照五德终始说，周得火德，秦代周，应为水德。
可是，上天总是不显现秦代周火德的水德符应。
于是，有人对他说，从前秦文公出猎时就获得过一条黑龙，可见水德的符应早在五百年前就已经出现了。
秦始皇听了十分高兴，就按照“五德终始说”，利用邹衍的法典，定出了秦的水德制度：（一）以十月朔为岁首，“朝贺皆自十月朔”；（二）色尚黑，“衣服旄节旗皆尚黑”；（三）数以六为纪，如符、法冠皆六寸，舆六尺，步也是六尺，乘是六马；（四）更名黄河为德水，“以为水德之始”；（五）行政“刚毅戾深，事皆决于法，刻削毋仁恩和义”。
顾颉刚称秦的这套水德制度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用了五德终始说而制定的制度”，邹衍创立的阴阳五行说在秦始皇更名号称皇帝的政治需要下，在秦统一后，正式登上了历史的政治舞台。
阴阳五行说在发展过程中，同任何一种学说一样，不可避免地要发生“嬗变”。
其中嬗变出的最重要的一种学说是“三统说”。
三统说认为，历代帝王被分配在黑、白、赤三个“统”里，如夏为黑统，商为白统，周为赤统，周以后又轮流为黑统了。
三统次序循环，也各有自己的制度。
三统说还认为，孔子看到周道既衰，想成立一个新统，可是他只有其德而无其位，仅能做一个“素王”，因此他托王于鲁，作《春秋》，把手定的制度垂诸空文。
三统说理论和五德说大同小异，但是由于二者数目不同，循环周期也不同，所以彼此多相抵牾。
因此，后世王朝在改制过程中实际上都是把这两种矛盾的学说硬糅合在一起。
二、土德制度的建立及其内容
欲传之万世的秦王朝并没有因为水德的保佑而传诸万世，反而仅仅只经历十五年，二世就败亡了，继之而建立的是刘氏的西汉王朝。
但是，西汉王朝“亦自以为获水德之瑞”，在从汉高帝到汉武帝初期的近百年时间内仍“袭秦正朔服色”，承继了秦的水德制度。
对于沿用秦的水德制度，一直招到许多人的反对。
首先是伏胜对汉承秦的正朔表示不同意。
他明确指出，夏代以十三月（即正月）为正，色尚黑，以平旦为朔；殷以十二月为正，色尚白，以鸡鸣为朔；周以十一月为正，色尚赤，以半夜为朔。
三统者所以统天下，“夏以孟春为正者贵形也”。
也就是说伏胜主张三统说，要汉行夏正，以孟春（即正月）为岁首，而不是以秦的十月为岁首。
当然，伏胜的主张没有什么结果。
到汉文帝刘恒即位，西汉王朝已经建立二十六年了，史载当时“天下和洽而固”，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
于是便有人根据五德始终说正式提出了改汉水德为土德的问题。
第一个提出改制建议的是洛阳少年贾谊。
文帝前元元年（前１７９），贾谊上书提出了一整套“改正朔、易服色、法制度、定官名、兴礼东”的改制方案。
尽管文帝十分赏识他的才华，也确实按照他的意见对某些律令有所“更定”，但无奈当时文帝刚即位，朝内旧有的功臣势力很大，如绛侯周勃、丞相灌婴、东阳侯张相如、御史大夫冯敬等都不断向文帝施加压力，以为贾谊“年少初学，专欲擅权，纷乱诸事”，再加上文帝也自认为改制未当，于是“天子后亦疏之，不用其议”。
贾谊的改制方案不但未施行，就连他本人也被贬至边远的长沙国做了个无权的太傅。
时隔不久，一代才子贾谊便郁郁而亡，年仅三十三岁。
继贾谊之后提出改制建议的是鲁人公孙臣，可他的运气并不比贾谊好多少。
文帝前元十四年（前１６６），公孙臣上书说，秦为水德，汉受秦，则当为土德，土德的征兆是出现黄龙，故宜“改正朔，服色上黄”。
他的建议一提出来就立即遭到了坚持袭秦水德的张苍（此时已为丞相）的反对。
张苍认为“河决金，是其符，年始冬十月，色外黑内赤，与德相应”。
所以，公孙臣的建议不但未被采用，他还遭到了罢免。
但是，第二年春，大概有人在成纪（今甘肃秦安北）发现了一条黄蛇，于是便纷纷传说见了“黄龙”，似乎土德之应的“黄龙”果真出现了。
文帝也赶紧招回公孙臣，“拜为博士，与诸生申明土德，草改历服色事”。
而那位坚持水德的丞相张苍却为此自黜辞职了。
眼看改土德制度即将实现，可关键时刻却节外生枝。
同在这一年，赵人新垣平以善于望气为文帝召见，极受赏识，被拜为上大夫，赐累千金。
文帝还让新垣平与博士诸生根据《六经》作《王制》，谋议巡狩封禅事宜。
也就是说，不但要改正朔易服色，而且还将举行巡狩封禅大礼。
但是不久，却有人上书告新垣平所言全为欺诈，新垣平惧怕被诛杀，因而谋反。
文帝发现后灭其三族。
从此，文帝对改制之事再也不感兴趣了。
这样，连同公孙臣发起的改制活动也被搭了进去，改制之事再遭挫折。
汉代改制的最后实现，还是在天之骄子汉武帝时候。
武帝即位时，汉兴已经六十多年了，天下太平，国富民强，而且“绅之属皆望天子封禅改正度”。
连这些人都期望汉武帝封禅、改正度，说明改制活动在当时已经有了比较坚实的基础。
而汉武帝又是一位好大喜功的皇帝，因此，凭着汉家王室的全盛时代，他便召集赵绾、王臧等辈儒者做公卿，在长安城南立明堂以朝诸侯，又草巡狩、封禅、正朔、服色诸种制度。
改制之事在紧锣密鼓、有条不紊地进行着。
然而，汉武帝的祖母窦太后却只喜欢黄老之言而不爱儒术，她便借一点小事把儒生赵绾、王臧下了狱，赵、王二人遂自杀。
自此，改制之事又全然付诸东流。
但是，汉代改制的总趋势却并没有因此被遏止，而是以不可阻挡的步伐向前迈进着。
汉武帝建元六年（前１３５），窦太后去世，汉武帝改制道路上的最后障碍消失了。
只过了半年，汉武帝便诏举孝廉，更广泛地吸收儒生参政，商讨各项改制事宜。
只是此后十几年中，汉武帝忙于武功，征匈奴讨南越，无暇文治，改制之事因而拖了又拖。
所以，即使济北王早就把其封地内的泰山献出来了，但汉武帝还是没能抽身去行封禅大礼。到了元封六年（前１１０），汉武帝终于登上了泰山，行了封禅大礼。
又经过五年的筹措，到太初元年（前１０４），各方面准备工作全部就绪后，汉武帝正式宣布改变原来承继秦的水德制度为新的土德制度，改制最终真正实现、完成。
改制之后的汉的土德制度，同原秦水德制度很不相同。
现据《史记》《汉书》
有关记载，将汉武帝改制后的土德制度内容列表如下：
制度项目
土德的规定正朔
正月朔（建寅）服色
上黄度数
以五为纪音律。
上黄钟也就是说，新的土德制度以正月为岁首；服色上黄；数用五，官名的印章都改为五个字，如“左丞相印”改为“左丞相之印”之类；音律上黄钟。
改制的这一年（前１０４）改元为太初，称太初元年。
细心的读者会发现，汉武帝改制之后所实行的土德制度中的正朔一项，按照五德终始说推断颇有问题。
因秦既建亥，那么汉要么建戌（以“戌、亥、子、丑、寅”为次而逆数之），要么建卯（以“亥、子、丑、寅、卯为次而循环之），为什么却偏偏建寅了呢？
上文我们曾论及了由五德终始学而嬗变出的三统说。
汉武帝的改制正是把五德终始说和三统说这两种有矛盾的学说凑合在了一起，即用了五德说中的土德的服色、度数和音律，而用了三统说中的黑统的正朔（建寅），所以汉土德制度中正朔建寅。
当时参与改制的核心人物倪宽、司马迁等对五德说和三统说都有信仰，加之此时又改革历法，因而才出现了这种情形。
至此，汉代的土德制度终于确定下来了。
汉初以来近百年的改制悬念终告解决。
好大喜功的汉武帝终于释然了，飘飘然仿佛受命于上天而成为真命天子。
不过，有几个与汉武帝改制相关的问题需要在此向读者作出交代——其一，汉武帝的改正朔解决了当时历法与天象相矛盾的问题。
汉初百年中所用的《颛顼历》此时已完全背离实际，如每逢晦朔却偏偏看见月亮，上弦下弦不见弯月而是圆月等等，弄得民众莫名其妙。
经师们亦有“孔子传《夏小正》”及“孔子用夏时作《春秋》”等传说，希望把历法改得与夏历一致。
而这次改正朔乃是唐都、落下闳等一班天文学家精密推算的结果，所以实际上解决了当时历法与天象不一致的问题。
其二，改制中的改历之事与史圣司马迁息息相关。
此事实际就是司马迁等鼓吹起来的，新的历法也是他和几个天文学家合定的。
他因为做了这件事而非常高兴，以为周公死后五百年而有孔子，定出了许多制度；孔子死后五百年而有他，又定出了许多制度；所以他可以直接承继孔子的道统了。
也就在那一年他开始作《史记》
以继孔子的《春秋》。
最后，汉武帝改制中所定的《太初历》以建寅之月为正月，一直沿用到１９１１年，影响至深。
１９１２年，新建立的“中华民国”改用公历后，其仍以“农历”的形式存在。
我国古代劳动人民在长期观察物质世界的基础上，把世界上的力量分为正、反两种，叫它们阴阳；把世界上广泛存在的物质分为金、木、水、火、土五种，叫它们五行；把世界上物质之间相接触而引起的作用归为新生和灭亡两种，叫它们生、克。
用今天唯物主义观点来看，这种阴阳、五行、生克思想仍然含有许多进步的成分。
学术界有一种意见认为，阴阳思想首先是在南方的楚文化中酝酿出来的。
阴阳思想传到中原后，在儒家经典中多有传述与发挥。
依据现存史料，阴阳思想可以说最早表现于《周易》，虽然《周易》本文中并不见阴阳的字样，但它的卦爻作“－”和“－－”的排列，正反映出阴阳之义。
五行说最早出现于《尚书·洪参见金开诚、舒年范》，说五行是上帝赐给夏禹的。
《周易》是商以后的东西；而《洪范》从各方面研究来看，它大约出自战国人的手笔。
因此，阴阳、五行思想虽然不可详考其发生的时代，但其成为系统的学说始自战国似乎已可做定论。
战国时代对阴阳的相互作用作了较多探索，也有了相当丰富的认识，概括起来看有两种作用：“合”与“和”是一种作用，“摩”与“争”又是一种作用；前者是相互协调的作用，而后者是彼此抵触的作用，两种作用的结果都产生新的物类或事象。
“五行”之间的关系和作用，古人概括为“生”与“克”两种情况：“生”是指生发、促成、助长等作用，“克”是指克制、约束、扑灭等情况。
“生”的模式是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生木；“克”的模式是金克木，木克土，土克水，水克火，火克金；另外，“五行”的任何一行，都与其他四行发生“生”或“克”的关系。
阴阳说与五行说相互结合，论者一般认为在战国时代；而齐国人邹衍（前３０５—前２４０）则是将二者结合起来的始作俑者。
原来具有朴素唯物主义观点的阴阳说和五行说，经邹衍结合加以改造后，被重重地涂上了天人感应、天道循环论的迷信色彩，发展成为系统的阴阳五行说。
战国时期诸侯争雄，混战不已，号称“大争之世”，阴阳五行说的应运而生与当时的政治形势紧密相关。
按照邹衍的说法，人的各样活动，都和阴阳五行相应，并且相互影响，由此还引起各种祥变化；人间做天子的一定要得到五行中的一德，于是上天显示其符应，他就安稳地坐上了龙位；而当他的德衰了，有在五行中得到了克前一德的另一德者，就起而代之，这样照着五行的顺序运转下去，便是历史上的朝代更替。
很明显，邹衍对五行说最重要的改造就是把原来仅具对物质世界一般事物分类意义上的五行和政治意义上的五德相配合，因此，邹衍的学说实际上称作“五德终始说”。
顾颉刚指出它是当时帝制运动下的产物，看来正是基于此的。
邹衍及其徒众们大肆宣扬这套“五德终始说”，并拿出了“铁”一般的“证据”。
他们认为黄帝得到了五行中的土德，上天就显现了黄龙地（即大蚯蚓）之祥，所以他就做了王，他的颜色尚黄，制度尚土。
其后土德衰了，在五行中克土的是木，所以禹就据木德而兴，他得到了草木秋冬不杀的祯祥，建立了木德制度，颜色尚青。
此后汤以金德克夏木，建立了商的金德制度，它们也各有自己的表德符应和制度服色。
邹衍及其徒众们排好了五德顺序，定下五德法典，把古代帝王一一嵌入，成了一部有规律的王朝更替的历史。
但是，从《史记·孟子荀卿列传》记载来看，邹衍周游北方各诸侯国，宣扬他的学说，虽然受礼极尊，然而“王公大人初见其术，惧然顾化，其后不能行之”，结果仅仅“空谈”而已！
但是，从秦相吕不韦门人所著《吕氏春秋》中保存的大量阴阳五行观点来看，阴阳五行说在秦国的境遇要好多了。
及秦朝一统天下，五德终始说终于第一次派上了大用场。
秦始皇认为“寡人以眇眇之身”，使“六王咸伏其辜”，因此要“更名号”“称成功”“传后世”。
秦始皇理所当然地建立了他作为真命天子的一套制度。
按照五德终始说，周得火德，秦代周，应为水德。
可是，上天总是不显现秦代周火德的水德符应。
于是，有人对他说，从前秦文公出猎时就获得过一条黑龙，可见水德的符应早在五百年前就已经出现了。
秦始皇听了十分高兴，就按照“五德终始说”，利用邹衍的法典，定出了秦的水德制度：（一）以十月朔为岁首，“朝贺皆自十月朔”；（二）色尚黑，“衣服旄节旗皆尚黑”；（三）数以六为纪，如符、法冠皆六寸，舆六尺，步也是六尺，乘是六马；（四）更名黄河为德水，“以为水德之始”；（五）行政“刚毅戾深，事皆决于法，刻削毋仁恩和义”。
顾颉刚称秦的这套水德制度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用了五德终始说而制定的制度”，邹衍创立的阴阳五行说在秦始皇更名号称皇帝的政治需要下，在秦统一后，正式登上了历史的政治舞台。
阴阳五行说在发展过程中，同任何一种学说一样，不可避免地要发生“嬗变”。
其中嬗变出的最重要的一种学说是“三统说”。
三统说认为，历代帝王被分配在黑、白、赤三个“统”里，如夏为黑统，商为白统，周为赤统，周以后又轮流为黑统了。
三统次序循环，也各有自己的制度。
三统说还认为，孔子看到周道既衰，想成立一个新统，可是他只有其德而无其位，仅能做一个“素王”，因此他托王于鲁，作《春秋》，把手定的制度垂诸空文。
三统说理论和五德说大同小异，但是由于二者数目不同，循环周期也不同，所以彼此多相抵牾。
因此，后世王朝在改制过程中实际上都是把这两种矛盾的学说硬糅合在一起。
二、土德制度的建立及其内容
欲传之万世的秦王朝并没有因为水德的保佑而传诸万世，反而仅仅只经历十五年，二世就败亡了，继之而建立的是刘氏的西汉王朝。
但是，西汉王朝“亦自以为获水德之瑞”，在从汉高帝到汉武帝初期的近百年时间内仍“袭秦正朔服色”，承继了秦的水德制度。
对于沿用秦的水德制度，一直招到许多人的反对。
首先是伏胜对汉承秦的正朔表示不同意。
他明确指出，夏代以十三月（即正月）为正，色尚黑，以平旦为朔；殷以十二月为正，色尚白，以鸡鸣为朔；周以十一月为正，色尚赤，以半夜为朔。
三统者所以统天下，“夏以孟春为正者贵形也”。
也就是说伏胜主张三统说，要汉行夏正，以孟春（即正月）为岁首，而不是以秦的十月为岁首。
当然，伏胜的主张没有什么结果。
到汉文帝刘恒即位，西汉王朝已经建立二十六年了，史载当时“天下和洽而固”，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
于是便有人根据五德始终说正式提出了改汉水德为土德的问题。
第一个提出改制建议的是洛阳少年贾谊。
文帝前元元年（前１７９），贾谊上书提出了一整套“改正朔、易服色、法制度、定官名、兴礼东”的改制方案。
尽管文帝十分赏识他的才华，也确实按照他的意见对某些律令有所“更定”，但无奈当时文帝刚即位，朝内旧有的功臣势力很大，如绛侯周勃、丞相灌婴、东阳侯张相如、御史大夫冯敬等都不断向文帝施加压力，以为贾谊“年少初学，专欲擅权，纷乱诸事”，再加上文帝也自认为改制未当，于是“天子后亦疏之，不用其议”。
贾谊的改制方案不但未施行，就连他本人也被贬至边远的长沙国做了个无权的太傅。
时隔不久，一代才子贾谊便郁郁而亡，年仅三十三岁。
继贾谊之后提出改制建议的是鲁人公孙臣，可他的运气并不比贾谊好多少。
文帝前元十四年（前１６６），公孙臣上书说，秦为水德，汉受秦，则当为土德，土德的征兆是出现黄龙，故宜“改正朔，服色上黄”。
他的建议一提出来就立即遭到了坚持袭秦水德的张苍（此时已为丞相）的反对。
张苍认为“河决金，是其符，年始冬十月，色外黑内赤，与德相应”。
所以，公孙臣的建议不但未被采用，他还遭到了罢免。
但是，第二年春，大概有人在成纪（今甘肃秦安北）发现了一条黄蛇，于是便纷纷传说见了“黄龙”，似乎土德之应的“黄龙”果真出现了。
文帝也赶紧招回公孙臣，“拜为博士，与诸生申明土德，草改历服色事”。
而那位坚持水德的丞相张苍却为此自黜辞职了。
眼看改土德制度即将实现，可关键时刻却节外生枝。
同在这一年，赵人新垣平以善于望气为文帝召见，极受赏识，被拜为上大夫，赐累千金。
文帝还让新垣平与博士诸生根据《六经》作《王制》，谋议巡狩封禅事宜。
也就是说，不但要改正朔易服色，而且还将举行巡狩封禅大礼。
但是不久，却有人上书告新垣平所言全为欺诈，新垣平惧怕被诛杀，因而谋反。
文帝发现后灭其三族。
从此，文帝对改制之事再也不感兴趣了。
这样，连同公孙臣发起的改制活动也被搭了进去，改制之事再遭挫折。
汉代改制的最后实现，还是在天之骄子汉武帝时候。
武帝即位时，汉兴已经六十多年了，天下太平，国富民强，而且“绅之属皆望天子封禅改正度”。
连这些人都期望汉武帝封禅、改正度，说明改制活动在当时已经有了比较坚实的基础。
而汉武帝又是一位好大喜功的皇帝，因此，凭着汉家王室的全盛时代，他便召集赵绾、王臧等辈儒者做公卿，在长安城南立明堂以朝诸侯，又草巡狩、封禅、正朔、服色诸种制度。
改制之事在紧锣密鼓、有条不紊地进行着。
然而，汉武帝的祖母窦太后却只喜欢黄老之言而不爱儒术，她便借一点小事把儒生赵绾、王臧下了狱，赵、王二人遂自杀。
自此，改制之事又全然付诸东流。
但是，汉代改制的总趋势却并没有因此被遏止，而是以不可阻挡的步伐向前迈进着。
汉武帝建元六年（前１３５），窦太后去世，汉武帝改制道路上的最后障碍消失了。
只过了半年，汉武帝便诏举孝廉，更广泛地吸收儒生参政，商讨各项改制事宜。
只是此后十几年中，汉武帝忙于武功，征匈奴讨南越，无暇文治，改制之事因而拖了又拖。
所以，即使济北王早就把其封地内的泰山献出来了，但汉武帝还是没能抽身去行封禅大礼。到了元封六年（前１１０），汉武帝终于登上了泰山，行了封禅大礼。
又经过五年的筹措，到太初元年（前１０４），各方面准备工作全部就绪后，汉武帝正式宣布改变原来承继秦的水德制度为新的土德制度，改制最终真正实现、完成。
改制之后的汉的土德制度，同原秦水德制度很不相同。
现据《史记》《汉书》
有关记载，将汉武帝改制后的土德制度内容列表如下：
制度项目
土德的规定正朔
正月朔（建寅）服色
上黄度数
以五为纪音律。
上黄钟也就是说，新的土德制度以正月为岁首；服色上黄；数用五，官名的印章都改为五个字，如“左丞相印”改为“左丞相之印”之类；音律上黄钟。
改制的这一年（前１０４）改元为太初，称太初元年。
细心的读者会发现，汉武帝改制之后所实行的土德制度中的正朔一项，按照五德终始说推断颇有问题。
因秦既建亥，那么汉要么建戌（以“戌、亥、子、丑、寅”为次而逆数之），要么建卯（以“亥、子、丑、寅、卯为次而循环之），为什么却偏偏建寅了呢？
上文我们曾论及了由五德终始学而嬗变出的三统说。
汉武帝的改制正是把五德终始说和三统说这两种有矛盾的学说凑合在了一起，即用了五德说中的土德的服色、度数和音律，而用了三统说中的黑统的正朔（建寅），所以汉土德制度中正朔建寅。
当时参与改制的核心人物倪宽、司马迁等对五德说和三统说都有信仰，加之此时又改革历法，因而才出现了这种情形。
至此，汉代的土德制度终于确定下来了。
汉初以来近百年的改制悬念终告解决。
好大喜功的汉武帝终于释然了，飘飘然仿佛受命于上天而成为真命天子。
不过，有几个与汉武帝改制相关的问题需要在此向读者作出交代——其一，汉武帝的改正朔解决了当时历法与天象相矛盾的问题。
汉初百年中所用的《颛顼历》此时已完全背离实际，如每逢晦朔却偏偏看见月亮，上弦下弦不见弯月而是圆月等等，弄得民众莫名其妙。
经师们亦有“孔子传《夏小正》”及“孔子用夏时作《春秋》”等传说，希望把历法改得与夏历一致。
而这次改正朔乃是唐都、落下闳等一班天文学家精密推算的结果，所以实际上解决了当时历法与天象不一致的问题。
其二，改制中的改历之事与史圣司马迁息息相关。
此事实际就是司马迁等鼓吹起来的，新的历法也是他和几个天文学家合定的。
他因为做了这件事而非常高兴，以为周公死后五百年而有孔子，定出了许多制度；孔子死后五百年而有他，又定出了许多制度；所以他可以直接承继孔子的道统了。
也就在那一年他开始作《史记》
以继孔子的《春秋》。
最后，汉武帝改制中所定的《太初历》以建寅之月为正月，一直沿用到１９１１年，影响至深。
１９１２年，新建立的“中华民国”改用公历后，其仍以“农历”的形式存在。
